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曰》這篇，我們要用另一個觀點研究了。《論語》這部書，有些是孔子的弟子記載孔子的言行，到後來的幾篇是孔子的門人們——也就是再傳弟子的記載，有些是記孔子的話，有些是記孔子的大弟子如子貢、子夏他們的話。至於《堯曰》這一篇，孔子的話僅在最後一點點，而其餘完全是講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應該說這一篇是曆史的書，或者歸附到五經之一的《尚書》中去，這是講堯舜之間的曆史。至於是不是孔子當時口說的，或者有這種舊資料，孔子當時用來教學生的，這暫不去考慮它，不過其中所講的，是堯、舜、禹三代禪位，“公天下”時候讓位的事情。
為什麽要把這篇書放在這裏？嚴格研究起來，的確是個大問題，也是中國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第一，為什麽《論語》的編排，拿上古史如《尚書》方麵的資料放在這裏？它的精神何在？又代表了什麽？第二點，這一篇所講堯舜之間的傳位內容，與《尚書》中的《堯典》、《舜典》有相同之處，不過描寫得更詳細。第三點，它擺在這裏要看什麽東西呢？上麵由“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始，一直連貫到這裏，為什麽把這樣大的東西擺進去？同上麵一條一條的對話記載完全不同，這是為什麽？如果作博士論文，仔細深入、鑽牛角尖一研究，就會發現東西，有它的道理。中國文化所認為的一個儒者，一個知識分子，學問並不是文章，是作人做事。作人做事成功還不算，還要把自己的學問，用出來立人，有利於國家、社會、天下，既然利於國家天下，就須講究領導人的精神，也就是古代講帝王政治。那麽帝王政治真正的精神在哪裏？第四點，我曾經再三提到司馬遷《史記》的《伯夷叔齊列傳》，這篇文章，大家都說好，但是光論文章該打手心，並不好讀，要通了才曉得真好。司馬遷把整個的曆史精神，統統寫進去，我們也可以強調地說，司馬遷的那一個精神，就是根據這裏來的。現在我們大概曉得了這幾點。如果真寫博士論文，還有許多要挖的，有許多值得發揮的。這裏下麵的記載：
曆史文化的重心——公天下
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資料，根據我們中國文化最初這本曆史資料——《尚書》，第一篇《堯典》。（《尚書》是孔子整理的，他把《尚書》刪訂為中國曆史的第一本書。孔子刪訂《尚書》以後，才著《春秋》）。為什麽《尚書》從堯開始？堯以前還有很長久的曆史，如黃帝就更早了，而孔子站在史料的觀點，認為堯以前的資料太少太亂，沒辦法整理，沒有采用，所以從堯的時候開始。現在我們研究，孔子還是有問題，這位老師瞞了我們一手。我的看法，固然他手裏搜羅的資料是堯的時候最完整，但有一點，他為什麽要從堯開始？我們要指出來。因為堯、舜、禹這三代是公天下，而孔子的思想是“天下為公”，但是他當時是在春秋戰國的帝王政治時代，沒有辦法把這個話說出來，所以刪訂《尚書》從堯開始，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我這個話不是偶然隨便說的。況且整個研究了孔子言行的思想精神，就會發現孔老先生還是瞞了我們一手。當然他不是有意的，等於《史記》寓意，讀書要自己有眼光。（中國人塑菩薩，頂門上塑一隻豎起的眼睛，就是象征智慧之眼，要在頂門上有一隻眼，把書中的道理看出來。我們懂了這個道理，他引用《堯典》裏的話，就是如此。）這篇文章寫得很妙，頭尾敘事都不關聯，隻是中間突然拿出一段來，奇峰突起，等於外國有些電影，故事的頭尾都不要，隻拿出中間一段來，使觀眾去猜想、判斷、作結論。有人說外國的這種手法好，我說中國早就有了。《論語》的這篇《堯曰》就是現代戲劇的體裁，頭尾都不說，隻說中間的一段。
我們現在作研究，把它加上頭尾。我們曉得堯老了，要傳位給舜，在交接的那一天，這是古代很莊嚴的大典，隆重得和宗教的儀式一樣，要在泰山燒火，當著全國百姓，把帝位交下去，堯就告訴舜：“谘！”這個“谘”字，我們看曆代皇帝的詔書，常用這個字，其實我覺得古人在這種地方真糟糕得很，很醜陋，何必一定套用老式文章！老實講這個“谘”字，也就是我們現在上台講話時，說正題前一開口的“呣！這個……”並無含義的語助詞而已。古人自漢代以來，搞訓詁的漢學家們，為這些字，寫十幾萬字的文章，那真討厭！實際上是堯上台了，舜還站在下麵，堯說：“喂！舜上來，我告訴你，天之曆數在爾躬。”（中國人過去的政治哲學思想，是天道政治，上天的意旨。“曆數”，我們先解釋文字，這個“曆數”很有內容。）上天的意旨，氣數到了，輪到你來挑這個擔子，不是我個人的意思，是上天的意思，時代的趨勢，這個擔子必須要你來挑了。第一句話就是要舜繼承這個王位。不過說到“天之曆數”這四個字就夠麻煩了。第一個是“天”的問題，中國文化講“天人合一”，到底“天”是什麽東西？討論起來麻煩得很。
天人合一的氣數
第二是“曆數”的問題。中國曆史文化精神都在“曆數”，“曆”古代叫曆法，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陽曆、陰曆等等，這就是曆。中國的曆法、天文方麵的學問發達最早，而中國所用的陰曆、幹支等等，代表了一個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像過去換朝代，明朝亡了，清朝進來，多少人一輩子不投降，清朝統治了中國三百年，可是漢民族的知識分子三百年來沒有投降過，許多人“不奉正朔”。（正就是正月。朔是月初。代表曆法。）再看幾年前剛過世的畫家溥儒，大家都知道他是清皇室，他一輩子畫的畫，寫的字，作的詩，沒有用過我們中華民國的正朔，這也是他表示自己是清朝的皇室，不奉我們民國的正朔。當然，也不會用西曆紀元多少年，隻好以幹支古法紀年，如“甲寅三月”，“乙卯五月”。這就表示他內心不奉正朔，所以用年號這個問題真有趣。
現在我們自己拚命想把中華文化複興，而文化的精神在什麽地方卻不知道。這是“曆”所引起的一段感想。
而“數”又是一個大問題，中國人講曆史的命運，這套學問很大很多，還有算命之術。像《論語》最後一段孔子的話中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講“命”。有一次，我和一位算命的大家，在一起吃飯，談到算命的道理，他說中國人讀書一定要會算命，當時他就掉了“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這句書袋。我聽了以後，不好意思說孔子的這句話，並不是說每一個讀書人要會算命。不過這個“數”字與“命”字有沒有關係呢？還是有關係的。曆史有個大命運的。譬如曆史命運中“數”的道理，到了第六就不是第七，到了第九就不是第八，等於地球行度的軌道，到了這裏就是這個樣子，這個力要下去的時候，若就把它拉回來，要出毛病了。所以“天之曆數”這四個字，在中國的文化思想中很難講的，一兩個字，包括的內容太多了。這四個字發揮起來，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講得完的，在此不再發揮。
堯在傳位的時候告訴舜，這是天命，不是他堯個人的意思。我們看這句話的內在意義，堯把帝位交給舜，既非自己的親戚，又非朋友，更非他的子孫，這就是古代的“公天下”。他經過幾十年，多少次試驗，培養一個人，等到自己真的年紀老了，（根據曆史記載，古人比我們活得長久。）百把歲了，於是禪讓，表示不是個人私見。曆史的精神，就在這裏。
“允執其中”這句話也有問題來了。經書上有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裏隻引用了一句話，我們講中國思想，儒家思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都用這四句話。也可以說中國文化講人的學問修養的中心，教育的中心，都在這裏，也可以隻說一個字“中”。“人心惟危”，人的思想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危險並不一定是殺人的危險。凡是人都有欲望，而欲望是一個總稱，現代說的“好勝心”、“榮譽心”、“有希望”、“生活有意義”這些都是好事情，歸納起來都是欲望；欲望的奔馳，會使人心非常危險。能毀滅了自己，也毀滅了世界，都是欲望問題。
這裏我們說一個阿拉伯文化中的故事。中東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有一個伊斯蘭教的老阿訇退休，在山裏修道。有一天一位中東的國王，帶一批人去打獵，這位國王射中一隻麋鹿，這隻麋鹿帶箭負傷，拚命地逃奔，逃到這位阿訇的身後，阿訇回頭見這隻麋鹿負傷，知道有獵人在後麵追殺，就將寬大的袍襟把受傷的麋鹿掩蓋起來，不久國王的一名部下，先追到阿訇的身前，不見了麋鹿，就問阿訇有沒有看見，阿訇閉目修道，理也不理；這名部將問幾次都是如此，就說要殺掉阿訇，阿訇張開眼睛請問部將是什麽人？這名部將報告了國王的名號，阿訇說：你的國王是我的奴隸的奴隸。這位部將聽了大光火，要把阿訇殺掉。這時國王正好趕到，問明原因後，轉問阿訇知道不知道犯了罪。這位阿訇說事實上你是我的奴隸的奴隸。國王說：你的奴隸又是誰？你講得出來，可以無罪。阿訇說，你不要生氣，坐下來慢慢聽。我以前給欲望當奴隸，現在我修道了，已經懂了，再不會聽欲望的指揮了，我可以指揮欲望，所以欲望變成了我的奴隸。而你雖然當國王，卻充滿了欲望，連一隻麋鹿都不放過，可見你還是聽欲望的指揮，做了欲望的奴隸，所以你是我奴隸的奴隸。這位國王一聽恍然大悟，馬上拜這位老阿訇為師，追隨他學道了。這是伊斯蘭教流傳的故事，這也就是人心惟危的一個例子，思想領導自己正就正，領導自己壞就壞。
我們現在說，思想形成了一個觀念，如戴有色眼鏡看東西，所看的統統不同，當我們懷疑有鬼，汗毛就豎起來了。佛經上就說，不必真的站到懸崖，自己坐著閉上眼，心想處身於萬丈懸崖，如跌下去會沒命，腳就會酸軟起來，事實是這個現象。這就說明心中欲念的可怕。如果要把這種欲念平靜下去，變成道心，那就太難，微妙得很，不可思議。怎樣才是道心？我們中國文化中講了幾千年，四書講道心，宋明理學家也講道心，佛家、道家、老子、莊子一概講道心，都微妙得不得了，怎樣做到這個道心的境界？要“精”、要“一”，最後“允執厥中”，就是這一句話。
辨中邊論
什麽叫“中”？如果我們做知識的研究就很多了，如“中庸”就講中道，在物理世界，講一個茶杯的中心點，那是假定的。一個人站在房子的中間，說他是中，那是對四周而言；實際上還是邊，因為在某一邊看是中，在另一邊看，他是站在左邊或右邊，或前邊或後邊，所以還是邊。沒有絕對中的。這是物理上的中，思想上的中更難確定了。自己腦子能夠想的，停留在中，這個中在什麽地方？力量均衡了就是中，拿一支筷子來說，不要以為筷子兩端間的中心點就是中，筷子兩端的粗細不同，重量不一樣，將一支筷子擱在手指上，使筷子保持水平，兩邊均衡了，這筷子與手指的接觸點，才是中。所以在思想上可以持平的才謂之中。因此中是一個抽象的名稱。也可以說是一個實際的東西，如太極拳每一個動作都有一個中心，這就是圓的道理，也就是太極的道理。並不如後世的解釋中庸為滑頭，而是要懂得持平的中心點。這個學問研究起來太難了，並且涉及人格的修養，所以我們作人處世要持平，真能做到平，則一個人平了就沒有話講，“水平不流”、“人平不語”。“不平則鳴”，一不平就亂起來了。為政的道理在持平，可是求平很難，所以中國人講究天下太平，太平實在難求。“平”就是“中”的道理，個人修養，作人處世也如此。“中”的道理暫時講到這裏，發揮起來很多，可以講上半年多。
