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我逐漸形成了一種看法或者主張,我認為,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促進人類科技文化增長,加強人民與人民間、政府與政府間相互理解、增添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這絕不是我個人的憑空臆想,而是有曆史事實為根據的,我的主張是能站得住的。


    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幾千年來我們的發明創造,傳出了中國,傳遍了世界。其中四大發明更是輝煌無限,盡人皆知。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人類文化發展的進程將會推遲的。至於那一些比較小的發明創造,更是難以計數。英國學者李約瑟關於中國科技史的名著,是許多人都熟悉的。我在這裏不再重述。我隻舉一本大家也許還不太知道的書,說明同一個問題,這就是伊朗裔的法國學者阿裏·瑪紮海裏的《絲綢之路》,其中講了許多中國的發明創造,雖不像四大發明那樣輝煌,但意義並未減少。這一些看起來極其微末瑣細的發明創造,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對人類生活的方便,同樣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且莫等閑視之。


    上麵說的是中華民族送出去的東西。在過去兩千多年中,我們也同樣拿來了很多很多的有用的東西。現在從最大的宏觀上來看,在中國曆史上外來文化大規模的傳入共有兩次:一次是漢代起印度佛教的傳入,一次就是從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後來又加上了基督教的傳入。兩次傳入,從表麵上來看,都是宗教的傳入,但從本質上來看,實際上傳入的是文化,是哲學,是藝術,是技術等等。沒有這兩次的傳入,我們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這是一件事實,沒有爭辯的餘地。


    佛教在這裏先不談,這不是我要談的題目,我隻談天主教和基督教。雖然西方信仰耶穌的宗教在中國唐代已經以景教的名義傳入中國,但是影響不大。真正有影響的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傳入。晉代佛教高僧道安對弟子們說過兩句話:“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兩句話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佛教如此,天主教亦何獨不然。天主教所依的最初不是國主,而是大臣和藝術家學者,前者可以徐光啟為代表,後者的代表當首推大畫家吳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統治時期,這一位大皇帝並不一定為天主教義所動,然而他的目光犀利,看到了西方科技的重大意義,親自學習西方的幾何學。皇帝的榜樣有力量,清代頗出了幾個大數學家。到了20世紀,西方文化猛烈衝擊“東方睡獅”,如暴風驟雨,驚濤駭浪,中國人民接受了這個挑戰,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內,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達到了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其進步之速超過了過去的一千年。


    由於種種人所共知的原因,今天的中國青年,有的產生了信仰危機,思想浮躁不安,對世間事有些茫然。有識之士憬然憂之,大家一致提出來要提高人民的,特別是青年的人文素質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我個人認為,這種想法是完全正確的,有遠見卓識的,是“及時雨”。


    但是,要做好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為之之法,其道多端。首先,要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讓他們知道,中華民族對世界做出過重大的貢獻,今後還將做出更重大的貢獻,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很值得驕傲的。一個人隻能有一次生命,必須實現人生的價值,才對得起這僅有的一次生命。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加雪碧、比薩餅、加州麵、卡拉ok、美容院,這樣的生活,雖然也能增加一些人生樂趣,但是,天天這樣,就毫無意義。我希望,我們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要認識到自己對國家和後世子孫的義務。我們都是人類進化無盡長河中的一段,承前啟後,是跑接力賽中的一棒,我們這一棒跑不好,會對全局產生惡劣影響。這就是愛國主義。但是,同時我們又必須認識到,我們對世界也負有義務,這就是國際主義。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我個人認為,人類前途還是光明的。能否真正光明,就決定於各國人民能否做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


    怎樣才能讓中國青年認識到這一點呢?辦法多種多樣。其中之一就是讓他們認識到,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不能離開別的人、別的國家、別的民族而完全獨立生存。人類都是要互相幫助、互相依存,而文化交流尚矣,就連我在上麵說的麥當勞、肯德基等等也是文化交流的結果。


    我們目前當務之急就是對青年進行文化交流的教育。世界上文化極多,而大別之無非東西兩大文化體係,講文化交流,首先就是要講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我從前主編過一套《東學西漸叢書》,是講東學,主要是中國文化向西傳布的曆史事實的。現在王渝生研究員又主編了這一套《西學東傳人物叢書》,二書正好互補。王先生這一部書以人物為主體,講來更加生動有趣。我相信,它一定會受到青年學子的歡迎的,故樂而為之序。


    200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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