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英姑不僅是這麽說的，也確實是這麽做的。
1995年春節，一群年輕人在英姑家裏玩，無意當中說到現在生活無聊，下班之後不是打麻將就是瞎胡鬧，甚至還有想嚐試吃搖頭丸的。英姑聽了之後沒有大驚小怪，也沒有批評說教，而是說她自己正好要去敬老院慰問老人，不如我們一起去吧。年輕人想著反正也沒有什麽事，說去就去，並且一路相互邀著，總共去了13個人。從敬老院出來後，大家感覺這一天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充實，心情都特別愉快。英姑趁熱打鐵，因勢利導，說不如我們把這個活動長期堅持下去，肯定比打麻將和瞎胡鬧有意義。英姑的倡議立刻得到年輕人的讚同。或許這種讚同並不認真，就是說說而已，沒想到英姑當真了，此後每逢周末，還真張羅著年輕人一起去看望村裏的孤寡老人，去敬老院做好事。剛開始年輕人是挨不過麵子，被動地跟了去，後來發現做好事確實讓人充實，也讓人心情愉快，甚至還受人尊敬，於是，原本被動的行為也慢慢變成自覺的行動，並且隊伍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名揚全國的深圳沙井“愛心一族”。
“愛心一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英姑了解到原新橋搬運站的18名退休職工竟然10多年沒有領到退休金，她主動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寫信、走訪、整理材料、四處奔波，搞得像她自己的事，終於趕在1997年春節之前為這18名老職工爭取到了退休金。很多退休職工和家屬老淚縱橫，一手捧著退休金，一手拉著英姑的手，千恩萬謝。英姑卻說：“不要感謝我，要感謝共產黨。”
英姑對我說，她講的是真話，要不是共產黨，憑她一個人，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給老職工補發退休金。
1997年5月5日，一家媒體刊登了一篇“救救小雪琴”的報道，講述廣東省廣寧縣南街村新城小學五年級學生高雪琴患腦瘤無錢醫治，生命垂危，急需社會各界捐款救助的消息。看到這篇報道，英姑向鎮領導匯報並得到支持後，立刻聯合團鎮委等部門，發動“愛心一族”的會員和共青團員自願捐款，一下子籌集了一萬七千多塊錢，並與“愛心一族”的幾個成員一起，驅車200多公裏，親自把愛心送到高雪琴的家裏。
1997年7月，英姑又了解到一個情況，當地有一個殘疾人黃瑞球家裏困難，住房破舊不堪，沒有床鋪和桌子，兩個孩子連個讀書寫字的地方都沒有。英姑二話沒說，立刻帶著20多名“愛心一族”的會員自帶用具趕到黃瑞球的家，幫著打掃衛生，又捐款5000元，進行房屋維修和添置家具，讓黃瑞球和他的兩個孩子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1998年，榮根小學四年級學生王靜儀不幸患上了白血病，沒錢救治，英姑知道情況後，馬上聯係鎮婦聯和團委，連續幾天組織“義賣一條街”，總共為小靜儀籌集捐款40多萬元，挽救了一條正在成長中的生命。
當年秋天，英姑還組織“愛心一族”搞了一次別開生麵的“扶貧旅遊”，一路訪貧問苦，捐錢捐物，當他們來到廣寧京溪村的時候，看到小學校舍破舊危險，大家當場捐款幫助修繕。英姑和愛心一族的善舉深深打動了當地村民，他們說深圳來的人都為我們出錢出力，我們好意思坐享其成嗎？於是，在英姑和她的“愛心一族”感召下，當地村民不甘落後，發奮圖強，決心自己改變家鄉的麵貌，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使村裏的麵貌煥然一新。年輕的村支書對我說：“你們深圳的曾柳英不但物質扶貧，而且還精神扶貧。”聽得我都覺得臉上有光。
2002年2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災襲擊了新疆、內蒙自治區。這場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災給當地群眾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電視畫麵上，人們看到災區積雪深達數米，房屋被壓垮，牲畜被凍死，通往災區的公路被大雪封鎖，無法通行，失去家園的災民站在雪地裏，望著凍死的牲畜，一籌莫展。英姑從新聞報道裏得知了相關消息後，立即召集愛心一族理事會開會，在取得鎮上領導的同意後，他們聯合深圳市紅十字會，在沙井鎮舉辦“雪中送情，春滿人間”為災區人民募捐的活動。共籌集了現金33萬元和6個集裝箱的衣物。英姑一行5人組成慰問團，帶著募集來的現金和衣物，遠赴內蒙慰問災民。30萬元用於建設兩所“沙井愛心學校”，3萬元用來資助因家庭困難而失學的貧困孩子和貧而守誌的災區老師。
10年來，據不完全統計，曾柳英帶領她的“愛心一族”做好事上萬件，救助殘疾人和貧困人士200多名，為災區、老區、貧困地區捐款超過500萬。目前，曾柳英的“愛心一族”已經由最初的十幾個人發展到今天5500多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已經富裕起來的沙井本地人，他們加入“愛心一族”的目的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就是為了精神充實。用英姑的話說，就是做善事，因為做善事讓人精神愉快和充實，還能得到別人的尊敬，對於已經富起來的人來說，愉快、充實、受尊敬不就是他們最需要的嗎？後來在市文聯的一次會議上，我把英姑的講話給大家學著說了，大家反映熱烈，都讚同英姑的說法，說目前深圳富裕起來的人越來越多，如何滿足已經富裕起來的人的精神需要非常值得研究，曾柳英的“愛心一族”或許能夠成為一種模式，一種已經富裕起來的人追求精神充實的新模式。這種模式既幫助了別人，也充實了自己，對構築和諧社會有利。
