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服務員講，隔壁這間房裏的客人是兩個三四十歲的港客，和馮世民一樣，也沒讓歌廳的小姐來陪。看來，潘小偉正是在這兩個港客的接應下，穿過夜間無人的廚房走道，從運貨電梯旁邊的安全樓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廈的底層，從卸貨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馮世民是死於何人之手呢，是潘小偉還是隔壁那兩位港客？
呂月月：當時我們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偉手上。
海岩：可潘小偉沒有槍啊。你們剛進去的時候，那兩個打手不是還搜過你們的身嗎？
呂月月：在現場勘查中我們發現，夜總會男衛生間裏有一個抽水馬桶的水箱蓋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跡，水箱裏有一個空著的黑色油布包，箱蓋上有潘小偉的指紋。
潘小偉是在天龍幫那兩個打手檢查小提琴時進的衛生間，顯然他進去以後，就在這個抽水馬桶的水箱裏取出預先被人放在這裏的，用油布包密封好的手槍。由此也可以判斷，馮世民飲彈而亡不是偶然的突發的，他可能是死於一個精心設計精心準備的誘殺計劃，潘小偉本人也可能是參與了這個殺人預謀的。
現場勘查和現場調查結束以後，夜總會的那位矮胖經理還是被我們帶走了。他走時有些神誌混亂，叨叨不停地要我們通知他的律師，劉保華問：“誰是你律師？”他又張三李四口齒不清說不明白。
處長、隊長，一直到下麵的每一個刑警，人人臉上都像打了一層灰灰的霜，這時已是淩晨四點鍾，天快亮了。
海岩：不過小提琴總算拿到了，我覺得對於你們來說，隻要把琴拿到手，就是勝利。
呂月月：琴是假的，經過鑒定確認，這不過是一隻複製品，不過複製得很講究，粗粗一看，可以亂真。
海岩：啊，這就鬧大了。當時你怎麽想？
呂月月：我都蒙了，潘小偉，潘小偉，他是那樣一個天真幼稚，渾身都透著一股孩子氣的人，幾個小時以前，他還那麽魯莽直率，既無所顧忌又缺乏經驗地坦白愛情……怎麽又突然殺人潛逃，連一點訣別之意都沒有暗示給我呢？莫非是夢？
在勘查美高夜總會殺人現場的同時，處長派人組成另外一組，去亞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偉住的房間。潘小偉隨身衣服物品，一樣沒少。酒店的服務員已經為他開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擺放著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溫盒裏，暖著茶……
這房間裏舒適溫馨的情調絲毫預示不出主人將一去不返了。
局裏很快下達了命令，當晚封鎖了首都機場，授權機場公安，如果發現潘小偉企圖登機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關區縣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車站和各長途汽車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這麽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線四通八達，查得過來嗎？
呂月月：其實潘氏兄弟當時沒有急著走。後來我才知道，潘大偉當初基於各方麵考慮，確實是想交琴與天龍幫和解。但馮世民居然答應得那麽痛快，卻出乎他的意料。而且馮世民指定在美高夜總會見麵，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來覆去地琢磨這是不是馮世民安排的一場鴻門宴。而且仔細一想，退一萬步說，就算馮世民確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這個交琴方案對潘家來說，也有很大的後遺症。如果馮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後很快被大陸警方扣押並將提琴收繳，很可能會使天龍幫猜到潘家與大陸公安早有勾結，設下圈套，不但不會和解，反會仇恨增大，更加勢不兩立了。輾轉猶豫之際，潘大偉突然想到，從天龍幫投靠潘家的那個人原是馮世民手下一個建築公司的工頭，曾經到北京具體指揮過美高夜總會的裝飾工程，對美高夜總會乃至美高大廈的內部建築結構，應該了如指掌，於是叫來細問。那人如此這般描述一番，還畫了張平麵草圖，美高夜總會前後左右的空間通道，一一在目。潘大偉看了，麵上沒露聲色，心裏暗生殺機。他找來妹夫和幾個心腹，商議了一下，決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擺下鴻門宴，就此除了馮世民這個世仇，造成天龍幫群龍無首，內部爭鬥的局麵，潘家才有出頭之日。
決心一下，潘大偉讓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鎮，自己帶了幾個人，親自飛到了北京。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偉不能辦，而他這個潔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親自遊說，否則是絕不肯沾上血腥的。
於是在亞洲大酒店轟鳴震耳的迪斯科舞廳，在熱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對潘小偉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迫之以威。這是潘氏一門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為潘家一員，潘小偉理應是個過河的卒子。實際上弟弟應該明白他現在已經過了河，絕不能親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約天地萬物間真有什麽看不見的法則規律，不然潭柘寺的高僧怎麽就那麽準地算出了馮世民的災數？不然二十五號晚上潘家在美高夜總會怎麽就幹得那麽順手？後來了解到的情況證實了現場勘查的結論絕對正確。潘小偉在隔壁潘家兩個保鏢的接應下，從ktv包房出去，走廚房通道的安全樓梯，一直下到底層卸貨平台。潘大偉和另一個心腹早已駕著一輛麵包車候在這裏，從容不迫地把他們接走了。
海岩：把他們接到哪兒去了？
呂月月：差不多在我們處長趕到美高夜總會的同時，潘氏兄弟出現在天龍飯店的大堂裏。
海岩：潘小偉原來不就是住在天龍飯店嗎？他們是不是也想殺個回馬槍來個出其不意燈下黑？
呂月月：不，他們並沒有到前台登記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處。潘小偉拿出一個寄存牌，牌子上寫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從香港飛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進天龍飯店的時候就在這裏存了一件行李。
呂月月：他從香港來實際上隨身帶了兩個皮箱，一個裝著他的日常用物，另一個按照大哥的囑咐在入店時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這是什麽行李，值得他們冒險來取？
呂月月：這個箱子是潘大偉交給弟弟帶到北京的，潘小偉並不知道其中何物。他們取出箱子隨即離開飯店上了汽車，潘大偉就在車裏把箱子打開查看。箱子裏裝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潘大偉三下兩下將衣服翻開，在衣服下麵的東西暴露出來的刹那，他的臉色顯出幾分凝重，潘小偉借著車窗外路燈慘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呂月月：對！
第17次談話
海岩：月月，我們說了這麽多天，可直到昨天，這個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萬喚地露了麵。潘大偉也真敢冒險，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龍飯店的行李房裏。
呂月月：潘小偉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這個箱子，他當初還以為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細軟一類呢。
