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也就是期待，期待就是有希望，有希望的人就不會絕望。應該說，江南春雪在那段時間裏給予了天涯常客很大的希望，以至於雖然他遭到娃娃頭的冷遇，天涯常客居然還能安心寫作。繼續寫《有罪釋放》。
《有罪釋放》的主線是皖南農民企業家胡孝儒。2003年5月27日，胡孝儒一早起來就感覺要出事，但又實在想象不出能出什麽事。是收購工人療養院的事情出事？還是參與318國道改造的事情出事？最後，在助手姚根壽的提示下，竟然想到是不是兒子胡繼賢在澳大利亞要出事。正想著，電話響了。果然是一個陌生但又耳熟的年輕人打來的。難道是兒子的同學？胡孝儒感到天塌下來了。然而，年輕人並不是胡繼賢的同學，而是孫大午的兒子孫萌。孫萌告訴胡叔叔，他爸爸被抓起來了。直到此時，胡孝儒的不祥預感終於得到靈驗。小說也由此展開。為了讓故事生動，小說還專門安排胡孝儒專程去了徐水一趟，並且是帶著自己的法律顧問一起前往的，而法律顧問吳菁菁是個女孩，並且是個看上去蠻開放的女孩，因此，故事豐富了。小說的最後，是新任縣長範小青知道了胡孝儒與孫大午的關係，主動要求胡孝儒幫她聯係孫大午，目的是要借孫大午的知名度組建一個專門為農村民營企業解決貸款難的融資擔保公司。範縣長雄心勃勃，胡孝儒卻有苦說不出。因為，自從孫大午有罪釋放之後，居然一個電話也沒有給他的老戰友胡孝儒打來，而胡孝儒也是大企業家，皖南人的脾氣是不拿冷臉碰人家熱屁股，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好意思主動聯係孫大午。胡孝儒的助手姚根壽覺得孫大午不夠意思，其實是冤枉了他，孫大午是真實的人物，他怎麽可能主動與天涯常客小說中虛構的人物主動聯係呢？
天涯常客為自己的構思激動，所以寫起來比較上手。事實上，天涯常客寫哪部小說的時候都比較上手，因為他寫哪部小說的時候都比較激動，不激動他不會寫。著名文學理論家胡經之教授曾讓他的博士生黃玉蓉采訪過天涯常客，黃玉蓉問天涯常客：你寫小說列提綱嗎？天涯常客當時非常想說列提綱，因為如果說列提綱，就顯得正規一些，起碼對學院派來說可能更認同一些，但他還是對黃玉蓉說了實話，說不列提綱。事實上，天涯常客以前在寫科技論文和著作的時候是列提綱的，準確地說是列目錄，列目錄當然也可以理解是列提綱，起碼是“提綱中的提綱”，相當於提綱的二次方，也應該算“列提綱”，但是，他寫小說不列提綱，隻是構思，並且是反複構思，等他被自己構思的故事撩撥得激動了，他就開始寫，而且往往是一氣嗬成，就像他在長篇小說《從坡坡屋出來的女人》後記當中說的那樣，“小說有氣，一氣嗬成的氣，如果沒有氣，小說就不是寫出來的，而是硬造出來的。我不喜歡硬造出來的東西，喜歡一氣嗬成。自然，流暢，舒坦。”天涯常客因此就“發明”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寫小說主要靠激情，沒有激情，是寫不出好小說的。天涯常客還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論據，不是以他自己為論據，因為他自己作為論據隻能是正向論據，要想證明一個“理論”，還必須有反向論據。天涯常客的反向論據是：著名大學的文學學士、碩士甚至是博士，絕大多數並不能成為作家，要說文學理論，他們不懂嗎？肯定懂，起碼比天涯常客懂，比九月半和葉小舟懂。難道他們不愛好文學嗎？肯定愛好，如果不愛好，幹嗎報考這個專業？要是不愛好，怎麽能學得好？既然懂，並且愛好，為什麽還不能成為作家呢？天涯常客認為，主要是沒有激情，沒有一種被自己構思的故事煽動起來的激情和衝動，所以就寫不出來，即便寫出來，也是幹巴巴的，沒味道。因此，天涯常客的觀點與韓少功的觀點相反，他堅定地認為，文學創作既是理性的勞動，也是感性的勞動，並且更重要的是感性勞動，而不是像韓少功說的那樣主要是理性勞動。理性勞動的成果隻有“理趣”，而沒有“情趣”，而小說是供大家娛樂的，不是供人們做理論研究的，所以，小說寧可沒有“理趣”，也不能沒有“情趣”。
