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3日
談酷刑，也談人生
有報道說，我看完電影《風聲》後哭了，哈，搞得我跟娘們似的。哭是有聲的，有動作的，雙手捂臉，捶胸跺腳，啼啼嘀嘀，帶著激烈或隱秘的訴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間，愛在人間。一個真正失去愛的人是不會哭的，一個真正擁有了大愛的人也是不會哭的。
我已經多年沒有哭過了，因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謹誠企盼“無疆（空洞無物）大愛”的途中，丟失了諸多“可以觸摸的小愛”。我不得不承認，在關於“愛”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異己者、叛徒、犧牲品；我像個小醜，雙腳離地，卻並沒有隨風而去，飛翔起來。於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當我有哭的訴求時，我不知訴求的對象在哪裏。於是乎，有淚頂多也是悄悄地流，對著黑暗，對著天空，對著遠方，對著無言的稿紙……說我因為看電影《風聲》，哭了，那真是對我莫大的抬舉和諷刺。
不過，電影中有一場戲確實是讓我流淚了。這場戲是用特殊的銀針紮張涵予的痛穴，試圖擊垮他的意誌，我在審片時看，這場戲長達三分鍾，行刑者手上的銀針換了又換，紮針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變，針都變得更長、更粗，穴位紮得更深、更猛。當青筋暴凸的張涵予在咬斷牙關的沉默中,終於忍不住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時,我確實流淚了。因為我突然聯想到：人生在世，何嚐不就是這樣一個受刑、挨罰的過程？生活中雖然沒有老虎凳，沒有試痛針，但由於我們內心孤獨、脆弱、敏感，一句辱罵，一次失戀，一次離別，一次散財……都可能變成恐怖的老虎凳、試痛針，叫我們無盡地承受。
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麵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注腳。電影巧妙地改編了我故事的殼，但忠誠地包留了裏麵的核，羅列了種種刑具，展現了種種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複雜，人世之恐懼。
人生多險，生命多難，我們要讓自己變得強大、堅韌、有力，坦然、平安、寧靜地度過一生，也許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於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如果你幸運，這個人就在你身邊，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愛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給身邊的一個人。
談小說，也談影視
如果小說能賣出影視改編權對作家來說是件幸運的事，那麽我無疑是個幸運者，這些年我的小說幾乎都成了影視公司的搶手貨，連個蘿卜也被當人參買走了。《風聲》小說出版後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視公司來問津影視改編權，僅僅電影，中影、上影、薑文等國內比較大的幾家都來談過。我個人一直推崇薑文把電影當藝術來探索的才華和勁頭，他的助手小尹從美國打來電話，要我等他們回國再說。我等了他們半個多月，足見我的真心。其實，雙方都是真心的，但緣分還沒有到，最後沒有合作成。華誼幾乎是最後冒出來的，那時小說出版已經一個多月，當初那個大家爭搶的勢頭已經過去，我似乎麵臨著因為挑花了眼而淪為“剩女”的難堪。然後一天晚上王中軍突然給我來電話，直截了當說要買，具體由中磊跟我來談。我跟中磊在昆侖飯店談的，就談價。中磊報了個價，影視套買，外加遊戲，報價很高，比我期待的還要高，就這麽定了，很簡單。
現在電影公映了，電視劇的劇本據說也完稿了，可望年內開機。從我了解的情況看，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我是“它”的親戚，理當說它的好話，所以我的好話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話不說也罷。但是有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的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凡是主題昂揚一點的，或者國家主義敘事的東西，往往是市場的毒藥（《建國大業》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無法複製），一方麵是主管部門好評如潮，獎杯一個不少，另一方麵是市場靜悄悄，雁過不留聲。從《風聲》的票房看，它無疑是破掉了這個咒語，就是：它主題絕對是昂揚的，但同時絕對是一部商業大片。
小說和影視其實是冤家。從小說到影視，必然對原著有冒犯和傷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編，也保證不了完全忠實。小說和影視天生不是一個道上的，無法“同呼吸”，“心連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為兄弟，像一個模子壓出來的，那麽這兩個作品當中肯定有一個是失敗的：要麽是小說，要麽是影視。甚至可以這麽說，越優秀的小說要改編為優秀的影視要接受更多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在小說中出彩的東西，比如文學的語言、繁複的意境，影視往往是表達不了的，隻有挨刀了。具體到《風聲》來說，這種“刀傷”更是在劫難逃。因為《風聲》是一個謎語故事，如果電影不能對小說的關鍵情節、最後的謎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編，等於是讓觀眾看一場預先知道結局的球賽，這在商業上是大忌。《風聲》電影改編了我小說的一些關鍵情節和結局，它拿我的兒子（小說）又生了個兒子，父子倆似曾相識，不似之處又昭然若揭。這就是改編，繼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應該說，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我小說有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我認為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幹，餅幹雖然好吃，但怎麽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小說分“東風”、“西風”、“靜風”三部分，分別是共產黨、國民黨和“作者”對曆史上同一個故事的三種不同的述說，互相呼應又矛盾，統一又對立。這種多角度的敘述，甚至是矛盾的敘述，恰恰是抵達一事一物真實的途徑。曆史比未來還充滿變數和懸念，然而我們長期在一種主義敘事下生活，已經習慣了以一個聲音、一個視角看問題，看過去。這是我們的“密室”，我們需要打破它。當你打破了它，回頭去看就會發現，曆史就像“風聲——遠處傳來的消息”一樣，虛實不定，真假難辨。這是小說的最膚淺主題，但兩個小時的電影怎麽高攀得上呢？更何況其他。
談編劇，也談導演
這裏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風聲》電影的編劇，編劇是陳國富先生，我是《風聲》小說的作者。現在有些誤傳，把原著和編劇混為一談，我想這個錯誤可能是電影海報上讓原著和編劇一起“隱身”導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陳國富的立場上，都覺得這個錯誤不應該再擴大，所以專此申明。
作為原作者，大家很關心我對電影的評價，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評價它。我的評價也因立場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如果把它放在國產電影的範圍內，我想這無疑是一部可稱可道的、具有一定標誌性意味的好電影。華誼這些年來一直在嚐試開拓新的電影類型，《風聲》作為第一部國產商業諜戰大片，不論是投資、演員陣容、主創搭配、製景、製作、宣傳等，都是可圈可點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類型的片子比較，它還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劇情設計上，由於過多考慮到商業因素而忽視了這類劇片某些必須遵循的“紀律”。
