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街頭，常常有人把一張什麽紙塞進你的手裏。那紙上無非是一些廣告——酒店茶館開張，電腦電視降價，服裝鞋帽展銷以及滋陰壯陽的春藥。拿到的人看上兩眼——有時看也不看，就隨手丟在路上、垃圾筒裏或路邊的自行車筐裏。而發放的人並不在乎，繼續一張一張地向行人手裏塞著。他們沉默著，“塞紙”是他們的工作，塞一天紙，可以得到10塊錢左右的報酬。他們對自己的“宣傳”工作談不上什麽熱情，對宣傳結果也並無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們基本不說話或者隻是沒精打采地重複著幾句廢話。他們不論在街頭還是在老板那裏，都是最不受重視的人。在全世界的鬧市街頭，在中國、韓國、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巴西、澳大利亞……成千上萬張沒有表情的麵孔，既陌生又熟悉，為了糊口，毫無熱情地宣傳著那些自己並不關心的內容。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宣傳員的特色，這是一個失語的宣傳時代。
我想起自己小時候當宣傳員的情景。那時學校經常組織我們到街頭去宣傳，我們高舉著紅旗，排著隊，唱著歌，來到十字街頭。值班的交通警察給我們敬禮，路邊的居民給我們送水。我們好像過節或遊園一樣地興奮，手持喇叭，蹦蹦跳跳，個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陣鑼鼓，營造氣氛並引起注意。然後我們像朗誦課文一般地喊著：“同誌們，聽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傳員。過馬路，別著急，一急就會出問題。紅燈停，綠燈行，亂闖紅燈可不行。抓革命，促生產，交通運輸要發展。安全第一保證點，狠狠打擊帝修反，帝修反！”過些天，編了一套新詞兒又來了：“同誌們，聽我言，我是文明衛生宣傳員。勤洗澡，勤理發，勤換衣服和鞋襪。人民城市像花園，不能隨地亂吐痰。蒼蠅蚊子要殺淨，不許到處傳染病。搞好衛生鬧革命，幹幹淨淨迎國慶，迎國慶！”一個人喊著，其他人就把傳單塞給過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幾眼，就小心地疊好，放進衣袋。有些沒有急事的人，也會停下來觀看一陣，有時幫我們敲鑼打鼓。在這樣的宣傳中，宣傳員是十分投入的，他們相信自己的宣傳內容，相信自己的宣傳效果。他們激動而來，自豪而去，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們自己的熱情貢獻、熱情參與密不可分的。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樣的宣傳，有時表演的性質要大於實際的效果。對自己所相信的宣傳內容，他們並沒有多麽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闖紅燈跟打擊帝修反有什麽關係，蒼蠅蚊子為什麽不能跟我們一起迎國慶，在他們大多數的心裏，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說是一個宣傳的表演時代——不論中國的紅小兵還是美國的披頭士。當然，表演得非常真誠，演員和觀眾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藝術祥雲之中。
我於是又想到更遠的宣傳時代。那時的宣傳員，沒有鑼鼓，沒有紅旗，也沒人給敬禮和送水。在熙熙攘攘的鬧市街頭，突然一個穿長衫戴圍巾的男青年或是一個白衣黑裙的女青年，站到高處，振臂一呼：“同胞們，國家要亡了！我們不能再醉生夢死了。起來呀，用我們的血肉拯救民族危亡！愛國無罪，燃燒起你們的熱情，中華民族是永遠不會屈服的……”他們的宣傳經常沒有完成，就傳來警笛聲、馬蹄聲、警車聲甚至是槍聲。他們呼喊出最後一個高昂的句子，一揮手，傳單像燕山雪花一般飛入人群。有人迅速地抓了一張或幾張便走，有人抓到後拚命地看幾眼，丟下再走，有的則掉頭就跑。那宣傳員迅速地消失在人流裏，偶爾跑得不及時，則被帶進了鐵窗。他們的宣傳沒有報酬，有的是生活的飄蕩和生命的危險。因為他們宣傳的不是別人的東西，也不是他們需要去相信和理的東西——那就是從他們自己心裏長出來的東西，用不著去“相信”和“理解”。他們不會失語，即使他們閉上了口，他們的聲音也久久地烙在聽眾的胸膛裏。那些沒拿傳單的人，在夜裏，心跳著，一遍一遍地回想他們的音容；那些拿了傳單的人，把他們的聲音擴散到更大的人群中。他們不是表演，他們隻是做著自已認為應該做的事，但他們的行動構成了人類曆史中最精彩的藝術。那是一個宣傳的偉大時代。
