《論語·述而》第七,等於是《學而》這一篇的注解,並且連帶發揮前麵六篇的內涵,引申了學問之道。述,即是敘述、記述的意義。


    一肩挑盡古今愁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我們研究孔子思想,知道孔子自己很謙虛,他說我述而不作。什麽叫述?就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保留傳統的文化,就所知道的,把他繼續起來,流傳下來,好比現在說的,散播種籽,沒自己的創作,不加意見。


    孔子的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等六經文化的整理,隻是承續前人,並沒有加以創作。但是他有個態度,信而好古,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證過的真信。譬如我們中國第一部曆史文獻的《書經》,也叫做《尚書》,第一篇是從《堯典》開始,難道堯以前沒有曆史了?當然有,我們自己都曉得,講祖宗文化從黃帝開始,黃帝到堯這個階段,曆史還有一千多年。中國文化五千年,是從黃帝開始數起,黃帝以前再推上去,如果照我們舊的說法,認為中國曆史是有十二萬年之久。以前曆史是十二萬年,哪知道後來年紀大了一些,進了洋學堂,就變了,變作五千年文化,再後來又變成隻有三千年了,我看將來,說不定會變成隻有一千多年了,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文化越來越短了!


    孔子當時刪詩書,為什麽《尚書》將堯以前的刪除呢?因為堯以前的文獻不夠,他不敢輕易斷言,所以曆史資料的文獻,自堯這個階段開始。他在這裏說自己“信而好古”,就是說明他作學問的態度,實在非常相信而喜歡傳統的文化,把它保留下來。我們看了他自述的這八個字,再看現代的學者作學問的態度,恰恰相反,我們現在是作而不述,專門創作,而且寫文章,是千古文章一大抄,在於抄得好抄不好。過去寫文章,如加“子曰”就表示這句話是引用孔子的。現在叫保留他的著作權,古人不是權不權的問題,如作詩,作到與前人同一個句子了,就在下麵寫明“借句”或“借××人句”。


    寫文章如果引用古人的話,或孔子的話,或蘇東坡的話,任何人的話而沒有寫明,一定被老師或家長責備:“你這個孩子,怎麽搞的,不道德!”現在的著作,會偷人家的,非但不說明引用人家的,甚至於有很多的是全盤盜印。這種事,我親自經曆過的,我一本書已經被盜印三次,我還鼓勵那個出版商,說非常歡迎他盜印我的書,因為我在後麵加了一行字:“為了修正起見,暫時保留版權。”我不想我的兒女將來靠我的著作吃飯,如那樣沒有道理了,著作的目的,要使世人懂得,我何必保留他。


    還有一次,有一個人申請獎學金,作了一篇論文要審查,傳到我手裏,我打開一看蠻好,沒有看完,先交給學生替我看看,並要他提點意見給我,他看了以後笑了,他說:“老師,全篇是你的。”核對一下,果然,一字不差,就是這個樣子“作而不述”。


    還有呢?專門疑古,對古代的文化不相信,於是好犯上作亂,尤其抗戰以前有些學人,現在講起來,真是該死,後來我們的思想一度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跟著日本人說,堯舜不是人,是中國人自己編的,堯是香爐,古代的香爐,舜是燭台,禹也不是人,是爬蟲,這是日本人故意侮辱我們的,我們的學者也都跟著這樣說。所以我們的文化到了今日這個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幾十年來大家疑古,隨便拋棄了傳統,拋棄了前人的經驗,輕視前人的學問,結果變成這個樣子,所以信而好古,是保持曆史人生的經驗,孔子對此,持以非常慎重的態度,實在了不起。


    可是他還謙虛地說“竊比於我老彭”。老彭是兩個人。老,是老子;彭,是彭祖,名彭篯,在古代的史料上,一般人說他活了八百年,是否有這個人,姑且不問,反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長命老人叫彭篯。孔子下麵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想向老子、彭篯看齊。這兩個人都是講傳統文化,而且是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態度。總而言之,他等於是自我幽默說:“我沒有什麽了不起,隻是一個老古董而已。”


    接著又說他作學問的態度和教學的精神,就是說明他自己人生的誌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學問要靠知識來的,這裏的“識”在古代文字中是與“誌、記、誌”字通用,所以“默而識之”這句話就是說:作學問要寧靜,不可心存外務,更不可力求表現,要默默然領會在心,這是最要緊的。


    “學而不厭”,他自己說作學問的誌趣永遠不厭倦,這在文章上讀起來很容易了解,乍看起來沒有什麽了不起,但深深體會一下,孔子的學問就在這裏。雖然非常平凡,但要知道世界上最偉大的就是平凡,能安於平凡是很難的,這也是“人不知而不慍”的引申。以自己的經驗來證明,假如發狠學一樣東西,肯下工夫去學習,最多努力一段時期,就不能繼續不倦的去搞了。所以一生能夠學而不厭,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像寫毛筆字、打太極拳,開始很有興趣,再繼續下去,到快有進步的時候,對自己的毛筆字,越看越討厭,簡直不想看;打拳也打得自己不想打了,認為學不好。這正是一個關鍵,是個進步的開始,可是大多數都在這種情況下厭倦的放棄了。因此,就覺得孔子這句話,的確了不起。


    另一點便是“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也是看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孟子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但是如果“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一苦也!”教育的事有時真使人厭倦不堪。尤其是現在青年的教育,從小底子打得太差了,幾乎必須要重新打基礎。所以一個真正的教育家,必須要有宗教家的精神,愛人愛世,須要有舍身飼虎、入海救人的犧牲精神才行,又像是親自施用換心術硬要把自己的東西,裝到他的腦子裏去的這種心情。但有許多學者有了學問,卻當成千古不傳之秘,不肯教給別人。


    孔子這三句話,表麵上看是很容易的,做起來就非常難。後世為人師表者,可以將這幾句話作成格言,在碰到厭倦的時候,提起孔子這幾句話,在肚子裏臉紅一下,馬上自己改正過來。孔子在接著這三句話之後便說:“何有於我哉?”翻成白話,便是說,我沒有什麽學問,隻不過到處留意,默默地學習中,我把它強記下來;求學問不厭倦;教人也不厭倦;但是除了這三點以外,我什麽都不懂,什麽都沒有。就是這個意思。可是這三點都是真學問,我們大家都很難做到,所以我認為這篇是第一篇《學而》的引申注解。


    夢中的憂樂


    接著是講為學與為政的道理。孔子對於時代風氣的衰變非常憂慮,所謂憂國憂民,他憂的是什麽?這裏說: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就此四項的內涵,已足以陳述孔子當時憂天下、憂國家、憂民族、憂文化衰頹變亂的心情。這種心情,到了現在,又壓在我們的心頭。孔子說,那個時代不得了,一般人不講修養自己的品德;隻講現實,不講求真正的學問。正像這個時代,教育盡管普及,可是人們都不喜歡讀書,甚至連買書都不願意。現在出的書都是小本,褲袋裏可以放的,不是讀書,是坐在公共汽車上摩擦,搞破就算了。不像我們以前讀書,要反複背誦的慎思明辨。現在的背書,並不是以所背誦的書成為自己的學問,而是作臨時應付考試之用,偶然也啟發了許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知道了很多的知識,過去是讀書,現在是看書,看過就行了,其實不深入。知識不一定就能成為學問。


    最可怕的是,聽到了義之所在,自己也知道這道理是對的,隻是自己的劣根性改變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線不對,又不肯改。為什麽不能改?時代環境的風氣,外在的壓力,自己又下不了決心,所以隻好因循下去。


    孔子說了他擔憂的四點:“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是每一個人和任何一個曆史時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亂的世局,任何一個國家社會,都可能有這四種現象出現,由此可見他的心情,所以說孔子是淑世——救世主義者。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怕亡國,因為亡國可以複國。隻要有決心,有勇氣,就能把國家光複回來,沒有什麽可怕。尤其我們這個民族與眾不同,曆史上已經有好多次複國的經驗,就是因為我們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國雖亡而文化猶存。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斷了,就會陷於萬劫不複。


    這裏所記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擔憂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後果。我們再看古今中外的曆史,一旦國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態存在,但已動搖了根本,難以翻身,這是一定的。猶太人雖然亡了國,他立國的文化精神,始終建立在每一代猶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來是空洞的,但它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曆史命脈,孔子在這裏不談國家政治而談人文文化,實際上這正是民族曆史的重點。國家天下,盡在其中。


    接連前麵兩節,說明孔子自處處人與作學問的要點,下麵就加上學生對孔子的描寫。根據上麵的話,我們看到孔子一天到晚憂世憂民,活得好苦。古人有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一個人即使活到一百歲,不是憂愁就是病痛,這個人生未免太慘了,通常人的壽命是六七十歲,但計算一下:十五歲以前不懂事,不能算;最後的十五年,老朽不堪,眼看不見,耳聽不見,也不能算;中間三四十年,一半在睡覺,又不能算。餘下來的日子不過十五年左右,這十五年中,三餐吃飯,大小便又花去許多時間,真正不過活了幾年而已。


    這幾年如果真正快樂還好,倘使“不在愁中即病中”,那麽在人生哲學上,這筆帳算下來,人活著等於零,夠悲慘的!如果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簡直活不下去。尤其像孔子,看得見的,憂國、憂家、憂天下;看不見的,還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他既要憂,還要管,如果這樣算起來,孔子這一生痛苦得很,實在受不了。果真如此,所謂聖人者,隻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而已。慢著!我們且看下麵說到他如何麵對這種憂患一生的平日生活情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這裏燕居的“燕”與“晏”相通,在文學上也叫“平居”,就是在家的日常生活,這裏說孔子平常在家的生活“申申如也”,很舒展,不是皺起眉頭一天到晚在憂愁。他修養好得很,非常爽朗、舒展,“夭夭如也”,而且活潑愉快。所以盡管憂國憂民,他還是能保持爽朗的胸襟,活潑的心情,能夠自己挺拔於塵俗之中,是多麽的可愛。但是他樂的是人生的平淡,知足無憂,愁的不是為己,為天下蒼生。因此下麵又引出孔子的一種心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大家都知道,在孔子以前,凡提到中國文化,必提到周公,因為自周朝建國以來的人文文化,都由周公一手整理而付諸實行。等於我們後世,一提到中國文化,便提到孔孟。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借用這句話,改說:“唉!我老了,很久沒有夢見孔子了!”孔子這句話,就是這種意思的感歎。如果解釋為他晚上睡不安穩,經常作夢,那是精神有問題,就不會“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是“苦苦如也!”精神好,身體健康當然不作夢,孔子的身體是健康的,所以這句話是形容和感歎之詞,意思是說現在的時代,亂成這個樣子,實在無法再挑起這副擔子。


    當然這隻是孔子的感慨而已,結果擔子還是挑下來了。夢不見周公沒關係,他到底很清醒的擔負起中國文化承先啟後的擔子。所以我們要注意孔子思想中究竟藏有些什麽精神,在第四篇《裏仁》中講到他的全副精神,這裏更清晰地提出來了。


    道德仁藝


    子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假如有人問,孔子的學術思想真正要講的是什麽?可以大膽地引用這四句話作答,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說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的目的,立己立人,都是這四點。關於這四點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後麵《泰伯》篇中孔子說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第一項所說的“誌於道”,又學個什麽道呢?一般人說孔子說的是人道,不講天道,因為天道渺遠,屬於形而上的範圍。究竟有沒有神的存在?生命是怎樣開始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這些都是屬天道。