《風聲》是個“密室”故事，這種故事有個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物隨便離場，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讓人物提前離場，或者臨時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難度。難度是建立在“紀律”之上的，現在電影的紀律比較鬆。比如，五個人中誰才是共產黨是個大懸念，但電影在中途一下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人，兩個是共產黨，另外一個（李寧玉）也是共產黨的女朋友，這種劇情安排過於戲劇化，缺乏真實性。再比如，最後張涵予在醫院通過唱戲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細節無疑是個敗筆。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調是固定的，要讓它成為某份內容固定的電報，這種暗合的可能性極小。當然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改變唱腔來暗合電報，那麽就要求聽者是個音樂家，你每一個變調她都能準確辨別，而這種可能性又是極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個護士——如果可以這樣臨時加人，觀眾會在n個地方想出n個方案來消解你的故事。還有，摩爾斯電碼應該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小說中隻有李寧玉一個是專家，電影中張涵予、周迅、李寧玉，包括最後出場的小護士都成了行家，這種情節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牽強了。我看了劇本後，曾向陳國富表達了我的專業知識和質疑，但並沒有受到重視。
陳國富是電影《風聲》的元帥人物，既是編劇，又是導演之一（另一位導演為高群書）。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實，很職業，但局限的才情難以支撐他橫空出世。作為編劇，他講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為導演，他與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認為他在電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監製，我假想過，如果《風聲》這部電影讓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位置調個頭，馮來當編劇兼導演，陳來做監製，它也許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留存下來，現在不過爾爾，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而已。
當然，這個時代要求“商業第一”。
所以，雖然我對劇情設計上有些疑惑和遺憾，但我接受，因為“商業”已經把中國電影折騰得精疲力竭，能夠在這方麵取勝也是了不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不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受眾，我們對這類作品的認同感、欣賞力、創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們寫意的東西比較多，像這種講究故事邏輯關係、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較少，創作和欣賞水平都在成長中，你不能指望誰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電影的高度來要求。我覺得，華誼這些年不斷地推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今天通過《風聲》又推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電影類型，這對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包括以後走向世界，是很有意義的。
談信念，也談責任
記得2003年，我把小說《暗算》投給上海一家雜誌社和沈陽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說《解密》命運更慘，退稿的電話和通知加起來有兩位數。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是我把寫作對象放在一群無名英雄身上，編輯們認為這與大眾流行的閱讀趣味背道而馳。
轉眼間，時代好像變了風向。最近幾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紅，《亮劍》、《暗算》、《潛伏》、《士兵突擊》、《我的兄弟叫順溜》，等等，一大批主題昂揚、塑造英雄的戰爭劇、諜戰劇引發了一次次收視狂潮。《風聲》電影作為第一部國產諜戰商業大片，一個國慶檔期，狂攬一點五個億的票房，足以說明受到了觀眾的追捧。《建國大業》更是神奇，像台印鈔機。而在出版市場上，風景同樣“這邊獨好”，都梁的《亮劍》我想應該早過了百萬冊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萬之多。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想，可能跟我們最近幾十年來文藝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創作有關。都知道，三十年前，我們的文藝創作始終都在搞假大空的東西，什麽都是國家意誌，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定反思和自由創作的空間，讀者和作者有權力反感宏大敘事，反抗英雄敘事。於是，寫作進入了個性化敘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責任。如果說三十年前的創作是一個極端，那麽現在其實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作家過分地竊竊私語，過分地癡情於生活的陰暗麵，不要責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創作就是為了表達欲望，為了張揚個性，為了“否定”……人們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競相列舉人生的種種黑暗、絕望、醜陋、醜惡、齷齪、陰暗。很長一段時期，你頌揚英雄，歌頌美德，成了無知和愚昧的把柄。這種一邊倒的創作之風，伴隨而起的是一種精神的徹底潰敗，信念的完全缺失，創作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之戀，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麵上，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
其實，在這個一切價值都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欲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創作勇氣的象征了。我承認，生活確實有醜陋、黑暗、無情的一麵，但正如要驅散黑暗，最簡單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樣，有時我們塑造一個英雄，展示一種莊嚴、莊重的理想人生，也許可以溫暖一個讀者的心，給他們一點正麵的人生啟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的，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伴侶，當我們的創作一味沉迷於身體和欲望的敘事中，讀者難道不會厭倦嗎？我不知道什麽樣的理想和信念是對的，但我相信人必須要有理想和信念。當下，人們對物質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為我們精神層麵出了問題，我們忘記了人除了身體和欲望外，還有一個心靈。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筆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裏的主人公容金珍是個患有幽閉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個瞎子，黃依依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人，《風聲》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們不甘示弱，並通過超人的意誌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誌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裏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麵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正是因於缺少了這種精神：為一個內心深處的追求，敢於承擔，樂於付出，勇於堅守，這種人格，這種情懷，所以格外迷愛這種主題性的作品。也可以說，時代在呼喚英雄，呼喚崇高，呼喚莊重的人文精神。
