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些字都成灰燼，我便在你胸口了
“台北火車站。”左腳剛跨入計程車開了四分之一的門，右腳還沒來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濕泥，我便丟下這一句。“回娘家嗎？”司機隨口問了一句，然後笑了起來。
我也笑了起來。雖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卻是單身一人，隻有簡單的背包。還有，我是男的。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隻能改變我的發型，而不是性別。我不是高橋留美子筆下的亂馬，所以不會因為淋到冷水而變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濕了吧？車後有麵紙，請用。”
“謝謝。”
“趕著坐火車？”
“嗯。”
“回家嗎？”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月台上的人當然比車站大廳的人少，不過因為空間小，所以更顯擁擠。車站大廳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則隻是等待。而我呢？我是焦急地等待。愛因斯坦說的沒錯，時間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等待的時間總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樣，無助而漫長。而該死的火車竟跟台北市的公車一樣，你越急著等待，車子越晚來。
“下雨時，不要隻注意我臉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變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經講過的話，我的心情頓時輕鬆不少。
那天下著大雨，她沒帶雨具跑來找我，濕淋淋地說了這句話。
“幫個忙，我會擔心你的。”
“沒。我隻是忘了帶傘，不是故意的。”
“你吃飯時會忘了拿筷子嗎？”
“那不一樣的。”
荃想了一下，撥了撥濕透的頭發，“筷子是為了吃飯而存在，但雨傘卻不是為了見你一麵而存在。”
荃是這樣的，她總是令我擔心，我卻無法說服她不令我擔心。
相對於明菁，荃顯得天真，但是她們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則是相對於我而言。
“為什麽你總是走在我左手邊呢？”
“左邊靠近馬路，比較危險。”
明菁停下腳步，把我拉近她，笑著說：
“你知道嗎？你真的是個善良的人。”
“會嗎？還好吧。”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們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訴明菁，被一個善良的人稱讚善良是件尷尬的事。
就像顏回被孔子稱讚博學般的尷尬。
我慢慢將腦袋裏的聲音釋放出來，這樣我才能思考。
這並不容易，所有的聲音不僅零散而雜亂，而且好像被打碎後再融合。我得試著在爆炸後的現場，拚湊出每具完整的屍體。然後我開始意識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瘋狂的事。是瘋狂吧，我想。從今天早上打開香煙盒想拿煙出來抽時就開始了。搞不好從突然想抽煙這件事開始，就已經算是瘋狂。因為我戒煙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問我這輩子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麽？我想了半天，隻能想出鑰匙忘了帶所以從十樓陽台翻進窗戶開門的事。
“這叫找死，不是瘋狂。”
“熬了兩天兩夜準備期末考，考完後馬上去捐血。算嗎？”
“仍然是找死。”
“騎腳踏車時放開雙手，然後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遊泳動作呢？”
“那還是叫找死！”
後來我常用同樣的問題問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們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當然也有一麵跑馬拉鬆一麵抽煙這種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訴我，大選時投票給陳水扁是最瘋狂的事。
他是公司裏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師，20年忠貞的國民黨員。
他的思想偏右，立場偏右，據說連穿四角內褲時也是把命根子擺右邊。
“那為什麽你要投給陳水扁呢？”“如果當你年老時，發現自己從沒做過瘋狂的事，你不會覺得遺憾嗎？”
我也許還不算老，但我已經開始覺得遺憾了。
記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癡，他說：
“你沒有過去，因為你的過去根本不曾發生；
你也沒有未來，因為你的未來已經過去了。
你不可能變老，因為你從未年輕過；
你也不可能年輕，因為你已經老了。”
他說得沒錯，在某種意義上，我的確就是這麽活著。
“你不會死亡，因為你沒有生活過。”
那麽我究竟是什麽？柏森並沒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經這麽形容我。
終於有火車進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號。我往車尾走去，那是乘客較少的地方。而且如果火車在平交道發生車禍，車頭前幾節車廂通常會有事。因為沒看到火車經過，才會闖平交道，於是很容易跟火車頭親密接觸。
