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的記載，與上論第九篇《子罕篇》性質有相同之處。《子罕》這一篇，記載當時孔子做學問、言論、行為的實際教育理論，現在《子張第十九》這一篇，講到孔子的學生乃至門人，受孔子教育以後，對於孔門道學的發揮。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麵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麽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裏，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麵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現在子張說，為什麽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隻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幹，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曆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麵，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麽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曆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麵對神靈。現代的科學隻是講看得見的一麵，還有看不見的一麵，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麵，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麵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到別人做好事，心裏一定肅然起敬，看到人家有好畫，心裏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麽積極，不能發揮。“信道不篤”的“道”並不隻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上麵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隻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閑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閑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張、子夏這些人都是同學，孔子去世後，子張在教學，子夏也在教學，後來荀子這一派都是由子夏這一派流出來的。子張、子夏都有學生，有一天有這樣一件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碰到師叔（子張少子夏四歲），就問師叔什麽是交朋友之道，子張就反過來先問，你的老師是怎麽告訴你們的呢？子夏的學生說，我們老師教我們，對於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來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離遠一點。子張就說，那對不住，我當時聽到我們的老師孔子所教我們的，和你老師所教你的不一樣。（子張也蠻會講話，他並不說你們的老師講錯了。）我所聽到我們老師是說，一個人處社會交朋友要尊賢，有學問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對於一般沒有道德、沒有學問的人要包容他，對於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勵他，對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假定我是一個有道德修養，有學問的人，自己是個君子，那麽對哪一個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個混蛋，那麽自己不必拒絕人，人家先討厭我了，何必還要去拒絕別人？
這一段記載得很老實，就是講子張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學生。一個教育，一個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變。好比三民主義思想，到現在考試起來就很難。這是說一個學問的發揮，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範圍擴充了，方向就兩樣，這是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就看到子張的見解，比子夏的見解是高明一點，作人的道理是應該如此；對於不及我們的人，不必討厭他，要同情他，能夠幫助的就盡量幫助他，即使不能幫助也要包容人，原諒人家一點。如果自己是對的，當然要助人，自己不對就免談，所以子張的見解是比子夏高明。
雕蟲小技大有可觀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是講學問和人生修養的道理。子夏說，人生天地間的學問，分門別類，不止一種，雖然有很多小道，如下棋、寫中國字、作詩、刻圖章，甚至於打牌吧，這些都不是什麽大學問，隻是小道，古人所謂雕蟲小技，但也是學問，並不簡單，都很難，如果深入去研究，都會有所成就。但為什麽它是小道呢？是說一個人的精神思想，前麵的目標不放遠大，專抓一點小成就當成大學問，就被困住了，像掉進泥坑裏去了，爬不起來，所以君子不取小道，寧可走大路。但現在時代不同了，這個事也很難講，譬如八股文，寫文章也是小道，但現代的青年連小道都做不好。
講人生修養，一個大丈夫，不管對哪門學問，都要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要被它困住了。因此，反過來講，對於下棋、打牌等等，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被它困住的，不能不算是學問。如困住了的話，就變成了“致遠恐泥”。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大學讀書，成績很好，文章也好，字也好。我這位朋友還嫌他兒子的毛筆字寫得不好，要我勸他的孩子去習毛筆字。我告訴他現在已經到了用打字機的時代，而且一支筆千餘元，一錠墨二千餘元，一張宣紙又好幾百元，已經寫不起了，將來孩子學成能創業，何必一定要書法好？正是：“銷磨百代英雄氣，殿體詩書八股文。”殿體書又名殿閣體或台閣體，就是在皇帝麵前應試所寫的字體，現在印刷界稱之為“正楷字”的。這些都是小道。但是現在很可憐了，沒有真正的文化，人家外國人來看中國文化，我們拿什麽給人家看？動輒到故宮博物院。到了故宮博物院，心裏一個慚愧的念頭——沾祖宗的光！我們這一代有什麽給人家看？我們自己真值得反省，我們隻拿書畫、音樂這些小道當作文化，而且現在還拿不出來，即使拿得出來，也不過隻是做做表麵工作，在精神思想上，一點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文化，這個問題很嚴重。因此子夏所講的小道也有可觀，對此實在有很多感愧。
學問無盡歲月難留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這是子夏告訴學生做學問的道理。我們看到子夏教學生的這兩點，真有無限的感慨。子夏說，一個人應該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每個人都有所缺乏的，不要認為自己有一點知識就滿足了，還要再去補充、學習。每天補充自己所沒有的學問，一個月接著一個月，有恒心不丟掉，不忘記所學的，這樣才真可說是好學，就是有恒。
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一個人知識要淵博，但是知識越淵博思想越沒有中心。這一點大家要研究一下，特別注意，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不但是現在社會，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是一樣的，知識淵博的人，思想反而失掉中心。不過也許我這個看法是錯的，如果知識淵博，人品又好，修養又有中心，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這種人很難辦，什麽都沾不上，軟硬都不吃。其實，一般的知識分子，並無可怕之處，都是很安分的。我也常常和學生說笑話，將來時代是你們的，你們還年輕，我也看不見了。你們將來做事，萬一碰到知識分子搗亂，很容易辦，多送他一點錢，弄一個清高的官給他做，然後給他聲色犬馬，就什麽都沒有了。試看曆史上，皇帝們，對付文人很簡單，都是這個法子，給什麽翰林院，什麽大學士，等於一個顧問，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再賞黃金多少鎰，另外賜幾個宮女給他，他再也沒有精神來惹事了，就完了嘛，很容易安排的。
對人，學問並不一定可貴，但是文人有知識，最喜歡亂叫。我們幾十年來，社會亂成這個樣子，首先鬧的還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識分子。說他真傾向於偏激思想嗎？不見得。說他真對什麽思想有研究嗎？也不見得。他就是借題發揮來鬧，對某一人不滿意，就借題發揮地鬧，結果把一個國家鬧成這個樣子。這些人也真可憐，沒有中心思想，而且多半是窮極無聊，處處不滿意，實際上是鄉巴佬說朝廷。這就是博學不一定有用，博學要篤誌，有一個中心，意誌堅定，建立人品，那麽知識淵博，有如一顆好的種子，意誌的堅定是肥料，培養出花和果來。內在沒有一個中心，知識越淵博，思想越危險，覺得樣樣都有道理，容易動搖，應該是真理隻有一個，要把它找出來，所以要篤誌。
“切問而近思”，切問就是經驗，多聽多問。但要注意，中年人都體會得到，人生經驗多了，結果容易走上兩條路：灰心或怨恨，覺得自己幾十年都上當，社會上沒有真理。切問包括了經驗，所以有了經驗還要近思，要真正有思想學問，去體會人生經驗就好了。近思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思想要有中心，一個是不要想得太虛玄太高遠，要切近的平實的思想，人生到底沒有什麽太高遠，不必向外找，我們知道朱熹先生寫一本書叫《近思錄》，就是取這句話的意義。子夏教育學生，如果能做到這兩句話，那麽孔子所標榜的“仁”這個學問的中心就有了。
體相圓融用之不窮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說，社會上各種做工藝的，自己必須有一工藝場地，才能專心做成他的事情。知識分子的求學，首先要認識，學術知識是一回事情，透過知識還要建立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無以名之，稱它為道。一切學問為了道而學，知識學問都是為了培植這個道，知識並不就是道。“道”是什麽呢？這個問題就像“仁”一樣，討論起來就大了，就麻煩了。我們可以簡單的分三方麵來講：有它的體，有它的相，有它的用。體就是中心，形而上的。相就是它的現象，譬如全部四書所講的關於人生的行為思想，都是道的相，這個相為達到人生目的就是用。這是簡單的解釋“道”的體、相、用。如果嚴格講起來太多了，這裏不發揮。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講到人生的修養，後來中國文學中常用“文過飾非”四個字，其出典在此。自己有過錯了，粉飾一下，掩護一下。子夏說，一個小人對於自己的過錯，總想辦法說出一套理由，把過錯掩蓋起來，一個君子自己錯了就承認錯了，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和太陽、月亮一樣，偶然有一點黑影，大家都看得見，可是等一下就會過，仍不失原有的光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這是下論曾經提到過讚揚孔子的話。他說一個人有高度的修養，就是君子之人，有三種變相：看起來不可侵犯，實際上跟他一親近，又非常溫和，充滿了感情，但聽他講話，盡管他說笑話，但他言語的內容，又非常莊嚴，不可侵犯的。這是講有高度修養的人。上論中有這三句話的同義語用來形容孔子，他這裏再重提一下，強調君子學養的典型。
交淺不言深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這個地方子夏教學生們將來作人處世的道理，上麵兩句話是講如何做領導人，下麵兩句話，是講做別人幹部，“臣道”應有的態度。他說一個君子，要指揮下麵的人，需要他們做事的時候，必須先要建立起來他們對自己的信念，當他們對自己有了信念，然後要他們做事，雖然沒有告訴他們所以然，他們仍會做到。當部下對自己還沒有信仰的時候，要求他們過多，他會以為是找他麻煩。一個領導人，在與幹部之間沒有建立信心以前，雖然是為了幹部的利益而想的辦法，但幹部們反而誤會你在利用他們，損害他們的權益。一般人的心理如此，人是最難對付的，所以待人處世必須以信，信之重要在此。
第二點，說明作為一個高級幹部的人，要對主管長官提出建議之前，先要自己估計，有沒有在領導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正對自己有了信任，再依信任的程度，作適當的建議才對。如果長官對自己的信任還不夠，則自己提出來好的意見，往往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上級反而誤會，懷疑你在毀謗他、反對他，這問題就大了。我們讀曆史，甚至看《貞觀政要》，唐太宗的意見，常常被魏征、房玄齡這班大臣碰回去。有人說魏征、房玄齡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魏征如果沒有碰到這種好老板，老早被懷疑了。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能信任大臣，包容大臣的反對意見。張良何以不找別的老板而找劉邦？也還是劉邦了不起，對他言聽計從，這都是說明長官與部下之間，要相互有信，下對上敬信，上對下信任，才有偉大的成就。如互信不夠，沒有真誠的溝通情感和思想，問題就大了。
大行與小節
