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講《微子第十八》篇，這一篇和第八篇《泰伯》有相呼應的作用，也可以說，這兩篇是連續的。《泰伯》篇是上論接近結論的一篇，《微子》這一篇則接近了下論的結論。這篇所記載的，都是與孔子當時的學說思想有關的事情，所以記載中完全用孔子的話的地方就少得多了。而是記載一些與孔子思想有關的個人的曆史。這篇東西可以很快研究完，但篇中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先說本篇的問題所在。本篇題目是“微子”，而微子、箕子、比幹這三個人，在周文王、武王要革命的時候，都是紂王的大臣，也都是曆史上有名的忠臣。箕子後來封於高麗，就是現在的朝鮮，所以朝鮮的文化，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遺留，朝鮮的民族，也可以說是箕子的後代。當時箕子把中國文化的陰陽、八卦、五行、天幹、地支這些東西，流傳到高麗，所以韓國的國旗，用的是《易經》八卦中的四卦：“乾、坤、坎、離”。就是代表天、地、日、月，也可以說整個是中國文化的精神。這是箕子所傳的。這裏所提的微子、箕子和比幹，他們是殷商的貴族，紂王的尊親。為什麽要首先提他們？而且這一篇的最後結論，提到周朝能夠興盛起來，“周有八士”，因為有八位了不起的人，輔助周朝興盛起來，這八士當中還沒有提到薑太公、周公，他們還不在八士以內。而這一篇的中間提到許多隱士，隱士並不一定是殷紂時候的人，有許多還屬於孔子同時代的人，全篇的編輯路線是這個樣子。如果從表麵上看這篇書，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看這些書，很多人認為這是為專製領導者幫腔的，因而對他有各種的毀謗。事實上不是這麽一回事。但是有一點，從表麵上看，這中間又有許多是反孔子的。所謂“反”是我們現代的說法，事實上是與孔子的觀點不同，至少是站在兩方麵，這裏都老實地記載下來了。所以我們讀書，有時不可被表麵文字騙過去了。
其次，我們要研究這篇書為什麽要這樣編？第一它是說明創造曆史，創造時代，完全是屬於“人”的問題，等於說英雄可開創時代。在一個時代中有人才，這個時代就興盛了；人才衰落了，這時代也完了。第二點用人的問題，一個領導者能鑒識人才，培養人才，他的事業是成功的；如果不認識人才，不知道培養人才，事業一定是失敗的。第三點關於個人的，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至少過去是如此，將來社會怎麽變，就很難說了。過去的時代，個人的立身出處非常重要，也就是第一步站出來很重要，所以有人一輩子當隱士。
隱士與曆史文化
有人說中國過去的隱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者“不同意”的主張，他不反對，反正個人超然獨立，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這個比方表麵上看起來很對，實際上還是不大對，因為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中，走隱士路線的人並不是不關心國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關心，也許可以說關心得太過了，往往把自己站開了，而站開並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絕對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務不管；中國的隱士並不是這種思想。我們研究中國的隱士，每一個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都有絕對的關聯，不過所采取的方法，始終是從旁幫助人，自己卻不想站到中間去，或者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幫助別人成功，自己始終不站出來。在中國過去每一個開創的時代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
最有名的如明朝朱元璋開國的時候，能夠把元朝打垮，當然中間是靠幾個道家思想的隱士人物出力，正麵站了出來的是劉伯溫，背後不站出來，故意裝瘋賣傻，瘋瘋癲癲的人有好幾個，如裝瘋的周顛，另一個是鐵冠道人，這是著名的，這些人朱元璋都親自為他們寫過傳記。正史不載，因為正史是儒家的人編的，他們覺得這些人太神奇了，這些資料都不寫在正史中。尤其是周顛這個人更怪，既不是和尚，又不是道士，一個人瘋來瘋去的，與朱元璋的交情也非常好，每逢朱元璋有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他就突然出現，告訴朱元璋解決的辦法。有一次朱元璋還測驗他，周顛說自己不會死，朱元璋把他用蒸籠去蒸烤，結果蒸了半天，打開一看，他等於現在洗了一個土耳其浴，洗得一身好舒服。從此朱元璋告訴部下，不可對周顛怠慢，這是一個奇人。像這一類的人，也屬於有名的隱士思想一流的人物。
中國過去有道之士，可以不出來幹涉現實的事，但他非常熱心，希望國家太平，希望老百姓過得好，寧可輔助一個人做到太平的時代，而自己不出來做官。等到天下太平了，成功了，他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什麽都不要。在中國古代曆史中，這一類的人非常多的。當然正麵曆史不大容易看到，從反麵的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些人。就拿王陽明來講，他所碰到的與普通人的生活及觀念不同的異人也很多。
本篇當中，就說明了雖然是隱士思想，明知道時代不能挽救的時候，他們站開了，但並不是消極的逃避，等於是保留了文化的精神，培養後一代，等待下一代。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我曾經提到過很多次，他的學生們在他死後私諡他為“文中子”。在隋煬帝的時候，他本來有誌於天下，想自己出來幹，但與隋煬帝談過話，到處看過以後，知道不行，就回去講學，培養年輕一代。所以到了唐太宗開國的時候，如李靖、徐世勣、房玄齡、魏征這一批唐代的開國元勳，文臣武將，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所以開創唐代的文化思想，文中子是最有功勞的。可是我們讀唐代的曆史，還沒有他的傳記，所以後人還是懷疑文中子的事跡，是不是真的，否則為什麽沒有他的傳記？最後經過考證，原來文中子的兒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舅子，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大臣，人也很好，不過在學說思想上意見不同，所以後來修唐史的時候，就沒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擺進去。因此文中子死後，他的諡號，還是朝中這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學生們私下給他的。曆史上有名的“自比尼山”故事，就是說不僅他的弟子，連他自己也自比為當代的孔子。而實際上以功業來說，也許他比孔子還要幸運，因為孔子培養了三千弟子，結果沒有看到一個人在功業上的成就，而文中子在幾十年中培養了後一代的年輕人，開創了唐代的國運與文化。
像這一類，也屬於隱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時代不可以挽回了，不勉強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應有中流砥柱的氣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這是不可能的，隻可以為自己流傳忠臣之名而已，對時代社會則無法真正有所貢獻。道家說要“因應順勢”，這類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後世的隱士。本篇記載了很多隱士，孔子當時所遇到的，是孔子在他們麵前吃癟的，也是孔子正麵和他們衝突的，這衝突並不是吵架，是意見衝突，思想的幽默，可見他們也非常了解孔子，也認為孔子的做法並沒有什麽錯誤，各走各的路線，這是本篇的第四個要點。
結論下來，這一篇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曆史哲學的一種觀點，第二個重點是個人的立身處世，自己的人生觀，人生哲學，究竟該走哪條路線。雖然這種觀念與思想，在本篇的文字中，一個字都沒提到，而事實上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我們把全篇研究完了，對自己應該是個很好的借鏡，可作為一個參考。把本篇的精神與重點報告完了，下麵就比較容易研究，不像以前的各篇，每句話都要作很多的發揮，這裏差不多每一觀念都作了整個的發揮。現在我們講到本文了。
眾鳥高飛盡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這是殷紂引起了西周革命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紂王是很暴虐的人，因受悠久文化的影響，還是有很多忠臣，可是幾個人向他建議，（古代下對上為“諫”，上對下為“勸”，現代通用為“建議”了。）而紂王無道，不聽這些建議，把微子廢掉，離開宗室了，後來微子的後代，由周朝封於宋，就是春秋戰國時的宋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興滅國，繼絕世”。周朝起來革命，成功以後，並沒有對紂王之後滅絕，還一定把前朝的後人找出來，使他們繼承祖宗的香火。箕子是紂王的叔父，也被降為奴役，箕子後來還是沒有死，帶了殷商的文化，由遼東渡海到朝鮮去了。比幹是被紂王殺死的。這三個人都是紂王時代的忠臣，而遇到一個這樣暴虐的君主。時代的衰敗挽不回的時候，走的走，被關起來的關起來，死的死。孔子認為這是古代的忠臣，雖然他們本身死了，可是對於國家文化的精神，永遠留下了千秋萬代的榜樣。所以稱他們是殷商時代的三位仁人，成仁取義的人。
下麵跟著說到柳下惠，魯國的人，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懷不亂”，這還是小事情，曆史上坐懷不亂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過古人以柳下惠作標榜，我們也不必再另外舉別人的例子了，而坐懷不亂並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麵，他最高的一麵在這裏：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師，等於現在管刑法的官，勉強比作現代的司法部長或最高法院院長。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罷免下台，於是有一個人對他說，你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魯國做事，出國去吧！你自己國家不要你，何必一定幹，到別的國家說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複他說，一個人終身行直道，思想、行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來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個國家社會做事，都是一樣會有問題，都要吃虧，會被擠下來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來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貴為榮耀，並不想真為國家社會做事的，那又何必離開自己父母之國呢？祖宗都在這裏，一樣可以做事。換句話說，隨便在哪裏，決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會都是一樣比較困難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這裏，為了貫徹人格的思想，為了貫徹傳統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處世，忽視於功名富貴，那是身外事，並不在乎，這是他的人格。這裏先記載他的事情，後麵孔子還要提到他的。
