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飯後我呆坐在桌邊，心事重重，看著哥哥姐姐在屋子裏出出進進。“六六，別拿臉色給媽看。實話講，讓你活著就不錯了。人活著比啥子都強，不要有非份之想。”母親坐在床邊，邊說邊在手縫枕頭套脫線之處。
好幾天沒見母親，母親還是糾住老問題不放，考大學在她看來就是不安份。我賭氣地說：“你不支持我繼續讀書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親說。“你的三姨，我的親表妹，比一個媽生的還親，不就是沒活成！”
母親說她最後一次提著草藥，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時，那是1961年剛開春。三姨躺在床上，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皮膚透明地亮，臉腫得象油紙燈籠。母親熬草藥給她洗身。三姨夫原是個開宰牛店鋪的小商人，雇了個小夥計，日子過得還象模象樣。五十年代初，三姨夫不僅不能雇夥計，店鋪也“公私合營”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進獄的，他在茶館裏說，現在共產黨當家，樣樣好，就是他的日子還不如解放前好。被人打了報告，一查，他參加過道門會，就被當作壞分子送去勞改了。
三姨為了活命，隻好自己去拉板車，做搬運，撫養兩個年齡很小的兒子。兩個兒子先後得病死了。她沒力氣拉板車，就到菜市場撿菜根菜梆子，給人洗衣服。
母親聽人說她病重，趕過江去。
她一見母親就淚水漣漣，從床上掙紮著坐起來，緊抓母親的手臂，說，二姐，你看我這個樣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來了。
母親趕快給她做開水衝黃豆粉羹，那時，都說豆漿營養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說你家那麽多口嘴，二姐你帶回去。
母親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沒有想到三姨會死得那麽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個禮拜日，母親在堂屋，一個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從院門口朝她一步一挪走來。走近了，男人開口叫二姐，母親才認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勞改，坐了四年，還應當有三年。母親吃驚地問你咋個出來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親遞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門檻上。他衣衫極為破爛，眼睛幾乎睜不開，以前他一說話就笑，並且很會說笑話，還能穩住自己不笑，讓別人笑個不停。愛幹淨，頭發總梳得有樣式，哪象這麽一頭野草，還生有許多斑瘡，而且哪會一屁股坐在門檻上？
他說勞改營裏沒吃的，犯人們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飛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滅得不見影子。當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於捕帶翅膀和腿的東西。勞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著的人已經沒力氣再埋死人。管理部門給他個提前釋放，讓他回重慶，交給街道“管製”。
他說：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幾個月！母親正在苦怎麽告訴他三姨餓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說，他已沒去處了，街道上說這一家已經沒有人，就把一樓一底三間房收了交給房管局讓別人祝新住戶當然拒絕他進門。
母親沒有聽清楚，她被一個鄰居叫到大廚房，那裏已站了幾個階級覺悟高的鄰居，有男有女。他們直言直語對母親說：你不能讓這個勞改犯留在這個院子！留下也沒人敢給他這種階級敵人上戶口，你哪來吃的喂一張本來就該死的嘴。還不快些趕走他，讓他趕快離開這個院子！他們不容母親有一個插話的可能，婆娘們的聲音尖又細，故意讓坐在門檻上的三姨夫聽見。
鄰居們還算對我對三姨夫客氣，沒直接去趕他轟他。母親猶猶疑疑走出大廚房，三姨夫已經走掉了。母親連忙掙脫這群還圍著她的人，追出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親追上了。坡上坡下，這年樹枝光禿禿都還未抽出芽，吃嫩葉還不倒時候。母親拿出二元錢遞過去，三姨夫好歹不收。母親說你不收，今天隨便啷個我也不讓你走。
三姨夫邊收錢邊說：我這麽落難，你還同情我。
他哭了起來。
母親也哭了，哭自己沒能力留下這個親戚。
二個星期後，母親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聽了幾個人，都說不知道。那兒已有一家六口住著，果真如三姨夫說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裏家什賣了，房子分給了人。
三姨夫在周圍流浪了幾天，無處可去，當然沒人給他上戶口，給定量的口糧。他臉和身子都餓腫了，這種時候要飯也太難了，乞丐越來越多，給剩飯的人幾乎沒有。他夜裏就住在坡下那個公共廁所裏，沒吃沒喝的，冷溲溲的天連塊爛布也沒蓋的，活活餓死了。眼睛也沒閉上，睜好大，住著三姨房子的女人一邊比劃一邊說。
屍體呢？母親覺得自己整個人直在搖晃，連忙扶住門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應過來，對母親說：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聽我一言，別再打聽他。他是勞改犯，別惹麻煩。說完女人把兩扇木門合攏，母親隻得退出門檻，讓那門在麵前哐當一聲關上。
“我怎個就給他二塊錢？我身上明明還有五塊錢，他是專來投奔我們的。他在我們家有困難時還搭救過我們呢！那陣子我已經懷上了你，我是為了你，活活餓死凍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們時，真是大方。”母親用牙齒咬斷線，把針線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說過的話又響在我耳邊：讓你活著就不錯了。
那個公共廁所，和每個公共廁所沒多大差別，髒，臭，爛，兩隻腳踩得不小心，就會掉下糞坑。死在那種地方，比死在露天還不如。我覺得母親的後悔藥裏，全是自己的自圓其說——她可以頂住一切壓力，讓又病又餓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來，起碼住幾天是可以的。不過母親如果能頂住那種壓力，也太完美了點。她沒有那麽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裏沒米，鍋裏沒油，而頭上隨時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揪辮子”。為了我的姐姐哥哥們，更是為了我，母親畏縮了。
為了我，母親行了不仁不義，讓三姨夫餓死。就這一點，我也不必再與她糾纏讀書的事，起碼今天我不能跟她鬧別扭。
這麽說來，我還沒有出生，就是一個有罪的人？
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廚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盞15瓦電燈懸在房中間，投下微光。髒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鐵鍋裏，水是涼的，爐火已滅了，燒熱水費煤，好在碗筷幾乎沒有油膩。父母說：我們窮歸窮，但我們得幹淨。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堿清洗碗筷，木鍋蓋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響亮的哭泣聲，從正對著廚房的王媽媽家傳出。