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我們要注意，這兩句話是子夏說的，平常很多人都誤引述是孔子說的，“閑”就是範圍，上古的時候沒有房門，晚上睡覺，門用木架子擋著就是了。當年在大陸的西南、西北地區就可看到，一些山洞的門口用木架一擋就算了，並不怕小偷，隻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閑”。子夏主張大德、大原則不要超出範圍，不可以輕易變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過分責備。人能做到這樣也就很好了。那麽子遊說話了：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講到這裏，是記載了子夏教學的事。孔子死後，子夏在河西講學這個階段的事。他的同學子遊說，子夏所教的這些年輕學生們，“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這裏“灑掃、應對、進退”六個字，是古人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來一貫的傳統。如果有外國人問起我們中國文化教育方麵，過去的教育宗旨是什麽？我們不是教育專家，專家說的理論是他們的，我們講句老實話，中國過去的教育，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美國也講生活的教育，但美國的生活教育是與職業，與賺錢相配合，而我們過去的生活教育是與人格的建立相配合，不管將來做什麽事，人格先要建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教育。現在我們的教育跟著西方走，所謂的生活教育，則是美國式的生活教育，教出來的孩子，先以能夠謀職業，有飯吃，謀生為第一。這其中差別很大很大，這是教育上一個大問題。當然將來會變，依我的看法非變不可，不變就不得了。社會自然會使它變，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不是偶然的，到了某一情勢、某一階段，自然會變。
過去孩子們進了學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灑掃”就是掃地，搞清潔衛生等，我們現在小學、中學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樣，其實是兩樣的。我們從西方文化學來的教育，製度變了，教務、訓導、總務三個獨立。等於一個政治，三權分立，三樣都不連係，結果三樣都失敗。教務隻教知識沒有教學問；訓導是空的；總務呢？下意識中就認為是搞錢的。變成了這樣，可見我們整個教育製度沒有檢討，因此學生對學校大體上都是壞印象。中間細微末節的事還很多，譬如老師下命令搞清潔，就沒有一個搞好清潔。我經常說搞總務之難，一個好的總務，是宰相的人才，漢代的蕭何，就是搞總務的。總務這門學問，在學校裏有家政係，（這個翻譯得不好，實際上就是內務係。）訓練內務人才。但總務始終很難搞好。任何一個機關團體，一上廁所就發現毛病，管總務的也不可能每天去看每一個抽水馬桶，這就可見總務上管理之難。至於灑掃方麵，現在的青年連地都不會掃，雖然中學小學要掃地，可是拿到掃把揮舞，反而把灰塵揚得滿天飛，抹了桌上灰塵，轉身反而抹到牆上，連灑掃都沒學會，生活教育真不容易。再其次的“應對”，更成問題。現在的學生幾乎不會應對，如問他：“貴姓？”他就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裏？”他會說：“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應對的禮儀沒有了，這是大問題。最後“進退”更難了，一件東西該拿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吩咐去向長輩拜年，到了親友家，該站該坐？站在哪裏？坐在哪裏？進退之間，作人的道理，都要注意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古代的教育，就從灑掃、應對、進退這些地方開始。
中國的古禮，周公之禮，六歲讀小學，小學就從這種生活規範學起；進一步八歲十歲認字；十八歲入大學，那是學大人。所以中國文化，小學這個階段，就是求作人的知識，先培養一個人，然後再講高深的修養，才是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過去文化教育的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真可憐，很差勁，“灑掃、應對、進退”統統沒有了，非常嚴重，這不能全怪學校，幾乎每個人都要怪自己，因為現在我們搞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如果完全西化還好，西方人還是蠻有禮貌的，盡管有的披頭散發，像嬉皮一樣，他對人還是有一套，很有禮貌，也許他隻穿一雙膠拖鞋來，但對美國人不必要求這些，因為他們很節省，以頭發來說，美國孩子一年中難得有一次上理發館，普通家庭婦女，都是自己動手的，節省得很，隻有英國講究衣飾派頭，所以不要以為外國人平時穿著不好就沒有文化，當他們參加社交宴會時就很講究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禮貌，可憐的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們，什麽都沒有，所以我們這一代必須特別為下一代著想。這是對“灑掃、應對、進退”大概說了一下，如果詳細說中國傳統“灑掃、應對、進退”的沿革，可以出一本專書了。
子遊批評子夏，說子夏辦教育，教的學生，“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勉強還可以，不過這是枝末的問題，他還沒教人家根本。外形都教得很好，沒有內容，怎麽辦？他這個話傳到子夏耳裏，子夏就說，我這個老同學的要求太苛刻了，太過分了。應該從哪裏先開始？哪一樣放在最後？乃至哪些應該放棄了？換句話說，辦教育的人，造就後一代，要觀機設教，沒有固定什麽叫先本後末的事。基本上就要完成一個人格，人在外形上做好，“灑掃、應對、進退”懂了以後，慢慢就會達到內心。譬如種植草木，要有個區分，不能混合。同樣，教育學生，對人才的資質要有自然分類。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樣普遍澆下來，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樹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這中間因受教者的本質不同，是必須有所區別的。不管如何，從事教育的人，固然希望後一代好，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緊，雖然它是注重形態，可是形態也要教好，怎麽可以隨便說它沒有用呢？至於再進一步，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處，不是我們做得到的，要聖人才可以教人馬上悟到“道”的真諦。
學與仕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這兩句話要注意，後來一直成了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講到這裏，我的感慨特別多。過去我們中國文化，都是走這兩句話的路線，我們翻開曆史來看，覺得很可愛，過去的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學問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揚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後，始終不離開讀書，還在求學，每個人都有個書房，公餘之暇，獨居書房不斷進步，這是古人的可愛處，就是“仕而優則學”，盡管地位高了，還要不斷求學。“學而優則仕”，學問高了，當然出來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現代幾十年看來，隻有“學而優則仕”，至於說“仕而優則學”就少有了，而是“仕而優則牌”，閑來無事大多數都在打牌。有的買了線裝的二十五史等書，我擔心放在那裏將來會被書蟲蛀了，因為他都在打牌，這正如《老殘遊記》所謂：“深鎖瑯嬛飽蠹魚。”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可貴，我們要為後一代做好榜樣，我們已經害了自己，害了社會，絕不要害後一代，對後一代培養好，使國家未來的前途，看到光明的遠景，我們這一代再不能馬虎了。曆史上，如司馬光做了這麽大的官，退下來，公事之餘，他就著作、讀書，《資治通鑒》是他著作的，千古的名著，不是簡單的。現在讀書的風氣沒有了。剛才說笑話，“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牌。”現在這個風氣又過去了，不是“牌”了，仕而優則“舞”，下班以後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樣多了。這就說到社會上讀書的風氣的確是很重要。其次我有另一個很大的感慨，過去辦教育的隻是犧牲者，一輩子從事教育，的確是犧牲。很多人教出來的學生地位很高了，回來看老師還磕頭跪拜的，學生為什麽如此？是老師對教育的負責，學生終生的感謝。現在不然了，學而優則商，讀完了書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優則仕”，搞一個公務員當當，公務員再搞不好，於是“仕而不優則學”，轉過來教書去！這怎麽得了？我這話是老實話。前幾年確是如此，看到這種情形，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時代的趨勢變成這樣，我們對於子夏這兩句話，應該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會，所謂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到了這種情形，應該怎麽辦？
我們從文化資產中，看到曆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於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鄭板橋、袁枚這幾個名家，官位隻不過是當縣長而已，而且他們也不想做大官，當了縣長以後，年紀輕輕就辭職了，回家之後以名士的身份從事著作，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大。而我們現在，好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現在天天在講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人——知識分子，這個讀書的精神可變了。最近以來，有許多年輕的同學，討論到著作的問題，我告訴他們，現在的教育，由小學一直到大學，這十幾年讀書，所浪費的精神的確不少，都在應付考試。孩子們真可憐，而用腦力記下來的東西，考試完了以後，連影子都沒有了，這些學問到底有沒有用，將來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我們也許感覺不到，但曆史是一個天平，將來是要算總帳的。
現在的年輕學生，把腦力用在不必要的記憶上，但到大學以後，開始想真正讀書的時候，已經缺乏這個精力了，而且心靜不下來，沒有讀書的習慣。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是盡量的吸收，裝進來，當然也啟發了自己的思想，但沒有像為了考試那樣，去擔心應付這些記憶，而讀得非常輕鬆，到二三十歲的時候，對於以前讀進來的書，統統發揮出來了。尤其碰到作人處世的時候，把原來所吸收的東西，盡量發揮出來，可真的很有用。現在的年輕朋友，他們可以說沒有真正讀過一本書，而近年來，小學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識，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許多，但真教他對學問修養下一個決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們可以預言的，將來我們國家民族對這個問題，會深深感覺到害多利少，會很痛苦的。這是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兩句話聯想到的。
再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不但是讀書，而且把工作經驗和學問融化在一起，所以寫真有價值的著作，準備流傳。我們看古人有價值的著作，如講中國政治哲學吧，絕對離不開《管子》。但是《管子》這本書，就不是像現在我們這樣，為了拿一個學位或是為了出名而隨便亂寫的，而是從他一生的經驗，乃至從他在曆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諸侯。”——這是孔子對他的評語。管仲原是一個犯法的罪人，齊桓公起用他以後，他能夠九合諸侯。當時的國際關係比現在還難做好，而他能前後開了九次國際聯合會議，而且大家非聽他的不可。他沒有用原子彈壓迫別人，也沒有利用石油控製別人，就把政治上一個混亂的時代，領導上了軌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這樣一生的事功，也隻寫了《管子》這一本書。不過後人再研究這本書的內容，認為真正是他寫的，不過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別人加進去的，或是後人假托他，或是他當時的智囊人物增進去的。但不管如何，這本書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比孔子的思想還早。他這樣以一生的經驗，隻寫下了一本書，可見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還有一本《商君書》，秦始皇以前的秦國，他之所以特別強盛起來，就靠商鞅變法，他是講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說以法律作統製工具的政治家。秦國用商鞅以來，一直主張法治。這本書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我們不去管他，但在中國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要想研究思想鬥爭，這些書是不可少的。我們一般人，這幾十年來接受外國哲學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學思想更多，洋裝書比線裝書看得多，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滿清入關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三國演義》，雖然這個話太概括，也未免太輕視清朝了，但是大體上是如此。《三國演義》雖是一部小說，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經濟、軍事、謀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打中國以前，幾乎日本全國的人都在讀《孫子兵法》與《三國演義》，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看過這些小說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們研究文化問題，一定要把別人的根找出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找出了別人的根在什麽地方，然後知道他下一步是怎麽走，知道他必然是什麽路線，而且實際上曆代講統治的人，內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與原則。雖然商鞅變法自己是失敗了，而這部《商君書》，和《韓非子》等這些法家的著作一樣，在中國政治的運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鬥爭的手段，在這些書裏，可以找出來的例證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這也就說明了“仕而優則學”，一方麵工作服務求經驗，一方麵不斷求學，增加學識的淵博以開拓心胸，再配合自己為人處世的實驗，而產生的學問，這是中國文化講學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現在和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們談談，真覺得悲哀，連自己中國的曆史都沒有讀好，隻學了研究曆史的方法，而中國古人讀曆史不是走這個路子，讀懂了以後，自然知道方法。
