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就不是說我。三山路那家的小花服裝店就是我溫州老鄉開的。京城海城的大商場不讓我們溫州人承包櫃台也就算了，現在你們江州連我們個體戶開店都直接趕走，算怎麽回事兒。”
曹敏莉微微蹙眉：“不讓你們承包櫃台？為什麽啊？”
大約是因為聽到對方自稱香港商人，又或者是因為麵對女同誌，喝得醉醺醺的男客倒是沒有在橫眉冷對，隻沒好氣道：“能怎麽回事？就是商場說他們是國營單位，必須得姓公的企業才能在裏麵經營。媽的，這麽多年了，又活回頭了。”
溫州人以會做生意而著稱，在沒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的“雞毛換糖”就已經小有名氣。改革開放之初，接二連三的大事都和溫州有關係。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號稱80年代鄉鎮企業的兩大模板。
周秋萍生出了興趣，追問道：“那你們打算怎麽辦？”
以她上輩子和溫州商人打交道的經曆，這些人的腦袋瓜子簡直可以說絕了，沒他們鑽不了的空子，也沒他們想不出的招。
那客人卻唉聲歎氣，連連搖頭：“能有什麽招？打道回府唄，回去找政府。我們在外麵被欺負，政府得替我們出頭啊。”
周秋萍隻笑笑，並不十分相信他的話。
剛好他的桌子又來了客人，她便收回頭，繼續幫著曹敏莉詢問三山路上那家服裝店的事。
“開了好幾年了，店麵都是現成的。你現在把招牌掛上去，馬上就能做生意。很劃算的。”
曹敏莉又問了幾家，決定每間鋪子都看一遍。
如果不是碰上這種特殊時期，也輪不到她如此挑三揀四。但正因為機會難得，所以她愈發要謹慎。
曹敏莉已經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如果這家店開的好，她會加快速度，趁著這個拿商鋪的好機會迅速擴張。
所謂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歐美的態度、外國企業的大麵積撤退以及大陸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都決定了，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錯過這機會，以後想要如此順暢地發展，估計沒可能了。
為什麽租而不是買。因為現在大陸的商鋪基本都在公家手上，他們肯對外出租，但幾乎沒可能買賣。
周秋萍一隻耳朵聽曹總和中人說話，另一隻耳朵則豎著聽隔壁桌的溫州商人們討論，希冀可以從對方口中聽到破局的妙招。
距離1992年的春天實在太久了，她懷疑自己沒那麽好的耐性。這麽長的時間裏，她也不能光蟄伏呀。
可惜讓她悲傷的是，雖然剛才跟他們說話的溫州商人普通話頗為流利，但老鄉見老鄉，他們說的全是溫州話。而溫州話又號稱宇宙語言，屬於非溫州地區的地球人都難以聽懂的範疇。
反正她是一個字沒聽明白。
幸虧吳康終於和熟客打完了招呼，也陪人喝了杯啤酒，可以過來招待老板了。
周秋萍立刻示意隔壁桌，壓低聲音問：“他們說什麽呢？”
這家夥當兵的時候，跟他關係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溫州人。他又特別有語言天賦，學各地的方言都特別快，所以連溫州話都能聽懂。
吳康不假思索：“他們說，大市場和大商家隻肯和公家單位合作，他們生意做不下去了。對了，周經理，咱們那個新店……”
顧及到桌上還坐著中人，他到底還是含含糊糊，“你和曹總打算什麽時候開？”
按道理來說，他不應該著急。但新店的店員招聘也是他負責的，包括安排領班這些事，都是他一手操持。如果店遲遲不開，他得給大家一個說法呀。
周秋萍的注意力還放在那些溫州商人身上，聲音低低的：“他們在爭辯什麽？我怎麽感覺他們情緒有點激動啊。”
吳康不以為意：“討論什麽是公家單位呢，除了集體企業還有合作製，正在議論股份合作製到底算不算。”
周秋萍眼睛一亮，立刻扭過頭去，詢問隔壁桌的客人：“不好意思，打擾一下，請問你們那邊有股份合作製企業嗎？”
她一直以為這種企業模式得過些年才出現。
那幾人吃了一驚，看在她是位年輕漂亮的女同誌麵上，才沒發火，但也談不上態度多好：“怎麽沒有啊，我們早就有了。幾個股東湊在一起出錢，然後一起幹活，不就是股份合作製嗎？我說呀，這就是公家的。三人成眾，我們自己雇傭自己，自己給自己當老板，哪裏有剝削？”
幾人還在憤憤不平，殊不知他們的話讓周秋萍醍醐灌頂。她脫口而出：“對呀，沒錯，大家一起掏錢湊做買賣，的確就是集體。大集體是集體，小集體也是集體。不能說村集體生產隊集體就不是集體。”
原本還牢騷不斷的溫州商人們頓時感覺自己找到了知音，連連點頭：“沒錯，同誌，還是你說的在理。我們回去就跟我們政府這麽說，讓他們替我們做主。”
在支持做買賣這件事上，溫州地方政府挺牛掰的，應該算那種把政策所有的空子都鑽遍了的類型。