采訪結束，我和英姑同桌吃飯。發現一個秘密：英姑隻吃素。
從沙井回來，我很興奮，第一件事情就是給老吳打電話。大約是太興奮的緣故，竟然忘記了禮貌，沒有再喊他“科長”，而是直接稱“老吳”。
我把情況說了。說得比較詳細，連曾柳英在當地其實被人稱為“英姑”，而不是“愛心媽媽”，以及土改那年她媽媽從地主家抱回一尊觀音菩薩這樣的細節都說了。
老吳聽得很認真，不時地哼一下或喔一下，像是怕我寂寞，來點小喝彩。
我自認為自己說話比較有條理，再複雜的問題，經我的嘴巴也能說清楚，況且曾柳英的事跡並不複雜，也不需要加工，有什麽說什麽，所以，很快就說完了。
“完了？”老吳問。仿佛他還沒有聽夠。
“完了。”我說。聲音不如開始說的時候有彈性，因為我沒有聽到實在的喝彩聲。比如“辛苦了”、“謝謝”、“太好了”、“你了解得很仔細”或者“你說得很清楚”之類，相反，按照老吳的問法，好像我還有什麽地方沒有說到位一樣。
我立刻調整自己心理，調整的方式是往好處想，不要往壞處想，想著可能是我講得太精彩了，所以他還沒有聽過癮，想繼續聽，就好比一個歌唱家的演唱太精彩了，以至於演唱完了之後，觀眾竟然忘記鼓掌一樣。
盡管心裏這麽想，但是嘴巴卻說：“你還有什麽問題嗎？”
“啊，噢，這個……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麽程度。比如隻是心裏信，還是直接加入佛教協會，參加法事活動等等。”
“這個……好像沒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氣，因為我根本沒有問英姑這個問題，所以不敢肯定。
“這個很重要嗎？”我問。
老吳沒有立刻回答重要還是不重要，而是停頓了一下，我隱隱約約好像還聽見他在那頭有個輕微咂嘴的聲音。
這樣吧，”老吳說，“我先給導師打個電話，等會兒我給你打過去。好嗎？”
“好吧。”我說。
過了一會兒，老吳把電話打過來，但是並沒有與我討論曾柳英信佛到什麽程度以及這個問題到底重要到什麽程度，隻是問：“教授想直接跟你通電話，可以嗎？”
我稍微愣了一下，馬上就說：“可以，沒問題。”
還沒有等問是我打過去還是他導師打過來，老吳那邊說了聲“那我讓他打給你吧”，就先把電話掛了。
老吳的導師我是認識的。但我不敢肯定他還記得不記得我，所以，上次我沒敢對老吳說。說了，怕萬一對方不記得我了，老吳不是懷疑我吹牛嗎？
5年前，2000年春節剛過，我在北京參加一個銀企合作研討會，和老吳的老師在亮馬河飯店一個桌子上吃過飯，並且做過交談，但當時我呈給這個著名學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資公司總經理，估計現在就是麵對麵了，他也很難把當年投資公司總經理和如今的一個作家聯係在一起，所以，幹脆不說了。
等了大約5分鍾，北京的電話打過來。照例，雙方先是寒暄了幾句。我本來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暫交往的，但是一說上話，忘了，還是說了。一說，教授果然記得上次那個研討會，並且還說記得我這個人，說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東北人。教授這樣一說，我就相信他是真記得我，因為同樣的話，他當時就說過。既然如此，那麽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後麵的交談中，彼此少了客套與拘謹。
教授不愧是著名學者，習慣調查研究，善於聆聽來自基層的意見，具體表現就是他先不說自己的觀點，而是鼓勵我說，讓我談談自己的觀點，談談對一個黨員同時也吃齋信佛的看法。
我剛開始拘謹，不想說，想聽他說，但到底沒有他沉住氣，經不起教授的鼓勵，還是說了。
我說：“我看可以。當年共產黨員還能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包括毛主席都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今天一個普通黨員，在不影響黨性原則的前提下，吃齋信佛也沒有什麽不可以。按照實事求是的態度，關鍵看客觀效果，看怎麽做對我們國家對我們民族有利。當年共產黨人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其實是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那樣做對我們黨的建設與發展有利，現在共產黨員個人吃齋信佛，我看也是這樣，至少，吃齋信佛的黨員不會去傷天害理貪汙腐敗，不會成為人民的敗類。就說這個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齋信佛，同時也是黨員，而且是模範黨員。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積德，而且還時刻不忘自己是共產黨員，不忘人民群眾的疾苦，帶領一幫人組成‘愛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獻愛心，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需要幫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嗎？