海岩：那麽事已至此，你們公安局下一步該怎麽搞呢？
呂月月：丟兵損將，人財兩空，這案子在漸入佳境時突然急轉直下，一敗塗地。除了繼續組織力量，查緝搜尋潘小偉之外，當時處裏和隊裏，特別是我們這個專案組剩下的問題，主要就是檢討反思，聽候處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偉送我的生日禮物，退還給行政科。那隻嬌小玲瓏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車庫電話亭窗戶的玻璃劃了一個顯眼的外傷。行政科的一個女同誌在驗收登記時反複查看著那個劃痕，皺著眉問：
“怎麽弄成這樣了？”
我一時不知該怎麽解釋來龍去脈，隻好簡單說：“啊，劃了個口。”
女同誌麵帶不滿，收了東西。當我走出房門時聽到她對屋裏的其他人嘟噥：“再好的東西，一說用完要交公就都不愛惜了……”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們動員力量在全市各涉外賓館飯店反複查找，沒有發現潘小偉。在全市各出租汽車公司中也查了兩天，同樣未見線索。飛機場和火車站是最早接到通緝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日，我們估計，潘小偉現在依然滯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說不定他在二十五日當天已經連夜離京，甚至此時還在不在中國大陸的境內，也很難說了。
那幾天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像害了大病似的，內心的一切感覺都變得矛盾、混亂、顛倒。我想潘小偉現在在哪兒？這些天幾乎形影不離的相處，我以為我了解了他，我以為他真的純情，真的墮入愛河，真的把我當作可以和他一起築巢而棲，天真相愛，像童話一樣生活的夥伴。可他突然離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沒有道一聲再會，道一聲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日我們在“亞洲”他的房間裏吃的那頓飯是我們最後的晚餐，可他為什麽還要在飯前那麽激動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做戲嗎？是玩笑嗎？是欺騙嗎？可這樣對他自己又有什麽意義呢？
我真的混亂極了，因為我不斷地想到他的那張臉孔——筆直的鼻子，紅紅的嘴唇，短短的頭發；想著他登天安門時跳躍著爬樓梯的樣子;想著他在天壇衝著回音壁說了那麽多可笑的傻話；想著他用望遠鏡偷看京城一個窗口裏發生的夫妻糾紛……
想著他喜歡詩人顧城，喜歡顧城的浪漫和離世，喜歡顧城的超凡脫俗和想入非非。可難道喜歡顧城就非要像顧城那樣去殺人，那樣難以理喻嗎？
和顧城那個世外桃源的激流島相比，也許潘小偉有一個恰恰相反的處境，也許他恰恰身處在一個比一般人的生存環境更赤裸更殘酷的現實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許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須承受他的年齡本不該承受的壓力和矛盾，和其他很多我們無從知曉的事情。
也許我把一切都想錯了，也許他很善，也許他很惡！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整整兩天一夜，隊裏很多人都沒有回家，忙著清理現場勘查材料，起草給上級的情況報告，部署對潘小偉的圍追堵截。二十七日下午我實在困乏失態，就趴在辦公桌上睡著了。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潘小偉坐著我們那輛老式的桑塔納，不知去向何方。我開車他在旁邊不停地親我，還做了許多親昵的動作說了無數纏綿的話。車至半途天色突變，風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們的車窗玻璃，我對潘小偉說快跑有刺客。潘小偉說別慌可去同他們講理。他把懷中抱著的一個嬰兒交給我——這孩子是誰？——然後下車去和那幾個歹徒理論。我發現他們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樣有說有笑。說笑片刻竟親熱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揚長而去，拋下我不聞不問。我情急大喊，懷中嬰兒哭聲震耳——這孩子是誰？——我不知該怎樣哄他。忽又見一男子持槍向我走來，抬起一腳將車窗踢碎，慌亂之中我無處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絕望無助閉目等死。那男子向我連發數槍，我立刻感覺胸口被壓迫得無法呼吸，腦子裏幻化出金星萬點，四肢厥冷，口唇發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靈魂出竅……
這時我醒了，是被劉保華搖醒的，他吃驚地瞪著我，問我怎麽了，是不是做噩夢了，幹嗎出這種怪聲。我搖頭喘氣，感到汗透內衫，疲憊已極。小薛在一旁看我，見我沒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幾天在辦公室裏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傷害了他，可我沒有心情再去解釋什麽。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我真的發了燒，既不是感冒也沒有炎痛，可這無名高熱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媽打電話到單位給我請了假。恰巧那天萬副局長親自到我們處來，參加了由處長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討會，參與這個專案工作的同誌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會。
和萬副局長一起來的，還有兩個麵目嚴肅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們開會的時候他們一言不發，隻是認真地聽，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記。
據後來劉保華的形容，那天會議的氣氛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大家都想往角落裏坐，處長叫大家坐攏些，李向華和我們幾個分別挪了挪位置，伍隊長依然坐在最邊上悶頭抽煙。處長看了他一眼，沒再叫他。
萬副局長首先做了開場白，他說今天咱們就算是專案組內部的一個研討會，案子搞成這麽一個結局，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客觀現實擺在這兒，沒有辦法，需要我們認真回顧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談責任，先分析原因。當然也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
萬副局長很冷淡地講了這麽幾句，就收住不說了。冷了一會兒場，處長咳嗽了一聲，字斟句酌地說：
“雖然，今天萬副局長講了先不討論責任問題，但案子形成今天這個局麵，我作為處長，肯定是要負一定領導責任的，要做自我批評，把關不嚴嘛。呃——這個案子呢，開始還比較順，當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現在的結局，確實出乎我們的意料。說明我們在指揮判斷上確實存在著主觀主義的問題，工作做得不細，不紮實，然後又盲目樂觀，認為一切進展正常，因此在戰略上比較輕敵，戰術上又比較冒險，大意失荊州。”
萬副局長插話：“這個案子前後延續了近半個月，難道你們就沒有發現對方的一點漏洞嗎？就沒有一個同誌曾經提出過一點反麵的判斷和分析嗎？對方這麽大的動作，事前肯定會有一些蛛絲馬跡的，你們這個專案組的老同誌也不算少了，就沒有一個人有所察覺嗎？”
處長臉上很不自然，“這個，萬副局長批評得很對，蛛絲馬跡不可能沒有，但我們確實大意了，工作不細，工作不細。”處長不知為什麽瞟了一眼伍隊長，他發現伍隊長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開了，他遲遲疑疑地改口道：
