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一</h4>
把《文集》囊括的一些作品挑出來巧立名目結成新集，本意是想節省讀者一些精力，同時也讓盜版的同誌更方便一點。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免濫，好比一條魚不洗不開膛就上了桌，讓人出了全魚價，一口沒留神還添了惡心。這裏這些就算魚的中段了，一些魚刺魚骨頭什麽的也剔了。買過《文集》的人就別買了。家庭生活困難下崗的待業的靠希望工程救助的也算了，留著錢過日子吧。忙著做生意忙著翻兩番的不敢耽誤您時間。立誌做學問理想超凡出聖的您也別掏這份錢，回頭再驚著您。我希望我這書的買家是那些倒黴的、無聊的、每天沒什麽念想沒什麽指望的；最好是沒被嚇唬過，壓根兒沒看過我東西的人。這樣我就不覺得對不住誰啦。
<h4>
二</h4>
挑選這些篇目是因為這些東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有過去日子的斑駁影子。寫存在過的人和生活，下筆就用心一點，表情狀物也就精確一點。尤其是那些言情小說，大部分是十幾年前的作品，你可以看出來我寫這些東西時還很純潔。我的意思是說腦子還沒被各種激進或者反動的概念搞亂，還相信某些東西，還有人味兒。這些品質今天於我已喪失殆盡。我再也寫不出那樣的東西了。實際上從1992年之後，我已經不再寫小說了，一種有害的自身的變化使我一拿起筆來就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我曾經討厭過的人。
我沒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這本來是件好事。我以為中國高校的文科教育結果不過於訓練出一班知識的奴隸。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寫的文章，無論他們把話說得多繞嘴多不通順，一句話是很明了的，那就是衛道。這種中學老師幹的事讓他們攬過去還幹得那麽歡，煞有介事，真讓人瞧不上，進而懷疑他們的思想能力。有人說我沒事愛往知識分子身上潑髒水，是因為我自己沒考上大學，自卑心理作祟。姑且算他說得有理，我自己開初也確實在這話題上有些孩子氣的表現。但現在要還這麽說就顯得大夥兒都太庸俗了。我曾經立誓不做那個所謂的知識分子。這原因大概首先出於念中學時我的老師們給我留下的惡劣印象。他們那麽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於他們自以為知識在手，在他們那兒知識變成了恃強淩弱的資本。我成長過程中看到太多知識被濫用、被迷信、被用來歪曲人性，導致我對任何一個自稱知識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視。我也認識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他們使我意識到自己的狹隘和偏見，但每當一個知識分子剛剛令我擺脫了偏見立刻會有另一個知識分子出現用他的言行將我推回原處。我相信這是一種人性弱點，就像有幾個錢會使人墮落掌握了知識也會使人存心欺世。我本來是把知識和知識分子區別對待的。我幻想自己可以免俗，在增長知識的同時保持住純樸天性。事實證明我錯了，一個妓女在她的皮肉生涯中是無法保持貞操的，而且最終難免染上一身梅毒。我想說的是我在多年寫作中已經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這變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無可奈何。
<h4>
三</h4>
對我而言，知識化的過程就是一個被概念化的過程，從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機器的過程。
從1984年初到1991年底，整整八年我處於職業寫作狀態中，日以繼夜，除了寫字就是看書。離人群遠了，離社會遠了，偶爾上街也如隔著玻璃魚缸看新鮮。一切發現、感悟皆非生活經驗而是來自書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動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鑿鑿、確有深意於是被輕易地接受了，當做生活本質牢固樹立在頭腦中。思路似乎也因讀書開闊了、拓展了、清晰了。沿著書本構成的認識捷徑快速前進給人一種提高了的快意。世俗的樂趣和欲望被理智打入不齒於人類的範疇。久而久之，對生活本身失去了熱情，甚至產生輕視的情緒，習慣於隻去想、考慮一些更深的問題，殊不知通往這些問題的階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難以抽身。
概念這東西有它很鮮明的特性，那就是隻對概念有反應，而對生活、那些無法概念的東西則無動於衷或無法應付。概念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它組成了很多偉大的字眼兒，經常使用這些字眼兒會對人產生強烈暗示，以為自己進入常人無法企及的境界，離真理更近了，進而有了闡釋言說真理的強烈欲望。搞得不好甚至會誤會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這就沒法再寫正經常規小說了，每寫下一句對話，一個動作都會有概念急急忙忙跑出來把抽象的含義強加之上。這當然可以使一句句子含義多樣乃至豐富，可無法完成哪怕一個自然段，硬寫下去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千字之後便不知所雲了。到了後來，幹脆對常規小說產生蔑視，以為全世界隻有一部《聖經》配稱為文學。把自己的一些屁話視為微言大義的啟示。
概念的第三個特性是每一個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說得越肯定引起的爭議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癡一樣聽不懂人話，越簡單越聽不懂。和另一個概念化的人爭論起來會像打撲克一樣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來沒完，你會發現大家擁護的是同一個概念，反對的也是同樣的東西。何以互相隔膜到如此程度，不得不使人懷疑爭論的原委意在攻擊人身。這也就是概念的第四個特性：從概念出發畫出的曲線是一路向下的，最終到達下流。
