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親回家，家裏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幹煸四季豆，照舊熬了個酸菜湯。
我在樓上拖地。說拖地不過是把彈丸大的空地弄濕，降降溫。兩張木板床幾乎把閣樓的空間占滿，一張矮小方桌，我學習的時候才架起來放在電燈下。常常忘了拆，人經過得側著身子。地板薄，二層夾板裏，耗子在裏麵不停地跑著。我盡量把拖把的水擰幹，以免水直穿過地板，滴到樓下正屋。敞開的天窗沒有引來風，剛洗了澡，又是汗膩膩。
“六六，下來吃飯。”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著拖把水桶，走出來。從木廊望下去，四姐碗裏的菜，噴香，綠綠的。她臉瘦了一圈，可能是因為當建築工人，天天日曬雨淋，麵頰皮膚紫紅得象個農婦。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條，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隻有牙齒不整齊，我們姐妹幾個牙齒都長得擠擠歪歪。“換牙齒時盡吃泡酸蘿卜，不聽話。”母親罵我們。
我下樓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剛端起飯碗，五哥悄聲無息地進屋，在靠門右側洗臉架那兒洗手。他的背影象個女孩，肩比較窄，頭發也不象三哥那麽濃密，五官長得細巧，但上嘴唇有道明顯疤痕。五哥生下來，上嘴唇就豁，吃東西時裂得更開，樣子很醜。母親看著傷心，就怪父親，說父親在她懷五哥時，在家門檻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別砍，他不聽，還砍得更來勁。
半歲時五哥在地區醫院作縫合手術，手術做得太差，粗針粗線，拆線又馬虎，傷口感染，嘴唇正中間留下一條很不美觀的痕跡。他大我四歲，已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晃然一看，卻比我還象孩子。他盡量不開口，比父親還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會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廠做電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沒有便船就走二個半小時山路回家。
昏暗的燈光下，我們一家五口圍著桌子吃飯。
院子裏的人，喜歡到院門外的空壩和石階上去吃，鄰居鄉親，互相不必請就可以挾對方碗裏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對準對方臉，破口大罵。火一點爆，碗就扣在對方頭上，稀飯混著血往下流。馬上，就滿街是邊看鬧熱邊吃飯的人。
桌上清湯寡水，不值得擠在一起，父母卻不允許我們端著飯碗到處跑，倒不是我家特別講禮，而是盡量躲開鄰居。院裏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願呆在家裏，我們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著，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門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過幾條街，吃到江邊去。
五哥端著飯碗，坐到堂屋裏一張矮凳上，緊靠房門。
母親沒好氣地看了我一眼，接著就開始說，她才五十三歲，廠裏人事部門說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隻能領一點兒津貼。
屋子裏的人都握著筷子，停住吃飯。我問母親，那樣一月有多少錢？
“二十八塊不到。”
見我們沒說話，母親又說，“以前二十八塊錢還管用，現在就不值錢，工資、退休津貼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來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補習班，就繳掉二十塊，讀書有啥用？我們家既沒錢又沒路子，供養不起你再上學。”
母親在上星期天也提過退休缺錢的事，讓我別再考大學。但這次話幾乎說絕了：希望我馬上去找份工作做，補貼家裏。大學教育是個無底洞，再負擔我四年的學習生活。哪怕讀完大學，沒後門，畢業後隻能“服從黨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麽鬼地方。我們全家工人，“權”與我們從來沒一點兒緣。雖然這個時候，我們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邊挑沙子賣錢。我們家生活與我生下時沒有實質改變，鄰居有辦法的都統統離開這破院子，我們卻在老地方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
母親說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們一生就為兒女操勞，假如家裏稍微有點錢，父親的眼睛就不會壞到現在這個地步。要是有點錢，重慶的醫院治不好，還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醫院去治。母親一邊念叨，一邊給父親挾一筷子四季豆。
我從小就發誓：等我長大後，我什麽都願去做，什麽都舍得，隻要能有辦法讓父親的眼睛醫好。但在這時候，我啞口無言了。
母親沒看我，心思很亂。桌上酸菜湯湯已見碗底，酸菜餘下不少，母親往父親碗裏挾。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挾菜給我。”父親的浙江口音說快了，本地人聽不清他的話，但我聽得懂。父親說，“六六要讀書，就讓她讀，你不是也說過，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親不愛說話，但一兩個字就點中了要害。
“這事你別多嘴。”母親寸步不讓。
我氣得起身離座，擱了飯碗，就往閣樓走。
2
我無法忍受委屈，我總沒能力反抗，退讓，反使我情緒反應更強烈：我會很長時間不說話，一個人麵對著牆壁，或是躲到一個什麽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經被每個人拋棄。我的自怨自艾會變成憤怒，刺刺冒火，心裏轉著各種各樣報複的計劃，殺人的計劃，放火的打算，各種各樣無所顧忌的傷害仇人、結束自己的計劃。總之，讓親屬悲痛欲絕悔恨終生，我卻不給他們任何補救贖罪的機會。想到沒有我以後種種淒涼的場麵，連我自己也覺得值得好好傷心。
這麽一路想下去，我竟然會感到傷害的切實，覺得肝和心髒在一塊塊爆裂，往我的胃道噴著鮮血，沿著食道往上猛升，然後我的喉嚨堵住，氣透不過來，咯咯地冒著血腥的泡沫。有時，我感到我的腸子痛苦地絞起來，打成一個哪個醫生也解不開的怪結，腸子裏的東西往兩頭擠壓，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衝到嘴裏。急得我趕快去找藥，父親的小藥箱裏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藥：桂皮金靈丹，牛黃解毒丸，銀翹上清丸等等。
父親問我出什麽事了，我隻說腸胃不舒服。他焦慮地看看我，幫我找他認為合適的藥丸：清火的，驅風散熱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藥我趕快走開，不想告訴他肚子怎麽又會突然難受起來。