“啊，當然，有的同誌是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潘小偉對我們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這個懷疑的時間太晚了，已經很難改變既定的計劃……”
李向華這時舉了一下手，看得出來他想在局長麵前發言，已經等了很久，萬副局長點了一下頭：
“小李說說吧。”
李向華站了起來，他有點慷慨激昂：
“這個案子到今天這個地步，我是早有預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過意見。處長剛才說疏忽大意，我看還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這一大意就造成了紀春雷同誌的無謂犧牲。紀春雷同誌犧牲後，我們也仍然沒有認真反省，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就同意潘小偉與天龍幫接頭。現在看來，潘家對美高夜總會的地形非常熟悉，這個接頭地點顯然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是馮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認為失敗的原因很清楚，一是嚴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險，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當！咱們都知道，呂月月在個人感情方麵本來就比較新潮，又比較任性，應該說，還很不成熟。而我們的監控對象呢，那可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揮金如土的闊少。這種情況在八十年代還好說，九十年代社會大環境那麽開放，年輕人的思想那麽活躍，拜金主義那麽普遍，問題就難說了。現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忠於組織遠遠不如忠於自己，金錢美色一攻，很難臉不變色心不跳，保持氣節，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監控對象拉著呂月月去王府飯店，呂月月既不請示也不報告，就去了。當時我是提了意見的，還不接受教訓，後來去石景山遊樂園又是擅自改變計劃去的。如果稍微有一點點組織觀念的話，我看紀春雷也不至於葬身魚腹，光榮當烈士！”
“我插一句。”伍隊長突然舉手打斷了李隊長的發言，口氣雖不似李隊長那樣激烈，但他一向很少這樣急於開口。
“我反對這種說法，呂月月任性、不成熟、沒經驗，這些問題都存在，但她對工作是忠誠的，潘小偉是她冒著生命危險帶回來的。要想拿回小提琴隻有做潘小偉的工作，要做好潘小偉的工作不能沒有呂月月這個角色，如果這裏邊有什麽問題，一切責任在我，由我承擔。但是這個案子本來就是死馬當成活馬醫，不冒險怎麽能把琴拿回來！”
萬副局長厲聲喝斷伍隊長：“琴你拿回來了嗎？這又不是你的慶功會，嗓門兒那麽大幹什麽！讓人家把話說完嘛！”
萬副局長一發火，伍隊長一下子把話噎在嘴裏，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頭抽煙。會場沉默了片刻，處長對李向華說：“你接著說吧。”李向華臉色鐵青，悶了一會兒，粗聲說了句：“我說完了。”便坐下來。
於是這個會的氣氛就更加緊張了，大家都閉著嘴看天花板，誰也不好發言，要發言就得琢磨是向著伍隊長說還是向著李隊長說。處長環顧左右，動員道：
“大家接著說，都得說，啊，研究問題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劉保華，你先說說。”
劉保華被點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隊長，向右又瞟一眼李隊長，吭吭唧唧地開口：
“案子沒搞好，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也有責任，調查偵查工作都是我們做的，做得不深入，沒給領導當好參謀，影響了領導的決策。不過，呃，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對啊，我總覺得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這是個舊案，那玩意兒都丟了好幾年了，憑這麽點線索，不那麽容易找回來，這種案子也就是得試探著幹，成不成誰也沒把握。如果說指揮上真有什麽責任的話，我看也就是求勝心切，操之過急了吧。呂月月呢，年輕，頭一回上手這麽大的案子，缺乏經驗這是肯定的。比如說，上次沒請示就跟監控對象出去吃飯，是任性了點兒，隨便了點兒。可沒大離譜，啊，沒大離譜，而且在遊樂園表現得也很勇敢，一個女同誌，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覺得，這往後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責任，那這活兒……那還真沒人敢練啦。”
劉保華這段發言可算是左右逢源，兩麵都照顧到了，可萬副局長還是嚴肅指正道：
“勝敗兵家常事這話沒錯，可勝利了，就要總結經驗，失敗了，就要吸取教訓。我剛才說了，今天是研究問題的會，不是追究責任的會。既然失敗了，肯定有問題，大到指揮決策，小到具體操作，甚至小到我們偵查幹部個人的工作經驗和思想素質，等等方麵，都要總結提高，這是很正常的事，同誌們不要大驚小怪。”
處長轉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語的薛宇，說：“紀春雷現在不在了，小薛應該最了解情況，你們一直是陪著潘小偉的，依你觀察，那家夥是不是有點不正經，對咱們呂月月是不是想動壞腦筋？”
薛宇抬頭，不加猶豫地說：“是。”
處長又問：“呂月月呢，她自己有沒有察覺？”
薛宇低了頭，不答。
萬副局長泛泛地議論道：“這種情況，是當前社會大環境給我們公安工作帶來的新課題。我們公安隊伍中現在年輕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經常與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內的暴發戶接觸，怎麽樣不受金錢美色的浸染，是個新問題。”
處長又問薛宇：“你是不是覺得月月有什麽不夠注意，不夠檢點的地方？”
處長這麽一問，除隊長伍立昌依然悶頭抽煙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頭，目光含糊，神色猶豫，但話一出口，卻又是那麽明確果斷。
“不，我沒覺得。”
萬副局長說：“這個問題我看不一定多談了吧，而且這種話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說了，不要弄得滿城風雨，因為這種事涉及一個女同誌的名聲問題。”
處長說：“對對。”
這個會的情況全是第二天我掙紮著去上班時劉保華學舌給我的，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確實。
我從小就是個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樣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幾乎一下子全垮了，我體會到了過去從未體會到的孤獨和厭世。我沒有去找領導辯白，劉保華說你千萬別去辯白，不然他們準懷疑是我告訴你的。其實這一切又怎麽能辯白得清。
我找到伍隊長，我什麽都沒說，隻說身體不行還想休病假。伍隊長看看我的臉色，關切地問我有沒有看過醫生，他猜我可能是這些天累著了，讓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沒有假條都無所謂。我說謝謝了隊長。
隊長他對我好，我會記他一輩子。
人總是在順境時遲鈍，逆境時敏感，通常到了窮途末路，心就變冷也變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態翻來覆去全是一群醜角的龍套。但假使這時哪位朋友和師長給你稍稍一絲善意，又準會把你感動得像孩子一樣熱淚盈眶！