周秋萍笑著點頭，給他們打氣：“你們政府肯定替你們撐腰。”
吳康尚未反應過來，有些無語自己老板真有閑情逸致。自己這邊還焦頭爛額呢，她就已經替別人操上了心。
不想周秋萍立刻喊他的名字：“吳康，你跟我過來一下，我有事和你說。”
說著她站起身，打招呼，“你們先聊著啊，一會兒去看店鋪喊我。”
曹敏莉點頭：“你自便。”
周秋萍風風火火，明明個子比吳康矮了近一個頭，走起路來卻一點也不比對方慢，直接在前麵領著路。
等進了辦公室，她就開門見山：“吳康，你現在手上有多少錢？”
吳康愣了下，本能地詢問：“是有合適的房子嗎？”
何謂買完房之後，他就心動，也想買房。隻不過他一個人住不了多大的房子，手上也沒那麽多錢，所以還一直在挑著。
周秋萍搖頭：“不，不是買房，是投資。我是這麽想的，你，還有你們大家一直幹活都很賣力，對店裏也盡心盡力。雖然工資開的還行，但說實在的，咱們實際條件擺在這裏，很多東西，比方說辦個學校給你們小孩將來上學，蓋個樓房給你們安排住宿，那都弄不了，畢竟不是公家單位。這麽一算下來，還是有很多地方照顧不到。”
吳康趕緊表態：“其實已經很好了，周經理，我們心裏都有數，你已經是沒話說的好老板了。”
周秋萍擺擺手：“有一說一，如果非要說我好，那也是純靠同行襯托。實際上肯定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我是這麽想的，在商言商，我投了本錢我肯定是要掙錢的。但我也希望你們能掙更多的錢。所以，新店，你要不要投資？你們要不要投資？”
吳康驚呆了，結結巴巴道：“投……投資，怎麽投資呀？”
“就像剛才那幾個溫州老板說的那樣，個人拿出些錢，湊在一起，合成本金一塊開店。到時候店賺了錢，除了各自拿了工資和獎金之外，分紅就按照個人出資的比例來分。你們願意嗎？”
吳康隻覺得腦子嗡的一聲，店裏的鐳射燈都好像在他眼前不停地搖擺，整個世界炸開了大煙花。
周經理是想喊他也當老板？雖然隻是老板之一。
他張張嘴，發現嗓子幹澀的不得了：“帶……帶我們分錢？”
他從沒想過這種事，他以為最好的情況就是第三家店開了，自己還能再漲工資。
比起那可能漲的幾百塊錢，當然是分紅更好了。
他做過兩家店了，再清楚不過卡拉ok房究竟有多掙錢。用日進鬥金來形容毫不為過。
別看有些大型國企和巨無霸一樣碩大，真正算起純利潤，未必能趕得上他們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說，如果真分紅的話，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職工都會變成萬元戶。
但他也不嫉妒幹分錢的周經理。做生意，一個要本金一個要門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認真地點頭：“帶，肯定帶。說實在的，一開始我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搞不清楚到底會賺還是會虧。現在兩家店開了，我心裏也有點底了，敢跟你們提了。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就讓他們到你這兒報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塊，不然到時候算錢太麻煩了。這事兒憑自願，願意的人就到你這裏來報名。我隻拿出10萬塊錢的額度，早報名的早得，名額滿了為止。”
10萬塊在1989年聽上去挺嚇人的，畢竟周秋萍那麽大一房子才花了3萬塊。但考慮到卡拉ok房投資不低，一套卡拉ok設備就8000塊，每間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錢可多了。
10萬塊放在這裏麵，也就是差不多10%的樣子。剩下的90萬，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強調：“雖然他們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醜話說在前麵，大家隻有分紅的權利，不能幹涉經營。因為官多法亂，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來就特別慢，一人一個主意，會亂套的。當然，大家可以提建議，如果建議好的話，還可以額外發獎金，從我那90%的分紅裏頭算。”
吳康點頭如小雞啄米，這是應該的。
所謂大事開小會，小事開大會。發話的人越多，越不容易達成統一意見，事情推起來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潰。
他第一個表態：“我先報個名，我出4000塊。”