有聰明人講中國文學沒有大家是因為中國作家都太聰明了。還有笨蛋說是缺乏激情。我的悲劇是在知識麵前失去了自我。我沒能抵禦住在知識宮殿扮演一個角色的誘惑，結果和別人一樣淨身當了個太監。被概念徹底馴服的人是寫不出好小說的。我指的好小說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現生活表象的。那些被知識分子自己無恥吹捧的其實僅僅是從概念到概念的小說，我們自己知道那有多簡單多容易。我毀了。我的語言完蛋了。看這篇自序的文字就會一目了然我現在的語言是多麽拗口蹩腳、雜亂晦澀。我不知道怎麽擺脫概念的控製，這趨勢可不可以逆轉。我為自己從思路到文風的知識分子化感到惡心。我曾經想靠講幾句粗話和挺身叫罵阻止自己的墮落，可笑的是我在大罵知識分子時發現自己隻有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上才罵得出口罵得帶勁兒。這真沒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東西你要指責它就會變成它像知識分子那麽神奇。
所以，假使我現在仍對知識分子時有不敬，並非針對任何人，而是出於對自身的厭惡。
<h4>
四</h4>
關於我的早期創作，很少見嚴肅的評論，比較流行的一種輕薄的說法就是“痞子文學”。這說法最早出自某電影廠一個不入流的導演口中。這人是南方人，對北京的生活毫無見識，又是個正人君子，看不慣年輕人的一些做派，便脫口而出。初開始我也沒在意，這麽感情用事的話隨便一個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說上好幾遍。後來這話越傳越廣，缺乏創見的論者頻頻借來當做真知灼見，一般讀者也常拿此話問我，弄得我頗有些不耐煩，因為我沒法解釋為什麽我是個痞子，這本該由論者解釋，這是他們的發明。再往後再往後，這個詞把很多聰明人變成傻子，這個詞成了一種思維障礙，很流暢很講理的文章一遇到這個詞就結巴，就憤怒，然後語無倫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字報的水平。看到那麽多可憐的學問人因此患了失語症，我不再覺得好玩。當有讀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論者何以表現得像跟我有私仇，強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們做一些解釋：就概念而言，痞子這詞隻是和另一些詞如“偽君子”、“書呆子”相對仗，褒貶與否全看和什麽東西參照了。叫做“痞子文學”實際隻是強調這類作品非常具有個人色彩，考慮到中國文學長期以來總板著的道學麵孔，這麽稱呼幾乎算得上是一種恭維了。總不該可笑地叫“純文學”、“嚴肅文學”什麽的吧。執拗的讀者往往會接下去問：“那你自己認不認賬？”我無處可遁，隻好點頭自認，模樣悲壯心裏卻覺得像冒領爵位，想再解釋幾句，也得了失語症。好在此語一出，大家也都滿意，不再往下追問。老和別人這麽講，自己也就真說服了自己。如果大家隻會用這種方式說話那就這麽講吧。顯然概念的產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簡單一點。
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誤會想向讀者做一點兒說明。因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塗人拿我的東西和老舍的東西相比，一概稱為所謂“京味兒”。這比較是愚蠢的。南方人講些昏話倒也罷了，他們不了解北京像我們不了解他們，彼此也隻能一省一市地總體評論。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兒子，一說起“京味兒”好像北京從未解放過，還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這把十六兩製的老秤盤子東約西約，什麽貨色放上去也是斤兩不足。鬧起來也讓人覺得是和隔世人說話。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澱、朝陽、石景山、豐台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組成的。說句那什麽的話，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沒人，黨政軍各部門連幹部帶家屬這得多少人？不下百萬。我小時候住在複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幹脆就叫“新北京”。印象裏全國各省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唯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學時在西城三裏河一帶，班裏整班的上海同學，說上海話吃酒釀圓子。我從小就清楚普通話不是北京話。第一次在東城上學聽到滿街人說北京話有些詞“胰子”、“取燈”什麽的完全聽不懂。我想那不單是語言的差異，是整個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麽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吧。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後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循。毛主席逝世前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什麽也沒改變，隻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稱被塑造的人中的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也許我筆力不到，使這些人物麵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國讀書人估計過高了，所以鬧出一些指鹿為馬的笑話。寫小說的人最後要跳出來告白自己的本意，這也是小說的失敗。一想到我們彼此永遠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這一宿命，這種告白也是多餘的。兩害相權，和所謂“京味兒”比，還是叫“痞子”吧。