過後，父親爬到閣樓上來，問我好些了沒有。
他好幾次說，不要緊，你這腸胃是生下來的毛病：你恰恰擦邊躲開了餓肚子的三年最困難時期，是福氣。但這邊擦得夠重的。你在娘胎裏挨了餓，腸胃來跟你要債。為了讓你母親不挨餓，也就是讓你不挨餓，這一家子淘了多少氣，傷透了腦筋。
從我的生日推算，母親懷上我時，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個暗淡的冬天。僅僅我們這個四川濕—中國農產品最富裕的一個省，美稱“天府之國”——就餓死了七百萬人，全國餓死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餓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黃不接”的春天。
對這場大饑荒，我始終感到好奇，覺得它與我的一生有一種神秘的聯係，使我與別人不一樣：我身體上的毛並精神上的苦悶似乎都和它有關。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夾在二個懸崖間的小索橋。我搖晃著走在這橋上時，刮起一股凶險的大風，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問曆史老師我出生前的大饑荒，他臉色忽然變得很蒼白，眼睛移開了去。我驚異地問他怎麽回事？他沒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來，走到窗口，雙手狠抓頭發，靜止在那兒，過了一陣才開口：“別相信你的肉，別相信你的骨頭，把石頭扔進腹中。灰火噝噝作響時，我們就能拋開天堂危險的重量”。
我嚇得呆住了，他朦朦朧朧的怪話，在我聽來，比具體的死人數字更令我震動。
過了很久，他才平靜下來。我才知道，他個人開始挨整，就是在那時候寫了一封信，向有關部門反映四川饑饉的現實情況。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而我還沒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門，他被宣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拘押檢查。他寫的隻是說這場饑荒是幹部造成的。幹部們都討好上級，往上爬，集體哄瞞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們一連好幾年堅持謊報特大豐收，餓死多少人，沒見一個人承擔責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說這些事的，他們軟弱而善忘，他們心寬而不記仇。
饑餓與我隔了母親的一層肚皮。母親在前二年中一直忍著饑餓，剩下糧食給五個子女。當時這個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動”節省給中央二斤，節省給本省二斤，節省給本市二斤，節省給本單位二斤，落到每個人身上隻有十八斤，其中隻有六斤大米，其餘是雜糧——玉米，大豆，粗麥粉之類的東西。四川人很少嚐過饑餓的滋味，饑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黃淮河流域的事，在長江和嘉陵江流經的肥沃土地上，糧食從來象年輕人的毛發一樣茁茁壯壯。
我們家的五個孩子，都在生長發育期，個個都是搶著要吃。
要吃，也有辦法：買高價餅，一個餅要二元錢，相當於一個工人二天的工資。我們家一個月的餘錢全用來買這種高價餅，也隻能每個人半個。過什麽節下決心後才去買一個餅，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兩頭，便有公安局帶著手銬，將我們附近這幾條街上的一些人銬走。搶國家糧食倉庫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說野貓溪一帶的人，十有七八做過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事，真是一點也不過份。為了填飽肚子，很少有幾個人能夠響當當拍胸膛說：我們家一清二白。我們六號院子裏有一家人，四個兒子有三個進監牢，輪換著出出進進，才使一家人沒餓壞。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應的，每人每天隻有幾兩，卷心菜連菜帶皮一起賣，不然，菜邊皮都會被人哄搶。做豆腐濾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東西。花生榨油後剩下的渣，擠壓成緊緊的一個大圓盤，是美食，有後門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樹的新葉，是樹皮剝開露出裏麵一層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醬泥，吃下充饑。那年四川樹木毀掉不少，就是這樣剝光皮後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滿山坡轉的小孩，提著竹藍子、背著小筐摘盡了，搶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讓醫院無法處理。
大姐帶著弟妹們，到附近農村去采一種與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蔥，她讓弟妹們在草裏找，自己鑽進農田裏偷菜。農民守命似地守著幾棵菜，一發現就拿著長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簍裏，偶爾才有點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決不會跟著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於與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轉，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釣者中求運氣。他靠江吃飯，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隻要看到有什麽象食物的東西從上遊衝下來，什麽菜皮、菜葉、瓜皮之類，他能遊出好幾裏，跟著目標不舍。直到把那東西撈回岸，帶到家裏，讓母親用水衝洗幹淨，去掉腐爛的部分，做上幾口菜。有時，還能撈雙破涼鞋，拿到收購站去賣幾分錢。
他不是總那麽幸運：江上大部分時間隻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兩手空空，回家還得受大姐嘲笑。但他還是幸運者，有不少用這種方式尋食的孩子葬身江底——從西藏雪山一路奔下來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徹骨，在水裏一旦抽筋就很難遊上岸，眼睜睜被江水卷入漩渦。這些孩子，本來就已經餓得沒有力氣。
一個孩子用各種方式采集回來一點可吃的東西，有功當然有權多吃。三哥從江裏撈回一把菜葉蘿卜纓的那天，他的臉驕傲地在家人麵前轉動，吃東西時，故意發出響亮的聲音。哪怕一家人，每個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時他們還為互相偷藏起來的食品，吵鬧大打出手，大姐個兒最大，吃虧的自然不是她。