為什麽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幹三人的記載後麵？柳下惠並不是殷紂時代的人，而是春秋戰國孔子這一時代的人，還可能稍稍早一點，比孔子大幾歲，不過已是一個天下聞名了不起的人物，這裏先記載他的事，柳下惠的這幾句話，也說明了前麵三個人的事情。所以中國的古文，如《論語》的文章一看起來好像是法律的條文，一條一條，好像連不起來，實際上仔細一讀，它是長篇文章，連接得非常好。換句話說，微子、箕子、比幹，有的願殺身以成仁，如比幹；被趕出去就走了，如微子；為奴就為奴，如箕子。為什麽他們不彎一彎呢？態度稍微改變一下，去拍個馬屁，也會好好用他們，更何況他們本來就是皇族。可是他們為什麽不這樣做？這就說明個人作人也好，在國家社會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則上人格的重要。反過來，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話，隨便哪裏都可以幹，如果堅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離開？所以引用柳下惠的這幾句話，等於是為上麵三個人的事，作了一個注解，這就是《論語》的編輯方法。
王不留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齊國，那時齊國的國君，（就是齊國的諸侯，我們隨便講，叫他國君，是借用的名詞。）正是景公的時代，有一度，他的首相是有名的小矮子晏子——晏嬰，這個人品德很好，學問也很好，在曆史上是名宰相，了不起的忠臣，也很清高，樣樣都很好，並且自己著了一本書——《晏子春秋》。另一個更早一點的名臣管仲，也是齊國大臣，著有《管子》，這兩部書現在都流傳著，當然，其中內容真偽雜陳。孔子到了齊國以後，齊景公本來想用孔子，可是晏子不同意，怕因此自己不能在齊國立足。不過這個問題的資料並不很充分，晏子是不是那麽嫉才的人是一個問題。其次，涉及齊景公本身的問題，不過曆史上有說齊景公是受了晏子的影響才這樣的，但是要注意，當時齊國與魯國的邦交並不很好，所以後來引起了戰爭，齊國準備打魯國，魯國一定打不過齊國的，孔子這個時候，很為自己祖國的危機著急、彷徨，準備自己出國，去國際上想辦法的。後來由子貢出麵，在各國走了一趟，扭轉了整個國際的局勢。
當時齊景公對孔子非常好，不過不能用他，所謂不能用是外交辭令，齊景公也沒有當麵告訴孔子：“老先生，你是了不起，我想用你，可是我不會用你啊！”這就太難堪了，他不會那麽做，這隻能利用別人來透露，所以齊景公所說“若季氏，則吾不能。”這季氏，就是魯國的季家。但季家對孔子非常好，孔子一班學生在季氏兄弟下麵做事的也很多，雖然季氏對孔子恭維，可也沒有重用他。現在景公就把話透露給孔子，像季氏一樣的對孔子則我不能，我要就重用他，如你孔子願意永遠住在我齊國，我願如季家的兄弟一樣的待你，雖不重用也不冷淡，恰到好處。齊景公並說明采取這個態度的原因，隻說是自己年紀大了，沒有雄心，不想稱王稱霸了，假如是年輕的時候，孔子來到我齊國，我一定重用他，這個話一傳到孔子耳裏，當天孔子就走了。
我們看古代的記載，文字非常簡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吾老矣，不能用也。”這句話，使孔子馬上就走了，如果寫小說，這中間一定還有許多故事。孔子為什麽立刻離開？可見左右有人妒忌，從旁說了閑話，孔子不馬上走，說不定有人會害他。這也可以說齊景公很愛護孔子，因為自己國內的政權以及其他一切等等，所形成的環境，的確沒有辦法用他，所以說：“吾老矣，不能用也。”隻好這樣暗示他，因此孔子聽了以後，趕快就跑了。
這一段為什麽放在上麵兩段的後麵？假使以普通的方法讀《論語》，讀一輩子也白讀了，如以曆史人生的觀點來讀，就和上麵兩段的意義與精神是一樣的。一個人的立身出處，當環境不容許的時候，就毅然決然而去，所謂“飄然遠引”，沒有什麽留戀的。人生為了什麽呢？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了自己能對社會人類有所貢獻，絕不為現實的功名富貴，乃至如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這也說明柳下惠的道理，也是說明殷朝三仁的道理。
江山與美人
上麵是說孔子離開齊國的關鍵，下麵是說當時孔子為什麽離開魯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原來齊國想出兵打魯國，在這以前，孔子曾經一度當司寇，國際上各國諸侯都很害怕，魯國如真起用了孔子，就不得了，大家想盡了辦法，用各種手段，使孔子下台，同時國內的環境也不許可他展開抱負，所以幹了三個月就下來了。後來齊國為了使魯國更趨衰弱，以現代話來說，就利用了女間諜，選了一批非常漂亮的名女人（為女樂），送給魯定公，當時孔子主張不能接受，否則魯定公這個人靠不住，意誌會沉迷下去，影響到國家。而當權的季桓子，自動先接受了齊國的女樂，果然，政府規定每天必定舉行的早朝——朝會，都接連三天不開，大家去看女樂了。孔子一看這情形，知道齊國這一手很厲害，魯國的前途完了，孔子馬上出國了。
孔子去魯、去齊這兩次的離去，說明了一個人的去留之間，是非常有分寸的，中國文化講究的，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立身處世，進退之間大有分寸，絕不會顧慮到生活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過去每逢過年，很多家庭無論作裝飾，或是附庸風雅，都會懸掛朱柏廬《治家格言》，治家格言中：“讀書誌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為什麽要出來做官，現代叫做公務員，現在公務員的觀念和以前官的觀念，的的確確兩樣，所以有時候拿現代的公務員比過去的官，我也認為大不妥當。過去一個讀書人，十載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縣令，出來時還要鳴鑼開道，老百姓還要回避，坐在轎子裏比汽車舒服得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強等於現在縣裏的警察局長、監獄長，這是編製內的人。皂隸之類都不在編製內，由縣令自己想辦法在節餘項下開支。以前一個縣衙門裏，編製外不過一二十人辦事。像清朝康熙時代，全國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小吏，隻有一萬七千人，而做了那麽多事。這個問題我們今日還是值得研究的。那個時候，考取功名出來做官的，四萬萬人中隻有一兩萬人，的確是很光榮。現在當然兩樣了，是公務員，替人服務了。但是大家還有一個毛病，把公務員與官的觀念始終混在一起，如果這一點真正分開了，搞清楚了，那好辦了。很遺憾的，幾十年下來，這一點還沒有搞清楚，以致產生了政治上、社會上很多糾紛。
講到這裏，我們知道，古人對於該不該出來當官，所謂立身出處，是很慎重的。現在我們的教育變了，每一個考進來的，都是為自己的職業問題著想，這是美國化、西方文化的影響，所謂杜威等人的思想，“生活就是教育”，他們教育與生活、技術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礎同我們完全兩樣，我們今天沒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對別人的也沒有搞清楚，別人的東西是不是適合我們的國情，今天還在考驗中。今日考進來的學生，目的是為了職業，既然為了職業，那麽做醫生是職業，做公務員也是職業，職業的下麵，就隻有價值問題，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問劃不劃得來。過去我們的思想，從不考慮個人待遇問題，所謂“為官心存君國”，講好的一麵，是犧牲自我。為什麽要得到權位？是為了實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國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在曆史上許多大臣，死了以後可憐得很，像秦檜害死嶽飛，抄家的時候，什麽都沒抄到，破書而已，像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重大問題。
鳳凰離亂不如雞
現在接下來，是孔子離開魯國以後，周遊列國，到處為文化，為人類的思想在努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碰了一個釘子了。楚狂接輿是道家人物，是楚國一個著名裝瘋的狂人。狂人並不是瘋子。過去說的狂，就是滿不在乎，有點像現在的嬉皮。美國前幾年流行的嬉皮，他們所畫的祖師爺，都是我們中國人，其中兩個是禪宗的和尚：寒山、拾得，留長發拿掃帚的；還有像楚狂接輿，也是他們的祖師爺。還有我們晉朝的劉伶、阮籍兩個愛喝酒的，這些人他們都供起來，自稱是他們的祖師爺，這是他們學中國文化的一點點皮毛。所以楚狂並不是一個瘋子，接輿是他的名字，道家的書與“高士傳”都說他姓陸，陸接輿就是楚狂，也是道家著名的隱士，學問人格都非常高。孔子碰到他時，他就唱著歌過來了。歌是故意唱給孔子聽的，他沒有直接說孔子，而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古人說麟、鳳，有時候代表人中之君子，或者是天下絕對太平，時代有道的時候，就可見到走獸中的麒麟、飛禽中之鳳凰，亂世的時候就看不見。不過後世一般人認為沒有這兩種東西，把長頸鹿叫做麒麟，對不對，也很難講。這兩樣東西，是中國文化的標誌。還有一樣就是龍。現在楚狂是用鳳來比孔子，他說鳳啊！鳳啊！你倒楣了，這個時代出來幹什麽？過去的錯了，你就算了，未來的你還是可以改正。這兩句話的含義是很深很深的。大而言之，也可以說是曆史錯了，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你不要去懷念那過去的曆史，應該開創未來的。不過他唱給孔子聽，這個意義很深遠，等於對孔子說，你老是想把這個時代挽救過來，這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這個時候想出來挽救這個時代，是危險極了，你這時如想出來從政，你可免了。孔子一聽，知道不簡單，趕快停下車來，想跟他講話，可是這個“狂人”一看見孔子停車，知道孔子要來和自己說話，就加快腳步溜了，避開了，使孔子永遠無法跟他說話，也是他懶得跟孔子討論。
楚狂這個人是有名的隱士，給孔子碰一個很大的釘子，如說他對孔子不欣賞，他偏要來唱這首歌給孔子聽，可見他是有心的，孔子曉得，孔子懂他，下來想向他請教，可是他又走開了。曆史上隱士們都這樣，做了許多怪事，點到為止。這是孔子碰到了和他唱反調的第一個隱士。在這一篇裏，這些唱反調的統統出來了。