沒隔一會，她家開著的門被一腳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沒完？想逼我進高煙囪呀？”王媽媽在勸架，同時也在罵架。她的麽兒和麽兒媳都有三個小孩了，還三天兩頭打架。鬧得王媽媽的二個女兒，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窩在一起，隔不了幾天，就有場戲演。
王媽媽的二兒子參加解放軍，正是1956年康巴藏族叛亂之時，被派到四川與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區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馬隊，在草原上來去如風。夜裏摸了帳蓬，襲擊部隊，砍了所有俘虜的頭顱。後來國家調動大批飛機，空投傘兵，用噴火器迎著猛燒，才擋住了狂奔的康巴馬隊。象王媽媽兒子這樣的新兵去剿匪，幹脆是去送死。
王媽媽在一夜之間成了光榮的烈屬，逢八。一建軍節和春節，街道委員會都敲鑼打鼓到院子裏來，把蓋有好幾個大紅圓章的慰問信貼在王媽媽的門上。有一年還補發了一個小木塊，用紅字雕著“烈屬光榮”，醒目掛在門楣右側。王媽媽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臉上堆滿喜氣。雞毛蒜皮一件事與人發生口角，不出三句話，她總會說，“我是烈屬。”
“兒子都沒了，你一回也不傷心落淚，”麽兒媳罵架時洗刷王媽媽。
“我為啥子要傷心，他為革命沒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她振振有詞地答道。
王媽媽死去的二兒子，是她四個兒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聽話的，學習成績一直冒尖，本來該是讀大學的料，但十九歲的青年，覺得能當上解放軍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兒子太乖，鬼都要來找，”工休從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語說。每次回家他心頭嘔氣，總還未到工休結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頭像，一個中學生靦腆的笑容，鑲在玻璃鏡框裏，掛在立櫃和床間的牆上。每次我看見這照片，老是怕去想這顆頭顱是怎麽滾下地的。
三四歲的孩子，一上幼兒園就得被帶去參觀階級鬥爭展覽館。上幼兒園要繳幾元學費，我隻能在幼兒園的圍牆外，眼紅地聽著圍牆內傳來的歌聲，手風琴伴奏著“不忘階級苦”。上小學，我七歲，才有這幸運走進展覽館，裏麵有反動派對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戰士血肉模糊的照片，還有人民大勝利後，槍斃了的反革命一個個死相猙獰的照片。
你們要注意，時刻警惕，有很多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改頭換麵留下來，革命小說告訴我們國民黨潰敗前安排潛伏人員，要破壞這座山城，破壞我們新中國的幸福生活。你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對那些在陰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崇崇的人，要趕快去派出所趕快找黨支部報告。
不斷的警告和訓示，搞得幾歲的孩子成天眼睛東瞅瞅西瞧瞧，心裏充滿了緊張和恐慌，覺得個個人都象特務。下雨天，個個人頭上戴著頭笠，遮住臉，陰暗的天色下，個個都不象好人。
我很少到王媽媽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屬驕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階級鬥爭展覽會，嚇得趕緊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裏就添惡夢。
倒掉鐵鍋裏的洗碗水，我把鐵鍋往木板牆上的釘子上一掛，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趕快離開廚房。王媽媽怕麽兒，她隻不過借機發泄幾句，幾句之後就會轉移目標。果然，我剛經過堂屋左側樓梯，還未跨進我家門，就聽到她罵起來：“電燈這麽早就拉亮！天還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號召要節約一度電一滴水，這幸福是用鮮血換來的。這個月電費肯定貴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聲音又傷心，又氣粗理壯。
我想複習數學，被那沒完沒了的聲音吵得心煩，就隻好到院門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來，還說成白天？這電又不是你一個人繳費，每家每戶分攤。我心裏這麽一咕噥，就馬上想起被槍斃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張張掛滿了牆壁。不知為什麽，被槍斃的反革命褲子都掉下來，上麵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腦袋，下麵是黑糊糊不知什麽東西。說是怕囚犯自殺，怕他們到刑場路上掙紮逃跑，統統沒收了褲帶。男人的那玩意兒怎麽如此醜，而且隻要是壞男人，挨了槍子，就會露出那玩意來？
3
乘涼的人，街沿擺龍門陣的人，全都回屋裏去了。我在路燈下，默默地看著功課。眼睛開始打架，書頁上字跡逐漸糊塗，扭動起來。我不時留意院門，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門，才會叫開。
我終於堅持不了，便拿起課本，端起小板凳，進院門。掩好重又厚的院門，拉上比粗杠子還長大的插銷。院子裏很靜，白天的喧鬧變得象前世的事，此時的寂靜讓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閣樓門半敝著，我進去後，關上門。秋老虎過後，夜比白日裏要低許多度，天窗不時吹進些許風，空氣不那麽悶熱，但也不必蓋薄被。我脫掉衣服，換了件棉質布褂，躺在麥席上，扯過被單搭在身上。忽然布簾那邊，四姐和她男朋友德華在床上翻身的聲音傳入我耳旁，我的瞌睡頓時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四姐睡的那張床，以前是我們家幾個女孩擠著睡，正對著閣樓的門。另一張床，靠門口，也就是我這刻睡的床，稍微窄些，過去是我們家二個男孩睡。屋頂從左牆斜到右牆，那兒最低。布簾在我們長大後才掛上，花色洗得象豆沙，還有一小塊亞麻布連接兩牆和布簾，放著一個有蓋的小尿罐。
布簾那頭又響起動靜。德華掀開布簾進角落，解小便。他出來後，緊跟著是四姐下床進去。
我就這麽閉著眼睛，聽著床那邊太響的小便聲，成人的尿燥氣湧過來，我還是未動。直到他倆回到床上躺得沒聲息了，我才翻了一個身，眼睛對著屋頂的玻璃亮瓦。
我們家從小就居住在這樣一個男女混雜的環境裏，羞恥心，臉麵，文明都是心裏在撐著，兄弟姐妹間，都已習以為常。現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個非血緣的人擠進我們這間小屋，與我們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藍幽幽，從屋頂幾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來，使閣樓裏的漆黑籠罩著一種詭秘的色彩。房頂野貓踩著瓦片碎裂的屋簷，那麽重，象是一個人在黑暗中貼著屋頂行走，窺視瓦片下各家每戶的動靜。這個破損敗落的院子，半夜裏會有種種極不舒服的聲響。忽然我想起那個跟蹤我的男人的身影，他為什麽老跟著我，而不跟別的少女？我頭一回因此打了個冷顫。
