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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梅花和丈夫陳大富出生於皖北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這裏位於安徽、山東、江蘇、河南四省交界處。這個地方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家軍事家和科學家，如莊子、老子、華佗、陳勝、吳廣、曹操等。建國初期，曾經有人向毛主席建議在那裏專門成立一個以徐州為首府的“淮海省”，但是不知出於什麽原因，這個願望最後沒能實現。正像古代輝煌燦爛的幼發拉底河並不能孕育阿拉伯世界今日的富強一樣，世界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也都不是今天強盛之邦，這個沒有建成的“淮海省”到了現代竟然也淪為華夏大地相對落後的地區。
但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相對落後或許也不是一件壞事，比如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皖北農村與中國的廣大農村一樣，有一個特定的曆史現象，那就是：越窮越光榮。劉梅花就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嫁給陳大富的。事實上，劉梅花嫁給陳大富的直接原因就是陳大富貧窮落後苦大仇深。這一條在那個年代非常重要。
皖北平原一望無際，無遮無掩沒山沒丘，養成了這裏人的性格也比較直，很少拐彎，表達方式非常直接。那時候判斷一個人是不是苦大仇深也很簡單，看他家的房屋就一目了然。看房屋的兩個地方，一看屋頂，二看“白板”。
當時農民住房都相當的差，幾乎一律是草房，個別條件好一點的農民住房也就是所謂的“拍草屋”房子。“拍草屋”是相對平草屋而言的。平草屋的屋頂是先用麥秸或稻草平攤在上麵，然後再用草繩織成的大網罩住，以防刮風的時候把屋頂掀了。這樣的草屋簡單，省料。而“拍草屋”的屋頂是用精選麥秸一層一層摞上去的，並且每一層都拍打得非常緊，層層相疊，很結實，也不需要用草繩網固定。
“拍草屋”房子是一種身份的象征，表示這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相對較殷實。那時候媒婆替人家說對象，一個口頭禪就是：“他家住拍草屋”。而這些相對較殷實的人家通常是富農或者是上中農。雖然那時候早已成立了人民公社，廣大的中國農村實行了三級管理社隊為主。大家不管什麽出身，都是人民公社社員，都是靠在生產隊掙工分吃飯，但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富農和上中農家裏的日子就是過得比貧下中農相對殷實。既然都是掙公分，富農和上中農為什麽比貧下中農過得殷實呢？難道是他們工分掙得比貧下中農高嗎？肯定不是。他們不但不比貧下中農工分高，而且還比貧下中農低。相同的農活，比如夾塘泥，貧下中農一天十個工分，富農或上中農隻有九個工分。誰讓他們成分不好的。但是，他們仍然比貧下中農過得殷實。
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這個現象曾經引起工作組的高度重視，他們首先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懷疑是這些富農和上中農是不是土改的時候藏匿了什麽寶貝，經過仔細的調查甚至挖地搜查，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最後，終於找到了貓膩。原來，過去是富農或上中農的人家比普通貧下中農人家更會過日子。由於他們更會過日子，所以在相同的條件下他們的日子相對殷實，所以他們可以住“拍草屋”的房子，而貧下中農隻能住稻草屋。因此，隻要看誰家的屋頂是“拍草屋”的，甭問，十有八九不是富農就是上中農。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他們隻能是富農和上中農，而不可能是地主，盡管地主可能更會過日子，但是地主樹大招風，早已受到管製，就是日子過的再殷實也不敢露富，當然不敢蓋“拍草屋”的房子。不過沒關係，地主是躲藏不了的，因為除了“拍草屋”的房子外，還有“白板”。“白板”可以讓一切牛鬼蛇神無處藏身。