佛教上說普度眾生，共產黨講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不矛盾。現在黨中央提出要構築和諧社會，在我看來，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吃齋念佛的人多了，社會自然也就和諧了。所以我認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學生老吳不一樣。老吳在我說話的時候，喜歡“哼、喔、對、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認真聽，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發表“宏論”的時候，一聲不吭。突然，我懷疑他是不是在聽，或者懷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讚成我的觀點，但出於禮貌，不好立刻反駁，所以隻好保持沉默罷了。
我突然不說了。
“你說你說，我在聽呢。”教授見我停了，鼓勵說。
但是，我說話是需要語氛的，喜歡一口氣說完，如果中途遇上什麽緣故停下了，相當於語氛斷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沒了。”我說。
“沒了？”教授問。
“沒了。”我重複。
教授停頓了蠻長時間，像是在想，想我剛才說的話，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將要說的話。教授這樣想了一會兒，說：“你講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就是公民的信仰問題。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確實像你所說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數邪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線，基本上都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我們構築和諧社會。但是，我們共產黨又是無神論者，所以，在以往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事實上我們是不鼓勵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於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許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個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是，如今在我國老百姓當中，信教的成了少數，甚至是極少數。這種現實對於整個社會的誠信基礎和道德底線產生了不小的衝擊。如今造假的這麽多，我看與沒有信仰有一定的關係。人是不能沒有精神約束的。你是作家，當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獸。對人的行為約束，光靠法律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也是成本過高的，所以，還必須依靠道德和精神約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約束。所以，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和你基本上一致，讚同適當鼓勵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說的，實事求是地看，這樣做對我們國家有好處，對我們民族有好處，對我們構築和諧社會有好處。但是，作為共產黨員本身，我覺得這裏有個度的問題。假如僅僅是吃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兒八經地加入教會，不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活動，我覺得未嚐不可。反之，我認為是不妥當的。我想再麻煩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裏再仔細了解了解，了解她吃齋信佛屬於哪種情況。是僅僅是受她母親影響吃齋念佛燒燒香呢？還是已經入教或參加有組織的宗教活動了。你看好不好？”
我當然應承。無論是出於對教授的尊敬，還是出於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探究，我都很樂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訪英姑。
教授見我應承，非常高興，又補充對我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帶有普遍性。說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是不斷發展的，這是實事求是，也是與時俱進。還說我們要發現新問題，研究新問題。最後教授還提醒我隻是去了解，盡量不要幹預，甚至不要做出評價。我自然是應承。