堯告訴舜要“允執其中”，“允”字有兩個意義，一是信，一是平。就是告訴舜要堅持把握住公平的原則，不能有偏私，不可動搖，如果不把握這個原則，天下國家，四海之內，人也好，物也好，都會垮的。在堯的時代，中華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建立完成，還有水災，大禹治水之後，黃河、長江未開發，整個國家在水患中，還痛苦得很，是最艱困的時代，如果為政不能持平，整個國家就完了，假使做得不好，就“天祿永終”。這四個字可作兩麵解，做壞了不得好死，做好了上天給你的祿位，永遠有好的結果。古文的美感在這裏，討厭難懂之處也在這裏。“天祿永終”四個字是淩空的，每個角度看都是圓滿的。所以好的古文用白話一作解釋就完了，美感就破壞了，等於好的圖畫，沒辦法加一筆，也沒辦法減一筆。
這是引用當時堯舜禪讓交接的時候，堯把中國文化政治思想的中心交待下來。等到舜也老了，大禹治水成功了。在中國文化史中認真講，文化開創的功勞，首推堯舜；至於國家建設的奠基，則大禹的功勞最大，自他以後，固然政治上變成家天下了，但在他個人的功績，真是千秋萬載，由他建立了以農立國的基礎。
禹分九州
禹分了九州，所以：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舜將自己的帝位，交給大禹的時候，也把這個文化的傳統精神告訴禹王，而舜在這裏所說的一段話，別的地方沒有，是在《論語》裏才見到的。這裏舜加重了語氣，其所以加重，我們從另一角度來看，是因為時代不同，文化越來越發達，如現在用的白話文，就有這麽囉嗦，越上古越簡單，所以堯傳給舜很簡單，舜傳給禹就複雜一點了。舜將帝位交給禹的時候，也是行大禮，向天地祭告。
舜對天禱告說：“予小子履”，我這個小子——向天不敢自稱帝——履是說，學步前輩的辦法。“敢用玄牡”，才敢用黑色的公牛作祭品，“敢昭告於皇皇後帝”，代表全國的百姓，向在上麵廣大的、威嚴的、高深不可知的天帝天後祝告。“有罪不敢赦”，我執政了許多年，恐怕自己有很多過錯，不敢希望上天原諒，我若有罪，你還是懲罰我，不要寬恕我，不要赦免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這句話就是告訴禹要學習。帝是上麵領導人，臣是部下，對天來講，這個帝是天帝，自己是臣子。這是中國過去的政治思想，與宗教精神是連在一起的。加以皇帝稱天子，是上天之子民。人世間是皇帝，陰世間是閻羅王，所以過去的皇帝，受萬人之拜而不拜人，但在祭天的時候，皇帝就要下跪，祭祖先時或到後宮見皇太後也要跪。他這裏說“帝臣不蔽”，就是說你天帝的臣子，我這個舜，年紀大了，精神不夠，已無法作天下的庇護。“簡在帝心”，現在我選來一個人，可以繼承我這個位置，而我所選的這一個人，天帝也會同意的，因為他的功勞太大，對國家百姓的貢獻太大了。“朕躬有罪，無以萬方。”這是作領導人最重要的政治德性，做領導的人，自己個人的錯誤，不要推卸責任，不要推給部下或老百姓。這是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精神，也是中國政治領導哲學的大原則，太難做到了。我自己有罪，一切處罰我承擔，與我的部下和老百姓沒有關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老百姓或部下錯了我負責，都由我來挑起。
我們看了這段書，感覺到非常嚴重，也非常敬佩，不禁為之肅然起敬。中國文化談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同佛家講到菩薩，道家講到神人、天人一樣。就是有好處，也絕沒有一點自私，應該是大家的，好處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點不能要。佛家所謂布施，乃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給別人，這個精神多難！所以看了這一段記載曆史的資料，懂得中國的政治思想。拿現在西方來的民主精神比較，西方思想無論怎樣民主，也沒有到達我們這個“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程度，這種帶宗教性的自我犧牲的君主，可不容易。縮小範圍來說，如果作一個單位主管，自己的政治道德修養，能夠到達這個地步，就是最成功的人。當然對自己本身來說，會是很痛苦的，但是一個成功的人，就要擔負所有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絕對不放在別人的肩上，而部屬的痛苦，都由自己替他承擔。
周重九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前麵是講堯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作人的道理。我們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繼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獻為《大賚》，就是周朝開始立國時候的重要思想（主義），他這個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麽是真正的富強，包括家庭的富強，個人的富強，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各個是好人，沒有壞人，這好人不是老實的老好人，是思想純正，行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這就是大富。至於“雖有周親”，這個“周”代表了圓滿，四周充滿了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有很多的群眾，很多“盲目”的人跟著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個兩個有眼光的人，有仁義道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個毛病，喜歡在矮子裏當高人，不喜歡到高人裏當矮子，到了高人中間，處處不對，成天隻有聽話的分，看看誰都比自己行，這個味道很難受。可是從人生中體驗到，有成千上萬的“盲人”跟你走，一點都不希奇，隻怕有一個明眼人對你說：“你走錯了！”這就完了。曆史上有許多人，當時人人捧他，真是了不起，但後來明眼人在曆史上寫一兩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當在台上的時候要當心，所聽的，所看的，所講的都是順意的，都是對的，這時切不可得意忘形。“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時的那種精神，由此可知當皇帝之難。我常和美國朋友討論民主與帝王政治，說他們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們中國過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經濟
一種真正的學問要達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於政治方麵。現在我們所講的，都是中國曆史上政治哲學的道理，現在說到上古為政的九個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這是寫作《論語》當時，引用上古的文獻。“謹權量”有兩個觀念，我們看到《尚書》中《舜典》有一句話，“同律度量衡”。我們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煩，這也是中國文字與外國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國文字依六書的法則而來，每一個字，單獨代表一個觀念，有時一個字包括了四、五個觀念；外國文字要幾個字母拚起來，才表示一個觀念。這是中國與西方文化不同的重點之一，我們必須了解的。我們後世年輕人讀古文會覺得麻煩，就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沒有從研究中國字入手，尤其現在更是如此。
像這裏，就是說從堯舜的時代才統一了全國的“律”。這個“律”包括了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天文的、物理的規律，就是現在所說科學性的各種“律”，包括了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這是中國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榮的。在全世界各國，天文學的發展，我們是最早最早的，比別人早了好幾千年。另一方麵就是政治製度的各種官製規律，雖然曆代都有變更，但原則上仍是一貫相承的。
“度”可以分開來說，一種是地理方麵的行度，等於現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經緯度。另一種就是長度，經濟方麵應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數單位。這是古代為了經濟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統一的。
“量”，即是合、升、鬥等容量的總稱。
“衡”就是稱，就是稱東西的斤、兩、錢等等名數的總稱。
這就是在堯舜時代，已經發現，各個宗法社會，各自為政，律、度、量、衡都沒有統一，所以他要把它統一起來。我們要研究經濟，研究社會發展，看二十五史就知道了。我們直到現在，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完全徹底統一，上菜場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們當年在大陸所用的不同，現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據西方文化來的。現在以全世界來說，很少有已經統一了的地方，隻有小部分統一了，如裝船的噸位算是統一了的，可是在各國社會自己國內所用的，還是沒有統一。由此我們也了解，人類努力了幾千年，自己號稱文明進步，事實這些地方，我們還是停留在幾千年前的階段，統一的工作，還沒有做到，這是以哲學的觀點，看曆史的所謂進化，是一個諷刺。