處處關津處處寒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和桀溺，是兩個隱士，一對好朋友，在並肩種田，孔子經過那裏，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教子路去問路，問過江的路口，這“問津”是這篇文篇的“點題”，我們中國以後的文字上，所謂“指點迷津”的典故，就是從這裏來的。長沮就先反問子路，你替他趕車的那個老頭子是誰？這是明知故問。子路說，坐在車上的是我的老師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長沮說，就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子路說，是啊！就是他。長沮說，既然是孔丘，他當然知道該怎麽走，還要來向我們問路嗎？他這話答得很妙，子路問的是車子應該走向哪裏的路。長沮答的不是車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長沮的意思是說，這個周遊列國、到處還要傳道的孔子，他現在“路”都不曉得走嗎？他這個話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問不出道理來，就轉過頭來問桀溺，桀溺卻反過來問子路，你是什麽人？子路說，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說，你就是魯國那個糟老頭孔丘的徒弟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詞，現代語匯就是潮流，當潮流來時，海水一漲，浪花滔滔滾滾，不管好的壞的，統統都被浪頭淹沒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在濁浪滔滔，一股渾水在流，這情形又有誰能夠把它變得了，那洪水泛濫的時候，時代的趨勢來了，誰都擋不住。並且他告訴子路：“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這句話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開了魯國，魯國政治太亂，自己的國家他救不了啦！為了想實行自己的理想，到處去看，是避開亂的社會，另外想找更好的環境，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訴子路，你跟著孔子這樣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開的，如現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會，反正都沒有離開社會，不過換了一個生活。哪裏出得了家？真出家談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說的“辟世之士”，連這個時代都拋開了。離開這個社會，跑到深山裏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這就是出家嗎？永嘉禪師曾經說過，當你的心不能平靜的時候，跑到深山都沒有用。不要以為到了山裏，就是出家修行，有時候看到風吹草動，心裏都會煩起來。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靜了，在任何熱鬧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樣的清淨，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這一段桀溺對子路說，其實時代是逃避不了的，你與其跟著孔子一樣，覺得這裏不對，就離開到另外一個社會，還不如像我們一樣，自己忘記了這個世界，忘記了這個時代，種我的田，什麽都不管。他說到這裏以後，再不說話了，拿起鋤頭，還是不停地種他的田。
子路碰了釘子，就回去把經過報告孔子，孔子聽了心裏很不愜意，臉色變了，很落寞也很難過的樣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自命為儒家的人，抓住這句話作為把柄，認為道家這些隱士都不對，說孔子在罵他們是禽獸，這些人沒有國家的觀念，不是人，是禽獸。這是後世的解釋，但我否認這種解釋，後世的儒家根本解釋錯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讚成他們，孔子這句話不是罵他們，因為上麵有句“夫子憮然曰”，孔子心裏很難過，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訴子路：“鳥獸不可與同群。”鳥是飛的，獸是走的，而且鳥是海闊天空由他飛，獸類之中，絕大多數野獸都在山林裏，不在人類的社會中，飛的與走的不能擺在一起，換句話說，人各有誌，各走各的路，遠走的就去遠走，高飛的就去高飛。孔子接著說，其實我很想跟他們一樣，走他們的路線，拋開天下國家不管，我還不是跟他們兩個人的思想一樣的。換句話說，都是在憂世的，擔憂這個國家，擔憂這個時代，擔憂這個社會，這種憂都是一樣的，問題隻是做法兩樣。他們可以丟下這個社會、這個時代不管，隻管自己種田去，可是我丟不下來。假如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我又何必來改變它呢？就因為時代太亂了，我必須要犧牲自己，來改變這個社會的潮流。這就是孔子！所以我們知道孔子走的路線，比這些隱士們走的路更難。明知道這個擔子挑不動的，他硬要去挑。
我們這裏引述曆史一件事來補充說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蘇東坡這批人和他的意見不同、分歧，形成了後來著名的“黨禍”，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壞，所以這班正人君子都紛紛辭職。當時有人主張最好不要辭職，因為王安石下麵這一批人，將來一定要把事情搞壞的，你多占一個位子，使他們少搞壞一點，這就做了好事。這就說明挑這種擔子很難，明知道要壞，可硬是不走開，占住一點，少壞一點，雖然不能積極的挽救，也是消極的防止，孔子走的是這個路線。
如此風波不可行
下麵又來一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著孔子後麵走，大概脫了隊，落伍了。“遇丈人”，碰到一個老頭子。“丈人”不是嶽父，古代丈人是對長輩的尊稱。過去寫信，對父執輩稱世伯，自稱世晚或世侄，但有的與父輩沒有交情，而年歲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這時就尊稱對方為“丈”，就是長者、前輩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拐杖，挑了一些編織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就問他，你看到我的老師嗎？這個老頭子可罵了子路一頓，什麽你的老師？這種人光在那裏吹牛，也不去勞動勞動，連五穀都分不清楚，一天到晚隻在那裏用頭腦，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認識你的什麽老師。老頭說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裏芸田，手扶著杖頭，用腳把禾苗周圍的草，壓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沒辦法，被他的氣勢懾住了，拱手站在那裏恭恭敬敬的不敢動。於是這位老頭子帶子路回家，留他住下，還殺雞，做了很好的飯，很豐盛的款待他，而且還教兩個兒子來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報告了經過。孔子說，這是一個隱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裏一看，這位老先生搬家了。
關於這些隱士的事情，儒家記載得很有限，我們如果看《高士傳》、《神仙傳》這一方麵的書，則這種人很多。如佛家禪宗的隱山和尚，這是佛教進入中國以後唐代的故事：有兩位很有名的大師，出門“行腳”——“行腳”是佛家的術語，就是到各處參訪有道德學問的高人。這兩個和尚走到一個深山裏麵，在溪水中洗臉，其中一個是洞山，告訴另外一個密師伯，這山中住有高人。密師伯說怎麽知道？洞山說，我們洗臉時不是看到一片菜葉子，隨溪水流下來嗎？可見上流有人。於是兩個人就去找，雖沒有路跡可循，但終於找到了這個隱山和尚，搭了一個茅草棚，一個人住在深山，於是這兩個和尚跟他談道，他們談得相當投機。後來，這兩個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對，多年來難得一見的高人，隱居在這裏，實在太可惜了。於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連茅草棚都燒掉了，隻留了幾首詩在那裏，最後兩句說：“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像這樣所謂隱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很多，並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殺了，而多半是很有修養的人。
子路找不到這個荷蓧老人，回來告訴孔子後，談起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個絕對莽撞的人，他跟孔子這麽多年，孔子也很欣賞他，所以他講出一個道理——他說，一個知識分子，有學問有能力，不肯出仕貢獻給國家社會，（這裏要注意，“仕”的觀念，在春秋戰國以前，是為對國家有所貢獻而出仕，後世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出來做官為出仕，完全是兩回事。）不合於義。社會有社會的秩序，長幼的階級，父是父，子是子，人倫的階級不可廢，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亂，更何況國家社會的政治體製，怎麽能廢？假使廢了，社會就沒有型態、沒有秩序，不成社會了。這些隱士思想的人，欲潔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觀點。社會中有許多人也是這種個性，這種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開創，那就糟了。開創事業的人，好的要，壞的也要，而且要準備接受壞的，天下好的名聲固然好，有時候為了成功一件事業，往往要擔負很多壞名聲，其實很冤枉。但是能夠挑得起來，就很難了。這種做法，比潔身自好還更難。所以我們常常感到任勞任怨難，尤其當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創業的人，第一個修養要能夠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種德行才行。所以潔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隱士。子路這時可有個感想，認為潔身自好的人，亂了人倫之道，把一切都丟開了，隻管自己。也可以說，是絕對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對於國家社會並無貢獻。所以子路說，君子的出仕，並不是為了自己想出鋒頭，而是為了貢獻給國家社會——“行其義也”。看了這些隱士們，就曉得“道之不行”了。因為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多半喜歡走隱士的路線，覺得救不了時代，就做隱士，向後退，不敢跳下這個渾水去。大家都像這個樣子，有學問，有修養的人，頭腦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願來淌這個渾水。所以子路說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這位老師所走的路線，自始至終，永遠都是自我犧牲，因為其他的知識分子，多半隻管自己了。