    “天道遠”並不是說與我們的空間距離遠。如照現代觀念來說,更不合理了,目前到月球隻不過幾天的事,怎麽說遠?這個遠字實際上是高遠的意思,指距離人類的知識程度太遠。“人道邇”,人道比較淺近易懂。所以過於高遠的暫時不要講它,先把人們自己切身的問題解決了,再講宇宙的問題,一般人說孔子隻講人道,這是後代的人為孔子下的定義,事實上孔子並沒有這樣說,當時,隻有他的學生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見《公冶長》篇。根據子貢這裏的話,再看孔子在《易經》中所講的學問,他絕對懂天道——宇宙的來源。所以子貢便說,他講人道,我們聽得懂,他講宇宙的奧妙,因為我們的學問還不夠,實在聽不懂。


    因此孔子在這裏所講“誌於道”的“道”,我們不能硬性替它下一個範圍,說他隻講人道,不講天道。如果要研究孔子的思想,必須研究《易經》的《係傳》,他許多的重要思想,都表現在《係傳》中,有關形而上的學問,也在《係傳》裏。


    那麽孔子在這裏所說的道是什麽?我們可以很老實的作答:“孔子自己沒有下定義,所以我們很難替他下定義。”至於他在這裏講的“誌於道”可以列舉很多,證明他是懂得形而上道。由人生的普通行為——形而下開始,一直到最高的天地萬物的玄妙之道,他全懂。不過一般學生們程度不夠,他沒有偏向這方麵講,如果專講這方麵,孔子就變成一個宗教的教主了。盡管後人稱他為儒教教主,他自己在當時非常平實,不走教主的路線。


    根據原文“誌於道”,可以解釋為形而上道,就是立誌要高遠,要希望達到的境界。這個“道”就包括了天道與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這是教我們立誌,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至於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正如大家年輕時剛出社會做事,都立誌取得功名富貴。就以賺錢為目的來說,起碼也希望賺到幾千萬元。但立誌盡管立誌,事實上如今一個月隻賺幾千塊。如果因立誌幾千萬,隻拿幾千元,“不為也!”不願幹,回去好了!這說明立的誌能不能實現,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孔子說,作學問要把目標放得高遠,這是第一個“誌於道”的意思。


    “據於德”,立誌雖要高遠,但必須從人道起步。所謂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從道德的行為開始。換句話來說,“誌於道”是搞哲學思想,“據於德”是為人處世的行為,古人解說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顯的,孔子告訴我們,思想是誌於道,行為是依據德行。如果根據這裏的四點來分析《論語》中所講的道理,有許多都是“據於德”的說明。


    “依於仁”,已經說過,仁有體有用。仁的體是內心的修養,所謂性命之學、心性之學,這是內在的。表現於外用的則是愛人愛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愛,西方文化的博愛。“依於仁”,是依傍於仁,也就是說道與德如何發揮,在於對人對物有沒有愛心。有了這個愛心,愛人、愛物、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擴而充之愛全天下。這是仁的發揮。


    “依於仁”然後才能“遊於藝”。遊是遊泳的遊,不是遊戲的遊,在這裏我們要特加注意,遊戲的遊是“辵”旁,這裏是水旁的遊泳的遊,“遊於藝”的藝包括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


    孔子當年的教育以六藝為主。其中的“禮”,以現代而言,包括了哲學的、政治的、教育的、社會的所有文化。至於現代藝術的舞蹈、影劇、音樂、美術等等則屬於樂。“射”,軍事、武功方麵。過去是說拉弓射箭,等於現代的射擊、擊技、體育等等。“禦”,駕車,以現代來說,當然也包括駕飛機、太空船。“書”,文學方麵及曆史方麵。“數”則指科學方麵的。凡是人才的培養,生活的充實,都要依六藝修養,藝絕不是狹義的藝術。原來繪畫是文藝,現在美術卻與文藝分開,越分越細,但也越分越窄。有人說科學分得如此細,走向一種病態了。舉例來說:有人鼻子不通去看醫生,鼻科醫生說也許受牙齒的影響,先到牙科檢查,然後放射科、神經科、心電圖各種查完,再回到原來的鼻科。這時鼻科醫生對病人說,你找錯醫生了,我是專門治左鼻孔的,你是右鼻孔不通,要找那一邊的醫生。這是用醫病來諷刺科學分類的過分。


    中國古代不這樣細分,凡屬六藝範圍的都是藝。人生對於道、德、仁、藝這四種文化思想上修養的要點都要懂。這四個重點的前一半“誌於道,據於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於仁,遊於藝”作為生活處世的準繩,是他全部的原則,同時告訴每個人,具備這些要點,才叫學問。


    如無高遠思想就未免太俗氣,太現實的人生隻有令自己厭煩。沒有相當的德行為根據,人生是無根的,最後不能成熟。如果沒有仁的內在修養,在心理上就沒得安頓的地方。沒有“遊於藝”,知識學問不淵博,人生就枯燥了。所以這四點統統要,後人對這四個重點都有所偏重,其實講孔子思想,要從這裏均衡發展。下麵一個問題來了:


    孔子的學費問題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嚐無誨焉!


    從漢朝開始,對“束修”的解釋都是學費,好像孔子也在開補習班。他說,凡是在這裏繳了學費的,我沒有不教。當然繳了學費要教!教育和買賣一樣,尤其當前教育完全是商業行為。有一次在大學教書下了課,和一位著名的老經濟學家在等交通車,天快下雨了,我叫計程車邀他一起坐回家。閑談起現在的學校,對教書的人這樣待遇,簡直是商業行為。這位經濟學家說我外行,他說商業行為是主顧至上,學生是主顧,我們也是主顧,學校根本沒有把我們主顧照拂好,才不是商業行為呢!我問他那又是什麽?他說是官僚作風。這是講到現代的教育製度,完全西化了,的確是商業行為。以前中國的教育製度,師生之間,如父子兄弟,負一輩子的責任。現在這個責任沒有了,知識成了貨品,與我們原來的教育製度、教育精神不同。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現在再來說束修這個字。古代不說學費說束修,但束修又是什麽呢?束就是用繩子捆攏來為一束,修同脩,就是臘肉。古代到老師那裏求教,學生當然要贄敬。古代的贄從貝,貝即貝殼。我們的老祖宗漢民族,居住在中原地帶,貝類很少,物以稀為貴,所以用貝當作貨幣流通。因此在古代凡是與財物有關的字,如寶,如財,都從“貝”。有人說,古代朋友的“朋”字,就是兩串貝殼的象形,就含了“有酒有肉皆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的幽默了。


    以前的人,拿了貝殼去見長輩,表示敬意,稱為贄敬,這是一種禮貌。但古人把這一節解釋為:“孔子說,凡是付了束修的,我沒有不教。”這種說法,我始終懷疑,我認為“自行束修以上”這句話的重點要放在“自行”兩個字上。如果真的是向孔子繳一捆臘肉,何必說自行,不說自行,就說自繳也可以。我想古人的解釋有點問題,也許是我把孔子說得比較好一點。我的朋友和我說笑話,說我把孔子說得那麽美,孔子不會想夢見周公,有一天我如夢見孔子,他一定會向我道謝。這真是笑話。


    依我的看法,問題在自行兩個字,自行束修是自行檢點的意思,如果說束修是臘肉,孔子三千弟子,哪裏吃得了這許多臘肉,放也沒有這樣大的地方來放,還有孔子的學生中如顏回,連一個好一點的便當都沒有,哪裏來的臘肉送給老師?而孔子不但教他,並且以他為最得意的學生。


    我認為孔子這句話的思想是說,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檢束自己而又肯上進向學的人,我從來沒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這是我和古人看法所不同的地方,所謂自行束修,就是自行檢點約束的意思。


    刺激和誘導的教育法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這裏是說教育方法的原則。所謂“憤”,就是激憤的心情。對於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憤心理的一種。如有一件事,對學生說,你不行,而他聽了這句話,就非行不可,這是刺激他,把他激憤起來。“啟”就是發,在啟發之前,先使他發憤,然後再進一步啟發他。


    這種教育方式,有一個很好的例子:相傳清代名將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子弟,幼時非常頑劣,他父親前後為他請了好幾個老師,都被他打跑了。後來沒有人敢去應聘教他,最後有一個老師是隱士——有說是顧亭林的兄弟,顧亭林雖然一生不做清朝的官,從事反清的地下活動,但為了同胞的福祉,還是叫別人出來做些事——自願任教。年羹堯的父親說明自己兒子的頑劣,老先生說沒關係,唯一的條件是一個較大的花園,不要設門,而且圍牆要加高。就這樣開始教了,年羹堯最初想將這位老師打跑,不料老先生武功很高,打又打他不著,卻什麽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運用他高強的輕功,一躍出了圍牆,在外逍遙半天,又飄然跳了回來,年羹堯對這位老師一點辦法都沒有。老先生有時候吹笛子,吹笛是可以養氣的,年羹堯聽了要求學吹,於是利用吹笛來使他養氣,這才開始慢慢教他。後來老先生因為有自己的私事,一定要離開,臨走時說,很可惜,這孩子的氣質還沒有完全變過來。雖然如此,年羹堯已經夠得上是文武雙全了,所以後來成了平藏的名將。而他以後對自己孩子的老師,非常尊敬,同時選擇老師也很嚴格,有一副對聯:“不敬師尊,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就是他寫了貼在家裏的。這個故事,可說明孔子所說教學的原則,必先刺激他的思想,使他發憤,非要有堅強的求知心,才能啟發出他本有的智慧來。


    第二就是引起他的懷疑,“悱”就是內心有懷疑、不同意。譬如說古人這樣講,就告訴他這值得考慮。孔子所謂“當仁不讓於師”,韓昌黎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老師不一定完全是對的,不是光靠服從接受便行,如果呆板的接受,學問會越來越差的。多懷疑就自然會去研究,“發”就是研究。


    “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而且要多方麵看。一桌四角,講了一角,其餘三角都會了解,那麽他可以回來,“複也”就是回來。回到哪裏?回到思想智慧的本位,就是回到自己智慧的本有境界。所以在教育方麵,一定要激發他憤、悱的求知欲。我們看兒童的教育,有的孩子,對什麽事情都不服氣,而做家長的,總是希望孩子服氣,尤其老一輩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經驗看得非常重要,希望孩子接受。實際上要使孩子服氣,接受上一代的經驗,在教育方法上,必先使他能憤、能悱才行。再引一個不倫不類的故事來說明:


    清乾隆時代,有一位世代書香的大員,有個兒子,文學很好,但不成器,行為不檢點。一年,給這孩子五百兩銀子上京考功名,結果他到了京裏,把五百兩銀子在妓院中花光了,被老鴇趕出來,剩下一身病,骨瘦如柴。回到家裏,老太爺知道了,氣得要把他打死,但一檢閱他的行李,發現有他寫的兩句詩,老太爺一看,笑了。想想五百兩銀子值得,這個孩子在文學上很有心得。以文學的觀點來看,這兩句詩的確很好!原句是:“近來一病輕如燕,扶上雕鞍馬不知。”這是古人對文學的推崇。如果是現在,科學搞不好,光作兩句詩,不把父母氣死才怪。我們舉這個例子,也可說明“憤”與“悱”的一隅道理。下麵是講一個人的領悟力,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有些人讀書學習很用功,但是領悟力不夠,充其量,隻能成為一個書呆子。譬如拿研究曆史來說,最低限度,也是為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了解前代的事情,和現在的事情原則差不多,道理是一樣,隻是發生的時代不同,地區不同,現象兩樣而已。所以多讀曆史,能夠舉一反三,就可前知過去,後知未來。否則,白讀死書,“則不複也”。學識又有什麽意義呢?