為了更好地分清敵我，生產隊每家每戶大門口的牆上都用白石灰糊了一麵差不多一米高一米五長的“白板”。之所以稱其為“白板”，是因為它的大小和樣式與村裏麵小學校的黑板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黑板是黑的，“白板”是白的。與小學校教室裏麵的黑板不一樣的是，“白板”上麵都是寫好了字的，而不是像黑板那樣本來是光的，等用的時候再由老師臨時用粉筆寫上去。判斷一戶人家的階級出身，非常簡單，隻要看“白板”上麵字的顏色就行了。凡是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白板”上一律用紅漆寫著“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之類的標語口號，或者幹脆寫一條毛主席語錄。比如“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或者是“馬克思主義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等等。凡是牛鬼蛇神，家門口的“白板”上一律用黑漆畫上一個黑框框，看上去跟訃告一樣，黑框框裏麵用黑漆寫著“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類的警示性標語。白底黑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當時劉梅花家就是住的“拍草屋”房子，門口的“白板”上麵有一個像訃告一樣的黑框框，裏麵寫著黑字，而陳大富家住的是稻草屋房子，門口的“白板”上寫的是紅色標語。
生長在黑字人家子女是痛苦的，因為他們處處都要低人一等，受氣更是家常便飯。劉梅花的嫂子娘家人也是“黑字人家”，嫁給劉梅花的哥哥之後，當然是黑上加黑，有一次在地裏幹活，嫂子小便漲得難受，跑到玉米地裏去方便，硬是被副隊長擰了出來，說：臭地主婆，精怪得很，人家都就地撒尿，就是你趁機偷懶，誰看你那個臭x了？！就你這個臭x，給貧下中農看老子都不看。說著，竟當眾把劉梅花嫂子的褲子扒下來，貧下中農果然不看，而是齊聲高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臭地主！”
劉梅花是一個有主見的姑娘，這樣的家她是沒有辦法再生活下去了，她要趕快逃離苦海，逃離的方式是嫁給一個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
當時有一個說法，說地主富農子女隻要嫁給貧下中農，就算是投奔革命，於是就一切按照貧下中農的待遇在生產隊安排做事並且不受歧視，更不會被當眾扒褲子。相反，如果是貧下中農的女兒嫁給地主富農，則算是叛變革命，馬上就要被歧視。而如果像劉梅花嫂子那樣不識時務，自己本來就是地主子女，然後又要再嫁給一個富農子弟，那麽就是“結成反革命聯盟”，就是黑上加黑，被當眾脫褲子也是理所應當的。劉梅花不傻，劉梅花絕不會再走她嫂子的老路子，劉梅花不願意被當眾扒褲子，於是，劉梅花必須嫁給貧下中農子弟。
其實，劉梅花是一個心氣蠻高的姑娘，如果不是正好處於當時的特殊情況，她本來會是一個非常挑剔的人。沒辦法，長得稍微漂亮的女人在擇偶的時候大多數都是比較挑剔的。事實上，劉梅花選擇陳大富本身就是挑剔的結果。
前麵說過，劉梅花必須嫁給貧下中農子弟，但是村子裏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子弟，這樣，劉梅花就有了選擇的餘地。選擇標準自然是“政治第一”。雖然都是貧下中農。但是貧下中農裏麵也有貧農和下中農之分，即便同樣都是貧農，也還有苦大仇深的貧農和一般的貧農之分。陳大富就是苦大仇深的貧農，至少他自己是這麽說的，因為他經常在憶苦思甜大會上做報告。
那時候經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剛開始是選擇幾個能說會道的貧下中農給小學生講舊社會他們是多麽多麽苦，新社會他們是多麽多麽的甜，講著講著就呼起了革命口號，其中重點是高呼“打倒劉少奇！”和“毛主席萬歲！”，仿佛舊社會貧下中農所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劉少奇造成的。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基層的積極分子也不知道往下該怎麽開展了，因為原先來領導他們開展運動的工作組一夜之間也都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黑爪牙，甚至比地主富農都黑。於是基層積極分子覺得還是搞憶苦思甜最保險，不管上麵口號怎麽變，搞憶苦思甜，說新社會好，說舊社會苦不好總是沒有錯的。於是，憶苦思甜活動不僅在小學生中間進行，也在廣大社員中進行，不僅在農村進行，也在城市裏麵開展。這樣一來，一時間能說會道的貧下中農就成了緊俏資源，因為大多數真正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是沒有見過多少世麵的，平常叫他們在村裏麵對小學生忽悠忽悠還行，真的上了大場麵，常常隻能喊幾句口號，實質性的東西一句也說不出來了。而且更有甚者，有些農民一到那個場合居然連口號都喊不出來。