究竟，究竟為什麽我會出生到這個一點沒有快樂的世界上？有什麽必要來經受人世這麽多輕慢、淩辱和苦惱？
我輕輕撩開衣服，這呼吸著的身體，已很羞人地長成了一個女人的樣子，有的部位不雅觀地凸了出來，在黑夜中象石膏那麽慘白。馬上就滿十八歲了，十八歲，應該看到生活令人興奮斑斕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邊角微光的暗示。我絕望地想，我一定得有夢想。現在我什麽都不擁有，前麵的歲月，不會比現在更強。我的功課複習似乎走入絕路，越背越記不住那些公式和理論。野貓溪一帶幾乎沒有人考上過大學，怎會輪到我這個從沒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績並不比別人好，我的將來，和這片山坡上的人一樣，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養孩子。
我對自己說，不管怎麽樣，我必須懷有夢想，就是抓住一個不可能的夢想也行。不然，我這輩子就完了，年歲越大，就越會成為一個辛苦地混混一生的女人。
4
一早父親坐在堂屋樓梯邊小板凳上抽葉子煙，煙杆是竹子做的，煙葉是最次的便宜貨，味難聞，很嗆人。我把頭偏向一旁，避開漫散開來的煙。我沒見過父親在早晨吃過東西，最多抽一杆煙，他說，他不餓。我小時真以為如此，長大一些才明白，父親不吃早飯，並不是不餓，而是在饑餓時期養成的習慣，省著一口飯，讓我們這些孩子吃。到糧食算夠吃時，他不吃早飯的習慣，卻無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親停止抽煙，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嶄新的票子，是五角錢。票子中間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見沒人注意，便迅速地把五角錢的票子塞到我手裏。
我一下未反應過來，不知父親為什麽這麽鬼鬼祟祟地給我錢。
拿著錢，我一步步順著樓梯上閣樓。白日的光照射下閣樓異常陌生，隔在兩張床間的布簾半拉開，四姐和德華都不在了，被單和枕頭歪斜，破竹片伸出來。我任書本從膝蓋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邊。雲影一遮住山坡，閣樓裏光線馬上變得很陰暗。
母親的聲音從樓下屋子傳來，她是在和父親說：又要去江邊了，才沒隔多久，不知啷個搞的，又一背簍髒衣服？
我盯著手裏嶄新的五角錢，聽著母親的腳步聲朝院門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過來，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歲生日嗎？難怪父親破天荒地悄悄給我五角錢。
母親，她應當記得我的生日，可她沒有，昨天也沒提起，她不象要給我過生日的樣子，自個兒朝江邊洗衣服去了，連叫上我的想法都沒有。
母親從沒給我過生日，那是以前，可這是十八歲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歲對一個姑娘意味著什麽。母親對我是有意繞開？不，她根本就忘得徹徹底底。她記得又能怎麽樣？隻要是我的事，她總不屑於記在心。
我下了樓，有意不和父親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學街坡頂，經過小學宿舍院子，那兒經常坐著站著幾個退了休的教師，抱孫子外孫，看過路人。一個滿頭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說遇到過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個人。老太太說，我大姐肩上挎了個旅行包，和一個矮個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說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終於盼到大姐回來了。
但往前走了沒一段路，我想，大姐從外地回重慶了，怎麽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種喜歡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話，她準是看錯人了。
我朝石橋走去，各樣各式的人擁擠著。這是個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氣又不熱，仿佛遠近的人都趕集來了。農民挑著蔬菜，還有各式各樣可以換錢的東西，早已紮斷了區政府規定可擺攤的二條街。吆喝聲論價聲蒼蠅嗡嗡聲混雜一片。一個小販坐在長條木凳上，正在從竹簍裏抓鮮活的青蛙，當脖脛一刀，熟練地一把剝掉皮，掏掉內髒，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圍裙一樣血跡斑斑，腳下黑黑紅紅的腸肝肚肺、綠色的皮扔得四處皆是，盆子裏有宰剝完畢的青蛙，橫豎堆壓著相連的大腿小腿，血水依著亂石堆成的街牆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級，繞開擁擠不堪的路段。但人還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牽著小孩，有說有笑，親親熱熱。郵局，電影院，茶館，沒有一個地方人少。
買個什麽樣東西，給自己過生日？我繼續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覺經過照相館。五角錢在我和父親眼裏值個數，但照個最低價的單人標準相都不夠，櫥窗裏已經換掉舉著語錄戴著像章男女的形象，掛出了燙頭發穿裙子作出姿態的女人的笑容。對麵是藥店，旁邊是百貨商店，我幾步走了進去。
從一個櫃台到另一個櫃台，看不出哪樣東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買的。化妝品有了種種新鮮玩意：口紅、胭脂、眉筆。我買不起，它們和“美容”二字聯係在一起，我不明白這二字有什麽用。
我直接上了頂樓，站在那兒可望得很遠：長江對岸，江北青草壩，江北造船廠及古塔；往東能看到石橋廣常石橋廣場在我的視線下，並不象走進去那麽龐大，它一邊靠菜市場，一邊是小塊相間的農田，另外二邊是肮髒巨大無麵目的建築物：鐵器加工廠、關押政治犯和長刑期重犯的省二監獄。
石橋廣場原先隻是一個較寬敝的空地，本地人亂堆垃圾、廢磚，就無法種菜了。
我還在讀初二初三時，每周得停課二天，義務勞動，從江邊挑沙子來填平大大小小爛坑，擴展成一個象模象樣的廣常所有的小學中學生都得跟當地的成年人一樣勞動，下有定額，我每次都是戰戰兢兢地完成規定的數額。
石橋廣場最光彩的時刻，是開本地區的公審大會，臨時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著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旗幟和橫幅豎幅標語飄舞在四周。公審會後，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押著犯人上卡車。犯人一律剃光頭，五花大綁，腦袋被按下，脖脛上掛著重重的大木牌，寫著“殺人犯”、“強xx犯”、“反革命犯”、“貪汙犯”、“搶劫犯”，還有我不明白的“雞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劃著大紅x。卡車在南岸地區主要街道緩慢行駛，遊街示眾。沒幾年前，槍斃人就在廣場土坎上執行，示眾效果好，但場麵喧鬧激動，開槍的人和挨槍的人偶爾會出差錯，打不中要害處，犯人亂嚷亂吼有辱偉大領袖。有一次有個犯人腦袋打碎，身體還朝觀眾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嚇昏過去。甚至還發生過犯人掙脫捆綁，在殺場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後，最後一幕斃人就改在無法奔逃的山溝裏進行。