偶爾從船上回家的父親揮著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趕散扭打的孩子們。父親吃得最少，有權威。
3
這城市有個動物園，有一頭華南虎，已經絕滅的珍貴品種，按規定供給活物。即使災荒日子，全省就她獨一個華南虎，也得優先照顧，就象所有黨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按等級得到特殊待遇。負責飼養老虎的是一個矮個子。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處融洽。老虎也隻認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隻能隔著高高的鐵籠將食物扔給老虎。他到大鐵籠裏，老虎有時還向他作出讓遊客驚嚇的動作，隻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嬌，表示親熱。他是飼養有功的勞動模範。
大饑荒了，勞動模範更是饑腸轆轆。熬了一年，未熬過第二年，他把該給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隻，殺了自己吃。都說老虎並不完全是餓急了，才將勞動模範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氣味，才把他撕碎了吞進肚。但這無法解釋老虎為什麽要留下他的一隻腳？公安人員研究幾天，才弄懂老虎的動機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該她的一份。
這個故事隻流傳了一陣子，恐怕屬於政治謠言。此後老虎也餓死了，模範飼養師趁有點小權時解了饞。不成為老虎食，到此時也一樣得餓死。
沒權的人唯有幹熬，父親船上，每個船員早飯一兩稀飯，中午和晚上各二兩，自己用小秤稱，裝進自己的飯缸裏蒸，快蒸好後，再往飯上不斷地澆水，使米粒發脹起來，“提高出飯率”，哄騙肚子。船員們進進出出船上的大廚房，盯著自己的飯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變得賊明賊亮。
到處流動的工作，使船員們關係越發怪誕。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憐的土產，再到另一地轉手賣出，從中牟利。船員之間也因分髒不均而彼此告發，那些時候的處置迅速而嚴厲，開除公職裹鋪蓋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親是老實人，連仙人掌之類勉強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樹開花，花大，形狀大如玉米，也是搶手貨，輪不上他。偶爾運氣好，得到點芭蕉頭，煮過水，去了點澀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難吃。但比起其它充饑的東西，算不錯的了。父親想到母親正拖著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裏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緊褲帶限製著自己每天的定量，節省下來帶回家去。
終於有一天，他腳一絆，一頭從駕駛艙栽到甲板上，撲騰著卻沒能站起，反而滾落到江裏。他的頭摔了個大口，血流不斷。船從瀘州開到宜賓，父親才被送到醫院，檢查時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問題，視力嚴重衰弱。
那個饑餓的冬天，母親已有身孕，還在塑料廠做搬運工。她有必要多吃一點，為了身體裏的我。
沒有，母親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裏。後來，他們腦子裏忘了這一點，心裏卻很難忘記。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裏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著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著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麽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產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裏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隻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4
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於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隻有那幾年共產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鬥，隻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產，學校停課，農民卻大致還在種田。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麽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挨餓的地步。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鬥人了。
饑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饑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裏。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象。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麽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凶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裏我總是從一個夢掙紮到另一個夢，尖叫著，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我在夢裏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裏有碗的人下跪。為了一個碗，為了盡早地夠著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著作揖。