本來他可以掏更多的錢，但悲劇在於他還是個音樂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還創作歌曲呀。
這一搞創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買樂器？玩樂器跟玩單反一樣，那都是燒錢的祖宗啊。
可憐的吳康已經把自己的家底兜了個遍，也暫且隻能拿出4000塊。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總共就10萬塊的額度，兩家卡拉ok房這麽多員工呢。
周秋萍點頭，當場答應他：“可以，沒問題，你給自己記好了，到時候別搞混亂了就行。”
吳康知道她要開火鍋店的事，又關心一句：“那邊店也這麽搞嗎？”
如果是的話，他還想提醒一下陳露和歐小飛別急著花錢，省得到時候拿不出錢投資。
周秋萍笑著點頭：“對，也這樣搞。你跟大家說一下，別到時候爭得打起來。沒事的，海城還有三家卡拉ok房要開，到時候我還會拿出額度來，保證每個人都有分紅的機會。”
即便暫時沒辦法繼續擴張，她拿下的店麵總不能閑著，必須得開了掙錢。
作者有話說：
作說比較長，介紹的是股份合作製的背景。不感興趣可以直接跳過。因為文中提到了這個，所以就順便貼一下資料。
股份合作製的前世今生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記者:汪海寶 見習記者:柯海芬
瀏覽量：5239
30年前的溫州，開始了一種合作行為的實驗，創造出了一套適合經濟發展的機製--股份合作製。從那之後，溫州人無論在企業創辦，以及市場拓展、資本運作等諸多領域都發揮了合作的力量。
溫州股份合作製的發展，讓人仿佛看到400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乘風破浪的側影。當年的東印度公司通過集.資的方式，將全社會的財富轉化成了對外擴張的資本，給投資者帶來了豐厚的回報，不經意中，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股份製的經濟組織。同樣，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憑著冒險的精神和對財富的追求，通過合資合力的方式，發明了一種新的企業組織製度，躲避了市場和政治的風浪，獲得了高額的回報。
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溫州股份合作製的見證者、有關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溫州市委副秘書長、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溫州體改委主任。
溫州民營經濟史口述實錄（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報記者汪海寶 見習記者柯海芬采訪整理
股份合作製：體外成長
溫州股份合作製，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時間了。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伴隨著很多爭議。所以，雖然1970年代末已經有了股份合作製企業，但直到1987年才開始取名、定性，至於合法地位的確立，是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從那以後，它被正式承認為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事實證明，溫州股份合作製是農民的一大創舉，它不是來自理論，而是來自實踐。
溫州早期的企業形式是家庭作坊。當時，這些家庭作坊前店後廠，遍及城鄉，以生產小商品為主，大量銷往全國各地。那時，生產和銷售相對分開。十萬供銷大軍在各地跑訂單，家庭作坊根據訂單進行生產。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稱之為“小商品，大市場”。
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入，這種分散、小規模生產的家庭作坊開始不適應激烈的競爭了。大部分家庭企業保本運作，虧損的企業逐漸增多。溫州人認識到，企業要生存，要發展，隻有更新設備，擴大規模，增加產量，搶占市場份額才行。
資本投入便成了關鍵問題。當時的銀行是不會向個體戶、家庭企業發放貸款的，而通過民間借貸，利率太高，企業難以承受。
於是，一些家庭作坊開始聯戶、聯營、集資、合股。幾個人湊在一起，均等出資，逐步解決了資金短缺的問題。
形成資金的合力以後，更新生產設備、開發新產品、擴大生產規模就實現了。