《論語》上這裏也說，要“謹權量，審法度。”這個法度，就是現在所謂的製度，各種辦事的製度，要嚴格注意，這是第一層的意義。其第二層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根據《尚書》記載的傳統而講，“謹權量”的權量，就是權變的意思，我們中國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歡講究兩個字，所謂“經權”之道，經就是常經，大原則不變，永遠不變的，如人之穿衣飲食是經，但吃白米或吃麵包，穿西裝或穿中山裝，可以隨意，則是權變。“權”具有了這樣的意義。在為政的大原則就是“謹權量”，對政治權能的分辨，要非常謹慎，以個人而言，如領導一個單位，對某同仁在權力上應該使用到什麽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謹慎，這也是對人事而言。“審法度”是對製度而言。固然說為政在人，但是製度的發揮，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並重
這兩句話連起來研究，在我看來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跟著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廠人事管理，因為效果很好，所以將這一套又擴大到行政方麵。美國對這方麵特別重視。還有一位丹麥人寫了一本書，我們有人譯作《領導的藝術》或《領導的技術》，這個書名相當新穎，裏麵的內容，就是人事管理，而這些東西，在我們中國文化講來，就是“審法度”。但是這種管理用之於行政，我們以冷靜態度，不摻入任何東西來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著製度在轉，人變成沒有靈魂，將來這個東西的禍害非常大。可以斷言，將來一定要變，不變吃不消的。依法規來做事，人會變成機械，沒有靈魂，人到底不是機械，是有靈魂的。
回過來看中國過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變成獨裁，所謂“朕即國家，國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殺予奪，完全由我，就變成沒有製度。我們為什麽偏重於中國曆史文化的引證和發揮？講曆史人事的經驗，老實講，我們國家的文化，幾千年來，比外國人多得多了，所以隻有我們的曆史值得自豪。以我們的曆史，來與西方民主自由製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學方法比較，我覺得如作一個統計的話，還是中國的人治毛病較少。古來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許多錯誤的領導，但是他的禍害還是少。就是以目前來說，美國對於越南的問題，為什麽弄到如此結果？不能說美國人中沒有眼光遠大，沒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國的現行的製度下，任何一個政治家、思想家、軍事領導家都沒有辦法。因為他們講“科學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們難住了。像我們中國有句在軍事方麵常用的老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個在前方作戰的大將，不一定聽皇帝的指揮，他不是不聽，因為路太遠，皇帝不會了解前方隨時變化的情況，前方將士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視前方的實況來決定戰略，對於皇帝所下不適合情況的命令，可以不聽，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規中就行不通。但話說回來，中國曆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將在外，臨時應變並沒錯，一旦班師回朝卻受朝議和執法者依法審判，就變成犯罪了。
我們了解了這些思想與觀點，再回過來看中國文化，在堯舜當時，人事與製度並沒偏廢，而把這兩方麵“謹權量”，像天平一樣，法規與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們現在社會上就經常看得到，有時候去機關辦事，碰了釘子，一肚子牢騷回來，可是沒有辦法，因為機關裏的人照法規辦事，遇到法規上某一部分會互相抵觸的，上麵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而給下麵的人找了很多麻煩。在我們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規因人事而變的原則，情形就兩樣，究竟誰好誰壞，的確難下定論。這是介紹了“謹權量，審法度。”兩句話當中，所產生的很多的聯想。
第三句“修廢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嚴格的研究起來，中國古代所謂作官，在秦漢以後，才變成特殊階級，在上古時候，如國父所說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務的性質，是對某事的主管人員而說。“修廢官”也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就是說，在堯、舜、禹以後，經過殷商的階段，政治荒廢，到了周朝重新整頓起來。第二層的意義，一個製度，一個法規，一個行政措施，依我們中國《易經》的道理，是沒有不變的。很好的計劃，施行下去，到了下層，經過空間或者時間的關係，今天這個辦法對，明天情況變更就不對了，非變不可，不變就會出問題，所以修廢官等於說興廢之間要多注意。
這三個重點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規模，就好辦了。“四方之政行焉”，為什麽說“四方”？中國上古的政治製度，雖說中央集權，但四方都是諸侯，地方分治，實際上他是“中央分權”。
承先啟後
根據近幾十年來西方文化的說法，中國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沒有集權，地方的權力非常大。所謂的中央集權，隻是道德上的領導，思想上的領導，而行政上的指揮，多屬於地方。所以他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這三點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縮小範圍來說，個人也是這樣，一個家庭中處理事情也是這樣，中國文化向來宗法社會——族有族規，家有家規，治家之道也是一樣的。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重點，美國人也想走這個路線，老實說他沒有深厚文化基礎，是走不通的。這裏引用的幾句話，是說周代以後，就是這種做法。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會的基礎而來的，“興滅國，繼絕世。”過去已經滅掉的國家，萬一這個國家沒有後人，就要把他遠支的宗親找出來。所以周武王統一了中國以後，分封諸侯達兩三百個國家，而所封的並不全是周文王的兒子，如當時的宋國，就是殷商的後代，許多都是曾經一度滅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這種國家重新建立起來。
這種思想一直影響到後世，如劉邦、項羽他們起來推翻秦始皇的暴政，當項家初起的時候，還不敢自己稱王，要找出楚國最後一個皇帝的孫子懷王出來，奉為義帝。在我們現在看來覺得奇怪，項家起來就起來了，為什麽要找個小孩子出來為帝？這就是宗法社會的思想，必須要找個帽子戴上。這固然是項家的權術，但從道德的觀點看，中國人始終有這種“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後來劉邦稱帝，卻封贈了項家和戰國時代好些後人，這便是漢代初興時的可愛可敬之處。
我對外國朋友說，這是他們辦不到的，拿美國來說，盡管他們沒有領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經濟市場的野心，過去我們中國幫助一個國家，尤其幫助附庸國家，平了他的內亂，建立或穩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權，就把兵撤回來，隻有一個條件，歲歲來朝。如唐初“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時代，財物上我們實際貼很多，絕沒有領土或經濟的野心，這是中國文化與眾不同的“興滅國，繼絕世”的政治哲學思想。現在美國既非王道，霸道也沒有搞好，所以想走這個路子可走不通，結果許多的國家，像切西瓜一樣，被他切成了兩半。所以我說他們到底不過兩百年曆史，這一方麵若要到中國來當學生，至少還要學一百年。以我們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曆史文化的精神，在這個對比下，就看得出來，人類應該走什麽路。而周朝走的是傳統的正確的路。
“舉逸民”，所謂“逸民”，就是紂王的時代，許多人不同意紂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於海外。到了周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把這些人都找回來，給他一個相當好的位置，盡量發揮他們的長處與思想，這樣人心就歸順了。由這三點來講，我們看自己的曆史，過去講仁講義，現在講就很難了。過去某人的家庭出了問題，朋友就把這家庭的擔子挑起來，這就是義，也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以前我們疏忽了兩個東西：一個是特殊社會的組織，另一個是宗法社會的被破壞。這相當重要，中國人過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輕人讀訓，那時讀的盡管是清朝的聖諭——康熙寫的廣訓，教人如何孝順父母、如何作好人好事，原來是作為政治的安定力量，後來變成宗法社會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們當時疏忽了這些東西，隻有愛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嚴重。現在更加上思想的離析，這些東西破壞了。所以這些地方我們要了解，這些精神，在宗法社會中，為朋友賣命，替朋友挑擔子的這些事，普遍得很。為什麽這樣做？就是幾千年“興滅國，繼絕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結果。
養生送死無憾
所重：民食、喪祭。