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麽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別敏感，已經這麽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欲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聞見鄰居家灶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我從不吃零食，討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別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別敏感，不管什麽樣的虧待，別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裏一鬧，怎麽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特別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眾場合就緊張得什麽也說不出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裏，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發也長得稀疏些。我總在最不紮眼的角落裏呆著，覺得受到別人的有意壓製：別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饑餓的後遺症就這麽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挨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挨過餓，幾乎都是死裏逃生。為什麽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著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鬱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曆過別的什麽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穀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一個抬杠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麽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隻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討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別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比別人多了小半。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癲狂圓亮，隨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裏的小嘴。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麽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裏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隻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象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為什麽家裏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麽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裏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將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麽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於就見不到曆史老師。後者最讓我難受。而繼續複習，別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別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著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麽低。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隻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拚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麽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著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文件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於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著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不該從1949年解放後算起。他是1945年前參加輪船公司的，那時國共聯合抗日，按文件該算工齡。
不等我的話說完，喝茶的一個臉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來，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看你人年輕，還真有兩刷子。也好，讓你看，看完就別在這兒給我們添亂。”他掏出鑰匙，打開櫃子的鎖，從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從一堆紙片裏找出一個本子，翻到某一頁：“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著的地方，一看，嚇了一跳：“梅毒治愈後遺症目衰”。我的父親規距得不讓我們家孩子說話帶一個髒字，他會有別的女人？決不會的，他心裏唯有我母親，他怎會和這樣的病有絲毫的聯係呢？我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麽可能？我父親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幾個幹部相視一下，大笑起來。
我很惶惑，父親那麽多年白天黑夜都在開船，眼睛累壞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時跌下河去的，差點還送了命，該算工傷。
“他的工資搞錯了，你們行行好糾正過來，”我聲音放低，懇求地說。
有人在問，“這不知高低的丫頭是他的第幾個女兒？”
“好象是老六。”
“哦，老六，”笑聲裏夾有一種曖昧的鄙視，那種盯著我看的目光，仿佛在從頭到尾地剝開我，檢驗我。勞資科的人經手著近萬人職工，對我父親的什麽事，卻比我清楚得多，他們的檔案袋掌握職工的命運。
我委屈極了，費了好大勁才沒讓淚流下來。我的腳步跨出這間辦公室後，心裏很害怕，怎麽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來，令我驚嚇不已。