天涯常客甚至再次把自己的“理論”推廣，推廣到一切藝術創作都需要激情，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共同結果，並且主要是感性的結果。天涯常客的“理論”目前還沒有得到文學界的明確認可，但是已經得到音樂界的間接支持，因為《春天的故事》和《走進新時代》的作者蔣開儒就說：“現在人太懂得技巧了，大家都懂，所以，光憑技巧是寫不出好東西來的，一定要被什麽東西感動了，才能寫出好作品。”天涯常客認為蔣開儒的話就是對他“理論”的間接左證。現在，天涯常客就有激情，就想用小說的形式來表達，所以，他的創作就很上手。從理性上說，他想表達在社會轉型期，我們的法律法規建設是相對滯後的，因此造成許多荒唐的事情，比如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違法了，按照這部法規合法的事情，對照那部法規就違法了，從而說明法製建設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重要。從感性上說，他為孫大午鮮明的個性所感動，也被自己“卡基姆”的手法和構思的故事所激動，所以，這部題材沉重的小說竟然被他舉重若輕了。
天涯常客在創作《有罪釋放》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放下娃娃頭，事實上，他經常時不時地想起娃娃頭，因為畢竟，從理論上說，此時的娃娃頭是他的女朋友，並且是朝婚姻方向發展的女朋友，是他理論上的未婚妻。但是，創作的快感讓他變得豁達。天涯常客重新審視了自己和娃娃頭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未來發展的幾種可能性，並且努力讓自己接受其中任何一種可能的結果。如果娃娃頭這段時間確實是忙，忙得沒有時間和他聯係，而不是一時衝動才和他成為“朝著婚姻方向發展的女朋友”，比如哪一天他又突然接到娃娃頭的電話，電話中說：“我們明天結婚吧。”那麽當然是好結果，對於這樣的結果，天涯常客不需要任何心理準備就能接受。至於另一種可能的結果，就是娃娃頭真的就是一時衝動而才成為他理論上的“朝著婚姻方向發展的女朋友”，但是現在清醒過來了，後悔了，卻又不好意思自己把說出去的話吞回來，隻有通過現在這樣不斷地冷落來擺脫他，那麽當然是不好的結果，或者說是天涯常客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現在天涯常客要準備的，就是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來接受這樣的結果。
有江南春雪這個忽隱忽現的“影子女朋友”墊底，天涯常客竟然也想開了不少。想著作為作家，關鍵要出作品，不斷地出作品，不斷地出好作品，甚至是像華裔美國作家哈金最近說的那樣出偉大的作品，有朝一日真的成了賈平凹或餘秋雨了，還愁找不到老婆嗎？而如果自己不努力出好作品，不能成為賈平凹或餘秋雨這樣的大作家，那麽即便碰巧找到了一個像馬蘭那樣的知名美女做老婆，自己能配得上人家嗎？能維持長嗎？如果真能維持長，那要付多大的代價呀？有多累呀！
天涯常客突然發現問題的根本還是在自己。自己首先要做一個好人，然後才想著去找一個好老婆，如果自己算不上一個好人，即便找到了一個好老婆，也活受罪。
這麽想著，天涯常客就把阻力變成了動力，就近乎瘋狂地投入到創作當中。
但是，天涯常客沒有想到，《有罪釋放》還沒有完成，他和娃娃頭本來就不緊密的關係徹底斷了。
天涯常客和娃娃頭的關係徹底了斷源於一件事，一件大事。
那年秋天，深圳舉行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這是一件大事，不僅在深圳是大事，就是在全國，也可以說是一件大事情。