<h4>
五</h4>
有一個家夥對我轉述另一個家夥的評價，說我隻是這個時代的一個跳蚤，隻可惜沒能跳得更高。這廝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較挑釁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這麽高的東西。比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個跳蚤在跳，後邊還有更好的，跳得更高的。用瓦爾特的話說：誰活著誰就看得見。
臨到世紀末，新時期以來蹦躂得比較歡的跳蚤們都有些力不從心的樣子。堅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兒們越跳越難看。緊接上場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與其說是蹦不如說是橫行。報刊上不見新鮮的歡呼，更多的是對一些遲暮美人過氣英雄充滿同情的探訪。一個熱鬧的時代行將過去。打掃戰場，隻拾得這一本集子還名其曰精華我也慚愧。中國人藝術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歎。感歎之餘也不複有當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話叫做：不予理睬，不給機會。這話很豪邁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風氣，願與廣大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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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集》囊括的一些作品挑出來巧立名目結成新集，本意是想節省讀者一些精力，同時也讓盜版的同誌更方便一點。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免濫，好比一條魚不洗不開膛就上了桌，讓人出了全魚價，一口沒留神還添了惡心。這裏這些就算魚的中段了，一些魚刺魚骨頭什麽的也剔了。買過《文集》的人就別買了。家庭生活困難下崗的待業的靠希望工程救助的也算了，留著錢過日子吧。忙著做生意忙著翻兩番的不敢耽誤您時間。立誌做學問理想超凡出聖的您也別掏這份錢，回頭再驚著您。我希望我這書的買家是那些倒黴的、無聊的、每天沒什麽念想沒什麽指望的；最好是沒被嚇唬過，壓根兒沒看過我東西的人。這樣我就不覺得對不住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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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4>
挑選這些篇目是因為這些東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有過去日子的斑駁影子。寫存在過的人和生活，下筆就用心一點，表情狀物也就精確一點。尤其是那些言情小說，大部分是十幾年前的作品，你可以看出來我寫這些東西時還很純潔。我的意思是說腦子還沒被各種激進或者反動的概念搞亂，還相信某些東西，還有人味兒。這些品質今天於我已喪失殆盡。我再也寫不出那樣的東西了。實際上從1992年之後，我已經不再寫小說了，一種有害的自身的變化使我一拿起筆來就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我曾經討厭過的人。
我沒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這本來是件好事。我以為中國高校的文科教育結果不過於訓練出一班知識的奴隸。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寫的文章，無論他們把話說得多繞嘴多不通順，一句話是很明了的，那就是衛道。這種中學老師幹的事讓他們攬過去還幹得那麽歡，煞有介事，真讓人瞧不上，進而懷疑他們的思想能力。有人說我沒事愛往知識分子身上潑髒水，是因為我自己沒考上大學，自卑心理作祟。姑且算他說得有理，我自己開初也確實在這話題上有些孩子氣的表現。但現在要還這麽說就顯得大夥兒都太庸俗了。我曾經立誓不做那個所謂的知識分子。這原因大概首先出於念中學時我的老師們給我留下的惡劣印象。他們那麽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於他們自以為知識在手，在他們那兒知識變成了恃強淩弱的資本。我成長過程中看到太多知識被濫用、被迷信、被用來歪曲人性，導致我對任何一個自稱知識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視。我也認識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他們使我意識到自己的狹隘和偏見，但每當一個知識分子剛剛令我擺脫了偏見立刻會有另一個知識分子出現用他的言行將我推回原處。我相信這是一種人性弱點，就像有幾個錢會使人墮落掌握了知識也會使人存心欺世。我本來是把知識和知識分子區別對待的。我幻想自己可以免俗，在增長知識的同時保持住純樸天性。事實證明我錯了，一個妓女在她的皮肉生涯中是無法保持貞操的，而且最終難免染上一身梅毒。我想說的是我在多年寫作中已經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這變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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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4>