溫州股份合作製企業，最早的典型應該在蒼南縣李家車村。當時的李家車村，家家戶戶生產紡織品。那種紡織品檔次很低，生產效率也很低。1979年春天，一個供銷員在江蘇南通看到一種新型的毛線織衣機，叫橫機。這種織機比本地老式的毛線編織機速度要快，織出來的毛線衣褲也好看得多。但橫機的價格很高，每台要價1040元，當時溫州農民每天隻賺一元左右，這個數字無疑是天價。
村集體沒有資金，信用社不給貸款，怎麽辦？於是，供銷員就找村支書商量，說能不能找大家湊湊？村支書說可以。於是，從村子裏找到了40個村民，每人120元，籌資6000元，到江蘇買了4台橫機，辦了個“李家車針織廠”。過了兩年又擴大119股，每股出資600元，籌款71400元，再買了一批毛紡織機，把“李家車針織廠”改名為“蒼南毛紡廠”。這就是股份合作製的雛形。
溫州人有個習慣，賺了錢喜歡到處誇耀。這種形式很快就在溫州城鄉推廣開了。由此，家庭作坊逐漸轉變為正式的工廠。
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誕生，卻上不了工商注冊。當時允許注冊的企業性質隻有三種--個體、集體、國營。當然，私營企業也是可以登記的，但由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所以一直被嚴格監控。1986年前，溫州登記在冊的私人企業總共才4家。所以，很多擴大了生產規模、脫離了個體戶的企業寧願掛“鄉辦”、“村辦”、“鎮辦”的牌子。人們給這類企業一個形象的稱呼，叫“戴紅帽子”企業。很多戴上“紅帽子”的企業，實際上都是私人企業或股份合作企業。可以說當時的企業結構很混亂。
1987年的時候，□□確定溫州為全國首批農村改革試驗區。辦試驗區的目的，是通過社會實踐，製定相應的試行章程和法規，使政府的政策具體化、製度化。在這種背景下，溫州先後製定了《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溫州市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等三個地方性政策規定。我們也借這個機會給股份合作製正名，也就是說，除個體、集體、國營外，還應該有所謂非驢非馬，但很受歡迎的“股份合作製”。
股份合作製：姓社非姓資
在給這個新的企業形式取名的時候，我們也是費了番腦筋。從資金投入的方式上來說，它具有股份製的特點。但股份製主要靠股息分紅，容易被看作是資本主義。從投資者直接參與勞動的角度看，它帶有合作製的特征，但肯定不是傳統的合作製。經曆了幾十年的合作社，大家很清楚。名字最後是這樣來的：從共同投資來說，他是股份製的；從共同勞動來說，他是合作製的。兩者溶於一體，就成了股份合作製。
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股份合作製這個名稱比較合適。因為，它可以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嫌疑，又可以發展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最終完成原始資本積累。
名正言就順。不久，溫州出台了《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作為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行政性規定。這個文件表明，股份合作製已經從一般鄉鎮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文件出來以後，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在這個文件的鼓舞下，從1987年到1989年，股份合作企業數量上發展很快。
1989年的上半年，有人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議案，說溫州成為試驗區後，資本.主義風刮得相當嚴重，建議中央派人調查。8月，□□研究室“個體、私營經濟調查組”來到溫州，重點調查股份合作製。我陪他們先到龍港，找了一些企業調查。他們詢問了一個紡織廠廠長：“你的企業是集體的？”廠長說：“不是，我的企業是5個股東出資辦的，是股份製的。”後來又去瑞安調查，他們又問一個企業負責人：“你的企業既不是集體，又不是私營，而是股份合作，為什麽？”企業負責人回答：“集體我們早就搞過，集體太公，太公怕統；而私營雇工經營太私，太私又怕割尾巴；股份合作又公又私，比較合適。”調查組發現溫州股份合作企業很有意思，寫了一份《浙江溫州實行股份合作企業的情況》的專題報告，就把股份合作製的性質、特點等方麵寫了出來，上報給□□領導。
曹敏莉微微蹙眉：“不讓你們承包櫃台？為什麽啊？”
