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貴州的畢節正式聽人介紹曾柳英的。
為了避開春節高峰，我特意選擇節後自駕遊。目標很明確，貴州。這些年深圳對口支援貴州，搞得貴州像是深圳的親戚了，每年都有誌願者去那裏，我自駕遊去貴州，自然也有一種走親戚的感覺，比“幹遊”好。
順便說一下，我是自由作家，無所謂春節大假，犯不著趕旅遊高峰湊熱鬧。
大約是不用趕時間的緣故，一路順暢，沒有聽說得那麽可怕，既沒有遇見高山險阻，也沒有遭遇車匪路霸，比我想象得順利。但是也有遺憾，就是差不多斜穿整個貴州省了，一路上居然還沒有碰到一個從深圳來的誌願者，那心情就像是千裏迢迢來探親戚，居然發現親戚早已搬走了一般。
車到畢節，出了一點小毛病，遠燈不亮了，不敢走黑路。我決定小修一下，也順便找當地宣傳部門打探打探，問問他們怎樣才能找見深圳來的自願者。
對於自由作家來說，宣傳部就當是娘家了。
接待我的同誌姓吳，明顯不是部長，我就稱他科長，他果然也答應了。我出示自己的作家證（其實是職稱證書），說明來意，說想見見在當地工作的深圳誌願者。
老吳很熱情，但是表示愛莫能助。
“為什麽？”我問。
“上不去。”老吳說。說得很肯定。說凡是誌願者工作的地方，汽車基本上都上不去。
“那麽我步行呢？”
老吳想了想，似乎很為難，最後說：“也不成。要走兩天的山路，你自己根本摸不到，我們也抽不出人陪你。”
我一聽，明白了，明白這一路為什麽沒有碰見一個深圳誌願者了，敢情這誌願者並不是在大馬路邊上扶貧，而是專門選擇大山溝裏麵了？
我知道不可能去見他們了。別說吳科長他們抽不出人送我，就是能抽出人來，我也不好意思呀。憑什麽？連張介紹信都沒有，就憑我一時心血來潮想“走親戚”，就耽誤人家來回四天時間？再說，本來就是自駕遊，順便看看“親戚”可以，要我把車子存在畢節，自己步行幾天山路去看一下深圳來的誌願者，還真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老吳見我失望，就想安慰我，說請我吃飯。不，是說請我喝酒。
“我請你。”我說。
“還是我請你。你到我們這裏來的嘛。”老吳說。說得很真誠。
我們相互客氣一番，最後的結果是老吳請我吃飯，我請他喝酒。因為我車上帶著酒，罐裝的深圳啤酒，本打算與深圳來的誌願者一起享用的，現在誌願者沒有見到，一個人開車也不敢多喝，請老吳也算是為深圳帶來的啤酒找到了正當的出路。
這酒沒有白喝。正是那次喝酒，老吳對我談起了曾柳英。
三罐酒下肚，老吳告訴我，他正在讀中央黨校的在職研究生，深圳的曾柳英成了他研究的對象。
我看著他，疑惑。曾柳英我知道，聽說過，印象中是沙井愛心一族的發起人，一個土生土長的深圳老太太，但我知道得不是很詳細，更沒想到她能成為內地邊遠地區一個在職研究生的研究對象。
“你認識她？”我問。
“認識，”老吳說，“她到我們這裏搞過扶貧。”
這話我信，但是，這也不能成為他研究的理由呀。
我等著老吳的解釋。
“導師對這個課題也很有興趣。”老吳說。
他這樣一說，我更糊塗了。曾柳英總不會跑到北京去扶貧吧？
又一罐啤酒下去，老吳說話更加無所顧及了。
“你知道嗎？”老吳說，“她是黨員，老黨員。但是她信佛。”
我大腦裏麵一閃，馬上就感覺到了亮點。敏感地意識到這還真是一個新課題，值得探究。
喝酒之後的老吳比沒有喝酒之前思維活躍，而且變得健談。他告訴我，他的導師，中央黨校那個著名教授說了，說黨建理論也是在不斷發展的，要實事求是研究新問題，比如黨員可以不可以信佛的問題，或者說信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入黨的問題，就可以探討。老吳說他和導師都認為入黨和信佛並不一定是對立的，至少在深圳曾柳英這裏就沒有對立，相反，在曾柳英這裏還是統一的，統一到為大眾做好事這一點上來。並說如果每個人都能像曾柳英這樣菩薩心腸地做好事，做善事，我們這個社會自然和諧了。
老吳那天還說了很多，包括讓我回深圳之後一定要替他去看看曾柳英，還說他論文寫好之後請我看看等等。我雖然喝了酒，並且喝得不少，所以沒能把他說的全部記下來，但是，這兩條還是記住了，並且記得我當時滿口答應，說沒問題，還說歡迎他和他的導師來深圳考察指導一類的客套話，仿佛我搖身一變成了深圳的某級領導，可以代表深圳有關方麵歡迎他們一樣。
出於遵守承諾，也出於好奇，回到深圳，我暫時擱置原來的創作計劃，先去沙井。
按照慣例，我要先去鎮委，找鎮委宣傳部。對了，沙井過去是鎮，去年實行農村城市化之後，深圳沒有農村了，鎮政府變成街道辦事處，鎮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員會，但不管名稱怎麽變，宣傳部沒有變，部長沒有變，還是賴部長，我們認識，去年在萬豐村搞一個活動時候認識的。