上麵到這裏，等於告了一個段落，下麵一章就等於引用孔子的評論了。先說逸民，古代逸民也近於隱士，在曆史上，後來引用孔子這句話，有“逸民傳”。尤其清朝的曆史，對於明朝的許多絕對不投降，當然更不肯出來做官的知識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裏去了，像陝西的李二曲、江蘇的顧亭林等等，硬是不出來，當然也沒有被殺，這一類人在清代的曆史上留下來，就列入“逸民傳”中，當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這又與隱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處了。
窮達行藏
現在繼續講《微子第十八》，今天說到“逸民”這一段。上次說過，這一篇所講的，等於是曆史人物的報道，也反映出立身處世的道理，一種走入世的路，一種走隱逸的路，當隱士為出世之路。不過中國過去的隱逸之路，並不完全是消極的，以舊文字來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個字。他們不是為個人利益有所待，隻是想為國家社會有所貢獻而有所待，雖然同入世的人看法兩樣，角度兩樣，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隱逸的路線也可說是積極的，他們救人救世的目標是一致的。可是這一類人，和孔夫子正麵對照起來，顯出兩個方向。這一篇裏大部分都是說隱逸的，孔子提出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誌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麽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曆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曆史上有許多人降誌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誌，降誌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了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誌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誌，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的，隻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誌，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誌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誌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麵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隻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誌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裏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麽貢獻，就隻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麽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就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隻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盡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麵前都不要，舍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隻好退隱了，不過退隱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麵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麵跟著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在這裏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匯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麵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樂的大師摯，“大師”是官名，勉強等於現代的部長階級，“摯”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隱掉了（並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亞飯幹，這裏的“飯”字等於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於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內（黃河上遊）一帶去了。搖撥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江一帶。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麽道理，好像毫不相幹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隱散夥了。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態就成了大問題。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於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整個曆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不管製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裏，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麽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曆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麵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上麵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這裏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這是第一點。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幹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裏不以為然的怨懟，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並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領導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屍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再其次：“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不要隨便舍棄不用。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因此對於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其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於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丟棄他們。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對朋友當然如此，對於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麽嚴重的問題，活著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麵了。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拋棄這分友情。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導人的，不可要求幹部是全才。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這是萬難做到的。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於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交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這就是說無求備於人。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領導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上麵講了許多人生態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隱之士。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如喪家之狗”，像條野狗一樣，到處亂跑。形成兩個目標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隱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係到政治上作領導人的問題了。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薑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並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致。對這八個人的曆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