1995年春節，一群年輕人在英姑家裏玩，無意當中說到現在生活無聊，下班之後不是打麻將就是瞎胡鬧，甚至還有想嚐試吃搖頭丸的。英姑聽了之後沒有大驚小怪，也沒有批評說教，而是說她自己正好要去敬老院慰問老人，不如我們一起去吧。年輕人想著反正也沒有什麽事，說去就去，並且一路相互邀著，總共去了13個人。從敬老院出來後，大家感覺這一天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充實，心情都特別愉快。英姑趁熱打鐵，因勢利導，說不如我們把這個活動長期堅持下去，肯定比打麻將和瞎胡鬧有意義。英姑的倡議立刻得到年輕人的讚同。或許這種讚同並不認真，就是說說而已，沒想到英姑當真了，此後每逢周末，還真張羅著年輕人一起去看望村裏的孤寡老人，去敬老院做好事。剛開始年輕人是挨不過麵子，被動地跟了去，後來發現做好事確實讓人充實，也讓人心情愉快，甚至還受人尊敬，於是，原本被動的行為也慢慢變成自覺的行動，並且隊伍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名揚全國的深圳沙井“愛心一族”。
“愛心一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英姑了解到原新橋搬運站的18名退休職工竟然10多年沒有領到退休金，她主動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寫信、走訪、整理材料、四處奔波，搞得像她自己的事，終於趕在1997年春節之前為這18名老職工爭取到了退休金。很多退休職工和家屬老淚縱橫，一手捧著退休金，一手拉著英姑的手，千恩萬謝。英姑卻說：“不要感謝我，要感謝共產黨。”
英姑對我說，她講的是真話，要不是共產黨，憑她一個人，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給老職工補發退休金。
1997年5月5日，一家媒體刊登了一篇“救救小雪琴”的報道，講述廣東省廣寧縣南街村新城小學五年級學生高雪琴患腦瘤無錢醫治，生命垂危，急需社會各界捐款救助的消息。看到這篇報道，英姑向鎮領導匯報並得到支持後，立刻聯合團鎮委等部門，發動“愛心一族”的會員和共青團員自願捐款，一下子籌集了一萬七千多塊錢，並與“愛心一族”的幾個成員一起，驅車200多公裏，親自把愛心送到高雪琴的家裏。
1997年7月，英姑又了解到一個情況，當地有一個殘疾人黃瑞球家裏困難，住房破舊不堪，沒有床鋪和桌子，兩個孩子連個讀書寫字的地方都沒有。英姑二話沒說，立刻帶著20多名“愛心一族”的會員自帶用具趕到黃瑞球的家，幫著打掃衛生，又捐款5000元，進行房屋維修和添置家具，讓黃瑞球和他的兩個孩子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1998年，榮根小學四年級學生王靜儀不幸患上了白血病，沒錢救治，英姑知道情況後，馬上聯係鎮婦聯和團委，連續幾天組織“義賣一條街”，總共為小靜儀籌集捐款40多萬元，挽救了一條正在成長中的生命。
當年秋天，英姑還組織“愛心一族”搞了一次別開生麵的“扶貧旅遊”，一路訪貧問苦，捐錢捐物，當他們來到廣寧京溪村的時候，看到小學校舍破舊危險，大家當場捐款幫助修繕。英姑和愛心一族的善舉深深打動了當地村民，他們說深圳來的人都為我們出錢出力，我們好意思坐享其成嗎？於是，在英姑和她的“愛心一族”感召下，當地村民不甘落後，發奮圖強，決心自己改變家鄉的麵貌，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使村裏的麵貌煥然一新。年輕的村支書對我說：“你們深圳的曾柳英不但物質扶貧，而且還精神扶貧。”聽得我都覺得臉上有光。
2002年2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災襲擊了新疆、內蒙自治區。這場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災給當地群眾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電視畫麵上，人們看到災區積雪深達數米，房屋被壓垮，牲畜被凍死，通往災區的公路被大雪封鎖，無法通行，失去家園的災民站在雪地裏，望著凍死的牲畜，一籌莫展。英姑從新聞報道裏得知了相關消息後，立即召集愛心一族理事會開會，在取得鎮上領導的同意後，他們聯合深圳市紅十字會，在沙井鎮舉辦“雪中送情，春滿人間”為災區人民募捐的活動。共籌集了現金33萬元和6個集裝箱的衣物。英姑一行5人組成慰問團，帶著募集來的現金和衣物，遠赴內蒙慰問災民。30萬元用於建設兩所“沙井愛心學校”，3萬元用來資助因家庭困難而失學的貧困孩子和貧而守誌的災區老師。
10年來，據不完全統計，曾柳英帶領她的“愛心一族”做好事上萬件，救助殘疾人和貧困人士200多名，為災區、老區、貧困地區捐款超過500萬。目前，曾柳英的“愛心一族”已經由最初的十幾個人發展到今天5500多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已經富裕起來的沙井本地人，他們加入“愛心一族”的目的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就是為了精神充實。用英姑的話說，就是做善事，因為做善事讓人精神愉快和充實，還能得到別人的尊敬，對於已經富起來的人來說，愉快、充實、受尊敬不就是他們最需要的嗎？後來在市文聯的一次會議上，我把英姑的講話給大家學著說了，大家反映熱烈，都讚同英姑的說法，說目前深圳富裕起來的人越來越多，如何滿足已經富裕起來的人的精神需要非常值得研究，曾柳英的“愛心一族”或許能夠成為一種模式，一種已經富裕起來的人追求精神充實的新模式。這種模式既幫助了別人，也充實了自己，對構築和諧社會有利。