現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國學生去美國研究中國學問，如中國史、中國文學等，或是隻研究一節中國斷代史的某一點，就拿到了學位，想想看這該多可憐！這個樣子讀曆史，學位是有了，而對於曆史與人生的配合則不曉得。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將來對後代的教育，對自己工作與處世的方麵，也許會有新的認識。所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我們今天讀來，是有無限的感慨。
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論語》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麽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麽多？我們要了解兩個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謂人生，隻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象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隻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而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裏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裏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曆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裏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係，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的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裏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淨。”有的說“到我天上來，我那裏是真正的清真。”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
為什麽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麽悲哀，你那裏抬走一個，我這裏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麽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
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遊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氣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麵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麵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麽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雇人來哭喪的，那種哭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遊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裏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遊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裏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的，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恒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隻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裏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
繼往開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這是曆史哲學的問題。孟莊子是古代的世家，魯國世襲的大夫，姓仲學，名速，他的父親孟獻子，名蔑。孔子當時說，孟莊子可真是一個孝子，他對於父母的孝行來說，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像我有一個朋友，六十幾歲了，也是白發蒼蒼，事業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歲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親吃飯，否則他父親就吃不下飯，有時父親還罵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趕緊跪下來給父親打，但這些孝行還不算太難。）孔子說，最難做得到的，是孟莊子承繼高位以後，對於他父親原來用的這班老幹部，並不改變，同他父親一樣待他們，沒有變更，而且對於父親的政策，繼續執行。這兩句話實在道理很多。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態，秦漢以前的宗法社會與秦漢以後又不同，與現在更不同，現在社會假使和古代一樣，那就糟了。現在是工商社會、科學時代。春秋戰國不但是農業社會，而且還保留濃厚的宗法社會形態，非常保守的，那時是敬老尊賢，重視前人的經驗。現在重視年輕人，著重求新求變。這又是曆史文化一個大問題，將來是不是人類整個文化會走回頭路？這很難說，看曆史的演變，說不定會走回頭路。這是第一點。
這段書還要注意的，中國講孝道，曾子著了一部書，後來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嚴格研究孝道，這中間也有些問題，如果我們每個家庭的孩子都是狹義的孝子，那就不會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當孝子，這個社會還是不會有進步的。所以孝與不孝之間，存在著問題。後來發展到孝與忠是相關連的，但後來又變成忠於一人、忠於一事的狹義的忠。實際上講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這本《孝經》，其中說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愛，愛要擴充到愛天下人，就是大孝於天下，後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發揮。因此唐宋之後，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名言。一個人對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來為天下國家獻身，就一定真有責任感。古代的“忠”，現在的名稱就是一個大的責任感，不過這兩個詞句作一比較，我認為還是中國古代的“忠”更好，因為“責任”隻是法治的觀念，而法治觀念產生的流弊，就是會在我們的思想上產生有價值沒有價值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又何必盡這個責任？中國古代的文化則不談價值的問題，隻有情義的問題，所以我們要了解，孔子講孟莊子的孝道“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是說他能大孝於天下，繼父親善良政治的成規，是難得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要注意的，這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什麽難呢？其實非常難，也許我們大家沒有這樣的家庭環境，體會不到，假使有這樣的家庭環境就可以體會到，往往對於老一輩的幹部不會用。中國有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講曆史上兩個故事就可以看出來：
漢武帝殺他最寵愛的妃子鉤弋夫人，是因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為太子。當漢武帝立定了這個決心的時候，先把太子的母親殺了。有人問漢武帝為什麽這樣做，漢武帝說，自古以來國家所以會亂，都是帝王年少，母後年壯幹涉政治所致，我年紀已大了，這妃子還年輕，將來我兒子當了皇帝，母後如果幹政怎麽辦？漢武帝這種做法，說來是一種權術、帝王的統治手段，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第二個故事也是出在漢朝，以前提過漢文帝到周亞夫細柳營的故事。漢文帝進不了營門；周亞夫出迎，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拱手為禮，軍容嚴肅，文帝讚他的軍隊最好，重用他。但是後來景帝時，周亞夫還是被逼死。為什麽殺他呢？漢景帝講了一句話，批評周亞夫為“此人鞅鞅，非少主臣。”這時景帝就決定要殺了他。他也認為周亞夫絕對是忠臣，但隻忠於我景帝、忠於國家，可是我年紀已大，將要死了，兒子年紀還小，上來當皇帝，他心裏就不會服氣、不痛快了。
我們讀曆史，看到了很多事，所以有人看通了，一輩子都不願出來做事。（但現在民主時代當然不同。）像這些帝王處理這些事情，如果隻以古代宗法社會的體製來說，則有他的道理。
再說唐太宗與徐世勣的故事。徐世勣和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戰功之多，武功之高，都是了不起的。當唐太宗將死的時候，第一個決定，馬上發表徐世績去邊遠地區戍守邊疆，等於一個總司令降下來當一個團管區司令。唐太宗並且告訴他的兒子高宗，注意這道命令送達後，徐世勣是怎樣起程動身的。可是徐世勣到底是年輕時和唐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也很高明，深懂唐太宗。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一接到命令，連家裏都不回去，立即就去邊疆報到。別人把這情形報告以後，唐太宗放心了，知道他將來會聽高宗的。
假使徐世勣有猶豫或不愉快的表現，恐怕也要被殺了。這件事足見唐太宗的英明。也好在是出於唐太宗的手上，因為他的好處太多了，世人就把這種玩手段的事忘了，如說出在秦始皇這類人手上，一定給世人罵慘了。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所謂“功高震主”。
其實社會人情都是一樣。豈但是政治？對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時，對方會受不了，對朋友熱心幫忙，如果過分得幹涉到他的事務，必會遭反感，所以人生就是政治，政治也是人生。看多了，就知道“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的確很難。所以這幾句書表麵上很簡單，卻是真學問，要好學、要深思，用頭腦從人生中去體會。
法律不外人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家找曾子的學生陽膚做士師，勉強比方，士師約等於現在的司法行政部長，但權還更大，可以直接處理執行的官。陽膚上任前向老師曾子請教，征求意見。
曾子就告訴他說，上麵領導的人，（古代帝王政治是說上麵領導的人，現在可以說是整個的曆史時代）失其道，社會文化沒有上軌道，一個亂的時代，因為時代亂了，民心也散亂了，沒有中心思想，沒有中心信仰，也沒有真感情，這情形已很久了。（自春秋開始到曾子這個時代，已經亂了三百多年，比我們現在還可憐，所以我們的曆史是多災多難的曆史，中華民族文化會這樣深厚，也正因為曆史在多災多難中渡過的。知識分子在多災多難中，把政治的、人生的、社會曆史的經驗累積起來，流傳給我們。這便是曆史文化的精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這是曾子對法治的觀點，他認為應該把社會的實際情形與法治配合起來，這是執法人員應該具有的態度，判案的人，要深深了解人的內情，犯罪的動機究竟在哪裏？有許多是社會問題促成人去犯罪，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辦案的時候，對犯罪的人，應該別有一種憐憫悲痛的心情，因為大家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老百姓，為什麽這人會犯罪？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隻有無比的悲痛和憐憫，沒有什麽功績可喜的，更不要認為辦了一個大案，自己有功了而高興。如果社會上永遠不發生罪案，那有多好呢？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對於社會風氣壞了，每人都有自己應該負責任的感覺。
上麵幾段，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外用的道理。下麵便提到子貢的觀念：