先說本篇的問題所在。本篇題目是“微子”，而微子、箕子、比幹這三個人，在周文王、武王要革命的時候，都是紂王的大臣，也都是曆史上有名的忠臣。箕子後來封於高麗，就是現在的朝鮮，所以朝鮮的文化，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遺留，朝鮮的民族，也可以說是箕子的後代。當時箕子把中國文化的陰陽、八卦、五行、天幹、地支這些東西，流傳到高麗，所以韓國的國旗，用的是《易經》八卦中的四卦：“乾、坤、坎、離”。就是代表天、地、日、月，也可以說整個是中國文化的精神。這是箕子所傳的。這裏所提的微子、箕子和比幹，他們是殷商的貴族，紂王的尊親。為什麽要首先提他們？而且這一篇的最後結論，提到周朝能夠興盛起來，“周有八士”，因為有八位了不起的人，輔助周朝興盛起來，這八士當中還沒有提到薑太公、周公，他們還不在八士以內。而這一篇的中間提到許多隱士，隱士並不一定是殷紂時候的人，有許多還屬於孔子同時代的人，全篇的編輯路線是這個樣子。如果從表麵上看這篇書，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看這些書，很多人認為這是為專製領導者幫腔的，因而對他有各種的毀謗。事實上不是這麽一回事。但是有一點，從表麵上看，這中間又有許多是反孔子的。所謂“反”是我們現代的說法，事實上是與孔子的觀點不同，至少是站在兩方麵，這裏都老實地記載下來了。所以我們讀書，有時不可被表麵文字騙過去了。
其次，我們要研究這篇書為什麽要這樣編？第一它是說明創造曆史，創造時代，完全是屬於“人”的問題，等於說英雄可開創時代。在一個時代中有人才，這個時代就興盛了；人才衰落了，這時代也完了。第二點用人的問題，一個領導者能鑒識人才，培養人才，他的事業是成功的；如果不認識人才，不知道培養人才，事業一定是失敗的。第三點關於個人的，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至少過去是如此，將來社會怎麽變，就很難說了。過去的時代，個人的立身出處非常重要，也就是第一步站出來很重要，所以有人一輩子當隱士。
隱士與曆史文化
有人說中國過去的隱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者“不同意”的主張，他不反對，反正個人超然獨立，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這個比方表麵上看起來很對，實際上還是不大對，因為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中，走隱士路線的人並不是不關心國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關心，也許可以說關心得太過了，往往把自己站開了，而站開並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絕對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務不管；中國的隱士並不是這種思想。我們研究中國的隱士，每一個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都有絕對的關聯，不過所采取的方法，始終是從旁幫助人，自己卻不想站到中間去，或者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幫助別人成功，自己始終不站出來。在中國過去每一個開創的時代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
最有名的如明朝朱元璋開國的時候，能夠把元朝打垮，當然中間是靠幾個道家思想的隱士人物出力，正麵站了出來的是劉伯溫，背後不站出來，故意裝瘋賣傻，瘋瘋癲癲的人有好幾個，如裝瘋的周顛，另一個是鐵冠道人，這是著名的，這些人朱元璋都親自為他們寫過傳記。正史不載，因為正史是儒家的人編的，他們覺得這些人太神奇了，這些資料都不寫在正史中。尤其是周顛這個人更怪，既不是和尚，又不是道士，一個人瘋來瘋去的，與朱元璋的交情也非常好，每逢朱元璋有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他就突然出現，告訴朱元璋解決的辦法。有一次朱元璋還測驗他，周顛說自己不會死，朱元璋把他用蒸籠去蒸烤，結果蒸了半天，打開一看，他等於現在洗了一個土耳其浴，洗得一身好舒服。從此朱元璋告訴部下，不可對周顛怠慢，這是一個奇人。像這一類的人，也屬於有名的隱士思想一流的人物。
中國過去有道之士，可以不出來幹涉現實的事，但他非常熱心，希望國家太平，希望老百姓過得好，寧可輔助一個人做到太平的時代，而自己不出來做官。等到天下太平了，成功了，他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什麽都不要。在中國古代曆史中，這一類的人非常多的。當然正麵曆史不大容易看到，從反麵的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些人。就拿王陽明來講，他所碰到的與普通人的生活及觀念不同的異人也很多。
本篇當中，就說明了雖然是隱士思想，明知道時代不能挽救的時候，他們站開了，但並不是消極的逃避，等於是保留了文化的精神，培養後一代，等待下一代。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我曾經提到過很多次，他的學生們在他死後私諡他為“文中子”。在隋煬帝的時候，他本來有誌於天下，想自己出來幹，但與隋煬帝談過話，到處看過以後，知道不行，就回去講學，培養年輕一代。所以到了唐太宗開國的時候，如李靖、徐世勣、房玄齡、魏征這一批唐代的開國元勳，文臣武將，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所以開創唐代的文化思想，文中子是最有功勞的。可是我們讀唐代的曆史，還沒有他的傳記，所以後人還是懷疑文中子的事跡，是不是真的，否則為什麽沒有他的傳記？最後經過考證，原來文中子的兒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舅子，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大臣，人也很好，不過在學說思想上意見不同，所以後來修唐史的時候，就沒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擺進去。因此文中子死後，他的諡號，還是朝中這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學生們私下給他的。曆史上有名的“自比尼山”故事，就是說不僅他的弟子，連他自己也自比為當代的孔子。而實際上以功業來說，也許他比孔子還要幸運，因為孔子培養了三千弟子，結果沒有看到一個人在功業上的成就，而文中子在幾十年中培養了後一代的年輕人，開創了唐代的國運與文化。
像這一類，也屬於隱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時代不可以挽回了，不勉強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應有中流砥柱的氣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這是不可能的，隻可以為自己流傳忠臣之名而已，對時代社會則無法真正有所貢獻。道家說要“因應順勢”，這類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後世的隱士。本篇記載了很多隱士，孔子當時所遇到的，是孔子在他們麵前吃癟的，也是孔子正麵和他們衝突的，這衝突並不是吵架，是意見衝突，思想的幽默，可見他們也非常了解孔子，也認為孔子的做法並沒有什麽錯誤，各走各的路線，這是本篇的第四個要點。
結論下來，這一篇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曆史哲學的一種觀點，第二個重點是個人的立身處世，自己的人生觀，人生哲學，究竟該走哪條路線。雖然這種觀念與思想，在本篇的文字中，一個字都沒提到，而事實上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我們把全篇研究完了，對自己應該是個很好的借鏡，可作為一個參考。把本篇的精神與重點報告完了，下麵就比較容易研究，不像以前的各篇，每句話都要作很多的發揮，這裏差不多每一觀念都作了整個的發揮。現在我們講到本文了。
眾鳥高飛盡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這是殷紂引起了西周革命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紂王是很暴虐的人，因受悠久文化的影響，還是有很多忠臣，可是幾個人向他建議，（古代下對上為“諫”，上對下為“勸”，現代通用為“建議”了。）而紂王無道，不聽這些建議，把微子廢掉，離開宗室了，後來微子的後代，由周朝封於宋，就是春秋戰國時的宋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興滅國，繼絕世”。周朝起來革命，成功以後，並沒有對紂王之後滅絕，還一定把前朝的後人找出來，使他們繼承祖宗的香火。箕子是紂王的叔父，也被降為奴役，箕子後來還是沒有死，帶了殷商的文化，由遼東渡海到朝鮮去了。比幹是被紂王殺死的。這三個人都是紂王時代的忠臣，而遇到一個這樣暴虐的君主。時代的衰敗挽不回的時候，走的走，被關起來的關起來，死的死。孔子認為這是古代的忠臣，雖然他們本身死了，可是對於國家文化的精神，永遠留下了千秋萬代的榜樣。所以稱他們是殷商時代的三位仁人，成仁取義的人。
下麵跟著說到柳下惠，魯國的人，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懷不亂”，這還是小事情，曆史上坐懷不亂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過古人以柳下惠作標榜，我們也不必再另外舉別人的例子了，而坐懷不亂並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麵，他最高的一麵在這裏：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師，等於現在管刑法的官，勉強比作現代的司法部長或最高法院院長。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罷免下台，於是有一個人對他說，你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魯國做事，出國去吧！你自己國家不要你，何必一定幹，到別的國家說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複他說，一個人終身行直道，思想、行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來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個國家社會做事，都是一樣會有問題，都要吃虧，會被擠下來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來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貴為榮耀，並不想真為國家社會做事的，那又何必離開自己父母之國呢？祖宗都在這裏，一樣可以做事。換句話說，隨便在哪裏，決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會都是一樣比較困難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這裏，為了貫徹人格的思想，為了貫徹傳統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處世，忽視於功名富貴，那是身外事，並不在乎，這是他的人格。這裏先記載他的事情，後麵孔子還要提到他的。