大約是因為聽到對方自稱香港商人，又或者是因為麵對女同誌，喝得醉醺醺的男客倒是沒有在橫眉冷對，隻沒好氣道：“能怎麽回事？就是商場說他們是國營單位，必須得姓公的企業才能在裏麵經營。媽的，這麽多年了，又活回頭了。”
溫州人以會做生意而著稱，在沒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的“雞毛換糖”就已經小有名氣。改革開放之初，接二連三的大事都和溫州有關係。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號稱80年代鄉鎮企業的兩大模板。
周秋萍生出了興趣，追問道：“那你們打算怎麽辦？”
以她上輩子和溫州商人打交道的經曆，這些人的腦袋瓜子簡直可以說絕了，沒他們鑽不了的空子，也沒他們想不出的招。
那客人卻唉聲歎氣，連連搖頭：“能有什麽招？打道回府唄，回去找政府。我們在外麵被欺負，政府得替我們出頭啊。”
周秋萍隻笑笑，並不十分相信他的話。
剛好他的桌子又來了客人，她便收回頭，繼續幫著曹敏莉詢問三山路上那家服裝店的事。
“開了好幾年了，店麵都是現成的。你現在把招牌掛上去，馬上就能做生意。很劃算的。”
曹敏莉又問了幾家，決定每間鋪子都看一遍。
如果不是碰上這種特殊時期，也輪不到她如此挑三揀四。但正因為機會難得，所以她愈發要謹慎。
曹敏莉已經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如果這家店開的好，她會加快速度，趁著這個拿商鋪的好機會迅速擴張。
所謂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歐美的態度、外國企業的大麵積撤退以及大陸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態度都決定了，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錯過這機會，以後想要如此順暢地發展，估計沒可能了。
為什麽租而不是買。因為現在大陸的商鋪基本都在公家手上，他們肯對外出租，但幾乎沒可能買賣。
周秋萍一隻耳朵聽曹總和中人說話，另一隻耳朵則豎著聽隔壁桌的溫州商人們討論，希冀可以從對方口中聽到破局的妙招。
距離1992年的春天實在太久了，她懷疑自己沒那麽好的耐性。這麽長的時間裏，她也不能光蟄伏呀。
可惜讓她悲傷的是，雖然剛才跟他們說話的溫州商人普通話頗為流利，但老鄉見老鄉，他們說的全是溫州話。而溫州話又號稱宇宙語言，屬於非溫州地區的地球人都難以聽懂的範疇。
反正她是一個字沒聽明白。
幸虧吳康終於和熟客打完了招呼，也陪人喝了杯啤酒，可以過來招待老板了。
周秋萍立刻示意隔壁桌，壓低聲音問：“他們說什麽呢？”
這家夥當兵的時候，跟他關係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溫州人。他又特別有語言天賦，學各地的方言都特別快，所以連溫州話都能聽懂。
吳康不假思索：“他們說，大市場和大商家隻肯和公家單位合作，他們生意做不下去了。對了，周經理，咱們那個新店……”
顧及到桌上還坐著中人，他到底還是含含糊糊，“你和曹總打算什麽時候開？”
按道理來說，他不應該著急。但新店的店員招聘也是他負責的，包括安排領班這些事，都是他一手操持。如果店遲遲不開，他得給大家一個說法呀。
周秋萍的注意力還放在那些溫州商人身上，聲音低低的：“他們在爭辯什麽？我怎麽感覺他們情緒有點激動啊。”
吳康不以為意：“討論什麽是公家單位呢，除了集體企業還有合作製，正在議論股份合作製到底算不算。”
周秋萍眼睛一亮，立刻扭過頭去，詢問隔壁桌的客人：“不好意思，打擾一下，請問你們那邊有股份合作製企業嗎？”
她一直以為這種企業模式得過些年才出現。
那幾人吃了一驚，看在她是位年輕漂亮的女同誌麵上，才沒發火，但也談不上態度多好：“怎麽沒有啊，我們早就有了。幾個股東湊在一起出錢，然後一起幹活，不就是股份合作製嗎？我說呀，這就是公家的。三人成眾，我們自己雇傭自己，自己給自己當老板，哪裏有剝削？”
幾人還在憤憤不平，殊不知他們的話讓周秋萍醍醐灌頂。她脫口而出：“對呀，沒錯，大家一起掏錢湊做買賣，的確就是集體。大集體是集體，小集體也是集體。不能說村集體生產隊集體就不是集體。”
原本還牢騷不斷的溫州商人們頓時感覺自己找到了知音，連連點頭：“沒錯，同誌，還是你說的在理。我們回去就跟我們政府這麽說，讓他們替我們做主。”
在支持做買賣這件事上，溫州地方政府挺牛掰的，應該算那種把政策所有的空子都鑽遍了的類型。
周秋萍笑著點頭，給他們打氣：“你們政府肯定替你們撐腰。”
吳康尚未反應過來，有些無語自己老板真有閑情逸致。自己這邊還焦頭爛額呢，她就已經替別人操上了心。
不想周秋萍立刻喊他的名字：“吳康，你跟我過來一下，我有事和你說。”
說著她站起身，打招呼，“你們先聊著啊，一會兒去看店鋪喊我。”