母親回家，家裏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幹煸四季豆，照舊熬了個酸菜湯。
我在樓上拖地。說拖地不過是把彈丸大的空地弄濕，降降溫。兩張木板床幾乎把閣樓的空間占滿，一張矮小方桌，我學習的時候才架起來放在電燈下。常常忘了拆，人經過得側著身子。地板薄，二層夾板裏，耗子在裏麵不停地跑著。我盡量把拖把的水擰幹，以免水直穿過地板，滴到樓下正屋。敞開的天窗沒有引來風，剛洗了澡，又是汗膩膩。
“六六，下來吃飯。”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著拖把水桶，走出來。從木廊望下去，四姐碗裏的菜，噴香，綠綠的。她臉瘦了一圈，可能是因為當建築工人，天天日曬雨淋，麵頰皮膚紫紅得象個農婦。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條，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隻有牙齒不整齊，我們姐妹幾個牙齒都長得擠擠歪歪。“換牙齒時盡吃泡酸蘿卜，不聽話。”母親罵我們。
我下樓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剛端起飯碗，五哥悄聲無息地進屋，在靠門右側洗臉架那兒洗手。他的背影象個女孩，肩比較窄，頭發也不象三哥那麽濃密，五官長得細巧，但上嘴唇有道明顯疤痕。五哥生下來，上嘴唇就豁，吃東西時裂得更開，樣子很醜。母親看著傷心，就怪父親，說父親在她懷五哥時，在家門檻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別砍，他不聽，還砍得更來勁。
半歲時五哥在地區醫院作縫合手術，手術做得太差，粗針粗線，拆線又馬虎，傷口感染，嘴唇正中間留下一條很不美觀的痕跡。他大我四歲，已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晃然一看，卻比我還象孩子。他盡量不開口，比父親還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會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廠做電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沒有便船就走二個半小時山路回家。
昏暗的燈光下，我們一家五口圍著桌子吃飯。
院子裏的人，喜歡到院門外的空壩和石階上去吃，鄰居鄉親，互相不必請就可以挾對方碗裏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對準對方臉，破口大罵。火一點爆，碗就扣在對方頭上，稀飯混著血往下流。馬上，就滿街是邊看鬧熱邊吃飯的人。
桌上清湯寡水，不值得擠在一起，父母卻不允許我們端著飯碗到處跑，倒不是我家特別講禮，而是盡量躲開鄰居。院裏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願呆在家裏，我們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著，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門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過幾條街，吃到江邊去。
五哥端著飯碗，坐到堂屋裏一張矮凳上，緊靠房門。
母親沒好氣地看了我一眼，接著就開始說，她才五十三歲，廠裏人事部門說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隻能領一點兒津貼。
屋子裏的人都握著筷子，停住吃飯。我問母親，那樣一月有多少錢？
“二十八塊不到。”
見我們沒說話，母親又說，“以前二十八塊錢還管用，現在就不值錢，工資、退休津貼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來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補習班，就繳掉二十塊，讀書有啥用？我們家既沒錢又沒路子，供養不起你再上學。”
母親在上星期天也提過退休缺錢的事，讓我別再考大學。但這次話幾乎說絕了：希望我馬上去找份工作做，補貼家裏。大學教育是個無底洞，再負擔我四年的學習生活。哪怕讀完大學，沒後門，畢業後隻能“服從黨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麽鬼地方。我們全家工人，“權”與我們從來沒一點兒緣。雖然這個時候，我們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邊挑沙子賣錢。我們家生活與我生下時沒有實質改變，鄰居有辦法的都統統離開這破院子，我們卻在老地方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
母親說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們一生就為兒女操勞，假如家裏稍微有點錢，父親的眼睛就不會壞到現在這個地步。要是有點錢，重慶的醫院治不好，還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醫院去治。母親一邊念叨，一邊給父親挾一筷子四季豆。
我從小就發誓：等我長大後，我什麽都願去做，什麽都舍得，隻要能有辦法讓父親的眼睛醫好。但在這時候，我啞口無言了。
母親沒看我，心思很亂。桌上酸菜湯湯已見碗底，酸菜餘下不少，母親往父親碗裏挾。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挾菜給我。”父親的浙江口音說快了，本地人聽不清他的話，但我聽得懂。父親說，“六六要讀書，就讓她讀，你不是也說過，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親不愛說話，但一兩個字就點中了要害。
“這事你別多嘴。”母親寸步不讓。
我氣得起身離座，擱了飯碗，就往閣樓走。
2
我無法忍受委屈，我總沒能力反抗，退讓，反使我情緒反應更強烈：我會很長時間不說話，一個人麵對著牆壁，或是躲到一個什麽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經被每個人拋棄。我的自怨自艾會變成憤怒，刺刺冒火，心裏轉著各種各樣報複的計劃，殺人的計劃，放火的打算，各種各樣無所顧忌的傷害仇人、結束自己的計劃。總之，讓親屬悲痛欲絕悔恨終生，我卻不給他們任何補救贖罪的機會。想到沒有我以後種種淒涼的場麵，連我自己也覺得值得好好傷心。
這麽一路想下去，我竟然會感到傷害的切實，覺得肝和心髒在一塊塊爆裂，往我的胃道噴著鮮血，沿著食道往上猛升，然後我的喉嚨堵住，氣透不過來，咯咯地冒著血腥的泡沫。有時，我感到我的腸子痛苦地絞起來，打成一個哪個醫生也解不開的怪結，腸子裏的東西往兩頭擠壓，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衝到嘴裏。急得我趕快去找藥，父親的小藥箱裏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藥：桂皮金靈丹，牛黃解毒丸，銀翹上清丸等等。
父親問我出什麽事了，我隻說腸胃不舒服。他焦慮地看看我，幫我找他認為合適的藥丸：清火的，驅風散熱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藥我趕快走開，不想告訴他肚子怎麽又會突然難受起來。
過後，父親爬到閣樓上來，問我好些了沒有。