連我也險些在這個廣場送了一條命。初中要畢業那一年，開公審大會，審判文革中得意過了頭的造反派，都是年紀輕輕的人，罪名被稱作“打砸搶分子”。在派性武鬥時槍炮打死人，血債要用血來還。開公審大會時，學生由老師帶來受教育。起碼有萬人擠在這個叫廣場的地方，連牆上也坐滿了人。那天陽光普照，陡然響起炸雷，閃電交錯，幾秒鍾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將執行槍決的時刻。公安人員不讓人撤離，大雨淋得每個人象落湯雞，沒人敢動。突然，靠馬路那頭的牆傾坍，隨著牆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場炸了窩，神經繃得緊緊的人，從倒塌的牆、從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撲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邊不敢動。身後的人，尖叫著從這缺口往外湧，互相踐踏。會場大喇叭叫大家鎮靜也沒用，警車，救護車亂成一團。
“不該砍腦殼的砍了腦殼，敲了沙罐，挨了槍子，老天爺不容，要人陪著死啊！”說這話的是個蹲館子煤灰坑的乞丐，當天就被人告發，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兩兩的人，依著牆角擠著眼睛，鬼祟地咬著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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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長江漲大水，又下暴雨，石橋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階洗得那個白淨，直讓人想躺在上麵睡個好覺。可是一看江裏，全變了樣：茅草篷，木盆，整棵樹，有時淌過一個身體，不知是豬狗還是人。
不少人劃著自製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讓人羨慕的是從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時很值錢，這不是偷搶：死人用不著手表。野貓溪正巷有個漆匠，是個胖子，兩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竄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銬走了。他一路哭罵，說他沒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後把人打暈往江裏推。
那場罕見的暴雨把一些搖晃的房子，連同家俱和垃圾都衝走了，水館子這個吊腳樓卻奇跡般挺住，三天後水退盡，牆上留有點點黴斑，又開始營業。自那場暴雨後，水館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鍋貼餃子，香味漫過幾條街。有人說，是水館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學過道術，他發的功，落在包子餡上。
我隻看到肉好，份量多，蘿卜纓，蒜，蔥，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貨商店，上一大坡就是電影院。看一場電影，是我向往的。隻要是圖像，即便沒色彩和音樂，我都不在乎。看一場電影，即使是放映紀錄片，祖國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長接見外賓，飛機撒農藥，我都想看。都是父親開恩，私下給我五分錢看學校組織的電影，才能一飽圖像的眼福。我一人選擇看一部片子，是從未有過的事，這念頭使我激動。電影院黑糊糊的牆壁，假如那是一麵玻璃，我會看見一個梳著兩條細細辮子，頭發不多，臉無光彩，身體瘦弱的少女，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糧食與物質糧食之間做痛苦的思想鬥爭。
結論還是買吃的。我看著自己走下坡，穿過馬路，走向那家館子門口的櫃台。那兒已有十來人在排隊，等著新出籠的肉包。
有塊小黑板寫著包子、餃子、燒餅、小麵、饅頭、三角糕和豆漿的名稱，標明每一樣需多少錢和糧票，字跡歪歪倒倒，濃淡不一。我身邊隻有五角錢，但我仍站在隊列裏。帶菜肉餡的包子，鬆軟，麵皮顯白還薄，牢牢抓住我的心。裏麵四張桌子，皆長木凳，擠擠地坐滿人，有的人喝豆漿，有的人餃子湯，濃濃的乳白色，上麵飄了星星點點的蔥花。
輪到我了。賣籌子的青年人剃了個小平頭，不耐煩地等著我說話。
我把手裏的五角錢怯生生遞過去，“兩個肉包。”
果然，他問：“糧票呢？”
“我忘了，”我著急地解釋：反正二角錢一個，二個四角，剩一角抵二兩糧票，行不行？我想我的臉從臉頰一定紅到脖子胸口了。我從未自己買過點心，沒想到要糧票，況且糧票可當錢用，家裏不會給我。
賣票的青年人朝儲藏室叫了一聲，隨即從裏走出一個臉上打滿皺的女人，係著白袖套白圍裙，也是的，沾了些麵粉醬油。她問了情況，說行。到蒸籠前，親自用大夾子將兩個肉包放在盤子裏。
“我不在這兒吃，我要帶走，”我說。
她在櫥窗邊擱著的一疊發黃的紙片上，取了一張，放上兩個包子，擱下夾子，又取了兩張紙墊著，叮囑道：“好生拿喲，燙得很！”
我捧著熱乎乎的肉包，聞著撲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這是我的生日，我在慶祝。
我沒從來的那條路回家，而是順水館子前的小街走，這條路坡坎多，但近一點。肚子開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熱趕快將肉包子吃了。可我還是咽下了口水，想帶回家去，與父母一同慶祝他們生下我。我一口氣跑上糧店旁的石階頂，一坡幾十步的石階看起來不陡，但一氣上到頂，就喘不過氣。
坡頂正好是三岔路口，一個老蔭茶攤緊挨著棵苦楝樹，樹樁連著塊生得奇型怪狀的石頭。我剛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陣發麻，迅即轉身：一個穿得還算規距的男人，站在一戶配鑰匙低矮的屋簷下，他並沒看我，在跟配鑰匙老頭說話。
一個正在等配鑰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過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頭控製不住地轟轟亂響，我驚慌，說不出的驚慌，一個包子從手裏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個包子還在紙上，掉在地上的那個，滾在老蔭茶攤下的一片滿是灰的樹葉上。我拾了起來，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動不動，我隻得心痛地用手輕輕揭下弄髒一處的皮。
我站起來時，那男人已不在。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個跟蹤我的人？今天他跟著我說不定已不止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學。以前總是在上學放學期間我被釘梢，這次此人卻打破了以往的習慣。
是不是我剛才上坡上得太急，氣喘，眼花了？
決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覺。肯定還是那個男人，為什麽他隱蔽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來——幾乎徑直走了出來？
這個地區強xx犯罪率較高。山坡，江邊，角角落落拐拐彎彎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張旗鼓宣傳，犯罪細節詳細描寫，大都拖到防空洞先xx後xx，屍體腐爛無人能辯認，或是奸汙後推入江裏，使每個女孩子對男人充滿恐懼。我記起初中時一個女同學的父親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們哭啼啼跟過幾條街。