本來劉梅花並沒有看上陳大富，而是看上了陳三元，因為陳三元比陳大富更要苦大仇深，那時候生產隊做憶苦思甜報告的總是陳三元。陳三元不僅在生產隊做憶苦思甜報告，而且報告還做到的公社，但是做到公社的那一天出事了。大約當時到會的人太多的緣故，陳三元哪裏經曆過這種場麵，一看到台上台下黑壓壓的人，慌了，什麽話也說不出來，於是一急，就帶頭喊起了了口號。喊口號容易，反反複複就那兩句話：“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陳三元喊一句，台下的貧下中農就跟一句，倒也熱烈。但是，總不能老是這樣喊下去。於是，陳三元同誌就一邊帶領貧下中農喊口號，一邊想著下麵該說什麽。誰知道就這麽喊著想著，想著喊著，突然搞反過來了，把本來被打倒的喊成了萬歲，把本來被萬歲的喊成了打倒。這還得了？！陳三元自己馬上就成了被打倒的對象，而且是真的被人打倒了，並且是當場就被打倒在地，連陳大富同誌都親自上前踢了兩腳。
陳大富不敢不踢，因為他們都姓陳，這兩腳表示他已經與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三元劃清了界限。
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三元雖然被打倒了，但是憶苦思甜還要繼續。這時候，陳大富同誌脫穎而出。陳大富家裏雖然算不上真正的苦大仇深，但是陳大富會說。會說就行。
陳大富說：他家在舊社會最苦，他自己五歲就給地主老財放牛，有一次牛跑了，他就跟後麵追，實在追不上，自己掉到河裏，差一點就淹死。是共產黨救了他。被共產黨救上來之後，送回去，地主老財等共產黨走了之後，又把他一頓毒打，骨頭都被打出來了。說到這裏，陳大富忍不住哭了。
想一想一個五歲的小孩的這種遭遇，聽眾也被感染了，於是會場哭聲一片。這時候，有人帶頭高呼革命口號，在一片“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中，會場的氣氛頓時達到高xdx潮。
通過陳三元的教訓，人也學精了，隻喊“打倒”，不喊“萬歲”，這樣就不容易發生錯誤。果然也就沒有再發生錯誤。由於沒有發生錯誤，陳大富就成了名人。到處做報告，不僅做到公社，而且還做到縣裏，直接給工人老大哥做報告，風光極了。
劉梅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主動上趕子嫁給陳大富的。這裏說劉梅花是“主動上趕子”並沒有抬舉陳大富或貶低劉梅花的意思，事實上也真的就是這麽回事。當時要嫁給陳大富的人多著呢，隻不過劉梅花確實比較貧下中農子女長得俏，而且近水樓台先得月罷了。
洞房花燭夜，劉梅花問陳大富：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陳大富說。
“哪一年生的？”劉梅花問。
“四九年，噢不，”陳大富略微想了一下說，“五一年生的。五一年冬天。下大雪生的。”
劉梅花知道他在說謊，其實一個生產隊的，誰多大還能不知道？劉梅花是五四年的，陳大富怕劉梅花嫌他年齡大了，故意把自己說小兩年。
“五一年生的？”劉梅花問。
“五一年生的。”陳大富說。說的非常肯定。
“不會記錯吧？”劉梅花提醒。
“不會，”陳大富說，“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下著大雪呢。鵝毛大雪。”
“真記得？”
“真記得！”陳大富發誓。
劉梅花沒有說話，笑了。
“你笑什麽？”陳大富問。
劉梅花還是笑。
“不是我自己記得的，”陳大富自己也笑了，“是聽我娘講的。”
“不管是四九年生的還是五一年生的，”劉梅花說，“你五歲的時候都是解放以後的事情了。解放以後你是給哪個地主老財放牛了？你是不是把新社會的生產隊說成是地主老財了？這可是現行反革命的罪呀。”
大約是想到了陳三元的下場，陳大富嚇得當場給劉梅花下跪，並且從此以後在家裝病，再也不到外麵做憶苦思甜報告了。
皖北那邊有個說法，說丈夫在結婚的第一天一定要把老婆給治服了，隻要第一天把老婆給治服了，老婆就會一輩子順從丈夫。本來這對於陳大富同誌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什麽問題，陳大富當時是紅得發紫，劉梅花又是自己上趕子投奔革命陣營來的，陳大富不用費勁劉梅花自然就會服服帖帖，但是沒想到劉梅花關鍵時候來這麽一手，差一點就把陳大富打成跟陳三元一樣的現行反革命。於是，被治服的恰恰是陳大富自己。
果然，陳大富自從結婚之後果然就一直聽劉梅花的。
聽老婆的也不一定是壞事，如今是新社會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點也不比男人差，比如劉梅花當時就是初中畢業，而陳大富隻有小學畢業。那種女人“頭發長見識短”的曆史早已成為過去的過去，特別是像劉梅花陳大富這對夫婦，陳大富聽劉梅花的還真沒有錯。再說，如今有些女人的頭發比男人還短，見識當然也就長了。事實上，陳大富能有今天的事業，還真是聽劉梅花的結果。
