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5日
2008年，《風聲》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這是獲獎感言。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麽，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氣會如何，是晴到多雲，還是雨過天晴？這個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們知道後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現在幹脆什麽都不想知道，隻想一言蔽之——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這個獎，我認為是替這個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內容。我是說，我和這個獎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和關係，我幾乎想都沒有想過。說真的，四十歲前我渴望得獎，莊重文獎，馮牧獎，魯獎，茅獎，省內的獎，省外的獎，我都暗自念想過。但是現在，從四年前起，我改變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獎。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記住了一位文學大師的話，這位大師說：得獎總的來說是滿足虛榮心的，既然是滿足虛榮心，那麽不得也罷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說神秘的是，從那以後我斷斷續續得了一些獎。為了體現我的成長和成熟，我不允許自己在獎狀麵前喜樂，我套用大師的話對自己說：那不過是滿足了虛榮心，虛榮心總的說是要克服的。我盡量保持平常心，把因為得獎而可能異動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確切地說，從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種喜悅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間，像花香之於花開一樣。這有兩種可能：一、我四年來對自己改變是假的，起碼是不徹底的；二、是這個獎已有的榮光擊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隊的一位首長，他在一隻裝滿百元大鈔的坤包前弩張劍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當這隻坤包換成一隻麻袋時，他變得談笑風生起來，輕淺的笑容，期許的目光，稱兄道弟的平易近人。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點也不欣賞。鑒於此，我不知道得這個獎是我的幸，還是正好相反。
我得獎是因為《風聲》，這是一部我用大腦寫出來的小說。我一直簡單地認為，小說有三種寫法：一種是用頭發寫，一種是用心，還有一種是用腦。用頭發寫的人叫天才，寫出來的東西叫天賦之作。天才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是從冬瓜藤上結出的西瓜，橫空出世，無法無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說來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這沒什麽好說的，也沒人能說得清。可以說一說的是，用心寫還是用腦？這是個問題，而且我們有選擇權。
我知道，要想留下傳出之作必須用心寫，我們平時談論的那些經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腦寫成的，光用腦子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這些傳世巨作的。但用心寫經常會出現兩個極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極高。那是因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榮辱要驚，愛恨要亂，欲望沉重，貪生怕死。相對之下，用腦寫可以保證小說的基本質量，因為腦力或者說智力是有參數的，一個愚鈍的人總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質，分辨縱橫捭闔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夠用心來寫作，同時我的智力又告訴我，這可能不是一個用心寫作的年代。用心寫作，必須具備一顆非凡偉大的心，能夠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類和大地的體溫、傷痛、脈動，然後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這個年代用李敖的話說：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我不相信我的心在這個潮汐一般的市聲以無以複加的速度和力度，洶湧地遮蔽心靈的年代裏能夠出汙泥而不染，獨秀於林。當我看到周圍人的欲望和黑暗被無限地打開，喧囂得連天上的雲層都變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邊的空氣汙濁了，我更加懷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結垢，因為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不了得。統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選擇用大腦來寫。
用腦寫，通俗地說是把小說當作一門手藝活來做。1944年，博爾赫斯通過給一本小說集命名的方式宣稱：小說是手工藝品。這讓不少小說家們心驚膽戰，一時間遭到各路豪傑的無情抨擊。是啊，感天動地的小說——心靈藝術——怎麽可能是手工藝品呢？事實上，我敢肯定，博爾赫斯自己也不會這麽認為的，他所以這麽說隻是一種態度，是對小說家們日漸疏離技藝的一種質疑，一種不滿，一種嘲笑，一種呼喚。說到底，把小說說成手工藝品，是對小說的一種退到底線的說法，是對小說家注定應該遵守的紀律的強調。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小說已經變得越來越平庸、弱智，缺乏教養，我們很在乎寫作速度，卻不在乎筆下人物的長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說人事變遷的邏輯道德和心理坐標了。我記得李敬澤曾諷刺我們小說家都是地鐵司機，隻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認為小說家應該是三輪車夫，一路騎來，丁當作響，吆五喝六，客主迎風而坐，左右四顧，風土人情，世態俗相，可見可聞，可感可知。我用腦寫，就是想當一個三輪車夫，把各條路線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後盡可能以一種服人的實證精神，給客主留下一段真實的記憶。把假的說成真的，這是我們小說家的基本功，也是我們想讓小說可能承載其他意涵的物質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是假的、破的，你往裏麵裝最救命的東西最終都是要漏掉了，更何況今天的看客似乎並不需要救贖，起碼是不願意被蠻橫地救贖。我認為，我們不少小說對讀者的態度是有些粗暴和蠻橫的。
最後，我還是要說，這個世界是神秘的——因為喧囂和混亂而變得更加神秘，我什麽也不知道，雖然說了這麽多。