深圳舉辦文博會，表麵上看是一場商業活動，是受成功舉辦高交會的鼓舞，舉辦的又一個常設性的大型國際展覽會，但是，在天涯常客看來，並不這麽簡單，她至少還含有另外兩層含義。第一，她標誌著深圳主導經濟的全麵轉型，由建設特區之初的“三來一補”經濟為主逐步轉變成以金融、國際貿易、高新技術和文化產業的新“三加一”為主的新經濟，而展覽業兼顧貿易和文化兩業，理所當然屬於未來優先發展的主流經濟。這種轉變一開始可能是被迫的，因為隨著整個中國經濟全麵搞活開放，當初國家賦予深圳的一些特殊優勢已經不明顯，比如“三來一補”的加工型企業，既可以在深圳搞，也可以在東莞搞，甚至可以跑到長江三角洲搞，所以，深圳必須尋找新的出路，用官方的話說，就是要爭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但是，隨著幾年的摸索與實踐，現在這種行動已經變成主動行為了，因為實踐證明，新“三加一”經濟效益更好，更能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所以，以前被迫的轉變已經逐步變成自覺的行動了。第二，深圳文博會的舉辦還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從官方來說，當然與廣東要建立文化大省，深圳要“文化立市”的發展戰略有關，但是在天涯常客看來，與“文化平反”也脫不了幹係，因為深圳曾經一度被人稱為“文化沙漠”，要想“平反”，必須矯枉過正，搞得比其他地方更“文化”。比如在文博會之前，深滬兩市都搞了“百架鋼琴廣場音樂會”，由於上海搞了一百架鋼琴，深圳就硬是搞了兩百架鋼琴，盡管後來有專家評論說深圳的演奏人員平均水平不一定比上海的演奏者高，但起碼數量上占了優勢，顯得比上海“更文化”，現在，文博會也是“更文化”的又一種新體現。
天涯常客不打算袖手旁觀，他想參與。為了親身體驗也要積極參與。天涯常客自封自己是“深圳作家”，是專門寫深圳故事的，那麽，對這樣的大事情，尤其是關乎文化本身的大事情，當然不能放過。誰知道就是因為參加這個文博會，讓他跟娃娃頭的關係來了一個徹底地了斷。
《有罪釋放》的主線是皖南農民企業家胡孝儒。2003年5月27日，胡孝儒一早起來就感覺要出事，但又實在想象不出能出什麽事。是收購工人療養院的事情出事？還是參與318國道改造的事情出事？最後，在助手姚根壽的提示下，竟然想到是不是兒子胡繼賢在澳大利亞要出事。正想著，電話響了。果然是一個陌生但又耳熟的年輕人打來的。難道是兒子的同學？胡孝儒感到天塌下來了。然而，年輕人並不是胡繼賢的同學，而是孫大午的兒子孫萌。孫萌告訴胡叔叔，他爸爸被抓起來了。直到此時，胡孝儒的不祥預感終於得到靈驗。小說也由此展開。為了讓故事生動，小說還專門安排胡孝儒專程去了徐水一趟，並且是帶著自己的法律顧問一起前往的，而法律顧問吳菁菁是個女孩，並且是個看上去蠻開放的女孩，因此，故事豐富了。小說的最後，是新任縣長範小青知道了胡孝儒與孫大午的關係，主動要求胡孝儒幫她聯係孫大午，目的是要借孫大午的知名度組建一個專門為農村民營企業解決貸款難的融資擔保公司。範縣長雄心勃勃，胡孝儒卻有苦說不出。因為，自從孫大午有罪釋放之後，居然一個電話也沒有給他的老戰友胡孝儒打來，而胡孝儒也是大企業家，皖南人的脾氣是不拿冷臉碰人家熱屁股，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好意思主動聯係孫大午。胡孝儒的助手姚根壽覺得孫大午不夠意思，其實是冤枉了他，孫大午是真實的人物，他怎麽可能主動與天涯常客小說中虛構的人物主動聯係呢？
