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碗櫃裏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將兩個包子放在裏麵，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紙揭去。碗櫃上有碗稀飯，我又渴又餓，端起稀飯，唏裏呼嚕一陣，統統灌下肚子。
父親進屋來，我拉亮電燈，雖然光線昏黃，但房裏的床、桌子、五屜櫃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媽媽的，”我把裝包子的碗遞給父親。
“你呢？”父親沒拿。
“我已經吃了一個，這二個是你們的。”
“你連撤謊都不會，五角錢哪能買三個這麽大的肉包子？”父親說，“你喜歡吃，你就吃吧。”
正說著，母親端著碗筷進來，把筷子插入牆上的竹簍裏。“六六，一早你就沒影了。也不幫媽舉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聽媽的話。也是，竹子都靠不到，還能靠筍子？養這麽多兒女，一個不如一個，”她越說聲音越不耐煩。
我說，媽媽你別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歡吃的東西呢。
母親也看到碗裏的肉包，果然十分高興，竟然忘了問買包子的錢是哪來的。“買這麽貴的東西做啥子，你去哪點了？”
我說，我去石橋了。
她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麽似地，問我在石橋哪家館子買的？
我說，當然是水館子，每個人都說那兒的肉包子肉餃子好。真是人多得很，還排隊。
我的話未說完，母親手一甩，把碗撂回櫃上。她扶住繃子床的柱頭，幹嘔起來。“水館子的包子，”母親惡心地搖頭，她接過我遞上去的濕毛巾，拿在手裏坐在床沿上。
“你這人太疑心了點，”父親不快地說。
“哪是疑心？”母親說，“那是啥子年？”
從母親不太連貫的話語裏，我聽出了個大概：災荒年水館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爛做的餡。吃了包子的人還想吃，這才生意紅火，就象現在火鍋館裏的人，往湯料裏放大麻根、罌粟杆一樣。當年有人發現餡肉裏有手指甲，告發了。公安局把開館子的兩夫妻給逮了，館子給抄了閉了，好多年，店才重新開張，歸了街道合作企業。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親說。
那陣子肉多稀罕，可水館子的肉從哪兒搞來的？而且鮮得要命，比味精還鮮。說沒證據，也有證據，母親說和她在一起抬了一兩年石頭的聯手，聯手三歲的娃娃也是那陣子失蹤，連個影也找不到。聯手最先一說起淚就叭嗒叭嗒地掉，後來不哭了，就跳進中學街操場壩那口古井。屍體爛在井裏發臭才被發現。那口井也就封蓋起來。母親說這個聯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從不把繩子往母親那頭移。
“你小聲點行不行？”父親正色道：“六六買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讓她也不敢吃，還盡扯些無根無據的事做啥子？”父親跨出門檻，到堂屋去了。
母親的聲音一下子提高了：“小聲點，小聲點，犯得著嗎？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間裏沒有父親，母親的聲音降了下來。
我盯著櫃上裝有包子的土碗，那饑餓年代的傳說，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著害怕，但我的生日就變得沒意思極了。我從母親旁邊擦身走過，拉開五抽櫃左邊第一個抽屜。
“你在找啥子？”母親注意到我毛手毛腳。
“信。”我手不停，翻撿針線盒，剪刀，鈕扣，梳子，恨不得把整個抽屜端出來，倒在地上翻個通快。“大姐的信呢？”我問。
母親說不在那裏。她扳起枕頭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從枕頭裏滑出。我伸手去拿，母親一把擋開，樣子不是很凶，而是有點出乎我意外。母親怎會有這東西？看上去是什麽心肝寶貝似的，而且她犯不著對我如此。我從小沒有玩過任何樂器，不管哪件樂器都不會，玩具，也隻玩過一個母親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給洗掉了。”
母親說，她好象在掩蓋什麽事。我想她是故意的，並且不讓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訴母親一些事，母親生氣，當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說。
“你今天吃了火藥，老跟我頂嘴？”
“大姐已經回來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見的。”
“看見就看見的，她愛回哪回哪去，隻要別邁進我這個門檻，我就謝天謝地了，”母親的臉垮下來，一聽說大姐回來，母親全沒了平日盼望的勁。
母親又開始罵大姐是個惹事禍害蟲，不爭氣，從不聽她的話。跳樓，退學，嫁人，哪一樣事大姐問過她？要不也不會落到今天這步。“六六，”母親看著我，“你小小年紀也不聽媽的。”
我說，“我哪點不聽你的？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起碼，我連選舉權被選舉權都有了。”這話絲毫沒能達到提示母親——今天是我生日，反而使她情緒更壞。
“喲，還知道選舉權？”母親用嘲笑的腔調說：“誰要我就給他，哪年選舉不是服從規定就一個格子劃圈？教訓我們：字都認不得，還要民主？”
我幾乎要叫起來：媽媽，今天是我生日，你怎麽會記不得？
潛意識中，我已經感覺到了這個生日不是一串數字中的一個，而是一溜兒不準逆轉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個，數過去，就會觸到許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來，想哀求母親抓緊我。這根維係著我和命運之間的繩子，是個定時炸彈的導火線，在一點點閃出幽藍的火花，我感覺我已經準備跨出這一步，今天，就在這刻，我必須向母親點明。