劉梅花和丈夫陳大富出生於皖北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這裏位於安徽、山東、江蘇、河南四省交界處。這個地方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家軍事家和科學家，如莊子、老子、華佗、陳勝、吳廣、曹操等。建國初期，曾經有人向毛主席建議在那裏專門成立一個以徐州為首府的“淮海省”，但是不知出於什麽原因，這個願望最後沒能實現。正像古代輝煌燦爛的幼發拉底河並不能孕育阿拉伯世界今日的富強一樣，世界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也都不是今天強盛之邦，這個沒有建成的“淮海省”到了現代竟然也淪為華夏大地相對落後的地區。
但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相對落後或許也不是一件壞事，比如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皖北農村與中國的廣大農村一樣，有一個特定的曆史現象，那就是：越窮越光榮。劉梅花就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嫁給陳大富的。事實上，劉梅花嫁給陳大富的直接原因就是陳大富貧窮落後苦大仇深。這一條在那個年代非常重要。
皖北平原一望無際，無遮無掩沒山沒丘，養成了這裏人的性格也比較直，很少拐彎，表達方式非常直接。那時候判斷一個人是不是苦大仇深也很簡單，看他家的房屋就一目了然。看房屋的兩個地方，一看屋頂，二看“白板”。
當時農民住房都相當的差，幾乎一律是草房，個別條件好一點的農民住房也就是所謂的“拍草屋”房子。“拍草屋”是相對平草屋而言的。平草屋的屋頂是先用麥秸或稻草平攤在上麵，然後再用草繩織成的大網罩住，以防刮風的時候把屋頂掀了。這樣的草屋簡單，省料。而“拍草屋”的屋頂是用精選麥秸一層一層摞上去的，並且每一層都拍打得非常緊，層層相疊，很結實，也不需要用草繩網固定。
“拍草屋”房子是一種身份的象征，表示這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相對較殷實。那時候媒婆替人家說對象，一個口頭禪就是：“他家住拍草屋”。而這些相對較殷實的人家通常是富農或者是上中農。雖然那時候早已成立了人民公社，廣大的中國農村實行了三級管理社隊為主。大家不管什麽出身，都是人民公社社員，都是靠在生產隊掙工分吃飯，但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富農和上中農家裏的日子就是過得比貧下中農相對殷實。既然都是掙公分，富農和上中農為什麽比貧下中農過得殷實呢？難道是他們工分掙得比貧下中農高嗎？肯定不是。他們不但不比貧下中農工分高，而且還比貧下中農低。相同的農活，比如夾塘泥，貧下中農一天十個工分，富農或上中農隻有九個工分。誰讓他們成分不好的。但是，他們仍然比貧下中農過得殷實。
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這個現象曾經引起工作組的高度重視，他們首先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懷疑是這些富農和上中農是不是土改的時候藏匿了什麽寶貝，經過仔細的調查甚至挖地搜查，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最後，終於找到了貓膩。原來，過去是富農或上中農的人家比普通貧下中農人家更會過日子。由於他們更會過日子，所以在相同的條件下他們的日子相對殷實，所以他們可以住“拍草屋”的房子，而貧下中農隻能住稻草屋。因此，隻要看誰家的屋頂是“拍草屋”的，甭問，十有八九不是富農就是上中農。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他們隻能是富農和上中農，而不可能是地主，盡管地主可能更會過日子，但是地主樹大招風，早已受到管製，就是日子過的再殷實也不敢露富，當然不敢蓋“拍草屋”的房子。不過沒關係，地主是躲藏不了的，因為除了“拍草屋”的房子外，還有“白板”。“白板”可以讓一切牛鬼蛇神無處藏身。