2008年4月13日
談酷刑，也談人生
有報道說，我看完電影《風聲》後哭了，哈，搞得我跟娘們似的。哭是有聲的，有動作的，雙手捂臉，捶胸跺腳，啼啼嘀嘀，帶著激烈或隱秘的訴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間，愛在人間。一個真正失去愛的人是不會哭的，一個真正擁有了大愛的人也是不會哭的。
我已經多年沒有哭過了，因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謹誠企盼“無疆（空洞無物）大愛”的途中，丟失了諸多“可以觸摸的小愛”。我不得不承認，在關於“愛”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異己者、叛徒、犧牲品；我像個小醜，雙腳離地，卻並沒有隨風而去，飛翔起來。於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當我有哭的訴求時，我不知訴求的對象在哪裏。於是乎，有淚頂多也是悄悄地流，對著黑暗，對著天空，對著遠方，對著無言的稿紙……說我因為看電影《風聲》，哭了，那真是對我莫大的抬舉和諷刺。
不過，電影中有一場戲確實是讓我流淚了。這場戲是用特殊的銀針紮張涵予的痛穴，試圖擊垮他的意誌，我在審片時看，這場戲長達三分鍾，行刑者手上的銀針換了又換，紮針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變，針都變得更長、更粗，穴位紮得更深、更猛。當青筋暴凸的張涵予在咬斷牙關的沉默中,終於忍不住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時,我確實流淚了。因為我突然聯想到：人生在世，何嚐不就是這樣一個受刑、挨罰的過程？生活中雖然沒有老虎凳，沒有試痛針，但由於我們內心孤獨、脆弱、敏感，一句辱罵，一次失戀，一次離別，一次散財……都可能變成恐怖的老虎凳、試痛針，叫我們無盡地承受。
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麵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注腳。電影巧妙地改編了我故事的殼，但忠誠地包留了裏麵的核，羅列了種種刑具，展現了種種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複雜，人世之恐懼。
人生多險，生命多難，我們要讓自己變得強大、堅韌、有力，坦然、平安、寧靜地度過一生，也許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於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如果你幸運，這個人就在你身邊，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愛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給身邊的一個人。
談小說，也談影視
如果小說能賣出影視改編權對作家來說是件幸運的事，那麽我無疑是個幸運者，這些年我的小說幾乎都成了影視公司的搶手貨，連個蘿卜也被當人參買走了。《風聲》小說出版後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視公司來問津影視改編權，僅僅電影，中影、上影、薑文等國內比較大的幾家都來談過。我個人一直推崇薑文把電影當藝術來探索的才華和勁頭，他的助手小尹從美國打來電話，要我等他們回國再說。我等了他們半個多月，足見我的真心。其實，雙方都是真心的，但緣分還沒有到，最後沒有合作成。華誼幾乎是最後冒出來的，那時小說出版已經一個多月，當初那個大家爭搶的勢頭已經過去，我似乎麵臨著因為挑花了眼而淪為“剩女”的難堪。然後一天晚上王中軍突然給我來電話，直截了當說要買，具體由中磊跟我來談。我跟中磊在昆侖飯店談的，就談價。中磊報了個價，影視套買，外加遊戲，報價很高，比我期待的還要高，就這麽定了，很簡單。
現在電影公映了，電視劇的劇本據說也完稿了，可望年內開機。從我了解的情況看，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我是“它”的親戚，理當說它的好話，所以我的好話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話不說也罷。但是有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的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凡是主題昂揚一點的，或者國家主義敘事的東西，往往是市場的毒藥（《建國大業》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無法複製），一方麵是主管部門好評如潮，獎杯一個不少，另一方麵是市場靜悄悄，雁過不留聲。從《風聲》的票房看，它無疑是破掉了這個咒語，就是：它主題絕對是昂揚的，但同時絕對是一部商業大片。
小說和影視其實是冤家。從小說到影視，必然對原著有冒犯和傷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編，也保證不了完全忠實。小說和影視天生不是一個道上的，無法“同呼吸”，“心連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為兄弟，像一個模子壓出來的，那麽這兩個作品當中肯定有一個是失敗的：要麽是小說，要麽是影視。甚至可以這麽說，越優秀的小說要改編為優秀的影視要接受更多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在小說中出彩的東西，比如文學的語言、繁複的意境，影視往往是表達不了的，隻有挨刀了。具體到《風聲》來說，這種“刀傷”更是在劫難逃。因為《風聲》是一個謎語故事，如果電影不能對小說的關鍵情節、最後的謎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編，等於是讓觀眾看一場預先知道結局的球賽，這在商業上是大忌。《風聲》電影改編了我小說的一些關鍵情節和結局，它拿我的兒子（小說）又生了個兒子，父子倆似曾相識，不似之處又昭然若揭。這就是改編，繼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應該說，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我小說有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我認為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幹，餅幹雖然好吃，但怎麽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小說分“東風”、“西風”、“靜風”三部分，分別是共產黨、國民黨和“作者”對曆史上同一個故事的三種不同的述說，互相呼應又矛盾，統一又對立。這種多角度的敘述，甚至是矛盾的敘述，恰恰是抵達一事一物真實的途徑。曆史比未來還充滿變數和懸念，然而我們長期在一種主義敘事下生活，已經習慣了以一個聲音、一個視角看問題，看過去。這是我們的“密室”，我們需要打破它。當你打破了它，回頭去看就會發現，曆史就像“風聲——遠處傳來的消息”一樣，虛實不定，真假難辨。這是小說的最膚淺主題，但兩個小時的電影怎麽高攀得上呢？更何況其他。
談編劇，也談導演
這裏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風聲》電影的編劇，編劇是陳國富先生，我是《風聲》小說的作者。現在有些誤傳，把原著和編劇混為一談，我想這個錯誤可能是電影海報上讓原著和編劇一起“隱身”導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陳國富的立場上，都覺得這個錯誤不應該再擴大，所以專此申明。
作為原作者，大家很關心我對電影的評價，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評價它。我的評價也因立場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如果把它放在國產電影的範圍內，我想這無疑是一部可稱可道的、具有一定標誌性意味的好電影。華誼這些年來一直在嚐試開拓新的電影類型，《風聲》作為第一部國產商業諜戰大片，不論是投資、演員陣容、主創搭配、製景、製作、宣傳等，都是可圈可點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類型的片子比較，它還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劇情設計上，由於過多考慮到商業因素而忽視了這類劇片某些必須遵循的“紀律”。