成敗論英雄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這是子貢對曆史哲學的一個批評。周武王推翻紂王建立周朝，是因為紂王暴虐。子貢說，紂王的壞，並不像後世說的那麽嚴重，等於另一派的人說秦始皇的壞，不如一般人說的那麽壞，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事實，說他把天下的書都燒了則不見得，他隻是把全國的書集中到鹹陽阿房宮，不許民間多流傳，怕老百姓知識高了難統治，這才是真的。至於坑儒，他坑的儒，是實在令人討厭的一些人，我們注意曆史上“處士橫議”四個字。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級知識分子開會，提出很多問題向他們請教，開會時，大家屁都不放一個，開完會以後，心裏又在嘀咕。這還不算頂討厭，更討厭的是那些沒有做到官的處士們，又生橫議，雞蛋裏去挑骨頭，強橫地找道理，又不是走直道，所以秦始皇一氣就坑了這些人。我們大家也要反省，讀書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開會開多了就會知道，一些人在開會的時候，唯唯諾諾，對什麽事都沒意見，等散會以後，他又到處亂批評。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這些都是李斯幹的，而罪過都歸到秦始皇的身上。中國的書誰燒的？項羽燒的，鹹陽一把火，連續燒了三個月。秦始皇建阿房宮當然不對，像那種建築，如果不被項羽燒掉，還流傳到現在，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跡。假定根據《阿房宮賦》的形容，人站在馬上，高舉十丈長的旗杆，仍然可以通過阿房宮的城門，意大利的建築是不能比的。所以我們古書文化的破壞，這位項老兄的罪過也是很大的。
不但項羽罪過大，蕭何也有罪，他到底隻是縣吏——科員出身，到了鹹陽以後，所注意搜羅的，都隻是戶口、錢糧這些行政方麵的基本資料，都搬走了。至於書，因為他也沒有把書讀好過，就不管了。等項羽一到鹹陽，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把書都燒了，這也歸罪於秦始皇嗎？這都是對曆史講公平話。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項羽，就有這樣不懂事。近人易實甫有一首詩說他：“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無命欲從龍。鹹陽宮闕須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非常有趣。
所以這裏子貢說紂王的壞是壞，但並不是後世所說的那麽壞，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領導的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壞的時候，天下的錯盡都歸到他身上。因些我們看曆史，有些人真可憐。不但曆史如此，社會也是這樣，子貢這個是老實話，所以作人要小心。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說，一個大丈夫有過錯，沒有什麽關係，好像日月一樣，一個本來發亮的東西，給別的影子掩蓋起來了，大家都看得見；變轉來，大家也看得見，仍然仰慕。這段文字就是這樣，在意義上有兩個：第一個意義是說，君子人不怕有過，不要自己去掩飾，錯了就坦承錯了，給大家看得見，這是君子風度，不過現在明白了，改過來了，人家就像對太陽、月亮一樣，仍然會仰望他的光明。第二個意義，君子就是代表在上麵的人，領導人。在過去的社會，小人有過錯沒有關係，他本來就是一片無明，黑洞洞的，再也找不出一點亮光，大家看慣了。但對太陽，大家都看慣了他是亮的，假如他有一點黑，就要被人指摘，所以在客觀上看，君子之過，有這樣的可怕，如果錯了，要馬上改，一糾正大家都會原諒他，因為人們始終是仰望他的。
聖人無常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這一段是研究孔子本人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幾個不同觀點。公孫朝是衛國的大夫，他問子貢，孔子是跟誰學的？學問怎麽這樣好？等於我們現在說他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是周朝，周朝有三個人具代表性。文王、武王統一天下，而周公建立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基礎，所以周代維持了八百年的政權。春秋戰國的時候，正是周代衰落的時候。子貢這句話，就是說，中國文化並不是完全沒有了，還是存在的，問題在於人。如果有比較賢的人，（“賢”代表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就懂得中國文化大的一方麵。不賢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小的部分也知道。等於現代有人以為要了解中國文化，到故宮博物院看看就夠了，對於科學方麵的文化，不但不欣賞，還反感，甚之還認為我們沒有人文科學，不知道中國文化在精神方麵的偉大。這也就說明不賢者不是完全不知道。如繪畫、編織、木刻，乃至有名的三把刀——廚師的菜刀、裁縫師的剪刀和理發師的剃刀，也不能說不是中國文化，它還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是其小者。不管大小方麵，中國文化，從文、武、周公以來，到孔子那個階段，都有中國文化的精神。至於老師孔夫子，不管對於哪一樣中國文化的精神，樣樣他都有，如果問他的老師是哪一位，那是沒有的，誰有長處，他就跟誰學，所以無常師。沒有認定跟一個人學。哪一門有所長，他就學哪一門。後來唐代韓愈“師說”的觀念，也由此而發揮。
宮牆外望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是人名，叔孫氏，名州仇，諡為武，魯國的大夫。這是孔子以後的事情。這一篇都是說到孔子的學生出場了，這時子路也已經死了，子貢在國際之間很有聲望，所以叔孫武叔在朝廷中告訴一班大夫們說，真要比較起來，孔子的學生子貢，比孔子還行。子服景伯也是人名，魯國的大夫，他和子貢是同學，在《憲問十四》中曾經提到過，他在當時是很有實權的人，他報告孔子，公伯寮在造老師的謠言，隻要老師一句話，我就可以除掉公伯寮。孔子說不必那麽做。現在子服景伯聽了這個話，就回來告訴子貢，說叔孫武叔在如何批評老師。子貢就說，譬如門牆，（後來稱拜老師為列入門牆，就由這個典故來的。）我們築的牆，隻築到肩膀這麽高，人家站在外麵一望，就看見了裏麵的一切。
講到這裏，順便提一下，我們看了日本式的房子，圍牆都很矮，人家都說日本人喜歡矮，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古代，唐、宋時間的房子，都是如此，都是矮牆，所以古代的武俠小說講飛簷走壁，這種牆隻要有一點功夫，用手在牆頂一搭，一甩就上去了，是可以做得到飛簷走壁，可不比現在幾層樓的高牆。其次，以前的牆是土牆，上麵往往有小坑洞，手上有點功夫，是可以抓住洞來上去，現在的鋼筋水泥牆，壁虎功也好，什麽功也好，完全靠功夫上不去。古代的牆矮，宮牆也並不高，我們到日本看皇宮，靠護城河的外麵的宮牆是高的，如城牆一樣，裏麵的宮牆還是不高的，這是中國的古製。
子貢說我的牆隻到肩膀，人家在外麵把頭一伸，就看到裏麵，房間裏擺的什麽茶幾，掛的什麽畫，好的壞的東西都看得見，換句話說，這個家裏有多少內容，給人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學問、修養、作人就是如此被人看得見，程度隻到這個樣子而已。講到我們老師的這個宮牆，有數十尺之高（古時七尺為一仞），因為老師的門牆太高，連門在哪裏，一般人都找不到，使人看不到裏麵的情形，那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更不要說了。我們這裏可以看到古人的文字，兩個地方的形容詞用得不同，子貢說自己的牆矮，人家就看穿家中的內室，“室家”兩個字，嚴格說來就是夫妻的寢室，連私生活的房間都看見了，一眼看到底，這是子貢在形容自己。而在講到老師的時候，就很恭敬，不用“室家”兩個字了，而用“宗廟”，在古代的製度，“宗廟”是敬祖宗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這兩個形容，一個對自己很隨便，一個對老師的很恭敬，這就看到古文文字的邏輯觀念，身份不同，下的句子形容詞都不同，古人是注意到這些要點。我們現在隨便有隨便的好處，也有隨便的壞處。子貢再把孔子的學問用皇宮來形容，宮殿太高了，看不進去。孔子的學問有如帝室的莊嚴富有，麵前站著文武百官有那麽多，所以一般人要研究老師，能夠找到門的已經很少了，何況登堂入室！叔孫武叔這位先生說我比老師還更好，也難怪，因為我太淺薄了，他們一眼就看穿了，認識我是容易，認識老師則難，因此難怪他們要這樣說了。“不亦宜乎”用在這裏，是文字的反用。
宋朝的宰相張商英，是學禪的，在他沒有當宰相以前，很自負，因為看了很多佛學的書，認為自己懂禪了，這時他還在當轉運使，掌管幾省的財稅，運輸補給連帶地方行政，權力相當大。一次他經過一個佛寺，寺裏的大和尚雲峰悅禪師說，張轉運使太驕傲了，自以為懂禪，他不過官做得大，但禪的修養不一定就好，我一定要打擊他的傲氣。可是小和尚們怕死了，因為以前的大和尚，是由政府敦請的，等於現在的大學校長，轉運使有權影響把他解聘，所以徒弟們勸他不要得罪了這位大員。這個老和尚說，出家人既不求名、又不求利，是就是，非就非，教徒弟們不必管。第二天張商英來了，當然很客氣，兩個人就談到禪，而張商英看不起這個大和尚，隻跟這個大和尚談詩，對大和尚說：“聽人家說你詩作得很好。”這個大和尚說：“轉運使你不要聽外人亂講，別人說我詩作得好，正如人家說你的禪學得好是一樣的。”這句話可把張商英罵慘了，“不亦宜乎！”這句話，就是這個道理。這是講話的藝術，也是罵人的藝術，非常高明，子貢這句話也是如此。他們說我好，是對的，因為他們眼光淺，隻能看到淺的地方，孔子太高深，他們看不到。
聖人心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叔孫武叔這個人，又有一次毀謗孔子，子貢就勸他不要這樣做，孔子不是你們毀謗得了的，別人學問好，道德好，那就好比山坡，的確崇高偉大，但還是可以慢慢爬到頂上去的。至於孔子的偉大崇高，像太陽、月亮一樣，是拿不到，摸不著的。一般人與他隔離關係，想不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等於排拒太陽、月亮的影響一樣。太陽、月亮永遠照臨天下，你蓋一間房子想擋住他，太陽、月亮並不生氣，你房子裏總要有些亮光，這些亮光還是從太陽、月亮來的。就是說，你雖然不接受孔子的思想，但沒有關係，孔子的思想還是慢慢會影響到你，所以你想毀謗孔子，隻不過是顯得你自不量力。
有些人批評孔子，有人就引用了這一段，說明想推翻孔子是沒有用的，毀不了孔子的。這種引用是很對，我們常常看到宗教的經典上，如基督教及佛教的經典，也常常用類似這個比喻。一個大聖人的心，就像太陽月亮一樣。我們常看到於佑老最愛寫的一副對聯中的“聖人心日月”就是根據這一段書來的，太陽月亮的光明，永遠照臨，你要蓋間房子遮蓋起來，是你自己的事，太陽、月亮照臨的心，並沒有不平，他永遠是平等的。
欲讚無詞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是孔子的學生，在上論和下論中，這位同學有好幾次都有所懷疑，而對子貢提出問題。這裏他去對子貢說，子貢老兄，我看你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們恭敬，你已經很成功、很完美了，身心內外的修養，都達到“恭”的境界。（這個“恭”並不隻是“恭敬”，而是“謹嚴”的意思。）實際上我們的老師，（古代的禮貌，學生對老師可以稱字、稱號，不能稱名，所以他們口裏的“仲尼”，就是孔子的號。）我看未必比你好。子貢就教訓這位同學了，他的話又和答複上麵幾個人的不同了。他說，一個人言談很重要，一句話代表了你的智慧學問。換句話說，我們聽人家講話，對方一開口，他有多少程度，多少修養，就可以知道，有時候聽一句話，就曉得他無知，所以言語要特別注意，不要亂開口。我們老師的高明，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他那種程度，他崇高得像天一樣，不是可以用一張梯子讓我們爬得上去的。從《論語》這些資料，我們知道孔子在生乃至他過世以後，真正能夠宣揚孔子、捧孔子的還是子貢；而對於孔子的學問，真正能在事功上用得出來，對於時代有所貢獻的，也還是子貢，所以子貢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正麵的稱讚孔子，從完全敬仰孔子的學問這一方麵看，古今中外任何恭維孔子的文章，所說的話，都被子貢在這裏統統講完了。結論都在下麵，別人無法再超過他的好，這也可以說是預言。
他進一步對陳子禽說，夫子的學問，永遠在這個世界上。小至於個人的成家立業，大至於為天下、為國家做大事，想建立一個思想行為作風的基礎，必須要以孔子的學問思想作基本，沒有辦法不這樣做，沒有辦法超過他的範圍，人生經驗到了的時候，更加深刻地覺得他的對。想做好一個領導人的，必須具有領導的基本道德與學問，領導的基本條件很多，中外有關的書籍也很多，但都是講權術，不是道德，都不行。真正的領導要以道德為基礎。說到以道德為基礎的領導，就離不開孔子的思想。要安撫天下，安撫人心，也隻有用孔子的思想，因為它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中堅精神，一般人才會信仰，才會接受這安撫而來附和，而一切行為，也必須以孔子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思想，才能達到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這是子貢形容孔子的偉大之處。
下麵說到孔子個人：孔子活著是大家的光榮，他死了是大家的悲哀，像這樣誰都及不了他。我們兩個是同學，你怎麽把我捧得比老師還更好呢？“如之何其可及也！”就是說怎麽辦得到呢？這也可以說是子貢真誠懇切的定論，這也是子貢情深意真的心聲吐露。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上麵所說的，在孔子的言論中間，提到什麽要緊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這裏，子張提出來的是“士”，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先後時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國的“士”，我們曾提到過的，每十個青年中選一個比較有學問、能力強的人為士，這是中國的選舉雛形，現在的選舉是西方式的，中國古代的選舉精神，一直到漢代，表麵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推出來為社稷服務的就是“士”。現在子張說，為什麽國家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士？這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現在稍有不同，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張說一個知識分子要“見危致命”，看到國家社會艱難的時候，隻好出來，挑起這個責任。在《禮記》中也有過同樣的話。如我們經常標榜的文天祥，他之當宰相，是很可憐的任務，等到南宋末代最後沒有辦法的時候，才發表的，他本可以不幹，換句話說你們吃肉過好日子的時候不要我，現在卻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沒有這個不爭氣的觀念，這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所謂“見危致命”的典型，艱難危險的時候，你既然要我，我就來了，準備這條命賠進去。