對我而言，知識化的過程就是一個被概念化的過程，從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個機器的過程。
從1984年初到1991年底，整整八年我處於職業寫作狀態中，日以繼夜，除了寫字就是看書。離人群遠了，離社會遠了，偶爾上街也如隔著玻璃魚缸看新鮮。一切發現、感悟皆非生活經驗而是來自書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動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鑿鑿、確有深意於是被輕易地接受了，當做生活本質牢固樹立在頭腦中。思路似乎也因讀書開闊了、拓展了、清晰了。沿著書本構成的認識捷徑快速前進給人一種提高了的快意。世俗的樂趣和欲望被理智打入不齒於人類的範疇。久而久之，對生活本身失去了熱情，甚至產生輕視的情緒，習慣於隻去想、考慮一些更深的問題，殊不知通往這些問題的階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難以抽身。
概念這東西有它很鮮明的特性，那就是隻對概念有反應，而對生活、那些無法概念的東西則無動於衷或無法應付。概念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它組成了很多偉大的字眼兒，經常使用這些字眼兒會對人產生強烈暗示，以為自己進入常人無法企及的境界，離真理更近了，進而有了闡釋言說真理的強烈欲望。搞得不好甚至會誤會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這就沒法再寫正經常規小說了，每寫下一句對話，一個動作都會有概念急急忙忙跑出來把抽象的含義強加之上。這當然可以使一句句子含義多樣乃至豐富，可無法完成哪怕一個自然段，硬寫下去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千字之後便不知所雲了。到了後來，幹脆對常規小說產生蔑視，以為全世界隻有一部《聖經》配稱為文學。把自己的一些屁話視為微言大義的啟示。
概念的第三個特性是每一個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說得越肯定引起的爭議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癡一樣聽不懂人話，越簡單越聽不懂。和另一個概念化的人爭論起來會像打撲克一樣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來沒完，你會發現大家擁護的是同一個概念，反對的也是同樣的東西。何以互相隔膜到如此程度，不得不使人懷疑爭論的原委意在攻擊人身。這也就是概念的第四個特性：從概念出發畫出的曲線是一路向下的，最終到達下流。
有聰明人講中國文學沒有大家是因為中國作家都太聰明了。還有笨蛋說是缺乏激情。我的悲劇是在知識麵前失去了自我。我沒能抵禦住在知識宮殿扮演一個角色的誘惑，結果和別人一樣淨身當了個太監。被概念徹底馴服的人是寫不出好小說的。我指的好小說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現生活表象的。那些被知識分子自己無恥吹捧的其實僅僅是從概念到概念的小說，我們自己知道那有多簡單多容易。我毀了。我的語言完蛋了。看這篇自序的文字就會一目了然我現在的語言是多麽拗口蹩腳、雜亂晦澀。我不知道怎麽擺脫概念的控製，這趨勢可不可以逆轉。我為自己從思路到文風的知識分子化感到惡心。我曾經想靠講幾句粗話和挺身叫罵阻止自己的墮落，可笑的是我在大罵知識分子時發現自己隻有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上才罵得出口罵得帶勁兒。這真沒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東西你要指責它就會變成它像知識分子那麽神奇。
所以，假使我現在仍對知識分子時有不敬，並非針對任何人，而是出於對自身的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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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4>
關於我的早期創作，很少見嚴肅的評論，比較流行的一種輕薄的說法就是“痞子文學”。這說法最早出自某電影廠一個不入流的導演口中。這人是南方人，對北京的生活毫無見識，又是個正人君子，看不慣年輕人的一些做派，便脫口而出。初開始我也沒在意，這麽感情用事的話隨便一個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說上好幾遍。後來這話越傳越廣，缺乏創見的論者頻頻借來當做真知灼見，一般讀者也常拿此話問我，弄得我頗有些不耐煩，因為我沒法解釋為什麽我是個痞子，這本該由論者解釋，這是他們的發明。再往後再往後，這個詞把很多聰明人變成傻子，這個詞成了一種思維障礙，很流暢很講理的文章一遇到這個詞就結巴，就憤怒，然後語無倫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字報的水平。看到那麽多可憐的學問人因此患了失語症，我不再覺得好玩。當有讀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論者何以表現得像跟我有私仇，強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們做一些解釋：就概念而言，痞子這詞隻是和另一些詞如“偽君子”、“書呆子”相對仗，褒貶與否全看和什麽東西參照了。叫做“痞子文學”實際隻是強調這類作品非常具有個人色彩，考慮到中國文學長期以來總板著的道學麵孔，這麽稱呼幾乎算得上是一種恭維了。總不該可笑地叫“純文學”、“嚴肅文學”什麽的吧。執拗的讀者往往會接下去問：“那你自己認不認賬？”我無處可遁，隻好點頭自認，模樣悲壯心裏卻覺得像冒領爵位，想再解釋幾句，也得了失語症。好在此語一出，大家也都滿意，不再往下追問。老和別人這麽講，自己也就真說服了自己。如果大家隻會用這種方式說話那就這麽講吧。顯然概念的產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簡單一點。