這句話，古書上圈點的句讀作：“所重民，食喪祭。”這個句讀，我不同意。不要以為古人大儒講的話，就一定是對的，我們為真理，為了求真，對的就是對，不對的就是不對，大儒不一定沒有錯，錯了的事多得很。像我們這些連小儒都不夠格的經驗，常有寫錯字的時候，學生看到也不講，後來自己發現，問他們為什麽不講？他們說老師寫的怎會錯？像這樣的態度就糟糕，老師不一定就對，要多提意見。即使我對了，學生沒懂，多提意見問一聲，也不算錯，為什麽隻是聽話？所以對古人的話，也要注意。這句話是說，施政所注意的重點，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喪祭，就是送死。換言之，政治的重點.就是養生送死，這是關於經濟方麵的。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這裏是另外四個原則。上古的政治，始終是寬，這是儒家的主張。道家則主張寬猛並重。我們讀曆史讀到用猛的時代，就是法治，嚴格的管理；寬則是講禮治，如曆史上有名的漢唐時代。
說到這裏，想到另一個問題，近四五十年來的一般人喜歡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歡研究明代後半紀的曆史，這事怪得很，大家為什麽喜歡研究明史？是否與清代有關？與我們推翻清朝的革命有關？其實這些都不是理由，我認為這是一種曆史的風氣，如以《易經》的道理來看，這是一個怪現象。為什麽我們專研究這些，不去研究漢代怎麽興的，唐代怎麽興的，這些興旺的氣象為什麽不去研究？
漢朝的文景之治，是主張寬的，法令也寬，最初漢高祖到壩上，因為始皇法令太嚴，而他與老百姓隻約法三章，最簡單的三點，可見漢朝的興起，一開始就是寬的。當一個社會經過多年的戰亂，老百姓受嚴刑統治以後，最好的政策就是濟之以寬，救民最好的藥就是寬。漢朝到了漢武帝以後講法治，酷吏就出來了，慢慢收緊，嚴起來了。這是因為社會群眾的心理，太寬了以後，容易放任，就非要用猛，非嚴格管理不可，政治上運用寬猛的手法在於人。儒家寬可以得眾，而“信則民任焉”，上麵領導的人言而有信，老百姓就完全信任你。“敏則有功”，敏捷聰明，就可建功業。“公則說”，凡事公正、公平，則大家心悅誠服。
這篇書從一開頭到這裏的敘述，好像同孔子乃至孔子的弟子門人都沒有關係，隻是記載了上古曆史的資料，寫的和前麵十九篇完全不同，實際上是表示孔子的思想，延續中國上古的傳統文化，就是從這些地方來的，因此下半篇就提出來孔子的思想。
從政典範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這一段的文字，我們很容易看懂，剩下的問題，是做起來很難。“惠而不費”在從政的時候很容易做到。民間有句古諺：“身在公門好修行”。做公務員有時很容易做好事，往往一件事，一個案子決定了。坐在辦公桌上想出來的一個建議，一個辦法，經上麵決定以後實行起來，影響之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最高明的從政者，經常有這種機會，給別人很好的利益，大家獲得福利，而對自己沒有什麽犧牲損害。但是有的人，對這一類的事，往往不幹，譬如有一個人來辦事，或請求什麽，而有些公務人員連多講一句話，指導人家一下都不幹，致使許多人埋怨，結果這些埋怨都歸到領導人的身上。所以為政之道，許多“惠而不費”的事，做了多好！可是有時候還做不到。交朋友也一樣，我們常常發現幫忙朋友一件事，是“惠而不費”，可是現在年輕人流行的話“多管閑事，多吃屁。”其實管閑事又何妨？朋友之間，“惠而不費”的事情該多做，這種惠而不費的事情，隨時做得到，又豈止為政！
最難的是“勞而不怨”。大家常說，做事要任怨，經驗告訴我們任勞易，任怨難，多做點事累一點沒有關係，做了事還挨罵，這就吃不消了。但做一件事，一做上就要準備挨罵，“勞而不怨”，我覺得難在任怨。
“欲而不貪”這句話很有道理，人要做到絕對清廉，可以要求自己，不必苛求任何一個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欲則可以，不可過分的貪求。中國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主張大公，但也都容許部分私心的存在。
“泰而不驕”是指在態度方麵、心境方麵，胸襟要寬大，不驕傲。
“威而不猛”，對人要有威，威並不是凶狠，一個人的修養，真有威德，人家看見自然會害怕，這是威，而別人的害怕，並不是恐懼，是一種敬畏、敬重之意。如果“威”得使人真的恐懼，就是猛了。我們看曆史上許多人，一犯猛的毛病，沒有不失敗的。
這五美包括了為政和作人處世的原則，我們自己對五美作了解釋以後，看孔子的解釋，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這等於現在的民主政治，就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這就是惠而不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同樣的使用勞力，以對老百姓利益有關的事而勞動老百姓，就不會有人怨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所要求的是仁，而得到了仁，還有什麽其他的貪念？所要求的正當本分，而達到了目的，就沒有分外之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之人處在任何環境當中沒有多與少的觀念，如待遇的多少、利益的高低等等觀念，也沒有什麽職位大小的觀念，對於任何事情都不輕慢，一件小事情，往往用全力。佛學中有句話非常好：“獅子搏兔”，獅子是百獸之王，獅子何以會是百獸之王？因為他對任何事情都很恭敬，很認真，當獅子要吃人的時候，使出全副的力量，絕不放鬆，當獅子抓一隻小兔子的時候，也是用全部力量，這種獅子的精神，就是無小大，無敢慢。一件事情到了手上，不管小事大事，不要以為容易，如果以為容易往往出毛病，這就是說怎樣可以做到泰而不驕。下麵講到態度：“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這還是就外形論，關於內在的意義，我們說過了。現在根據文字表麵來說，一個人衣冠端正，禮貌威儀都到了，別人無論是遠瞻或近看，個個都生敬畏之心，這就是威而不猛的道理。
四惡
對於五美，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以及孔子本身的解釋都了解了，下麵是孔子解釋四惡：
“不教而殺謂之虐”，對部下，對學生都是如此，如果沒有教導他，他做錯了，我們要自己負責。人並不一定對任何事情都有經驗，而教了以後，改不過來，才可以處罰他。“不戒視成謂之暴”，這個“戒”就是告誡。對部下事前不告誡他，到時候又要他拿出成果來，要求太高，不合情理，不可以，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謂之賊”，對於法規、命令，處以輕慢的態度，不在乎。“慢令”就是現在所謂玩弄法令。“慢令致期”，自己玩弄法令，而希望別人達到目的，完成任務，符合你的期望，這就是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別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臨到我身上，我會很不願意，臨到別人身上也是一樣，這是“猶之與人也”，比之自己與人家相同。“出納之吝”——為政與經濟分開來——就是怎樣節省或放開來用，這個分寸，各有專門負責的人，該用則用，該省則省。
學至三知的結論
上麵是孔子答複了子張的五美四惡，下麵是全部《論語》二十篇的結論了。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古代中國人講三理，本來三理的“理”是禮，中國文化有三禮，即“周禮、禮記、儀禮”為三禮。宋明以後又有三理的說法，讀書人必須懂三理，是“醫理、命理、地理（堪輿）”這是由孝道的觀念來的。知識分子要懂這三理，因為父母病了，自己要懂得照顧，這就要懂醫理。“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要懂算命。父母這年有問題，為兒女的要特別小心。萬一出了事，要找個好風水，就得懂地理。
因此有一位精於算命的朋友引用這句話，說孔子主張知識分子必須懂得算命，實際上孔子這句話，並沒有提到算命，孔子的時代，還沒有用八字來算命的事，用八字算命興起在唐代，嚴格說來早一點在南北朝才有，中間加上了印度傳過來的文化，如子、醜、寅、卯等十二地支的動物生肖，是由印度傳來的，我們原來隻有地支，沒有配上這些動物，東漢以後印度傳來了這一套，到唐代才形成算命的學問。而算命之術分許多大派，同樣的八字用這一派方法算很好，用另一派方法算又很壞。在算命者說來，曆史上最好的命是乾隆，他八字內地支涵的四個字是“子、午、卯、酉”，叫作四正的命，乾隆的命好，曆史上的皇帝，沒有比他更舒服的，六十年的太平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所以自稱十全老人，樣樣好，隻有當這種皇帝還蠻舒服，曆史上其他皇帝，沒有一個不憂患的。可是有一個人的八字和乾隆一樣，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而為叫化子。那麽這個命怎麽去算？像這樣的算命例子多得很，算命的人卻說，因為地區不同，乾隆生在北方，那叫化子生在南方。在空間上，同一房間兩張床上出生的，還是有差別，這叫移形換步。變動一步，所看的對象，形態就變了，形態變了，結論就不同。如果要講這一套，那麽一個人連路都不敢走了，這中間就有一個道理，所謂“魔從心造，妖由人興。”
孔子所講的命，其真正意義，指宇宙的某一法則，人事、物理、曆史的命運，時間空間加起來，形成這一股力量的時候，人對他沒有辦法轉變，這就是命。現在我們稱它為“時代的趨勢”。勢在那裏的時候，像汽車那股動的力量還沒有完，沒辦法停止，曆史時代有他的前因後果，為什麽我們這個時代會形成這樣？所以這個“命”很難講。就現代來說，我們的八字早已算好了，不過不是生辰八字，而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八個字。中國古代有“天命之謂性”的“命”又是另一種解釋，解釋作宇宙生命之命，如果我們把《論語》中這一句解釋作生命之命，又牽涉到哲學問題了，而命運之命包括了哲學與科學的問題，也是非常難研究的。孔子這裏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不知道時代的趨勢，對於環境沒有了解，不能有前知之明，無法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這個禮包括了文化，以前我們再三的解釋過了，不多說了。簡單說，一切禮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道理、人生道理要懂得，假使不懂，就無法站立在這人世間，就永遠跟著環境轉，自己沒辦法特立獨行。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照文字解釋，不知道說話，無法作人。人怎會不知言？各個都會說話，這個“言”就代表言語文化，比如古人先賢告訴我們的話，我們不能深切真正了解，就無法作人處世。如《論語》，是孔子的人生經驗，告訴了我們，不懂，就不知怎樣作人做事。
