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暖長虹落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兩本言行所著的關於高長虹的書。一本是《一生寂寞，一生輝煌——高長虹評傳》，另一本是高長虹專論《曆史的沉重》。高長虹的問題在學理上並不難說清，但在現實中會牽惹到許多糾葛。我一向不願在非學術出版物上介入“聾子吵架”，所以本來想全麵讚揚一下這兩本書，最後還是決定隻寫一點“假裝客觀”的個人感慨，以免被誤解為“歌頌權威”派或是“歌頌黑馬”派。


    這兩本書的作者在寫作中貫注了十二分的激情。他本不是專業的研究人員，卻以豐富翔實的史料和細致深人的分析，達到了比較高的“專業水平”。這在有些人看來也許不值得特別稱道，因為作者畢竟是高長虹的外甥，他天經地義應該具有“打燈籠照舅”的激情。高長虹長期被認為是借魯迅出的名，現在有人又借高長虹出名，當然是連“黑馬”也不如的。如今的某些名人不但碰不得，而且還不許你碰別的名人，這實在是不大公平的。


    但我的意思並不在稱道作者的激情和心血，我想說的是作者的“高長虹觀”。作者的大部分激情用來辯說高長虹並非一個“瘋子”，證據充分而確鑿。而我以為，那些證據恰恰說明高長虹是“瘋子”。並且我還以為，高長虹整個家族包括言行先生都屬於“瘋子族”。我在兩本書的許多處加了“瘋子”的批語。這裏的關鍵在於確定什麽是“瘋子”。言行先生以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用觀察眼神和日常舉止來斷定高長虹直到晚年還“一點瘋的跡象也沒有”，組織上不該“給這樣一位著名的作家定為精神分裂症”。其實“瘋子”從來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問題。《狂人日記》的主人公，《藥》中的夏瑜，《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雷雨》中的繁漪，他們是不是瘋子並不決定於“科學”，而決定於眾人之口，“說你瘋你就瘋不瘋也瘋”。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組織”之中，當某個人的“組織功能”與整個組織的運動狀態發生齟齬之時，組織便有權決定該人是否“發瘋”。那麽高長虹的“組織功能”是如何不見容於組織的呢？


    如果說高長虹早年與魯迅的衝突還可以解釋為“誤會”，他並未造成對魯迅的實際傷害，大不了落個“怪人”、“狂人”之名的話，那麽他在革命聖地延安的表現就實在是頗具殺傷力的。第一，組織上安排柯仲平和他擔任“文協”三大的正副主任，他卻拒不接受，理由是“柯仲平不會工作”。言行先生論道：“辭掉職務，就等於辭掉了黨對自己信任”。第二，毛澤東發請柬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100多位應邀者，隻有高長虹不出席，理由是自己是研究經濟的，文藝隻是業餘愛好。第三，組織上認為他的書稿與斯大林觀點不一致，他便上書中央，並要求中央轉交斯大林。第四，他反對康生操縱的“搶救運動”。第五，抗戰勝利後，毛主席寬懷大度，特地召見高長虹，問他“是留在延安還是到哪個解放區去？”高長虹曰：“我想到美國去考察經濟！”主席大怒，請他出去……將上述幾件事，去詢問10個中國人，至少有9個要說“這是個瘋子！”半個世紀以後的曆史證明，上述5件事，都是高長虹正確，言行先生便據以說明高長虹不是瘋子，而是“清醒”。但“瘋子”與“清醒”本是一張烙餅的兩麵，提前了半個世紀的“清醒”，焉有不是“瘋子”之理？


    再說魯迅，也早就看出長虹是“瘋子”。魯迅是偏愛瘋子的，因為瘋子對舊社會的殺傷力大，勝過“三千毛瑟精兵”，魯迅才格外栽培他。魯迅在長虹創辦的《弦上》周刊上隻發表過一篇文章，該文隻有7個字：“春秋兩季罵西瀅”，似乎隻有對瘋子才能如此隨便。隻是後來長虹竟然瘋到了魯迅頭上，魯迅心口一疼，就不能再替他托著閘門了。


    長虹的第一篇作品叫《提燈行》，最後一篇作品叫《什麽是黑夜》，他把自己的生活定位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對於這種生活，魯迅早有清醒的認識，《影的告別》說：“然而黑暗又會吞沒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高長虹為反抗這個“影”的悲劇命運，給自己取名“長虹”。但他沒想透，“長虹”實則也是“影”，盡管鮮豔，盡管“狂飆”、盡管瘋迷，仍隻是晴雨之間的一道虛橋。當晴暖的太陽真正普照時，長虹注定要消失的。言行先生似乎痛惜於此，所以用了“寂寞”、“沉重”的字眼，並十分動情地與人辯爭自己的“清醒”，甚至“夢見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其實，高長虹的一生是圓滿的，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設計完成的一個標準的“瘋子”的一生。假如他不敢對魯迅和毛主席不恭，假如他積極參加康生的“搶救運動”，假如他後來當了幾天文化部長，那才是真正的“曆史的沉重”。讓人感到“寂寞”的是，世上的瘋子日見其少，日見其苦，故而我頗不主張將高長虹清洗出瘋子之列。於是寫了這篇不通的文章，意在把言行先生甚或更多人的腦子進一步攪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