為了更好地分清敵我，生產隊每家每戶大門口的牆上都用白石灰糊了一麵差不多一米高一米五長的“白板”。之所以稱其為“白板”，是因為它的大小和樣式與村裏麵小學校的黑板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黑板是黑的，“白板”是白的。與小學校教室裏麵的黑板不一樣的是，“白板”上麵都是寫好了字的，而不是像黑板那樣本來是光的，等用的時候再由老師臨時用粉筆寫上去。判斷一戶人家的階級出身，非常簡單，隻要看“白板”上麵字的顏色就行了。凡是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白板”上一律用紅漆寫著“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之類的標語口號，或者幹脆寫一條毛主席語錄。比如“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或者是“馬克思主義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等等。凡是牛鬼蛇神，家門口的“白板”上一律用黑漆畫上一個黑框框，看上去跟訃告一樣，黑框框裏麵用黑漆寫著“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類的警示性標語。白底黑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當時劉梅花家就是住的“拍草屋”房子，門口的“白板”上麵有一個像訃告一樣的黑框框，裏麵寫著黑字，而陳大富家住的是稻草屋房子，門口的“白板”上寫的是紅色標語。
生長在黑字人家子女是痛苦的，因為他們處處都要低人一等，受氣更是家常便飯。劉梅花的嫂子娘家人也是“黑字人家”，嫁給劉梅花的哥哥之後，當然是黑上加黑，有一次在地裏幹活，嫂子小便漲得難受，跑到玉米地裏去方便，硬是被副隊長擰了出來，說：臭地主婆，精怪得很，人家都就地撒尿，就是你趁機偷懶，誰看你那個臭x了？！就你這個臭x，給貧下中農看老子都不看。說著，竟當眾把劉梅花嫂子的褲子扒下來，貧下中農果然不看，而是齊聲高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臭地主！”
劉梅花是一個有主見的姑娘，這樣的家她是沒有辦法再生活下去了，她要趕快逃離苦海，逃離的方式是嫁給一個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
當時有一個說法，說地主富農子女隻要嫁給貧下中農，就算是投奔革命，於是就一切按照貧下中農的待遇在生產隊安排做事並且不受歧視，更不會被當眾扒褲子。相反，如果是貧下中農的女兒嫁給地主富農，則算是叛變革命，馬上就要被歧視。而如果像劉梅花嫂子那樣不識時務，自己本來就是地主子女，然後又要再嫁給一個富農子弟，那麽就是“結成反革命聯盟”，就是黑上加黑，被當眾脫褲子也是理所應當的。劉梅花不傻，劉梅花絕不會再走她嫂子的老路子，劉梅花不願意被當眾扒褲子，於是，劉梅花必須嫁給貧下中農子弟。
其實，劉梅花是一個心氣蠻高的姑娘，如果不是正好處於當時的特殊情況，她本來會是一個非常挑剔的人。沒辦法，長得稍微漂亮的女人在擇偶的時候大多數都是比較挑剔的。事實上，劉梅花選擇陳大富本身就是挑剔的結果。
前麵說過，劉梅花必須嫁給貧下中農子弟，但是村子裏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子弟，這樣，劉梅花就有了選擇的餘地。選擇標準自然是“政治第一”。雖然都是貧下中農。但是貧下中農裏麵也有貧農和下中農之分，即便同樣都是貧農，也還有苦大仇深的貧農和一般的貧農之分。陳大富就是苦大仇深的貧農，至少他自己是這麽說的，因為他經常在憶苦思甜大會上做報告。
那時候經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剛開始是選擇幾個能說會道的貧下中農給小學生講舊社會他們是多麽多麽苦，新社會他們是多麽多麽的甜，講著講著就呼起了革命口號，其中重點是高呼“打倒劉少奇！”和“毛主席萬歲！”，仿佛舊社會貧下中農所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劉少奇造成的。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基層的積極分子也不知道往下該怎麽開展了，因為原先來領導他們開展運動的工作組一夜之間也都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黑爪牙，甚至比地主富農都黑。於是基層積極分子覺得還是搞憶苦思甜最保險，不管上麵口號怎麽變，搞憶苦思甜，說新社會好，說舊社會苦不好總是沒有錯的。於是，憶苦思甜活動不僅在小學生中間進行，也在廣大社員中進行，不僅在農村進行，也在城市裏麵開展。這樣一來，一時間能說會道的貧下中農就成了緊俏資源，因為大多數真正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是沒有見過多少世麵的，平常叫他們在村裏麵對小學生忽悠忽悠還行，真的上了大場麵，常常隻能喊幾句口號，實質性的東西一句也說不出來了。而且更有甚者，有些農民一到那個場合居然連口號都喊不出來。