這一節書到此結束了，就是自“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始，全部《論語》二十篇連起來，都是學問。學問不是知識，不是文字，學問是拿人生修養來體驗，隨時隨地來學習，才能達到“知命”而“自立”的境界。這樣，才能算是“知言”，才不是白讀了《論語》。我認為《論語》的精神大致是如此。對與不對，我也不知道。我的學識止於如此，如果明天更有深造，那又另作別論了。——一笑——。
為什麽要把這篇書放在這裏？嚴格研究起來，的確是個大問題，也是中國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第一，為什麽《論語》的編排，拿上古史如《尚書》方麵的資料放在這裏？它的精神何在？又代表了什麽？第二點，這一篇所講堯舜之間的傳位內容，與《尚書》中的《堯典》、《舜典》有相同之處，不過描寫得更詳細。第三點，它擺在這裏要看什麽東西呢？上麵由“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始，一直連貫到這裏，為什麽把這樣大的東西擺進去？同上麵一條一條的對話記載完全不同，這是為什麽？如果作博士論文，仔細深入、鑽牛角尖一研究，就會發現東西，有它的道理。中國文化所認為的一個儒者，一個知識分子，學問並不是文章，是作人做事。作人做事成功還不算，還要把自己的學問，用出來立人，有利於國家、社會、天下，既然利於國家天下，就須講究領導人的精神，也就是古代講帝王政治。那麽帝王政治真正的精神在哪裏？第四點，我曾經再三提到司馬遷《史記》的《伯夷叔齊列傳》，這篇文章，大家都說好，但是光論文章該打手心，並不好讀，要通了才曉得真好。司馬遷把整個的曆史精神，統統寫進去，我們也可以強調地說，司馬遷的那一個精神，就是根據這裏來的。現在我們大概曉得了這幾點。如果真寫博士論文，還有許多要挖的，有許多值得發揮的。這裏下麵的記載：
曆史文化的重心——公天下
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根據司馬遷《史記》的資料，根據我們中國文化最初這本曆史資料——《尚書》，第一篇《堯典》。（《尚書》是孔子整理的，他把《尚書》刪訂為中國曆史的第一本書。孔子刪訂《尚書》以後，才著《春秋》）。為什麽《尚書》從堯開始？堯以前還有很長久的曆史，如黃帝就更早了，而孔子站在史料的觀點，認為堯以前的資料太少太亂，沒辦法整理，沒有采用，所以從堯的時候開始。現在我們研究，孔子還是有問題，這位老師瞞了我們一手。我的看法，固然他手裏搜羅的資料是堯的時候最完整，但有一點，他為什麽要從堯開始？我們要指出來。因為堯、舜、禹這三代是公天下，而孔子的思想是“天下為公”，但是他當時是在春秋戰國的帝王政治時代，沒有辦法把這個話說出來，所以刪訂《尚書》從堯開始，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我這個話不是偶然隨便說的。況且整個研究了孔子言行的思想精神，就會發現孔老先生還是瞞了我們一手。當然他不是有意的，等於《史記》寓意，讀書要自己有眼光。（中國人塑菩薩，頂門上塑一隻豎起的眼睛，就是象征智慧之眼，要在頂門上有一隻眼，把書中的道理看出來。我們懂了這個道理，他引用《堯典》裏的話，就是如此。）這篇文章寫得很妙，頭尾敘事都不關聯，隻是中間突然拿出一段來，奇峰突起，等於外國有些電影，故事的頭尾都不要，隻拿出中間一段來，使觀眾去猜想、判斷、作結論。有人說外國的這種手法好，我說中國早就有了。《論語》的這篇《堯曰》就是現代戲劇的體裁，頭尾都不說，隻說中間的一段。
我們現在作研究，把它加上頭尾。我們曉得堯老了，要傳位給舜，在交接的那一天，這是古代很莊嚴的大典，隆重得和宗教的儀式一樣，要在泰山燒火，當著全國百姓，把帝位交下去，堯就告訴舜：“谘！”這個“谘”字，我們看曆代皇帝的詔書，常用這個字，其實我覺得古人在這種地方真糟糕得很，很醜陋，何必一定套用老式文章！老實講這個“谘”字，也就是我們現在上台講話時，說正題前一開口的“呣！這個……”並無含義的語助詞而已。古人自漢代以來，搞訓詁的漢學家們，為這些字，寫十幾萬字的文章，那真討厭！實際上是堯上台了，舜還站在下麵，堯說：“喂！舜上來，我告訴你，天之曆數在爾躬。”（中國人過去的政治哲學思想，是天道政治，上天的意旨。“曆數”，我們先解釋文字，這個“曆數”很有內容。）上天的意旨，氣數到了，輪到你來挑這個擔子，不是我個人的意思，是上天的意思，時代的趨勢，這個擔子必須要你來挑了。第一句話就是要舜繼承這個王位。不過說到“天之曆數”這四個字就夠麻煩了。第一個是“天”的問題，中國文化講“天人合一”，到底“天”是什麽東西？討論起來麻煩得很。
天人合一的氣數
第二是“曆數”的問題。中國曆史文化精神都在“曆數”，“曆”古代叫曆法，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陽曆、陰曆等等，這就是曆。中國的曆法、天文方麵的學問發達最早，而中國所用的陰曆、幹支等等，代表了一個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像過去換朝代，明朝亡了，清朝進來，多少人一輩子不投降，清朝統治了中國三百年，可是漢民族的知識分子三百年來沒有投降過，許多人“不奉正朔”。（正就是正月。朔是月初。代表曆法。）再看幾年前剛過世的畫家溥儒，大家都知道他是清皇室，他一輩子畫的畫，寫的字，作的詩，沒有用過我們中華民國的正朔，這也是他表示自己是清朝的皇室，不奉我們民國的正朔。當然，也不會用西曆紀元多少年，隻好以幹支古法紀年，如“甲寅三月”，“乙卯五月”。這就表示他內心不奉正朔，所以用年號這個問題真有趣。
現在我們自己拚命想把中華文化複興，而文化的精神在什麽地方卻不知道。這是“曆”所引起的一段感想。
而“數”又是一個大問題，中國人講曆史的命運，這套學問很大很多，還有算命之術。像《論語》最後一段孔子的話中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講“命”。有一次，我和一位算命的大家，在一起吃飯，談到算命的道理，他說中國人讀書一定要會算命，當時他就掉了“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這句書袋。我聽了以後，不好意思說孔子的這句話，並不是說每一個讀書人要會算命。不過這個“數”字與“命”字有沒有關係呢？還是有關係的。曆史有個大命運的。譬如曆史命運中“數”的道理，到了第六就不是第七，到了第九就不是第八，等於地球行度的軌道，到了這裏就是這個樣子，這個力要下去的時候，若就把它拉回來，要出毛病了。所以“天之曆數”這四個字，在中國的文化思想中很難講的，一兩個字，包括的內容太多了。這四個字發揮起來，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講得完的，在此不再發揮。
堯在傳位的時候告訴舜，這是天命，不是他堯個人的意思。我們看這句話的內在意義，堯把帝位交給舜，既非自己的親戚，又非朋友，更非他的子孫，這就是古代的“公天下”。他經過幾十年，多少次試驗，培養一個人，等到自己真的年紀老了，（根據曆史記載，古人比我們活得長久。）百把歲了，於是禪讓，表示不是個人私見。曆史的精神，就在這裏。
“允執其中”這句話也有問題來了。經書上有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裏隻引用了一句話，我們講中國思想，儒家思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都用這四句話。也可以說中國文化講人的學問修養的中心，教育的中心，都在這裏，也可以隻說一個字“中”。“人心惟危”，人的思想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危險並不一定是殺人的危險。凡是人都有欲望，而欲望是一個總稱，現代說的“好勝心”、“榮譽心”、“有希望”、“生活有意義”這些都是好事情，歸納起來都是欲望；欲望的奔馳，會使人心非常危險。能毀滅了自己，也毀滅了世界，都是欲望問題。
這裏我們說一個阿拉伯文化中的故事。中東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有一個伊斯蘭教的老阿訇退休，在山裏修道。有一天一位中東的國王，帶一批人去打獵，這位國王射中一隻麋鹿，這隻麋鹿帶箭負傷，拚命地逃奔，逃到這位阿訇的身後，阿訇回頭見這隻麋鹿負傷，知道有獵人在後麵追殺，就將寬大的袍襟把受傷的麋鹿掩蓋起來，不久國王的一名部下，先追到阿訇的身前，不見了麋鹿，就問阿訇有沒有看見，阿訇閉目修道，理也不理；這名部將問幾次都是如此，就說要殺掉阿訇，阿訇張開眼睛請問部將是什麽人？這名部將報告了國王的名號，阿訇說：你的國王是我的奴隸的奴隸。這位部將聽了大光火，要把阿訇殺掉。這時國王正好趕到，問明原因後，轉問阿訇知道不知道犯了罪。這位阿訇說事實上你是我的奴隸的奴隸。國王說：你的奴隸又是誰？你講得出來，可以無罪。阿訇說，你不要生氣，坐下來慢慢聽。我以前給欲望當奴隸，現在我修道了，已經懂了，再不會聽欲望的指揮了，我可以指揮欲望，所以欲望變成了我的奴隸。而你雖然當國王，卻充滿了欲望，連一隻麋鹿都不放過，可見你還是聽欲望的指揮，做了欲望的奴隸，所以你是我奴隸的奴隸。這位國王一聽恍然大悟，馬上拜這位老阿訇為師，追隨他學道了。這是伊斯蘭教流傳的故事，這也就是人心惟危的一個例子，思想領導自己正就正，領導自己壞就壞。
我們現在說，思想形成了一個觀念，如戴有色眼鏡看東西，所看的統統不同，當我們懷疑有鬼，汗毛就豎起來了。佛經上就說，不必真的站到懸崖，自己坐著閉上眼，心想處身於萬丈懸崖，如跌下去會沒命，腳就會酸軟起來，事實是這個現象。這就說明心中欲念的可怕。如果要把這種欲念平靜下去，變成道心，那就太難，微妙得很，不可思議。怎樣才是道心？我們中國文化中講了幾千年，四書講道心，宋明理學家也講道心，佛家、道家、老子、莊子一概講道心，都微妙得不得了，怎樣做到這個道心的境界？要“精”、要“一”，最後“允執厥中”，就是這一句話。
辨中邊論
什麽叫“中”？如果我們做知識的研究就很多了，如“中庸”就講中道，在物理世界，講一個茶杯的中心點，那是假定的。一個人站在房子的中間，說他是中，那是對四周而言；實際上還是邊，因為在某一邊看是中，在另一邊看，他是站在左邊或右邊，或前邊或後邊，所以還是邊。沒有絕對中的。這是物理上的中，思想上的中更難確定了。自己腦子能夠想的，停留在中，這個中在什麽地方？力量均衡了就是中，拿一支筷子來說，不要以為筷子兩端間的中心點就是中，筷子兩端的粗細不同，重量不一樣，將一支筷子擱在手指上，使筷子保持水平，兩邊均衡了，這筷子與手指的接觸點，才是中。所以在思想上可以持平的才謂之中。因此中是一個抽象的名稱。也可以說是一個實際的東西，如太極拳每一個動作都有一個中心，這就是圓的道理，也就是太極的道理。並不如後世的解釋中庸為滑頭，而是要懂得持平的中心點。這個學問研究起來太難了，並且涉及人格的修養，所以我們作人處世要持平，真能做到平，則一個人平了就沒有話講，“水平不流”、“人平不語”。“不平則鳴”，一不平就亂起來了。為政的道理在持平，可是求平很難，所以中國人講究天下太平，太平實在難求。“平”就是“中”的道理，個人修養，作人處世也如此。“中”的道理暫時講到這裏，發揮起來很多，可以講上半年多。