更不用說拋錨在鐵軌上的車輛被火車迎頭撞上的事故了。隻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節車廂都是。我不忍心跟一群抱著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婦女搶著上車。歎了口氣，背上背包，退開三步，安靜等待。
火車汽笛聲響起，我成了最後一節車廂最後上車的乘客。我站在車門最下麵的階梯，雙手抓住車門內的鐵杆，很像滑雪姿勢。砰的一聲巨響，火車啟動了。我回過頭看一下月台，還有一些上不了車的人和送行的人。這很容易區別，送行的人會揮舞著右手告別；上不了車的人動作比較簡單，隻是豎起右手中指。
念小學時每次坐車出去玩，老師都會叮嚀：“不要將頭和手伸出窗外。”
我還記得有個頑皮的同學就問：“為什麽呢？”
老師說：“這樣路旁的電線杆會斷掉好幾根啊！”說完後自己大笑好幾聲，好像動物園中突然發情的台灣獼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麽高明的老師。我那時就開始擔心長大後的個性，會不會因為被這種老師教導而扭曲。火車開始左右搖晃，於是我跟著前後擺動。如果頭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麽腳呢？我突然有股衝動，於是將左腳舉起，伸出車外，然後放開左手。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這樣可以算瘋狂嗎？再把右手放開如何？柏森一定又會說那叫找死。所謂的瘋狂，是不是就是比衝動多一點，比找死少一點呢？
收回左腳，改換右腳。交換了幾次，開始覺得無聊。而且一個五六歲拉著媽媽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著我。我可不想做他的壞榜樣。荃常說我有時看起來壞壞的，她會有點怕。明菁也說我不夠沉穩，要試著看起來莊重一點。她們都希望不要因為我的外在形象，而讓別人對我產生誤解。
我總覺得背負著某些東西在過日子，那些東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種叫做期望的東西。通常是別人給的。
然後是道德。
不過在學校時，道德很重，出社會後，道德就變輕了。
它們總是壓著我的肩，控製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於是我把背包從肩上卸下，用雙腳夾在地上。
因為我不希望這時身上再有任何負擔。
我從外套左邊的口袋掏出煙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煙。
站在禁煙標誌下方的婦人帶點驚慌的眼神看著我。
我朝她搖了搖頭。
把這根煙湊近眼前，讀著上麵的字：
“當這些字都成灰燼，我便在你胸口了。”
“台北火車站。”左腳剛跨入計程車開了四分之一的門，右腳還沒來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濕泥，我便丟下這一句。“回娘家嗎？”司機隨口問了一句，然後笑了起來。
我也笑了起來。雖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卻是單身一人，隻有簡單的背包。還有，我是男的。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隻能改變我的發型，而不是性別。我不是高橋留美子筆下的亂馬，所以不會因為淋到冷水而變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濕了吧？車後有麵紙，請用。”
“謝謝。”
“趕著坐火車？”
“嗯。”
“回家嗎？”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月台上的人當然比車站大廳的人少，不過因為空間小，所以更顯擁擠。車站大廳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則隻是等待。而我呢？我是焦急地等待。愛因斯坦說的沒錯，時間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等待的時間總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樣，無助而漫長。而該死的火車竟跟台北市的公車一樣，你越急著等待，車子越晚來。
“下雨時，不要隻注意我臉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變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經講過的話，我的心情頓時輕鬆不少。
那天下著大雨，她沒帶雨具跑來找我，濕淋淋地說了這句話。
“幫個忙，我會擔心你的。”
“沒。我隻是忘了帶傘，不是故意的。”
“你吃飯時會忘了拿筷子嗎？”
“那不一樣的。”
荃想了一下，撥了撥濕透的頭發，“筷子是為了吃飯而存在，但雨傘卻不是為了見你一麵而存在。”
荃是這樣的，她總是令我擔心，我卻無法說服她不令我擔心。
相對於明菁，荃顯得天真，但是她們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則是相對於我而言。
“為什麽你總是走在我左手邊呢？”
“左邊靠近馬路，比較危險。”
明菁停下腳步，把我拉近她，笑著說：
“你知道嗎？你真的是個善良的人。”
“會嗎？還好吧。”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們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訴明菁，被一個善良的人稱讚善良是件尷尬的事。
