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對我自己的總結，因為這樣幹的人極少。
我這樣做，完全是環境造成的。研究學問是我畢生興趣之所在，我的幾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這上麵。但是，在濟南高中讀書時期，我受到了胡也頻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響和鼓勵；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又受到了葉公超先生、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鐸先生的獎勵，就寫起文章來。我寫過一兩首詩，現在全已逸失。我不願意寫小說，因為我厭惡虛構的東西。因此，我隻寫散文，六十多年來沒有斷過。人都是愛虛榮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寫的散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上述諸先生的垂青，後來又逐漸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鼓勵。我寫散文不間斷的原因，說穿了，就在這裏。有時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學術研究疲倦了，換一張桌子，寫點散文，換一換腦筋。就像是磨刀一樣，刀磨過之後，重又鋒利起來，回頭再搞學術研究，重新抖擻，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紛至遝來，亦人生一樂也。我自知欠一把火，雖然先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理事、顧問，卻從來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聖”的名稱，是我崇拜的對象，我哪裏敢魚目混珠呢？
至於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於無奈。我於1946年從德國回國以後，我在德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的研究工作，由於國內資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張。當時內心極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我必須找點工作幹，我指的是寫作工作。寫散文，我沒有那麽多真情實感要抒發。我主張散文是不能虛構的，不能講假話的；硬往外擠，賣弄一些花裏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於那樣做。想來想去，眼前隻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翻譯的產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眾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裏。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著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閑得無聊。心裏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麽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於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別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隻有一個編譯本。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隻有參考也並不太認真的印地文譯本。當時極左之風尚未全息，讀書重視業務，被認為是“修正主義”。何況我這樣一個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門房中攤開梵文原本翻譯起來，旁若無人。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至少也得挨批鬥五次。我哪裏有這個勇氣！我於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譯為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裏。白天枯坐門房中，腦袋裏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我被進一步解放後，又費了一兩年的時間，終於把全書的譯文整理完。後來時來運轉，受到了改革開放之惠，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我事前絕對沒有妄想過的。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沒有成為“不可接觸者”，則必終日送往迎來，忙於行政工作，《羅摩衍那》是絕對翻譯不出來的。有人說：壞事能變成好事，信然矣。人事紛紜，因果錯綜，我真不禁感慨係之了。
“總結”暫時寫到這裏。有幾點需要說明一下：
第一，這本書是以回憶我這一生六七十年來的學術研究的內容為主軸線來寫作的，它不是一般的《自述》，連不屬於狹義的學術研究範圍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都不包括在裏麵。目的無他，不過求其重點突出，線索分明而已。但是，考慮到文學創作與文學翻譯與學術研究工作畢竟是緊密相聯的，所以在“總結”的最後又加上了一節。
第二，《自述》本來打算而且也應該寫到1997年的。但是，正如我在上麵說到過的那樣，我是越老工作幹得越多，文章寫得也多，頭緒紛繁，一時難以搜集齊全，“自述”寫起來也難，而且交稿有期，完成無日。考慮了好久，終於下定決心，1994年以後的“學術自述”以後再寫，現在暫時告一段落。
第三，但是，我在這裏卻遇到了矛盾。按理說，“自述”寫到哪一年，“總結”也應該做到哪一年。可是，事實上卻難以做到，“自述”可以戛然而止，而“總結”則難以辦到。許多工作是有連續性的。“總結”必須總結一個全過程，不能說停就停。因此，同這部《自述》不能同步進行，“總結”一直寫到眼前。將來“自述”寫到1997年時，“總結”不必改動，還會是適合的、有用的。
第四，“總結”的目的是總結經驗和教訓的。我這一生活得太長，活幹得太多，於是經驗和教訓就內容複雜，頭緒紛紜。我雖然絞盡了腦汁，方方麵麵，都努力去想。但是，我卻一點把握也沒有，漏掉的東西肯定還會有的。在今後繼續寫“學術自述”的過程中，隻要我想到還有什麽遺漏，我在“自述”暫告——隻能暫告，我什麽時候給生命畫句號，隻有天知道——結束時，我還會補上的。