堯告訴舜要“允執其中”，“允”字有兩個意義，一是信，一是平。就是告訴舜要堅持把握住公平的原則，不能有偏私，不可動搖，如果不把握這個原則，天下國家，四海之內，人也好，物也好，都會垮的。在堯的時代，中華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建立完成，還有水災，大禹治水之後，黃河、長江未開發，整個國家在水患中，還痛苦得很，是最艱困的時代，如果為政不能持平，整個國家就完了，假使做得不好，就“天祿永終”。這四個字可作兩麵解，做壞了不得好死，做好了上天給你的祿位，永遠有好的結果。古文的美感在這裏，討厭難懂之處也在這裏。“天祿永終”四個字是淩空的，每個角度看都是圓滿的。所以好的古文用白話一作解釋就完了，美感就破壞了，等於好的圖畫，沒辦法加一筆，也沒辦法減一筆。
這是引用當時堯舜禪讓交接的時候，堯把中國文化政治思想的中心交待下來。等到舜也老了，大禹治水成功了。在中國文化史中認真講，文化開創的功勞，首推堯舜；至於國家建設的奠基，則大禹的功勞最大，自他以後，固然政治上變成家天下了，但在他個人的功績，真是千秋萬載，由他建立了以農立國的基礎。
禹分九州
禹分了九州，所以：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舜將自己的帝位，交給大禹的時候，也把這個文化的傳統精神告訴禹王，而舜在這裏所說的一段話，別的地方沒有，是在《論語》裏才見到的。這裏舜加重了語氣，其所以加重，我們從另一角度來看，是因為時代不同，文化越來越發達，如現在用的白話文，就有這麽囉嗦，越上古越簡單，所以堯傳給舜很簡單，舜傳給禹就複雜一點了。舜將帝位交給禹的時候，也是行大禮，向天地祭告。
舜對天禱告說：“予小子履”，我這個小子——向天不敢自稱帝——履是說，學步前輩的辦法。“敢用玄牡”，才敢用黑色的公牛作祭品，“敢昭告於皇皇後帝”，代表全國的百姓，向在上麵廣大的、威嚴的、高深不可知的天帝天後祝告。“有罪不敢赦”，我執政了許多年，恐怕自己有很多過錯，不敢希望上天原諒，我若有罪，你還是懲罰我，不要寬恕我，不要赦免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這句話就是告訴禹要學習。帝是上麵領導人，臣是部下，對天來講，這個帝是天帝，自己是臣子。這是中國過去的政治思想，與宗教精神是連在一起的。加以皇帝稱天子，是上天之子民。人世間是皇帝，陰世間是閻羅王，所以過去的皇帝，受萬人之拜而不拜人，但在祭天的時候，皇帝就要下跪，祭祖先時或到後宮見皇太後也要跪。他這裏說“帝臣不蔽”，就是說你天帝的臣子，我這個舜，年紀大了，精神不夠，已無法作天下的庇護。“簡在帝心”，現在我選來一個人，可以繼承我這個位置，而我所選的這一個人，天帝也會同意的，因為他的功勞太大，對國家百姓的貢獻太大了。“朕躬有罪，無以萬方。”這是作領導人最重要的政治德性，做領導的人，自己個人的錯誤，不要推卸責任，不要推給部下或老百姓。這是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精神，也是中國政治領導哲學的大原則，太難做到了。我自己有罪，一切處罰我承擔，與我的部下和老百姓沒有關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老百姓或部下錯了我負責，都由我來挑起。
我們看了這段書，感覺到非常嚴重，也非常敬佩，不禁為之肅然起敬。中國文化談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同佛家講到菩薩，道家講到神人、天人一樣。就是有好處，也絕沒有一點自私，應該是大家的，好處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點不能要。佛家所謂布施，乃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給別人，這個精神多難！所以看了這一段記載曆史的資料，懂得中國的政治思想。拿現在西方來的民主精神比較，西方思想無論怎樣民主，也沒有到達我們這個“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程度，這種帶宗教性的自我犧牲的君主，可不容易。縮小範圍來說，如果作一個單位主管，自己的政治道德修養，能夠到達這個地步，就是最成功的人。當然對自己本身來說，會是很痛苦的，但是一個成功的人，就要擔負所有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絕對不放在別人的肩上，而部屬的痛苦，都由自己替他承擔。
周重九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前麵是講堯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作人的道理。我們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繼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獻為《大賚》，就是周朝開始立國時候的重要思想（主義），他這個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麽是真正的富強，包括家庭的富強，個人的富強，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各個是好人，沒有壞人，這好人不是老實的老好人，是思想純正，行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這就是大富。至於“雖有周親”，這個“周”代表了圓滿，四周充滿了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有很多的群眾，很多“盲目”的人跟著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個兩個有眼光的人，有仁義道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個毛病，喜歡在矮子裏當高人，不喜歡到高人裏當矮子，到了高人中間，處處不對，成天隻有聽話的分，看看誰都比自己行，這個味道很難受。可是從人生中體驗到，有成千上萬的“盲人”跟你走，一點都不希奇，隻怕有一個明眼人對你說：“你走錯了！”這就完了。曆史上有許多人，當時人人捧他，真是了不起，但後來明眼人在曆史上寫一兩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當在台上的時候要當心，所聽的，所看的，所講的都是順意的，都是對的，這時切不可得意忘形。“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時的那種精神，由此可知當皇帝之難。我常和美國朋友討論民主與帝王政治，說他們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們中國過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經濟
一種真正的學問要達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於政治方麵。現在我們所講的，都是中國曆史上政治哲學的道理，現在說到上古為政的九個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這是寫作《論語》當時，引用上古的文獻。“謹權量”有兩個觀念，我們看到《尚書》中《舜典》有一句話，“同律度量衡”。我們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煩，這也是中國文字與外國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國文字依六書的法則而來，每一個字，單獨代表一個觀念，有時一個字包括了四、五個觀念；外國文字要幾個字母拚起來，才表示一個觀念。這是中國與西方文化不同的重點之一，我們必須了解的。我們後世年輕人讀古文會覺得麻煩，就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沒有從研究中國字入手，尤其現在更是如此。
像這裏，就是說從堯舜的時代才統一了全國的“律”。這個“律”包括了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天文的、物理的規律，就是現在所說科學性的各種“律”，包括了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這是中國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榮的。在全世界各國，天文學的發展，我們是最早最早的，比別人早了好幾千年。另一方麵就是政治製度的各種官製規律，雖然曆代都有變更，但原則上仍是一貫相承的。
“度”可以分開來說，一種是地理方麵的行度，等於現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經緯度。另一種就是長度，經濟方麵應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數單位。這是古代為了經濟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統一的。
“量”，即是合、升、鬥等容量的總稱。
“衡”就是稱，就是稱東西的斤、兩、錢等等名數的總稱。
這就是在堯舜時代，已經發現，各個宗法社會，各自為政，律、度、量、衡都沒有統一，所以他要把它統一起來。我們要研究經濟，研究社會發展，看二十五史就知道了。我們直到現在，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完全徹底統一，上菜場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們當年在大陸所用的不同，現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據西方文化來的。現在以全世界來說，很少有已經統一了的地方，隻有小部分統一了，如裝船的噸位算是統一了的，可是在各國社會自己國內所用的，還是沒有統一。由此我們也了解，人類努力了幾千年，自己號稱文明進步，事實這些地方，我們還是停留在幾千年前的階段，統一的工作，還沒有做到，這是以哲學的觀點，看曆史的所謂進化，是一個諷刺。
《論語》上這裏也說，要“謹權量，審法度。”這個法度，就是現在所謂的製度，各種辦事的製度，要嚴格注意，這是第一層的意義。其第二層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根據《尚書》記載的傳統而講，“謹權量”的權量，就是權變的意思，我們中國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歡講究兩個字，所謂“經權”之道，經就是常經，大原則不變，永遠不變的，如人之穿衣飲食是經，但吃白米或吃麵包，穿西裝或穿中山裝，可以隨意，則是權變。“權”具有了這樣的意義。在為政的大原則就是“謹權量”，對政治權能的分辨，要非常謹慎，以個人而言，如領導一個單位，對某同仁在權力上應該使用到什麽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謹慎，這也是對人事而言。“審法度”是對製度而言。固然說為政在人，但是製度的發揮，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並重