天涯常客為自己的構思激動，所以寫起來比較上手。事實上，天涯常客寫哪部小說的時候都比較上手，因為他寫哪部小說的時候都比較激動，不激動他不會寫。著名文學理論家胡經之教授曾讓他的博士生黃玉蓉采訪過天涯常客，黃玉蓉問天涯常客：你寫小說列提綱嗎？天涯常客當時非常想說列提綱，因為如果說列提綱，就顯得正規一些，起碼對學院派來說可能更認同一些，但他還是對黃玉蓉說了實話，說不列提綱。事實上，天涯常客以前在寫科技論文和著作的時候是列提綱的，準確地說是列目錄，列目錄當然也可以理解是列提綱，起碼是“提綱中的提綱”，相當於提綱的二次方，也應該算“列提綱”，但是，他寫小說不列提綱，隻是構思，並且是反複構思，等他被自己構思的故事撩撥得激動了，他就開始寫，而且往往是一氣嗬成，就像他在長篇小說《從坡坡屋出來的女人》後記當中說的那樣，“小說有氣，一氣嗬成的氣，如果沒有氣，小說就不是寫出來的，而是硬造出來的。我不喜歡硬造出來的東西，喜歡一氣嗬成。自然，流暢，舒坦。”天涯常客因此就“發明”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寫小說主要靠激情，沒有激情，是寫不出好小說的。天涯常客還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論據，不是以他自己為論據，因為他自己作為論據隻能是正向論據，要想證明一個“理論”，還必須有反向論據。天涯常客的反向論據是：著名大學的文學學士、碩士甚至是博士，絕大多數並不能成為作家，要說文學理論，他們不懂嗎？肯定懂，起碼比天涯常客懂，比九月半和葉小舟懂。難道他們不愛好文學嗎？肯定愛好，如果不愛好，幹嗎報考這個專業？要是不愛好，怎麽能學得好？既然懂，並且愛好，為什麽還不能成為作家呢？天涯常客認為，主要是沒有激情，沒有一種被自己構思的故事煽動起來的激情和衝動，所以就寫不出來，即便寫出來，也是幹巴巴的，沒味道。因此，天涯常客的觀點與韓少功的觀點相反，他堅定地認為，文學創作既是理性的勞動，也是感性的勞動，並且更重要的是感性勞動，而不是像韓少功說的那樣主要是理性勞動。理性勞動的成果隻有“理趣”，而沒有“情趣”，而小說是供大家娛樂的，不是供人們做理論研究的，所以，小說寧可沒有“理趣”，也不能沒有“情趣”。
天涯常客甚至再次把自己的“理論”推廣，推廣到一切藝術創作都需要激情，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共同結果，並且主要是感性的結果。天涯常客的“理論”目前還沒有得到文學界的明確認可，但是已經得到音樂界的間接支持，因為《春天的故事》和《走進新時代》的作者蔣開儒就說：“現在人太懂得技巧了，大家都懂，所以，光憑技巧是寫不出好東西來的，一定要被什麽東西感動了，才能寫出好作品。”天涯常客認為蔣開儒的話就是對他“理論”的間接左證。現在，天涯常客就有激情，就想用小說的形式來表達，所以，他的創作就很上手。從理性上說，他想表達在社會轉型期，我們的法律法規建設是相對滯後的，因此造成許多荒唐的事情，比如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違法了，按照這部法規合法的事情，對照那部法規就違法了，從而說明法製建設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重要。從感性上說，他為孫大午鮮明的個性所感動，也被自己“卡基姆”的手法和構思的故事所激動，所以，這部題材沉重的小說竟然被他舉重若輕了。
天涯常客在創作《有罪釋放》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放下娃娃頭，事實上，他經常時不時地想起娃娃頭，因為畢竟，從理論上說，此時的娃娃頭是他的女朋友，並且是朝婚姻方向發展的女朋友，是他理論上的未婚妻。但是，創作的快感讓他變得豁達。天涯常客重新審視了自己和娃娃頭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未來發展的幾種可能性，並且努力讓自己接受其中任何一種可能的結果。如果娃娃頭這段時間確實是忙，忙得沒有時間和他聯係，而不是一時衝動才和他成為“朝著婚姻方向發展的女朋友”，比如哪一天他又突然接到娃娃頭的電話，電話中說：“我們明天結婚吧。”那麽當然是好結果，對於這樣的結果，天涯常客不需要任何心理準備就能接受。至於另一種可能的結果，就是娃娃頭真的就是一時衝動而才成為他理論上的“朝著婚姻方向發展的女朋友”，但是現在清醒過來了，後悔了，卻又不好意思自己把說出去的話吞回來，隻有通過現在這樣不斷地冷落來擺脫他，那麽當然是不好的結果，或者說是天涯常客不願意看到的結果。現在天涯常客要準備的，就是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來接受這樣的結果。
