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傳，張藝謀的影片要被樹成樣板了。為了保他，有人做了手腳，使他的影片成為去年威尼斯和今年柏林兩次影展唯一合法送展的大陸影片。這個流言中引述了一些因此失去機會的導演的抱怨，猛一聽言之鑿鑿，細一想死無對證，鬧開了，打起官司，隻怕還是張家人贏。像大多數流言蜚語，這個流言也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當我第二次聽到人家講這個事，樹張為樣板已被說成一種國際安排，流言中點了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說包括鞏俐的柏林主席都是這家公司一手推動的，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越來越像一個標準謠言了。歐洲的文化事情能為美國人操縱，似乎是反常識的，但誰又能說錢、關係在“廉潔”的西方就不起作用？搞院外活動、替利益集團遊說在美國也是一個合法的興旺的行業。
這就是流言的可怕力量，它像科學幻想一樣開拓人的思路。
在柏林開獎前，這個流言就預測：張肯定會得一個獎。傳言者貌似了解內情，甚至援引參加過國際電影節評獎的專業人士的話講：在一個評委會裏，隻要有一個評委堅持，就會平衡給他一個獎。外國人也是人，也不獨中國人才講麵子。
《我的父親母親》果然得獎了，各報的報道十分混亂，《晨報》說是“特別獎”，評委會大獎給的是文德爾斯的《百萬美元旅館》；《晚報》則說張是“大獎”，文德爾斯得的是幹巴巴的“評委會獎”。顯然頒了兩個評委會獎，到底誰是正經的“大”獎，誰得的隻是一個安慰獎，大概要查德文原文了。流言立刻批準了《晨報》的譯文，因為這個譯法更合適流言進一步發展，於是流言有新說：此“特別獎”等於中國舉辦亞運會特設的武術項目，是鞏俐為張藝謀爭取的。我特別問了一個在德國報紙服務的朋友，請她查了德通社的稿子，證實《晨報》譯錯了，張得的是“評審團大獎”，即整個電影節的二獎，文德爾斯得的是“評審團特殊藝術成就銀熊獎”，可譯成“特別獎”。這就破了流言的新說，於是流言又立即跟著修正，把話題轉向張此次得的另一個獎“世界天主教評審團教會獎”，這獎明擺著是超藝術和表揚現象的，“世界天主教”聽上去像是一個國際陰謀，或叫“國際大合唱”。這是流言的另一強大所在：它總是能自圓其說。
流言的真正生命力在於它暗合了人們的期望，譬如我，就發現自己非常樂意相信這個流言，我對張的兩部影片《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的看法和流言製造者的立場非常接近。這兩部片子我都認為很差，根本不值得作為好影片向公眾推介，再有一百個評委會給獎也改變不了我的看法。我和流言製造者的區別僅在於我是用另一個思路、自己的方式去否定這事兒：評委會是什麽？也無非是隨機選中的幾個閑人，他們過去再大的成就也不能使他們今天具有當然的權威，我們早已告別了迷信權威、大家公用一個頭腦一雙眼睛的時代——他們肯定張的片子，隻能說明他們臭，這個電影節不夠水準。
簡單就是簡單，用什麽“簡潔”之類的文字遊戲遮羞也是枉然。詩意，不是鄉村美麗的風景和年輕女孩子臉蛋那種掛曆般的柔媚；從漂亮看出美好，不是發現，不過是一個老頭把破碎的老夢醒著、強努著再做一遍。感人，講的就是刻意的效果，凡是打算魚目混珠的作品都在瘋狂追求這個，而且大家都選擇最笨（也許是無奈）的方法，回避所有可能引起尷尬的事實，隻挑最軟最膩的地方反複揉搓，同唱一首歌“我說你世上最善良”。不老實敘事，隻宣傳意圖，那還用拍電影嗎？
我覺得張藝謀近年的創作受一種強烈主觀意圖支配，那就是想討人——討所有人喜歡。近期他對媒體的談話中很是流露出左右逢源後的自得和能繼續“活著”的自信。生存當然是重要的，要付出代價，但要小心——再小心，像做小本生意，不要把本錢搭光，僅僅會“活著”，算不得什麽說得出口的本事。張多次講《一個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親母親》是“返璞歸真”，他的嚴肅相和正經勁兒使人不得不相信他這樣講的誠意，假若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這之前的另一個流言了：他過去影片中的態度都是別人教的，是潮流的產物。進而得出結論：他一直就是一個投機分子。
一個人，東西差了，替他講話的聲音卻響亮了，本來不是那麽無懈可擊，卻為所有人稱道，很難不懷疑在他背後有一股勢力，有人在實施控製。我就知道有一個人，到處為張藝謀打理輿論，起碼有三個記者跟我講過，他們寫了批評張藝謀電影的文章，便接到他的“文學策劃”王斌的電話糾纏，此人以朋友的身份、討論的口氣對這三位記者逐次進行長達數小時的說服和激辯。我不相信王斌的做法是張的授意，我更願意相信那隻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熱愛和主動捍衛，但這同樣是令人作嘔的。我不想掩飾我對這事的義憤，我要說，這激起了我對張及其他那一夥的極大蔑視。我認為王斌的做法破壞了一項相當重要的遊戲規則，即：不得對文藝批評進行人身追究。
這麽幹，不出流言才怪呢！
當我看到大大小小的教授、記者列隊出遊，一會兒在東報上紮個堆兒，一會兒在西報上紮個堆兒，惡吹張的爛片，一個謠言油然而生我心，這都是拿了錢的。