這兩句話連起來研究，在我看來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跟著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廠人事管理，因為效果很好，所以將這一套又擴大到行政方麵。美國對這方麵特別重視。還有一位丹麥人寫了一本書，我們有人譯作《領導的藝術》或《領導的技術》，這個書名相當新穎，裏麵的內容，就是人事管理，而這些東西，在我們中國文化講來，就是“審法度”。但是這種管理用之於行政，我們以冷靜態度，不摻入任何東西來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著製度在轉，人變成沒有靈魂，將來這個東西的禍害非常大。可以斷言，將來一定要變，不變吃不消的。依法規來做事，人會變成機械，沒有靈魂，人到底不是機械，是有靈魂的。
回過來看中國過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變成獨裁，所謂“朕即國家，國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殺予奪，完全由我，就變成沒有製度。我們為什麽偏重於中國曆史文化的引證和發揮？講曆史人事的經驗，老實講，我們國家的文化，幾千年來，比外國人多得多了，所以隻有我們的曆史值得自豪。以我們的曆史，來與西方民主自由製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學方法比較，我覺得如作一個統計的話，還是中國的人治毛病較少。古來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許多錯誤的領導，但是他的禍害還是少。就是以目前來說，美國對於越南的問題，為什麽弄到如此結果？不能說美國人中沒有眼光遠大，沒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國的現行的製度下，任何一個政治家、思想家、軍事領導家都沒有辦法。因為他們講“科學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們難住了。像我們中國有句在軍事方麵常用的老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個在前方作戰的大將，不一定聽皇帝的指揮，他不是不聽，因為路太遠，皇帝不會了解前方隨時變化的情況，前方將士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視前方的實況來決定戰略，對於皇帝所下不適合情況的命令，可以不聽，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規中就行不通。但話說回來，中國曆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將在外，臨時應變並沒錯，一旦班師回朝卻受朝議和執法者依法審判，就變成犯罪了。
我們了解了這些思想與觀點，再回過來看中國文化，在堯舜當時，人事與製度並沒偏廢，而把這兩方麵“謹權量”，像天平一樣，法規與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們現在社會上就經常看得到，有時候去機關辦事，碰了釘子，一肚子牢騷回來，可是沒有辦法，因為機關裏的人照法規辦事，遇到法規上某一部分會互相抵觸的，上麵沒有作過深入的研究，而給下麵的人找了很多麻煩。在我們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規因人事而變的原則，情形就兩樣，究竟誰好誰壞，的確難下定論。這是介紹了“謹權量，審法度。”兩句話當中，所產生的很多的聯想。
第三句“修廢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嚴格的研究起來，中國古代所謂作官，在秦漢以後，才變成特殊階級，在上古時候，如國父所說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務的性質，是對某事的主管人員而說。“修廢官”也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就是說，在堯、舜、禹以後，經過殷商的階段，政治荒廢，到了周朝重新整頓起來。第二層的意義，一個製度，一個法規，一個行政措施，依我們中國《易經》的道理，是沒有不變的。很好的計劃，施行下去，到了下層，經過空間或者時間的關係，今天這個辦法對，明天情況變更就不對了，非變不可，不變就會出問題，所以修廢官等於說興廢之間要多注意。
這三個重點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規模，就好辦了。“四方之政行焉”，為什麽說“四方”？中國上古的政治製度，雖說中央集權，但四方都是諸侯，地方分治，實際上他是“中央分權”。
承先啟後
根據近幾十年來西方文化的說法，中國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沒有集權，地方的權力非常大。所謂的中央集權，隻是道德上的領導，思想上的領導，而行政上的指揮，多屬於地方。所以他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這三點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縮小範圍來說，個人也是這樣，一個家庭中處理事情也是這樣，中國文化向來宗法社會——族有族規，家有家規，治家之道也是一樣的。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重點，美國人也想走這個路線，老實說他沒有深厚文化基礎，是走不通的。這裏引用的幾句話，是說周代以後，就是這種做法。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會的基礎而來的，“興滅國，繼絕世。”過去已經滅掉的國家，萬一這個國家沒有後人，就要把他遠支的宗親找出來。所以周武王統一了中國以後，分封諸侯達兩三百個國家，而所封的並不全是周文王的兒子，如當時的宋國，就是殷商的後代，許多都是曾經一度滅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這種國家重新建立起來。
這種思想一直影響到後世，如劉邦、項羽他們起來推翻秦始皇的暴政，當項家初起的時候，還不敢自己稱王，要找出楚國最後一個皇帝的孫子懷王出來，奉為義帝。在我們現在看來覺得奇怪，項家起來就起來了，為什麽要找個小孩子出來為帝？這就是宗法社會的思想，必須要找個帽子戴上。這固然是項家的權術，但從道德的觀點看，中國人始終有這種“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後來劉邦稱帝，卻封贈了項家和戰國時代好些後人，這便是漢代初興時的可愛可敬之處。
我對外國朋友說，這是他們辦不到的，拿美國來說，盡管他們沒有領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經濟市場的野心，過去我們中國幫助一個國家，尤其幫助附庸國家，平了他的內亂，建立或穩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權，就把兵撤回來，隻有一個條件，歲歲來朝。如唐初“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時代，財物上我們實際貼很多，絕沒有領土或經濟的野心，這是中國文化與眾不同的“興滅國，繼絕世”的政治哲學思想。現在美國既非王道，霸道也沒有搞好，所以想走這個路子可走不通，結果許多的國家，像切西瓜一樣，被他切成了兩半。所以我說他們到底不過兩百年曆史，這一方麵若要到中國來當學生，至少還要學一百年。以我們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曆史文化的精神，在這個對比下，就看得出來，人類應該走什麽路。而周朝走的是傳統的正確的路。
“舉逸民”，所謂“逸民”，就是紂王的時代，許多人不同意紂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於海外。到了周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把這些人都找回來，給他一個相當好的位置，盡量發揮他們的長處與思想，這樣人心就歸順了。由這三點來講，我們看自己的曆史，過去講仁講義，現在講就很難了。過去某人的家庭出了問題，朋友就把這家庭的擔子挑起來，這就是義，也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以前我們疏忽了兩個東西：一個是特殊社會的組織，另一個是宗法社會的被破壞。這相當重要，中國人過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輕人讀訓，那時讀的盡管是清朝的聖諭——康熙寫的廣訓，教人如何孝順父母、如何作好人好事，原來是作為政治的安定力量，後來變成宗法社會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們當時疏忽了這些東西，隻有愛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嚴重。現在更加上思想的離析，這些東西破壞了。所以這些地方我們要了解，這些精神，在宗法社會中，為朋友賣命，替朋友挑擔子的這些事，普遍得很。為什麽這樣做？就是幾千年“興滅國，繼絕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結果。
養生送死無憾
所重：民食、喪祭。
這句話，古書上圈點的句讀作：“所重民，食喪祭。”這個句讀，我不同意。不要以為古人大儒講的話，就一定是對的，我們為真理，為了求真，對的就是對，不對的就是不對，大儒不一定沒有錯，錯了的事多得很。像我們這些連小儒都不夠格的經驗，常有寫錯字的時候，學生看到也不講，後來自己發現，問他們為什麽不講？他們說老師寫的怎會錯？像這樣的態度就糟糕，老師不一定就對，要多提意見。即使我對了，學生沒懂，多提意見問一聲，也不算錯，為什麽隻是聽話？所以對古人的話，也要注意。這句話是說，施政所注意的重點，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喪祭，就是送死。換言之，政治的重點.就是養生送死，這是關於經濟方麵的。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這裏是另外四個原則。上古的政治，始終是寬，這是儒家的主張。道家則主張寬猛並重。我們讀曆史讀到用猛的時代，就是法治，嚴格的管理；寬則是講禮治，如曆史上有名的漢唐時代。
