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啟發她。問：“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做好事的？”
我這樣一問，她就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準確。
“1964年。”英姑說。
“那時候你多大？”我問。
“17。”英姑說。
英姑告訴我，那時候國家還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給她的感覺是天天有人生孩子，而且那時候醫療條件有限，基本上就是在家裏生，經常出現“一死兩命”的情況，就是母子雙亡的情況，於是，大隊書記就找她談話，說她初中畢業，有文化，人也靈光，想讓她當接生員。
“你願意了嗎？”我問。
“不願意，”英姑說，“不敢。自己還是個小姑娘，什麽都不懂，害怕，哪敢做這個呀。”
“後來呢？”我又問。
“後來書記做工作，說這是為人民服務。”
“你願意了？”
“還沒有，”英姑說，“還是不敢。”
“再後來呢？”
“再後來書記又做了我媽的工作，我媽讓我去了。”
“你媽怎麽說？”我問。
“媽媽說這是做善事，應該去。為了不再發生‘一死兩命’，應該去。”
“所以你就去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媽媽是黨員嗎？”我問。
“不是，”英姑說，說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我媽媽吃齋信佛。”
“她對你的成長有影響嗎？”我問。
“有影響，影響很大。”英姑說。說得很肯定。
英姑告訴我，她生於1947年農曆2月19，媽媽說這天正好是觀音菩薩的生日，所以從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說媽媽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農民去地主家分東西，別人都要衣服要家具要農具要牲口，隻有她媽媽抱回來一尊觀音菩薩。那時候英姑剛剛記事，好像是第一次這麽清楚地記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別深。
英姑還說她媽媽就總喜歡做善事。新政府剛剛成立的時候，沒有人做飯，她媽媽就主動去幫著當時叫做“寶四區”的政府做飯。
“你什麽時候入黨的？”我問。
“1966年。”英姑說。
英姑告訴我，經大隊書記和她媽媽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畢業的曾柳英成了當時被叫做上星大隊的義務接生員。由於工作努力，後來被派到沙井醫院學習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員。1965年，由於她工作態度好，技術精，親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於是，被推舉擔任大隊婦女主任兼團支部書記，次年，英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一年，曾柳英剛剛19歲。
“那你差不多有40年黨齡了？”我說。
英姑笑，像是聽了表揚不好意思地笑。
“你媽媽支持你入黨嗎？”我問。繞著問。
“支持，”英姑說，“媽媽講共產黨都是菩薩心腸，阿彌陀佛，盡做善事，跟他們吃齋念佛的一樣，這樣的黨應該參加。”
在後來的采訪中，曾柳英對我說，這輩子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當時介紹她入黨的上星大隊黨支部書記，另一個是她的媽媽。如果不是受媽媽的影響，那麽她就不會從小熱衷於做善事，做好事，不計較個人得失，那麽她就有可能是另外一個人。而如果不是大隊書記，她就隻能是一個善良的農村鄉鎮婦女，不可能從事在當時非常有實際意義的接生員工作，更不可能成為大隊婦女主任和團支部書記，當然也就不可能那麽小小年紀就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英姑說，如果那樣，那麽她就隻能在小範圍做一些小的善事，而不可能在那麽大的範圍做那麽大的善事。英姑自豪地告訴我，現在他們這裏四十歲左右的人很多都是她親手接生的，積德呀。
我想了想，還是決定問一個敏感一點的問題。
我問：“你覺得入黨和不入黨對你做善事做好事有影響嗎？”
“有影響。”英姑回答。
“不都是做好事嗎，有什麽影響？”我問。明知故問，就像水鈞益對接受他采訪的外國元首提問一樣。
“那不一樣，”英姑說，“沒有入黨，我隻想著潔身自好，自己做好事，行善積德。入黨了，我就不能光想著自己了，就不僅僅是潔身自好了，就有了一種責任了，就想著維護黨的形象，就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做更多的好事，就要團結一批人，影響一批人，帶領一批人共同做好事，大家一起構建和諧社會。”
我聽了一愣，沒想到“和諧社會”這麽新鮮的流行詞她都會說。可見，英姑不是簡單的做好事和行善積德，而確實是非常關心時事，確實是按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在要求自己。
