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勝逞強或許是人的天性，至少是程思湧和王天容這樣的人的天性。
就在程思湧暗暗地把王天容當作自己的競爭對手的同時，王天容也不知不覺地把程思湧當成了自己前進中的一個參照坐標。這時候，她無奈地發現自己已經遠遠地落在了這個坐標的後麵。別的不說，就說春節送掛曆，石化集團幾乎給臨港市所有的單位都送了掛曆，包括送到能源集團的王天容和蒲小元手上。其實，王天容不是稀罕掛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掛曆，但是，當她接到程思湧派人送來的掛曆的時候，還是感覺到了差距，甚至感覺到了難堪。
首先，這一年能源集團根本就沒有印製掛曆，而收到別人的禮物卻不能體麵地回贈是難堪的；其次，即便當年能源集團也印製了掛曆，那麽也肯定不可能印製得這麽精美，所以，即便能源印製了，並且王天容也回贈程思湧了，那麽印製和回贈的掛曆跟石化集團的相比也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掛曆質量的差距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反映了公司實力的差距，甚至可以間接地反映兩個集團公司一把手之間的差距。
沒心沒肺的蒲小元還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拆開那幅掛曆，引得同事“哇哇”亂叫。掛曆上是港台明星泳裝照。在那個年代，泳裝給人的感覺比今天的裸體還刺激，“哇”是必然的。這個“哇”聲刺激著王天容，她差點就過去訓斥蒲小元，費了很大的勁才控製住自己。
王天容強迫自己承認：年輕人沒有錯，錯在實力，錯在自己領導無方。
當時的能源集團剛剛脫貧。通過電力價格浮動製，占能源集團同時也是市政府能源辦之利，王天容剛剛從這些浮動價差當中提取到一點管理費，勉強維持工資及辦公費用，日子過得緊緊巴巴，要想像程思湧一樣從香港訂做專門的精美掛曆是不可能的。
王天容現在什麽都不缺，就是缺錢，可是正因為缺錢，她就又發現什麽都缺。她也知道程思湧那裏錢用不完，並且她也知道程思湧的錢是從銀行貸款得來的，她甚至打聽到程思湧從銀行貸款的訣竅，但是她學不來，因為她這個能源集團雖然“級別”跟石化集團一樣，甚至市委、市政府還更重視一些，但是她並沒有什麽資產，既然沒有資產，那麽連包裝的主體都不存在，又怎麽學？
王天容感到了一種壓力。
王天容現在麵臨兩個任務：第一，是解決臨港市嚴重缺電的狀況；第二要讓能源集團迅速壯大。
通過實行電價浮動和鼓勵社會資金辦電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用電緊張的局麵，但是離真正滿足這個新興城市的用電需求，還相差甚遠。特別是臨港市的經濟發展相當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長，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電力供需之間的矛盾，必須建設大電站，而建設大電站就必須要有大投資。
王天容是內行，知道這個“大投資”到底有多大。不要說建設大電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萬千瓦裝機容量的中小規模的電廠，總投資也要好幾個億。莫不說當時的臨港市政府沒有這筆錢，就是有，從當時奉行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發，估計也不會拿來投資電廠，因為同樣數量的人民幣如果用來開辦一般的工商項目，可以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況且當時臨港市的缺電情況遠遠不是一兩個十萬千瓦裝機容量的發電廠能夠解決的。所以，王天容當時麵臨的實際困境是：既要快跑，又不給吃草。
其實，不僅王天容壓力大，樊大章也感到壓力大，因為電力供應不足是影響全局的事情，解決不好，無論什麽理由，他都負有推卸不掉的責任。於是有一段時間，樊大章開始懷疑起王天容的能力來。他甚至想，如果當初是安排程思湧來擔任能源集團的董事長，憑他那種衝勁，沒準臨港市的電力狀況會比現在好一些。樊大章這時候忽然發現，作為一把手，是不是精通本專業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衝勁，像程思湧那樣有衝勁，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張揚的性格。在非正常狀況下，衝勁和性格似乎比科學和理性更重要。比如當初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如果按照科學和理性去認真計算，怎麽算都會是全軍覆沒，但是劉、鄧有衝勁，及時提出了“狹路相逢勇者勝”，最後還真的衝進了大別山。