我走到門檻邊，身體靠住木門。木門在半閉半合中承受我身體的重量，悠慢地吱咯響。我索性把門關嚴，我內心怕得要命，費了好大勁才穩住自己。然後，直撞進題目中去：“你女兒即使被人劃了臉盤子、鏹水潑毀了容、強xx殺死了，你也不會哭第二聲。”
“啥子意思？”母親厲聲問。
“有個男的總跟著我。”
母親忽地一下站起，走過來，她用手摸我額頭上沁出的汗珠，“有這種事？”她盯著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過臉去說：“我在撒謊，你就這樣想好了。”
“我就曉得你這個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裏這麽說著，眼睛還是沒離開我身上，忽然她推開我，拉開門衝了出去。
大約十來分鍾，母親回來了，喘著氣，對坐在桌旁的我說：“我就曉得你在撒謊，啥子人也沒有嘛。”她喘定了氣，接著問：“這男的象啥樣子？有多久了？你啷個不早給媽說？”
看到母親是真著急了，我也害怕起來：“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說那跟蹤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頭，也不是口水涎涎的騷老頭，是比這兩種人都還危險的一個中年人。我沒正正麵麵看清過，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給你說了。我最後一句話，是有意氣母親的。
啪地一聲，母親把房間裏的電燈關了，火氣旺旺地吼道：“去，去，滾到閣樓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間，把房門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會兒，蹩著氣上了閣樓。
2
想著母親一個人坐在暗淡的樓下屋子裏，我拿著書本，一個字也看不進去，不知她心裏在翻騰些什麽。我伸過手去按單放機的鍵，它象一個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華幾個月省吃儉用買的最便宜貨。我們走路都異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壞了這個全家共享的寶物。
“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吧，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這首半個世紀前在這座山城被唱得爛熟俗氣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絕對黃色的禁歌，直到這一二年才從革命歌曲的重圍中又冒了出來，帶著古怪的誘惑味，以前聽，多少能使心緒改變些，但這個下午一兩點鍾，卻讓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閣樓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長這麽大，我是頭一回如此牽掛著母親，於是我關掉音樂，下了樓。
母親不在屋子裏。奇怪，她上哪兒了呢？
父親正蹲在院外空壩上，滿手黑糊糊，捏打著煤渣餅團。
父親若不是特別需要，誰去主動打幫手，他會不高興。母親相反，她經常故意不叫，考驗我們做兒女的，誰最勤快，誰最與她貼心。
院裏院外都沒母親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門檻前楞著，有人在我身後叫：“六六。”
我順聲回頭，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門。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說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慶來了。我這麽一走神，就聽見大姐不耐煩地喊：“六六，你耳朵聾了？”
3
大姐用水洗過臉，“啷個家裏一個人也沒有？”她邊問，邊拉開五抽櫃抽屜，取出一把斷了齒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個小圓鏡。她吹了吹上麵的灰，對著小鏡子梳一頭亂糟糟剛燙過的頭發。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沒大變化，臉圓了一點，身子豐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靈動跳躍。
“爸爸不在家嗎，我不在家，怎麽說沒人？”
“喲，說不得了，”大姐臉上有了笑容說，“麽妹，你書比我讀得多。”
我忘了母親不願拿給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麵。“我沒一樣事順心，”大姐說著，接下來她必定又是她那套離婚經，該怎麽辦？
我趕緊接過她的話，說：我知道你早就回來了，何必搞得怪裏怪氣的？
她笑著說，她就是不先回這個家。她到以前一起下鄉的朋友家去串門，就是要讓母親曉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麽似的：“哦，媽呢？啷個不見她？”
她的問題正是我的問題。我說中午母親還在，後來我下樓母親就不知到哪兒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說，不管媽，媽準是過河去城中心看二姐，媽心疼二姐，心裏沒有我們這幾個兒女。二姐運氣比我們哪個都好，讀的師範，1969年上山下鄉，師範學校的學生可以不去，免了受當知青的罪。分配時二個有門路的人互鬥，僵持不下，讓她這種本應分到鄉村小學的人拾了個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學，搖身一變成了城中心人。生了個兒子，又生個兒子，丈夫對她也好。
“餓死了！餓死了！”大姐象帶股氣似地叫，翻鍋碗，打開碗櫃，發現兩個肉包，一手一個，吃將起來。“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鍾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麽妹，”大姐突然改了稱呼。“你啷個臉色死人一張，難看得很？”昏黃的燈光下每張臉都一個顏色。畢竟是我大姐，許久不見，照樣能感覺出來。“是不是我一個人把包子吃了，我以為是剩的呢。”