《風聲》是個“密室”故事，這種故事有個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物隨便離場，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讓人物提前離場，或者臨時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難度。難度是建立在“紀律”之上的，現在電影的紀律比較鬆。比如，五個人中誰才是共產黨是個大懸念，但電影在中途一下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人，兩個是共產黨，另外一個（李寧玉）也是共產黨的女朋友，這種劇情安排過於戲劇化，缺乏真實性。再比如，最後張涵予在醫院通過唱戲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細節無疑是個敗筆。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調是固定的，要讓它成為某份內容固定的電報，這種暗合的可能性極小。當然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改變唱腔來暗合電報，那麽就要求聽者是個音樂家，你每一個變調她都能準確辨別，而這種可能性又是極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個護士——如果可以這樣臨時加人，觀眾會在n個地方想出n個方案來消解你的故事。還有，摩爾斯電碼應該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小說中隻有李寧玉一個是專家，電影中張涵予、周迅、李寧玉，包括最後出場的小護士都成了行家，這種情節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牽強了。我看了劇本後，曾向陳國富表達了我的專業知識和質疑，但並沒有受到重視。
陳國富是電影《風聲》的元帥人物，既是編劇，又是導演之一（另一位導演為高群書）。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實，很職業，但局限的才情難以支撐他橫空出世。作為編劇，他講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為導演，他與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認為他在電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監製，我假想過，如果《風聲》這部電影讓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位置調個頭，馮來當編劇兼導演，陳來做監製，它也許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留存下來，現在不過爾爾，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而已。
當然，這個時代要求“商業第一”。
所以，雖然我對劇情設計上有些疑惑和遺憾，但我接受，因為“商業”已經把中國電影折騰得精疲力竭，能夠在這方麵取勝也是了不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不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受眾，我們對這類作品的認同感、欣賞力、創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們寫意的東西比較多，像這種講究故事邏輯關係、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較少，創作和欣賞水平都在成長中，你不能指望誰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電影的高度來要求。我覺得，華誼這些年不斷地推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今天通過《風聲》又推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電影類型，這對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包括以後走向世界，是很有意義的。
談信念，也談責任
記得2003年，我把小說《暗算》投給上海一家雜誌社和沈陽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說《解密》命運更慘，退稿的電話和通知加起來有兩位數。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是我把寫作對象放在一群無名英雄身上，編輯們認為這與大眾流行的閱讀趣味背道而馳。
轉眼間，時代好像變了風向。最近幾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紅，《亮劍》、《暗算》、《潛伏》、《士兵突擊》、《我的兄弟叫順溜》，等等，一大批主題昂揚、塑造英雄的戰爭劇、諜戰劇引發了一次次收視狂潮。《風聲》電影作為第一部國產諜戰商業大片，一個國慶檔期，狂攬一點五個億的票房，足以說明受到了觀眾的追捧。《建國大業》更是神奇，像台印鈔機。而在出版市場上，風景同樣“這邊獨好”，都梁的《亮劍》我想應該早過了百萬冊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萬之多。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想，可能跟我們最近幾十年來文藝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創作有關。都知道，三十年前，我們的文藝創作始終都在搞假大空的東西，什麽都是國家意誌，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定反思和自由創作的空間，讀者和作者有權力反感宏大敘事，反抗英雄敘事。於是，寫作進入了個性化敘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責任。如果說三十年前的創作是一個極端，那麽現在其實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作家過分地竊竊私語，過分地癡情於生活的陰暗麵，不要責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創作就是為了表達欲望，為了張揚個性，為了“否定”……人們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競相列舉人生的種種黑暗、絕望、醜陋、醜惡、齷齪、陰暗。很長一段時期，你頌揚英雄，歌頌美德，成了無知和愚昧的把柄。這種一邊倒的創作之風，伴隨而起的是一種精神的徹底潰敗，信念的完全缺失，創作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之戀，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麵上，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
其實，在這個一切價值都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欲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創作勇氣的象征了。我承認，生活確實有醜陋、黑暗、無情的一麵，但正如要驅散黑暗，最簡單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樣，有時我們塑造一個英雄，展示一種莊嚴、莊重的理想人生，也許可以溫暖一個讀者的心，給他們一點正麵的人生啟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的，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伴侶，當我們的創作一味沉迷於身體和欲望的敘事中，讀者難道不會厭倦嗎？我不知道什麽樣的理想和信念是對的，但我相信人必須要有理想和信念。當下，人們對物質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為我們精神層麵出了問題，我們忘記了人除了身體和欲望外，還有一個心靈。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筆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裏的主人公容金珍是個患有幽閉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個瞎子，黃依依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人，《風聲》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們不甘示弱，並通過超人的意誌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誌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裏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麵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正是因於缺少了這種精神：為一個內心深處的追求，敢於承擔，樂於付出，勇於堅守，這種人格，這種情懷，所以格外迷愛這種主題性的作品。也可以說，時代在呼喚英雄，呼喚崇高，呼喚莊重的人文精神。