樊大章這樣想了，就說明他對王天容的能力產生了懷疑，或者說他對於女人是不是適應這種需要衝擊力的工作產生了懷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現很快讓樊大章消除了這種疑慮。
關鍵時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對王天容的能力產生懷疑的時候，王天容已經向社科院這個關係網發出了一個谘詢信號：在沒有錢的情況下，怎麽能建設一個大型的發電廠？
這個谘詢聽起來簡直是邏輯混亂，沒有錢怎麽能建設發電廠？
同樣，王天容在詢問的時候，自己也沒有把握。她當時是抱著“有魚沒魚撒一網”的心態，廣泛撒網，不僅向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本部撒網，而且還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這樣的單位撒網，甚至把網直接撒到國務院戰略發展研究中心，因為這些單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谘詢費，碰碰運氣也好。
那時候還沒有電子郵件，至少還沒有普及電子郵件。為了搶速度，王天容是用電話加傳真發布這個詢問的。本來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經濟係那邊就傳來了一個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總理厄紮爾曾經提出過一個沒有錢建設電廠的設想，就是由發達國家出錢在第三世界國家建設電廠，發出來的電就地賣給第三世界國家，一定期限之後，比如說賣電力的錢足以償還本金和利息並且取得一定的利潤之後，再將電廠無償地移交給第三世界國家。這種“建設——運營——移交”的方式簡稱為“bot”。但這僅僅是一個設想，當初土耳其總理雖然提出來了，可是最後並沒有運作成功。
就是這樣一個沒有獲得成功的例子，也讓王天容興奮得要死。她馬上又撒了一片網，谘詢什麽叫“bot”，並問“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臨港經濟特區的電廠建設中。得到的回答歸納起來有兩條：第一，首先“bot”從理論上是可行的，因為法國石油公司在中東國家合作開采石油的過程中采用過類似的方式；第二，目前這種合作方式在中國肯定是沒有，但是臨港市作為特區，如果要嚐試，或許可以。
王天容馬上向上麵匯報。
這次沒有越過樊大章，而是拉了樊大章一起去找姚秉誠。姚秉誠的答複是：先跟外商談，談具體一點，不能隻是一個概念。如果是一個概念，我沒辦法說行還是不行，我不能“批準”一個概念；但是，如果是一個具體的合作項目，並且這個具體項目有利於臨港市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能解決臨港市的用電問題，我就可以特批。
樊大章比王天容更懂得姚秉誠話的意思。聽到姚秉誠這樣說，馬上就告辭，說不耽誤領導時間了，我們回去落實。
出來之後，王天容還有點沒有轉過彎，總覺得好像還有什麽話沒有跟姚書記說透。
“還要怎麽說透？”樊大章說，“這就是同意了，趕快回去跟外商談吧。”
在後來跟外商的談判中，樊大章親自出馬，幫著王天容出謀劃策，儼然把自己當成了顧問。有幾次，對方甚至認為他是王天容的副手。不過他也不吃虧，王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大章親自到場的時候，必讓蒲小元協助，搞得樊大章每次都精神飽滿。
最後，終於與香港著名投資商胡應湘達成協議，由香港合和電力公司投資完成設計、谘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許經營權，用電費回收投資，償還債務，賺取利潤，十年期滿後，產權和經營權無償移交給臨港市能源集團。如此，一個總投資四十億港幣、裝機容量為七十萬千瓦、全套引進日本最先進的設備的現代化發電廠迅速拔地而起，一舉緩解當時臨港經濟特區的用電緊張局麵。
七十萬千瓦的發電廠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麽，但是在當時還是個稀罕物，特別是允許外商在中國特許經營，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在全國都是一件大事，引起了轟動，甚至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
也就是從這一件事情開始，樊大章才從心裏相信“男同誌能辦到的事情女同誌也能辦到”，才對王天容的個人能力正式認可。
