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軍也準備和我一起幹，出了上百個大膽的設想，其中我能記住的兩個：一個是給陶然亭公司蓋個頂，變成亞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內公園，當然這要吸收一部分外資；另一個是成立全國性病防治宣傳基金會，一人捐一元錢，全國就是10億，刨去1億鐵公雞，另外還可以下設一些由從良妓組成的福利工廠，專門生產供外貿出口的繡花枕頭。這期間我有過幾次豔遇，都是些沒文化的婦女，連她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連一句話都沒有。幾次豔遇都像是啞劇大師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學關係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進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稱文雅的婦女，相當知趣兒，也不乏幽默感。我們在很多方麵很默契，偶爾也會出現一些柔情蜜意。隻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順水推舟地隨意問了我一句：“你愛我麽？”我的反應之強烈事後令我自己也很吃驚，可以說是相當粗暴無禮，連起碼的體麵都未顧及。
我大聲厲喝：“不！不愛！”
與其說她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說我的反應令她畏懼。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輕聲道：“你也用不著使這麽大勁回答呀。”之後，她對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慚愧了，不肯再與她見麵。我想解釋我的情感，但想來想去所有的緣由都是托辭，隻能顯得虛偽。我幾乎不太上街，城裏發生的任何聲勢浩大或激動人心的事情，於我都是隔世之囂。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區，離婚後，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時我也想到杜梅，獨處時或看電視時思緒會突然飄落到她身上，過去我們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斷會有聲有色極其生動地出現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悵然。
有時去城東有約，乘車經過杜梅她們醫院那條街，我也會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發現她。
初春的一天夜裏，我們去一個人家談了點“事”回來，幾個人擠在一輛微型車裏，一邊聊天一邊沿著南三環路往西開。
當時已過12點，南三環又偏僻，馬路上除了偶爾呼嘯而過一輛車，人跡旨無。快到六裏橋時，前麵出現一個騎車人，車騎得飛快，忽而沒入樹蔭，忽而出現在路燈之下。我們的車超過這個人時，潘佑軍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頭，騎車人已隱入樹蔭。
“慢點開，慢點開。”潘佑軍對司機說。
汽車減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現在一盞路燈的光暈下。她兩眼發直，神態嚴峻，兩腳機械有力地蹬著車，照直前衝，頭發像一朵妖嬈蠱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腦後，似乎那柔軟的根根黑發綁了鋼絲統統變得強直。
她身後是黑鴉鴉的田野和蒼鬱如墨的一排排樹冠，她在這黑白分明的邊緣輕盈如煙地掠過。像是波濤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製地向前急急地奔去，隻待在空中或撞上什麽堅硬的東西頃刻粉碎，化為烏有，方才心甘。
“她一個人跑到這兒來幹什麽？”潘佑軍擔憂地問。
“停車，停車。”我朝司機喊。
汽車刹住，我開了車門跳下來，站在馬路中間，她箭一般地衝過來，根本沒看見汽車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車後架，自行車的衝力險些給我帶個跟頭。潘佑軍也下了車，抓住她的車把，對她說：“杜梅，是我們。”“放開！放開我！”她野蠻地朝我們喊，似乎完全不認識我們。她聳著身子在車梁上站起來，用力蹬著已經被定住的車子，人高出我們一截，頭發披散，眼冒凶光，像個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車。
“你去哪兒？”她劈麵給我一掌，我的半邊臉立刻腫了起來，我捂著臉叫：“你幹嘛？你怎麽了？”
她冷笑，揚手欲再打，被潘佑軍抓住。自行車嘩地一下倒了。她紅著眼睛對我和潘佑軍又踢又咬，聲壯如牛地吼。
“你怎麽啦？你怎麽啦？”我驚恐地衝她嚷，悲慟地問潘佑軍：“她怎麽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車。”潘佑軍果斷地說。
其他人也從車上下來，幫我們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拚力掙紮，那聲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氣十分驚人，我們一幫男人也按不住她，每個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麵星條旗了。我們終於把她抬上了車，幾隻手用力把她按在後座，挾壓著她。她的吼叫變成一種哀號，在高音區不歇氣地長嗥，車上的每一個人無不毛骨悚然，司機手抖得幾乎把不住方向盤。
那哀號長時間回蕩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