談酷刑，也談人生
有報道說，我看完電影《風聲》後哭了，哈，搞得我跟娘們似的。哭是有聲的，有動作的，雙手捂臉，捶胸跺腳，啼啼嘀嘀，帶著激烈或隱秘的訴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間，愛在人間。一個真正失去愛的人是不會哭的，一個真正擁有了大愛的人也是不會哭的。
我已經多年沒有哭過了，因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謹誠企盼“無疆（空洞無物）大愛”的途中，丟失了諸多“可以觸摸的小愛”。我不得不承認，在關於“愛”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異己者、叛徒、犧牲品；我像個小醜，雙腳離地，卻並沒有隨風而去，飛翔起來。於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當我有哭的訴求時，我不知訴求的對象在哪裏。於是乎，有淚頂多也是悄悄地流，對著黑暗，對著天空，對著遠方，對著無言的稿紙……說我因為看電影《風聲》，哭了，那真是對我莫大的抬舉和諷刺。
不過，電影中有一場戲確實是讓我流淚了。這場戲是用特殊的銀針紮張涵予的痛穴，試圖擊垮他的意誌，我在審片時看，這場戲長達三分鍾，行刑者手上的銀針換了又換，紮針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變，針都變得更長、更粗，穴位紮得更深、更猛。當青筋暴凸的張涵予在咬斷牙關的沉默中,終於忍不住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時,我確實流淚了。因為我突然聯想到：人生在世，何嚐不就是這樣一個受刑、挨罰的過程？生活中雖然沒有老虎凳，沒有試痛針，但由於我們內心孤獨、脆弱、敏感，一句辱罵，一次失戀，一次離別，一次散財……都可能變成恐怖的老虎凳、試痛針，叫我們無盡地承受。
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麵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注腳。電影巧妙地改編了我故事的殼，但忠誠地包留了裏麵的核，羅列了種種刑具，展現了種種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複雜，人世之恐懼。
人生多險，生命多難，我們要讓自己變得強大、堅韌、有力，坦然、平安、寧靜地度過一生，也許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於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如果你幸運，這個人就在你身邊，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愛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給身邊的一個人。
談小說，也談影視
如果小說能賣出影視改編權對作家來說是件幸運的事，那麽我無疑是個幸運者，這些年我的小說幾乎都成了影視公司的搶手貨，連個蘿卜也被當人參買走了。《風聲》小說出版後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視公司來問津影視改編權，僅僅電影，中影、上影、薑文等國內比較大的幾家都來談過。我個人一直推崇薑文把電影當藝術來探索的才華和勁頭，他的助手小尹從美國打來電話，要我等他們回國再說。我等了他們半個多月，足見我的真心。其實，雙方都是真心的，但緣分還沒有到，最後沒有合作成。華誼幾乎是最後冒出來的，那時小說出版已經一個多月，當初那個大家爭搶的勢頭已經過去，我似乎麵臨著因為挑花了眼而淪為“剩女”的難堪。然後一天晚上王中軍突然給我來電話，直截了當說要買，具體由中磊跟我來談。我跟中磊在昆侖飯店談的，就談價。中磊報了個價，影視套買，外加遊戲，報價很高，比我期待的還要高，就這麽定了，很簡單。
現在電影公映了，電視劇的劇本據說也完稿了，可望年內開機。從我了解的情況看，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我是“它”的親戚，理當說它的好話，所以我的好話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話不說也罷。但是有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的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凡是主題昂揚一點的，或者國家主義敘事的東西，往往是市場的毒藥（《建國大業》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無法複製），一方麵是主管部門好評如潮，獎杯一個不少，另一方麵是市場靜悄悄，雁過不留聲。從《風聲》的票房看，它無疑是破掉了這個咒語，就是：它主題絕對是昂揚的，但同時絕對是一部商業大片。
小說和影視其實是冤家。從小說到影視，必然對原著有冒犯和傷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編，也保證不了完全忠實。小說和影視天生不是一個道上的，無法“同呼吸”，“心連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為兄弟，像一個模子壓出來的，那麽這兩個作品當中肯定有一個是失敗的：要麽是小說，要麽是影視。甚至可以這麽說，越優秀的小說要改編為優秀的影視要接受更多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在小說中出彩的東西，比如文學的語言、繁複的意境，影視往往是表達不了的，隻有挨刀了。具體到《風聲》來說，這種“刀傷”更是在劫難逃。因為《風聲》是一個謎語故事，如果電影不能對小說的關鍵情節、最後的謎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編，等於是讓觀眾看一場預先知道結局的球賽，這在商業上是大忌。《風聲》電影改編了我小說的一些關鍵情節和結局，它拿我的兒子（小說）又生了個兒子，父子倆似曾相識，不似之處又昭然若揭。這就是改編，繼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應該說，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我小說有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我認為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幹，餅幹雖然好吃，但怎麽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小說分“東風”、“西風”、“靜風”三部分，分別是共產黨、國民黨和“作者”對曆史上同一個故事的三種不同的述說，互相呼應又矛盾，統一又對立。這種多角度的敘述，甚至是矛盾的敘述，恰恰是抵達一事一物真實的途徑。曆史比未來還充滿變數和懸念，然而我們長期在一種主義敘事下生活，已經習慣了以一個聲音、一個視角看問題，看過去。這是我們的“密室”，我們需要打破它。當你打破了它，回頭去看就會發現，曆史就像“風聲——遠處傳來的消息”一樣，虛實不定，真假難辨。這是小說的最膚淺主題，但兩個小時的電影怎麽高攀得上呢？更何況其他。
談編劇，也談導演
這裏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風聲》電影的編劇，編劇是陳國富先生，我是《風聲》小說的作者。現在有些誤傳，把原著和編劇混為一談，我想這個錯誤可能是電影海報上讓原著和編劇一起“隱身”導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陳國富的立場上，都覺得這個錯誤不應該再擴大，所以專此申明。
作為原作者，大家很關心我對電影的評價，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評價它。我的評價也因立場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如果把它放在國產電影的範圍內，我想這無疑是一部可稱可道的、具有一定標誌性意味的好電影。華誼這些年來一直在嚐試開拓新的電影類型，《風聲》作為第一部國產商業諜戰大片，不論是投資、演員陣容、主創搭配、製景、製作、宣傳等，都是可圈可點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類型的片子比較，它還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劇情設計上，由於過多考慮到商業因素而忽視了這類劇片某些必須遵循的“紀律”。