“沒有堂客，又沒妓院！叫我啷個辦？”那個喪妻的男裝卸工吼叫著，象頭咆哮的獅子。說是他把鄰居的黃花閨女給誘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裏一陣著慌，拔腿奔跑起來，直跑到中學街操場壩。周日放假，學校沒了喧嘩，操場空曠，沒人在打球，連捉蚱蜢撲蝴蝶的小孩也沒一個。天空比操場延伸得更遠。我放慢腳步，走在雜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徑上，努力讓自己心定下來。
晚飯後我呆坐在桌邊，心事重重，看著哥哥姐姐在屋子裏出出進進。“六六，別拿臉色給媽看。實話講，讓你活著就不錯了。人活著比啥子都強，不要有非份之想。”母親坐在床邊，邊說邊在手縫枕頭套脫線之處。
好幾天沒見母親，母親還是糾住老問題不放，考大學在她看來就是不安份。我賭氣地說：“你不支持我繼續讀書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親說。“你的三姨，我的親表妹，比一個媽生的還親，不就是沒活成！”
母親說她最後一次提著草藥，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時，那是1961年剛開春。三姨躺在床上，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皮膚透明地亮，臉腫得象油紙燈籠。母親熬草藥給她洗身。三姨夫原是個開宰牛店鋪的小商人，雇了個小夥計，日子過得還象模象樣。五十年代初，三姨夫不僅不能雇夥計，店鋪也“公私合營”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進獄的，他在茶館裏說，現在共產黨當家，樣樣好，就是他的日子還不如解放前好。被人打了報告，一查，他參加過道門會，就被當作壞分子送去勞改了。
三姨為了活命，隻好自己去拉板車，做搬運，撫養兩個年齡很小的兒子。兩個兒子先後得病死了。她沒力氣拉板車，就到菜市場撿菜根菜梆子，給人洗衣服。
母親聽人說她病重，趕過江去。
她一見母親就淚水漣漣，從床上掙紮著坐起來，緊抓母親的手臂，說，二姐，你看我這個樣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來了。
母親趕快給她做開水衝黃豆粉羹，那時，都說豆漿營養好，能救命。三姨不吃，說你家那麽多口嘴，二姐你帶回去。
母親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沒有想到三姨會死得那麽快。
那是1961年初冬一個禮拜日，母親在堂屋，一個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從院門口朝她一步一挪走來。走近了，男人開口叫二姐，母親才認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勞改，坐了四年，還應當有三年。母親吃驚地問你咋個出來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親遞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門檻上。他衣衫極為破爛，眼睛幾乎睜不開，以前他一說話就笑，並且很會說笑話，還能穩住自己不笑，讓別人笑個不停。愛幹淨，頭發總梳得有樣式，哪象這麽一頭野草，還生有許多斑瘡，而且哪會一屁股坐在門檻上？
他說勞改營裏沒吃的，犯人們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飛的麻雀，地上跑的老鼠，早就消滅得不見影子。當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於捕帶翅膀和腿的東西。勞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著的人已經沒力氣再埋死人。管理部門給他個提前釋放，讓他回重慶，交給街道“管製”。
他說：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幾個月！母親正在苦怎麽告訴他三姨餓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說，他已沒去處了，街道上說這一家已經沒有人，就把一樓一底三間房收了交給房管局讓別人祝新住戶當然拒絕他進門。
母親沒有聽清楚，她被一個鄰居叫到大廚房，那裏已站了幾個階級覺悟高的鄰居，有男有女。他們直言直語對母親說：你不能讓這個勞改犯留在這個院子！留下也沒人敢給他這種階級敵人上戶口，你哪來吃的喂一張本來就該死的嘴。還不快些趕走他，讓他趕快離開這個院子！他們不容母親有一個插話的可能，婆娘們的聲音尖又細，故意讓坐在門檻上的三姨夫聽見。
鄰居們還算對我對三姨夫客氣，沒直接去趕他轟他。母親猶猶疑疑走出大廚房，三姨夫已經走掉了。母親連忙掙脫這群還圍著她的人，追出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親追上了。坡上坡下，這年樹枝光禿禿都還未抽出芽，吃嫩葉還不倒時候。母親拿出二元錢遞過去，三姨夫好歹不收。母親說你不收，今天隨便啷個我也不讓你走。
三姨夫邊收錢邊說：我這麽落難，你還同情我。
他哭了起來。
母親也哭了，哭自己沒能力留下這個親戚。
二個星期後，母親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他。打聽了幾個人，都說不知道。那兒已有一家六口住著，果真如三姨夫說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裏家什賣了，房子分給了人。
三姨夫在周圍流浪了幾天，無處可去，當然沒人給他上戶口，給定量的口糧。他臉和身子都餓腫了，這種時候要飯也太難了，乞丐越來越多，給剩飯的人幾乎沒有。他夜裏就住在坡下那個公共廁所裏，沒吃沒喝的，冷溲溲的天連塊爛布也沒蓋的，活活餓死了。眼睛也沒閉上，睜好大，住著三姨房子的女人一邊比劃一邊說。
屍體呢？母親覺得自己整個人直在搖晃，連忙扶住門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應過來，對母親說：你是他啥子人？管你是啥子人，聽我一言，別再打聽他。他是勞改犯，別惹麻煩。說完女人把兩扇木門合攏，母親隻得退出門檻，讓那門在麵前哐當一聲關上。
“我怎個就給他二塊錢？我身上明明還有五塊錢，他是專來投奔我們的。他在我們家有困難時還搭救過我們呢！那陣子我已經懷上了你，我是為了你，活活餓死凍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們時，真是大方。”母親用牙齒咬斷線，把針線收拾好，瞟了我一眼。那句她說過的話又響在我耳邊：讓你活著就不錯了。
那個公共廁所，和每個公共廁所沒多大差別，髒，臭，爛，兩隻腳踩得不小心，就會掉下糞坑。死在那種地方，比死在露天還不如。我覺得母親的後悔藥裏，全是自己的自圓其說——她可以頂住一切壓力，讓又病又餓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來，起碼住幾天是可以的。不過母親如果能頂住那種壓力，也太完美了點。她沒有那麽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裏沒米，鍋裏沒油，而頭上隨時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揪辮子”。為了我的姐姐哥哥們，更是為了我，母親畏縮了。
為了我，母親行了不仁不義，讓三姨夫餓死。就這一點，我也不必再與她糾纏讀書的事，起碼今天我不能跟她鬧別扭。
這麽說來，我還沒有出生，就是一個有罪的人？
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廚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盞15瓦電燈懸在房中間，投下微光。髒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鐵鍋裏，水是涼的，爐火已滅了，燒熱水費煤，好在碗筷幾乎沒有油膩。父母說：我們窮歸窮，但我們得幹淨。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堿清洗碗筷，木鍋蓋和灶前的竹桌子。