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誤會想向讀者做一點兒說明。因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塗人拿我的東西和老舍的東西相比，一概稱為所謂“京味兒”。這比較是愚蠢的。南方人講些昏話倒也罷了，他們不了解北京像我們不了解他們，彼此也隻能一省一市地總體評論。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兒子，一說起“京味兒”好像北京從未解放過，還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這把十六兩製的老秤盤子東約西約，什麽貨色放上去也是斤兩不足。鬧起來也讓人覺得是和隔世人說話。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澱、朝陽、石景山、豐台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組成的。說句那什麽的話，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沒人，黨政軍各部門連幹部帶家屬這得多少人？不下百萬。我小時候住在複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幹脆就叫“新北京”。印象裏全國各省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唯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學時在西城三裏河一帶，班裏整班的上海同學，說上海話吃酒釀圓子。我從小就清楚普通話不是北京話。第一次在東城上學聽到滿街人說北京話有些詞“胰子”、“取燈”什麽的完全聽不懂。我想那不單是語言的差異，是整個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麽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吧。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後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循。毛主席逝世前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什麽也沒改變，隻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稱被塑造的人中的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也許我筆力不到，使這些人物麵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國讀書人估計過高了，所以鬧出一些指鹿為馬的笑話。寫小說的人最後要跳出來告白自己的本意，這也是小說的失敗。一想到我們彼此永遠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這一宿命，這種告白也是多餘的。兩害相權，和所謂“京味兒”比，還是叫“痞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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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4>
有一個家夥對我轉述另一個家夥的評價，說我隻是這個時代的一個跳蚤，隻可惜沒能跳得更高。這廝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較挑釁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這麽高的東西。比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個跳蚤在跳，後邊還有更好的，跳得更高的。用瓦爾特的話說：誰活著誰就看得見。
臨到世紀末，新時期以來蹦躂得比較歡的跳蚤們都有些力不從心的樣子。堅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兒們越跳越難看。緊接上場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與其說是蹦不如說是橫行。報刊上不見新鮮的歡呼，更多的是對一些遲暮美人過氣英雄充滿同情的探訪。一個熱鬧的時代行將過去。打掃戰場，隻拾得這一本集子還名其曰精華我也慚愧。中國人藝術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歎。感歎之餘也不複有當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話叫做：不予理睬，不給機會。這話很豪邁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風氣，願與廣大讀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