曹敏莉點頭：“你自便。”
周秋萍風風火火，明明個子比吳康矮了近一個頭，走起路來卻一點也不比對方慢，直接在前麵領著路。
等進了辦公室，她就開門見山：“吳康，你現在手上有多少錢？”
吳康愣了下，本能地詢問：“是有合適的房子嗎？”
何謂買完房之後，他就心動，也想買房。隻不過他一個人住不了多大的房子，手上也沒那麽多錢，所以還一直在挑著。
周秋萍搖頭：“不，不是買房，是投資。我是這麽想的，你，還有你們大家一直幹活都很賣力，對店裏也盡心盡力。雖然工資開的還行，但說實在的，咱們實際條件擺在這裏，很多東西，比方說辦個學校給你們小孩將來上學，蓋個樓房給你們安排住宿，那都弄不了，畢竟不是公家單位。這麽一算下來，還是有很多地方照顧不到。”
吳康趕緊表態：“其實已經很好了，周經理，我們心裏都有數，你已經是沒話說的好老板了。”
周秋萍擺擺手：“有一說一，如果非要說我好，那也是純靠同行襯托。實際上肯定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我是這麽想的，在商言商，我投了本錢我肯定是要掙錢的。但我也希望你們能掙更多的錢。所以，新店，你要不要投資？你們要不要投資？”
吳康驚呆了，結結巴巴道：“投……投資，怎麽投資呀？”
“就像剛才那幾個溫州老板說的那樣，個人拿出些錢，湊在一起，合成本金一塊開店。到時候店賺了錢，除了各自拿了工資和獎金之外，分紅就按照個人出資的比例來分。你們願意嗎？”
吳康隻覺得腦子嗡的一聲，店裏的鐳射燈都好像在他眼前不停地搖擺，整個世界炸開了大煙花。
周經理是想喊他也當老板？雖然隻是老板之一。
他張張嘴，發現嗓子幹澀的不得了：“帶……帶我們分錢？”
他從沒想過這種事，他以為最好的情況就是第三家店開了，自己還能再漲工資。
比起那可能漲的幾百塊錢，當然是分紅更好了。
他做過兩家店了，再清楚不過卡拉ok房究竟有多掙錢。用日進鬥金來形容毫不為過。
別看有些大型國企和巨無霸一樣碩大，真正算起純利潤，未必能趕得上他們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說，如果真分紅的話，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職工都會變成萬元戶。
但他也不嫉妒幹分錢的周經理。做生意，一個要本金一個要門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認真地點頭：“帶，肯定帶。說實在的，一開始我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搞不清楚到底會賺還是會虧。現在兩家店開了，我心裏也有點底了，敢跟你們提了。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就讓他們到你這兒報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塊，不然到時候算錢太麻煩了。這事兒憑自願，願意的人就到你這裏來報名。我隻拿出10萬塊錢的額度，早報名的早得，名額滿了為止。”
10萬塊在1989年聽上去挺嚇人的，畢竟周秋萍那麽大一房子才花了3萬塊。但考慮到卡拉ok房投資不低，一套卡拉ok設備就8000塊，每間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錢可多了。
10萬塊放在這裏麵，也就是差不多10%的樣子。剩下的90萬，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強調：“雖然他們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醜話說在前麵，大家隻有分紅的權利，不能幹涉經營。因為官多法亂，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來就特別慢，一人一個主意，會亂套的。當然，大家可以提建議，如果建議好的話，還可以額外發獎金，從我那90%的分紅裏頭算。”
吳康點頭如小雞啄米，這是應該的。
所謂大事開小會，小事開大會。發話的人越多，越不容易達成統一意見，事情推起來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潰。
他第一個表態：“我先報個名，我出4000塊。”
本來他可以掏更多的錢，但悲劇在於他還是個音樂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還創作歌曲呀。
這一搞創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買樂器？玩樂器跟玩單反一樣，那都是燒錢的祖宗啊。