當然，除了文天祥以外，曆史上許多開創的時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過，對於成功的一麵，大家覺得不夠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儀，便是一個見危致命的典型。“見得思義”，就是得到什麽利益的時候，或者有功勞酬庸的時候，就要考慮了。“思義”就是考慮是否為我們本分所應得的？不能隨便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要求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的所謂“儒者”，是這樣嚴格：最艱難困苦的由我擔，好的由你們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視，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幾千年的曆史了，雖然看起來是迷信，其實有重大的意義，當然祭祀行禮的時候，要規規矩矩，如麵對神靈。現代的科學隻是講看得見的一麵，還有看不見的一麵，正在摸索。這看不見的一麵，至少現在科學還無法證明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大科學家不敢說沒有，所以對天人之間的祭祀要“思敬”。
“喪思哀”，死了人是喪，這是狹義的講麵對喪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講中國《禮記》，這個喪字包括有更大的意義，如時代的失敗。今日在座的人，相處此地，內心都有無比的悲憤，都應有責任問題的痛思。子張說要做到了這四點，才夠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士，不愧為一個讀書人。這一點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國家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讀書人，構成為士的條件有如此之難。
孔子去世以後，子張在教學生，也就是繼承了孔子精神，從事社會教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這八個字很難。“執德不弘”，執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為中心。“德”是廣義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們普通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德，譬如看到別人做好事，心裏一定肅然起敬，看到人家有好畫，心裏也很欣賞，讀書時感到書中的道理很對，也很開心。但是我們照著做了沒有？沒有，這就是“執德不弘”。我們沒有這樣遠大，我們也服從真理，看見好人好事也很欽佩，但是自己做起來，沒有那麽積極，不能發揮。“信道不篤”的“道”並不隻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們人生的體會，有時明明知道是這個道理，但到處理事情的時候，自己的個性、脾氣一來，就不管道理了，這就是“信道不篤”，不踏實。上麵這八個字，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老實講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許多宗教徒也如此，他們對信仰應該是堅定，但據經驗看來，有時候隻好對他們付之一笑，常常發覺他們都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他不見得對那個宗教真正有認識、有信仰，像這種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為有”，他得意就會得意忘形，忘記了自己。讓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為亡”！他又會失意忘形。換句話說，自己沒有建立一個人生觀，自己沒有中心思想，受環境的轉變，有的人沒事做時，會很痛苦，就是因為自己沒有中心思想的修養，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閑居，就沒有關係，否則的話，閑居時就很可憐，這情形就是子張這個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認為要做到“執德能弘，信道能篤。”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處有處無，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張、子夏這些人都是同學，孔子去世後，子張在教學，子夏也在教學，後來荀子這一派都是由子夏這一派流出來的。子張、子夏都有學生，有一天有這樣一件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碰到師叔（子張少子夏四歲），就問師叔什麽是交朋友之道，子張就反過來先問，你的老師是怎麽告訴你們的呢？子夏的學生說，我們老師教我們，對於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來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離遠一點。子張就說，那對不住，我當時聽到我們的老師孔子所教我們的，和你老師所教你的不一樣。（子張也蠻會講話，他並不說你們的老師講錯了。）我所聽到我們老師是說，一個人處社會交朋友要尊賢，有學問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對於一般沒有道德、沒有學問的人要包容他，對於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勵他，對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假定我是一個有道德修養，有學問的人，自己是個君子，那麽對哪一個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個混蛋，那麽自己不必拒絕人，人家先討厭我了，何必還要去拒絕別人？
這一段記載得很老實，就是講子張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學生。一個教育，一個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變。好比三民主義思想，到現在考試起來就很難。這是說一個學問的發揮，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範圍擴充了，方向就兩樣，這是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就看到子張的見解，比子夏的見解是高明一點，作人的道理是應該如此；對於不及我們的人，不必討厭他，要同情他，能夠幫助的就盡量幫助他，即使不能幫助也要包容人，原諒人家一點。如果自己是對的，當然要助人，自己不對就免談，所以子張的見解是比子夏高明。
雕蟲小技大有可觀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是講學問和人生修養的道理。子夏說，人生天地間的學問，分門別類，不止一種，雖然有很多小道，如下棋、寫中國字、作詩、刻圖章，甚至於打牌吧，這些都不是什麽大學問，隻是小道，古人所謂雕蟲小技，但也是學問，並不簡單，都很難，如果深入去研究，都會有所成就。但為什麽它是小道呢？是說一個人的精神思想，前麵的目標不放遠大，專抓一點小成就當成大學問，就被困住了，像掉進泥坑裏去了，爬不起來，所以君子不取小道，寧可走大路。但現在時代不同了，這個事也很難講，譬如八股文，寫文章也是小道，但現代的青年連小道都做不好。
講人生修養，一個大丈夫，不管對哪門學問，都要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要被它困住了。因此，反過來講，對於下棋、打牌等等，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被它困住的，不能不算是學問。如困住了的話，就變成了“致遠恐泥”。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大學讀書，成績很好，文章也好，字也好。我這位朋友還嫌他兒子的毛筆字寫得不好，要我勸他的孩子去習毛筆字。我告訴他現在已經到了用打字機的時代，而且一支筆千餘元，一錠墨二千餘元，一張宣紙又好幾百元，已經寫不起了，將來孩子學成能創業，何必一定要書法好？正是：“銷磨百代英雄氣，殿體詩書八股文。”殿體書又名殿閣體或台閣體，就是在皇帝麵前應試所寫的字體，現在印刷界稱之為“正楷字”的。這些都是小道。但是現在很可憐了，沒有真正的文化，人家外國人來看中國文化，我們拿什麽給人家看？動輒到故宮博物院。到了故宮博物院，心裏一個慚愧的念頭——沾祖宗的光！我們這一代有什麽給人家看？我們自己真值得反省，我們隻拿書畫、音樂這些小道當作文化，而且現在還拿不出來，即使拿得出來，也不過隻是做做表麵工作，在精神思想上，一點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文化，這個問題很嚴重。因此子夏所講的小道也有可觀，對此實在有很多感愧。
學問無盡歲月難留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這是子夏告訴學生做學問的道理。我們看到子夏教學生的這兩點，真有無限的感慨。子夏說，一個人應該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每個人都有所缺乏的，不要認為自己有一點知識就滿足了，還要再去補充、學習。每天補充自己所沒有的學問，一個月接著一個月，有恒心不丟掉，不忘記所學的，這樣才真可說是好學，就是有恒。
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一個人知識要淵博，但是知識越淵博思想越沒有中心。這一點大家要研究一下，特別注意，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不但是現在社會，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是一樣的，知識淵博的人，思想反而失掉中心。不過也許我這個看法是錯的，如果知識淵博，人品又好，修養又有中心，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這種人很難辦，什麽都沾不上，軟硬都不吃。其實，一般的知識分子，並無可怕之處，都是很安分的。我也常常和學生說笑話，將來時代是你們的，你們還年輕，我也看不見了。你們將來做事，萬一碰到知識分子搗亂，很容易辦，多送他一點錢，弄一個清高的官給他做，然後給他聲色犬馬，就什麽都沒有了。試看曆史上，皇帝們，對付文人很簡單，都是這個法子，給什麽翰林院，什麽大學士，等於一個顧問，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再賞黃金多少鎰，另外賜幾個宮女給他，他再也沒有精神來惹事了，就完了嘛，很容易安排的。
對人，學問並不一定可貴，但是文人有知識，最喜歡亂叫。我們幾十年來，社會亂成這個樣子，首先鬧的還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識分子。說他真傾向於偏激思想嗎？不見得。說他真對什麽思想有研究嗎？也不見得。他就是借題發揮來鬧，對某一人不滿意，就借題發揮地鬧，結果把一個國家鬧成這個樣子。這些人也真可憐，沒有中心思想，而且多半是窮極無聊，處處不滿意，實際上是鄉巴佬說朝廷。這就是博學不一定有用，博學要篤誌，有一個中心，意誌堅定，建立人品，那麽知識淵博，有如一顆好的種子，意誌的堅定是肥料，培養出花和果來。內在沒有一個中心，知識越淵博，思想越危險，覺得樣樣都有道理，容易動搖，應該是真理隻有一個，要把它找出來，所以要篤誌。
“切問而近思”，切問就是經驗，多聽多問。但要注意，中年人都體會得到，人生經驗多了，結果容易走上兩條路：灰心或怨恨，覺得自己幾十年都上當，社會上沒有真理。切問包括了經驗，所以有了經驗還要近思，要真正有思想學問，去體會人生經驗就好了。近思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思想要有中心，一個是不要想得太虛玄太高遠，要切近的平實的思想，人生到底沒有什麽太高遠，不必向外找，我們知道朱熹先生寫一本書叫《近思錄》，就是取這句話的意義。子夏教育學生，如果能做到這兩句話，那麽孔子所標榜的“仁”這個學問的中心就有了。
體相圓融用之不窮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說，社會上各種做工藝的，自己必須有一工藝場地，才能專心做成他的事情。知識分子的求學，首先要認識，學術知識是一回事情，透過知識還要建立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無以名之，稱它為道。一切學問為了道而學，知識學問都是為了培植這個道，知識並不就是道。“道”是什麽呢？這個問題就像“仁”一樣，討論起來就大了，就麻煩了。我們可以簡單的分三方麵來講：有它的體，有它的相，有它的用。體就是中心，形而上的。相就是它的現象，譬如全部四書所講的關於人生的行為思想，都是道的相，這個相為達到人生目的就是用。這是簡單的解釋“道”的體、相、用。如果嚴格講起來太多了，這裏不發揮。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講到人生的修養，後來中國文學中常用“文過飾非”四個字，其出典在此。自己有過錯了，粉飾一下，掩護一下。子夏說，一個小人對於自己的過錯，總想辦法說出一套理由，把過錯掩蓋起來，一個君子自己錯了就承認錯了，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和太陽、月亮一樣，偶然有一點黑影，大家都看得見，可是等一下就會過，仍不失原有的光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這是下論曾經提到過讚揚孔子的話。他說一個人有高度的修養，就是君子之人，有三種變相：看起來不可侵犯，實際上跟他一親近，又非常溫和，充滿了感情，但聽他講話，盡管他說笑話，但他言語的內容，又非常莊嚴，不可侵犯的。這是講有高度修養的人。上論中有這三句話的同義語用來形容孔子，他這裏再重提一下，強調君子學養的典型。
交淺不言深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這個地方子夏教學生們將來作人處世的道理，上麵兩句話是講如何做領導人，下麵兩句話，是講做別人幹部，“臣道”應有的態度。他說一個君子，要指揮下麵的人，需要他們做事的時候，必須先要建立起來他們對自己的信念，當他們對自己有了信念，然後要他們做事，雖然沒有告訴他們所以然，他們仍會做到。當部下對自己還沒有信仰的時候，要求他們過多，他會以為是找他麻煩。一個領導人，在與幹部之間沒有建立信心以前，雖然是為了幹部的利益而想的辦法，但幹部們反而誤會你在利用他們，損害他們的權益。一般人的心理如此，人是最難對付的，所以待人處世必須以信，信之重要在此。
