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陸從駿責令老孫要盡快查清海塞斯在跟什麽女人來往，可又不準放他出去，這怎麽查？重慶好幾十萬女人呢。唯一的突破口隻有一個人，海塞斯的司機。老孫約他喝了一頓下午茶，軟硬兼施，連哄帶騙，司機招了，但好像又沒全招。司機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女人是誰，隻知道他們約會的地方在渝字樓。既然在渝字樓，自家的地盤，老孫決定放膽一搏，放他出去。
夜長夢多，老孫隻給海塞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後，海塞斯如期回來，薑姐也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老孫被手下帶著去到市中區中山路附近的一條冷僻小巷裏，石板路，拾階而上，一溜木板房，多數是兩層樓，家家戶戶門前屋後掛著紅辣椒。老孫走了一個來回，最後走進一戶人家。
這就是薑姐租住的房子，房東是一對老頭老太，都已年過花甲，老頭吧嗒吧嗒吸著水煙，對人愛理不理的；老太婆坐在堂前納鞋底，見有人進屋，很賢惠，上來跟老孫打招呼，很客氣很熱心。相談中，老孫知道他們有兩個兒子都在前絨，女兒嫁的也是個當兵的，屋子就這麽空了，便把隔壁一問屋出租給人住，現在住的是一個“大美人”。老太婆對薑姐印象十分好，不但誇她人長得好，心眼更好，經常提前支付房租，有時還給老頭子送紙煙。
老孫想知道平時有什麽人跟她來往，老太婆連聲說：“沒有，沒有.”還解釋說她丈夫在部隊上當大官，所以她待人接物很注意影響，住了一年從來不見她帶人回來過。見問不到東西，老孫就很想去隔壁那間屋看看。當然不能硬闖，便來了個緩兵之計。下午，老孫先叫人支走老頭老太婆，安排他們去警備區前線官兵家屬接濟中心領一袋大米，其間，老孫與兩名手下趁機對薑姐租住的屋子實行全麵搜查。沒有發現發報機，也沒有發現其他可疑，唯一有一點可疑，是屋內有一部電話機，而且居然藏在床頭櫃裏，引起老孫警覺。
回頭，老孫去通信機站核查這部電話，本想辦個手續，登個記，讓機站竊聽這部電話。可一查嚇一跳，這部電話居然是“紅線”，是與汪精衛主席聯絡的專線，要竊聽必須有委員長的手令才行。
陸從駿聞訊著實感到震驚，以為薑姐隻是日鬼的蝦兵蟹將，哪知道居然還是條神秘的大鯊魚。大鯊魚固然誘人，但要是抓捕不當，有可能讓你網破船翻：所以，保險起見，陸從駿不得不去請示杜先生。
先是久久沉思，後來突然對陸從駿爽朗地笑道：“看來你要立大功了。”陸從駿訴苦說：“我一個人怕沒這個能耐，我想竊聽這電話都沒資格。”這話說得不好聽，接近發牢騷。杜先生斜他一眼，蕩出一步，從陸從駿麵前走過去，用背脊對他說：“誰說你是一個人，你的意思這一路走來都是一個人？”
“不，還有你。”陸從駿訕笑。
“就是，至少還有我。”杜先生回過頭來，肯定了他的媚諂。接著，杜先生說：“汪某的降和不是秘密，時下不乏有人說他在與日本人暗中勾結，妄圖顛覆國民政府，但一直苦於沒有實證。”
“據我所知，汪身邊的人最近在上海、南京等地與日本特務高層組織梅機關接觸異常。”
杜先生說：“是的，委員長對此非常重視。所以，你給我盯緊這條線，沒準可以順藤摸個大瓜出來。”頓了頓，又說，不乏得意地，“你們查，那叫順藤摸瓜，在黨國政治大局來看，這叫敲山震虎。某些人如果能夠懸崖勒馬，知難而退最好，要不然……”說到這裏，杜先生忽然緘口，但眼神和語氣充滿殺氣。這樣的鋒利隻轉瞬即過，他很快又恢複了常態，吩咐陸所長，“事不宜遲，你馬上去安排人準備竊聽電話。”
“那手續……”
“讓機站竊聽才要手續，難道你自己不會架台機器？”
意思很明白，讓他自己動手幹。陸從駿回去即給老孫布置任務。竊聽嘛，多容易的事，切開電話線再接一根線出來的事，小學生都會做。老孫叫上人在薑姐住的這條巷子裏租了一間屋，屋子窗外便是電線杆，爬上電線杆，並聯一根線進屋，這巷子裏的所有電話都成了他們的囊中物，想偷聽誰的電話，猶如探囊取物一樣容易。
天黑了，薑姐下班回去了。