他好幾次說，不要緊，你這腸胃是生下來的毛病：你恰恰擦邊躲開了餓肚子的三年最困難時期，是福氣。但這邊擦得夠重的。你在娘胎裏挨了餓，腸胃來跟你要債。為了讓你母親不挨餓，也就是讓你不挨餓，這一家子淘了多少氣，傷透了腦筋。
從我的生日推算，母親懷上我時，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個暗淡的冬天。僅僅我們這個四川濕—中國農產品最富裕的一個省，美稱“天府之國”——就餓死了七百萬人，全國餓死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餓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黃不接”的春天。
對這場大饑荒，我始終感到好奇，覺得它與我的一生有一種神秘的聯係，使我與別人不一樣：我身體上的毛並精神上的苦悶似乎都和它有關。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夾在二個懸崖間的小索橋。我搖晃著走在這橋上時，刮起一股凶險的大風，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問曆史老師我出生前的大饑荒，他臉色忽然變得很蒼白，眼睛移開了去。我驚異地問他怎麽回事？他沒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來，走到窗口，雙手狠抓頭發，靜止在那兒，過了一陣才開口：“別相信你的肉，別相信你的骨頭，把石頭扔進腹中。灰火噝噝作響時，我們就能拋開天堂危險的重量”。
我嚇得呆住了，他朦朦朧朧的怪話，在我聽來，比具體的死人數字更令我震動。
過了很久，他才平靜下來。我才知道，他個人開始挨整，就是在那時候寫了一封信，向有關部門反映四川饑饉的現實情況。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而我還沒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門，他被宣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拘押檢查。他寫的隻是說這場饑荒是幹部造成的。幹部們都討好上級，往上爬，集體哄瞞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們一連好幾年堅持謊報特大豐收，餓死多少人，沒見一個人承擔責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說這些事的，他們軟弱而善忘，他們心寬而不記仇。
饑餓與我隔了母親的一層肚皮。母親在前二年中一直忍著饑餓，剩下糧食給五個子女。當時這個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動”節省給中央二斤，節省給本省二斤，節省給本市二斤，節省給本單位二斤，落到每個人身上隻有十八斤，其中隻有六斤大米，其餘是雜糧——玉米，大豆，粗麥粉之類的東西。四川人很少嚐過饑餓的滋味，饑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黃淮河流域的事，在長江和嘉陵江流經的肥沃土地上，糧食從來象年輕人的毛發一樣茁茁壯壯。
我們家的五個孩子，都在生長發育期，個個都是搶著要吃。
要吃，也有辦法：買高價餅，一個餅要二元錢，相當於一個工人二天的工資。我們家一個月的餘錢全用來買這種高價餅，也隻能每個人半個。過什麽節下決心後才去買一個餅，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兩頭，便有公安局帶著手銬，將我們附近這幾條街上的一些人銬走。搶國家糧食倉庫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說野貓溪一帶的人，十有七八做過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事，真是一點也不過份。為了填飽肚子，很少有幾個人能夠響當當拍胸膛說：我們家一清二白。我們六號院子裏有一家人，四個兒子有三個進監牢，輪換著出出進進，才使一家人沒餓壞。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應的，每人每天隻有幾兩，卷心菜連菜帶皮一起賣，不然，菜邊皮都會被人哄搶。做豆腐濾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東西。花生榨油後剩下的渣，擠壓成緊緊的一個大圓盤，是美食，有後門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樹的新葉，是樹皮剝開露出裏麵一層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醬泥，吃下充饑。那年四川樹木毀掉不少，就是這樣剝光皮後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滿山坡轉的小孩，提著竹藍子、背著小筐摘盡了，搶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讓醫院無法處理。
大姐帶著弟妹們，到附近農村去采一種與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蔥，她讓弟妹們在草裏找，自己鑽進農田裏偷菜。農民守命似地守著幾棵菜，一發現就拿著長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簍裏，偶爾才有點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決不會跟著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於與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轉，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釣者中求運氣。他靠江吃飯，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隻要看到有什麽象食物的東西從上遊衝下來，什麽菜皮、菜葉、瓜皮之類，他能遊出好幾裏，跟著目標不舍。直到把那東西撈回岸，帶到家裏，讓母親用水衝洗幹淨，去掉腐爛的部分，做上幾口菜。有時，還能撈雙破涼鞋，拿到收購站去賣幾分錢。
他不是總那麽幸運：江上大部分時間隻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兩手空空，回家還得受大姐嘲笑。但他還是幸運者，有不少用這種方式尋食的孩子葬身江底——從西藏雪山一路奔下來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徹骨，在水裏一旦抽筋就很難遊上岸，眼睜睜被江水卷入漩渦。這些孩子，本來就已經餓得沒有力氣。
一個孩子用各種方式采集回來一點可吃的東西，有功當然有權多吃。三哥從江裏撈回一把菜葉蘿卜纓的那天，他的臉驕傲地在家人麵前轉動，吃東西時，故意發出響亮的聲音。哪怕一家人，每個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時他們還為互相偷藏起來的食品，吵鬧大打出手，大姐個兒最大，吃虧的自然不是她。
偶爾從船上回家的父親揮著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趕散扭打的孩子們。父親吃得最少，有權威。