就像顏回被孔子稱讚博學般的尷尬。
我慢慢將腦袋裏的聲音釋放出來，這樣我才能思考。
這並不容易，所有的聲音不僅零散而雜亂，而且好像被打碎後再融合。我得試著在爆炸後的現場，拚湊出每具完整的屍體。然後我開始意識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瘋狂的事。是瘋狂吧，我想。從今天早上打開香煙盒想拿煙出來抽時就開始了。搞不好從突然想抽煙這件事開始，就已經算是瘋狂。因為我戒煙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問我這輩子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麽？我想了半天，隻能想出鑰匙忘了帶所以從十樓陽台翻進窗戶開門的事。
“這叫找死，不是瘋狂。”
“熬了兩天兩夜準備期末考，考完後馬上去捐血。算嗎？”
“仍然是找死。”
“騎腳踏車時放開雙手，然後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遊泳動作呢？”
“那還是叫找死！”
後來我常用同樣的問題問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們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當然也有一麵跑馬拉鬆一麵抽煙這種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訴我，大選時投票給陳水扁是最瘋狂的事。
他是公司裏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師，20年忠貞的國民黨員。
他的思想偏右，立場偏右，據說連穿四角內褲時也是把命根子擺右邊。
“那為什麽你要投給陳水扁呢？”“如果當你年老時，發現自己從沒做過瘋狂的事，你不會覺得遺憾嗎？”
我也許還不算老，但我已經開始覺得遺憾了。
記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癡，他說：
“你沒有過去，因為你的過去根本不曾發生；
你也沒有未來，因為你的未來已經過去了。
你不可能變老，因為你從未年輕過；
你也不可能年輕，因為你已經老了。”
他說得沒錯，在某種意義上，我的確就是這麽活著。
“你不會死亡，因為你沒有生活過。”
那麽我究竟是什麽？柏森並沒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經這麽形容我。
終於有火車進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號。我往車尾走去，那是乘客較少的地方。而且如果火車在平交道發生車禍，車頭前幾節車廂通常會有事。因為沒看到火車經過，才會闖平交道，於是很容易跟火車頭親密接觸。
更不用說拋錨在鐵軌上的車輛被火車迎頭撞上的事故了。隻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節車廂都是。我不忍心跟一群抱著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婦女搶著上車。歎了口氣，背上背包，退開三步，安靜等待。
火車汽笛聲響起，我成了最後一節車廂最後上車的乘客。我站在車門最下麵的階梯，雙手抓住車門內的鐵杆，很像滑雪姿勢。砰的一聲巨響，火車啟動了。我回過頭看一下月台，還有一些上不了車的人和送行的人。這很容易區別，送行的人會揮舞著右手告別；上不了車的人動作比較簡單，隻是豎起右手中指。
念小學時每次坐車出去玩，老師都會叮嚀：“不要將頭和手伸出窗外。”
我還記得有個頑皮的同學就問：“為什麽呢？”
老師說：“這樣路旁的電線杆會斷掉好幾根啊！”說完後自己大笑好幾聲，好像動物園中突然發情的台灣獼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麽高明的老師。我那時就開始擔心長大後的個性，會不會因為被這種老師教導而扭曲。火車開始左右搖晃，於是我跟著前後擺動。如果頭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麽腳呢？我突然有股衝動，於是將左腳舉起，伸出車外，然後放開左手。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這樣可以算瘋狂嗎？再把右手放開如何？柏森一定又會說那叫找死。所謂的瘋狂，是不是就是比衝動多一點，比找死少一點呢？
收回左腳，改換右腳。交換了幾次，開始覺得無聊。而且一個五六歲拉著媽媽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著我。我可不想做他的壞榜樣。荃常說我有時看起來壞壞的，她會有點怕。明菁也說我不夠沉穩，要試著看起來莊重一點。她們都希望不要因為我的外在形象，而讓別人對我產生誤解。
我總覺得背負著某些東西在過日子，那些東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種叫做期望的東西。通常是別人給的。
然後是道德。
不過在學校時，道德很重，出社會後，道德就變輕了。
它們總是壓著我的肩，控製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於是我把背包從肩上卸下，用雙腳夾在地上。
因為我不希望這時身上再有任何負擔。
我從外套左邊的口袋掏出煙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煙。
站在禁煙標誌下方的婦人帶點驚慌的眼神看著我。
我朝她搖了搖頭。
把這根煙湊近眼前，讀著上麵的字：
“當這些字都成灰燼，我便在你胸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