《風聲》是個“密室”故事，這種故事有個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物隨便離場，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讓人物提前離場，或者臨時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難度。難度是建立在“紀律”之上的，現在電影的紀律比較鬆。比如，五個人中誰才是共產黨是個大懸念，但電影在中途一下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人，兩個是共產黨，另外一個（李寧玉）也是共產黨的女朋友，這種劇情安排過於戲劇化，缺乏真實性。再比如，最後張涵予在醫院通過唱戲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細節無疑是個敗筆。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調是固定的，要讓它成為某份內容固定的電報，這種暗合的可能性極小。當然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改變唱腔來暗合電報，那麽就要求聽者是個音樂家，你每一個變調她都能準確辨別，而這種可能性又是極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個護士——如果可以這樣臨時加人，觀眾會在n個地方想出n個方案來消解你的故事。還有，摩爾斯電碼應該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小說中隻有李寧玉一個是專家，電影中張涵予、周迅、李寧玉，包括最後出場的小護士都成了行家，這種情節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牽強了。我看了劇本後，曾向陳國富表達了我的專業知識和質疑，但並沒有受到重視。
陳國富是電影《風聲》的元帥人物，既是編劇，又是導演之一（另一位導演為高群書）。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實，很職業，但局限的才情難以支撐他橫空出世。作為編劇，他講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為導演，他與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認為他在電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監製，我假想過，如果《風聲》這部電影讓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位置調個頭，馮來當編劇兼導演，陳來做監製，它也許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留存下來，現在不過爾爾，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而已。
當然，這個時代要求“商業第一”。
所以，雖然我對劇情設計上有些疑惑和遺憾，但我接受，因為“商業”已經把中國電影折騰得精疲力竭，能夠在這方麵取勝也是了不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不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受眾，我們對這類作品的認同感、欣賞力、創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們寫意的東西比較多，像這種講究故事邏輯關係、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較少，創作和欣賞水平都在成長中，你不能指望誰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電影的高度來要求。我覺得，華誼這些年不斷地推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今天通過《風聲》又推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電影類型，這對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包括以後走向世界，是很有意義的。
談信念，也談責任
記得2003年，我把小說《暗算》投給上海一家雜誌社和沈陽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說《解密》命運更慘，退稿的電話和通知加起來有兩位數。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是我把寫作對象放在一群無名英雄身上，編輯們認為這與大眾流行的閱讀趣味背道而馳。
轉眼間，時代好像變了風向。最近幾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紅，《亮劍》、《暗算》、《潛伏》、《士兵突擊》、《我的兄弟叫順溜》，等等，一大批主題昂揚、塑造英雄的戰爭劇、諜戰劇引發了一次次收視狂潮。《風聲》電影作為第一部國產諜戰商業大片，一個國慶檔期，狂攬一點五個億的票房，足以說明受到了觀眾的追捧。《建國大業》更是神奇，像台印鈔機。而在出版市場上，風景同樣“這邊獨好”，都梁的《亮劍》我想應該早過了百萬冊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萬之多。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想，可能跟我們最近幾十年來文藝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創作有關。都知道，三十年前，我們的文藝創作始終都在搞假大空的東西，什麽都是國家意誌，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定反思和自由創作的空間，讀者和作者有權力反感宏大敘事，反抗英雄敘事。於是，寫作進入了個性化敘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責任。如果說三十年前的創作是一個極端，那麽現在其實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作家過分地竊竊私語，過分地癡情於生活的陰暗麵，不要責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創作就是為了表達欲望，為了張揚個性，為了“否定”……人們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競相列舉人生的種種黑暗、絕望、醜陋、醜惡、齷齪、陰暗。很長一段時期，你頌揚英雄，歌頌美德，成了無知和愚昧的把柄。這種一邊倒的創作之風，伴隨而起的是一種精神的徹底潰敗，信念的完全缺失，創作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之戀，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麵上，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
其實，在這個一切價值都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欲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創作勇氣的象征了。我承認，生活確實有醜陋、黑暗、無情的一麵，但正如要驅散黑暗，最簡單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樣，有時我們塑造一個英雄，展示一種莊嚴、莊重的理想人生，也許可以溫暖一個讀者的心，給他們一點正麵的人生啟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的，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伴侶，當我們的創作一味沉迷於身體和欲望的敘事中，讀者難道不會厭倦嗎？我不知道什麽樣的理想和信念是對的，但我相信人必須要有理想和信念。當下，人們對物質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為我們精神層麵出了問題，我們忘記了人除了身體和欲望外，還有一個心靈。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筆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裏的主人公容金珍是個患有幽閉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個瞎子，黃依依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人，《風聲》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們不甘示弱，並通過超人的意誌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誌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裏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麵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正是因於缺少了這種精神：為一個內心深處的追求，敢於承擔，樂於付出，勇於堅守，這種人格，這種情懷，所以格外迷愛這種主題性的作品。也可以說，時代在呼喚英雄，呼喚崇高，呼喚莊重的人文精神。