“你真會說話，肉包子會剩？”我說完這話就一聲不吭了。父親和我舍不得吃，母親和我還為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裏雖排行老大，卻象最校母親說她比家裏哪個孩子都會來事，發“人來瘋”，一點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對的，母親到二姐那兒去了。二姐性格溫柔，做家裏事做教師都細心認真，對母親算得上孝順，即使和母親扯皮，也是氣在心頭，不會象我們這三個姐妹那麽頂嘴對吵。二姐已經不住在家裏，她不時過來看父母，母親有時也過江去看她。今天，母親不留在家裏，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聲音很高地喊道。本來這句話是準備對母親嚷出來的。“媽媽都忘了，她從來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個不早說？”大姐最會裝巧賣乖。“麽妹，你該早點說嘛。這包子肯定是你過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給母親說起好話來：“媽不是忘了，不準那麽想。媽可能記錯日子了，嗯，她記陰曆。”
“不管陰曆陽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這麽說，心裏想你們記得也會一樣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無所謂，象母親說的，讓我活著就不錯了。
“大姐給你賠小心。來，我給你梳個頭發，換一種紮法。你看我的頭燙得還行吧，不象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頭，也不象那種小縣份土裏土氣的。跟你說吧，是大姐我自己燙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關掉燈，把我拉到堂屋，讓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堂屋光線好多了。對門鄰居程光頭的老母親坐在她家門前，背靠牆，眼睛咪著。
“大姑娘了，要愛漂亮。來，頭仰起，梳個獨辮子，兩邊亂發往後攏，讓頭頸和耳朵露出，讓你左臉邊的痣現出來。臉上有顆痣，吉星高照，惡運全消，不會象你大姐這麽命苦。”
她從我身後走到我麵前，看看，讓我坐著不要動。
一分鍾左右，她從屋裏回到堂屋，把我長短不一的劉海梳了梳，剪齊。又把小圓鏡遞過來。我朝自己舉起鏡子，站了起來。鏡子裏的我兩根辮子已變成一根，這麽一來，真有不少變化。我注意到，因為發式改變，臉頰和脖子顯了出來，我第一次喜歡起自己的模樣，高興起來。但我不想讓大姐得意，臉上表情平淡。
“啷個樣嘛？喜歡不喜歡，吭一聲。”大姐這天也一反常態，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討我個好。
“黃皮瘦臉一張，再打扮也是個醜樣，一看就是受你欺負的。”我把鏡子還給她。
“好，好，麽妹，今天你生日，幾歲了？”
“62年生的，幾歲嘛？”
“十八歲，我的老天爺！我還以為你隻有十五、六歲呢。麽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會給你帶個禮物。”
我鼻子裏哼了聲，心裏還是有些熱，禮物她是不會送的，能這麽說，就跟別人不一樣了。
“十八歲嘛，算一個大生日。這樣，你今天要我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願意。”她說得真切，很誠懇。
“此話當真？”
“當真。我要騙人，可以騙的多著呢，還會騙自家麽妹？”
我想了想，說，“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邊走走。”
她笑了：“你那麽一本正經，我還以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沒問題，我陪你去。”
4
我倆出了院子，下著石階，往江邊走。
我必須弄清，或至少明白一點點從小就盤繞在心頭眾多的謎團和陰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麽，但都不肯告訴我，他們在有意組成一個巨大的陰謀，我就這麽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許人人都落在別人“不言”的囚籠裏，別人不說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決定把一切拋開，高考複習這種所謂的第一大事也擱在一旁，得問個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這麽十幾年！
我慶幸自己還未完全喪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認準了她。她比我大十六歲，生在我前頭十六年，對我負有推卸不掉的責任。肯定有些事與她有關。是命運讓她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來，解答我的疑問。
大姐是唯一不與家裏其他妹妹弟弟抱團結夥的人。她和母親不停息的吵鬧，吵得最厲害時，眼裏充滿了怨恨，或許這是她在眾多兄妹中獨享寵愛，才會如此撤嬌。1969年毛主席將鬧遍天下革命的紅衛兵，解散到農村邊疆廣闊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響應號召下鄉，她是全國第一拔下農村的知識青年，比別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農村呆了九年才到四川邊界一個小縣的煤礦當工人。
她在十八歲衛校快畢業的一刻，與一男生在校外散步。團支部書記批評了她，學校紀律不允許談戀愛。她說耍男朋友又怎麽樣？大吵之中，兩人同時動了手。她一人受到處罰，不讓她參加元旦表演節目。她氣得說跳就從二層樓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進了醫院，被記過，因此“曆史有汙點”。她不願寫檢查，卻直接去找校長。校長不主持個理，她將學生證朝校長當頭丟去，退了學回家。