海岩：月月，我雖然沒有見過這位伍隊長，但從你的敘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種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們中國不少基層幹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這種特別形散神聚的中國式的精神風格：這種人受共產黨教育多年，講原則，守紀律，是非鮮明；同時又生活於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經驗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執著，又通達忍讓；既憂國憂民，又有明智的無為，都表現出一種中國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呂月月：你說得很對，伍隊長在我們隊裏的威望主要是因他為人處事特別有道而來的。
海岩：後來你回家休息了嗎？
呂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媽問我怎麽又回來了，是不是還覺得難受。媽說無論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這燒是怎麽發起來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媽躺著一句話不說，媽問那你想吃點什麽我給你做，我說什麽都不想吃我想睡覺。
我媽知道我的脾氣，猜到我必有心病，於是不再嘮叨，一聲不響地蒸了一碗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雞蛋羹，放在我的床頭。可我臉朝牆，整整一下午沒有翻轉身來。
傍晚時薛宇來了。
他站在門外和我媽小聲說了幾句話，媽進來說月月起來吧，你看誰來啦。
我看見薛宇默默地站在門口，我們對視著直到我的眼淚終於滾滾而下。薛宇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壯結實的雙手，輕輕把我的手攏在掌心裏，輕輕地揉捏著。他聽著我的抽泣，用這種會心的揉搓傳達著愛惜和安慰。過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鬆開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臉，問我：
“想吃什麽，我來給你做。”
我搖搖頭。
他又說：“別難過，一切都會過去，再有多大的事，還有我陪你。”
我抱著他的胳膊，點點頭。這是我對薛宇從未有過的感激。
他無聲地笑了，輕輕地摸我的臉，長長地笑。
後來他就這樣一直坐在我的床邊和我低聲聊天。我們都很回避幾天前發生的不快，也沒有再去談這個已經破碎難收的案子。但是我們說到了隊長，我對他說，一個人一生碰上一個好領導真是有幸，你應該好好地跟著伍隊長幹！薛宇點點頭，說咱們一起好好幹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邊，輕輕地摩擦著，說：
“你知道嗎月月，我是太喜歡咱們的工作了。咱們現在雖然沒有錢，以後也不會有錢，但我覺得我們很充實。我太喜歡這個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種職業能比它更讓人體會到智慧、忘我、責任和神秘，更給人神聖感和英雄感。說實在的，現在咱們隊裏好多年輕人都覺得在這兒沒前途，都琢磨著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覺得難過，我孤獨得想哭，我覺得我生不逢時！”
我和薛宇相識已久，可我並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業結合得這麽難舍難分。我雖然對這份工作沒熱愛到這種程度，但我確實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動。我後悔過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譏笑過他在工作中表現出的認真、機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對薛宇說也許再過十年，你也會成為一個智勇雙全的隊長！
薛宇問：“你很崇拜伍隊長嗎？”
我想想，說：“也許吧，因為他確實能幹，而且對手下的人講義氣，也公平。”
薛宇說：“那明天伍冬冬過生日，我們晚上一起去伍隊長家好不好？”
我很高興，說：“冬冬過生日了嗎？那當然去。我明天去買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該賴我說話不算話了。”
薛宇說：“不過明天伍隊長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說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適了。”
我說：“沒事，我後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先去一趟醫院，看看老焦，我答應他大女兒一定去看他的。”
我們就這樣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對始終坐在門外的我媽表示歉意，向她告辭。
薛宇走後，我媽坐在我床邊看我臉色，說：“現在想吃東西了吧。”
我說：“啊，有點餓。”
媽的目光柔和極了，“月月，我看薛宇這孩子不錯，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對你又是這麽好，你還挑什麽？”
我不好意思，也確實不想和媽談這個話題，可媽堅持說下去：
“他們家也是高級幹部，他爸爸現在是副局級……”
我嗔著我媽：“媽，我最討厭你這樣勢利。”
我媽不急，說：“我勢利？當年我一個根紅苗壯的北京知青，主動下嫁給你那個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個年頭你知道得有什麽樣的勇氣！這麽多年了，我跟著你們老呂家沾了半點勢利嗎？我隻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後來回了北京的同學現在有多少都當了專家、領導，成了高級知識分子了，可我還在那個小縣城裏守寡當臨時工。月月你可沒資格數落我……”
說著說著我媽眼圈紅了，我也紅了，我抱著我媽：“媽，我跟您一樣，要是真愛上一個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媽搖頭，擦淚，說：“那可不行，我受了這麽多年苦，我守著你爸，我對得起他。可我得讓老呂家的匪根兒有個了斷，得讓呂家的後代揚眉吐氣地做人，他們呂家的罪孽到我們這輩兒也贖到頭了，從你開始，也該苦盡甜來了。”
我說：“我不是已經上了大學，當了人民警察了嗎？說明現在出身問題根本不是問題了。”
媽說：“可你一個人在北京生活，總得有個好的依靠。小薛你覺得好不好，咱就不說他的家，你覺著他本人，靠得住嗎？”
我扭捏著說：“薛宇，我覺得人還是不錯。”
媽說：“人不錯，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媽來做主，就替你定了？”
我撒嬌：“媽，你急什麽，我餓死了，明天再說吧。”
媽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可明天沒能再說。那個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後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慶幸又睡了一個回籠覺。這一覺睡得我整個身心都舒展開了，一覺醒來仿佛什麽都是新的，心情平靜得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過，都沒有發生過。
上午十點鍾我才起床，站在院子裏的水池邊刷牙。晴朗無比的天空被擁擠的屋頂和槐樹的華蓋劃成一塊碧藍色的多邊形。太陽豔豔的，暖得恰到好處，風力一二級，輕輕柔柔。我媽在屋裏高聲問我上午還出去不出去，我滿嘴牙膏沫說當然出去，先去醫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廈買小提琴。我媽問我是否回來吃午飯，我說當然回來，今天中午吃什麽？我媽說那就還吃麵條吧，你吃炸醬的還吃打鹵的？我說當然都吃，一樣一碗。我媽說你的bp機響了，要不要我給你看看？我說當然當然，你查查是誰姓什麽。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樣故意漱得呱唧呱唧響。漱完口我就開始洗臉，我洗臉一向認真，也慢，慢洗得幹淨。我正洗著我媽已經看完我的bp機，在屋子裏大聲傳達給我：