    千古艱難唯一死


    講了孔子教育方法的原則原理,就講到: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嚐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這是講孔子對於養生送死的禮非常重視。他去了喪家,吃飯從來沒有吃飽過;在這一天哭過了,心裏頭難過,絕對不唱歌的。這很簡單,不但孔子,我們也一樣。這有什麽了不起,為什麽這兩句話放在這裏呢?這句話看來很平常,但其意義是說明孔子對生死的大問題很重視。古今中外,宗教、哲學、科學都在追究這個問題:生命從哪裏來?往哪裏去了?死了以後還有沒有?是否如過去所講有再生之說,死了以後還會投胎?後來又加上來自印度、埃及的學說,認為人死了再投胎不一定做人,做什麽決定於前生的道德善惡。所謂輪回、三世因果,這是佛家的思想。西方也是一樣,基督教也有這樣的思想,人死了以後,等到世界末日來臨時,靈魂還會複活,接受上帝的審判。複活豈不是再生?這是一樣的道理,不過不如東方說得詳盡而已。這是古今中外一個大問題。所以孔子對於生死的事情,非常重視。這兩句話,沒有放在專門講孔子的生活習慣和生活現實的《鄉黨》篇中,而放在這裏,是為了連接引出下麵的道理。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子有一天對顏回說,時代、國家如果用得到我,就出來為國家、天下做事;如時代、國家不需要我,就退隱,自己藏起來。藏在哪裏呢?譬如蘇東坡的詩說:“萬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好,尤其適合現在這個時代,古人是要隱藏到山林中去,現在用不著,隻要住在公寓房子裏,把門一鎖,死了都沒人知道。孔子還說,這樣的情形,隻有我和你顏回兩人可以做到。因為顏回在孔門是道德修養最好的學生,至於其他的三千弟子,相形之下,就遜色多了。實際上也真的是很難,我們再體驗一下,用之不一定能夠行。假如說目前這個環境,把基辛格一流的人都拿下去,要你出來,行不行是個問題。時代不需要你的時候,你能不怨天,不尤人,默默無聞的活下去,這也做不到。一個人總有自己的牢騷,尤其知識分子們總認為:“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假使讓我出來,比諸葛亮還更高明。所以沒有完全認識自己,隱退是很難的,因此孔子對自己得意的弟子顏回說:“隻有你我兩人才做得到。”


    把全篇首尾連貫起來,排成一個師生講論的場麵,由上麵一節的說話,第一個不服氣的又是子路,他忍不住開腔了: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路倒有自知之明,講“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一套修養,自己是不行,所以他說:“老師!假使你打仗,你帶哪一個?你總不能帶顏回吧!他營養不良,體力都不夠,你總得帶我吧!”——文章中的三軍,不是現代的海陸空軍,當時還是車戰,中軍、左軍、右軍稱為三軍。——孔子聽了子路的話笑了,他罵子路,像你這種脾氣,要打仗絕不帶你,像一隻發了瘋的暴虎一樣,站在河邊就想跳過去,跳不過也想跳,這樣有勇無謀怎麽行?而且一鼓作氣,看起來蠻英勇,死了都不後悔,這種作法是冤枉去送死。子路這樣的勇,不是大勇,孔子的學問中,智、仁、勇三個字是相連的,真正的大勇,一定有智有仁;真正的仁,一定有智有勇;真正的智,也一定有仁有勇,三者不能分開的。孔子說,一個統帥的修養,一定要做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臨事而懼,並不是怕事,而是說任何一件事到手上,開始時就是怕會失敗,所以要考慮周詳,不自作聰明;到事情終於來了,則“好謀而成”,不怕了,必須用智慧,各方麵都設想周到,促其成功,這才是統禦人才的基本修養。


    男兒到此是英雄


    因此而引出孔子自己的表白,說明他對立身處世的態度: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這是孔子有名的話。在《論語》上是“富而可求也”,但在《史記·伯夷列傳》上,司馬遷引用孔子的話是“富貴如可求也”,還多一個“貴”字。這也是一個問題,古書上這些小問題,讀書時也要注意到。我認為《論語》的記載比較對,應該沒有“貴”字,因為《尚書·洪範篇》上講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便沒有“貴”字。我們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富貴兩字往往連起講,富了自然就貴,不富就不貴,富更重要,所以在這裏富字應該已經包括了“貴”字而說的。孔子認為富是不可以去亂求的,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來,就是替人拿馬鞭,跟在後頭跑,所謂拍馬屁,乃至教我幹什麽都幹。假使求不到,那麽對不住,什麽都不來。“從吾所好”。孔子好的是什麽?就是下麵說的道德仁義。真的富貴不可求嗎?孔子這話有問題。中國人的老話:“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小財、能節省、勤勞、肯去做,沒有不富的;既懶惰,又不節省,永遠富不了。大富大到什麽程度很難說,但大富的確由命。我們從生活中體會,發財有時候也很容易;但當沒錢時一塊錢都難,所以中國人說一錢逼死英雄漢,古人的詩說:“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在窮的時候,真的一碗飯的問題都難解決。但到了飽得吃不下去的時候,每餐飯都有好幾處應酬,那又太容易。也就是說,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但命又是什麽東西?這又談到形而上去了,暫時把它擺著。


    現在孔子所謂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辦法”,如果是違反原則去求來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話中便有“可求”和“不可求”兩個正反的道理,“可”與“不可”是指人生道德價值而言。如富可以不擇手段去求得來,這個富就很難看,很沒有道理,所以孔子說這樣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話,我早去求了。但是天下事有可為,也有不可為,有的應該做,也有的不應該做,這中間大有問題。如“不可求”,我認為不可以做的,則富不富沒有關係。因為富貴隻是生活的形態,不是人生的目的,我還是從我所好,走我自己的路。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孔子平常非常小心注意的事:齊、戰、疾三件事情。古代齊齋同義,清心寡欲謂之齋,古人在舉行國家大典或祭天地祖宗的時候,便要齋戒。所謂齋戒沐浴就是清心寡欲,並不像現在的人,稱吃素為吃齋,這個錯誤在習慣上已用了一千多年,不必改它了。古代的齋是內心的修養,要著重氣質的變化,在《禮記》中變化氣質第一步功夫,就是要“齋心”,“毋不敬,儼若思。”現代的語匯,就是心理的淨化,所以孔子對“齋”是最謹慎,最小心的。


    其次是對戰爭,我們講軍事哲學思想史,經常也引用到孔子的話。他不是不懂軍事,而是對軍事哲學的理論很高明,隻是平常不輕談戰爭。


    第三疾:是指衛生、保健的事,這是養生之道,他非常注意自己身體健康。所以齋、戰、疾是他特別小心的事。


    孔子生活習慣的事,為什麽記載在這裏?前麵說過,這一篇等於是第一篇《學而》的解釋、發揮,下麵便講到: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韶是古代一種音樂的名稱,是三代以上的舜樂。孔子聽了這個音樂,三月不知肉味。有人解釋“三月不知肉味”說孔子在這一段時間吃素。當年五四運動,人們根據這句話,說孔子窮得連肉都吃不起。實際不是這個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孔子聽了韶樂以後,心境之寧靜,思想之專一,吃飯的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吃飯,欣賞韶樂到了忘我的境界。這也是描寫古代的音樂好到如此程度。所以孔子感歎,上古時代音樂的境界,有我們所意想不到的高明。


    南麵王不易也


    講了孔子內心的修養,和教育弟子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情況,給我們一個榜樣以後,下麵就提出問題了。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孔子周遊列國時,各國都排斥孔子,生怕他有意奪取政權,唯有在衛國的時候,衛靈公、南子、一般大臣,都對孔子很好,尊敬他,照顧他。所以當時大家都懷疑他,甚至孔子自己的弟子,聽了太多的謠言,也起懷疑,像冉有,有一天就說,我們老師真想做衛國的國君嗎?當然,他不是不讚成,老師真幹了,他也會上來幫忙的。子貢聽了便說,好!我去問他。這時孔子受的謠言大概很大,所以子貢也不先下斷語,隻說“將”要去問老師。但是人與人之間的談話,是一門很高的藝術,子貢問話的高明該學一學。他絕沒有一進去就:“報告!老師,你要不要當國君?”他受過憤啟悱發的教育,真是一個大外交官,說話非常漂亮,絕不問正題。他問孔子,老師,你看伯夷叔齊是什麽樣子的人?孔子說,那是了不起的,古代的賢人啊!子貢說,老師!他們兩人,為了信守仁道的節操,不肯當國君,在首陽山飯都不吃,餓死了,你看他們到最後,會不會埋怨?後悔不後悔?孔子說他不會埋怨的。立定了誌向,為達到最高道德的目標,寧願餓死,求仁得仁,有什麽可埋怨的?子貢聽到這裏,不需要再問老師想不想當國君,馬上就出來了。對冉有說,老弟你放心,我們的老師不會做這種閑事。子貢問了當皇帝的話沒有?他沒有問。但問到了正題沒有?絕對問到了。這就是值得效法的談話藝術。


    講到這裏,下麵就剛好把孔子自己的一段感歎接上去,作為解釋,恰到好處。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這是孔子最有名的話,而且在文學境界上,寫得最美。孔子說,隻要有粗菜淡飯可以充饑,喝喝白開水,彎起膀子來當枕頭,靠在上麵酣睡一覺,人生的快樂無窮!舒服得很!就是說一個人要修養到家,先能夠不受外界物質環境的誘惑,進一步擺脫了虛榮的惑亂,乃至於皇帝送上來給你當,先得看清楚應不應該當。有了這個修養,才可以看到孔子學問修養的境界。人生的大樂,自己有自己的樂趣,並不需要靠物質,不需要虛偽的榮耀。不合理的,非法的,不擇手段地做到了又富又貴是非常可恥的事。孔子說,這種富貴,對他來說等於浮雲一樣。孔子把這種富與貴比作浮雲,比得妙極了。並不是如後世認為像天上的雲,看都不要看一下。唐詩宋詞,作流水浮雲的作品太多了。在孔子當時,很少用到。我們要注意到,天上的浮雲是一下子聚在一起,一下子散了,連影子都沒有。可是一般人看不清楚,隻在得意時看到功名富貴如雲一樣集在一起,可是沒有想到接著就會散去。所以人生一切都是浮雲,聚散不定,看通了這點,自然不受物質環境、虛榮的惑亂,可以建立自己的精神人格了。


    在這裏,又插進孔子的一段話。孔子這裏幾段話,在什麽年齡說的,無法考證,不過弟子們編這部書,把他的觀念連貫起來,編得非常妙,成一整體,所以下麵就是說,孔子的目的在於學問。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根據這個話看起來,孔子總是在四十多歲,至多四十九歲說的。他說如果我能多活幾年,五十歲以後學《易經》——《易經》是古代的文化——把《易經》搞通了,人生就沒有大過了。“大過”也是《易經》六十四卦中一個卦名。從這個觀點來看,人生自己曉得真要求學問,大概都在這個階段,根據現代醫學,人類智慧發展得最成熟的時候,是五十歲開始,到六十歲這個階段,因此也證明蘧伯玉“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的話了。人多活一年,反省就多一年。人能知道過去的錯處就是了不起,所以孔子說這幾句話,應該是在這個時候。在這階段中,頭腦最成熟,真有資格求學問。


    下麵就講孔子的學問,除了《易經》以外,就是雅言,這是說孔子平常不亂說話的,他講話都是很高雅的,有所根據的。難道孔子土話都不講嗎?吃飯一定說:“飲食哉!飲食哉!”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孔子講的話,都有學問的根據,根據什麽呢?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中國傳統的文化,《詩經》、《書經》、《禮記》等等都是雅言,是上古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說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有根據的,足以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