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動員她說：“長江三峽美麗如神話，巫山河裏的魚象桶那麽粗，煤用手帕包都不會黑。那是個好地方嗬！”她相信了，偷了家裏的戶口本，注銷了城市戶口，她想與懲罰她的同學老師比比哪個最革命？
父親說他走船去過巫山，那裏的情況完全不是幹部們說的那麽一回事，苦得很，父親不準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戶口重新上回去，她罵父親在造謠，是反革命。父親哭了。母親哭著去街道辦事處求情，被狠批了一頓，說你反對女兒去農村，就是破壞上山下鄉運動，你應該曉得擔當啥子罪名，走遍全國，也沒有人敢給她已經下掉的城市戶口上回去。母親被嚇壞了，眼睜睜看著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學笑她是傻瓜，母親罵她無法無天。
而我總懷疑大姐有什麽理由，急於離開這個家，她不想屬於這裏。
她見到我話特別多，話裏有話，真真假假，象逗我似的，從小如此。有時，她臉上表情豐富到誇張的地步。如果不這樣，當她在江邊洗衣服，濃密的黑發盤上高高的額頭，看上去她還真漂亮，不止一人說過她的眉和嘴象年輕時的母親。她的臉相，還有高挑豐腴的身材，不同於家裏其她姐妹兄弟。重慶女人小巧玲瓏，秀麗，沾了重慶山水雨霧地氣，性格陰柔。我大姐性格卻象男子，剛烈而火爆，敢動嘴，也敢動手，甚至刀卡住第一個前夫的脖子，逼他簽字同意離婚。
她做什麽事不想，先做了再說，做糟了，不屑於收拾，讓別人去著急。她下鄉時，巫山縣城一算命八字先生說她命帶血腥氣，走盤陀運，吉凶難卜，四十歲左右若能躲過一大劫，才可血順氣返歸正路。
“說不信命還是得信，我四十歲左右肯定要出事，還是老實點過吧！”這是大姐幾年來老掛在嘴邊的話。
不過今天她的話不一樣，她比我落後幾級石階，朗聲罵道：“我今年滿三十四，按那老該死的算命先生說的，我隻有幾年可活，幹嘛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會發生什麽？”
我轉過身，盯著大姐，劈頭蓋腦就說：“你們有事瞞著我！大姐，你得告訴我！”
她沒聽到似地，急急往下走。我跟著她，不肯落下一步。沒有房和樹遮擋的江麵，有兩個人在江裏遊泳，嘉陵江水較清，與濃黃的長江的水在朝天門匯合，中間象有條彎扭的線分開兩江水，在我們這山坡前，就全是長江的濃黃湍急了。我又重複了一句。
“告訴你啥子？”大姐不當一回事地說，“你剛才可許過願的，說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願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問：“你今天是怎麽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沒說話，等她說話。她嘻裏哈哈一陣笑，“我許了願，就當然照辦。但你太正二八經了，好說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來一趟，你和我就這樣走走，看看船，望望風景不好嗎。如果你願意，我就陪你過江去城裏玩，看場電影。”
“我是認真的，你得告訴我！”我不理她的茬，同時，我感到絕望。一聲高於一聲江上的汽笛相互交錯，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止是這個下午，但就這個下午，我的感覺是如此強烈。在我聽來，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樣的，仿佛上麵附有一個靈魂，在訴說自己的命運，象帶著尖刃，直逼胸口，令我不寒而栗。於是，我衝著大姐喊叫起來：“你是知道的，對不對？你們一直都不想讓我知道一丁點，你們一直都在騙我。不管怎麽樣，大姐，你得告訴我！”
大姐無動於衷笑咪咪看著我。我的喊叫變成了哀求，聲音低得隻有我和她二人聽得見。
大姐收起笑容，說：“好吧，你想知道什麽？”
“到底為什麽父親會視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後，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決不相信那種說法。”
大姐問我，哪種說法？
我說，父親單位勞資科說是“梅毒後遺症”，還有院子裏的人也含沙射影地罵過。
“哪個雜皮、梭葉子、爛娼婦敢亂說！”大姐吼了起來。
我趕緊掩住她的嘴，我們離住房區並不太遠，她這樣大聲嚷，會有人聽見。大姐狠罵著，轉頭奔下又濕又滑的石階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難受。她忽然閃進一個暗黑的山岩窪口，撲地跪下，朝石壁磕頭。
“你也來給菩薩磕三個頭！”她吼我。
“這是什麽菩薩？”我猶猶豫豫走進黑暗中。
“江邊百衣觀音，”她說，“文化大革命中砸爛，你沒見過。最近剛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來。快讓觀音保佑全家。”
難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隻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幾拜。大姐又摸到潮濕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頭喝了下去。她讓我去喝。我想起我們院子牆後從坡上無數家流下來腥臭的陽溝水，連聲說“不”。大姐彎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邊，水從她手指縫滴漏著，“菩薩水，香的，治百玻”她認真而強硬地說。
我張開嘴，隻得順從地喝下去，果真是清涼的泉水。“好了，”我說，“大姐，你也彎酸磨蹭夠了，現在該可以開始說了吧？”
“說什麽？”大姐卻反問我。
倒給她問準了。我想知道什麽？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麽知道大姐知道什麽？
等了一會，大姐說：“好吧，我講給你聽，關於我的身世，我隻知道我的身世，其它事我可不知道。你還得答應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們在礁石邊坐下，麵朝著翻卷出一片漩渦的急湍江水。