女人響亮的哭泣聲，從正對著廚房的王媽媽家傳出。
沒隔一會，她家開著的門被一腳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沒完？想逼我進高煙囪呀？”王媽媽在勸架，同時也在罵架。她的麽兒和麽兒媳都有三個小孩了，還三天兩頭打架。鬧得王媽媽的二個女兒，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窩在一起，隔不了幾天，就有場戲演。
王媽媽的二兒子參加解放軍，正是1956年康巴藏族叛亂之時，被派到四川與西藏交界的川康地區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馬隊，在草原上來去如風。夜裏摸了帳蓬，襲擊部隊，砍了所有俘虜的頭顱。後來國家調動大批飛機，空投傘兵，用噴火器迎著猛燒，才擋住了狂奔的康巴馬隊。象王媽媽兒子這樣的新兵去剿匪，幹脆是去送死。
王媽媽在一夜之間成了光榮的烈屬，逢八。一建軍節和春節，街道委員會都敲鑼打鼓到院子裏來，把蓋有好幾個大紅圓章的慰問信貼在王媽媽的門上。有一年還補發了一個小木塊，用紅字雕著“烈屬光榮”，醒目掛在門楣右側。王媽媽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臉上堆滿喜氣。雞毛蒜皮一件事與人發生口角，不出三句話，她總會說，“我是烈屬。”
“兒子都沒了，你一回也不傷心落淚，”麽兒媳罵架時洗刷王媽媽。
“我為啥子要傷心，他為革命沒了，我高興還來不及呢，”她振振有詞地答道。
王媽媽死去的二兒子，是她四個兒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聽話的，學習成績一直冒尖，本來該是讀大學的料，但十九歲的青年，覺得能當上解放軍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兒子太乖，鬼都要來找，”工休從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語說。每次回家他心頭嘔氣，總還未到工休結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頭像，一個中學生靦腆的笑容，鑲在玻璃鏡框裏，掛在立櫃和床間的牆上。每次我看見這照片，老是怕去想這顆頭顱是怎麽滾下地的。
三四歲的孩子，一上幼兒園就得被帶去參觀階級鬥爭展覽館。上幼兒園要繳幾元學費，我隻能在幼兒園的圍牆外，眼紅地聽著圍牆內傳來的歌聲，手風琴伴奏著“不忘階級苦”。上小學，我七歲，才有這幸運走進展覽館，裏麵有反動派對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戰士血肉模糊的照片，還有人民大勝利後，槍斃了的反革命一個個死相猙獰的照片。
你們要注意，時刻警惕，有很多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改頭換麵留下來，革命小說告訴我們國民黨潰敗前安排潛伏人員，要破壞這座山城，破壞我們新中國的幸福生活。你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對那些在陰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崇崇的人，要趕快去派出所趕快找黨支部報告。
不斷的警告和訓示，搞得幾歲的孩子成天眼睛東瞅瞅西瞧瞧，心裏充滿了緊張和恐慌，覺得個個人都象特務。下雨天，個個人頭上戴著頭笠，遮住臉，陰暗的天色下，個個都不象好人。
我很少到王媽媽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屬驕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階級鬥爭展覽會，嚇得趕緊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裏就添惡夢。
倒掉鐵鍋裏的洗碗水，我把鐵鍋往木板牆上的釘子上一掛，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趕快離開廚房。王媽媽怕麽兒，她隻不過借機發泄幾句，幾句之後就會轉移目標。果然，我剛經過堂屋左側樓梯，還未跨進我家門，就聽到她罵起來：“電燈這麽早就拉亮！天還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號召要節約一度電一滴水，這幸福是用鮮血換來的。這個月電費肯定貴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聲音又傷心，又氣粗理壯。
我想複習數學，被那沒完沒了的聲音吵得心煩，就隻好到院門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來，還說成白天？這電又不是你一個人繳費，每家每戶分攤。我心裏這麽一咕噥，就馬上想起被槍斃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張張掛滿了牆壁。不知為什麽，被槍斃的反革命褲子都掉下來，上麵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腦袋，下麵是黑糊糊不知什麽東西。說是怕囚犯自殺，怕他們到刑場路上掙紮逃跑，統統沒收了褲帶。男人的那玩意兒怎麽如此醜，而且隻要是壞男人，挨了槍子，就會露出那玩意來？
3
乘涼的人，街沿擺龍門陣的人，全都回屋裏去了。我在路燈下，默默地看著功課。眼睛開始打架，書頁上字跡逐漸糊塗，扭動起來。我不時留意院門，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門，才會叫開。
我終於堅持不了，便拿起課本，端起小板凳，進院門。掩好重又厚的院門，拉上比粗杠子還長大的插銷。院子裏很靜，白天的喧鬧變得象前世的事，此時的寂靜讓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閣樓門半敝著，我進去後，關上門。秋老虎過後，夜比白日裏要低許多度，天窗不時吹進些許風，空氣不那麽悶熱，但也不必蓋薄被。我脫掉衣服，換了件棉質布褂，躺在麥席上，扯過被單搭在身上。忽然布簾那邊，四姐和她男朋友德華在床上翻身的聲音傳入我耳旁，我的瞌睡頓時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四姐睡的那張床，以前是我們家幾個女孩擠著睡，正對著閣樓的門。另一張床，靠門口，也就是我這刻睡的床，稍微窄些，過去是我們家二個男孩睡。屋頂從左牆斜到右牆，那兒最低。布簾在我們長大後才掛上，花色洗得象豆沙，還有一小塊亞麻布連接兩牆和布簾，放著一個有蓋的小尿罐。
布簾那頭又響起動靜。德華掀開布簾進角落，解小便。他出來後，緊跟著是四姐下床進去。
我就這麽閉著眼睛，聽著床那邊太響的小便聲，成人的尿燥氣湧過來，我還是未動。直到他倆回到床上躺得沒聲息了，我才翻了一個身，眼睛對著屋頂的玻璃亮瓦。
我們家從小就居住在這樣一個男女混雜的環境裏，羞恥心，臉麵，文明都是心裏在撐著，兄弟姐妹間，都已習以為常。現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個非血緣的人擠進我們這間小屋，與我們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藍幽幽，從屋頂幾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來，使閣樓裏的漆黑籠罩著一種詭秘的色彩。房頂野貓踩著瓦片碎裂的屋簷，那麽重，象是一個人在黑暗中貼著屋頂行走，窺視瓦片下各家每戶的動靜。這個破損敗落的院子，半夜裏會有種種極不舒服的聲響。忽然我想起那個跟蹤我的男人的身影，他為什麽老跟著我，而不跟別的少女？我頭一回因此打了個冷顫。
究竟，究竟為什麽我會出生到這個一點沒有快樂的世界上？有什麽必要來經受人世這麽多輕慢、淩辱和苦惱？