    記載了孔子這些事情,歸納起來,下麵就另起一段: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葉公好龍”是曆史上有名的故事,他喜歡龍,在宮廷裏到處畫的雕的都是龍,結果感動了真龍來現身,卻因此把他嚇死了。所以當時子張就曾經說過,他不是愛真龍,而是愛像龍一樣的東西。而後人把這個故事,當作浮華不實的比喻。葉公有一天問子路,孔子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子路沒有答複他。子路的不答複,非常高明,因為站在子路的立場,他實在不便說什麽。同時孔子這樣偉大的人,真的教人不知從何說起,就是說了,葉公也未必能了解孔子。但是,葉公走了以後,子貢就進去報告老師,孔子說你何不告訴他,我是一個為了發憤求學問,常常窮得沒飯吃,連自己肚子餓了,都無所感覺,而忘了人是必須吃飯的那種人;當學問上有所獲益,就快樂得忘記了憂愁,根本忽略了衰老的威脅。


    孔子這種為學的精神,也是我們要效法的地方。孔子的人生修養,是永遠年輕的,所以他的學問道德,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遠是進步的,隨時有新的境界。


    進步和退步


    下麵接著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這個文字很簡單,我們一看就懂了。如果以現在的觀念來說,就是孔子告訴學生或朋友們,我並不是生來的天才,是愛好傳統,靠勤敏而求得的學問。生來便能自知的天才真有嗎?那是一個問題。我們古史記載,如黃帝,如堯,都有生知的天才,不過後人並不相信。有一種天才是生而知之的。如唐代的白居易,生下來還是嬰兒,抱在奶媽懷裏,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認識“無”字,屢次試驗他,拿一本書叫他一指,都是指到“無”字。這種生而知之的事,照中國古代的看法,有很多人都很相信。因此蘇東坡說:“書到今生讀已遲”。這意思就是說,人的天分、智慧,大多是由前生帶來的。這就牽涉到現代科學正在研究的天才問題。所謂天才兒童,究竟是由血統遺傳來的?或者由另外一個未知的因素來的?或者是後天發展而來的?天才們往往特別愛好某些什麽。如果沒有注意這個問題,就不大會了解,如果去注意,就會發現很多資料。有人天生下來,就懂某一種東西,這是非常奇怪的。至於報紙上常報道的,某個孩子數學方麵有驚人的表現,或某一方麵有非凡的天賦,這還不算是真正的天才。另外確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如古書中說黃帝生而神靈。依現在的觀念而言,都說是曆史上捧人的假話。如果站在教育或心靈學的立場研究起來,的確有天才,世界上充滿了這些人,不過現代一般人不大注意這種事。孔子在這裏講的,是走平實的路子。他說,我不是生來的天才。“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這個敏字就是敏捷,包括了聰明與努力。好古是喜歡追求傳統的東西。


    講到好古,在這裏可以注意一下,中國人在近幾十年以前的幾千年當中,觀念上都認為今不如古。在曆史上許多地方,都引證古人的事例,充滿了對古人的讚美。而近世紀的觀念,引進了西方文化。從十六七世紀以後,西方文化有一大轉變,認為古不如今,越到後來,越推翻了前代,今天很可能是錯的,明天會更好,這就涉及到哲學上的一個問題了。究竟人類文化是進步,還是退步呢?照中國的,東方的看法是今不如古,人類曆史文化是退化,沒有進步。照目前西方文化的看法,是古不如今,古代永遠是落伍的,新的永遠是進步的。這兩種相反的看法,便在哲學思想上形成了一個問題。


    我們對此應先有一基本的認識。究竟什麽叫進步?什麽叫退步?須要先下一個定義。如果把中外古今的文化研究下來,就會得到一個結論。譬如說,現在整個時代,是科學文明的時代。十六世紀以後,西方科學文明刺激了工商業的發達、社會經濟的繁榮。而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又回過來刺激了科學文明的進步,形成一種循環性的刺激與發展。到今天為止,科學文明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但是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相反的給人類精神上帶來更多的痛苦與煩惱。


    這樣,將中西文化聯合起來加以研究,站在物質文明進步的立場,或者自然科學的觀點來講,明天實在比今天好;站在精神文化的立場來說,今天是比昨天差。


    其次,站在政治哲學的立場來講,不談現實,隻談理論。因為一切學問的最後,都須要哲學來做總結論的。譬如說,帝王政治、民主政治、獨裁政治、自由政治,所有各種政治思想和作法,在曆史上,都曾經出現過,但是誰能夠下一個結論說究竟哪一種政治體製是最好的?我相信這是無法下結論的。曆史上都有過,都看過,都經驗過這些政治製度,可是沒有人能夠肯定何者是絕對的好,何者是絕對的不好。藥物也是一樣,中藥有中藥的用法,西藥有西藥的用法。某種病用幾種不同的藥,相對的都可以治好,這也和政治哲學的道理一樣。所以究竟是古代的好或現代的好,也很難講。


    前兩天在大專聯考,有一個清寒學生,替人家補習,每月可賺六七千元。這兩天忙得滿頭大汗,天天提一個包包出去,看他家教學生的考試成績。後來告訴我,他教的學生都考上了。他是教得好,可是他說,他們×大社會係,發的中國史講義都是英文寫的,都用外國人的觀念看中國曆史。而且說中國在秦始皇以前,亂七八糟,是酋長製,到秦開始才算有中國。這個同學感慨說:“我看再過幾年,恐怕要說成漢代以後才有中國了。”聽了他的話,我不禁歎氣,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教法?這就是所謂最高學府嗎?他又告訴我,他問一個參加大專聯考的學生什麽是“四書”?這學生說不知道,老師沒教過。他說現在電腦考試題再辦下去,中國文化就完了。二十幾歲的大三青年,都感到中國文化快完了,這個問題可真嚴重。和他談到這裏,我就告訴他,中國文化的流傳問題,如何把這種子留下,要靠年輕的一代。二十年後,我們這一代死了,整個文化重任就落在你們身上,如何留下這文化的種子?現代講時髦的人,是不會要的。因此中國文化勢必衰落下去,直到衰落得沒有了,再回來找,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因為講到孔子的好古,我們今天就更警覺到問題的嚴重。孔子說自己不是天生就知道的,隻是他有一副好古的精神。我們今天講複興中華文化也好,保存中華文化也好,為後代著想也好,怎樣好古呢?就是承受傳統文化後,運用智慧,敏捷而勤奮地反省研究。再“敏以求之”,這才是認真的工作。孔子在這裏這樣說,表示他的成就,都從力學而來。這是他謙虛的話,也是他老實的話。任何天才,不加上力學是沒有用的,有很多人很聰明,但聰明的人往往不大肯力學,作學問不踏實,不能“敏以求之”,因此學問都是虛的。所以孔子這句話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作學問、作人、做事的基本原則,要“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不求就不行。


    這裏就是說孔子智慧的成就、學問的成就、作人的成就,都很平實,不是天才,再說他平實到什麽程度呢?


    聰明人的玩具


    子不語怪、力、亂、神。


    這四樣東西,是孔子所不喜歡多講,很少討論的事。因此在我們的觀念裏,孔子是很平淡的,很老實的作一個普通人。乾隆時代有名的才子袁枚,著了一本《子不語》的筆記小說,專門講神鬼等等奇怪的事。因為孔子不講而他要講,所以書名《子不語》。其他如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康熙時代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再加上王漁洋的《池北偶談》,都是清初幾個大名士、大才子的作品,充滿怪、力、亂、神的故事。就如現在,大家喜歡講鬼故事是一樣的。前幾天有一個英國專門研究靈魂學的博士來找我。現在研究靈魂學,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這門科學絕不能輕視。假定有一天,科學證明了死後靈魂的去向,許多宗教將成問題,站不住腳了。其次,唯物思想將被完全打垮,連影子都沒有。世界文化也將有一個大的變化。就是基於唯物思想,因而從事科學發明的,許多科學理論,乃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其他許多哲學上的觀點,都成了問題。


    另一個觀念:今天全世界是科學的時代,但我們站在政治哲學或人類哲學的立場,看這個時代的文化,則是充滿了怪、力、亂、神。一個時代到了衰落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滿了這四種氣氛。什麽是怪呢?多得很,如美國人的裸奔,中學生一二十人圍起來站著吸大麻煙等,全世界奇奇怪怪的事很多。報紙上刊登的許多奇聞,等於在提倡怪事。每登一次,就會引起效法者。像毀容案,以前幾乎沒有人知道這種殘酷的手段,自從報紙登了一次以後,接連就發生了許多同樣的案子。這是社會上“怪”的現象,遍地都是。“力”,西門町的太保打架,動不動刺一刀,電影上、電視上柔道、摔交、相撲的比賽,肌肉打得越響越好。在我們中國學武術,講武德的人看來,覺得好笑。“亂”,思想的紛亂,社會的變亂。“神”,加上神怪的事情。民間迷信的組織,新興宗教各個派係的興起,除了已被取締的鴨蛋教,以及正受注意的統一教之外,還有很多。現在新興的宗教性組織有四五十種,問題都很嚴重,有時令人懷疑那後麵會有什麽作用,這是社會工作者要注意的事。


    一個社會充滿了怪、力、亂、神,是項很嚴重的問題。我們自己反省,很難保證我們腦子裏絕對沒有怪、力、亂、神的思想。當我們遭受極大困難的時候,它就會出現的,至少會想到命運。我常說世界上最迷信的是知識分子,假如故意對一個知識分子說他氣色不好,他就馬上請你替他看相了。就憑這樣一點心理,於是發展出了怪、力、亂、神。他說他是科學家,但科學家更迷信。我說現代有一個大迷信,就是許多人迷信“科學萬能”。這也是同樣的嚴重問題。如果人的智慧到達了哲學的最高境界,怪、力、亂、神摸不進來了,才真是平實的人。孔子講仁道,也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我們不能輕易放過怪、力、亂、神這四樣東西。以這四個要點,來研究中國社會,可以看到充滿了怪、力、亂、神的事跡。每一時代、每一皇帝、每一政治措施,都靠這四個字作背景。尤其中國曆史上說及某某名人,後麵都有一樣神怪附會。譬如說曾國藩是蟒蛇變的;袁世凱是癩哈蟆變的;清代末年,好好壞壞的幾個大人物,被稱為西山十怪,前生後世,都有一套說法。盡管當時文字上沒有寫出來,但口語相傳,煞有介事。所以學問修養很難做到平實,不受怪、力、亂、神的影響。


    但在大學裏哲學係上課,有七八十個學生,真是奇怪。從前真正學哲學的不過三五人,而且出路很壞。一般人眼中,哲學家和神經病並聯在一起的。畢業後去找工作,總是被拒於門外。同時一提到哲學,又和算命看相聯想到一起。因為路邊測字攤的招牌,都是“哲學看相”、“哲學算命”,倒不如在哲學研究中,教了他們看相的學識,將來在招牌上寫道:“某某哲學係畢業看相專家”,豈不有趣?中國人有句哲學上的名言:“心思不定,看相算命。”凡是來看相的,你都批斷他要破小財,保險百分之百靈驗,準沒錯。可不是嗎?他看相白花了幾十塊錢,這不就破了小財?這就是怪、力、亂、神可以興風作浪的基本原因。真正的科學家,真正的哲學家懂得了真理,才能泯除怪、力、亂、神,而歸於真實的平淡。我常說,怪、力、亂、神四者,是愚蠢人的作品,聰明人的玩具。對吧?