從碗櫃裏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將兩個包子放在裏麵，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紙揭去。碗櫃上有碗稀飯，我又渴又餓，端起稀飯，唏裏呼嚕一陣，統統灌下肚子。
父親進屋來，我拉亮電燈，雖然光線昏黃，但房裏的床、桌子、五屜櫃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媽媽的，”我把裝包子的碗遞給父親。
“你呢？”父親沒拿。
“我已經吃了一個，這二個是你們的。”
“你連撤謊都不會，五角錢哪能買三個這麽大的肉包子？”父親說，“你喜歡吃，你就吃吧。”
正說著，母親端著碗筷進來，把筷子插入牆上的竹簍裏。“六六，一早你就沒影了。也不幫媽舉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聽媽的話。也是，竹子都靠不到，還能靠筍子？養這麽多兒女，一個不如一個，”她越說聲音越不耐煩。
我說，媽媽你別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歡吃的東西呢。
母親也看到碗裏的肉包，果然十分高興，竟然忘了問買包子的錢是哪來的。“買這麽貴的東西做啥子，你去哪點了？”
我說，我去石橋了。
她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麽似地，問我在石橋哪家館子買的？
我說，當然是水館子，每個人都說那兒的肉包子肉餃子好。真是人多得很，還排隊。
我的話未說完，母親手一甩，把碗撂回櫃上。她扶住繃子床的柱頭，幹嘔起來。“水館子的包子，”母親惡心地搖頭，她接過我遞上去的濕毛巾，拿在手裏坐在床沿上。
“你這人太疑心了點，”父親不快地說。
“哪是疑心？”母親說，“那是啥子年？”
從母親不太連貫的話語裏，我聽出了個大概：災荒年水館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爛做的餡。吃了包子的人還想吃，這才生意紅火，就象現在火鍋館裏的人，往湯料裏放大麻根、罌粟杆一樣。當年有人發現餡肉裏有手指甲，告發了。公安局把開館子的兩夫妻給逮了，館子給抄了閉了，好多年，店才重新開張，歸了街道合作企業。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親說。
那陣子肉多稀罕，可水館子的肉從哪兒搞來的？而且鮮得要命，比味精還鮮。說沒證據，也有證據，母親說和她在一起抬了一兩年石頭的聯手，聯手三歲的娃娃也是那陣子失蹤，連個影也找不到。聯手最先一說起淚就叭嗒叭嗒地掉，後來不哭了，就跳進中學街操場壩那口古井。屍體爛在井裏發臭才被發現。那口井也就封蓋起來。母親說這個聯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從不把繩子往母親那頭移。
“你小聲點行不行？”父親正色道：“六六買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讓她也不敢吃，還盡扯些無根無據的事做啥子？”父親跨出門檻，到堂屋去了。
母親的聲音一下子提高了：“小聲點，小聲點，犯得著嗎？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間裏沒有父親，母親的聲音降了下來。
我盯著櫃上裝有包子的土碗，那饑餓年代的傳說，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著害怕，但我的生日就變得沒意思極了。我從母親旁邊擦身走過，拉開五抽櫃左邊第一個抽屜。
“你在找啥子？”母親注意到我毛手毛腳。
“信。”我手不停，翻撿針線盒，剪刀，鈕扣，梳子，恨不得把整個抽屜端出來，倒在地上翻個通快。“大姐的信呢？”我問。
母親說不在那裏。她扳起枕頭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從枕頭裏滑出。我伸手去拿，母親一把擋開，樣子不是很凶，而是有點出乎我意外。母親怎會有這東西？看上去是什麽心肝寶貝似的，而且她犯不著對我如此。我從小沒有玩過任何樂器，不管哪件樂器都不會，玩具，也隻玩過一個母親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給洗掉了。”
母親說，她好象在掩蓋什麽事。我想她是故意的，並且不讓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訴母親一些事，母親生氣，當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說。
“你今天吃了火藥，老跟我頂嘴？”
“大姐已經回來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見的。”
“看見就看見的，她愛回哪回哪去，隻要別邁進我這個門檻，我就謝天謝地了，”母親的臉垮下來，一聽說大姐回來，母親全沒了平日盼望的勁。
母親又開始罵大姐是個惹事禍害蟲，不爭氣，從不聽她的話。跳樓，退學，嫁人，哪一樣事大姐問過她？要不也不會落到今天這步。“六六，”母親看著我，“你小小年紀也不聽媽的。”
我說，“我哪點不聽你的？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起碼，我連選舉權被選舉權都有了。”這話絲毫沒能達到提示母親——今天是我生日，反而使她情緒更壞。
“喲，還知道選舉權？”母親用嘲笑的腔調說：“誰要我就給他，哪年選舉不是服從規定就一個格子劃圈？教訓我們：字都認不得，還要民主？”
我幾乎要叫起來：媽媽，今天是我生日，你怎麽會記不得？
潛意識中，我已經感覺到了這個生日不是一串數字中的一個，而是一溜兒不準逆轉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個，數過去，就會觸到許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來，想哀求母親抓緊我。這根維係著我和命運之間的繩子，是個定時炸彈的導火線，在一點點閃出幽藍的火花，我感覺我已經準備跨出這一步，今天，就在這刻，我必須向母親點明。
我走到門檻邊，身體靠住木門。木門在半閉半合中承受我身體的重量，悠慢地吱咯響。我索性把門關嚴，我內心怕得要命，費了好大勁才穩住自己。然後，直撞進題目中去：“你女兒即使被人劃了臉盤子、鏹水潑毀了容、強xx殺死了，你也不會哭第二聲。”