本來劉梅花並沒有看上陳大富，而是看上了陳三元，因為陳三元比陳大富更要苦大仇深，那時候生產隊做憶苦思甜報告的總是陳三元。陳三元不僅在生產隊做憶苦思甜報告，而且報告還做到的公社，但是做到公社的那一天出事了。大約當時到會的人太多的緣故，陳三元哪裏經曆過這種場麵，一看到台上台下黑壓壓的人，慌了，什麽話也說不出來，於是一急，就帶頭喊起了了口號。喊口號容易，反反複複就那兩句話：“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陳三元喊一句，台下的貧下中農就跟一句，倒也熱烈。但是，總不能老是這樣喊下去。於是，陳三元同誌就一邊帶領貧下中農喊口號，一邊想著下麵該說什麽。誰知道就這麽喊著想著，想著喊著，突然搞反過來了，把本來被打倒的喊成了萬歲，把本來被萬歲的喊成了打倒。這還得了？！陳三元自己馬上就成了被打倒的對象，而且是真的被人打倒了，並且是當場就被打倒在地，連陳大富同誌都親自上前踢了兩腳。
陳大富不敢不踢，因為他們都姓陳，這兩腳表示他已經與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三元劃清了界限。
現行反革命分子陳三元雖然被打倒了，但是憶苦思甜還要繼續。這時候，陳大富同誌脫穎而出。陳大富家裏雖然算不上真正的苦大仇深，但是陳大富會說。會說就行。
陳大富說：他家在舊社會最苦，他自己五歲就給地主老財放牛，有一次牛跑了，他就跟後麵追，實在追不上，自己掉到河裏，差一點就淹死。是共產黨救了他。被共產黨救上來之後，送回去，地主老財等共產黨走了之後，又把他一頓毒打，骨頭都被打出來了。說到這裏，陳大富忍不住哭了。
想一想一個五歲的小孩的這種遭遇，聽眾也被感染了，於是會場哭聲一片。這時候，有人帶頭高呼革命口號，在一片“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中，會場的氣氛頓時達到高xdx潮。
通過陳三元的教訓，人也學精了，隻喊“打倒”，不喊“萬歲”，這樣就不容易發生錯誤。果然也就沒有再發生錯誤。由於沒有發生錯誤，陳大富就成了名人。到處做報告，不僅做到公社，而且還做到縣裏，直接給工人老大哥做報告，風光極了。
劉梅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主動上趕子嫁給陳大富的。這裏說劉梅花是“主動上趕子”並沒有抬舉陳大富或貶低劉梅花的意思，事實上也真的就是這麽回事。當時要嫁給陳大富的人多著呢，隻不過劉梅花確實比較貧下中農子女長得俏，而且近水樓台先得月罷了。
洞房花燭夜，劉梅花問陳大富：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陳大富說。
“哪一年生的？”劉梅花問。
“四九年，噢不，”陳大富略微想了一下說，“五一年生的。五一年冬天。下大雪生的。”
劉梅花知道他在說謊，其實一個生產隊的，誰多大還能不知道？劉梅花是五四年的，陳大富怕劉梅花嫌他年齡大了，故意把自己說小兩年。
“五一年生的？”劉梅花問。
“五一年生的。”陳大富說。說的非常肯定。
“不會記錯吧？”劉梅花提醒。
“不會，”陳大富說，“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下著大雪呢。鵝毛大雪。”
“真記得？”
“真記得！”陳大富發誓。
劉梅花沒有說話，笑了。
“你笑什麽？”陳大富問。
劉梅花還是笑。
“不是我自己記得的，”陳大富自己也笑了，“是聽我娘講的。”
“不管是四九年生的還是五一年生的，”劉梅花說，“你五歲的時候都是解放以後的事情了。解放以後你是給哪個地主老財放牛了？你是不是把新社會的生產隊說成是地主老財了？這可是現行反革命的罪呀。”
大約是想到了陳三元的下場，陳大富嚇得當場給劉梅花下跪，並且從此以後在家裝病，再也不到外麵做憶苦思甜報告了。
皖北那邊有個說法，說丈夫在結婚的第一天一定要把老婆給治服了，隻要第一天把老婆給治服了，老婆就會一輩子順從丈夫。本來這對於陳大富同誌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什麽問題，陳大富當時是紅得發紫，劉梅花又是自己上趕子投奔革命陣營來的，陳大富不用費勁劉梅花自然就會服服帖帖，但是沒想到劉梅花關鍵時候來這麽一手，差一點就把陳大富打成跟陳三元一樣的現行反革命。於是，被治服的恰恰是陳大富自己。
果然，陳大富自從結婚之後果然就一直聽劉梅花的。
聽老婆的也不一定是壞事，如今是新社會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點也不比男人差，比如劉梅花當時就是初中畢業，而陳大富隻有小學畢業。那種女人“頭發長見識短”的曆史早已成為過去的過去，特別是像劉梅花陳大富這對夫婦，陳大富聽劉梅花的還真沒有錯。再說，如今有些女人的頭發比男人還短，見識當然也就長了。事實上，陳大富能有今天的事業，還真是聽劉梅花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