為什麽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幹三人的記載後麵？柳下惠並不是殷紂時代的人，而是春秋戰國孔子這一時代的人，還可能稍稍早一點，比孔子大幾歲，不過已是一個天下聞名了不起的人物，這裏先記載他的事，柳下惠的這幾句話，也說明了前麵三個人的事情。所以中國的古文，如《論語》的文章一看起來好像是法律的條文，一條一條，好像連不起來，實際上仔細一讀，它是長篇文章，連接得非常好。換句話說，微子、箕子、比幹，有的願殺身以成仁，如比幹；被趕出去就走了，如微子；為奴就為奴，如箕子。為什麽他們不彎一彎呢？態度稍微改變一下，去拍個馬屁，也會好好用他們，更何況他們本來就是皇族。可是他們為什麽不這樣做？這就說明個人作人也好，在國家社會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則上人格的重要。反過來，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話，隨便哪裏都可以幹，如果堅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離開？所以引用柳下惠的這幾句話，等於是為上麵三個人的事，作了一個注解，這就是《論語》的編輯方法。
王不留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齊國，那時齊國的國君，（就是齊國的諸侯，我們隨便講，叫他國君，是借用的名詞。）正是景公的時代，有一度，他的首相是有名的小矮子晏子——晏嬰，這個人品德很好，學問也很好，在曆史上是名宰相，了不起的忠臣，也很清高，樣樣都很好，並且自己著了一本書——《晏子春秋》。另一個更早一點的名臣管仲，也是齊國大臣，著有《管子》，這兩部書現在都流傳著，當然，其中內容真偽雜陳。孔子到了齊國以後，齊景公本來想用孔子，可是晏子不同意，怕因此自己不能在齊國立足。不過這個問題的資料並不很充分，晏子是不是那麽嫉才的人是一個問題。其次，涉及齊景公本身的問題，不過曆史上有說齊景公是受了晏子的影響才這樣的，但是要注意，當時齊國與魯國的邦交並不很好，所以後來引起了戰爭，齊國準備打魯國，魯國一定打不過齊國的，孔子這個時候，很為自己祖國的危機著急、彷徨，準備自己出國，去國際上想辦法的。後來由子貢出麵，在各國走了一趟，扭轉了整個國際的局勢。
當時齊景公對孔子非常好，不過不能用他，所謂不能用是外交辭令，齊景公也沒有當麵告訴孔子：“老先生，你是了不起，我想用你，可是我不會用你啊！”這就太難堪了，他不會那麽做，這隻能利用別人來透露，所以齊景公所說“若季氏，則吾不能。”這季氏，就是魯國的季家。但季家對孔子非常好，孔子一班學生在季氏兄弟下麵做事的也很多，雖然季氏對孔子恭維，可也沒有重用他。現在景公就把話透露給孔子，像季氏一樣的對孔子則我不能，我要就重用他，如你孔子願意永遠住在我齊國，我願如季家的兄弟一樣的待你，雖不重用也不冷淡，恰到好處。齊景公並說明采取這個態度的原因，隻說是自己年紀大了，沒有雄心，不想稱王稱霸了，假如是年輕的時候，孔子來到我齊國，我一定重用他，這個話一傳到孔子耳裏，當天孔子就走了。
我們看古代的記載，文字非常簡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吾老矣，不能用也。”這句話，使孔子馬上就走了，如果寫小說，這中間一定還有許多故事。孔子為什麽立刻離開？可見左右有人妒忌，從旁說了閑話，孔子不馬上走，說不定有人會害他。這也可以說齊景公很愛護孔子，因為自己國內的政權以及其他一切等等，所形成的環境，的確沒有辦法用他，所以說：“吾老矣，不能用也。”隻好這樣暗示他，因此孔子聽了以後，趕快就跑了。
這一段為什麽放在上麵兩段的後麵？假使以普通的方法讀《論語》，讀一輩子也白讀了，如以曆史人生的觀點來讀，就和上麵兩段的意義與精神是一樣的。一個人的立身出處，當環境不容許的時候，就毅然決然而去，所謂“飄然遠引”，沒有什麽留戀的。人生為了什麽呢？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了自己能對社會人類有所貢獻，絕不為現實的功名富貴，乃至如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這也說明柳下惠的道理，也是說明殷朝三仁的道理。
江山與美人
上麵是說孔子離開齊國的關鍵，下麵是說當時孔子為什麽離開魯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原來齊國想出兵打魯國，在這以前，孔子曾經一度當司寇，國際上各國諸侯都很害怕，魯國如真起用了孔子，就不得了，大家想盡了辦法，用各種手段，使孔子下台，同時國內的環境也不許可他展開抱負，所以幹了三個月就下來了。後來齊國為了使魯國更趨衰弱，以現代話來說，就利用了女間諜，選了一批非常漂亮的名女人（為女樂），送給魯定公，當時孔子主張不能接受，否則魯定公這個人靠不住，意誌會沉迷下去，影響到國家。而當權的季桓子，自動先接受了齊國的女樂，果然，政府規定每天必定舉行的早朝——朝會，都接連三天不開，大家去看女樂了。孔子一看這情形，知道齊國這一手很厲害，魯國的前途完了，孔子馬上出國了。
孔子去魯、去齊這兩次的離去，說明了一個人的去留之間，是非常有分寸的，中國文化講究的，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立身處世，進退之間大有分寸，絕不會顧慮到生活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過去每逢過年，很多家庭無論作裝飾，或是附庸風雅，都會懸掛朱柏廬《治家格言》，治家格言中：“讀書誌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為什麽要出來做官，現代叫做公務員，現在公務員的觀念和以前官的觀念，的的確確兩樣，所以有時候拿現代的公務員比過去的官，我也認為大不妥當。過去一個讀書人，十載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縣令，出來時還要鳴鑼開道，老百姓還要回避，坐在轎子裏比汽車舒服得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強等於現在縣裏的警察局長、監獄長，這是編製內的人。皂隸之類都不在編製內，由縣令自己想辦法在節餘項下開支。以前一個縣衙門裏，編製外不過一二十人辦事。像清朝康熙時代，全國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小吏，隻有一萬七千人，而做了那麽多事。這個問題我們今日還是值得研究的。那個時候，考取功名出來做官的，四萬萬人中隻有一兩萬人，的確是很光榮。現在當然兩樣了，是公務員，替人服務了。但是大家還有一個毛病，把公務員與官的觀念始終混在一起，如果這一點真正分開了，搞清楚了，那好辦了。很遺憾的，幾十年下來，這一點還沒有搞清楚，以致產生了政治上、社會上很多糾紛。
講到這裏，我們知道，古人對於該不該出來當官，所謂立身出處，是很慎重的。現在我們的教育變了，每一個考進來的，都是為自己的職業問題著想，這是美國化、西方文化的影響，所謂杜威等人的思想，“生活就是教育”，他們教育與生活、技術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礎同我們完全兩樣，我們今天沒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對別人的也沒有搞清楚，別人的東西是不是適合我們的國情，今天還在考驗中。今日考進來的學生，目的是為了職業，既然為了職業，那麽做醫生是職業，做公務員也是職業，職業的下麵，就隻有價值問題，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問劃不劃得來。過去我們的思想，從不考慮個人待遇問題，所謂“為官心存君國”，講好的一麵，是犧牲自我。為什麽要得到權位？是為了實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國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在曆史上許多大臣，死了以後可憐得很，像秦檜害死嶽飛，抄家的時候，什麽都沒抄到，破書而已，像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重大問題。
鳳凰離亂不如雞
現在接下來，是孔子離開魯國以後，周遊列國，到處為文化，為人類的思想在努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碰了一個釘子了。楚狂接輿是道家人物，是楚國一個著名裝瘋的狂人。狂人並不是瘋子。過去說的狂，就是滿不在乎，有點像現在的嬉皮。美國前幾年流行的嬉皮，他們所畫的祖師爺，都是我們中國人，其中兩個是禪宗的和尚：寒山、拾得，留長發拿掃帚的；還有像楚狂接輿，也是他們的祖師爺。還有我們晉朝的劉伶、阮籍兩個愛喝酒的，這些人他們都供起來，自稱是他們的祖師爺，這是他們學中國文化的一點點皮毛。所以楚狂並不是一個瘋子，接輿是他的名字，道家的書與“高士傳”都說他姓陸，陸接輿就是楚狂，也是道家著名的隱士，學問人格都非常高。孔子碰到他時，他就唱著歌過來了。歌是故意唱給孔子聽的，他沒有直接說孔子，而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古人說麟、鳳，有時候代表人中之君子，或者是天下絕對太平，時代有道的時候，就可見到走獸中的麒麟、飛禽中之鳳凰，亂世的時候就看不見。不過後世一般人認為沒有這兩種東西，把長頸鹿叫做麒麟，對不對，也很難講。這兩樣東西，是中國文化的標誌。還有一樣就是龍。現在楚狂是用鳳來比孔子，他說鳳啊！鳳啊！你倒楣了，這個時代出來幹什麽？過去的錯了，你就算了，未來的你還是可以改正。這兩句話的含義是很深很深的。大而言之，也可以說是曆史錯了，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你不要去懷念那過去的曆史，應該開創未來的。不過他唱給孔子聽，這個意義很深遠，等於對孔子說，你老是想把這個時代挽救過來，這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這個時候想出來挽救這個時代，是危險極了，你這時如想出來從政，你可免了。孔子一聽，知道不簡單，趕快停下車來，想跟他講話，可是這個“狂人”一看見孔子停車，知道孔子要來和自己說話，就加快腳步溜了，避開了，使孔子永遠無法跟他說話，也是他懶得跟孔子討論。
楚狂這個人是有名的隱士，給孔子碰一個很大的釘子，如說他對孔子不欣賞，他偏要來唱這首歌給孔子聽，可見他是有心的，孔子曉得，孔子懂他，下來想向他請教，可是他又走開了。曆史上隱士們都這樣，做了許多怪事，點到為止。這是孔子碰到了和他唱反調的第一個隱士。在這一篇裏，這些唱反調的統統出來了。