“啥子意思？”母親厲聲問。
“有個男的總跟著我。”
母親忽地一下站起，走過來，她用手摸我額頭上沁出的汗珠，“有這種事？”她盯著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過臉去說：“我在撒謊，你就這樣想好了。”
“我就曉得你這個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裏這麽說著，眼睛還是沒離開我身上，忽然她推開我，拉開門衝了出去。
大約十來分鍾，母親回來了，喘著氣，對坐在桌旁的我說：“我就曉得你在撒謊，啥子人也沒有嘛。”她喘定了氣，接著問：“這男的象啥樣子？有多久了？你啷個不早給媽說？”
看到母親是真著急了，我也害怕起來：“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說那跟蹤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頭，也不是口水涎涎的騷老頭，是比這兩種人都還危險的一個中年人。我沒正正麵麵看清過，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給你說了。我最後一句話，是有意氣母親的。
啪地一聲，母親把房間裏的電燈關了，火氣旺旺地吼道：“去，去，滾到閣樓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間，把房門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會兒，蹩著氣上了閣樓。
2
想著母親一個人坐在暗淡的樓下屋子裏，我拿著書本，一個字也看不進去，不知她心裏在翻騰些什麽。我伸過手去按單放機的鍵，它象一個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華幾個月省吃儉用買的最便宜貨。我們走路都異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壞了這個全家共享的寶物。
“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吧，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這首半個世紀前在這座山城被唱得爛熟俗氣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絕對黃色的禁歌，直到這一二年才從革命歌曲的重圍中又冒了出來，帶著古怪的誘惑味，以前聽，多少能使心緒改變些，但這個下午一兩點鍾，卻讓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閣樓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長這麽大，我是頭一回如此牽掛著母親，於是我關掉音樂，下了樓。
母親不在屋子裏。奇怪，她上哪兒了呢？
父親正蹲在院外空壩上，滿手黑糊糊，捏打著煤渣餅團。
父親若不是特別需要，誰去主動打幫手，他會不高興。母親相反，她經常故意不叫，考驗我們做兒女的，誰最勤快，誰最與她貼心。
院裏院外都沒母親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門檻前楞著，有人在我身後叫：“六六。”
我順聲回頭，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門。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說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慶來了。我這麽一走神，就聽見大姐不耐煩地喊：“六六，你耳朵聾了？”
3
大姐用水洗過臉，“啷個家裏一個人也沒有？”她邊問，邊拉開五抽櫃抽屜，取出一把斷了齒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個小圓鏡。她吹了吹上麵的灰，對著小鏡子梳一頭亂糟糟剛燙過的頭發。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沒大變化，臉圓了一點，身子豐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靈動跳躍。
“爸爸不在家嗎，我不在家，怎麽說沒人？”
“喲，說不得了，”大姐臉上有了笑容說，“麽妹，你書比我讀得多。”
我忘了母親不願拿給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麵。“我沒一樣事順心，”大姐說著，接下來她必定又是她那套離婚經，該怎麽辦？
我趕緊接過她的話，說：我知道你早就回來了，何必搞得怪裏怪氣的？
她笑著說，她就是不先回這個家。她到以前一起下鄉的朋友家去串門，就是要讓母親曉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麽似的：“哦，媽呢？啷個不見她？”
她的問題正是我的問題。我說中午母親還在，後來我下樓母親就不知到哪兒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說，不管媽，媽準是過河去城中心看二姐，媽心疼二姐，心裏沒有我們這幾個兒女。二姐運氣比我們哪個都好，讀的師範，1969年上山下鄉，師範學校的學生可以不去，免了受當知青的罪。分配時二個有門路的人互鬥，僵持不下，讓她這種本應分到鄉村小學的人拾了個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學，搖身一變成了城中心人。生了個兒子，又生個兒子，丈夫對她也好。
“餓死了！餓死了！”大姐象帶股氣似地叫，翻鍋碗，打開碗櫃，發現兩個肉包，一手一個，吃將起來。“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鍾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麽妹，”大姐突然改了稱呼。“你啷個臉色死人一張，難看得很？”昏黃的燈光下每張臉都一個顏色。畢竟是我大姐，許久不見，照樣能感覺出來。“是不是我一個人把包子吃了，我以為是剩的呢。”