“一個6一個c，是男的，姓潘！”
海岩：馮世民是死於何人之手呢，是潘小偉還是隔壁那兩位港客？
呂月月：當時我們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偉手上。
海岩：可潘小偉沒有槍啊。你們剛進去的時候，那兩個打手不是還搜過你們的身嗎？
呂月月：在現場勘查中我們發現，夜總會男衛生間裏有一個抽水馬桶的水箱蓋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跡，水箱裏有一個空著的黑色油布包，箱蓋上有潘小偉的指紋。
潘小偉是在天龍幫那兩個打手檢查小提琴時進的衛生間，顯然他進去以後，就在這個抽水馬桶的水箱裏取出預先被人放在這裏的，用油布包密封好的手槍。由此也可以判斷，馮世民飲彈而亡不是偶然的突發的，他可能是死於一個精心設計精心準備的誘殺計劃，潘小偉本人也可能是參與了這個殺人預謀的。
現場勘查和現場調查結束以後，夜總會的那位矮胖經理還是被我們帶走了。他走時有些神誌混亂，叨叨不停地要我們通知他的律師，劉保華問：“誰是你律師？”他又張三李四口齒不清說不明白。
處長、隊長，一直到下麵的每一個刑警，人人臉上都像打了一層灰灰的霜，這時已是淩晨四點鍾，天快亮了。
海岩：不過小提琴總算拿到了，我覺得對於你們來說，隻要把琴拿到手，就是勝利。
呂月月：琴是假的，經過鑒定確認，這不過是一隻複製品，不過複製得很講究，粗粗一看，可以亂真。
海岩：啊，這就鬧大了。當時你怎麽想？
呂月月：我都蒙了，潘小偉，潘小偉，他是那樣一個天真幼稚，渾身都透著一股孩子氣的人，幾個小時以前，他還那麽魯莽直率，既無所顧忌又缺乏經驗地坦白愛情……怎麽又突然殺人潛逃，連一點訣別之意都沒有暗示給我呢？莫非是夢？
在勘查美高夜總會殺人現場的同時，處長派人組成另外一組，去亞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偉住的房間。潘小偉隨身衣服物品，一樣沒少。酒店的服務員已經為他開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擺放著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溫盒裏，暖著茶……
這房間裏舒適溫馨的情調絲毫預示不出主人將一去不返了。
局裏很快下達了命令，當晚封鎖了首都機場，授權機場公安，如果發現潘小偉企圖登機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關區縣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車站和各長途汽車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這麽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線四通八達，查得過來嗎？
呂月月：其實潘氏兄弟當時沒有急著走。後來我才知道，潘大偉當初基於各方麵考慮，確實是想交琴與天龍幫和解。但馮世民居然答應得那麽痛快，卻出乎他的意料。而且馮世民指定在美高夜總會見麵，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來覆去地琢磨這是不是馮世民安排的一場鴻門宴。而且仔細一想，退一萬步說，就算馮世民確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這個交琴方案對潘家來說，也有很大的後遺症。如果馮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後很快被大陸警方扣押並將提琴收繳，很可能會使天龍幫猜到潘家與大陸公安早有勾結，設下圈套，不但不會和解，反會仇恨增大，更加勢不兩立了。輾轉猶豫之際，潘大偉突然想到，從天龍幫投靠潘家的那個人原是馮世民手下一個建築公司的工頭，曾經到北京具體指揮過美高夜總會的裝飾工程，對美高夜總會乃至美高大廈的內部建築結構，應該了如指掌，於是叫來細問。那人如此這般描述一番，還畫了張平麵草圖，美高夜總會前後左右的空間通道，一一在目。潘大偉看了，麵上沒露聲色，心裏暗生殺機。他找來妹夫和幾個心腹，商議了一下，決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擺下鴻門宴，就此除了馮世民這個世仇，造成天龍幫群龍無首，內部爭鬥的局麵，潘家才有出頭之日。
決心一下，潘大偉讓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鎮，自己帶了幾個人，親自飛到了北京。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偉不能辦，而他這個潔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親自遊說，否則是絕不肯沾上血腥的。
於是在亞洲大酒店轟鳴震耳的迪斯科舞廳，在熱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對潘小偉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迫之以威。這是潘氏一門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為潘家一員，潘小偉理應是個過河的卒子。實際上弟弟應該明白他現在已經過了河，絕不能親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約天地萬物間真有什麽看不見的法則規律，不然潭柘寺的高僧怎麽就那麽準地算出了馮世民的災數？不然二十五號晚上潘家在美高夜總會怎麽就幹得那麽順手？後來了解到的情況證實了現場勘查的結論絕對正確。潘小偉在隔壁潘家兩個保鏢的接應下，從ktv包房出去，走廚房通道的安全樓梯，一直下到底層卸貨平台。潘大偉和另一個心腹早已駕著一輛麵包車候在這裏，從容不迫地把他們接走了。
海岩：把他們接到哪兒去了？
呂月月：差不多在我們處長趕到美高夜總會的同時，潘氏兄弟出現在天龍飯店的大堂裏。
海岩：潘小偉原來不就是住在天龍飯店嗎？他們是不是也想殺個回馬槍來個出其不意燈下黑？
呂月月：不，他們並沒有到前台登記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處。潘小偉拿出一個寄存牌，牌子上寫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從香港飛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進天龍飯店的時候就在這裏存了一件行李。
呂月月：他從香港來實際上隨身帶了兩個皮箱，一個裝著他的日常用物，另一個按照大哥的囑咐在入店時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這是什麽行李，值得他們冒險來取？
呂月月：這個箱子是潘大偉交給弟弟帶到北京的，潘小偉並不知道其中何物。他們取出箱子隨即離開飯店上了汽車，潘大偉就在車裏把箱子打開查看。箱子裏裝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潘大偉三下兩下將衣服翻開，在衣服下麵的東西暴露出來的刹那，他的臉色顯出幾分凝重，潘小偉借著車窗外路燈慘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呂月月：對！
第17次談話
海岩：月月，我們說了這麽多天，可直到昨天，這個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萬喚地露了麵。潘大偉也真敢冒險，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龍飯店的行李房裏。
呂月月：潘小偉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這個箱子，他當初還以為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細軟一類呢。
海岩：那麽事已至此，你們公安局下一步該怎麽搞呢？