可憐的吳康已經把自己的家底兜了個遍，也暫且隻能拿出4000塊。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總共就10萬塊的額度，兩家卡拉ok房這麽多員工呢。
周秋萍點頭，當場答應他：“可以，沒問題，你給自己記好了，到時候別搞混亂了就行。”
吳康知道她要開火鍋店的事，又關心一句：“那邊店也這麽搞嗎？”
如果是的話，他還想提醒一下陳露和歐小飛別急著花錢，省得到時候拿不出錢投資。
周秋萍笑著點頭：“對，也這樣搞。你跟大家說一下，別到時候爭得打起來。沒事的，海城還有三家卡拉ok房要開，到時候我還會拿出額度來，保證每個人都有分紅的機會。”
即便暫時沒辦法繼續擴張，她拿下的店麵總不能閑著，必須得開了掙錢。
作者有話說：
作說比較長，介紹的是股份合作製的背景。不感興趣可以直接跳過。因為文中提到了這個，所以就順便貼一下資料。
股份合作製的前世今生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記者:汪海寶 見習記者:柯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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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溫州，開始了一種合作行為的實驗，創造出了一套適合經濟發展的機製--股份合作製。從那之後，溫州人無論在企業創辦，以及市場拓展、資本運作等諸多領域都發揮了合作的力量。
溫州股份合作製的發展，讓人仿佛看到400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乘風破浪的側影。當年的東印度公司通過集.資的方式，將全社會的財富轉化成了對外擴張的資本，給投資者帶來了豐厚的回報，不經意中，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股份製的經濟組織。同樣，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憑著冒險的精神和對財富的追求，通過合資合力的方式，發明了一種新的企業組織製度，躲避了市場和政治的風浪，獲得了高額的回報。
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溫州股份合作製的見證者、有關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溫州市委副秘書長、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溫州體改委主任。
溫州民營經濟史口述實錄（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報記者汪海寶 見習記者柯海芬采訪整理
股份合作製：體外成長
溫州股份合作製，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時間了。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伴隨著很多爭議。所以，雖然1970年代末已經有了股份合作製企業，但直到1987年才開始取名、定性，至於合法地位的確立，是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從那以後，它被正式承認為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事實證明，溫州股份合作製是農民的一大創舉，它不是來自理論，而是來自實踐。
溫州早期的企業形式是家庭作坊。當時，這些家庭作坊前店後廠，遍及城鄉，以生產小商品為主，大量銷往全國各地。那時，生產和銷售相對分開。十萬供銷大軍在各地跑訂單，家庭作坊根據訂單進行生產。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稱之為“小商品，大市場”。
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入，這種分散、小規模生產的家庭作坊開始不適應激烈的競爭了。大部分家庭企業保本運作，虧損的企業逐漸增多。溫州人認識到，企業要生存，要發展，隻有更新設備，擴大規模，增加產量，搶占市場份額才行。
資本投入便成了關鍵問題。當時的銀行是不會向個體戶、家庭企業發放貸款的，而通過民間借貸，利率太高，企業難以承受。
於是，一些家庭作坊開始聯戶、聯營、集資、合股。幾個人湊在一起，均等出資，逐步解決了資金短缺的問題。
形成資金的合力以後，更新生產設備、開發新產品、擴大生產規模就實現了。