有江南春雪這個忽隱忽現的“影子女朋友”墊底，天涯常客竟然也想開了不少。想著作為作家，關鍵要出作品，不斷地出作品，不斷地出好作品，甚至是像華裔美國作家哈金最近說的那樣出偉大的作品，有朝一日真的成了賈平凹或餘秋雨了，還愁找不到老婆嗎？而如果自己不努力出好作品，不能成為賈平凹或餘秋雨這樣的大作家，那麽即便碰巧找到了一個像馬蘭那樣的知名美女做老婆，自己能配得上人家嗎？能維持長嗎？如果真能維持長，那要付多大的代價呀？有多累呀！
天涯常客突然發現問題的根本還是在自己。自己首先要做一個好人，然後才想著去找一個好老婆，如果自己算不上一個好人，即便找到了一個好老婆，也活受罪。
這麽想著，天涯常客就把阻力變成了動力，就近乎瘋狂地投入到創作當中。
但是，天涯常客沒有想到，《有罪釋放》還沒有完成，他和娃娃頭本來就不緊密的關係徹底斷了。
天涯常客和娃娃頭的關係徹底了斷源於一件事，一件大事。
那年秋天，深圳舉行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這是一件大事，不僅在深圳是大事，就是在全國，也可以說是一件大事情。
深圳舉辦文博會，表麵上看是一場商業活動，是受成功舉辦高交會的鼓舞，舉辦的又一個常設性的大型國際展覽會，但是，在天涯常客看來，並不這麽簡單，她至少還含有另外兩層含義。第一，她標誌著深圳主導經濟的全麵轉型，由建設特區之初的“三來一補”經濟為主逐步轉變成以金融、國際貿易、高新技術和文化產業的新“三加一”為主的新經濟，而展覽業兼顧貿易和文化兩業，理所當然屬於未來優先發展的主流經濟。這種轉變一開始可能是被迫的，因為隨著整個中國經濟全麵搞活開放，當初國家賦予深圳的一些特殊優勢已經不明顯，比如“三來一補”的加工型企業，既可以在深圳搞，也可以在東莞搞，甚至可以跑到長江三角洲搞，所以，深圳必須尋找新的出路，用官方的話說，就是要爭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但是，隨著幾年的摸索與實踐，現在這種行動已經變成主動行為了，因為實踐證明，新“三加一”經濟效益更好，更能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所以，以前被迫的轉變已經逐步變成自覺的行動了。第二，深圳文博會的舉辦還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從官方來說，當然與廣東要建立文化大省，深圳要“文化立市”的發展戰略有關，但是在天涯常客看來，與“文化平反”也脫不了幹係，因為深圳曾經一度被人稱為“文化沙漠”，要想“平反”，必須矯枉過正，搞得比其他地方更“文化”。比如在文博會之前，深滬兩市都搞了“百架鋼琴廣場音樂會”，由於上海搞了一百架鋼琴，深圳就硬是搞了兩百架鋼琴，盡管後來有專家評論說深圳的演奏人員平均水平不一定比上海的演奏者高，但起碼數量上占了優勢，顯得比上海“更文化”，現在，文博會也是“更文化”的又一種新體現。
天涯常客不打算袖手旁觀，他想參與。為了親身體驗也要積極參與。天涯常客自封自己是“深圳作家”，是專門寫深圳故事的，那麽，對這樣的大事情，尤其是關乎文化本身的大事情，當然不能放過。誰知道就是因為參加這個文博會，讓他跟娃娃頭的關係來了一個徹底地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