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雖然是“談翻譯”，但並不想在這裏談翻譯原理，說什麽信達雅。隻是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翻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翻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麽翻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隻是雜感堆在腦子裏。現在偶有所感，想把它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翻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隻是雜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係統裏麵去。以下就分兩方麵來談。
一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隻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要翻譯不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翻譯隻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補救辦法。《晏子春秋·內篇》說：“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桔（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歎裏麵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麽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麵隻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卻一點影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卻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變味的桔（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晏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麽。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會變成多麽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麽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著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麽什麽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鉛筆記出哪是主詞，哪是動詞，哪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在五裏霧中，再也難掙紮出來了。因而就很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麵還有好東西，但我寧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麽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隻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隻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麽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卻是汗牛又充棟。諸位隻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隻再舉一個例。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卻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麵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隻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隻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隻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隻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隻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麵上隻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隻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麵，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麵往往也隻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麵，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卻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麵上隻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裏，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隻好逃到書裏麵一個角落裏去躲避。在雜誌的封麵上或裏麵的目錄有時我們隻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麵也隻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隻能在本文後麵一個括弧裏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譯者就害怕讀者隻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裏，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隻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客氣地把著者拚命往陰影裏擠了。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態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裏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兒。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諡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裏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麵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麵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讚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裏畫一個記號，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我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隻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裏一抹了。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輝映，各有千秋。至於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說不上來了。
我前麵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但這裏正像別處也並不缺少有勇氣的人。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裏麵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卻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書的序裏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翻譯。但丁先生卻絕對否認是“譯”，隻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東西進去。我又有點糊塗起來。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隻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但丁先生的大“著”並非毫無可取，裏麵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琅滿目。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畹華博士還差一籌。但我終於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於沒有機會，隻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裏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致謝。於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癮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麽？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於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質問，他才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別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別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麵隻是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隻是在我們國內耍這一套，關係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丟人。我上麵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德國漢學家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麵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裏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製裁這一群“英雄”！
1946年11月14日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隻是雜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係統裏麵去。以下就分兩方麵來談。
一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隻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要翻譯不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翻譯隻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補救辦法。《晏子春秋·內篇》說：“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桔（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歎裏麵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麽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麵隻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卻一點影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卻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變味的桔（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晏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麽。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會變成多麽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麽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著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麽什麽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鉛筆記出哪是主詞，哪是動詞，哪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在五裏霧中，再也難掙紮出來了。因而就很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麵還有好東西，但我寧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麽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隻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隻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麽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卻是汗牛又充棟。諸位隻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隻再舉一個例。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卻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麵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隻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隻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隻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隻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隻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麵上隻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隻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麵，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麵往往也隻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麵，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卻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麵上隻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裏，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隻好逃到書裏麵一個角落裏去躲避。在雜誌的封麵上或裏麵的目錄有時我們隻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麵也隻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隻能在本文後麵一個括弧裏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譯者就害怕讀者隻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裏，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隻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客氣地把著者拚命往陰影裏擠了。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態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裏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兒。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諡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裏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麵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麵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讚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裏畫一個記號，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我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隻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裏一抹了。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輝映，各有千秋。至於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說不上來了。
我前麵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但這裏正像別處也並不缺少有勇氣的人。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裏麵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卻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書的序裏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翻譯。但丁先生卻絕對否認是“譯”，隻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東西進去。我又有點糊塗起來。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隻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但丁先生的大“著”並非毫無可取，裏麵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琅滿目。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畹華博士還差一籌。但我終於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於沒有機會，隻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裏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致謝。於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癮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麽？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於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質問，他才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別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別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麵隻是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隻是在我們國內耍這一套，關係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丟人。我上麵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德國漢學家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麵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裏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製裁這一群“英雄”！
194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