呂月月：丟兵損將，人財兩空，這案子在漸入佳境時突然急轉直下，一敗塗地。除了繼續組織力量，查緝搜尋潘小偉之外，當時處裏和隊裏，特別是我們這個專案組剩下的問題，主要就是檢討反思，聽候處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偉送我的生日禮物，退還給行政科。那隻嬌小玲瓏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車庫電話亭窗戶的玻璃劃了一個顯眼的外傷。行政科的一個女同誌在驗收登記時反複查看著那個劃痕，皺著眉問：
“怎麽弄成這樣了？”
我一時不知該怎麽解釋來龍去脈，隻好簡單說：“啊，劃了個口。”
女同誌麵帶不滿，收了東西。當我走出房門時聽到她對屋裏的其他人嘟噥：“再好的東西，一說用完要交公就都不愛惜了……”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們動員力量在全市各涉外賓館飯店反複查找，沒有發現潘小偉。在全市各出租汽車公司中也查了兩天，同樣未見線索。飛機場和火車站是最早接到通緝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日，我們估計，潘小偉現在依然滯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說不定他在二十五日當天已經連夜離京，甚至此時還在不在中國大陸的境內，也很難說了。
那幾天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像害了大病似的，內心的一切感覺都變得矛盾、混亂、顛倒。我想潘小偉現在在哪兒？這些天幾乎形影不離的相處，我以為我了解了他，我以為他真的純情，真的墮入愛河，真的把我當作可以和他一起築巢而棲，天真相愛，像童話一樣生活的夥伴。可他突然離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沒有道一聲再會，道一聲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日我們在“亞洲”他的房間裏吃的那頓飯是我們最後的晚餐，可他為什麽還要在飯前那麽激動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做戲嗎？是玩笑嗎？是欺騙嗎？可這樣對他自己又有什麽意義呢？
我真的混亂極了，因為我不斷地想到他的那張臉孔——筆直的鼻子，紅紅的嘴唇，短短的頭發；想著他登天安門時跳躍著爬樓梯的樣子;想著他在天壇衝著回音壁說了那麽多可笑的傻話；想著他用望遠鏡偷看京城一個窗口裏發生的夫妻糾紛……
想著他喜歡詩人顧城，喜歡顧城的浪漫和離世，喜歡顧城的超凡脫俗和想入非非。可難道喜歡顧城就非要像顧城那樣去殺人，那樣難以理喻嗎？
和顧城那個世外桃源的激流島相比，也許潘小偉有一個恰恰相反的處境，也許他恰恰身處在一個比一般人的生存環境更赤裸更殘酷的現實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許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須承受他的年齡本不該承受的壓力和矛盾，和其他很多我們無從知曉的事情。
也許我把一切都想錯了，也許他很善，也許他很惡！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整整兩天一夜，隊裏很多人都沒有回家，忙著清理現場勘查材料，起草給上級的情況報告，部署對潘小偉的圍追堵截。二十七日下午我實在困乏失態，就趴在辦公桌上睡著了。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潘小偉坐著我們那輛老式的桑塔納，不知去向何方。我開車他在旁邊不停地親我，還做了許多親昵的動作說了無數纏綿的話。車至半途天色突變，風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們的車窗玻璃，我對潘小偉說快跑有刺客。潘小偉說別慌可去同他們講理。他把懷中抱著的一個嬰兒交給我——這孩子是誰？——然後下車去和那幾個歹徒理論。我發現他們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樣有說有笑。說笑片刻竟親熱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揚長而去，拋下我不聞不問。我情急大喊，懷中嬰兒哭聲震耳——這孩子是誰？——我不知該怎樣哄他。忽又見一男子持槍向我走來，抬起一腳將車窗踢碎，慌亂之中我無處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絕望無助閉目等死。那男子向我連發數槍，我立刻感覺胸口被壓迫得無法呼吸，腦子裏幻化出金星萬點，四肢厥冷，口唇發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靈魂出竅……
這時我醒了，是被劉保華搖醒的，他吃驚地瞪著我，問我怎麽了，是不是做噩夢了，幹嗎出這種怪聲。我搖頭喘氣，感到汗透內衫，疲憊已極。小薛在一旁看我，見我沒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幾天在辦公室裏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傷害了他，可我沒有心情再去解釋什麽。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我真的發了燒，既不是感冒也沒有炎痛，可這無名高熱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媽打電話到單位給我請了假。恰巧那天萬副局長親自到我們處來，參加了由處長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討會，參與這個專案工作的同誌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會。
和萬副局長一起來的，還有兩個麵目嚴肅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們開會的時候他們一言不發，隻是認真地聽，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記。
據後來劉保華的形容，那天會議的氣氛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大家都想往角落裏坐，處長叫大家坐攏些，李向華和我們幾個分別挪了挪位置，伍隊長依然坐在最邊上悶頭抽煙。處長看了他一眼，沒再叫他。
萬副局長首先做了開場白，他說今天咱們就算是專案組內部的一個研討會，案子搞成這麽一個結局，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客觀現實擺在這兒，沒有辦法，需要我們認真回顧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談責任，先分析原因。當然也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
萬副局長很冷淡地講了這麽幾句，就收住不說了。冷了一會兒場，處長咳嗽了一聲，字斟句酌地說：
“雖然，今天萬副局長講了先不討論責任問題，但案子形成今天這個局麵，我作為處長，肯定是要負一定領導責任的，要做自我批評，把關不嚴嘛。呃——這個案子呢，開始還比較順，當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現在的結局，確實出乎我們的意料。說明我們在指揮判斷上確實存在著主觀主義的問題，工作做得不細，不紮實，然後又盲目樂觀，認為一切進展正常，因此在戰略上比較輕敵，戰術上又比較冒險，大意失荊州。”
萬副局長插話：“這個案子前後延續了近半個月，難道你們就沒有發現對方的一點漏洞嗎？就沒有一個同誌曾經提出過一點反麵的判斷和分析嗎？對方這麽大的動作，事前肯定會有一些蛛絲馬跡的，你們這個專案組的老同誌也不算少了，就沒有一個人有所察覺嗎？”
處長臉上很不自然，“這個，萬副局長批評得很對，蛛絲馬跡不可能沒有，但我們確實大意了，工作不細，工作不細。”處長不知為什麽瞟了一眼伍隊長，他發現伍隊長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開了，他遲遲疑疑地改口道：
“啊，當然，有的同誌是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潘小偉對我們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這個懷疑的時間太晚了，已經很難改變既定的計劃……”