薑姐回家，職業地東看西察，注意有無人人室的跡象。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顯然是“每日一課”，已經養成習慣。察看一周，並無異樣，她放心地放開手腳.寬衣丟物，洗手洗臉。
諸事妥當，她掏出一紙條，準備打電話。當她打開床頭櫃時，發現了異樣——原來她在話機上蓋著一塊繡花絲巾，雖然絲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來是倒放的，現在正了）。她見此，立即警覺地去找房東問：“今天有無人來找過我。”
“沒有。”房東老太說。
“你們今天有沒有離開過家？”
“下午我們去了一趟警備區。”老頭子說。
“警備區？幹什麽？”
老頭說：“沒什麽，就問我們家兒子現在在哪裏。”
老太說：“你知道的，我家兩個兒子和女婿都在前線部隊上，他們給我們發了十斤大米。那個長官還說，我大兒子在十九路軍，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隊，等以後趕走了鬼子還要犒勞我們呢。”
老太纏著她還想多說，薑姐根本無心聽，應付兩句就回自己屋裏去。一個小時後，薑姐帶著一身灰燼和一隻皮箱出了門。灰燼可能是燒了一些東西吧，皮箱裏是什麽？她要溜嗎？就讓她溜，看她去哪裏，跟著她走也許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為薑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聲而顯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靜。
走出巷子，路口停著兩輛人力車，車夫一個是年輕人，一個是中年人。年輕人在抽煙，中年人在打盹。薑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車。
“快走。”
“去哪裏？”
“重慶飯店。”
車子走後，薑姐不時張望後麵，注意有無跟蹤。沒有。拐過一條街，還是沒有。她似乎覺得有點奇怪。後來憑著路燈，她無意間發現車夫彎腰露出穿的衫衣是軍隊的製服衫衣，且側腰處明顯有別槍的跡象，不禁恍然有悟。薑姐見前方有一個路口，支使車夫：“前麵往右。”
車夫回頭說：“你不是要去重慶飯店，怎麽往右？”
“少廢話，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無人影。
快行至小巷盡頭時，薑姐突然掏出手槍，向車夫後腦勺連開兩槍，跳下車鑽進另一條小巷，逃之天天。她就這麽跑了，永遠跑出了黑室的視線，直到幾個月後，三號院的人去河內追殺汪精衛時，才在同一賓館發現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
夜長夢多，老孫隻給海塞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後，海塞斯如期回來，薑姐也回家去了。第二天上午，老孫被手下帶著去到市中區中山路附近的一條冷僻小巷裏，石板路，拾階而上，一溜木板房，多數是兩層樓，家家戶戶門前屋後掛著紅辣椒。老孫走了一個來回，最後走進一戶人家。
這就是薑姐租住的房子，房東是一對老頭老太，都已年過花甲，老頭吧嗒吧嗒吸著水煙，對人愛理不理的；老太婆坐在堂前納鞋底，見有人進屋，很賢惠，上來跟老孫打招呼，很客氣很熱心。相談中，老孫知道他們有兩個兒子都在前絨，女兒嫁的也是個當兵的，屋子就這麽空了，便把隔壁一問屋出租給人住，現在住的是一個“大美人”。老太婆對薑姐印象十分好，不但誇她人長得好，心眼更好，經常提前支付房租，有時還給老頭子送紙煙。
老孫想知道平時有什麽人跟她來往，老太婆連聲說：“沒有，沒有.”還解釋說她丈夫在部隊上當大官，所以她待人接物很注意影響，住了一年從來不見她帶人回來過。見問不到東西，老孫就很想去隔壁那間屋看看。當然不能硬闖，便來了個緩兵之計。下午，老孫先叫人支走老頭老太婆，安排他們去警備區前線官兵家屬接濟中心領一袋大米，其間，老孫與兩名手下趁機對薑姐租住的屋子實行全麵搜查。沒有發現發報機，也沒有發現其他可疑，唯一有一點可疑，是屋內有一部電話機，而且居然藏在床頭櫃裏，引起老孫警覺。