就在程思湧暗暗地把王天容當作自己的競爭對手的同時，王天容也不知不覺地把程思湧當成了自己前進中的一個參照坐標。這時候，她無奈地發現自己已經遠遠地落在了這個坐標的後麵。別的不說，就說春節送掛曆，石化集團幾乎給臨港市所有的單位都送了掛曆，包括送到能源集團的王天容和蒲小元手上。其實，王天容不是稀罕掛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掛曆，但是，當她接到程思湧派人送來的掛曆的時候，還是感覺到了差距，甚至感覺到了難堪。
首先，這一年能源集團根本就沒有印製掛曆，而收到別人的禮物卻不能體麵地回贈是難堪的；其次，即便當年能源集團也印製了掛曆，那麽也肯定不可能印製得這麽精美，所以，即便能源印製了，並且王天容也回贈程思湧了，那麽印製和回贈的掛曆跟石化集團的相比也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掛曆質量的差距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反映了公司實力的差距，甚至可以間接地反映兩個集團公司一把手之間的差距。
沒心沒肺的蒲小元還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拆開那幅掛曆，引得同事“哇哇”亂叫。掛曆上是港台明星泳裝照。在那個年代，泳裝給人的感覺比今天的裸體還刺激，“哇”是必然的。這個“哇”聲刺激著王天容，她差點就過去訓斥蒲小元，費了很大的勁才控製住自己。
王天容強迫自己承認：年輕人沒有錯，錯在實力，錯在自己領導無方。
當時的能源集團剛剛脫貧。通過電力價格浮動製，占能源集團同時也是市政府能源辦之利，王天容剛剛從這些浮動價差當中提取到一點管理費，勉強維持工資及辦公費用，日子過得緊緊巴巴，要想像程思湧一樣從香港訂做專門的精美掛曆是不可能的。
王天容現在什麽都不缺，就是缺錢，可是正因為缺錢，她就又發現什麽都缺。她也知道程思湧那裏錢用不完，並且她也知道程思湧的錢是從銀行貸款得來的，她甚至打聽到程思湧從銀行貸款的訣竅，但是她學不來，因為她這個能源集團雖然“級別”跟石化集團一樣，甚至市委、市政府還更重視一些，但是她並沒有什麽資產，既然沒有資產，那麽連包裝的主體都不存在，又怎麽學？
王天容感到了一種壓力。
王天容現在麵臨兩個任務：第一，是解決臨港市嚴重缺電的狀況；第二要讓能源集團迅速壯大。
通過實行電價浮動和鼓勵社會資金辦電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用電緊張的局麵，但是離真正滿足這個新興城市的用電需求，還相差甚遠。特別是臨港市的經濟發展相當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長，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電力供需之間的矛盾，必須建設大電站，而建設大電站就必須要有大投資。
王天容是內行，知道這個“大投資”到底有多大。不要說建設大電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萬千瓦裝機容量的中小規模的電廠，總投資也要好幾個億。莫不說當時的臨港市政府沒有這筆錢，就是有，從當時奉行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發，估計也不會拿來投資電廠，因為同樣數量的人民幣如果用來開辦一般的工商項目，可以辦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況且當時臨港市的缺電情況遠遠不是一兩個十萬千瓦裝機容量的發電廠能夠解決的。所以，王天容當時麵臨的實際困境是：既要快跑，又不給吃草。
其實，不僅王天容壓力大，樊大章也感到壓力大，因為電力供應不足是影響全局的事情，解決不好，無論什麽理由，他都負有推卸不掉的責任。於是有一段時間，樊大章開始懷疑起王天容的能力來。他甚至想，如果當初是安排程思湧來擔任能源集團的董事長，憑他那種衝勁，沒準臨港市的電力狀況會比現在好一些。樊大章這時候忽然發現，作為一把手，是不是精通本專業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衝勁，像程思湧那樣有衝勁，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張揚的性格。在非正常狀況下，衝勁和性格似乎比科學和理性更重要。比如當初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如果按照科學和理性去認真計算，怎麽算都會是全軍覆沒，但是劉、鄧有衝勁，及時提出了“狹路相逢勇者勝”，最後還真的衝進了大別山。