李向華這時舉了一下手，看得出來他想在局長麵前發言，已經等了很久，萬副局長點了一下頭：
“小李說說吧。”
李向華站了起來，他有點慷慨激昂：
“這個案子到今天這個地步，我是早有預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過意見。處長剛才說疏忽大意，我看還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這一大意就造成了紀春雷同誌的無謂犧牲。紀春雷同誌犧牲後，我們也仍然沒有認真反省，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就同意潘小偉與天龍幫接頭。現在看來，潘家對美高夜總會的地形非常熟悉，這個接頭地點顯然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是馮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認為失敗的原因很清楚，一是嚴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險，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當！咱們都知道，呂月月在個人感情方麵本來就比較新潮，又比較任性，應該說，還很不成熟。而我們的監控對象呢，那可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揮金如土的闊少。這種情況在八十年代還好說，九十年代社會大環境那麽開放，年輕人的思想那麽活躍，拜金主義那麽普遍，問題就難說了。現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忠於組織遠遠不如忠於自己，金錢美色一攻，很難臉不變色心不跳，保持氣節，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監控對象拉著呂月月去王府飯店，呂月月既不請示也不報告，就去了。當時我是提了意見的，還不接受教訓，後來去石景山遊樂園又是擅自改變計劃去的。如果稍微有一點點組織觀念的話，我看紀春雷也不至於葬身魚腹，光榮當烈士！”
“我插一句。”伍隊長突然舉手打斷了李隊長的發言，口氣雖不似李隊長那樣激烈，但他一向很少這樣急於開口。
“我反對這種說法，呂月月任性、不成熟、沒經驗，這些問題都存在，但她對工作是忠誠的，潘小偉是她冒著生命危險帶回來的。要想拿回小提琴隻有做潘小偉的工作，要做好潘小偉的工作不能沒有呂月月這個角色，如果這裏邊有什麽問題，一切責任在我，由我承擔。但是這個案子本來就是死馬當成活馬醫，不冒險怎麽能把琴拿回來！”
萬副局長厲聲喝斷伍隊長：“琴你拿回來了嗎？這又不是你的慶功會，嗓門兒那麽大幹什麽！讓人家把話說完嘛！”
萬副局長一發火，伍隊長一下子把話噎在嘴裏，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頭抽煙。會場沉默了片刻，處長對李向華說：“你接著說吧。”李向華臉色鐵青，悶了一會兒，粗聲說了句：“我說完了。”便坐下來。
於是這個會的氣氛就更加緊張了，大家都閉著嘴看天花板，誰也不好發言，要發言就得琢磨是向著伍隊長說還是向著李隊長說。處長環顧左右，動員道：
“大家接著說，都得說，啊，研究問題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劉保華，你先說說。”
劉保華被點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隊長，向右又瞟一眼李隊長，吭吭唧唧地開口：
“案子沒搞好，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也有責任，調查偵查工作都是我們做的，做得不深入，沒給領導當好參謀，影響了領導的決策。不過，呃，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對啊，我總覺得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這是個舊案，那玩意兒都丟了好幾年了，憑這麽點線索，不那麽容易找回來，這種案子也就是得試探著幹，成不成誰也沒把握。如果說指揮上真有什麽責任的話，我看也就是求勝心切，操之過急了吧。呂月月呢，年輕，頭一回上手這麽大的案子，缺乏經驗這是肯定的。比如說，上次沒請示就跟監控對象出去吃飯，是任性了點兒，隨便了點兒。可沒大離譜，啊，沒大離譜，而且在遊樂園表現得也很勇敢，一個女同誌，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覺得，這往後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責任，那這活兒……那還真沒人敢練啦。”
劉保華這段發言可算是左右逢源，兩麵都照顧到了，可萬副局長還是嚴肅指正道：
“勝敗兵家常事這話沒錯，可勝利了，就要總結經驗，失敗了，就要吸取教訓。我剛才說了，今天是研究問題的會，不是追究責任的會。既然失敗了，肯定有問題，大到指揮決策，小到具體操作，甚至小到我們偵查幹部個人的工作經驗和思想素質，等等方麵，都要總結提高，這是很正常的事，同誌們不要大驚小怪。”
處長轉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語的薛宇，說：“紀春雷現在不在了，小薛應該最了解情況，你們一直是陪著潘小偉的，依你觀察，那家夥是不是有點不正經，對咱們呂月月是不是想動壞腦筋？”
薛宇抬頭，不加猶豫地說：“是。”
處長又問：“呂月月呢，她自己有沒有察覺？”
薛宇低了頭，不答。
萬副局長泛泛地議論道：“這種情況，是當前社會大環境給我們公安工作帶來的新課題。我們公安隊伍中現在年輕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經常與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內的暴發戶接觸，怎麽樣不受金錢美色的浸染，是個新問題。”
處長又問薛宇：“你是不是覺得月月有什麽不夠注意，不夠檢點的地方？”
處長這麽一問，除隊長伍立昌依然悶頭抽煙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頭，目光含糊，神色猶豫，但話一出口，卻又是那麽明確果斷。
“不，我沒覺得。”
萬副局長說：“這個問題我看不一定多談了吧，而且這種話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說了，不要弄得滿城風雨，因為這種事涉及一個女同誌的名聲問題。”
處長說：“對對。”
這個會的情況全是第二天我掙紮著去上班時劉保華學舌給我的，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確實。
我從小就是個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樣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幾乎一下子全垮了，我體會到了過去從未體會到的孤獨和厭世。我沒有去找領導辯白，劉保華說你千萬別去辯白，不然他們準懷疑是我告訴你的。其實這一切又怎麽能辯白得清。
我找到伍隊長，我什麽都沒說，隻說身體不行還想休病假。伍隊長看看我的臉色，關切地問我有沒有看過醫生，他猜我可能是這些天累著了，讓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沒有假條都無所謂。我說謝謝了隊長。
隊長他對我好，我會記他一輩子。
人總是在順境時遲鈍，逆境時敏感，通常到了窮途末路，心就變冷也變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態翻來覆去全是一群醜角的龍套。但假使這時哪位朋友和師長給你稍稍一絲善意，又準會把你感動得像孩子一樣熱淚盈眶！