我去過沙井，但隻去過萬豐村，沒有去鎮政府，也就是沒有去過現在的沙井街道辦事處。事實上，沙井街道辦事處比我想象得遠，我以為辦事處就在107國道旁邊，其實離國道蠻遠，萬豐都過了，還沒有到。我一路開車一路注意路邊的指示牌，結果鎮政府或街道辦的指示牌沒有看見，卻看見“愛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異地他鄉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想，難道這就是曾柳英的那個愛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說。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並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蠻精神，不顯老。而且當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媽媽，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個“英姑”，太準確了！英姿颯爽的樣子，比稱呼“奶奶”或“媽媽”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為更直接而更準確，眼前的這個曾柳英，明顯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記者或作家筆下的“曾大媽”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愛心媽媽”。
入鄉隨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計劃，我隻跟英姑談兩個問題。一是問她是怎麽想起來做好事的，二是問她怎麽入黨的。這樣安排既可以讓我避開其他文化人詢問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對貴州畢節市委宣傳部的老吳同誌有個交代，算是沒有辜負朋友之托吧。
英姑顯然是第一次接受我這樣的訪問，不太習慣，不知道怎麽說，不曉得從哪裏說起。
為了避開春節高峰，我特意選擇節後自駕遊。目標很明確，貴州。這些年深圳對口支援貴州，搞得貴州像是深圳的親戚了，每年都有誌願者去那裏，我自駕遊去貴州，自然也有一種走親戚的感覺，比“幹遊”好。
順便說一下，我是自由作家，無所謂春節大假，犯不著趕旅遊高峰湊熱鬧。
大約是不用趕時間的緣故，一路順暢，沒有聽說得那麽可怕，既沒有遇見高山險阻，也沒有遭遇車匪路霸，比我想象得順利。但是也有遺憾，就是差不多斜穿整個貴州省了，一路上居然還沒有碰到一個從深圳來的誌願者，那心情就像是千裏迢迢來探親戚，居然發現親戚早已搬走了一般。
車到畢節，出了一點小毛病，遠燈不亮了，不敢走黑路。我決定小修一下，也順便找當地宣傳部門打探打探，問問他們怎樣才能找見深圳來的自願者。
對於自由作家來說，宣傳部就當是娘家了。
接待我的同誌姓吳，明顯不是部長，我就稱他科長，他果然也答應了。我出示自己的作家證（其實是職稱證書），說明來意，說想見見在當地工作的深圳誌願者。
老吳很熱情，但是表示愛莫能助。
“為什麽？”我問。
“上不去。”老吳說。說得很肯定。說凡是誌願者工作的地方，汽車基本上都上不去。
“那麽我步行呢？”
老吳想了想，似乎很為難，最後說：“也不成。要走兩天的山路，你自己根本摸不到，我們也抽不出人陪你。”
我一聽，明白了，明白這一路為什麽沒有碰見一個深圳誌願者了，敢情這誌願者並不是在大馬路邊上扶貧，而是專門選擇大山溝裏麵了？
我知道不可能去見他們了。別說吳科長他們抽不出人送我，就是能抽出人來，我也不好意思呀。憑什麽？連張介紹信都沒有，就憑我一時心血來潮想“走親戚”，就耽誤人家來回四天時間？再說，本來就是自駕遊，順便看看“親戚”可以，要我把車子存在畢節，自己步行幾天山路去看一下深圳來的誌願者，還真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老吳見我失望，就想安慰我，說請我吃飯。不，是說請我喝酒。
“我請你。”我說。
“還是我請你。你到我們這裏來的嘛。”老吳說。說得很真誠。
我們相互客氣一番，最後的結果是老吳請我吃飯，我請他喝酒。因為我車上帶著酒，罐裝的深圳啤酒，本打算與深圳來的誌願者一起享用的，現在誌願者沒有見到，一個人開車也不敢多喝，請老吳也算是為深圳帶來的啤酒找到了正當的出路。
這酒沒有白喝。正是那次喝酒，老吳對我談起了曾柳英。