采訪結束，我和英姑同桌吃飯。發現一個秘密：英姑隻吃素。
從沙井回來，我很興奮，第一件事情就是給老吳打電話。大約是太興奮的緣故，竟然忘記了禮貌，沒有再喊他“科長”，而是直接稱“老吳”。
我把情況說了。說得比較詳細，連曾柳英在當地其實被人稱為“英姑”，而不是“愛心媽媽”，以及土改那年她媽媽從地主家抱回一尊觀音菩薩這樣的細節都說了。
老吳聽得很認真，不時地哼一下或喔一下，像是怕我寂寞，來點小喝彩。
我自認為自己說話比較有條理，再複雜的問題，經我的嘴巴也能說清楚，況且曾柳英的事跡並不複雜，也不需要加工，有什麽說什麽，所以，很快就說完了。
“完了？”老吳問。仿佛他還沒有聽夠。
“完了。”我說。聲音不如開始說的時候有彈性，因為我沒有聽到實在的喝彩聲。比如“辛苦了”、“謝謝”、“太好了”、“你了解得很仔細”或者“你說得很清楚”之類，相反，按照老吳的問法，好像我還有什麽地方沒有說到位一樣。
我立刻調整自己心理，調整的方式是往好處想，不要往壞處想，想著可能是我講得太精彩了，所以他還沒有聽過癮，想繼續聽，就好比一個歌唱家的演唱太精彩了，以至於演唱完了之後，觀眾竟然忘記鼓掌一樣。
盡管心裏這麽想，但是嘴巴卻說：“你還有什麽問題嗎？”
“啊，噢，這個……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麽程度。比如隻是心裏信，還是直接加入佛教協會，參加法事活動等等。”
“這個……好像沒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氣，因為我根本沒有問英姑這個問題，所以不敢肯定。
“這個很重要嗎？”我問。
老吳沒有立刻回答重要還是不重要，而是停頓了一下，我隱隱約約好像還聽見他在那頭有個輕微咂嘴的聲音。
這樣吧，”老吳說，“我先給導師打個電話，等會兒我給你打過去。好嗎？”
“好吧。”我說。
過了一會兒，老吳把電話打過來，但是並沒有與我討論曾柳英信佛到什麽程度以及這個問題到底重要到什麽程度，隻是問：“教授想直接跟你通電話，可以嗎？”
我稍微愣了一下，馬上就說：“可以，沒問題。”
還沒有等問是我打過去還是他導師打過來，老吳那邊說了聲“那我讓他打給你吧”，就先把電話掛了。
老吳的導師我是認識的。但我不敢肯定他還記得不記得我，所以，上次我沒敢對老吳說。說了，怕萬一對方不記得我了，老吳不是懷疑我吹牛嗎？
5年前，2000年春節剛過，我在北京參加一個銀企合作研討會，和老吳的老師在亮馬河飯店一個桌子上吃過飯，並且做過交談，但當時我呈給這個著名學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資公司總經理，估計現在就是麵對麵了，他也很難把當年投資公司總經理和如今的一個作家聯係在一起，所以，幹脆不說了。
等了大約5分鍾，北京的電話打過來。照例，雙方先是寒暄了幾句。我本來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暫交往的，但是一說上話，忘了，還是說了。一說，教授果然記得上次那個研討會，並且還說記得我這個人，說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東北人。教授這樣一說，我就相信他是真記得我，因為同樣的話，他當時就說過。既然如此，那麽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後麵的交談中，彼此少了客套與拘謹。
教授不愧是著名學者，習慣調查研究，善於聆聽來自基層的意見，具體表現就是他先不說自己的觀點，而是鼓勵我說，讓我談談自己的觀點，談談對一個黨員同時也吃齋信佛的看法。
我剛開始拘謹，不想說，想聽他說，但到底沒有他沉住氣，經不起教授的鼓勵，還是說了。
我說：“我看可以。當年共產黨員還能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包括毛主席都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今天一個普通黨員，在不影響黨性原則的前提下，吃齋信佛也沒有什麽不可以。按照實事求是的態度，關鍵看客觀效果，看怎麽做對我們國家對我們民族有利。當年共產黨人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其實是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那樣做對我們黨的建設與發展有利，現在共產黨員個人吃齋信佛，我看也是這樣，至少，吃齋信佛的黨員不會去傷天害理貪汙腐敗，不會成為人民的敗類。就說這個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齋信佛，同時也是黨員，而且是模範黨員。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積德，而且還時刻不忘自己是共產黨員，不忘人民群眾的疾苦，帶領一幫人組成‘愛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獻愛心，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需要幫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嗎？