2008年4月13日
談酷刑，也談人生
有報道說，我看完電影《風聲》後哭了，哈，搞得我跟娘們似的。哭是有聲的，有動作的，雙手捂臉，捶胸跺腳，啼啼嘀嘀，帶著激烈或隱秘的訴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間，愛在人間。一個真正失去愛的人是不會哭的，一個真正擁有了大愛的人也是不會哭的。
我已經多年沒有哭過了，因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謹誠企盼“無疆（空洞無物）大愛”的途中，丟失了諸多“可以觸摸的小愛”。我不得不承認，在關於“愛”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異己者、叛徒、犧牲品；我像個小醜，雙腳離地，卻並沒有隨風而去，飛翔起來。於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當我有哭的訴求時，我不知訴求的對象在哪裏。於是乎，有淚頂多也是悄悄地流，對著黑暗，對著天空，對著遠方，對著無言的稿紙……說我因為看電影《風聲》，哭了，那真是對我莫大的抬舉和諷刺。
不過，電影中有一場戲確實是讓我流淚了。這場戲是用特殊的銀針紮張涵予的痛穴，試圖擊垮他的意誌，我在審片時看，這場戲長達三分鍾，行刑者手上的銀針換了又換，紮針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變，針都變得更長、更粗，穴位紮得更深、更猛。當青筋暴凸的張涵予在咬斷牙關的沉默中,終於忍不住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時,我確實流淚了。因為我突然聯想到：人生在世，何嚐不就是這樣一個受刑、挨罰的過程？生活中雖然沒有老虎凳，沒有試痛針，但由於我們內心孤獨、脆弱、敏感，一句辱罵，一次失戀，一次離別，一次散財……都可能變成恐怖的老虎凳、試痛針，叫我們無盡地承受。
我寫《風聲》小說，從故事層麵上說設計的就是一個驚險的逃逸魔術，但從意義上說，我想通過“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注腳。電影巧妙地改編了我故事的殼，但忠誠地包留了裏麵的核，羅列了種種刑具，展現了種種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複雜，人世之恐懼。
人生多險，生命多難，我們要讓自己變得強大、堅韌、有力，坦然、平安、寧靜地度過一生，也許惟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一個“信仰”——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也可能是一個虛無的人或組織，讓這個你終身信仰的“人或組織”陪伴你，與你同呼吸，心連心，讓你變得堅強，變得寬廣，敢於去承擔，去挑戰，去贏得。如果你幸運，這個人就在你身邊，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愛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給身邊的一個人。
談小說，也談影視
如果小說能賣出影視改編權對作家來說是件幸運的事，那麽我無疑是個幸運者，這些年我的小說幾乎都成了影視公司的搶手貨，連個蘿卜也被當人參買走了。《風聲》小說出版後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視公司來問津影視改編權，僅僅電影，中影、上影、薑文等國內比較大的幾家都來談過。我個人一直推崇薑文把電影當藝術來探索的才華和勁頭，他的助手小尹從美國打來電話，要我等他們回國再說。我等了他們半個多月，足見我的真心。其實，雙方都是真心的，但緣分還沒有到，最後沒有合作成。華誼幾乎是最後冒出來的，那時小說出版已經一個多月，當初那個大家爭搶的勢頭已經過去，我似乎麵臨著因為挑花了眼而淪為“剩女”的難堪。然後一天晚上王中軍突然給我來電話，直截了當說要買，具體由中磊跟我來談。我跟中磊在昆侖飯店談的，就談價。中磊報了個價，影視套買，外加遊戲，報價很高，比我期待的還要高，就這麽定了，很簡單。
現在電影公映了，電視劇的劇本據說也完稿了，可望年內開機。從我了解的情況看，觀眾對電影的評價褒貶不一。我是“它”的親戚，理當說它的好話，所以我的好話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話不說也罷。但是有一點我們無需諱言，中國的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凡是主題昂揚一點的，或者國家主義敘事的東西，往往是市場的毒藥（《建國大業》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無法複製），一方麵是主管部門好評如潮，獎杯一個不少，另一方麵是市場靜悄悄，雁過不留聲。從《風聲》的票房看，它無疑是破掉了這個咒語，就是：它主題絕對是昂揚的，但同時絕對是一部商業大片。
小說和影視其實是冤家。從小說到影視，必然對原著有冒犯和傷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編，也保證不了完全忠實。小說和影視天生不是一個道上的，無法“同呼吸”，“心連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為兄弟，像一個模子壓出來的，那麽這兩個作品當中肯定有一個是失敗的：要麽是小說，要麽是影視。甚至可以這麽說，越優秀的小說要改編為優秀的影視要接受更多的傷害。因為道理很簡單，在小說中出彩的東西，比如文學的語言、繁複的意境，影視往往是表達不了的，隻有挨刀了。具體到《風聲》來說，這種“刀傷”更是在劫難逃。因為《風聲》是一個謎語故事，如果電影不能對小說的關鍵情節、最後的謎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編，等於是讓觀眾看一場預先知道結局的球賽，這在商業上是大忌。《風聲》電影改編了我小說的一些關鍵情節和結局，它拿我的兒子（小說）又生了個兒子，父子倆似曾相識，不似之處又昭然若揭。這就是改編，繼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應該說，不管電影拍得如何成功，都無法完全表達我小說有的意蘊和駁雜的東西。我認為把一部長篇小說改編為電影，就好像把一片滾滾麥浪做成一盒餅幹，餅幹雖然好吃，但怎麽可能有滾滾麥浪的風景和大地的姿態？小說分“東風”、“西風”、“靜風”三部分，分別是共產黨、國民黨和“作者”對曆史上同一個故事的三種不同的述說，互相呼應又矛盾，統一又對立。這種多角度的敘述，甚至是矛盾的敘述，恰恰是抵達一事一物真實的途徑。曆史比未來還充滿變數和懸念，然而我們長期在一種主義敘事下生活，已經習慣了以一個聲音、一個視角看問題，看過去。這是我們的“密室”，我們需要打破它。當你打破了它，回頭去看就會發現，曆史就像“風聲——遠處傳來的消息”一樣，虛實不定，真假難辨。這是小說的最膚淺主題，但兩個小時的電影怎麽高攀得上呢？更何況其他。
談編劇，也談導演
這裏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風聲》電影的編劇，編劇是陳國富先生，我是《風聲》小說的作者。現在有些誤傳，把原著和編劇混為一談，我想這個錯誤可能是電影海報上讓原著和編劇一起“隱身”導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陳國富的立場上，都覺得這個錯誤不應該再擴大，所以專此申明。
作為原作者，大家很關心我對電影的評價，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評價它。我的評價也因立場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如果把它放在國產電影的範圍內，我想這無疑是一部可稱可道的、具有一定標誌性意味的好電影。華誼這些年來一直在嚐試開拓新的電影類型，《風聲》作為第一部國產商業諜戰大片，不論是投資、演員陣容、主創搭配、製景、製作、宣傳等，都是可圈可點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類型的片子比較，它還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在劇情設計上，由於過多考慮到商業因素而忽視了這類劇片某些必須遵循的“紀律”。