我輕輕撩開衣服，這呼吸著的身體，已很羞人地長成了一個女人的樣子，有的部位不雅觀地凸了出來，在黑夜中象石膏那麽慘白。馬上就滿十八歲了，十八歲，應該看到生活令人興奮斑斕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邊角微光的暗示。我絕望地想，我一定得有夢想。現在我什麽都不擁有，前麵的歲月，不會比現在更強。我的功課複習似乎走入絕路，越背越記不住那些公式和理論。野貓溪一帶幾乎沒有人考上過大學，怎會輪到我這個從沒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績並不比別人好，我的將來，和這片山坡上的人一樣，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養孩子。
我對自己說，不管怎麽樣，我必須懷有夢想，就是抓住一個不可能的夢想也行。不然，我這輩子就完了，年歲越大，就越會成為一個辛苦地混混一生的女人。
4
一早父親坐在堂屋樓梯邊小板凳上抽葉子煙，煙杆是竹子做的，煙葉是最次的便宜貨，味難聞，很嗆人。我把頭偏向一旁，避開漫散開來的煙。我沒見過父親在早晨吃過東西，最多抽一杆煙，他說，他不餓。我小時真以為如此，長大一些才明白，父親不吃早飯，並不是不餓，而是在饑餓時期養成的習慣，省著一口飯，讓我們這些孩子吃。到糧食算夠吃時，他不吃早飯的習慣，卻無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親停止抽煙，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嶄新的票子，是五角錢。票子中間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見沒人注意，便迅速地把五角錢的票子塞到我手裏。
我一下未反應過來，不知父親為什麽這麽鬼鬼祟祟地給我錢。
拿著錢，我一步步順著樓梯上閣樓。白日的光照射下閣樓異常陌生，隔在兩張床間的布簾半拉開，四姐和德華都不在了，被單和枕頭歪斜，破竹片伸出來。我任書本從膝蓋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邊。雲影一遮住山坡，閣樓裏光線馬上變得很陰暗。
母親的聲音從樓下屋子傳來，她是在和父親說：又要去江邊了，才沒隔多久，不知啷個搞的，又一背簍髒衣服？
我盯著手裏嶄新的五角錢，聽著母親的腳步聲朝院門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過來，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歲生日嗎？難怪父親破天荒地悄悄給我五角錢。
母親，她應當記得我的生日，可她沒有，昨天也沒提起，她不象要給我過生日的樣子，自個兒朝江邊洗衣服去了，連叫上我的想法都沒有。
母親從沒給我過生日，那是以前，可這是十八歲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歲對一個姑娘意味著什麽。母親對我是有意繞開？不，她根本就忘得徹徹底底。她記得又能怎麽樣？隻要是我的事，她總不屑於記在心。
我下了樓，有意不和父親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學街坡頂，經過小學宿舍院子，那兒經常坐著站著幾個退了休的教師，抱孫子外孫，看過路人。一個滿頭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說遇到過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個人。老太太說，我大姐肩上挎了個旅行包，和一個矮個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說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終於盼到大姐回來了。
但往前走了沒一段路，我想，大姐從外地回重慶了，怎麽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種喜歡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話，她準是看錯人了。
我朝石橋走去，各樣各式的人擁擠著。這是個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氣又不熱，仿佛遠近的人都趕集來了。農民挑著蔬菜，還有各式各樣可以換錢的東西，早已紮斷了區政府規定可擺攤的二條街。吆喝聲論價聲蒼蠅嗡嗡聲混雜一片。一個小販坐在長條木凳上，正在從竹簍裏抓鮮活的青蛙，當脖脛一刀，熟練地一把剝掉皮，掏掉內髒，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圍裙一樣血跡斑斑，腳下黑黑紅紅的腸肝肚肺、綠色的皮扔得四處皆是，盆子裏有宰剝完畢的青蛙，橫豎堆壓著相連的大腿小腿，血水依著亂石堆成的街牆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級，繞開擁擠不堪的路段。但人還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牽著小孩，有說有笑，親親熱熱。郵局，電影院，茶館，沒有一個地方人少。
買個什麽樣東西，給自己過生日？我繼續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覺經過照相館。五角錢在我和父親眼裏值個數，但照個最低價的單人標準相都不夠，櫥窗裏已經換掉舉著語錄戴著像章男女的形象，掛出了燙頭發穿裙子作出姿態的女人的笑容。對麵是藥店，旁邊是百貨商店，我幾步走了進去。
從一個櫃台到另一個櫃台，看不出哪樣東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買的。化妝品有了種種新鮮玩意：口紅、胭脂、眉筆。我買不起，它們和“美容”二字聯係在一起，我不明白這二字有什麽用。
我直接上了頂樓，站在那兒可望得很遠：長江對岸，江北青草壩，江北造船廠及古塔；往東能看到石橋廣常石橋廣場在我的視線下，並不象走進去那麽龐大，它一邊靠菜市場，一邊是小塊相間的農田，另外二邊是肮髒巨大無麵目的建築物：鐵器加工廠、關押政治犯和長刑期重犯的省二監獄。
石橋廣場原先隻是一個較寬敝的空地，本地人亂堆垃圾、廢磚，就無法種菜了。
我還在讀初二初三時，每周得停課二天，義務勞動，從江邊挑沙子來填平大大小小爛坑，擴展成一個象模象樣的廣常所有的小學中學生都得跟當地的成年人一樣勞動，下有定額，我每次都是戰戰兢兢地完成規定的數額。
石橋廣場最光彩的時刻，是開本地區的公審大會，臨時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著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旗幟和橫幅豎幅標語飄舞在四周。公審會後，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押著犯人上卡車。犯人一律剃光頭，五花大綁，腦袋被按下，脖脛上掛著重重的大木牌，寫著“殺人犯”、“強xx犯”、“反革命犯”、“貪汙犯”、“搶劫犯”，還有我不明白的“雞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劃著大紅x。卡車在南岸地區主要街道緩慢行駛，遊街示眾。沒幾年前，槍斃人就在廣場土坎上執行，示眾效果好，但場麵喧鬧激動，開槍的人和挨槍的人偶爾會出差錯，打不中要害處，犯人亂嚷亂吼有辱偉大領袖。有一次有個犯人腦袋打碎，身體還朝觀眾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嚇昏過去。甚至還發生過犯人掙脫捆綁，在殺場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後，最後一幕斃人就改在無法奔逃的山溝裏進行。