    下麵是連接上麵,描寫孔子和他作人、處世的道理。


    謙虛和自信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前麵我們批駁了古人對《學而》篇中“無友不如己者”的錯誤解釋,到這裏看得更清楚了。孔子說,三個人走在一起,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師的。其實孔子這句話,還是打了折扣,應該說各個都是自己的老師。比我好的固然是我的老師,不如自己的也是我的老師。因為看到他笨、他壞,自己就會反省:不要這樣笨,不要這樣壞。所以他們都是我的老師,足以借鏡反省。


    孔子這句話同時說明了研究學問,不光是在死的書本上下功夫,還要在社會上觀察:別人對的要學習,不對的要反省。這句話聽起來很平常,都懂得這個道理很對,應該這樣做。可是照我們的經驗,人都不肯這樣做,包括我在內,人們多半有一種傲慢的心理。照孔子的態度,對比自己好的人要尊敬,向他看齊。可是發現一個比自己好的人時,由於這種傲慢心的作用,自己心裏很難受。再過兩秒鍾,覺得自己還是比他好,於是越想自己越好,有如當年在大陸時鄉下人說的:“天大,地大,我大。月亮下麵看影子,越看自己越偉大。”人類就天生有這種劣根性。所以孔子這幾句話看起來很平淡,沒有什麽難處,仔細研究起來,若說在人群社會中,真發現了別人的長處,而自己能從內心、從根性裏發出改善、學習的意念,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人就永遠如此平實嗎?有時帶點像傲慢的自信,也是應該的。下文來了: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宋國的大夫,曾經想要謀殺孔子。學生們得到消息,告訴孔子怎樣逃避,可是孔子滿不在乎。事實上在那種政治社會環境中,也無法逃避。孔子就有一種自信,像宗教家一樣堅定。他對學生們說,上天生下了我,把曆史、文化的責任放在我身上,桓魋怎敢,又怎能傷害於我?結果當然證明了桓魋無法把孔子怎樣。這是不是傲慢?不是的,是自信。我們要由這裏了解,有時候對某些事要有絕對的信心。假如沒有這種自信心就不行。學過中國武功的人就知道,學軍事的更知道,如果喪失了自信,功夫再好,也會被打垮的。看《荊軻列傳》,他的劍術並不高,有一次他去看一位劍術高手。荊軻舉起劍來,那個人不動,隻兩眼盯著荊軻,結果荊軻還劍入鞘,回頭就走。如果以現在的武俠小說來說,那個人的眼睛已經煉就了一種特有的剛毅之氣。事實上是寧靜、自信的精神把對方克服了,這是以武術來說明自信心的重要,尤其個子矮小的人與體格魁梧的人打鬥,如先自失去了信心,一定失敗。自信在很多地方,對很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講了這一大段孔子作人、處世、作學問的修養,下麵便再轉到他在教學方麵的教育法。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這等於說:諸位,你們以為我講學問,還會保留秘密,不傳給你們?我絕對沒有絲毫隱瞞,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你們作學問,為什麽都不懂呢?作學問容易犯一個毛病,都怕老師會留一手。尤其中國古代學武功的人,老師很可能會留一手。留一手,以防徒弟打老師。可是這一留,留到最後就都沒了。孔子說,我並沒有保留,我的學問很簡單,本身就是教材,表現在平時作人、處世、言行間。學問就在這裏麵,告訴了你們,千萬不要隻在書本上死念書。換句話說,這一節書,顯示了孔子的教育法是在日常生活行為上,處處表達無遺,不要有神秘感,不要有好奇心,他隨時隨地都在教學,學問就從生活經驗得來。書本上是求知識,求前人的經驗,和前人的見解與心得。但是要把這些知識、見解與心得用到自己身上,就要加以體驗了。所以他說“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沒有哪一次、哪一個地方不表現學問的道理。你們要在這方麵去了解、去學習。


    跟著下麵又提出來孔子的教育宗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現在有些研究孔孟學說的人,跟著新時代走,他們說孔子是非常科學的,在當時孔子就有分科教育了。他對學生們分有文、行、忠、信四門類別,好像現在分科分係的教育法。這是說笑話了。


    孔子教育的宗旨是這四項。第一“文”:包括了知識、文章——廣義的文章。文章的文采、字句和條理,章是連起來的一大篇文理。狹義的是指文字作品叫文章,這是後世觀念。在春秋戰國時候,文應該是廣義的文章,包括了一切知識及文學。


    第二“行”:文章好,知識好,充其量變成文人。學者們要注意,古人早就有“文人多無行”的說法。所謂文人多半無行,就是說,知識多了,正理、歪理,條條有理,因此凡事滿不在乎,便成了“名士風流大不拘”。還有,往往文章寫得好的人,並沒有什麽實際的功業。看中國三千年來文學史,文學造詣高、詩辭歌賦都行的人,在事業上並沒有什麽了不起之處。以詩人來說,杜甫、李白等在其他方麵,沒什麽大成就。在功業上有成就的人,不一定文學是好的。不過像唐代幾個皇帝,文章詩詞都非常好,尤其唐太宗詩作得非常好,不過他不肯作,書法也好。所以唐代文學好,是帝王們提倡的。宋朝的儒家,理學講得好,推其原因,也是受宋太祖的影響,趙匡胤本身就內行。


    所以說轉移社會風氣在於一、二人者,但不是你我一、二人。這從曆史上可以得到很多證明。但有功業的人,他的豐功偉業又往往蓋住了文學上的才氣。所以孔子四教中的“行”,也不是單指普通的操行,而是指一生事業的成果。


    然後講到第三的“忠”:不是唐宋以後所講的忠於某一個人的意思。孔子講的“忠”,是對國家、社會、父母、朋友,任何一人、一事,答應了的話,就貫徹到底,永遠不渝的誠心;對一事一物無不盡心者謂之“忠”。


    第四“信”:就是有信義。這是孔子教育的四個重點,不能夠分開的。如果說他是分科了,那就是笑話。


    談到這裏,我們對於中國現代教育,感慨很多。尤其每年聯考之前,常談起這個問題,照過去的猜題方式,今年(一九七四年)的作文題,一定是向十項建設這個方麵猜。而今年的作文題爆出冷門,出對了,是來自《荀子》上的:“荀子曰: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不料有一家大報的社論批評說,現在已經到了科學時代,還出這樣古老的題目,不合時宜。我看了這樣的社論,連歎一口氣都覺得浪費。報章是領導文化的先鋒,居然有這樣的觀點,天下事可知矣!


    今日的教育,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對於我們國家民族文化的前途,更是個大問題。我經常覺得,中國這幾十年來的問題,根本發生在教育上,而且很嚴重。西方偏激思想之侵入,就是當年教育出了問題。試看全世界每一地區、每一個國家,開始轉變,開始傾向偏激思想的,都是知識分子,等到大家覺悟已經遲了。


    其次偏激的是資本家,這實在是大問題。對這些問題,就要有學問、有眼光去研究它的道理。至於窮人翻身的問題,那是上了野心家的當,結果翻了身,還是一窮二白。為什麽這樣呢?這與教育問題有絕對關聯。甚至三千年來的曆代興衰,都與教育問題有關。


    過去我們雖沒有明文規定的教育宗旨,但讀書人根本上要把品德修好,這是公認的目的。可是近幾年來,跟著西方文化轉,尤其是現在美國標榜“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方針,大家體會到的生活就是現實,不外物質。教育的目標也因而移轉,完全忽略了心性的修養。弄到現在怎麽樣呢?


    有一個學生,是前幾年師大畢業的,已得到碩士學位。一天來看我,我問他認為我們的教育目的是什麽?他說:“老師!我們的教育目的是考試啊!”這句話講得很沉痛,我們隻好相對苦笑。是嘛!小學畢業以後考中學,考進了中學,小學所學的沒用了,丟了;中學畢業考高中,考進了高中,初中學的沒用了,又丟了;高中畢業考大學,高中所學的又沒有用了,當然也丟了;等考取留學又丟了大學的;留學回來,參加公務員考試;當了公務員,還有升等考試。三年一大考,兩年一小考。是嘛!我們的教育就成了考試。其實,考過了又不算數。


    清代有人對考試的評語是:“銷磨一代英雄氣,官樣文章殿體書。”現代科學八股的考試方法更可怕,將來很可能要變成“銷磨一代精神氣,電腦規程機械書。”(我們一邊聽,一邊搖頭歎息。)


    前天,一位有名的建中資深的國文老師來看我,也歎說今年換了電腦教育、電腦考試,越來越不對了。現在高中三年級的教育,談不到教學問。隻是告訴學生,用什麽方法應付這種電腦考試。像國文方麵,一個名詞除了教他們正確的解釋之外,還要告訴他們四五種不正確的答法。再加上一些課本在編的時候本身就有問題,中學老師接到這種課本,發現有問題,早已向教育部提出來,但沒有人理會。現在臨陣了,報上才登出來說有問題。而這些地方在上課時,隻有告訴學生,這是有問題的,隻要注意將來如何應付考試就好了。


    這就是教育!怎麽辦呢?


    現在我們講到孔子教育的宗旨,就是文、行、忠、信。過去向德行的路上走,對於學生知識、學問的成就,還是第二步的要求。既然受過教育,至少第一步要打好品德的基礎。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為什麽如此敦厚呢?就是德行教育的結果。所以文、行、忠、信並不是四科,以現代觀念勉強來解釋,應該是他的教育中心。文包括了文學,乃至一切學問的完成。行,狹義的是行為、品德;廣義的是事業的成果。忠、信,是內心的修養,是人格的造就。


    時衰鬼弄人


    說到這裏,引出孔子的話,對於當時風氣的變動,大發感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我們讀了這幾句話,感想也非常多。處身現代的世風,也有孔子當時同樣的感歎。在孔子那個時候,是一個變亂的時代,在變亂的時代,各種怪現象都會出來。所以孔子的憂愁,就是深恐國家民族的文化命脈斷絕。


    他說,古代的聖人過去了,我見不到了,但是學聖人之道的總有吧!如果能看到照聖人所教的道去學,雖然沒有學完全,但已經夠得上稱君子的,我就已經滿足了。這是他無限感歎的話,可見那個時候,真正夠得上稱君子的人都已看不見了。


    緊接著,他又說,真正的善人,過去曆史上有,現在沒有了,至少我還沒有見過。隻要看到一個有恒心的人,做到“守死善道”;思想的中心確立了,隨便社會怎樣變更,甚至天塌下來都不管,一定走自己這個路子的,這樣有恒心、有毅力的人,能夠見到,也就好了。這是說能一生為曆史文化犧牲下去的人,也沒有了。


    下麵相反的說當時社會的現象:“亡而為有”,亡就是無的意思。他說現代社會上的人,充殼子的多,根本空空如也,什麽都沒有,架勢可擺得大,亂充蠻有學問的樣子。社會到了變亂時,這種現象有的是,有人有了錢,就附庸風雅,像是蠻有學問的樣子。當然那些人碰不得的,他一開口就完了。“虛而為盈”,社會變亂中,有的人內在本來空虛得很,可是還引為自滿,自認為對。我們從社會上可以看到,凡是過分傲慢的人,他的下意識中,一定有很重的自卑感。要原諒他的傲慢。


    “約而為泰”,約是儉約。在變亂的時候,有很多人本應節約的,但很少這樣,都是要充麵子,講排場。沒有米下鍋了也不管,排場先擺出來再說。


    有了這三種情形當中任何一類型的人,一定不會有恒心向學問道德努力的。因為他的心理上就已經不健全了。這是社會的病態,也是個人的病態。不但孔子那個時候是這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也是這樣。翻開古今中外的曆史來看,凡是變亂的時代,都是這個樣子。所以處在這樣變亂的時代中,我們就要特別注意,加強自己的修養了。


    這些是說孔子的教育與方法,同時說到他對於時代的憂心。下麵又說到他對生活的態度。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或許說,這兩句話應該放在專門記載孔子個人生活的第十篇《鄉黨》中。為什麽卻編在這裏呢?自有它的道理。這兩句話是說明孔子作人做事的態度。他釣魚就是釣魚,不用機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網去網。(綱即是網。)以現代的生產觀念來說,這種態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說光是用釣竿去釣魚,連漁業公司都不要設立。這簡直與經濟政策完全相違背。但這個話不是討論生產問題,是個人作人的原則。就是說他釣魚也好,做什麽也好,不喜歡用機心來整人。