海岩：月月，我雖然沒有見過這位伍隊長，但從你的敘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種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們中國不少基層幹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這種特別形散神聚的中國式的精神風格：這種人受共產黨教育多年，講原則，守紀律，是非鮮明；同時又生活於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經驗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執著，又通達忍讓；既憂國憂民，又有明智的無為，都表現出一種中國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呂月月：你說得很對，伍隊長在我們隊裏的威望主要是因他為人處事特別有道而來的。
海岩：後來你回家休息了嗎？
呂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媽問我怎麽又回來了，是不是還覺得難受。媽說無論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這燒是怎麽發起來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媽躺著一句話不說，媽問那你想吃點什麽我給你做，我說什麽都不想吃我想睡覺。
我媽知道我的脾氣，猜到我必有心病，於是不再嘮叨，一聲不響地蒸了一碗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雞蛋羹，放在我的床頭。可我臉朝牆，整整一下午沒有翻轉身來。
傍晚時薛宇來了。
他站在門外和我媽小聲說了幾句話，媽進來說月月起來吧，你看誰來啦。
我看見薛宇默默地站在門口，我們對視著直到我的眼淚終於滾滾而下。薛宇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壯結實的雙手，輕輕把我的手攏在掌心裏，輕輕地揉捏著。他聽著我的抽泣，用這種會心的揉搓傳達著愛惜和安慰。過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鬆開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臉，問我：
“想吃什麽，我來給你做。”
我搖搖頭。
他又說：“別難過，一切都會過去，再有多大的事，還有我陪你。”
我抱著他的胳膊，點點頭。這是我對薛宇從未有過的感激。
他無聲地笑了，輕輕地摸我的臉，長長地笑。
後來他就這樣一直坐在我的床邊和我低聲聊天。我們都很回避幾天前發生的不快，也沒有再去談這個已經破碎難收的案子。但是我們說到了隊長，我對他說，一個人一生碰上一個好領導真是有幸，你應該好好地跟著伍隊長幹！薛宇點點頭，說咱們一起好好幹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邊，輕輕地摩擦著，說：
“你知道嗎月月，我是太喜歡咱們的工作了。咱們現在雖然沒有錢，以後也不會有錢，但我覺得我們很充實。我太喜歡這個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種職業能比它更讓人體會到智慧、忘我、責任和神秘，更給人神聖感和英雄感。說實在的，現在咱們隊裏好多年輕人都覺得在這兒沒前途，都琢磨著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覺得難過，我孤獨得想哭，我覺得我生不逢時！”
我和薛宇相識已久，可我並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業結合得這麽難舍難分。我雖然對這份工作沒熱愛到這種程度，但我確實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動。我後悔過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譏笑過他在工作中表現出的認真、機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對薛宇說也許再過十年，你也會成為一個智勇雙全的隊長！
薛宇問：“你很崇拜伍隊長嗎？”
我想想，說：“也許吧，因為他確實能幹，而且對手下的人講義氣，也公平。”
薛宇說：“那明天伍冬冬過生日，我們晚上一起去伍隊長家好不好？”
我很高興，說：“冬冬過生日了嗎？那當然去。我明天去買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該賴我說話不算話了。”
薛宇說：“不過明天伍隊長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說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適了。”
我說：“沒事，我後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先去一趟醫院，看看老焦，我答應他大女兒一定去看他的。”
我們就這樣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對始終坐在門外的我媽表示歉意，向她告辭。
薛宇走後，我媽坐在我床邊看我臉色，說：“現在想吃東西了吧。”
我說：“啊，有點餓。”
媽的目光柔和極了，“月月，我看薛宇這孩子不錯，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對你又是這麽好，你還挑什麽？”
我不好意思，也確實不想和媽談這個話題，可媽堅持說下去：
“他們家也是高級幹部，他爸爸現在是副局級……”
我嗔著我媽：“媽，我最討厭你這樣勢利。”
我媽不急，說：“我勢利？當年我一個根紅苗壯的北京知青，主動下嫁給你那個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個年頭你知道得有什麽樣的勇氣！這麽多年了，我跟著你們老呂家沾了半點勢利嗎？我隻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後來回了北京的同學現在有多少都當了專家、領導，成了高級知識分子了，可我還在那個小縣城裏守寡當臨時工。月月你可沒資格數落我……”
說著說著我媽眼圈紅了，我也紅了，我抱著我媽：“媽，我跟您一樣，要是真愛上一個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媽搖頭，擦淚，說：“那可不行，我受了這麽多年苦，我守著你爸，我對得起他。可我得讓老呂家的匪根兒有個了斷，得讓呂家的後代揚眉吐氣地做人，他們呂家的罪孽到我們這輩兒也贖到頭了，從你開始，也該苦盡甜來了。”
我說：“我不是已經上了大學，當了人民警察了嗎？說明現在出身問題根本不是問題了。”
媽說：“可你一個人在北京生活，總得有個好的依靠。小薛你覺得好不好，咱就不說他的家，你覺著他本人，靠得住嗎？”
我扭捏著說：“薛宇，我覺得人還是不錯。”
媽說：“人不錯，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媽來做主，就替你定了？”
我撒嬌：“媽，你急什麽，我餓死了，明天再說吧。”
媽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可明天沒能再說。那個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後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慶幸又睡了一個回籠覺。這一覺睡得我整個身心都舒展開了，一覺醒來仿佛什麽都是新的，心情平靜得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過，都沒有發生過。
上午十點鍾我才起床，站在院子裏的水池邊刷牙。晴朗無比的天空被擁擠的屋頂和槐樹的華蓋劃成一塊碧藍色的多邊形。太陽豔豔的，暖得恰到好處，風力一二級，輕輕柔柔。我媽在屋裏高聲問我上午還出去不出去，我滿嘴牙膏沫說當然出去，先去醫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廈買小提琴。我媽問我是否回來吃午飯，我說當然回來，今天中午吃什麽？我媽說那就還吃麵條吧，你吃炸醬的還吃打鹵的？我說當然都吃，一樣一碗。我媽說你的bp機響了，要不要我給你看看？我說當然當然，你查查是誰姓什麽。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樣故意漱得呱唧呱唧響。漱完口我就開始洗臉，我洗臉一向認真，也慢，慢洗得幹淨。我正洗著我媽已經看完我的bp機，在屋子裏大聲傳達給我：
“一個6一個c，是男的，姓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