回頭，老孫去通信機站核查這部電話，本想辦個手續，登個記，讓機站竊聽這部電話。可一查嚇一跳，這部電話居然是“紅線”，是與汪精衛主席聯絡的專線，要竊聽必須有委員長的手令才行。
陸從駿聞訊著實感到震驚，以為薑姐隻是日鬼的蝦兵蟹將，哪知道居然還是條神秘的大鯊魚。大鯊魚固然誘人，但要是抓捕不當，有可能讓你網破船翻：所以，保險起見，陸從駿不得不去請示杜先生。
先是久久沉思，後來突然對陸從駿爽朗地笑道：“看來你要立大功了。”陸從駿訴苦說：“我一個人怕沒這個能耐，我想竊聽這電話都沒資格。”這話說得不好聽，接近發牢騷。杜先生斜他一眼，蕩出一步，從陸從駿麵前走過去，用背脊對他說：“誰說你是一個人，你的意思這一路走來都是一個人？”
“不，還有你。”陸從駿訕笑。
“就是，至少還有我。”杜先生回過頭來，肯定了他的媚諂。接著，杜先生說：“汪某的降和不是秘密，時下不乏有人說他在與日本人暗中勾結，妄圖顛覆國民政府，但一直苦於沒有實證。”
“據我所知，汪身邊的人最近在上海、南京等地與日本特務高層組織梅機關接觸異常。”
杜先生說：“是的，委員長對此非常重視。所以，你給我盯緊這條線，沒準可以順藤摸個大瓜出來。”頓了頓，又說，不乏得意地，“你們查，那叫順藤摸瓜，在黨國政治大局來看，這叫敲山震虎。某些人如果能夠懸崖勒馬，知難而退最好，要不然……”說到這裏，杜先生忽然緘口，但眼神和語氣充滿殺氣。這樣的鋒利隻轉瞬即過，他很快又恢複了常態，吩咐陸所長，“事不宜遲，你馬上去安排人準備竊聽電話。”
“那手續……”
“讓機站竊聽才要手續，難道你自己不會架台機器？”
意思很明白，讓他自己動手幹。陸從駿回去即給老孫布置任務。竊聽嘛，多容易的事，切開電話線再接一根線出來的事，小學生都會做。老孫叫上人在薑姐住的這條巷子裏租了一間屋，屋子窗外便是電線杆，爬上電線杆，並聯一根線進屋，這巷子裏的所有電話都成了他們的囊中物，想偷聽誰的電話，猶如探囊取物一樣容易。
天黑了，薑姐下班回去了。
薑姐回家，職業地東看西察，注意有無人人室的跡象。這一切，她做得自然不刻意，顯然是“每日一課”，已經養成習慣。察看一周，並無異樣，她放心地放開手腳.寬衣丟物，洗手洗臉。
諸事妥當，她掏出一紙條，準備打電話。當她打開床頭櫃時，發現了異樣——原來她在話機上蓋著一塊繡花絲巾，雖然絲巾依在，但花的方向反了（本來是倒放的，現在正了）。她見此，立即警覺地去找房東問：“今天有無人來找過我。”
“沒有。”房東老太說。
“你們今天有沒有離開過家？”
“下午我們去了一趟警備區。”老頭子說。
“警備區？幹什麽？”
老頭說：“沒什麽，就問我們家兒子現在在哪裏。”
老太說：“你知道的，我家兩個兒子和女婿都在前線部隊上，他們給我們發了十斤大米。那個長官還說，我大兒子在十九路軍，那是抗日的英雄部隊，等以後趕走了鬼子還要犒勞我們呢。”
老太纏著她還想多說，薑姐根本無心聽，應付兩句就回自己屋裏去。一個小時後，薑姐帶著一身灰燼和一隻皮箱出了門。灰燼可能是燒了一些東西吧，皮箱裏是什麽？她要溜嗎？就讓她溜，看她去哪裏，跟著她走也許可以摸到更大的瓜。
夜深了，石板路上因為薑姐敲出的清亮的鞋跟聲而顯得更加清冷，更加寂靜。
走出巷子，路口停著兩輛人力車，車夫一個是年輕人，一個是中年人。年輕人在抽煙，中年人在打盹。薑姐叫醒中年人，上了他的車。
“快走。”
“去哪裏？”
“重慶飯店。”
車子走後，薑姐不時張望後麵，注意有無跟蹤。沒有。拐過一條街，還是沒有。她似乎覺得有點奇怪。後來憑著路燈，她無意間發現車夫彎腰露出穿的衫衣是軍隊的製服衫衣，且側腰處明顯有別槍的跡象，不禁恍然有悟。薑姐見前方有一個路口，支使車夫：“前麵往右。”
車夫回頭說：“你不是要去重慶飯店，怎麽往右？”
“少廢話，叫你往右就往右。”
“好嘞。”
小巷深深，了無人影。
快行至小巷盡頭時，薑姐突然掏出手槍，向車夫後腦勺連開兩槍，跳下車鑽進另一條小巷，逃之天天。她就這麽跑了，永遠跑出了黑室的視線，直到幾個月後，三號院的人去河內追殺汪精衛時，才在同一賓館發現她，那一天也成了她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