“你真會說話，肉包子會剩？”我說完這話就一聲不吭了。父親和我舍不得吃，母親和我還為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裏雖排行老大，卻象最校母親說她比家裏哪個孩子都會來事，發“人來瘋”，一點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對的，母親到二姐那兒去了。二姐性格溫柔，做家裏事做教師都細心認真，對母親算得上孝順，即使和母親扯皮，也是氣在心頭，不會象我們這三個姐妹那麽頂嘴對吵。二姐已經不住在家裏，她不時過來看父母，母親有時也過江去看她。今天，母親不留在家裏，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聲音很高地喊道。本來這句話是準備對母親嚷出來的。“媽媽都忘了，她從來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個不早說？”大姐最會裝巧賣乖。“麽妹，你該早點說嘛。這包子肯定是你過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給母親說起好話來：“媽不是忘了，不準那麽想。媽可能記錯日子了，嗯，她記陰曆。”
“不管陰曆陽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這麽說，心裏想你們記得也會一樣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無所謂，象母親說的，讓我活著就不錯了。
“大姐給你賠小心。來，我給你梳個頭發，換一種紮法。你看我的頭燙得還行吧，不象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頭，也不象那種小縣份土裏土氣的。跟你說吧，是大姐我自己燙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關掉燈，把我拉到堂屋，讓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堂屋光線好多了。對門鄰居程光頭的老母親坐在她家門前，背靠牆，眼睛咪著。
“大姑娘了，要愛漂亮。來，頭仰起，梳個獨辮子，兩邊亂發往後攏，讓頭頸和耳朵露出，讓你左臉邊的痣現出來。臉上有顆痣，吉星高照，惡運全消，不會象你大姐這麽命苦。”
她從我身後走到我麵前，看看，讓我坐著不要動。
一分鍾左右，她從屋裏回到堂屋，把我長短不一的劉海梳了梳，剪齊。又把小圓鏡遞過來。我朝自己舉起鏡子，站了起來。鏡子裏的我兩根辮子已變成一根，這麽一來，真有不少變化。我注意到，因為發式改變，臉頰和脖子顯了出來，我第一次喜歡起自己的模樣，高興起來。但我不想讓大姐得意，臉上表情平淡。
“啷個樣嘛？喜歡不喜歡，吭一聲。”大姐這天也一反常態，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討我個好。
“黃皮瘦臉一張，再打扮也是個醜樣，一看就是受你欺負的。”我把鏡子還給她。
“好，好，麽妹，今天你生日，幾歲了？”
“62年生的，幾歲嘛？”
“十八歲，我的老天爺！我還以為你隻有十五、六歲呢。麽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會給你帶個禮物。”
我鼻子裏哼了聲，心裏還是有些熱，禮物她是不會送的，能這麽說，就跟別人不一樣了。
“十八歲嘛，算一個大生日。這樣，你今天要我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願意。”她說得真切，很誠懇。
“此話當真？”
“當真。我要騙人，可以騙的多著呢，還會騙自家麽妹？”
我想了想，說，“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邊走走。”
她笑了：“你那麽一本正經，我還以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沒問題，我陪你去。”
4
我倆出了院子，下著石階，往江邊走。
我必須弄清，或至少明白一點點從小就盤繞在心頭眾多的謎團和陰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麽，但都不肯告訴我，他們在有意組成一個巨大的陰謀，我就這麽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許人人都落在別人“不言”的囚籠裏，別人不說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決定把一切拋開，高考複習這種所謂的第一大事也擱在一旁，得問個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這麽十幾年！
我慶幸自己還未完全喪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認準了她。她比我大十六歲，生在我前頭十六年，對我負有推卸不掉的責任。肯定有些事與她有關。是命運讓她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來，解答我的疑問。
大姐是唯一不與家裏其他妹妹弟弟抱團結夥的人。她和母親不停息的吵鬧，吵得最厲害時，眼裏充滿了怨恨，或許這是她在眾多兄妹中獨享寵愛，才會如此撤嬌。1969年毛主席將鬧遍天下革命的紅衛兵，解散到農村邊疆廣闊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響應號召下鄉，她是全國第一拔下農村的知識青年，比別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農村呆了九年才到四川邊界一個小縣的煤礦當工人。
她在十八歲衛校快畢業的一刻，與一男生在校外散步。團支部書記批評了她，學校紀律不允許談戀愛。她說耍男朋友又怎麽樣？大吵之中，兩人同時動了手。她一人受到處罰，不讓她參加元旦表演節目。她氣得說跳就從二層樓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進了醫院，被記過，因此“曆史有汙點”。她不願寫檢查，卻直接去找校長。校長不主持個理，她將學生證朝校長當頭丟去，退了學回家。