三罐酒下肚，老吳告訴我，他正在讀中央黨校的在職研究生，深圳的曾柳英成了他研究的對象。
我看著他，疑惑。曾柳英我知道，聽說過，印象中是沙井愛心一族的發起人，一個土生土長的深圳老太太，但我知道得不是很詳細，更沒想到她能成為內地邊遠地區一個在職研究生的研究對象。
“你認識她？”我問。
“認識，”老吳說，“她到我們這裏搞過扶貧。”
這話我信，但是，這也不能成為他研究的理由呀。
我等著老吳的解釋。
“導師對這個課題也很有興趣。”老吳說。
他這樣一說，我更糊塗了。曾柳英總不會跑到北京去扶貧吧？
又一罐啤酒下去，老吳說話更加無所顧及了。
“你知道嗎？”老吳說，“她是黨員，老黨員。但是她信佛。”
我大腦裏麵一閃，馬上就感覺到了亮點。敏感地意識到這還真是一個新課題，值得探究。
喝酒之後的老吳比沒有喝酒之前思維活躍，而且變得健談。他告訴我，他的導師，中央黨校那個著名教授說了，說黨建理論也是在不斷發展的，要實事求是研究新問題，比如黨員可以不可以信佛的問題，或者說信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入黨的問題，就可以探討。老吳說他和導師都認為入黨和信佛並不一定是對立的，至少在深圳曾柳英這裏就沒有對立，相反，在曾柳英這裏還是統一的，統一到為大眾做好事這一點上來。並說如果每個人都能像曾柳英這樣菩薩心腸地做好事，做善事，我們這個社會自然和諧了。
老吳那天還說了很多，包括讓我回深圳之後一定要替他去看看曾柳英，還說他論文寫好之後請我看看等等。我雖然喝了酒，並且喝得不少，所以沒能把他說的全部記下來，但是，這兩條還是記住了，並且記得我當時滿口答應，說沒問題，還說歡迎他和他的導師來深圳考察指導一類的客套話，仿佛我搖身一變成了深圳的某級領導，可以代表深圳有關方麵歡迎他們一樣。
出於遵守承諾，也出於好奇，回到深圳，我暫時擱置原來的創作計劃，先去沙井。
按照慣例，我要先去鎮委，找鎮委宣傳部。對了，沙井過去是鎮，去年實行農村城市化之後，深圳沒有農村了，鎮政府變成街道辦事處，鎮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員會，但不管名稱怎麽變，宣傳部沒有變，部長沒有變，還是賴部長，我們認識，去年在萬豐村搞一個活動時候認識的。
我去過沙井，但隻去過萬豐村，沒有去鎮政府，也就是沒有去過現在的沙井街道辦事處。事實上，沙井街道辦事處比我想象得遠，我以為辦事處就在107國道旁邊，其實離國道蠻遠，萬豐都過了，還沒有到。我一路開車一路注意路邊的指示牌，結果鎮政府或街道辦的指示牌沒有看見，卻看見“愛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異地他鄉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想，難道這就是曾柳英的那個愛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說。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並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蠻精神，不顯老。而且當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媽媽，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個“英姑”，太準確了！英姿颯爽的樣子，比稱呼“奶奶”或“媽媽”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為更直接而更準確，眼前的這個曾柳英，明顯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記者或作家筆下的“曾大媽”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愛心媽媽”。
入鄉隨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計劃，我隻跟英姑談兩個問題。一是問她是怎麽想起來做好事的，二是問她怎麽入黨的。這樣安排既可以讓我避開其他文化人詢問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對貴州畢節市委宣傳部的老吳同誌有個交代，算是沒有辜負朋友之托吧。
英姑顯然是第一次接受我這樣的訪問，不太習慣，不知道怎麽說，不曉得從哪裏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