溫州股份合作製企業，最早的典型應該在蒼南縣李家車村。當時的李家車村，家家戶戶生產紡織品。那種紡織品檔次很低，生產效率也很低。1979年春天，一個供銷員在江蘇南通看到一種新型的毛線織衣機，叫橫機。這種織機比本地老式的毛線編織機速度要快，織出來的毛線衣褲也好看得多。但橫機的價格很高，每台要價1040元，當時溫州農民每天隻賺一元左右，這個數字無疑是天價。
村集體沒有資金，信用社不給貸款，怎麽辦？於是，供銷員就找村支書商量，說能不能找大家湊湊？村支書說可以。於是，從村子裏找到了40個村民，每人120元，籌資6000元，到江蘇買了4台橫機，辦了個“李家車針織廠”。過了兩年又擴大119股，每股出資600元，籌款71400元，再買了一批毛紡織機，把“李家車針織廠”改名為“蒼南毛紡廠”。這就是股份合作製的雛形。
溫州人有個習慣，賺了錢喜歡到處誇耀。這種形式很快就在溫州城鄉推廣開了。由此，家庭作坊逐漸轉變為正式的工廠。
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誕生，卻上不了工商注冊。當時允許注冊的企業性質隻有三種--個體、集體、國營。當然，私營企業也是可以登記的，但由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所以一直被嚴格監控。1986年前，溫州登記在冊的私人企業總共才4家。所以，很多擴大了生產規模、脫離了個體戶的企業寧願掛“鄉辦”、“村辦”、“鎮辦”的牌子。人們給這類企業一個形象的稱呼，叫“戴紅帽子”企業。很多戴上“紅帽子”的企業，實際上都是私人企業或股份合作企業。可以說當時的企業結構很混亂。
1987年的時候，□□確定溫州為全國首批農村改革試驗區。辦試驗區的目的，是通過社會實踐，製定相應的試行章程和法規，使政府的政策具體化、製度化。在這種背景下，溫州先後製定了《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溫州市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等三個地方性政策規定。我們也借這個機會給股份合作製正名，也就是說，除個體、集體、國營外，還應該有所謂非驢非馬，但很受歡迎的“股份合作製”。
股份合作製：姓社非姓資
在給這個新的企業形式取名的時候，我們也是費了番腦筋。從資金投入的方式上來說，它具有股份製的特點。但股份製主要靠股息分紅，容易被看作是資本主義。從投資者直接參與勞動的角度看，它帶有合作製的特征，但肯定不是傳統的合作製。經曆了幾十年的合作社，大家很清楚。名字最後是這樣來的：從共同投資來說，他是股份製的；從共同勞動來說，他是合作製的。兩者溶於一體，就成了股份合作製。
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股份合作製這個名稱比較合適。因為，它可以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嫌疑，又可以發展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最終完成原始資本積累。
名正言就順。不久，溫州出台了《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作為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行政性規定。這個文件表明，股份合作製已經從一般鄉鎮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文件出來以後，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在這個文件的鼓舞下，從1987年到1989年，股份合作企業數量上發展很快。
1989年的上半年，有人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議案，說溫州成為試驗區後，資本.主義風刮得相當嚴重，建議中央派人調查。8月，□□研究室“個體、私營經濟調查組”來到溫州，重點調查股份合作製。我陪他們先到龍港，找了一些企業調查。他們詢問了一個紡織廠廠長：“你的企業是集體的？”廠長說：“不是，我的企業是5個股東出資辦的，是股份製的。”後來又去瑞安調查，他們又問一個企業負責人：“你的企業既不是集體，又不是私營，而是股份合作，為什麽？”企業負責人回答：“集體我們早就搞過，集體太公，太公怕統；而私營雇工經營太私，太私又怕割尾巴；股份合作又公又私，比較合適。”調查組發現溫州股份合作企業很有意思，寫了一份《浙江溫州實行股份合作企業的情況》的專題報告，就把股份合作製的性質、特點等方麵寫了出來，上報給□□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