樊大章這樣想了，就說明他對王天容的能力產生了懷疑，或者說他對於女人是不是適應這種需要衝擊力的工作產生了懷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現很快讓樊大章消除了這種疑慮。
關鍵時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對王天容的能力產生懷疑的時候，王天容已經向社科院這個關係網發出了一個谘詢信號：在沒有錢的情況下，怎麽能建設一個大型的發電廠？
這個谘詢聽起來簡直是邏輯混亂，沒有錢怎麽能建設發電廠？
同樣，王天容在詢問的時候，自己也沒有把握。她當時是抱著“有魚沒魚撒一網”的心態，廣泛撒網，不僅向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本部撒網，而且還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這樣的單位撒網，甚至把網直接撒到國務院戰略發展研究中心，因為這些單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谘詢費，碰碰運氣也好。
那時候還沒有電子郵件，至少還沒有普及電子郵件。為了搶速度，王天容是用電話加傳真發布這個詢問的。本來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經濟係那邊就傳來了一個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總理厄紮爾曾經提出過一個沒有錢建設電廠的設想，就是由發達國家出錢在第三世界國家建設電廠，發出來的電就地賣給第三世界國家，一定期限之後，比如說賣電力的錢足以償還本金和利息並且取得一定的利潤之後，再將電廠無償地移交給第三世界國家。這種“建設——運營——移交”的方式簡稱為“bot”。但這僅僅是一個設想，當初土耳其總理雖然提出來了，可是最後並沒有運作成功。
就是這樣一個沒有獲得成功的例子，也讓王天容興奮得要死。她馬上又撒了一片網，谘詢什麽叫“bot”，並問“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臨港經濟特區的電廠建設中。得到的回答歸納起來有兩條：第一，首先“bot”從理論上是可行的，因為法國石油公司在中東國家合作開采石油的過程中采用過類似的方式；第二，目前這種合作方式在中國肯定是沒有，但是臨港市作為特區，如果要嚐試，或許可以。
王天容馬上向上麵匯報。
這次沒有越過樊大章，而是拉了樊大章一起去找姚秉誠。姚秉誠的答複是：先跟外商談，談具體一點，不能隻是一個概念。如果是一個概念，我沒辦法說行還是不行，我不能“批準”一個概念；但是，如果是一個具體的合作項目，並且這個具體項目有利於臨港市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能解決臨港市的用電問題，我就可以特批。
樊大章比王天容更懂得姚秉誠話的意思。聽到姚秉誠這樣說，馬上就告辭，說不耽誤領導時間了，我們回去落實。
出來之後，王天容還有點沒有轉過彎，總覺得好像還有什麽話沒有跟姚書記說透。
“還要怎麽說透？”樊大章說，“這就是同意了，趕快回去跟外商談吧。”
在後來跟外商的談判中，樊大章親自出馬，幫著王天容出謀劃策，儼然把自己當成了顧問。有幾次，對方甚至認為他是王天容的副手。不過他也不吃虧，王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大章親自到場的時候，必讓蒲小元協助，搞得樊大章每次都精神飽滿。
最後，終於與香港著名投資商胡應湘達成協議，由香港合和電力公司投資完成設計、谘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許經營權，用電費回收投資，償還債務，賺取利潤，十年期滿後，產權和經營權無償移交給臨港市能源集團。如此，一個總投資四十億港幣、裝機容量為七十萬千瓦、全套引進日本最先進的設備的現代化發電廠迅速拔地而起，一舉緩解當時臨港經濟特區的用電緊張局麵。
七十萬千瓦的發電廠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麽，但是在當時還是個稀罕物，特別是允許外商在中國特許經營，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在全國都是一件大事，引起了轟動，甚至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
也就是從這一件事情開始，樊大章才從心裏相信“男同誌能辦到的事情女同誌也能辦到”，才對王天容的個人能力正式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