3
這城市有個動物園，有一頭華南虎，已經絕滅的珍貴品種，按規定供給活物。即使災荒日子，全省就她獨一個華南虎，也得優先照顧，就象所有黨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按等級得到特殊待遇。負責飼養老虎的是一個矮個子。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處融洽。老虎也隻認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隻能隔著高高的鐵籠將食物扔給老虎。他到大鐵籠裏，老虎有時還向他作出讓遊客驚嚇的動作，隻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嬌，表示親熱。他是飼養有功的勞動模範。
大饑荒了，勞動模範更是饑腸轆轆。熬了一年，未熬過第二年，他把該給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隻，殺了自己吃。都說老虎並不完全是餓急了，才將勞動模範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氣味，才把他撕碎了吞進肚。但這無法解釋老虎為什麽要留下他的一隻腳？公安人員研究幾天，才弄懂老虎的動機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該她的一份。
這個故事隻流傳了一陣子，恐怕屬於政治謠言。此後老虎也餓死了，模範飼養師趁有點小權時解了饞。不成為老虎食，到此時也一樣得餓死。
沒權的人唯有幹熬，父親船上，每個船員早飯一兩稀飯，中午和晚上各二兩，自己用小秤稱，裝進自己的飯缸裏蒸，快蒸好後，再往飯上不斷地澆水，使米粒發脹起來，“提高出飯率”，哄騙肚子。船員們進進出出船上的大廚房，盯著自己的飯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變得賊明賊亮。
到處流動的工作，使船員們關係越發怪誕。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憐的土產，再到另一地轉手賣出，從中牟利。船員之間也因分髒不均而彼此告發，那些時候的處置迅速而嚴厲，開除公職裹鋪蓋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親是老實人，連仙人掌之類勉強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樹開花，花大，形狀大如玉米，也是搶手貨，輪不上他。偶爾運氣好，得到點芭蕉頭，煮過水，去了點澀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難吃。但比起其它充饑的東西，算不錯的了。父親想到母親正拖著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裏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緊褲帶限製著自己每天的定量，節省下來帶回家去。
終於有一天，他腳一絆，一頭從駕駛艙栽到甲板上，撲騰著卻沒能站起，反而滾落到江裏。他的頭摔了個大口，血流不斷。船從瀘州開到宜賓，父親才被送到醫院，檢查時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問題，視力嚴重衰弱。
那個饑餓的冬天，母親已有身孕，還在塑料廠做搬運工。她有必要多吃一點，為了身體裏的我。
沒有，母親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裏。後來，他們腦子裏忘了這一點，心裏卻很難忘記。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裏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著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著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麽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產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裏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隻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4
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於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隻有那幾年共產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鬥，隻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產，學校停課，農民卻大致還在種田。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麽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挨餓的地步。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鬥人了。
饑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饑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裏。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象。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麽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凶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裏我總是從一個夢掙紮到另一個夢，尖叫著，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我在夢裏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裏有碗的人下跪。為了一個碗，為了盡早地夠著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著作揖。