說到這裏，想到另一個問題，近四五十年來的一般人喜歡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歡研究明代後半紀的曆史，這事怪得很，大家為什麽喜歡研究明史？是否與清代有關？與我們推翻清朝的革命有關？其實這些都不是理由，我認為這是一種曆史的風氣，如以《易經》的道理來看，這是一個怪現象。為什麽我們專研究這些，不去研究漢代怎麽興的，唐代怎麽興的，這些興旺的氣象為什麽不去研究？
漢朝的文景之治，是主張寬的，法令也寬，最初漢高祖到壩上，因為始皇法令太嚴，而他與老百姓隻約法三章，最簡單的三點，可見漢朝的興起，一開始就是寬的。當一個社會經過多年的戰亂，老百姓受嚴刑統治以後，最好的政策就是濟之以寬，救民最好的藥就是寬。漢朝到了漢武帝以後講法治，酷吏就出來了，慢慢收緊，嚴起來了。這是因為社會群眾的心理，太寬了以後，容易放任，就非要用猛，非嚴格管理不可，政治上運用寬猛的手法在於人。儒家寬可以得眾，而“信則民任焉”，上麵領導的人言而有信，老百姓就完全信任你。“敏則有功”，敏捷聰明，就可建功業。“公則說”，凡事公正、公平，則大家心悅誠服。
這篇書從一開頭到這裏的敘述，好像同孔子乃至孔子的弟子門人都沒有關係，隻是記載了上古曆史的資料，寫的和前麵十九篇完全不同，實際上是表示孔子的思想，延續中國上古的傳統文化，就是從這些地方來的，因此下半篇就提出來孔子的思想。
從政典範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這一段的文字，我們很容易看懂，剩下的問題，是做起來很難。“惠而不費”在從政的時候很容易做到。民間有句古諺：“身在公門好修行”。做公務員有時很容易做好事，往往一件事，一個案子決定了。坐在辦公桌上想出來的一個建議，一個辦法，經上麵決定以後實行起來，影響之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最高明的從政者，經常有這種機會，給別人很好的利益，大家獲得福利，而對自己沒有什麽犧牲損害。但是有的人，對這一類的事，往往不幹，譬如有一個人來辦事，或請求什麽，而有些公務人員連多講一句話，指導人家一下都不幹，致使許多人埋怨，結果這些埋怨都歸到領導人的身上。所以為政之道，許多“惠而不費”的事，做了多好！可是有時候還做不到。交朋友也一樣，我們常常發現幫忙朋友一件事，是“惠而不費”，可是現在年輕人流行的話“多管閑事，多吃屁。”其實管閑事又何妨？朋友之間，“惠而不費”的事情該多做，這種惠而不費的事情，隨時做得到，又豈止為政！
最難的是“勞而不怨”。大家常說，做事要任怨，經驗告訴我們任勞易，任怨難，多做點事累一點沒有關係，做了事還挨罵，這就吃不消了。但做一件事，一做上就要準備挨罵，“勞而不怨”，我覺得難在任怨。
“欲而不貪”這句話很有道理，人要做到絕對清廉，可以要求自己，不必苛求任何一個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欲則可以，不可過分的貪求。中國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主張大公，但也都容許部分私心的存在。
“泰而不驕”是指在態度方麵、心境方麵，胸襟要寬大，不驕傲。
“威而不猛”，對人要有威，威並不是凶狠，一個人的修養，真有威德，人家看見自然會害怕，這是威，而別人的害怕，並不是恐懼，是一種敬畏、敬重之意。如果“威”得使人真的恐懼，就是猛了。我們看曆史上許多人，一犯猛的毛病，沒有不失敗的。
這五美包括了為政和作人處世的原則，我們自己對五美作了解釋以後，看孔子的解釋，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這等於現在的民主政治，就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這就是惠而不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同樣的使用勞力，以對老百姓利益有關的事而勞動老百姓，就不會有人怨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所要求的是仁，而得到了仁，還有什麽其他的貪念？所要求的正當本分，而達到了目的，就沒有分外之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之人處在任何環境當中沒有多與少的觀念，如待遇的多少、利益的高低等等觀念，也沒有什麽職位大小的觀念，對於任何事情都不輕慢，一件小事情，往往用全力。佛學中有句話非常好：“獅子搏兔”，獅子是百獸之王，獅子何以會是百獸之王？因為他對任何事情都很恭敬，很認真，當獅子要吃人的時候，使出全副的力量，絕不放鬆，當獅子抓一隻小兔子的時候，也是用全部力量，這種獅子的精神，就是無小大，無敢慢。一件事情到了手上，不管小事大事，不要以為容易，如果以為容易往往出毛病，這就是說怎樣可以做到泰而不驕。下麵講到態度：“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這還是就外形論，關於內在的意義，我們說過了。現在根據文字表麵來說，一個人衣冠端正，禮貌威儀都到了，別人無論是遠瞻或近看，個個都生敬畏之心，這就是威而不猛的道理。
四惡
對於五美，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以及孔子本身的解釋都了解了，下麵是孔子解釋四惡：
“不教而殺謂之虐”，對部下，對學生都是如此，如果沒有教導他，他做錯了，我們要自己負責。人並不一定對任何事情都有經驗，而教了以後，改不過來，才可以處罰他。“不戒視成謂之暴”，這個“戒”就是告誡。對部下事前不告誡他，到時候又要他拿出成果來，要求太高，不合情理，不可以，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謂之賊”，對於法規、命令，處以輕慢的態度，不在乎。“慢令”就是現在所謂玩弄法令。“慢令致期”，自己玩弄法令，而希望別人達到目的，完成任務，符合你的期望，這就是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別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臨到我身上，我會很不願意，臨到別人身上也是一樣，這是“猶之與人也”，比之自己與人家相同。“出納之吝”——為政與經濟分開來——就是怎樣節省或放開來用，這個分寸，各有專門負責的人，該用則用，該省則省。
學至三知的結論
上麵是孔子答複了子張的五美四惡，下麵是全部《論語》二十篇的結論了。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古代中國人講三理，本來三理的“理”是禮，中國文化有三禮，即“周禮、禮記、儀禮”為三禮。宋明以後又有三理的說法，讀書人必須懂三理，是“醫理、命理、地理（堪輿）”這是由孝道的觀念來的。知識分子要懂這三理，因為父母病了，自己要懂得照顧，這就要懂醫理。“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要懂算命。父母這年有問題，為兒女的要特別小心。萬一出了事，要找個好風水，就得懂地理。
因此有一位精於算命的朋友引用這句話，說孔子主張知識分子必須懂得算命，實際上孔子這句話，並沒有提到算命，孔子的時代，還沒有用八字來算命的事，用八字算命興起在唐代，嚴格說來早一點在南北朝才有，中間加上了印度傳過來的文化，如子、醜、寅、卯等十二地支的動物生肖，是由印度傳來的，我們原來隻有地支，沒有配上這些動物，東漢以後印度傳來了這一套，到唐代才形成算命的學問。而算命之術分許多大派，同樣的八字用這一派方法算很好，用另一派方法算又很壞。在算命者說來，曆史上最好的命是乾隆，他八字內地支涵的四個字是“子、午、卯、酉”，叫作四正的命，乾隆的命好，曆史上的皇帝，沒有比他更舒服的，六十年的太平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所以自稱十全老人，樣樣好，隻有當這種皇帝還蠻舒服，曆史上其他皇帝，沒有一個不憂患的。可是有一個人的八字和乾隆一樣，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而為叫化子。那麽這個命怎麽去算？像這樣的算命例子多得很，算命的人卻說，因為地區不同，乾隆生在北方，那叫化子生在南方。在空間上，同一房間兩張床上出生的，還是有差別，這叫移形換步。變動一步，所看的對象，形態就變了，形態變了，結論就不同。如果要講這一套，那麽一個人連路都不敢走了，這中間就有一個道理，所謂“魔從心造，妖由人興。”
孔子所講的命，其真正意義，指宇宙的某一法則，人事、物理、曆史的命運，時間空間加起來，形成這一股力量的時候，人對他沒有辦法轉變，這就是命。現在我們稱它為“時代的趨勢”。勢在那裏的時候，像汽車那股動的力量還沒有完，沒辦法停止，曆史時代有他的前因後果，為什麽我們這個時代會形成這樣？所以這個“命”很難講。就現代來說，我們的八字早已算好了，不過不是生辰八字，而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八個字。中國古代有“天命之謂性”的“命”又是另一種解釋，解釋作宇宙生命之命，如果我們把《論語》中這一句解釋作生命之命，又牽涉到哲學問題了，而命運之命包括了哲學與科學的問題，也是非常難研究的。孔子這裏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不知道時代的趨勢，對於環境沒有了解，不能有前知之明，無法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這個禮包括了文化，以前我們再三的解釋過了，不多說了。簡單說，一切禮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道理、人生道理要懂得，假使不懂，就無法站立在這人世間，就永遠跟著環境轉，自己沒辦法特立獨行。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照文字解釋，不知道說話，無法作人。人怎會不知言？各個都會說話，這個“言”就代表言語文化，比如古人先賢告訴我們的話，我們不能深切真正了解，就無法作人處世。如《論語》，是孔子的人生經驗，告訴了我們，不懂，就不知怎樣作人做事。
這一節書到此結束了，就是自“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始，全部《論語》二十篇連起來，都是學問。學問不是知識，不是文字，學問是拿人生修養來體驗，隨時隨地來學習，才能達到“知命”而“自立”的境界。這樣，才能算是“知言”，才不是白讀了《論語》。我認為《論語》的精神大致是如此。對與不對，我也不知道。我的學識止於如此，如果明天更有深造，那又另作別論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