    “弋不射宿”,打獵的時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鳥,就是對還巢的鳥,棲息在那裏的鳥,他是不射的。這一點也代表中國過去文化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現在當然也還保留。我們從舊體小說就可看到了。中國人打鬥很不喜歡用暗器,常用的暗器是所謂“鏢”。萬不得已要用鏢時,必定同時大喝一聲:“看鏢!”表示先打了招呼,通知了。這雖然是一個小動作,也就是民族性的特征,是我們民族的傳統道德。


    現在說起這些中國文化,從另一方麵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觀念來說,又不落伍了。現代的生物學家,盡量提倡愛,愛動物,全世界都組織保護動物會,保護野生動物會,提倡禁獵。我們過去認為,愛護動物是應有的道德,如相傳的“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中國人都曉得,過去小孩讀書,老師都教的,成為生活教育。春天,鳥剛孵出小鳥的時期,不要去打,否則母鳥被打死了,小鳥將在巢中餓死,非常悲慘。這種教育,看起來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擴而充之,就是仁愛心。所以將孔子的這兩點,放在這裏,就是說愛心的擴充,是仁。


    虛字文章實事知


    接著又發揮孔子做學問的要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蓋”字是虛文,古文中如“夫”,如《尚書》上的“曰若”等等都是。推行白話文之後,有些人說這些字討厭,是毫不相幹的字。其實很有關係。我們平日講話,也經常會發出:“唉……”,“這個……”,“呣……”等等的語頭。要作文學研究,這些字對於行文的氣勢,是很有作用的。如果用得好,更能充分表達語意。


    虛字在文學中的地位,有一個很好的近代例子:國民革命成功以後,清朝的皇帝退位,當時隆裕皇太後——宣統皇帝的媽媽——的退位文章,也是曆史上一篇重要文獻。據說是當時南通張狀元——張謇——的手筆。文章中間本來沒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這句話。而是袁世凱唆使左右的人,設法加進去的。


    這篇文章,是清代三百多年的皇朝,最後下台一鞠躬的時候,對全國人說的話。如何說法呢?尤其這最後一篇文章中的最後一句話,該怎麽個講法呢?就是最後怎樣下台,這篇文章怎樣結束?這可真難。而它最後那句話是“豈不懿歟!”四個字,是毫不相幹的,完全是虛語,但在文章的氣勢上,意識形態上,非常重要。據說是某太史加了這四個字作結尾的。葉遐庵記載的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幾段軼聞中有一段說:“遜位之詔,張金坡(錫鑾)早令人擬一稿,同人嫌其冗長,交與餘修正。餘以為時尚早,密藏衣袋中(時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多放在衣袋。有一次夜間收到解款數十萬匯單,餘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日前後,方擬動筆,而南方已擬好一稿,電知北京,(此稿聞係張季直、趙竹君二公所擬。)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豈不懿歟’四字,聞係某太史手筆,餘甚佩之。蓋舍此四字,無可收煞也。”這是參與其事者的記載,是可靠的。也正如他所說,這四個無實質、不相幹的虛字,在結束文章氣勢上,可是很有作用的,很重要的。為了使大家更能體會到這個虛字在文章中的作用,而且這也是曆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現在附錄下來,供大家去欣賞,領會。


    “朕欽奉隆裕太後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旦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立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宣布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措,海宇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由此可知,對文字有時候也要注意,尤其在外交上的文字,乃至寫一封信,與正式外交有關,每個字都要留意。雖然文字是“雕蟲小技”,但如同雕圖章,雕了一輩子,不一定有幾個能成為藝術品,文字也有如此之難。這是說到“蓋”字而引申出來的話。這個“蓋”字有時可作“因為”講,一件事先敘結果,再說原因時都先加一“蓋”字。


    這節話,孔子是說,有些人自己無知,一切不懂,卻冒充內行去做了,他說他絕對不做這樣的事。所以大家要學孔子,出去做事做領導者,不懂就是不懂。中國講領導學,真正的領導者便是善於用人,而不一定自己懂得多。如漢高祖,他又懂哪一樣?他的長處就是能夠坦率承認自己什麽都不懂。最怕的是自己認為什麽都懂,這是最嚴重的錯誤。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好的辦法,是自己即使懂了,寧可說不懂。諸葛亮本來什麽事都懂的,他為了“集思廣益”,仍然請教別人。以能問於不能,這是最聰明的辦法。可是人有一個毛病,懂了以後一定喜歡表現出來。這種態度,做學者可以,真去做事,就不可以,是大忌諱,至少自己會很辛苦。上麵太能幹了,下麵就無人才可用。下麵有才幹也發揮不出來,因為對部下罵了兩次笨,第三次部下有了好的意見也不敢說出來,都唯唯諾諾,領導人就得自己辛苦了。這還算好,最討厭的是“不知而作”,自己不知道,又硬充內行,那就更嚴重,千萬不可犯這個錯誤。


    不但如此,孔子還告訴我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這個“聞”字,包括了多讀書、多聽、多問。所謂學問,一邊學要一邊問,多請教人家,聽人家的意見。聽來的不一定對,還要有所選擇。對好的見解,就要采納。僅聽還不夠,要加上經驗,所以要多見,還要親眼看見。讀曆史的人,如果沒有經過相當事實的體驗,讀曆史也沒有用,最多不過是個書呆子。譬如說,講如何作領導人的理論很容易,但一定要在一個單位,甚至小單位做過當權領導人,才能體會得到。所以要多見,多親自經驗體會,而且還要用心記下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才有用。


    這兩句話合起來:“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這是求知識學問的第二等人才。第一等人就有天才,反應靈敏,如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張良為什麽幫助漢高祖?他最初自己要出來反抗秦始皇,行刺不成,最後遇到劉邦。有人問張良,為什麽願意幫助劉邦?張良說,我所有的意見,別人都不懂,隻有劉邦懂,所以願意幫助他。劉邦也的確有領導的天才,像韓信有一次不出兵,派一個人來見劉邦,要求封韓信為假王——三齊王。劉邦一聽氣了,桌子一拍,正要大罵。張良、陳平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腳。劉邦本已罵出口了:“他媽的……”可是被他輕輕一踢,立即改口風:“他媽的!要封就封真王,還封什麽假王?”於是封韓信為三齊王。從這件事看,張良不用說話,輕輕踢他一腳就懂了。可是像我們,別說輕輕一踢,就是把屁股打爛了,還是不懂。曆史上這類事多得很,有些人的確是聰明。


    所以孔子說第一等人是天才,既然不是天才,就要學問來彌補。自己不是天才,又不肯求學問,就是“不知而作”的,那就完了。不是天才,學問怎麽來呢?多聽人家的,多看、多經驗、多跟人家學,這就是“知之次也”。


    說到這裏,下麵又轉到孔子教育態度,也是敘述他作人的行誼。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是一個地名。這個小地方在哪裏,後世就很難考據了,隻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就是說這個地方的人很難講話,沒有辦法和他們講話。“難與言”,這個文字用得非常妙。是說這個地方的人地域觀念太強嗎?或者說統統都是渾蛋嗎?很難說是什麽意思。總之,在當時這個地方的人,名聲是不太好的。可是這個地方有個年輕的人來看孔子,孔子跟他談話了。孔子的弟子們奇怪了,老師為什麽會和這個地方的人談話?大家莫名其妙。


    孔子的行誼


    說到這裏大家要注意,尤其大家將來出去,在政治上領導的機會多。講到中國的民族性,有一部書,是顧亭林的名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前麵曾說過,明亡以後,顧亭林是始終不投降的。不過他高明,不投降當然清朝要嫉妒,可是他有本事,自己不投降,教學生到清朝作官,這樣也可以由學生保護他不投降,可是他自己在地下做策反的工作。他也很有錢,到一個地方娶一個太太,生了孩子又走了。他娶許多太太生許多孩子,他有他的道理,因為反清複明是要滅族的,他這樣做是為了要留一個根。他走遍天下,就寫了這部書。每個地方他都去看了,尤其是各省的軍事要地,都去看了。所以後來成為研究中國地理、研究中國地方政治思想必讀的書。第二部書是顧祖禹寫的《讀史方輿紀要》,也是研究政治地理、軍事地理最重要的書,現在讀來還有價值。這兩部書合起來稱為《二顧全書》。當年凡是留意國家天下事的,尤其是研究軍事的人,都要讀的。在這部書當中,對於每一省先有一個總評,而且對地方性、民族性寫得很清楚,所以不妨找來研究。將來如果有機會當一個地區的主管,對這些學問能先有了解,處理事情就更方便。


    說到這裏,就感到我們中國的確每個地方的民性各有不同之處。所以古代將領帶兵,對於何處的兵適於衝鋒,何處的兵適於後勤,何處的兵適於陸戰,何處的兵適於水戰,都大致要有個了解。所以清中興的湘軍、淮軍各有不同優點。政治也是如此。但是要注意一點,盡管地方民俗各地不同,但萬一有外力入侵的時候,一定團結一致,先把外來的侵略驅逐了再說。


    地方性有如藥材,某種藥產在某一地方,別地產的就不行。像當歸這種藥,台灣也在培植生產,可是它的藥效就差。當歸最好的是甘陝出產的秦歸,其次是四川出產的,差一點點。現在研究阿裏山氣候土質和甘陝一樣,但種植出來的當歸,藥效始終還是有問題。所以由於地理的關係,各地出的植物不同,出的人物個性也不同。因之古代出去當地方首長的,對於這一縣的縣誌,這一省的省誌這類資料,都應該先知道,當然能夠讀一下《讀史方輿紀要》更好,可以多一層了解。


    地方性的觀念,常深植人心。人往往因為地域觀念的偏見,而影響了對個人的評價。經常會聽到:“噯呀!他是某地方人!”好像某一地方的人統統都是罪大惡極似的,連孔子的學生都是這樣。孔子接見了互鄉一個年輕人,“門人惑”,這三個字多嚴重?學生們都奇怪,懷疑老師怎麽和這個地方的人講話。到底孔子與眾不同,他告訴學生們說,肯求上進的人,我們一定要幫助他,不要使人沒有進步的機會,不能使人退步。“唯何甚”,孔子對學生說,你們太過分了,怎麽這樣一種狹隘的胸襟和態度?孔子在罵學生,我們自己也要反省:有時我們覺得某人不好,當他真的做了好事,我們仍不願認為他好,人的心理往往會有這種毛病。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孔子說,即使是一個壞人,他能夠自己反省過來,等於洗了一個澡一樣,把自己弄得很幹淨,來求進步。隻要能夠這樣,不就好了嗎?如果說昨天有一點錯誤,今天即使有了好的表現,卻仍不以為然,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朋友,也沒有一個人才可用了。所以這一段是說教育的態度,也是說自己度量的培養。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這等於解說《裏仁》的話,談仁的用。仁義並不是摸不著、看不到、很高遠的。隻要在觀念上引發仁慈心,去愛別人,有一點愛心存在,就是仁愛的道理,就可達於仁道,不要去向外馳求。


    下麵講到孔子作學問、作人的一個事實:


    同姓不婚的優生學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陳是陳國,司敗是官名,就是司寇。作一不倫不類的比方,就好像現在的司法行政部長。實際上比司法行政部長權力大,可以執行法律的。他問的問題是問到魯昭公。這是外交上的事,我們要注意。很多到外國去的人,與外國的知識分子談話,慢慢就談到我們的政治問題。有許多問題是很不好答複的,孔子也遭遇了這種情形。


    魯國是講文化的禮義之邦。陳國的司敗,就問到魯昭公知禮不知禮。孔子站在國家的立場隻有說:“那當然知禮。”孔子講了這話就走了。陳司敗就對孔子的學生巫馬期——姓巫馬,名施,號子期,少孔子三十歲——作揖行禮,在外交禮貌上,進一步靠近巫馬期身邊,低聲說,據我所了解,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是沒有偏私的,不對自己存私心的。你老師孔子,是一代聖人,了不起的君子,可是他也免不了私心。我剛才問他魯昭公娶了吳國的一個女子作太太,取名吳孟子——古代是同姓不結婚的。吳國與魯國是周公之後,依禮是不能通婚。魯昭公這樣做,是不是知禮?你老師說他知禮,假如魯昭公是知禮,個個都知禮了,還有哪一個不知禮?你們老師還是有私心啊!