第二點，說明作為一個高級幹部的人，要對主管長官提出建議之前，先要自己估計，有沒有在領導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正對自己有了信任，再依信任的程度，作適當的建議才對。如果長官對自己的信任還不夠，則自己提出來好的意見，往往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上級反而誤會，懷疑你在毀謗他、反對他，這問題就大了。我們讀曆史，甚至看《貞觀政要》，唐太宗的意見，常常被魏征、房玄齡這班大臣碰回去。有人說魏征、房玄齡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魏征如果沒有碰到這種好老板，老早被懷疑了。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能信任大臣，包容大臣的反對意見。張良何以不找別的老板而找劉邦？也還是劉邦了不起，對他言聽計從，這都是說明長官與部下之間，要相互有信，下對上敬信，上對下信任，才有偉大的成就。如互信不夠，沒有真誠的溝通情感和思想，問題就大了。
大行與小節
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我們要注意，這兩句話是子夏說的，平常很多人都誤引述是孔子說的，“閑”就是範圍，上古的時候沒有房門，晚上睡覺，門用木架子擋著就是了。當年在大陸的西南、西北地區就可看到，一些山洞的門口用木架一擋就算了，並不怕小偷，隻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閑”。子夏主張大德、大原則不要超出範圍，不可以輕易變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過分責備。人能做到這樣也就很好了。那麽子遊說話了：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講到這裏，是記載了子夏教學的事。孔子死後，子夏在河西講學這個階段的事。他的同學子遊說，子夏所教的這些年輕學生們，“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這裏“灑掃、應對、進退”六個字，是古人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來一貫的傳統。如果有外國人問起我們中國文化教育方麵，過去的教育宗旨是什麽？我們不是教育專家，專家說的理論是他們的，我們講句老實話，中國過去的教育，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美國也講生活的教育，但美國的生活教育是與職業，與賺錢相配合，而我們過去的生活教育是與人格的建立相配合，不管將來做什麽事，人格先要建立。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教育。現在我們的教育跟著西方走，所謂的生活教育，則是美國式的生活教育，教出來的孩子，先以能夠謀職業，有飯吃，謀生為第一。這其中差別很大很大，這是教育上一個大問題。當然將來會變，依我的看法非變不可，不變就不得了。社會自然會使它變，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不是偶然的，到了某一情勢、某一階段，自然會變。
過去孩子們進了學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灑掃”就是掃地，搞清潔衛生等，我們現在小學、中學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樣，其實是兩樣的。我們從西方文化學來的教育，製度變了，教務、訓導、總務三個獨立。等於一個政治，三權分立，三樣都不連係，結果三樣都失敗。教務隻教知識沒有教學問；訓導是空的；總務呢？下意識中就認為是搞錢的。變成了這樣，可見我們整個教育製度沒有檢討，因此學生對學校大體上都是壞印象。中間細微末節的事還很多，譬如老師下命令搞清潔，就沒有一個搞好清潔。我經常說搞總務之難，一個好的總務，是宰相的人才，漢代的蕭何，就是搞總務的。總務這門學問，在學校裏有家政係，（這個翻譯得不好，實際上就是內務係。）訓練內務人才。但總務始終很難搞好。任何一個機關團體，一上廁所就發現毛病，管總務的也不可能每天去看每一個抽水馬桶，這就可見總務上管理之難。至於灑掃方麵，現在的青年連地都不會掃，雖然中學小學要掃地，可是拿到掃把揮舞，反而把灰塵揚得滿天飛，抹了桌上灰塵，轉身反而抹到牆上，連灑掃都沒學會，生活教育真不容易。再其次的“應對”，更成問題。現在的學生幾乎不會應對，如問他：“貴姓？”他就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裏？”他會說：“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應對的禮儀沒有了，這是大問題。最後“進退”更難了，一件東西該拿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吩咐去向長輩拜年，到了親友家，該站該坐？站在哪裏？坐在哪裏？進退之間，作人的道理，都要注意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古代的教育，就從灑掃、應對、進退這些地方開始。
中國的古禮，周公之禮，六歲讀小學，小學就從這種生活規範學起；進一步八歲十歲認字；十八歲入大學，那是學大人。所以中國文化，小學這個階段，就是求作人的知識，先培養一個人，然後再講高深的修養，才是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過去文化教育的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真可憐，很差勁，“灑掃、應對、進退”統統沒有了，非常嚴重，這不能全怪學校，幾乎每個人都要怪自己，因為現在我們搞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如果完全西化還好，西方人還是蠻有禮貌的，盡管有的披頭散發，像嬉皮一樣，他對人還是有一套，很有禮貌，也許他隻穿一雙膠拖鞋來，但對美國人不必要求這些，因為他們很節省，以頭發來說，美國孩子一年中難得有一次上理發館，普通家庭婦女，都是自己動手的，節省得很，隻有英國講究衣飾派頭，所以不要以為外國人平時穿著不好就沒有文化，當他們參加社交宴會時就很講究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禮貌，可憐的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們，什麽都沒有，所以我們這一代必須特別為下一代著想。這是對“灑掃、應對、進退”大概說了一下，如果詳細說中國傳統“灑掃、應對、進退”的沿革，可以出一本專書了。
子遊批評子夏，說子夏辦教育，教的學生，“灑掃、應對、進退”這幾件事勉強還可以，不過這是枝末的問題，他還沒教人家根本。外形都教得很好，沒有內容，怎麽辦？他這個話傳到子夏耳裏，子夏就說，我這個老同學的要求太苛刻了，太過分了。應該從哪裏先開始？哪一樣放在最後？乃至哪些應該放棄了？換句話說，辦教育的人，造就後一代，要觀機設教，沒有固定什麽叫先本後末的事。基本上就要完成一個人格，人在外形上做好，“灑掃、應對、進退”懂了以後，慢慢就會達到內心。譬如種植草木，要有個區分，不能混合。同樣，教育學生，對人才的資質要有自然分類。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樣普遍澆下來，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樹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這中間因受教者的本質不同，是必須有所區別的。不管如何，從事教育的人，固然希望後一代好，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緊，雖然它是注重形態，可是形態也要教好，怎麽可以隨便說它沒有用呢？至於再進一步，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處，不是我們做得到的，要聖人才可以教人馬上悟到“道”的真諦。
學與仕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這兩句話要注意，後來一直成了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講到這裏，我的感慨特別多。過去我們中國文化，都是走這兩句話的路線，我們翻開曆史來看，覺得很可愛，過去的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學問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揚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後，始終不離開讀書，還在求學，每個人都有個書房，公餘之暇，獨居書房不斷進步，這是古人的可愛處，就是“仕而優則學”，盡管地位高了，還要不斷求學。“學而優則仕”，學問高了，當然出來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現代幾十年看來，隻有“學而優則仕”，至於說“仕而優則學”就少有了，而是“仕而優則牌”，閑來無事大多數都在打牌。有的買了線裝的二十五史等書，我擔心放在那裏將來會被書蟲蛀了，因為他都在打牌，這正如《老殘遊記》所謂：“深鎖瑯嬛飽蠹魚。”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可貴，我們要為後一代做好榜樣，我們已經害了自己，害了社會，絕不要害後一代，對後一代培養好，使國家未來的前途，看到光明的遠景，我們這一代再不能馬虎了。曆史上，如司馬光做了這麽大的官，退下來，公事之餘，他就著作、讀書，《資治通鑒》是他著作的，千古的名著，不是簡單的。現在讀書的風氣沒有了。剛才說笑話，“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牌。”現在這個風氣又過去了，不是“牌”了，仕而優則“舞”，下班以後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樣多了。這就說到社會上讀書的風氣的確是很重要。其次我有另一個很大的感慨，過去辦教育的隻是犧牲者，一輩子從事教育，的確是犧牲。很多人教出來的學生地位很高了，回來看老師還磕頭跪拜的，學生為什麽如此？是老師對教育的負責，學生終生的感謝。現在不然了，學而優則商，讀完了書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優則仕”，搞一個公務員當當，公務員再搞不好，於是“仕而不優則學”，轉過來教書去！這怎麽得了？我這話是老實話。前幾年確是如此，看到這種情形，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時代的趨勢變成這樣，我們對於子夏這兩句話，應該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會，所謂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到了這種情形，應該怎麽辦？
我們從文化資產中，看到曆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於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鄭板橋、袁枚這幾個名家，官位隻不過是當縣長而已，而且他們也不想做大官，當了縣長以後，年紀輕輕就辭職了，回家之後以名士的身份從事著作，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大。而我們現在，好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現在天天在講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人——知識分子，這個讀書的精神可變了。最近以來，有許多年輕的同學，討論到著作的問題，我告訴他們，現在的教育，由小學一直到大學，這十幾年讀書，所浪費的精神的確不少，都在應付考試。孩子們真可憐，而用腦力記下來的東西，考試完了以後，連影子都沒有了，這些學問到底有沒有用，將來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我們也許感覺不到，但曆史是一個天平，將來是要算總帳的。
現在的年輕學生，把腦力用在不必要的記憶上，但到大學以後，開始想真正讀書的時候，已經缺乏這個精力了，而且心靜不下來，沒有讀書的習慣。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是盡量的吸收，裝進來，當然也啟發了自己的思想，但沒有像為了考試那樣，去擔心應付這些記憶，而讀得非常輕鬆，到二三十歲的時候，對於以前讀進來的書，統統發揮出來了。尤其碰到作人處世的時候，把原來所吸收的東西，盡量發揮出來，可真的很有用。現在的年輕朋友，他們可以說沒有真正讀過一本書，而近年來，小學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識，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許多，但真教他對學問修養下一個決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們可以預言的，將來我們國家民族對這個問題，會深深感覺到害多利少，會很痛苦的。這是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兩句話聯想到的。