我們把她拉到潘佑軍家，她已陷入昏迷。我們把她抬到床上，脫了鞋，蓋上被子。她臉色慘白，渾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濕透了枕巾、床單。我摸她的手，像冰塊一樣紮手。我束手無策，驚慌難過，隻是一個勁問潘佑軍：
“怎麽辦？她怎麽辦？要不要去門診部找個大夫？”
潘佑軍在部隊幹過衛生員，很沉著，摸了摸杜梅脈膊說：
“問題不大，脈膊跳得很快，但也相當有力，估計很快會醒過來，要防止她再鬧，應該打一針‘冬眠靈’讓她睡。”
“你們這兒有藥麽？”“沒有，有也沒注射器。我這兒倒有幾片安眠藥，我們給她灌下去，多少有點作用。”
我們撬開杜梅緊閉的牙關，給她喂了幾片藥，水從她嘴裏漫出，濕了一臉，我用毛巾把她頰邊的水擦掉。
“她怎麽會這樣呢？”潘佑軍沒答話，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
後半夜，她醒了，看來那幾片安眠藥沒起太大作用。別人都去睡了，我獨自坐在她床邊打盹，聽到動靜一下醒過來。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層紗朦朧綽約。她像貓一樣慵倦無聲地坐起來，看見我，微微一笑，接著納悶地問：“我們怎麽在這兒？這是誰家？”
“唔……”我不知說什麽好。
“我怎麽睡著了？怎麽不回我們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這是潘佑軍家。我們是不是打麻將打太晚了？他和他愛人呢？”“你都不記得了？”這時，她發現我臉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臉，皺著眉問：“怎麽搞的？跟誰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著腳著急心疼地埋怨：“我一會兒不見你就惹事，我看看，疼麽？”她冰涼的手指輕輕撫摸我臉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陣陣刺痛。
我一下把她摟過來，緊緊地摟在懷裏，哭了起來。我發現我還是愛她，那麽愛她，這一發現令我心碎。
那天夜裏，我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那處巨大的、澎湃的、無可比擬的、難以形容的、過去我從來不相信會發生在人類之間的激情！
這情感的力量擊垮了我，摧毀了我，使我徹底崩潰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隻要一把鋒利的、飛快的、重的東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醬，讓我痛入骨髓！
槍聲回蕩在山穀，在手槍的“啪啪”單響中夾雜著衝鋒槍和機槍短促有力的陣陣點射。
我們在長辛店的一個軍用靶場打槍。這兒的一個“八一”隊射擊教練是我們的一個朋友，他可以讓我們免費過槍癮。我端著一枝帶瞄準鏡的大口徑比賽專用步槍，以標準的射擊姿態斜步站著，飛快地毫不停頓地連連扣動板機，把一發發子彈射向二百米開外的靶心。
灼燙的彈殼像鮮蝦一樣活蹦亂跳地從槍膛裏彈出，接二連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鏗然有聲，團團打轉。
靶子在遠處的強烈陽光下隨著連連彈擊，巋然不動。我聞到刺鼻的硝煙味兒。一匣子彈打光後，我回身裝子彈。我看到賈玲正在和另外幾個軍人在旁邊隔間裏戴著耳塞打手槍。
她眼角一瞟也看見了我，仍姿態不變地沉著放槍。她放完最後一槍拎著槍口仍在冒煙的手槍向我走來。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彈一發一發壓入槍膛。
她對我說：“杜梅不讓我告訴你。但我覺得還是應該讓你知道——她懷孕了。”
我大聲厲喝：“不！不愛！”
與其說她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說我的反應令她畏懼。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輕聲道：“你也用不著使這麽大勁回答呀。”之後，她對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慚愧了，不肯再與她見麵。我想解釋我的情感，但想來想去所有的緣由都是托辭，隻能顯得虛偽。我幾乎不太上街，城裏發生的任何聲勢浩大或激動人心的事情，於我都是隔世之囂。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區，離婚後，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時我也想到杜梅，獨處時或看電視時思緒會突然飄落到她身上，過去我們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斷會有聲有色極其生動地出現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悵然。
有時去城東有約，乘車經過杜梅她們醫院那條街，我也會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發現她。
初春的一天夜裏，我們去一個人家談了點“事”回來，幾個人擠在一輛微型車裏，一邊聊天一邊沿著南三環路往西開。
當時已過12點，南三環又偏僻，馬路上除了偶爾呼嘯而過一輛車，人跡旨無。快到六裏橋時，前麵出現一個騎車人，車騎得飛快，忽而沒入樹蔭，忽而出現在路燈之下。我們的車超過這個人時，潘佑軍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頭，騎車人已隱入樹蔭。
“慢點開，慢點開。”潘佑軍對司機說。
汽車減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現在一盞路燈的光暈下。她兩眼發直，神態嚴峻，兩腳機械有力地蹬著車，照直前衝，頭發像一朵妖嬈蠱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腦後，似乎那柔軟的根根黑發綁了鋼絲統統變得強直。