    說到這裏,我們研究,為什麽中華民族發展得這麽好,成為世界上優秀民族?這和我們古禮同姓不結婚的製度很有關係。以現代優生學的觀點來看,這是古代了不起的好製度。同姓結婚,隻要三代以後,人種就完了。往往有表兄妹結婚,生下來的孩子,腦子非常笨,乃至變成白癡,這是血統問題。講禮製問題,更不可以。所以我們現代的風氣,通常同姓結婚,要出了五服以外。


    巫馬期聽了陳司敗這樣批評老師,回來就向孔子報告了。孔子說,我實在非常幸福,我隻要有一點錯誤,別人就會指出來。這段話使我們有兩個認識。


    第一,一個人地位高了,很不幸,就是自己有了錯誤,也沒有人會告訴你。這要自己居過高位,才會親身體驗出來。就拿我個人來說,教書這樣久了,學生中五六代都有。見了麵,他們太老師的亂喊一氣,聽到的都是恭維。有時候到外麵去,有些機構還派上車子,參謀、副官跟在後麵照應,對這種情形,我寧願一個人溜開,要自由活動。人生到了這個時候最危險,“活埋人”嘛!我經常說中國的哲學了不起,皇帝為什麽稱“孤家”、“寡人”?當了皇帝真成了寡人,想輕鬆一下,都沒有人敢一起來說笑,真沒意思。因此,我們研究曆史心理,就知道地位越高心裏越空虛,空虛到想發一個牢騷,想講一句感歎話的對象都沒有,相當可憐!不要以為功名富貴好,到了高位就是“寡人”,就是“孤家”。不但如此,年紀大了,個個遇到你都尊稱老太太、老先生的時候,也完了,是“孤家寡人”了。


    說到此,我就想到當年四川一位同盟會員,這位老先生,做過很多事情,我是跟他年齡差了一大截的忘年交。他告訴我許多當年革命的經過,並且還告訴我他的兩句詩:“回回坐上席,漸漸變墳堆。”這就說明年位一高,自己有過錯,沒人指示,這個上席也很不好坐啊!所以孔子說自己很幸福,有了過錯,便有人指出來了。


    第二個認識是什麽?孔子對於知禮不知禮,心裏明白得很。但別人問到自己國家的國君時,他絕不會批評自己國君的不對。所以當然要說魯昭公知禮,絕不能說不知禮。你們外國人講他不對是你們的自由。而且既然你們外國人懂了,何必再問我?你問我,我當然這樣答的。所以這也是孔子的高明,同時也是外交上的禮貌。


    跟著又說到孔子生活的情趣,也就是“遊於藝”涵義的發揮:


    生活的藝術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孔子是很喜歡音樂的。音樂和詩歌,用現代話來說,即是藝術與文學的糅合。過去的知識分子,對藝術與文學這方麵的修養非常重視。自漢唐以後,路線漸狹,由樂府而變成了詩詞。人生如果沒有一點文學修養的境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從事社會工作、政治工作的人,精神上相當寂寞。後世的人,沒有這種修養,多半走上宗教的路子。但純粹的宗教,那種拘束也令人不好受的。所以隻有文學、藝術與音樂的境界比較適合。但音樂的領域,對於到了晚年的人,聲樂和吹奏的樂器就不合用了,隻有用手來演奏的樂器,像彈琴、鼓瑟才適合。因此,後來在中國演變而成的詩詞,它有音樂的意境,而又不需要引吭高歌,可以低聲吟漫哦,浸沉於音樂的意境,陶醉於文學的天地。最近發現許多年紀大的朋友退休了,兒子也長大飛出去了,自己沒事做,一天到晚無所適從,打牌又湊不齊人。所以我常勸人還是走中國文化的舊路子,從事於文學與藝術的修養,會有安頓處。


    幾千年來,垂暮的讀書人,一天到晚忙不完,因為學養是永無止境的。像寫毛筆字,這個毛筆字寫下來,一輩子都畢不了業,一定要說誰寫好了很難評斷。而且有些人寫好了,不一定能成為書法家,隻能說他會寫字,寫得好,但對書法——寫字的方法不一定懂。有些人的字寫得並不好,可是拿起他的字一看,就知道學過書法的。詩詞也是這個道理。所以幾千年來的老人,寫寫毛筆字、作作詩、填填詞,好像一輩子都忙不完。而且在他們的心理上,還有一個希望在支持他們這樣做,他們還希望自己寫的字、作的詩詞永遠流傳下來。一個人盡管活到八十九十歲,但年齡終歸有極限的,他們覺得自己寫的字,作的詩詞能流傳下來,因而使自己的名聲流傳後世,是沒有時間限製的,是永久性的。因此他們的人生,活得非常快樂,始終滿懷著希望進取之心。以我自己來說,也差不多進到晚年的境界,可是我發現中年以上,四、五十歲的朋友們,有許多心情都很落寞,原因就是精神修養上有所缺乏。


    孔子深懂這個道理,因此非常注重詩與樂的教化,但他不是一個音樂家,也不善於唱歌,他訂了《樂經》,但失傳了。現在這一節書是描寫孔子聽到別人歌唱得好,他一定要求對方再唱一次。當他學會了,“而後和之”,和之就是照他的歌,依他的音樂曲調,另外再作一首,這便是和。


    說到和,我們常常會在詩題上看到:“和某某先生詩”或“步某某先生韻”,這類題目,“步”與“和”的差別:“和”就是照原來的曲調和內容再作一篇。(我們聽今天的歌,調子都還可以,但內容卻不行。由此就看到了我們文化衰落的一麵,那就是文學的修養太差,沒有深度;現在報上的文章,也是如此,不像古文壽命長。過去的文章,讀過後,文章的句子還留在腦子裏,還不喜歡把句子中的字輕易更動。因為古文中的句子多方麵都可以通,可以作多方麵的看法,值得玩味、咀嚼。現在的白話文就沒有這種境界,所以現在的詩歌內容,也和白話文的情形一樣。)而“步”又不同了,意思是前麵有人在走,我們一步一步都跟前麵的腳步走。就是隻照他的聲調,而內容並不一定要跟著原歌的內容意思,這就叫步韻。


    以上是說孔子對樂教的重視,接下去是說他的自我評論。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這是孔子的謙虛話,也是老實話。由這一句話,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結論來:第一是孔子在文學以及各方麵的成就,真是達到了巔峰,但他自己始終沒有認為自己了不起。不但是學問方麵,古今中外,任何一方麵真有成就的人,站在巔峰的人,總覺得自己很平凡。這是必然的現象,並不是有意裝成的。硬是真的到了巔峰的時候,自然就覺得很平凡。而且還特別小心,覺得自己懂得太有限,不敢以此為足。從這節書可以看出來,孔子那麽平實、謙下,而且不是故意裝樣的。


    第二點可以看出儒家所謂的學問,就是指作人做事的道理。並不是頭腦聰明,文學好或知識淵博,這些隻是學問的枝葉,不能算是學問的本身。學問的表達在於文學,文學是學問的花朵。這裏孔子就講到學問的花葉和根本:“文,莫吾猶人也。”他說如果談文學的修養,“莫……”這裏的“莫”字不是肯定詞,翻譯成現代白話,近乎“也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談文學,也許我和一般知識分子差不多。至於講我自己身體力行做到了君子這個標準沒有,那麽我自己反省,實在還沒有很大的心得。我們從此看到孔子的謙和,這種作學問的態度,非常平實,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跡象。


    凡聖之分


    下麵再引用孔子自己的話,說明作學問的道理: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中國文化,在三代以後,便建立了一個作人的最高標準,就是聖。和印度的佛、中國的仙、西方文化的神,差不多同一個觀念。聖之次為賢,賢者也就是君子。再下來是仁者。過去老一輩的人寫信給朋友,尊敬對方的人品時,往往稱呼“某某吾兄仁者:”或“某某仁者:”對平輩、晚輩、長輩都可以用,這是很尊敬的稱呼。


    所以孔子說,聖者的境界與仁者的境界,這種修養我怎麽敢當?實在沒有達到,那高得很,我還差得遠。不過雖不是聖人,不是仁者,我一輩子朝這條路上走,總是努力去作,而沒有厭倦過。至於學問方麵,我永遠前進努力,沒有滿足或厭煩的時候;我教人家,同樣沒有感覺到厭倦的時候,隻要人肯來學,我總是教他的。隻有這兩點,我可以說是做到了。他的學生公西華聽了說,老師!這正是我們做學生的,一輩子也無法學到的地方。


    這節話在文字上是如此寫,如果以邏輯的方法推論,孔子這樣,就正是聖人與仁者在行為上的境界。“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實在不容易做到。就是說自己求學,永遠沒有滿足,沒有厭倦,隻求進步;不管今天,隻有明天,今天成就不自以為是,再向前走;任何事業,都如此“為之不厭”。教人家,有人來請教,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會說同一個問題有人問了三次,第四次還來問就覺得討厭;不會有厭惡此人,甚至不願再教而放棄他的心理。否則就不算有仁慈之心。不但是學問如此,就是做事、做領導人,都應該如此“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就是這兩點,的確我們一輩子都做不到。


    老實講,我們有時候作人作得自己都討厭起來。例如古人所說:“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昨天和年輕學生一起吃飯的時候,看他吃麵都好像很厭倦的樣子,但又不是有什麽心事。問他對活著有什麽想法?他說覺得活著無所謂,死了也差不多。我說他心情太落寞。這和體能也有關係,因為他體能是太弱了一點。


    但在我個人與人接觸的經驗,常常發現有些人,他的心理覺得活著與不活著是一樣。有些人甚至厭倦於活著,尤其到了“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的地步。一個人窮了,覺得自己都是多餘。因為一天忙到晚,隻不過養活自己身上幾十斤肉而已,結果覺得這幾十斤肉都很麻煩,懶得去養活它。因此“為之不厭,誨人不倦”這兩點表麵看很容易,做起來很難,尤其當年紀大的時候更不易做到。而孔子講這兩句話的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了,當時的人都已經稱他聖人、仁者。但孔子一直到死的時候,始終還在救世救人的目標上努力去做,這就是聖人的表征。


    孔子曾提到過好多種聖人,在這裏我們看孔子,乃是聖之時者。所謂時者,不是說孔子時髦,時髦是後世才出現的名詞。這個“時”是說孔子隨時跟著時代走,不落伍,隨時在進步,隨時曉得變,所以說他是聖之時者。他一生的努力,都朝這個方向,因之他這個做法,叫做“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當時他知道這個時代是挽救不了的,可是他並不因此放棄他應該盡的責任。這就是我們無論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或對自己的事業,必須反省的地方。普通人都把一時的成就看成事業。但了不起的人,進入了聖賢境界的人,所努力的則是千秋、永恒的事業。孔子所努力的就是千秋事業。


    下麵便是這一篇結論的開始。


    祈禱是求救的信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有一次孔子生病,大概病得很嚴重,以現代情況來說,大概醫生都束手無策了。於是學生們急了,尤其是性情急躁的子路更慌了,主張請一個畫符的、念咒的來拜拜;或者請一個神父、牧師來祈禱;找一個和尚來念經。這就牽涉到宗教,向神祇去求救。“子曰:有諸?”一個問號。孔子說,子路!有這回事嗎?有可能嗎?意思是說,人病重了,在菩薩麵前,或上帝麵前一跪,說菩薩啊!上帝啊!你給我長命吧!再活兩年吧!我還有些帳沒討,再過兩年就可以討好帳,再慢慢去。這樣可以嗎?