再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不但是讀書，而且把工作經驗和學問融化在一起，所以寫真有價值的著作，準備流傳。我們看古人有價值的著作，如講中國政治哲學吧，絕對離不開《管子》。但是《管子》這本書，就不是像現在我們這樣，為了拿一個學位或是為了出名而隨便亂寫的，而是從他一生的經驗，乃至從他在曆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諸侯。”——這是孔子對他的評語。管仲原是一個犯法的罪人，齊桓公起用他以後，他能夠九合諸侯。當時的國際關係比現在還難做好，而他能前後開了九次國際聯合會議，而且大家非聽他的不可。他沒有用原子彈壓迫別人，也沒有利用石油控製別人，就把政治上一個混亂的時代，領導上了軌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這樣一生的事功，也隻寫了《管子》這一本書。不過後人再研究這本書的內容，認為真正是他寫的，不過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別人加進去的，或是後人假托他，或是他當時的智囊人物增進去的。但不管如何，這本書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比孔子的思想還早。他這樣以一生的經驗，隻寫下了一本書，可見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還有一本《商君書》，秦始皇以前的秦國，他之所以特別強盛起來，就靠商鞅變法，他是講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說以法律作統製工具的政治家。秦國用商鞅以來，一直主張法治。這本書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我們不去管他，但在中國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要想研究思想鬥爭，這些書是不可少的。我們一般人，這幾十年來接受外國哲學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學思想更多，洋裝書比線裝書看得多，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滿清入關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三國演義》，雖然這個話太概括，也未免太輕視清朝了，但是大體上是如此。《三國演義》雖是一部小說，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經濟、軍事、謀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打中國以前，幾乎日本全國的人都在讀《孫子兵法》與《三國演義》，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看過這些小說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們研究文化問題，一定要把別人的根找出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找出了別人的根在什麽地方，然後知道他下一步是怎麽走，知道他必然是什麽路線，而且實際上曆代講統治的人，內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與原則。雖然商鞅變法自己是失敗了，而這部《商君書》，和《韓非子》等這些法家的著作一樣，在中國政治的運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鬥爭的手段，在這些書裏，可以找出來的例證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這也就說明了“仕而優則學”，一方麵工作服務求經驗，一方麵不斷求學，增加學識的淵博以開拓心胸，再配合自己為人處世的實驗，而產生的學問，這是中國文化講學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現在和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們談談，真覺得悲哀，連自己中國的曆史都沒有讀好，隻學了研究曆史的方法，而中國古人讀曆史不是走這個路子，讀懂了以後，自然知道方法。
現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國學生去美國研究中國學問，如中國史、中國文學等，或是隻研究一節中國斷代史的某一點，就拿到了學位，想想看這該多可憐！這個樣子讀曆史，學位是有了，而對於曆史與人生的配合則不曉得。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將來對後代的教育，對自己工作與處世的方麵，也許會有新的認識。所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我們今天讀來，是有無限的感慨。
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論語》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麽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麽多？我們要了解兩個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謂人生，隻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象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隻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而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裏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裏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曆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裏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係，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的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裏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淨。”有的說“到我天上來，我那裏是真正的清真。”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
為什麽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麽悲哀，你那裏抬走一個，我這裏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麽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
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遊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氣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麵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麵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麽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雇人來哭喪的，那種哭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遊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裏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遊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裏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的，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恒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隻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裏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
繼往開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這是曆史哲學的問題。孟莊子是古代的世家，魯國世襲的大夫，姓仲學，名速，他的父親孟獻子，名蔑。孔子當時說，孟莊子可真是一個孝子，他對於父母的孝行來說，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像我有一個朋友，六十幾歲了，也是白發蒼蒼，事業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歲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親吃飯，否則他父親就吃不下飯，有時父親還罵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趕緊跪下來給父親打，但這些孝行還不算太難。）孔子說，最難做得到的，是孟莊子承繼高位以後，對於他父親原來用的這班老幹部，並不改變，同他父親一樣待他們，沒有變更，而且對於父親的政策，繼續執行。這兩句話實在道理很多。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態，秦漢以前的宗法社會與秦漢以後又不同，與現在更不同，現在社會假使和古代一樣，那就糟了。現在是工商社會、科學時代。春秋戰國不但是農業社會，而且還保留濃厚的宗法社會形態，非常保守的，那時是敬老尊賢，重視前人的經驗。現在重視年輕人，著重求新求變。這又是曆史文化一個大問題，將來是不是人類整個文化會走回頭路？這很難說，看曆史的演變，說不定會走回頭路。這是第一點。
這段書還要注意的，中國講孝道，曾子著了一部書，後來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嚴格研究孝道，這中間也有些問題，如果我們每個家庭的孩子都是狹義的孝子，那就不會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當孝子，這個社會還是不會有進步的。所以孝與不孝之間，存在著問題。後來發展到孝與忠是相關連的，但後來又變成忠於一人、忠於一事的狹義的忠。實際上講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這本《孝經》，其中說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愛，愛要擴充到愛天下人，就是大孝於天下，後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發揮。因此唐宋之後，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名言。一個人對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來為天下國家獻身，就一定真有責任感。古代的“忠”，現在的名稱就是一個大的責任感，不過這兩個詞句作一比較，我認為還是中國古代的“忠”更好，因為“責任”隻是法治的觀念，而法治觀念產生的流弊，就是會在我們的思想上產生有價值沒有價值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又何必盡這個責任？中國古代的文化則不談價值的問題，隻有情義的問題，所以我們要了解，孔子講孟莊子的孝道“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是說他能大孝於天下，繼父親善良政治的成規，是難得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要注意的，這個“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什麽難呢？其實非常難，也許我們大家沒有這樣的家庭環境，體會不到，假使有這樣的家庭環境就可以體會到，往往對於老一輩的幹部不會用。中國有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講曆史上兩個故事就可以看出來：
漢武帝殺他最寵愛的妃子鉤弋夫人，是因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為太子。當漢武帝立定了這個決心的時候，先把太子的母親殺了。有人問漢武帝為什麽這樣做，漢武帝說，自古以來國家所以會亂，都是帝王年少，母後年壯幹涉政治所致，我年紀已大了，這妃子還年輕，將來我兒子當了皇帝，母後如果幹政怎麽辦？漢武帝這種做法，說來是一種權術、帝王的統治手段，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第二個故事也是出在漢朝，以前提過漢文帝到周亞夫細柳營的故事。漢文帝進不了營門；周亞夫出迎，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拱手為禮，軍容嚴肅，文帝讚他的軍隊最好，重用他。但是後來景帝時，周亞夫還是被逼死。為什麽殺他呢？漢景帝講了一句話，批評周亞夫為“此人鞅鞅，非少主臣。”這時景帝就決定要殺了他。他也認為周亞夫絕對是忠臣，但隻忠於我景帝、忠於國家，可是我年紀已大，將要死了，兒子年紀還小，上來當皇帝，他心裏就不會服氣、不痛快了。
我們讀曆史，看到了很多事，所以有人看通了，一輩子都不願出來做事。（但現在民主時代當然不同。）像這些帝王處理這些事情，如果隻以古代宗法社會的體製來說，則有他的道理。
再說唐太宗與徐世勣的故事。徐世勣和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戰功之多，武功之高，都是了不起的。當唐太宗將死的時候，第一個決定，馬上發表徐世績去邊遠地區戍守邊疆，等於一個總司令降下來當一個團管區司令。唐太宗並且告訴他的兒子高宗，注意這道命令送達後，徐世勣是怎樣起程動身的。可是徐世勣到底是年輕時和唐太宗一同起來打天下的，也很高明，深懂唐太宗。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一接到命令，連家裏都不回去，立即就去邊疆報到。別人把這情形報告以後，唐太宗放心了，知道他將來會聽高宗的。
假使徐世勣有猶豫或不愉快的表現，恐怕也要被殺了。這件事足見唐太宗的英明。也好在是出於唐太宗的手上，因為他的好處太多了，世人就把這種玩手段的事忘了，如說出在秦始皇這類人手上，一定給世人罵慘了。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所謂“功高震主”。
其實社會人情都是一樣。豈但是政治？對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時，對方會受不了，對朋友熱心幫忙，如果過分得幹涉到他的事務，必會遭反感，所以人生就是政治，政治也是人生。看多了，就知道“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的確很難。所以這幾句書表麵上很簡單，卻是真學問，要好學、要深思，用頭腦從人生中去體會。
法律不外人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家找曾子的學生陽膚做士師，勉強比方，士師約等於現在的司法行政部長，但權還更大，可以直接處理執行的官。陽膚上任前向老師曾子請教，征求意見。