她身後是黑鴉鴉的田野和蒼鬱如墨的一排排樹冠，她在這黑白分明的邊緣輕盈如煙地掠過。像是波濤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製地向前急急地奔去，隻待在空中或撞上什麽堅硬的東西頃刻粉碎，化為烏有，方才心甘。
“她一個人跑到這兒來幹什麽？”潘佑軍擔憂地問。
“停車，停車。”我朝司機喊。
汽車刹住，我開了車門跳下來，站在馬路中間，她箭一般地衝過來，根本沒看見汽車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車後架，自行車的衝力險些給我帶個跟頭。潘佑軍也下了車，抓住她的車把，對她說：“杜梅，是我們。”“放開！放開我！”她野蠻地朝我們喊，似乎完全不認識我們。她聳著身子在車梁上站起來，用力蹬著已經被定住的車子，人高出我們一截，頭發披散，眼冒凶光，像個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車。
“你去哪兒？”她劈麵給我一掌，我的半邊臉立刻腫了起來，我捂著臉叫：“你幹嘛？你怎麽了？”
她冷笑，揚手欲再打，被潘佑軍抓住。自行車嘩地一下倒了。她紅著眼睛對我和潘佑軍又踢又咬，聲壯如牛地吼。
“你怎麽啦？你怎麽啦？”我驚恐地衝她嚷，悲慟地問潘佑軍：“她怎麽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車。”潘佑軍果斷地說。
其他人也從車上下來，幫我們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拚力掙紮，那聲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氣十分驚人，我們一幫男人也按不住她，每個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麵星條旗了。我們終於把她抬上了車，幾隻手用力把她按在後座，挾壓著她。她的吼叫變成一種哀號，在高音區不歇氣地長嗥，車上的每一個人無不毛骨悚然，司機手抖得幾乎把不住方向盤。
那哀號長時間回蕩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
我們把她拉到潘佑軍家，她已陷入昏迷。我們把她抬到床上，脫了鞋，蓋上被子。她臉色慘白，渾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濕透了枕巾、床單。我摸她的手，像冰塊一樣紮手。我束手無策，驚慌難過，隻是一個勁問潘佑軍：
“怎麽辦？她怎麽辦？要不要去門診部找個大夫？”
潘佑軍在部隊幹過衛生員，很沉著，摸了摸杜梅脈膊說：
“問題不大，脈膊跳得很快，但也相當有力，估計很快會醒過來，要防止她再鬧，應該打一針‘冬眠靈’讓她睡。”
“你們這兒有藥麽？”“沒有，有也沒注射器。我這兒倒有幾片安眠藥，我們給她灌下去，多少有點作用。”
我們撬開杜梅緊閉的牙關，給她喂了幾片藥，水從她嘴裏漫出，濕了一臉，我用毛巾把她頰邊的水擦掉。
“她怎麽會這樣呢？”潘佑軍沒答話，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
後半夜，她醒了，看來那幾片安眠藥沒起太大作用。別人都去睡了，我獨自坐在她床邊打盹，聽到動靜一下醒過來。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層紗朦朧綽約。她像貓一樣慵倦無聲地坐起來，看見我，微微一笑，接著納悶地問：“我們怎麽在這兒？這是誰家？”
“唔……”我不知說什麽好。
“我怎麽睡著了？怎麽不回我們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這是潘佑軍家。我們是不是打麻將打太晚了？他和他愛人呢？”“你都不記得了？”這時，她發現我臉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臉，皺著眉問：“怎麽搞的？跟誰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著腳著急心疼地埋怨：“我一會兒不見你就惹事，我看看，疼麽？”她冰涼的手指輕輕撫摸我臉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陣陣刺痛。
我一下把她摟過來，緊緊地摟在懷裏，哭了起來。我發現我還是愛她，那麽愛她，這一發現令我心碎。
那天夜裏，我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那處巨大的、澎湃的、無可比擬的、難以形容的、過去我從來不相信會發生在人類之間的激情！
這情感的力量擊垮了我，摧毀了我，使我徹底崩潰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隻要一把鋒利的、飛快的、重的東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醬，讓我痛入骨髓！
槍聲回蕩在山穀，在手槍的“啪啪”單響中夾雜著衝鋒槍和機槍短促有力的陣陣點射。
我們在長辛店的一個軍用靶場打槍。這兒的一個“八一”隊射擊教練是我們的一個朋友，他可以讓我們免費過槍癮。我端著一枝帶瞄準鏡的大口徑比賽專用步槍，以標準的射擊姿態斜步站著，飛快地毫不停頓地連連扣動板機，把一發發子彈射向二百米開外的靶心。
灼燙的彈殼像鮮蝦一樣活蹦亂跳地從槍膛裏彈出，接二連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鏗然有聲，團團打轉。
靶子在遠處的強烈陽光下隨著連連彈擊，巋然不動。我聞到刺鼻的硝煙味兒。一匣子彈打光後，我回身裝子彈。我看到賈玲正在和另外幾個軍人在旁邊隔間裏戴著耳塞打手槍。
她眼角一瞟也看見了我，仍姿態不變地沉著放槍。她放完最後一槍拎著槍口仍在冒煙的手槍向我走來。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彈一發一發壓入槍膛。
她對我說：“杜梅不讓我告訴你。但我覺得還是應該讓你知道——她懷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