1997年
我這樣做，完全是環境造成的。研究學問是我畢生興趣之所在，我的幾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這上麵。但是，在濟南高中讀書時期，我受到了胡也頻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響和鼓勵；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又受到了葉公超先生、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鐸先生的獎勵，就寫起文章來。我寫過一兩首詩，現在全已逸失。我不願意寫小說，因為我厭惡虛構的東西。因此，我隻寫散文，六十多年來沒有斷過。人都是愛虛榮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寫的散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上述諸先生的垂青，後來又逐漸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鼓勵。我寫散文不間斷的原因，說穿了，就在這裏。有時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學術研究疲倦了，換一張桌子，寫點散文，換一換腦筋。就像是磨刀一樣，刀磨過之後，重又鋒利起來，回頭再搞學術研究，重新抖擻，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紛至遝來，亦人生一樂也。我自知欠一把火，雖然先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理事、顧問，卻從來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聖”的名稱，是我崇拜的對象，我哪裏敢魚目混珠呢？
至於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於無奈。我於1946年從德國回國以後，我在德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的研究工作，由於國內資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張。當時內心極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我必須找點工作幹，我指的是寫作工作。寫散文，我沒有那麽多真情實感要抒發。我主張散文是不能虛構的，不能講假話的；硬往外擠，賣弄一些花裏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於那樣做。想來想去，眼前隻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翻譯的產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眾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裏。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著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閑得無聊。心裏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麽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於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別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隻有一個編譯本。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隻有參考也並不太認真的印地文譯本。當時極左之風尚未全息，讀書重視業務，被認為是“修正主義”。何況我這樣一個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門房中攤開梵文原本翻譯起來，旁若無人。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至少也得挨批鬥五次。我哪裏有這個勇氣！我於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譯為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裏。白天枯坐門房中，腦袋裏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我被進一步解放後，又費了一兩年的時間，終於把全書的譯文整理完。後來時來運轉，受到了改革開放之惠，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我事前絕對沒有妄想過的。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沒有成為“不可接觸者”，則必終日送往迎來，忙於行政工作，《羅摩衍那》是絕對翻譯不出來的。有人說：壞事能變成好事，信然矣。人事紛紜，因果錯綜，我真不禁感慨係之了。
“總結”暫時寫到這裏。有幾點需要說明一下：
第一，這本書是以回憶我這一生六七十年來的學術研究的內容為主軸線來寫作的，它不是一般的《自述》，連不屬於狹義的學術研究範圍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都不包括在裏麵。目的無他，不過求其重點突出，線索分明而已。但是，考慮到文學創作與文學翻譯與學術研究工作畢竟是緊密相聯的，所以在“總結”的最後又加上了一節。
第二，《自述》本來打算而且也應該寫到1997年的。但是，正如我在上麵說到過的那樣，我是越老工作幹得越多，文章寫得也多，頭緒紛繁，一時難以搜集齊全，“自述”寫起來也難，而且交稿有期，完成無日。考慮了好久，終於下定決心，1994年以後的“學術自述”以後再寫，現在暫時告一段落。
第三，但是，我在這裏卻遇到了矛盾。按理說，“自述”寫到哪一年，“總結”也應該做到哪一年。可是，事實上卻難以做到，“自述”可以戛然而止，而“總結”則難以辦到。許多工作是有連續性的。“總結”必須總結一個全過程，不能說停就停。因此，同這部《自述》不能同步進行，“總結”一直寫到眼前。將來“自述”寫到1997年時，“總結”不必改動，還會是適合的、有用的。
第四，“總結”的目的是總結經驗和教訓的。我這一生活得太長，活幹得太多，於是經驗和教訓就內容複雜，頭緒紛紜。我雖然絞盡了腦汁，方方麵麵，都努力去想。但是，我卻一點把握也沒有，漏掉的東西肯定還會有的。在今後繼續寫“學術自述”的過程中，隻要我想到還有什麽遺漏，我在“自述”暫告——隻能暫告，我什麽時候給生命畫句號，隻有天知道——結束時，我還會補上的。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