處處關津處處寒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和桀溺，是兩個隱士，一對好朋友，在並肩種田，孔子經過那裏，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教子路去問路，問過江的路口，這“問津”是這篇文篇的“點題”，我們中國以後的文字上，所謂“指點迷津”的典故，就是從這裏來的。長沮就先反問子路，你替他趕車的那個老頭子是誰？這是明知故問。子路說，坐在車上的是我的老師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長沮說，就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子路說，是啊！就是他。長沮說，既然是孔丘，他當然知道該怎麽走，還要來向我們問路嗎？他這話答得很妙，子路問的是車子應該走向哪裏的路。長沮答的不是車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長沮的意思是說，這個周遊列國、到處還要傳道的孔子，他現在“路”都不曉得走嗎？他這個話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問不出道理來，就轉過頭來問桀溺，桀溺卻反過來問子路，你是什麽人？子路說，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說，你就是魯國那個糟老頭孔丘的徒弟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詞，現代語匯就是潮流，當潮流來時，海水一漲，浪花滔滔滾滾，不管好的壞的，統統都被浪頭淹沒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在濁浪滔滔，一股渾水在流，這情形又有誰能夠把它變得了，那洪水泛濫的時候，時代的趨勢來了，誰都擋不住。並且他告訴子路：“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這句話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開了魯國，魯國政治太亂，自己的國家他救不了啦！為了想實行自己的理想，到處去看，是避開亂的社會，另外想找更好的環境，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訴子路，你跟著孔子這樣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開的，如現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會，反正都沒有離開社會，不過換了一個生活。哪裏出得了家？真出家談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說的“辟世之士”，連這個時代都拋開了。離開這個社會，跑到深山裏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這就是出家嗎？永嘉禪師曾經說過，當你的心不能平靜的時候，跑到深山都沒有用。不要以為到了山裏，就是出家修行，有時候看到風吹草動，心裏都會煩起來。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靜了，在任何熱鬧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樣的清淨，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這一段桀溺對子路說，其實時代是逃避不了的，你與其跟著孔子一樣，覺得這裏不對，就離開到另外一個社會，還不如像我們一樣，自己忘記了這個世界，忘記了這個時代，種我的田，什麽都不管。他說到這裏以後，再不說話了，拿起鋤頭，還是不停地種他的田。
子路碰了釘子，就回去把經過報告孔子，孔子聽了心裏很不愜意，臉色變了，很落寞也很難過的樣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自命為儒家的人，抓住這句話作為把柄，認為道家這些隱士都不對，說孔子在罵他們是禽獸，這些人沒有國家的觀念，不是人，是禽獸。這是後世的解釋，但我否認這種解釋，後世的儒家根本解釋錯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讚成他們，孔子這句話不是罵他們，因為上麵有句“夫子憮然曰”，孔子心裏很難過，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訴子路：“鳥獸不可與同群。”鳥是飛的，獸是走的，而且鳥是海闊天空由他飛，獸類之中，絕大多數野獸都在山林裏，不在人類的社會中，飛的與走的不能擺在一起，換句話說，人各有誌，各走各的路，遠走的就去遠走，高飛的就去高飛。孔子接著說，其實我很想跟他們一樣，走他們的路線，拋開天下國家不管，我還不是跟他們兩個人的思想一樣的。換句話說，都是在憂世的，擔憂這個國家，擔憂這個時代，擔憂這個社會，這種憂都是一樣的，問題隻是做法兩樣。他們可以丟下這個社會、這個時代不管，隻管自己種田去，可是我丟不下來。假如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我又何必來改變它呢？就因為時代太亂了，我必須要犧牲自己，來改變這個社會的潮流。這就是孔子！所以我們知道孔子走的路線，比這些隱士們走的路更難。明知道這個擔子挑不動的，他硬要去挑。
我們這裏引述曆史一件事來補充說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蘇東坡這批人和他的意見不同、分歧，形成了後來著名的“黨禍”，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壞，所以這班正人君子都紛紛辭職。當時有人主張最好不要辭職，因為王安石下麵這一批人，將來一定要把事情搞壞的，你多占一個位子，使他們少搞壞一點，這就做了好事。這就說明挑這種擔子很難，明知道要壞，可硬是不走開，占住一點，少壞一點，雖然不能積極的挽救，也是消極的防止，孔子走的是這個路線。
如此風波不可行
下麵又來一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著孔子後麵走，大概脫了隊，落伍了。“遇丈人”，碰到一個老頭子。“丈人”不是嶽父，古代丈人是對長輩的尊稱。過去寫信，對父執輩稱世伯，自稱世晚或世侄，但有的與父輩沒有交情，而年歲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這時就尊稱對方為“丈”，就是長者、前輩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拐杖，挑了一些編織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就問他，你看到我的老師嗎？這個老頭子可罵了子路一頓，什麽你的老師？這種人光在那裏吹牛，也不去勞動勞動，連五穀都分不清楚，一天到晚隻在那裏用頭腦，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認識你的什麽老師。老頭說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裏芸田，手扶著杖頭，用腳把禾苗周圍的草，壓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沒辦法，被他的氣勢懾住了，拱手站在那裏恭恭敬敬的不敢動。於是這位老頭子帶子路回家，留他住下，還殺雞，做了很好的飯，很豐盛的款待他，而且還教兩個兒子來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報告了經過。孔子說，這是一個隱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裏一看，這位老先生搬家了。
關於這些隱士的事情，儒家記載得很有限，我們如果看《高士傳》、《神仙傳》這一方麵的書，則這種人很多。如佛家禪宗的隱山和尚，這是佛教進入中國以後唐代的故事：有兩位很有名的大師，出門“行腳”——“行腳”是佛家的術語，就是到各處參訪有道德學問的高人。這兩個和尚走到一個深山裏麵，在溪水中洗臉，其中一個是洞山，告訴另外一個密師伯，這山中住有高人。密師伯說怎麽知道？洞山說，我們洗臉時不是看到一片菜葉子，隨溪水流下來嗎？可見上流有人。於是兩個人就去找，雖沒有路跡可循，但終於找到了這個隱山和尚，搭了一個茅草棚，一個人住在深山，於是這兩個和尚跟他談道，他們談得相當投機。後來，這兩個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對，多年來難得一見的高人，隱居在這裏，實在太可惜了。於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連茅草棚都燒掉了，隻留了幾首詩在那裏，最後兩句說：“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像這樣所謂隱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很多，並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殺了，而多半是很有修養的人。
子路找不到這個荷蓧老人，回來告訴孔子後，談起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個絕對莽撞的人，他跟孔子這麽多年，孔子也很欣賞他，所以他講出一個道理——他說，一個知識分子，有學問有能力，不肯出仕貢獻給國家社會，（這裏要注意，“仕”的觀念，在春秋戰國以前，是為對國家有所貢獻而出仕，後世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出來做官為出仕，完全是兩回事。）不合於義。社會有社會的秩序，長幼的階級，父是父，子是子，人倫的階級不可廢，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亂，更何況國家社會的政治體製，怎麽能廢？假使廢了，社會就沒有型態、沒有秩序，不成社會了。這些隱士思想的人，欲潔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觀點。社會中有許多人也是這種個性，這種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開創，那就糟了。開創事業的人，好的要，壞的也要，而且要準備接受壞的，天下好的名聲固然好，有時候為了成功一件事業，往往要擔負很多壞名聲，其實很冤枉。但是能夠挑得起來，就很難了。這種做法，比潔身自好還更難。所以我們常常感到任勞任怨難，尤其當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創業的人，第一個修養要能夠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種德行才行。所以潔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隱士。子路這時可有個感想，認為潔身自好的人，亂了人倫之道，把一切都丟開了，隻管自己。也可以說，是絕對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對於國家社會並無貢獻。所以子路說，君子的出仕，並不是為了自己想出鋒頭，而是為了貢獻給國家社會——“行其義也”。看了這些隱士們，就曉得“道之不行”了。因為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多半喜歡走隱士的路線，覺得救不了時代，就做隱士，向後退，不敢跳下這個渾水去。大家都像這個樣子，有學問，有修養的人，頭腦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願來淌這個渾水。所以子路說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這位老師所走的路線，自始至終，永遠都是自我犧牲，因為其他的知識分子，多半隻管自己了。
上麵到這裏，等於告了一個段落，下麵一章就等於引用孔子的評論了。先說逸民，古代逸民也近於隱士，在曆史上，後來引用孔子這句話，有“逸民傳”。尤其清朝的曆史，對於明朝的許多絕對不投降，當然更不肯出來做官的知識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裏去了，像陝西的李二曲、江蘇的顧亭林等等，硬是不出來，當然也沒有被殺，這一類人在清代的曆史上留下來，就列入“逸民傳”中，當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這又與隱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處了。