    小說上寫的諸葛亮六出祁山,師老無功,知道自己快死了,拜北鬥星。(這是小說上寫的,曆史上實際沒有這回事,如果真有這回事,諸葛亮就不叫諸葛亮,要改名諸葛暗了。但道家有此說法:北鬥,統稱北極星。北極星和南極星,掌管人的生死。後來民間傳說的南極仙翁,他的形像成為慶賀長壽的象征。而道家的說法,南極仙翁是管壽的、管生的;北鬥星君,是管死的;所以欲求不死,要用道家的方法拜北鬥。是另有一套的,包括畫符、念咒、點燈等等。)結果還是死了。這是小說寫的,不去管它。但這一節《論語》告訴了我們,孔子對於鬼神之事,形而上的東西,並不是反對。前麵說過“子不語:怪、力、亂、神。”鬼神有沒有存在,他沒有討論。因為“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談到超現實世界,有沒有另一世界存在,這是東西文化五千年來,到現在為止,哲學、宗教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說這些不科學,科學並不是萬能,現在科學正要找這個問題的答案而還沒有找到。不要以為科學解決了問題,事實上問題還沒有解決。像愛因斯坦這樣一位偉大的人,可惜死得太快了一點。他想把生命升華,變成為四度空間(fourdimensionalspace或稱四次空間,或四個因次空間)。那時人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而可以有神通,可以不靠機器而在空中飛行。他有這個理想,沒完成就死了。他到快要死的時候,感覺宇宙間的生命後麵還有一個東西。什麽東西呢?當然不是唯物思想的。他是搞物理的,科學家都是朝唯物方麵的路子去探討。結果他認為不是屬於唯物方麵的,而是另外的東西,可是不知道是什麽。所以他沒辦法,隻好去信上帝。因為這一個力量他沒有研究出來,是個東西但不可知,還不如信上帝,精神先得到保障,先得到安慰。形而上是不是有個東西?生命是否在一個軀體裏死了以後可以再生、再來?這都是人類沒有解決的大問題。所以人類文化不要自吹了,站在哲學立場看人類文化是非常幼稚的,連自己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人從兒童到少年,幻想最多。對一個茶杯可以看上幾個小時;對一堆泥土、一塊破瓦片會覺得很好玩,大感興趣;堆城築池,可以玩一整天。後來加上知識的教育,到了二十歲前後,又進入另一個階段,作學問、作事業的理想基礎,就在這個時候打的。看曆史上的大政治家、英雄、文學家等等,一切成功的人,基礎都在這時候奠定的。如果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打好基礎而後來能夠成功的,不是絕對沒有,但例子太少。三十歲到四十歲,並沒有什麽創見,隻是將十幾到二十幾歲之間的理想付諸實施,化成事實。曆史上成功的人物,幾乎三十幾歲就成功了,尤其是領導或統治方麵的人物,更少例外。漢高祖年紀是大一點,但也隻四十幾歲,沒有超過五十歲就成功了。他統一天下隻用了五、六年的時間。其他的人作學問也都是如此。當然年老才成功的,不是沒有,但少得很。到了五十、六十不過空留回憶。所以遇到老年人,要準備一番心情去光聽他講過去:“我當年如何如何”,今天講了,明天見到還是這樣講,可以講幾千百次。但告訴他現在的事情,他會馬上忘記。所以人的學問,一切的見解,都不超離年輕時的模型,尤其以科學為然。現在的科學家,超過三十五歲以後,就很少有科學上新的發現了。有新發現的都是年輕人。而學問思想到五、六十歲成熟的時候,人就凋謝了。我前麵也說過,人類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是二十幾歲的文化。就是繼往開來,永遠是年輕的,永遠是沒有成熟的。


    所以中西文化,宗教也好、哲學也好、科學也好,對最後的結論,都未曾獲得。生命究竟從哪裏來?生命的價值究竟在哪裏?都沒有結論。


    像前天和年輕同學談到,我最近看了丁中江先生的北洋軍閥史,把近代幾十年來的事故,引用第一手資料記述。我對每一文獻都沒放過,但看了以後就有一個感想:“人究竟為了什麽?”這又是還沒有答案的哲學老問題。當然我們可以假定很多答案,但這些答案隻是人為的、主觀的,並不是哲學的正確答案。所以有無鬼神,我們不知道,這個問題暫時保留。


    但是我們看孔子的態度,他對這個問題是明白的。當他病了,藥物無效的時候,子路說,求神吧!去禱告一下吧!孔子聽了問子路,真有這回事嗎?孔子這話說得很妙。他當然懂得,不過他是問子路“有這回事嗎?”而不是說“你相信嗎?”子路經孔子一問,表示學問很有根據,於是搬出考古學,他說,有啊!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這“誄”是中國文化中的祭文,曆代帝王的誄文就是。子路說,古代的誄文說了,人應該去禱告天地、上下各種神祇。孔子說,如果是這樣,那我天天都在禱告,而且禱告了很久,還照樣生病。這節文字,作進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來,孔子的意思,所謂禱告是一種誠敬的心情,所謂天人合一,出於誠與敬的精神,作學問修養,隨時隨地都應該誠敬。《大學》所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誠敬修養要做到我們中國文化所說的“不虧暗室”。孔子就是說自己天天做到這樣,等於與鬼神相通,就是這個道理,這是第一點。


    第二,普通的人,到了急難的時候,就去求神、拜佛、向上帝禱告。所謂:“垂老投僧,臨時抱佛。”就是說人平日自以為很偉大,但一遇到大困難,或極度危險,就感覺到自己非常渺小無助,完全喪失自信心——“天呀!神呀!你要救我呀!”倘使這時仍能保持一分自信心,就需要高度的修養。


    這裏我們說到曆史上一個人,大家都知道的朱舜水,明亡以後,他流亡到日本去,本想向日本求救兵企圖複國的。船航行太平洋中,遇到大台風,全船的人都喊救命,朱舜水端坐船中不動。據說當時船上的人都看到海上有兩盞紅燈,對著船來。古代的迷信,說這是海神來接的訊號,全船的人都將會死亡,所有的船員都跪下了。朱舜水就問:“真有這回事嗎?有沒有其他挽救的辦法?”船員說除非是有道的人跪下來求,或者還有希望。朱舜水說,他們拿紙筆來,我燒一張符下去,大概就可以退掉。朱舜水是道地的儒家,哪裏會畫符搞道家的東西,這不奇怪嗎?結果他在紙上寫了一個“敬”字。燒了以後,台風停了,船也穩了,風平浪靜就到了日本。你說朱舜水這一套有本事吧!簡直比諸葛亮更厲害,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豈不應該帶兵打仗,將明朝複國了?這件事絕對有,但若深入研究,那就成為另外一門學問了。現在的科學叫做精神學,又叫靈魂學。精神與靈魂的解析,人的精神力量與宇宙是否相通,這是另一個問題。


    第三,中國民間的諺語:“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一般人都是這樣,像許多人交朋友,平時不去探訪,有患難,或要借錢的時候才去,所以孔子對子路說,算了吧!老弟,如果這樣,我天天都在禱告中。換言之,鬼神的事,和生命的道理,都不是這樣簡單的。


    要愁哪得工夫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孔子說,人生的修養,“奢則不孫”。這個奢侈不止是說穿得好,打扮漂亮,家庭布置好,物質享受的奢侈。是廣義的奢侈,如喜歡吹牛,做事愛出風頭,都屬於奢侈。奢侈慣了,開放慣了的人,最容易犯不孫的毛病,一點都不守規矩,就是桀傲不馴。“儉則固”。這個儉也是廣義的。不止是用錢的儉省,什麽都比較保守、慎重、不馬虎,腳步站得穩,根基比較穩定。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腳跟踏實一點。他說“與其不孫也,寧固。”作人與其開放得過分了,還不如保守一點好。保守一點雖然成功機會不多,但絕不會大失敗;而開放的人成功機會多,失敗機會也同樣多。以人生的境界來說,還是主張儉而固的好。同時以個人而言奢與儉,還是傳統的兩句話:“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就像現在夏天,氣候炎熱,當年在重慶的時候,大家用蒲扇,一個客廳中,許多人在一起,用橫布做一個大風扇,有一個人在一邊拉,搧起風來,大家坐在下麵還說很舒服。現在的人說沒有冷氣就活不了。我說放心,一定死不了。所以物質文明發達了,有些人到落後地方要受不了,這就是“從奢入儉難”。


    曾國藩用人注重鄉氣。曆史上許多人,像呂蒙正,當了宰相,生活仍然很清苦。如電視上轟動的包青天,他一生的生活,也是清儉到極點,他本身沒有缺點被人攻擊。那麽多年,身為大臣,龍圖閣直學士兼開封府尹,等於中央秘書長,兼台北市長。做了這麽大的官,可是一生清儉。民間傳說,更把他當做神,講儒家文化,包公成了一個標竿。如宋朝的趙清獻,當時人稱他鐵麵禦史,對誰都不賣帳,做官清正,政簡刑清,監牢裏無犯人,也和包公一樣。曆史上有許多名臣都是儉,乃至許多大臣,有的臨到死了,連棺材都買不起。不但一生沒有貪汙一文錢,連自己薪水積蓄都沒有,後代子孫都無力為他買棺材,要由老朋友來湊錢,這就是儉的風範。


    光風霽月


    接下來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學而》篇中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一個人一生沒有人了解,雖有學問而沒有發展的機會,還是不怨天、不尤人,這種修養是很難。所以君子要做到“坦蕩蕩”,胸襟永遠是光風霽月;像春風吹拂,清爽舒適;像秋月揮灑,皎潔光華。內心要保持這樣的境界,無論得意的時候或艱困的時候,都是很樂觀的。但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自然的胸襟開朗,對人也沒有仇怨。像包公、趙清獻都做到這樣的境界,這是“君子坦蕩蕩”。至於小人呢?“小人長戚戚”,小人心裏是永遠有事情的,慢慢就變成狹心症了——這是笑話,借用生理的病名,來形容心理上的病態。小人永遠是憋住的,不是覺得某人對自己不起,就是覺得這個社會不對,再不然是某件事對自己不利。我們都犯了這個毛病,有時候:“唉!這個社會沒得搞的。”言外之意,我自己是了不起,而這個社會是混蛋。這也是“長戚戚”的一種心理病。心裏憂愁、煩悶、痛苦。所以這兩句,可以作座右銘,貼在桌旁,隨時注意自勵,養成坦蕩蕩的胸襟。


    跟著就說孔子個人的君子風範: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這是弟子們記載孔子的學問修養,表達在外麵的神態。第一是溫和的。對任何人都親切溫和,但也很嚴肅,在溫和中又使人不敢隨便。第二是威而不猛。說到威,一般人的印象是擺起那種凶狠的架子,這樣並不是威。真正的威是內心道德的修養,坦蕩蕩的修養到達了,就自然有威。盡管是煦和如春風,而在別人眼中,仍然是不可隨便侵犯的。不猛是不凶暴。如舞台上的山大王,在鑼鼓聲中一下竄出來,一副凶暴的樣子,那就是猛。第三是恭而安。孔子對任何事,任何人非常恭敬,也很安詳;也就是既恭敬而又活潑不呆板。這三點也等於第一篇《學而》的注解。學問好的人,內心的修養表達在外麵的,就是這樣的情形,而以孔子來作為榜樣,用白話翻譯過來就是有莊嚴的溫和,有自然的威儀而並不凶狠,永遠是那樣安詳而恭敬的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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