《風聲》是個“密室”故事，這種故事有個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物隨便離場，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讓人物提前離場，或者臨時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難度。難度是建立在“紀律”之上的，現在電影的紀律比較鬆。比如，五個人中誰才是共產黨是個大懸念，但電影在中途一下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人，兩個是共產黨，另外一個（李寧玉）也是共產黨的女朋友，這種劇情安排過於戲劇化，缺乏真實性。再比如，最後張涵予在醫院通過唱戲把情報傳遞出去，這個細節無疑是個敗筆。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調是固定的，要讓它成為某份內容固定的電報，這種暗合的可能性極小。當然理論上也可以通過改變唱腔來暗合電報，那麽就要求聽者是個音樂家，你每一個變調她都能準確辨別，而這種可能性又是極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個護士——如果可以這樣臨時加人，觀眾會在n個地方想出n個方案來消解你的故事。還有，摩爾斯電碼應該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小說中隻有李寧玉一個是專家，電影中張涵予、周迅、李寧玉，包括最後出場的小護士都成了行家，這種情節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牽強了。我看了劇本後，曾向陳國富表達了我的專業知識和質疑，但並沒有受到重視。
陳國富是電影《風聲》的元帥人物，既是編劇，又是導演之一（另一位導演為高群書）。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實，很職業，但局限的才情難以支撐他橫空出世。作為編劇，他講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為導演，他與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認為他在電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監製，我假想過，如果《風聲》這部電影讓馮小剛和陳國富的位置調個頭，馮來當編劇兼導演，陳來做監製，它也許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留存下來，現在不過爾爾，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而已。
當然，這個時代要求“商業第一”。
所以，雖然我對劇情設計上有些疑惑和遺憾，但我接受，因為“商業”已經把中國電影折騰得精疲力竭，能夠在這方麵取勝也是了不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不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受眾，我們對這類作品的認同感、欣賞力、創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們寫意的東西比較多，像這種講究故事邏輯關係、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較少，創作和欣賞水平都在成長中，你不能指望誰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電影的高度來要求。我覺得，華誼這些年不斷地推出新的商業電影類型，今天通過《風聲》又推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電影類型，這對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包括以後走向世界，是很有意義的。
談信念，也談責任
記得2003年，我把小說《暗算》投給上海一家雜誌社和沈陽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說《解密》命運更慘，退稿的電話和通知加起來有兩位數。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是我把寫作對象放在一群無名英雄身上，編輯們認為這與大眾流行的閱讀趣味背道而馳。
轉眼間，時代好像變了風向。最近幾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紅，《亮劍》、《暗算》、《潛伏》、《士兵突擊》、《我的兄弟叫順溜》，等等，一大批主題昂揚、塑造英雄的戰爭劇、諜戰劇引發了一次次收視狂潮。《風聲》電影作為第一部國產諜戰商業大片，一個國慶檔期，狂攬一點五個億的票房，足以說明受到了觀眾的追捧。《建國大業》更是神奇，像台印鈔機。而在出版市場上，風景同樣“這邊獨好”，都梁的《亮劍》我想應該早過了百萬冊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萬之多。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想，可能跟我們最近幾十年來文藝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創作有關。都知道，三十年前，我們的文藝創作始終都在搞假大空的東西，什麽都是國家意誌，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給了我們一定反思和自由創作的空間，讀者和作者有權力反感宏大敘事，反抗英雄敘事。於是，寫作進入了個性化敘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責任。如果說三十年前的創作是一個極端，那麽現在其實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作家過分地竊竊私語，過分地癡情於生活的陰暗麵，不要責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創作就是為了表達欲望，為了張揚個性，為了“否定”……人們一味地書寫庸俗人生，競相列舉人生的種種黑暗、絕望、醜陋、醜惡、齷齪、陰暗。很長一段時期，你頌揚英雄，歌頌美德，成了無知和愚昧的把柄。這種一邊倒的創作之風，伴隨而起的是一種精神的徹底潰敗，信念的完全缺失，創作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之戀，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麵上，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我們再也無力肯定一種健全、有信念、充滿力量的人生了。
其實，在這個一切價值都被顛倒、踐踏的時代，展示欲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創作勇氣的象征了。我承認，生活確實有醜陋、黑暗、無情的一麵，但正如要驅散黑暗，最簡單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樣，有時我們塑造一個英雄，展示一種莊嚴、莊重的理想人生，也許可以溫暖一個讀者的心，給他們一點正麵的人生啟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軟、溫暖、有力的東西的，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就是為了尋找精神伴侶，當我們的創作一味沉迷於身體和欲望的敘事中，讀者難道不會厭倦嗎？我不知道什麽樣的理想和信念是對的，但我相信人必須要有理想和信念。當下，人們對物質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為我們精神層麵出了問題，我們忘記了人除了身體和欲望外，還有一個心靈。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筆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裏的主人公容金珍是個患有幽閉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個瞎子，黃依依是個不諳人情世故的人，《風聲》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們不甘示弱，並通過超人的意誌和毅力，譜寫了一曲曲強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誌和毅力都是因為他們心裏有理想，有個精神層麵的目標。與其說他們是“英雄”，倒不如說是有“心靈”的人，心靈被一味放大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人生交給自己認定的理想和信念，為此堅忍不拔，寧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個人所能達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們也許正是因於缺少了這種精神：為一個內心深處的追求，敢於承擔，樂於付出，勇於堅守，這種人格，這種情懷，所以格外迷愛這種主題性的作品。也可以說，時代在呼喚英雄，呼喚崇高，呼喚莊重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