佛教上說普度眾生，共產黨講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不矛盾。現在黨中央提出要構築和諧社會，在我看來，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吃齋念佛的人多了，社會自然也就和諧了。所以我認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學生老吳不一樣。老吳在我說話的時候，喜歡“哼、喔、對、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認真聽，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發表“宏論”的時候，一聲不吭。突然，我懷疑他是不是在聽，或者懷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讚成我的觀點，但出於禮貌，不好立刻反駁，所以隻好保持沉默罷了。
我突然不說了。
“你說你說，我在聽呢。”教授見我停了，鼓勵說。
但是，我說話是需要語氛的，喜歡一口氣說完，如果中途遇上什麽緣故停下了，相當於語氛斷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沒了。”我說。
“沒了？”教授問。
“沒了。”我重複。
教授停頓了蠻長時間，像是在想，想我剛才說的話，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將要說的話。教授這樣想了一會兒，說：“你講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就是公民的信仰問題。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確實像你所說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數邪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線，基本上都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我們構築和諧社會。但是，我們共產黨又是無神論者，所以，在以往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事實上我們是不鼓勵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於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許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個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是，如今在我國老百姓當中，信教的成了少數，甚至是極少數。這種現實對於整個社會的誠信基礎和道德底線產生了不小的衝擊。如今造假的這麽多，我看與沒有信仰有一定的關係。人是不能沒有精神約束的。你是作家，當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獸。對人的行為約束，光靠法律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也是成本過高的，所以，還必須依靠道德和精神約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約束。所以，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說，和你基本上一致，讚同適當鼓勵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說的，實事求是地看，這樣做對我們國家有好處，對我們民族有好處，對我們構築和諧社會有好處。但是，作為共產黨員本身，我覺得這裏有個度的問題。假如僅僅是吃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兒八經地加入教會，不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活動，我覺得未嚐不可。反之，我認為是不妥當的。我想再麻煩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裏再仔細了解了解，了解她吃齋信佛屬於哪種情況。是僅僅是受她母親影響吃齋念佛燒燒香呢？還是已經入教或參加有組織的宗教活動了。你看好不好？”
我當然應承。無論是出於對教授的尊敬，還是出於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探究，我都很樂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訪英姑。
教授見我應承，非常高興，又補充對我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帶有普遍性。說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是不斷發展的，這是實事求是，也是與時俱進。還說我們要發現新問題，研究新問題。最後教授還提醒我隻是去了解，盡量不要幹預，甚至不要做出評價。我自然是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