窮達行藏
現在繼續講《微子第十八》，今天說到“逸民”這一段。上次說過，這一篇所講的，等於是曆史人物的報道，也反映出立身處世的道理，一種走入世的路，一種走隱逸的路，當隱士為出世之路。不過中國過去的隱逸之路，並不完全是消極的，以舊文字來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個字。他們不是為個人利益有所待，隻是想為國家社會有所貢獻而有所待，雖然同入世的人看法兩樣，角度兩樣，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隱逸的路線也可說是積極的，他們救人救世的目標是一致的。可是這一類人，和孔夫子正麵對照起來，顯出兩個方向。這一篇裏大部分都是說隱逸的，孔子提出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誌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麽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曆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曆史上有許多人降誌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誌，降誌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了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誌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誌，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的，隻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誌，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誌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誌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麵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隻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誌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裏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麽貢獻，就隻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麽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就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隻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盡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麵前都不要，舍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隻好退隱了，不過退隱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麵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時衰鬼弄人
下麵跟著就是講時代的混亂，由這一節就可見當時春秋戰國，尤其在魯國，傳統文化的衰退，結果知識分子統統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在這裏孔子提出當時的魯國，這班人都散了。魯國是周公之後，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開創人，所以中國上古一直到周代的傳統文化，比較能夠保存的，是在魯國，而到孔子這個時代衰敗了，人才都散了。當時的文化，重點在禮樂，那個時代管樂的，不是現代一樣的音樂專家，以現代語匯說，都是高深的哲學思想家而兼禮樂方麵的事，可是當時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樂的大師摯，“大師”是官名，勉強等於現代的部長階級，“摯”是人名，這個人離開自己的魯國，到齊國去隱掉了（並不是去就更好的職位）。亞飯幹，這裏的“飯”字等於是管樂的官階官名，亞飯等於副首長，幹這個人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國古代音樂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揮手，很難的，那個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內（黃河上遊）一帶去了。搖撥浪鼓的武，過了漢水到了長江一帶。少師，即大師的副手名叫陽的這個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這一篇簡單的述說就是這樣記載這幾個人的行蹤。單獨看這一段記載，沒有什麽道理，好像毫不相幹的，但這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在變亂的時代，真正憂時匡世的人才離散，無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隱散夥了。真正有學問，想為國家天下貢獻能力的人，無能為力，灰心地，都逃避現實而東零西散，人才一去，這個社會、政治的結構、社會的形態就成了大問題。透過這一段，我們要了解它的精神，等於領導一個單位，發現了好幾個人才，薪水不足以養廉，或者某一環境困擾他，他們就散掉了，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唱不起來。整個曆史時代的光輝或黯淡，都是人的問題。不管製度如何好，還是要靠人來執行，沒有人才就完了。所以這段要與前後文連起來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來。把這段文章圈斷，那是後來宋明儒生們幹的事，如照他們圈斷的來讀，這一段記載，孤零零擺在這裏，就毫無意義，就好比王安石罵《春秋》這本書是流水帳一樣，沒有什麽道理，但連起來看，這本帳大有文章，由此可知當時的時代曆史之嚴重，時代要變亂，人才都離散了。
由此再把下麵兩節連起來，作為本篇的結論。
周公遺訓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我們再強調要連起來看，就看出了《論語》的道理，指導我們的方針。上麵講了當時文化集中地的魯國，到了孔子時代已經開始衰微了，老成凋謝，人材星散。這裏又推溯記載魯國開國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訴他的兒子魯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魯國），一個領導的人，不管是個人作人，或者擴充到政治上，總之，為天下國家社會，要沒有私心，好處先不要想給自己的親信，要大公無私。這是第一點。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來的幹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幹部心裏不以為然的怨懟，感到不過以他來擺位置、作傀儡，並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領導人的做法為然，又不好明說，就會變成屍位素餐，應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見也沒用，這樣就很危險，這是第二點。再其次：“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這是說明中國古代文化的念舊精神，共同創業有功的人，這些故舊，到了年紀已大，應該退休時，雖然頭腦差些，沒有用了，但當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他們沒有太重大的錯誤，不要隨便舍棄不用。中國文化所講的人倫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愛人。因此對於故舊，雖然老了，但他年輕時還是有用的，出過力，甚至可能在其間還幾乎連命都賠上，今日老了還算是幸運的，所以周公說對於這種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無故丟棄他們。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這是念舊、愛人。對朋友當然如此，對於老朋友，如果沒有什麽嚴重的問題，活著已經沒有幾次好見麵了。見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拋棄這分友情。這是第三點。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個做領導人的，不可要求幹部是全才。人常常容易犯這種錯誤，希望幹部又能幹，又沒有缺點。這是萬難做到的。還有一個常犯的毛病，對於一個能幹的幹部，任何事都交給他辦，結果常常使這個能幹的幹部受不了，因為他到底是人，不是鐵打的。這就是說無求備於人。再說，人都有長處，有缺點，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尤其是共同創業的幹部，又能為你打天下，又能為你守成，同時又是聖人，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領導人，不要對人責備求全。
這四點是周公吩咐他的兒子——魯國的國君，為領袖者的重要原則。因此，把這段放在本篇這個地方，編得太好了。上麵講了許多人生態度與孔子對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隱之士。如《孔子家語》記載所罵孔子的“如喪家之狗”，像條野狗一樣，到處亂跑。形成兩個目標完全不同的相對類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個道理：很多隱逸的人是被環境逼走的，這就關係到政治上作領導人的問題了。孔子經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濟濟作一小結。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朝的興起來，除了主要的薑太公、周公以外，還有重要的幹部，就是這八個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後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並不簡單，全是靠人才濟濟，同心協力所致。對這八個人的曆史，我們保存的資料不太多，暫且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