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動員她說：“長江三峽美麗如神話，巫山河裏的魚象桶那麽粗，煤用手帕包都不會黑。那是個好地方嗬！”她相信了，偷了家裏的戶口本，注銷了城市戶口，她想與懲罰她的同學老師比比哪個最革命？
父親說他走船去過巫山，那裏的情況完全不是幹部們說的那麽一回事，苦得很，父親不準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戶口重新上回去，她罵父親在造謠，是反革命。父親哭了。母親哭著去街道辦事處求情，被狠批了一頓，說你反對女兒去農村，就是破壞上山下鄉運動，你應該曉得擔當啥子罪名，走遍全國，也沒有人敢給她已經下掉的城市戶口上回去。母親被嚇壞了，眼睜睜看著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學笑她是傻瓜，母親罵她無法無天。
而我總懷疑大姐有什麽理由，急於離開這個家，她不想屬於這裏。
她見到我話特別多，話裏有話，真真假假，象逗我似的，從小如此。有時，她臉上表情豐富到誇張的地步。如果不這樣，當她在江邊洗衣服，濃密的黑發盤上高高的額頭，看上去她還真漂亮，不止一人說過她的眉和嘴象年輕時的母親。她的臉相，還有高挑豐腴的身材，不同於家裏其她姐妹兄弟。重慶女人小巧玲瓏，秀麗，沾了重慶山水雨霧地氣，性格陰柔。我大姐性格卻象男子，剛烈而火爆，敢動嘴，也敢動手，甚至刀卡住第一個前夫的脖子，逼他簽字同意離婚。
她做什麽事不想，先做了再說，做糟了，不屑於收拾，讓別人去著急。她下鄉時，巫山縣城一算命八字先生說她命帶血腥氣，走盤陀運，吉凶難卜，四十歲左右若能躲過一大劫，才可血順氣返歸正路。
“說不信命還是得信，我四十歲左右肯定要出事，還是老實點過吧！”這是大姐幾年來老掛在嘴邊的話。
不過今天她的話不一樣，她比我落後幾級石階，朗聲罵道：“我今年滿三十四，按那老該死的算命先生說的，我隻有幾年可活，幹嘛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會發生什麽？”
我轉過身，盯著大姐，劈頭蓋腦就說：“你們有事瞞著我！大姐，你得告訴我！”
她沒聽到似地，急急往下走。我跟著她，不肯落下一步。沒有房和樹遮擋的江麵，有兩個人在江裏遊泳，嘉陵江水較清，與濃黃的長江的水在朝天門匯合，中間象有條彎扭的線分開兩江水，在我們這山坡前，就全是長江的濃黃湍急了。我又重複了一句。
“告訴你啥子？”大姐不當一回事地說，“你剛才可許過願的，說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願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問：“你今天是怎麽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沒說話，等她說話。她嘻裏哈哈一陣笑，“我許了願，就當然照辦。但你太正二八經了，好說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來一趟，你和我就這樣走走，看看船，望望風景不好嗎。如果你願意，我就陪你過江去城裏玩，看場電影。”
“我是認真的，你得告訴我！”我不理她的茬，同時，我感到絕望。一聲高於一聲江上的汽笛相互交錯，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止是這個下午，但就這個下午，我的感覺是如此強烈。在我聽來，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樣的，仿佛上麵附有一個靈魂，在訴說自己的命運，象帶著尖刃，直逼胸口，令我不寒而栗。於是，我衝著大姐喊叫起來：“你是知道的，對不對？你們一直都不想讓我知道一丁點，你們一直都在騙我。不管怎麽樣，大姐，你得告訴我！”
大姐無動於衷笑咪咪看著我。我的喊叫變成了哀求，聲音低得隻有我和她二人聽得見。
大姐收起笑容，說：“好吧，你想知道什麽？”
“到底為什麽父親會視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後，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決不相信那種說法。”
大姐問我，哪種說法？
我說，父親單位勞資科說是“梅毒後遺症”，還有院子裏的人也含沙射影地罵過。
“哪個雜皮、梭葉子、爛娼婦敢亂說！”大姐吼了起來。
我趕緊掩住她的嘴，我們離住房區並不太遠，她這樣大聲嚷，會有人聽見。大姐狠罵著，轉頭奔下又濕又滑的石階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難受。她忽然閃進一個暗黑的山岩窪口，撲地跪下，朝石壁磕頭。
“你也來給菩薩磕三個頭！”她吼我。
“這是什麽菩薩？”我猶猶豫豫走進黑暗中。
“江邊百衣觀音，”她說，“文化大革命中砸爛，你沒見過。最近剛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來。快讓觀音保佑全家。”
難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隻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幾拜。大姐又摸到潮濕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頭喝了下去。她讓我去喝。我想起我們院子牆後從坡上無數家流下來腥臭的陽溝水，連聲說“不”。大姐彎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邊，水從她手指縫滴漏著，“菩薩水，香的，治百玻”她認真而強硬地說。
我張開嘴，隻得順從地喝下去，果真是清涼的泉水。“好了，”我說，“大姐，你也彎酸磨蹭夠了，現在該可以開始說了吧？”
“說什麽？”大姐卻反問我。
倒給她問準了。我想知道什麽？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麽知道大姐知道什麽？
等了一會，大姐說：“好吧，我講給你聽，關於我的身世，我隻知道我的身世，其它事我可不知道。你還得答應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們在礁石邊坐下，麵朝著翻卷出一片漩渦的急湍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