我這樣一問，她就好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準確。
“1964年。”英姑說。
“那時候你多大？”我問。
“17。”英姑說。
英姑告訴我，那時候國家還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給她的感覺是天天有人生孩子，而且那時候醫療條件有限，基本上就是在家裏生，經常出現“一死兩命”的情況，就是母子雙亡的情況，於是，大隊書記就找她談話，說她初中畢業，有文化，人也靈光，想讓她當接生員。
“你願意了嗎？”我問。
“不願意，”英姑說，“不敢。自己還是個小姑娘，什麽都不懂，害怕，哪敢做這個呀。”
“後來呢？”我又問。
“後來書記做工作，說這是為人民服務。”
“你願意了？”
“還沒有，”英姑說，“還是不敢。”
“再後來呢？”
“再後來書記又做了我媽的工作，我媽讓我去了。”
“你媽怎麽說？”我問。
“媽媽說這是做善事，應該去。為了不再發生‘一死兩命’，應該去。”
“所以你就去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
“你媽媽是黨員嗎？”我問。
“不是，”英姑說，說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我媽媽吃齋信佛。”
“她對你的成長有影響嗎？”我問。
“有影響，影響很大。”英姑說。說得很肯定。
英姑告訴我，她生於1947年農曆2月19，媽媽說這天正好是觀音菩薩的生日，所以從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說媽媽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農民去地主家分東西，別人都要衣服要家具要農具要牲口，隻有她媽媽抱回來一尊觀音菩薩。那時候英姑剛剛記事，好像是第一次這麽清楚地記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別深。
英姑還說她媽媽就總喜歡做善事。新政府剛剛成立的時候，沒有人做飯，她媽媽就主動去幫著當時叫做“寶四區”的政府做飯。
“你什麽時候入黨的？”我問。
“1966年。”英姑說。
英姑告訴我，經大隊書記和她媽媽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畢業的曾柳英成了當時被叫做上星大隊的義務接生員。由於工作努力，後來被派到沙井醫院學習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員。1965年，由於她工作態度好，技術精，親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於是，被推舉擔任大隊婦女主任兼團支部書記，次年，英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一年，曾柳英剛剛19歲。
“那你差不多有40年黨齡了？”我說。
英姑笑，像是聽了表揚不好意思地笑。
“你媽媽支持你入黨嗎？”我問。繞著問。
“支持，”英姑說，“媽媽講共產黨都是菩薩心腸，阿彌陀佛，盡做善事，跟他們吃齋念佛的一樣，這樣的黨應該參加。”
在後來的采訪中，曾柳英對我說，這輩子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當時介紹她入黨的上星大隊黨支部書記，另一個是她的媽媽。如果不是受媽媽的影響，那麽她就不會從小熱衷於做善事，做好事，不計較個人得失，那麽她就有可能是另外一個人。而如果不是大隊書記，她就隻能是一個善良的農村鄉鎮婦女，不可能從事在當時非常有實際意義的接生員工作，更不可能成為大隊婦女主任和團支部書記，當然也就不可能那麽小小年紀就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英姑說，如果那樣，那麽她就隻能在小範圍做一些小的善事，而不可能在那麽大的範圍做那麽大的善事。英姑自豪地告訴我，現在他們這裏四十歲左右的人很多都是她親手接生的，積德呀。
我想了想，還是決定問一個敏感一點的問題。
我問：“你覺得入黨和不入黨對你做善事做好事有影響嗎？”
“有影響。”英姑回答。
“不都是做好事嗎，有什麽影響？”我問。明知故問，就像水鈞益對接受他采訪的外國元首提問一樣。
“那不一樣，”英姑說，“沒有入黨，我隻想著潔身自好，自己做好事，行善積德。入黨了，我就不能光想著自己了，就不僅僅是潔身自好了，就有了一種責任了，就想著維護黨的形象，就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做更多的好事，就要團結一批人，影響一批人，帶領一批人共同做好事，大家一起構建和諧社會。”
我聽了一愣，沒想到“和諧社會”這麽新鮮的流行詞她都會說。可見，英姑不是簡單的做好事和行善積德，而確實是非常關心時事，確實是按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在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