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3日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
難道人到了晚年就隻剩下回憶了嗎?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能不承認。我現在就是回憶多於前瞻。過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師友，現在卻頻來入夢。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胡也頻先生被國民黨通緝後離開了高中，再上國文課時，來了一位陌生的教員，個子不高，相貌也沒有什麽驚人之處，一隻手還似乎有點毛病，說話紹興口音頗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筆名我們卻是熟悉的。他翻譯過一本蘇聯小說：《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一封長信，我們在報刊上讀過，現在收在《魯迅全集》中。因此，麵孔雖然陌生，但神交卻已很久。這樣一來，大家處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課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麽\"現代文藝\"，也不宣傳革命，隻是老老實實地講書，認真小心地改學生的作文。他也講文藝理論，卻不是弗裏茨，而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魯迅先生翻譯的。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往往隻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字，意思自然是，我們願意寫什麽，就寫什麽；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願意寫的東西。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寫的都是文言文；現在一旦改變，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適應。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自己動手寫白話文，頗為得心應手，仿佛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從莊子、孟子、史記，中間經過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給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靈感。這些大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是卻有不少共同之處。根據我的歸納，可以歸為三點：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摯；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第三，整篇布局必須緊湊、渾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是至關重要。後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的散文，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我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複雜，關鍵在於有節奏。總之，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自古以來，確有一些文章如行雲流水，仿佛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雲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這些想法形成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並沒有清醒的意識。它也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奔母喪的悲痛心情的作文。感情真摯，自不待言。在謀篇布局方麵卻沒有意識到有什麽特殊之處。作文本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頁上麵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我真是如撥雲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我為什麽沒有感到有什麽節奏呢?\"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麽。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鍥而不舍。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高中畢業以後，到北京來念了四年大學，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然後在歐洲呆了將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國。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老師通過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五十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會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見到了董先生，看那樣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也非常激動。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不善於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揣著一把火，表麵上卻頗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還有一個弱點，我曾多次提到過，這就是，我不喜歡拜訪人。這兩個弱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致命的後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的關係，看上去有點若即若離了。
不記得是什麽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餘裕來想到董先生了。
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乍聽之下，心裏震動得非?劇烈。一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內疚、苦痛，驀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無已。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看來我隻能抱恨終天了。
我雖然研究佛教，但是從來不相信什麽生死輪回，再世轉生。可是我現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計算了一下，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是一個善人，壞事幹過一點，但並不影響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願奢望轉生為天老爺，但我定能托生為人，不致走入畜生道。董先生當然能轉生為人，這不在話下。等我們兩個隔世相遇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兩個弱點經過地獄的磨煉已經克服得相當徹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訪他，做一個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這一些都是可能的嗎?這不是幻想又是什麽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悵望青天，眼睛裏溢滿了淚水。
1990年3月24日
難道人到了晚年就隻剩下回憶了嗎?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能不承認。我現在就是回憶多於前瞻。過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師友，現在卻頻來入夢。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胡也頻先生被國民黨通緝後離開了高中，再上國文課時，來了一位陌生的教員，個子不高，相貌也沒有什麽驚人之處，一隻手還似乎有點毛病，說話紹興口音頗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筆名我們卻是熟悉的。他翻譯過一本蘇聯小說：《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一封長信，我們在報刊上讀過，現在收在《魯迅全集》中。因此，麵孔雖然陌生，但神交卻已很久。這樣一來，大家處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課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麽\"現代文藝\"，也不宣傳革命，隻是老老實實地講書，認真小心地改學生的作文。他也講文藝理論，卻不是弗裏茨，而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魯迅先生翻譯的。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往往隻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字，意思自然是，我們願意寫什麽，就寫什麽；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願意寫的東西。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寫的都是文言文；現在一旦改變，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適應。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自己動手寫白話文，頗為得心應手，仿佛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從莊子、孟子、史記，中間經過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給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靈感。這些大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是卻有不少共同之處。根據我的歸納，可以歸為三點：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摯；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第三，整篇布局必須緊湊、渾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是至關重要。後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的散文，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我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複雜，關鍵在於有節奏。總之，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自古以來，確有一些文章如行雲流水，仿佛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雲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這些想法形成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並沒有清醒的意識。它也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奔母喪的悲痛心情的作文。感情真摯，自不待言。在謀篇布局方麵卻沒有意識到有什麽特殊之處。作文本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頁上麵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我真是如撥雲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我為什麽沒有感到有什麽節奏呢?\"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麽。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鍥而不舍。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高中畢業以後，到北京來念了四年大學，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然後在歐洲呆了將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國。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老師通過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五十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會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見到了董先生，看那樣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也非常激動。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不善於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揣著一把火，表麵上卻頗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還有一個弱點，我曾多次提到過，這就是，我不喜歡拜訪人。這兩個弱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致命的後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的關係，看上去有點若即若離了。
不記得是什麽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餘裕來想到董先生了。
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乍聽之下，心裏震動得非?劇烈。一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內疚、苦痛，驀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無已。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看來我隻能抱恨終天了。
我雖然研究佛教，但是從來不相信什麽生死輪回，再世轉生。可是我現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計算了一下，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是一個善人，壞事幹過一點，但並不影響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願奢望轉生為天老爺，但我定能托生為人，不致走入畜生道。董先生當然能轉生為人，這不在話下。等我們兩個隔世相遇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兩個弱點經過地獄的磨煉已經克服得相當徹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訪他，做一個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這一些都是可能的嗎?這不是幻想又是什麽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悵望青天，眼睛裏溢滿了淚水。
199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