連我也險些在這個廣場送了一條命。初中要畢業那一年，開公審大會，審判文革中得意過了頭的造反派，都是年紀輕輕的人，罪名被稱作“打砸搶分子”。在派性武鬥時槍炮打死人，血債要用血來還。開公審大會時，學生由老師帶來受教育。起碼有萬人擠在這個叫廣場的地方，連牆上也坐滿了人。那天陽光普照，陡然響起炸雷，閃電交錯，幾秒鍾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將執行槍決的時刻。公安人員不讓人撤離，大雨淋得每個人象落湯雞，沒人敢動。突然，靠馬路那頭的牆傾坍，隨著牆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場炸了窩，神經繃得緊緊的人，從倒塌的牆、從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撲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邊不敢動。身後的人，尖叫著從這缺口往外湧，互相踐踏。會場大喇叭叫大家鎮靜也沒用，警車，救護車亂成一團。
“不該砍腦殼的砍了腦殼，敲了沙罐，挨了槍子，老天爺不容，要人陪著死啊！”說這話的是個蹲館子煤灰坑的乞丐，當天就被人告發，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兩兩的人，依著牆角擠著眼睛，鬼祟地咬著耳朵。
5
有一年長江漲大水，又下暴雨，石橋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階洗得那個白淨，直讓人想躺在上麵睡個好覺。可是一看江裏，全變了樣：茅草篷，木盆，整棵樹，有時淌過一個身體，不知是豬狗還是人。
不少人劃著自製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讓人羨慕的是從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時很值錢，這不是偷搶：死人用不著手表。野貓溪正巷有個漆匠，是個胖子，兩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竄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銬走了。他一路哭罵，說他沒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後把人打暈往江裏推。
那場罕見的暴雨把一些搖晃的房子，連同家俱和垃圾都衝走了，水館子這個吊腳樓卻奇跡般挺住，三天後水退盡，牆上留有點點黴斑，又開始營業。自那場暴雨後，水館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鍋貼餃子，香味漫過幾條街。有人說，是水館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學過道術，他發的功，落在包子餡上。
我隻看到肉好，份量多，蘿卜纓，蒜，蔥，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貨商店，上一大坡就是電影院。看一場電影，是我向往的。隻要是圖像，即便沒色彩和音樂，我都不在乎。看一場電影，即使是放映紀錄片，祖國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長接見外賓，飛機撒農藥，我都想看。都是父親開恩，私下給我五分錢看學校組織的電影，才能一飽圖像的眼福。我一人選擇看一部片子，是從未有過的事，這念頭使我激動。電影院黑糊糊的牆壁，假如那是一麵玻璃，我會看見一個梳著兩條細細辮子，頭發不多，臉無光彩，身體瘦弱的少女，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糧食與物質糧食之間做痛苦的思想鬥爭。
結論還是買吃的。我看著自己走下坡，穿過馬路，走向那家館子門口的櫃台。那兒已有十來人在排隊，等著新出籠的肉包。
有塊小黑板寫著包子、餃子、燒餅、小麵、饅頭、三角糕和豆漿的名稱，標明每一樣需多少錢和糧票，字跡歪歪倒倒，濃淡不一。我身邊隻有五角錢，但我仍站在隊列裏。帶菜肉餡的包子，鬆軟，麵皮顯白還薄，牢牢抓住我的心。裏麵四張桌子，皆長木凳，擠擠地坐滿人，有的人喝豆漿，有的人餃子湯，濃濃的乳白色，上麵飄了星星點點的蔥花。
輪到我了。賣籌子的青年人剃了個小平頭，不耐煩地等著我說話。
我把手裏的五角錢怯生生遞過去，“兩個肉包。”
果然，他問：“糧票呢？”
“我忘了，”我著急地解釋：反正二角錢一個，二個四角，剩一角抵二兩糧票，行不行？我想我的臉從臉頰一定紅到脖子胸口了。我從未自己買過點心，沒想到要糧票，況且糧票可當錢用，家裏不會給我。
賣票的青年人朝儲藏室叫了一聲，隨即從裏走出一個臉上打滿皺的女人，係著白袖套白圍裙，也是的，沾了些麵粉醬油。她問了情況，說行。到蒸籠前，親自用大夾子將兩個肉包放在盤子裏。
“我不在這兒吃，我要帶走，”我說。
她在櫥窗邊擱著的一疊發黃的紙片上，取了一張，放上兩個包子，擱下夾子，又取了兩張紙墊著，叮囑道：“好生拿喲，燙得很！”
我捧著熱乎乎的肉包，聞著撲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這是我的生日，我在慶祝。
我沒從來的那條路回家，而是順水館子前的小街走，這條路坡坎多，但近一點。肚子開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熱趕快將肉包子吃了。可我還是咽下了口水，想帶回家去，與父母一同慶祝他們生下我。我一口氣跑上糧店旁的石階頂，一坡幾十步的石階看起來不陡，但一氣上到頂，就喘不過氣。
坡頂正好是三岔路口，一個老蔭茶攤緊挨著棵苦楝樹，樹樁連著塊生得奇型怪狀的石頭。我剛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陣發麻，迅即轉身：一個穿得還算規距的男人，站在一戶配鑰匙低矮的屋簷下，他並沒看我，在跟配鑰匙老頭說話。
一個正在等配鑰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過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頭控製不住地轟轟亂響，我驚慌，說不出的驚慌，一個包子從手裏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個包子還在紙上，掉在地上的那個，滾在老蔭茶攤下的一片滿是灰的樹葉上。我拾了起來，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動不動，我隻得心痛地用手輕輕揭下弄髒一處的皮。
我站起來時，那男人已不在。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個跟蹤我的人？今天他跟著我說不定已不止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學。以前總是在上學放學期間我被釘梢，這次此人卻打破了以往的習慣。
是不是我剛才上坡上得太急，氣喘，眼花了？
決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覺。肯定還是那個男人，為什麽他隱蔽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來——幾乎徑直走了出來？
這個地區強xx犯罪率較高。山坡，江邊，角角落落拐拐彎彎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張旗鼓宣傳，犯罪細節詳細描寫，大都拖到防空洞先xx後xx，屍體腐爛無人能辯認，或是奸汙後推入江裏，使每個女孩子對男人充滿恐懼。我記起初中時一個女同學的父親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們哭啼啼跟過幾條街。
“沒有堂客，又沒妓院！叫我啷個辦？”那個喪妻的男裝卸工吼叫著，象頭咆哮的獅子。說是他把鄰居的黃花閨女給誘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裏一陣著慌，拔腿奔跑起來，直跑到中學街操場壩。周日放假，學校沒了喧嘩，操場空曠，沒人在打球，連捉蚱蜢撲蝴蝶的小孩也沒一個。天空比操場延伸得更遠。我放慢腳步，走在雜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徑上，努力讓自己心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