謝謝大家！
2008年，《風聲》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這是獲獎感言。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麽，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氣會如何，是晴到多雲，還是雨過天晴？這個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們知道後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現在幹脆什麽都不想知道，隻想一言蔽之——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這個獎，我認為是替這個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內容。我是說，我和這個獎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和關係，我幾乎想都沒有想過。說真的，四十歲前我渴望得獎，莊重文獎，馮牧獎，魯獎，茅獎，省內的獎，省外的獎，我都暗自念想過。但是現在，從四年前起，我改變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獎。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記住了一位文學大師的話，這位大師說：得獎總的來說是滿足虛榮心的，既然是滿足虛榮心，那麽不得也罷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說神秘的是，從那以後我斷斷續續得了一些獎。為了體現我的成長和成熟，我不允許自己在獎狀麵前喜樂，我套用大師的話對自己說：那不過是滿足了虛榮心，虛榮心總的說是要克服的。我盡量保持平常心，把因為得獎而可能異動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確切地說，從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種喜悅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間，像花香之於花開一樣。這有兩種可能：一、我四年來對自己改變是假的，起碼是不徹底的；二、是這個獎已有的榮光擊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隊的一位首長，他在一隻裝滿百元大鈔的坤包前弩張劍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當這隻坤包換成一隻麻袋時，他變得談笑風生起來，輕淺的笑容，期許的目光，稱兄道弟的平易近人。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點也不欣賞。鑒於此，我不知道得這個獎是我的幸，還是正好相反。
我得獎是因為《風聲》，這是一部我用大腦寫出來的小說。我一直簡單地認為，小說有三種寫法：一種是用頭發寫，一種是用心，還有一種是用腦。用頭發寫的人叫天才，寫出來的東西叫天賦之作。天才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是從冬瓜藤上結出的西瓜，橫空出世，無法無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說來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這沒什麽好說的，也沒人能說得清。可以說一說的是，用心寫還是用腦？這是個問題，而且我們有選擇權。
我知道，要想留下傳出之作必須用心寫，我們平時談論的那些經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腦寫成的，光用腦子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這些傳世巨作的。但用心寫經常會出現兩個極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極高。那是因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榮辱要驚，愛恨要亂，欲望沉重，貪生怕死。相對之下，用腦寫可以保證小說的基本質量，因為腦力或者說智力是有參數的，一個愚鈍的人總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質，分辨縱橫捭闔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夠用心來寫作，同時我的智力又告訴我，這可能不是一個用心寫作的年代。用心寫作，必須具備一顆非凡偉大的心，能夠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類和大地的體溫、傷痛、脈動，然後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這個年代用李敖的話說：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我不相信我的心在這個潮汐一般的市聲以無以複加的速度和力度，洶湧地遮蔽心靈的年代裏能夠出汙泥而不染，獨秀於林。當我看到周圍人的欲望和黑暗被無限地打開，喧囂得連天上的雲層都變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邊的空氣汙濁了，我更加懷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結垢，因為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不了得。統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選擇用大腦來寫。
用腦寫，通俗地說是把小說當作一門手藝活來做。1944年，博爾赫斯通過給一本小說集命名的方式宣稱：小說是手工藝品。這讓不少小說家們心驚膽戰，一時間遭到各路豪傑的無情抨擊。是啊，感天動地的小說——心靈藝術——怎麽可能是手工藝品呢？事實上，我敢肯定，博爾赫斯自己也不會這麽認為的，他所以這麽說隻是一種態度，是對小說家們日漸疏離技藝的一種質疑，一種不滿，一種嘲笑，一種呼喚。說到底，把小說說成手工藝品，是對小說的一種退到底線的說法，是對小說家注定應該遵守的紀律的強調。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小說已經變得越來越平庸、弱智，缺乏教養，我們很在乎寫作速度，卻不在乎筆下人物的長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說人事變遷的邏輯道德和心理坐標了。我記得李敬澤曾諷刺我們小說家都是地鐵司機，隻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認為小說家應該是三輪車夫，一路騎來，丁當作響，吆五喝六，客主迎風而坐，左右四顧，風土人情，世態俗相，可見可聞，可感可知。我用腦寫，就是想當一個三輪車夫，把各條路線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後盡可能以一種服人的實證精神，給客主留下一段真實的記憶。把假的說成真的，這是我們小說家的基本功，也是我們想讓小說可能承載其他意涵的物質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是假的、破的，你往裏麵裝最救命的東西最終都是要漏掉了，更何況今天的看客似乎並不需要救贖，起碼是不願意被蠻橫地救贖。我認為，我們不少小說對讀者的態度是有些粗暴和蠻橫的。
最後，我還是要說，這個世界是神秘的——因為喧囂和混亂而變得更加神秘，我什麽也不知道，雖然說了這麽多。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