你們以為你們是什麽人？不管你們能動員多少有效資源，一手遮天這事兒想也不要去想。電影是越來越像一單生意，電影圈中人也越來越學會了使用商業手段自我經營，去為你們的產品做花樣百出的廣告吧，也許有一天你們會像漢堡包或可口可樂那樣知名——那也別想讓所有人喜歡。為什麽不能現實一點，盡管拍自己想拍的片子，用想出名那樣的堅韌毅力，忍受所有不喜歡自己的人的批評。
批評成風，流言才不會有空間。
這就是流言的可怕力量，它像科學幻想一樣開拓人的思路。
在柏林開獎前，這個流言就預測：張肯定會得一個獎。傳言者貌似了解內情，甚至援引參加過國際電影節評獎的專業人士的話講：在一個評委會裏，隻要有一個評委堅持，就會平衡給他一個獎。外國人也是人，也不獨中國人才講麵子。
《我的父親母親》果然得獎了，各報的報道十分混亂，《晨報》說是“特別獎”，評委會大獎給的是文德爾斯的《百萬美元旅館》；《晚報》則說張是“大獎”，文德爾斯得的是幹巴巴的“評委會獎”。顯然頒了兩個評委會獎，到底誰是正經的“大”獎，誰得的隻是一個安慰獎，大概要查德文原文了。流言立刻批準了《晨報》的譯文，因為這個譯法更合適流言進一步發展，於是流言有新說：此“特別獎”等於中國舉辦亞運會特設的武術項目，是鞏俐為張藝謀爭取的。我特別問了一個在德國報紙服務的朋友，請她查了德通社的稿子，證實《晨報》譯錯了，張得的是“評審團大獎”，即整個電影節的二獎，文德爾斯得的是“評審團特殊藝術成就銀熊獎”，可譯成“特別獎”。這就破了流言的新說，於是流言又立即跟著修正，把話題轉向張此次得的另一個獎“世界天主教評審團教會獎”，這獎明擺著是超藝術和表揚現象的，“世界天主教”聽上去像是一個國際陰謀，或叫“國際大合唱”。這是流言的另一強大所在：它總是能自圓其說。
流言的真正生命力在於它暗合了人們的期望，譬如我，就發現自己非常樂意相信這個流言，我對張的兩部影片《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的看法和流言製造者的立場非常接近。這兩部片子我都認為很差，根本不值得作為好影片向公眾推介，再有一百個評委會給獎也改變不了我的看法。我和流言製造者的區別僅在於我是用另一個思路、自己的方式去否定這事兒：評委會是什麽？也無非是隨機選中的幾個閑人，他們過去再大的成就也不能使他們今天具有當然的權威，我們早已告別了迷信權威、大家公用一個頭腦一雙眼睛的時代——他們肯定張的片子，隻能說明他們臭，這個電影節不夠水準。
簡單就是簡單，用什麽“簡潔”之類的文字遊戲遮羞也是枉然。詩意，不是鄉村美麗的風景和年輕女孩子臉蛋那種掛曆般的柔媚；從漂亮看出美好，不是發現，不過是一個老頭把破碎的老夢醒著、強努著再做一遍。感人，講的就是刻意的效果，凡是打算魚目混珠的作品都在瘋狂追求這個，而且大家都選擇最笨（也許是無奈）的方法，回避所有可能引起尷尬的事實，隻挑最軟最膩的地方反複揉搓，同唱一首歌“我說你世上最善良”。不老實敘事，隻宣傳意圖，那還用拍電影嗎？
我覺得張藝謀近年的創作受一種強烈主觀意圖支配，那就是想討人——討所有人喜歡。近期他對媒體的談話中很是流露出左右逢源後的自得和能繼續“活著”的自信。生存當然是重要的，要付出代價，但要小心——再小心，像做小本生意，不要把本錢搭光，僅僅會“活著”，算不得什麽說得出口的本事。張多次講《一個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親母親》是“返璞歸真”，他的嚴肅相和正經勁兒使人不得不相信他這樣講的誠意，假若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這之前的另一個流言了：他過去影片中的態度都是別人教的，是潮流的產物。進而得出結論：他一直就是一個投機分子。
一個人，東西差了，替他講話的聲音卻響亮了，本來不是那麽無懈可擊，卻為所有人稱道，很難不懷疑在他背後有一股勢力，有人在實施控製。我就知道有一個人，到處為張藝謀打理輿論，起碼有三個記者跟我講過，他們寫了批評張藝謀電影的文章，便接到他的“文學策劃”王斌的電話糾纏，此人以朋友的身份、討論的口氣對這三位記者逐次進行長達數小時的說服和激辯。我不相信王斌的做法是張的授意，我更願意相信那隻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熱愛和主動捍衛，但這同樣是令人作嘔的。我不想掩飾我對這事的義憤，我要說，這激起了我對張及其他那一夥的極大蔑視。我認為王斌的做法破壞了一項相當重要的遊戲規則，即：不得對文藝批評進行人身追究。
這麽幹，不出流言才怪呢！
當我看到大大小小的教授、記者列隊出遊，一會兒在東報上紮個堆兒，一會兒在西報上紮個堆兒，惡吹張的爛片，一個謠言油然而生我心，這都是拿了錢的。
你們以為你們是什麽人？不管你們能動員多少有效資源，一手遮天這事兒想也不要去想。電影是越來越像一單生意，電影圈中人也越來越學會了使用商業手段自我經營，去為你們的產品做花樣百出的廣告吧，也許有一天你們會像漢堡包或可口可樂那樣知名——那也別想讓所有人喜歡。為什麽不能現實一點，盡管拍自己想拍的片子，用想出名那樣的堅韌毅力，忍受所有不喜歡自己的人的批評。
批評成風，流言才不會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