偉大的宣傳員們都已離開人世或即將離開人世。表演的宣傳員們則大多已然喪失熱情或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表演。於是我們這個時代，隻有那些沉默的宣傳員，行屍走肉一般，向你的手裏塞著紙、塞著紙。他們的動作是“給予”，表情卻仿佛是“乞求”。讓我們憐憫這些乞求者吧，於是，我常常認真地接過他們的紙，正像我常常認真地聽一切報告、開一切會。
我想起自己小時候當宣傳員的情景。那時學校經常組織我們到街頭去宣傳，我們高舉著紅旗，排著隊，唱著歌，來到十字街頭。值班的交通警察給我們敬禮，路邊的居民給我們送水。我們好像過節或遊園一樣地興奮，手持喇叭，蹦蹦跳跳，個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陣鑼鼓，營造氣氛並引起注意。然後我們像朗誦課文一般地喊著：“同誌們，聽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傳員。過馬路，別著急，一急就會出問題。紅燈停，綠燈行，亂闖紅燈可不行。抓革命，促生產，交通運輸要發展。安全第一保證點，狠狠打擊帝修反，帝修反！”過些天，編了一套新詞兒又來了：“同誌們，聽我言，我是文明衛生宣傳員。勤洗澡，勤理發，勤換衣服和鞋襪。人民城市像花園，不能隨地亂吐痰。蒼蠅蚊子要殺淨，不許到處傳染病。搞好衛生鬧革命，幹幹淨淨迎國慶，迎國慶！”一個人喊著，其他人就把傳單塞給過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幾眼，就小心地疊好，放進衣袋。有些沒有急事的人，也會停下來觀看一陣，有時幫我們敲鑼打鼓。在這樣的宣傳中，宣傳員是十分投入的，他們相信自己的宣傳內容，相信自己的宣傳效果。他們激動而來，自豪而去，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們自己的熱情貢獻、熱情參與密不可分的。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樣的宣傳，有時表演的性質要大於實際的效果。對自己所相信的宣傳內容，他們並沒有多麽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闖紅燈跟打擊帝修反有什麽關係，蒼蠅蚊子為什麽不能跟我們一起迎國慶，在他們大多數的心裏，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說是一個宣傳的表演時代——不論中國的紅小兵還是美國的披頭士。當然，表演得非常真誠，演員和觀眾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藝術祥雲之中。
我於是又想到更遠的宣傳時代。那時的宣傳員，沒有鑼鼓，沒有紅旗，也沒人給敬禮和送水。在熙熙攘攘的鬧市街頭，突然一個穿長衫戴圍巾的男青年或是一個白衣黑裙的女青年，站到高處，振臂一呼：“同胞們，國家要亡了！我們不能再醉生夢死了。起來呀，用我們的血肉拯救民族危亡！愛國無罪，燃燒起你們的熱情，中華民族是永遠不會屈服的……”他們的宣傳經常沒有完成，就傳來警笛聲、馬蹄聲、警車聲甚至是槍聲。他們呼喊出最後一個高昂的句子，一揮手，傳單像燕山雪花一般飛入人群。有人迅速地抓了一張或幾張便走，有人抓到後拚命地看幾眼，丟下再走，有的則掉頭就跑。那宣傳員迅速地消失在人流裏，偶爾跑得不及時，則被帶進了鐵窗。他們的宣傳沒有報酬，有的是生活的飄蕩和生命的危險。因為他們宣傳的不是別人的東西，也不是他們需要去相信和理的東西——那就是從他們自己心裏長出來的東西，用不著去“相信”和“理解”。他們不會失語，即使他們閉上了口，他們的聲音也久久地烙在聽眾的胸膛裏。那些沒拿傳單的人，在夜裏，心跳著，一遍一遍地回想他們的音容；那些拿了傳單的人，把他們的聲音擴散到更大的人群中。他們不是表演，他們隻是做著自已認為應該做的事，但他們的行動構成了人類曆史中最精彩的藝術。那是一個宣傳的偉大時代。
偉大的宣傳員們都已離開人世或即將離開人世。表演的宣傳員們則大多已然喪失熱情或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表演。於是我們這個時代，隻有那些沉默的宣傳員，行屍走肉一般，向你的手裏塞著紙、塞著紙。他們的動作是“給予”，表情卻仿佛是“乞求”。讓我們憐憫這些乞求者吧，於是，我常常認真地接過他們的紙，正像我常常認真地聽一切報告、開一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