曾子就告訴他說，上麵領導的人，（古代帝王政治是說上麵領導的人，現在可以說是整個的曆史時代）失其道，社會文化沒有上軌道，一個亂的時代，因為時代亂了，民心也散亂了，沒有中心思想，沒有中心信仰，也沒有真感情，這情形已很久了。（自春秋開始到曾子這個時代，已經亂了三百多年，比我們現在還可憐，所以我們的曆史是多災多難的曆史，中華民族文化會這樣深厚，也正因為曆史在多災多難中渡過的。知識分子在多災多難中，把政治的、人生的、社會曆史的經驗累積起來，流傳給我們。這便是曆史文化的精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這是曾子對法治的觀點，他認為應該把社會的實際情形與法治配合起來，這是執法人員應該具有的態度，判案的人，要深深了解人的內情，犯罪的動機究竟在哪裏？有許多是社會問題促成人去犯罪，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辦案的時候，對犯罪的人，應該別有一種憐憫悲痛的心情，因為大家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老百姓，為什麽這人會犯罪？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隻有無比的悲痛和憐憫，沒有什麽功績可喜的，更不要認為辦了一個大案，自己有功了而高興。如果社會上永遠不發生罪案，那有多好呢？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對於社會風氣壞了，每人都有自己應該負責任的感覺。
上麵幾段，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外用的道理。下麵便提到子貢的觀念：
成敗論英雄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這是子貢對曆史哲學的一個批評。周武王推翻紂王建立周朝，是因為紂王暴虐。子貢說，紂王的壞，並不像後世說的那麽嚴重，等於另一派的人說秦始皇的壞，不如一般人說的那麽壞，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事實，說他把天下的書都燒了則不見得，他隻是把全國的書集中到鹹陽阿房宮，不許民間多流傳，怕老百姓知識高了難統治，這才是真的。至於坑儒，他坑的儒，是實在令人討厭的一些人，我們注意曆史上“處士橫議”四個字。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級知識分子開會，提出很多問題向他們請教，開會時，大家屁都不放一個，開完會以後，心裏又在嘀咕。這還不算頂討厭，更討厭的是那些沒有做到官的處士們，又生橫議，雞蛋裏去挑骨頭，強橫地找道理，又不是走直道，所以秦始皇一氣就坑了這些人。我們大家也要反省，讀書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開會開多了就會知道，一些人在開會的時候，唯唯諾諾，對什麽事都沒意見，等散會以後，他又到處亂批評。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這些都是李斯幹的，而罪過都歸到秦始皇的身上。中國的書誰燒的？項羽燒的，鹹陽一把火，連續燒了三個月。秦始皇建阿房宮當然不對，像那種建築，如果不被項羽燒掉，還流傳到現在，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跡。假定根據《阿房宮賦》的形容，人站在馬上，高舉十丈長的旗杆，仍然可以通過阿房宮的城門，意大利的建築是不能比的。所以我們古書文化的破壞，這位項老兄的罪過也是很大的。
不但項羽罪過大，蕭何也有罪，他到底隻是縣吏——科員出身，到了鹹陽以後，所注意搜羅的，都隻是戶口、錢糧這些行政方麵的基本資料，都搬走了。至於書，因為他也沒有把書讀好過，就不管了。等項羽一到鹹陽，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把書都燒了，這也歸罪於秦始皇嗎？這都是對曆史講公平話。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項羽，就有這樣不懂事。近人易實甫有一首詩說他：“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無命欲從龍。鹹陽宮闕須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非常有趣。
所以這裏子貢說紂王的壞是壞，但並不是後世所說的那麽壞，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領導的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壞的時候，天下的錯盡都歸到他身上。因些我們看曆史，有些人真可憐。不但曆史如此，社會也是這樣，子貢這個是老實話，所以作人要小心。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說，一個大丈夫有過錯，沒有什麽關係，好像日月一樣，一個本來發亮的東西，給別的影子掩蓋起來了，大家都看得見；變轉來，大家也看得見，仍然仰慕。這段文字就是這樣，在意義上有兩個：第一個意義是說，君子人不怕有過，不要自己去掩飾，錯了就坦承錯了，給大家看得見，這是君子風度，不過現在明白了，改過來了，人家就像對太陽、月亮一樣，仍然會仰望他的光明。第二個意義，君子就是代表在上麵的人，領導人。在過去的社會，小人有過錯沒有關係，他本來就是一片無明，黑洞洞的，再也找不出一點亮光，大家看慣了。但對太陽，大家都看慣了他是亮的，假如他有一點黑，就要被人指摘，所以在客觀上看，君子之過，有這樣的可怕，如果錯了，要馬上改，一糾正大家都會原諒他，因為人們始終是仰望他的。
聖人無常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這一段是研究孔子本人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幾個不同觀點。公孫朝是衛國的大夫，他問子貢，孔子是跟誰學的？學問怎麽這樣好？等於我們現在說他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是周朝，周朝有三個人具代表性。文王、武王統一天下，而周公建立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基礎，所以周代維持了八百年的政權。春秋戰國的時候，正是周代衰落的時候。子貢這句話，就是說，中國文化並不是完全沒有了，還是存在的，問題在於人。如果有比較賢的人，（“賢”代表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就懂得中國文化大的一方麵。不賢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小的部分也知道。等於現代有人以為要了解中國文化，到故宮博物院看看就夠了，對於科學方麵的文化，不但不欣賞，還反感，甚之還認為我們沒有人文科學，不知道中國文化在精神方麵的偉大。這也就說明不賢者不是完全不知道。如繪畫、編織、木刻，乃至有名的三把刀——廚師的菜刀、裁縫師的剪刀和理發師的剃刀，也不能說不是中國文化，它還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是其小者。不管大小方麵，中國文化，從文、武、周公以來，到孔子那個階段，都有中國文化的精神。至於老師孔夫子，不管對於哪一樣中國文化的精神，樣樣他都有，如果問他的老師是哪一位，那是沒有的，誰有長處，他就跟誰學，所以無常師。沒有認定跟一個人學。哪一門有所長，他就學哪一門。後來唐代韓愈“師說”的觀念，也由此而發揮。
宮牆外望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是人名，叔孫氏，名州仇，諡為武，魯國的大夫。這是孔子以後的事情。這一篇都是說到孔子的學生出場了，這時子路也已經死了，子貢在國際之間很有聲望，所以叔孫武叔在朝廷中告訴一班大夫們說，真要比較起來，孔子的學生子貢，比孔子還行。子服景伯也是人名，魯國的大夫，他和子貢是同學，在《憲問十四》中曾經提到過，他在當時是很有實權的人，他報告孔子，公伯寮在造老師的謠言，隻要老師一句話，我就可以除掉公伯寮。孔子說不必那麽做。現在子服景伯聽了這個話，就回來告訴子貢，說叔孫武叔在如何批評老師。子貢就說，譬如門牆，（後來稱拜老師為列入門牆，就由這個典故來的。）我們築的牆，隻築到肩膀這麽高，人家站在外麵一望，就看見了裏麵的一切。
講到這裏，順便提一下，我們看了日本式的房子，圍牆都很矮，人家都說日本人喜歡矮，其實不然，我們中國古代，唐、宋時間的房子，都是如此，都是矮牆，所以古代的武俠小說講飛簷走壁，這種牆隻要有一點功夫，用手在牆頂一搭，一甩就上去了，是可以做得到飛簷走壁，可不比現在幾層樓的高牆。其次，以前的牆是土牆，上麵往往有小坑洞，手上有點功夫，是可以抓住洞來上去，現在的鋼筋水泥牆，壁虎功也好，什麽功也好，完全靠功夫上不去。古代的牆矮，宮牆也並不高，我們到日本看皇宮，靠護城河的外麵的宮牆是高的，如城牆一樣，裏麵的宮牆還是不高的，這是中國的古製。
子貢說我的牆隻到肩膀，人家在外麵把頭一伸，就看到裏麵，房間裏擺的什麽茶幾，掛的什麽畫，好的壞的東西都看得見，換句話說，這個家裏有多少內容，給人家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學問、修養、作人就是如此被人看得見，程度隻到這個樣子而已。講到我們老師的這個宮牆，有數十尺之高（古時七尺為一仞），因為老師的門牆太高，連門在哪裏，一般人都找不到，使人看不到裏麵的情形，那裏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更不要說了。我們這裏可以看到古人的文字，兩個地方的形容詞用得不同，子貢說自己的牆矮，人家就看穿家中的內室，“室家”兩個字，嚴格說來就是夫妻的寢室，連私生活的房間都看見了，一眼看到底，這是子貢在形容自己。而在講到老師的時候，就很恭敬，不用“室家”兩個字了，而用“宗廟”，在古代的製度，“宗廟”是敬祖宗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這兩個形容，一個對自己很隨便，一個對老師的很恭敬，這就看到古文文字的邏輯觀念，身份不同，下的句子形容詞都不同，古人是注意到這些要點。我們現在隨便有隨便的好處，也有隨便的壞處。子貢再把孔子的學問用皇宮來形容，宮殿太高了，看不進去。孔子的學問有如帝室的莊嚴富有，麵前站著文武百官有那麽多，所以一般人要研究老師，能夠找到門的已經很少了，何況登堂入室！叔孫武叔這位先生說我比老師還更好，也難怪，因為我太淺薄了，他們一眼就看穿了，認識我是容易，認識老師則難，因此難怪他們要這樣說了。“不亦宜乎”用在這裏，是文字的反用。
宋朝的宰相張商英，是學禪的，在他沒有當宰相以前，很自負，因為看了很多佛學的書，認為自己懂禪了，這時他還在當轉運使，掌管幾省的財稅，運輸補給連帶地方行政，權力相當大。一次他經過一個佛寺，寺裏的大和尚雲峰悅禪師說，張轉運使太驕傲了，自以為懂禪，他不過官做得大，但禪的修養不一定就好，我一定要打擊他的傲氣。可是小和尚們怕死了，因為以前的大和尚，是由政府敦請的，等於現在的大學校長，轉運使有權影響把他解聘，所以徒弟們勸他不要得罪了這位大員。這個老和尚說，出家人既不求名、又不求利，是就是，非就非，教徒弟們不必管。第二天張商英來了，當然很客氣，兩個人就談到禪，而張商英看不起這個大和尚，隻跟這個大和尚談詩，對大和尚說：“聽人家說你詩作得很好。”這個大和尚說：“轉運使你不要聽外人亂講，別人說我詩作得好，正如人家說你的禪學得好是一樣的。”這句話可把張商英罵慘了，“不亦宜乎！”這句話，就是這個道理。這是講話的藝術，也是罵人的藝術，非常高明，子貢這句話也是如此。他們說我好，是對的，因為他們眼光淺，隻能看到淺的地方，孔子太高深，他們看不到。
聖人心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叔孫武叔這個人，又有一次毀謗孔子，子貢就勸他不要這樣做，孔子不是你們毀謗得了的，別人學問好，道德好，那就好比山坡，的確崇高偉大，但還是可以慢慢爬到頂上去的。至於孔子的偉大崇高，像太陽、月亮一樣，是拿不到，摸不著的。一般人與他隔離關係，想不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等於排拒太陽、月亮的影響一樣。太陽、月亮永遠照臨天下，你蓋一間房子想擋住他，太陽、月亮並不生氣，你房子裏總要有些亮光，這些亮光還是從太陽、月亮來的。就是說，你雖然不接受孔子的思想，但沒有關係，孔子的思想還是慢慢會影響到你，所以你想毀謗孔子，隻不過是顯得你自不量力。
有些人批評孔子，有人就引用了這一段，說明想推翻孔子是沒有用的，毀不了孔子的。這種引用是很對，我們常常看到宗教的經典上，如基督教及佛教的經典，也常常用類似這個比喻。一個大聖人的心，就像太陽月亮一樣。我們常看到於佑老最愛寫的一副對聯中的“聖人心日月”就是根據這一段書來的，太陽月亮的光明，永遠照臨，你要蓋間房子遮蓋起來，是你自己的事，太陽、月亮照臨的心，並沒有不平，他永遠是平等的。
欲讚無詞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是孔子的學生，在上論和下論中，這位同學有好幾次都有所懷疑，而對子貢提出問題。這裏他去對子貢說，子貢老兄，我看你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們恭敬，你已經很成功、很完美了，身心內外的修養，都達到“恭”的境界。（這個“恭”並不隻是“恭敬”，而是“謹嚴”的意思。）實際上我們的老師，（古代的禮貌，學生對老師可以稱字、稱號，不能稱名，所以他們口裏的“仲尼”，就是孔子的號。）我看未必比你好。子貢就教訓這位同學了，他的話又和答複上麵幾個人的不同了。他說，一個人言談很重要，一句話代表了你的智慧學問。換句話說，我們聽人家講話，對方一開口，他有多少程度，多少修養，就可以知道，有時候聽一句話，就曉得他無知，所以言語要特別注意，不要亂開口。我們老師的高明，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他那種程度，他崇高得像天一樣，不是可以用一張梯子讓我們爬得上去的。從《論語》這些資料，我們知道孔子在生乃至他過世以後，真正能夠宣揚孔子、捧孔子的還是子貢；而對於孔子的學問，真正能在事功上用得出來，對於時代有所貢獻的，也還是子貢，所以子貢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正麵的稱讚孔子，從完全敬仰孔子的學問這一方麵看，古今中外任何恭維孔子的文章，所說的話，都被子貢在這裏統統講完了。結論都在下麵，別人無法再超過他的好，這也可以說是預言。
他進一步對陳子禽說，夫子的學問，永遠在這個世界上。小至於個人的成家立業，大至於為天下、為國家做大事，想建立一個思想行為作風的基礎，必須要以孔子的學問思想作基本，沒有辦法不這樣做，沒有辦法超過他的範圍，人生經驗到了的時候，更加深刻地覺得他的對。想做好一個領導人的，必須具有領導的基本道德與學問，領導的基本條件很多，中外有關的書籍也很多，但都是講權術，不是道德，都不行。真正的領導要以道德為基礎。說到以道德為基礎的領導，就離不開孔子的思想。要安撫天下，安撫人心，也隻有用孔子的思想，因為它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中堅精神，一般人才會信仰，才會接受這安撫而來附和，而一切行為，也必須以孔子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思想，才能達到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這是子貢形容孔子的偉大之處。
下麵說到孔子個人：孔子活著是大家的光榮，他死了是大家的悲哀，像這樣誰都及不了他。我們兩個是同學，你怎麽把我捧得比老師還更好呢？“如之何其可及也！”就是說怎麽辦得到呢？這也可以說是子貢真誠懇切的定論，這也是子貢情深意真的心聲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