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麽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別敏感，已經這麽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欲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聞見鄰居家灶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我從不吃零食，討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別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別敏感，不管什麽樣的虧待，別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裏一鬧，怎麽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特別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眾場合就緊張得什麽也說不出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裏，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發也長得稀疏些。我總在最不紮眼的角落裏呆著，覺得受到別人的有意壓製：別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饑餓的後遺症就這麽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挨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挨過餓，幾乎都是死裏逃生。為什麽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著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鬱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曆過別的什麽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穀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一個抬杠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麽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隻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討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別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比別人多了小半。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癲狂圓亮，隨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裏的小嘴。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麽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裏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隻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象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為什麽家裏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麽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裏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將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麽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於就見不到曆史老師。後者最讓我難受。而繼續複習，別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別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著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麽低。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隻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拚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麽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著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文件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於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著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不該從1949年解放後算起。他是1945年前參加輪船公司的，那時國共聯合抗日，按文件該算工齡。
不等我的話說完，喝茶的一個臉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來，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看你人年輕，還真有兩刷子。也好，讓你看，看完就別在這兒給我們添亂。”他掏出鑰匙，打開櫃子的鎖，從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從一堆紙片裏找出一個本子，翻到某一頁：“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著的地方，一看，嚇了一跳：“梅毒治愈後遺症目衰”。我的父親規距得不讓我們家孩子說話帶一個髒字，他會有別的女人？決不會的，他心裏唯有我母親，他怎會和這樣的病有絲毫的聯係呢？我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麽可能？我父親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幾個幹部相視一下，大笑起來。
我很惶惑，父親那麽多年白天黑夜都在開船，眼睛累壞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時跌下河去的，差點還送了命，該算工傷。
“他的工資搞錯了，你們行行好糾正過來，”我聲音放低，懇求地說。
有人在問，“這不知高低的丫頭是他的第幾個女兒？”
“好象是老六。”
“哦，老六，”笑聲裏夾有一種曖昧的鄙視，那種盯著我看的目光，仿佛在從頭到尾地剝開我，檢驗我。勞資科的人經手著近萬人職工，對我父親的什麽事，卻比我清楚得多，他們的檔案袋掌握職工的命運。
我委屈極了，費了好大勁才沒讓淚流下來。我的腳步跨出這間辦公室後，心裏很害怕，怎麽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來，令我驚嚇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