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北宋時期的“義利之辨”開始了，張載作為關學掌門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錢的這一方，也就有了剛才的那番話。
回到正題，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話語來回敬汪與立，從立題到立意，可謂是無懈可擊。
而且雖然理學通常主張“古人勝今人”，但荀子這個教出了韓非、李斯兩個徒弟的古人，在儒家體係裏顯然是有點特別的，所以汪與立也不好說荀子就比理學創始人之一、孔孟道統傳人的張載更對，否則《明報》斷章取義一下，明天頭版頭條就成了
——“金華學派掌門人師道先生認為荀子遠勝孔孟”。
聽著台下的一片喝彩之聲，汪與立聞言麵色不變，蒼老的臉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來就沒指望靠著剛才的出招直接秒殺卓敬這種級別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來，或者沒有相對完美的解法，其實才是怪事。
畢竟，義利觀是儒學的核心命題，都被各個學派在上千年的時間裏吵爛了，說句誇張的比喻，正反雙方辯手的答案若是寫在紙上，怕是比鵝湖裏的水都沉。
他靜靜地等待著卓敬的回合發起。
卓敬看著跪坐在當麵的汪與立，輕輕開口說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
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躋身於廟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與吾言：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鄉裏愁歎之聲尚猶未息，百姓常有凍餓之虞，豈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義於天下乎？”
卓敬的反擊，是在說利和欲都是正常該談論的，光說利和欲，而不以禮規範，那麽其實是違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說“何必曰利”是過激的。
而下半段則是拿親身經曆舉例，老朱跟卓敬說過，“老百姓沒吃的，就算有禮義也白扯，教化不了”。
嗯，看得出來，這句話確實是老朱能說得出口的，畢竟他是有切身經曆的，一家人基本都被餓死了，自己也差點餓死，餓死的時候，禮義確實沒法當飯吃，所以老朱樸素的治國理念裏，對於這一點看的很清楚，反複地給身邊的近臣提及，屬實是好心。
然後卓敬又問，如今百姓經常受凍挨餓，歎息聲從未停息，難道是老朱沒有給天下施仁義嗎？
話裏話外拿老朱來當擋箭牌，可謂是跟鐵鉉在濟南拿老朱的牌位來阻止朱棣攻城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這也確實是老朱一貫的治國理念。
此言一出，汪與立頓時臉上一黑，心頭暗道好一個無恥小人，我枉當你是君子。
這怎麽反駁？難道要說老朱是錯的？命不要了？
朱棣自己說老朱錯了不要緊，可你一個外人要敢當著朱棣的麵這麽說，我看你是嫌自己家裏的族譜太厚了。
汪與立陷入了長考。
樓上，朱棣聽了層層轉述的話語，和善的笑了笑。
隻見朱棣向身後的朱高熾問道：“你覺得卓尚書能贏嗎？”
“不好說。”
朱高熾誠實地說道：
“義利之辨儒家從董仲舒開始，便是強調‘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從西漢到北宋，主流的定義都是說要‘重義輕利’，而非絕對忽視‘利’，或者‘義’與‘利’相對立如果汪與立拿之前的說法，避開糾纏，尋本溯源，是有機會扳回來的，如此一來兩個回合的試探算是結束了，汪與立很有可能出殺招，接下來萬一卓尚書接不住，就有可能會輸。”
在儒家傳統的義利觀，也就是漢儒的主要觀點，從《鹽鐵論》（在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禦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的大辯論）以後，就是“義利兩有”，但是“重義輕利”。
也就是說，漢儒既承認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主張對於人們追逐利益的行為通過道德的準繩來評價，同時要求儒士“恥於言利”.漢儒還是相對務實的，不攔著人們搞錢，但是對搞錢不給予高評價。
朱棣微微蹙眉，反問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後，‘義’與‘利’相對立？”
“是。”
“為何？”
“啊這.”
還能因為啥？
當然是因為完顏構建炎南渡以後，拋棄父兄，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嶽飛，簽訂了《紹興和議》，宋金兩國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為界，從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來鐵血大宋的三冗問題就被神奇地解決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財政情況極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學家們不需要麵對搞錢的壓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對著“利”指指點點，甚至將“義”與“利”、“天理”與“人欲”徹底對立起來。
至於燕雲、兩河、關陝、中原、山東、淮北等地的漢人百姓，都說了“南自南，北自北”，跟我們有什麽關係？
你陳亮想倡導事功之學，收複中原，那我一定要把你駁倒、駁臭。
哦，忘了說了，辛棄疾那首著名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裏麵的“陳同甫”，就是事功之學也就是實學的代表人物，陳亮。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夢裏想去吧。
所以，漢唐-北宋-南宋，關於“義利觀”的思想脈絡轉變，便已經是一目了然了。
漢唐的主流是“義利兩有，重義輕利”；北宋有張載主張“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不可一概而論”，也有二程主張“和於義乃能利物”；到了南宋朱熹則是極為偏激地主張“君子隻見得義，小人隻見得利”。
而這一切哲學思想的轉變，都是因為時代背景不同而產生的，與時代的經濟條件密不可分。
事實上，當“義利觀”的轉變與時代的經濟條件緊密結合的時候.難道不已經是一種答案了嗎？
等朱高熾給朱棣解釋清楚的時候，汪與立也終於結束了思考。
一滴汗水從他的額頭滑落，墜落在團墊上暈染開來，汪與立的臉色已經有些微微發紅了，老年斑顯得異常刺眼，顯然剛才的思考耗費了他大量的腦力。
事實上，辯經跟圍棋是極為相似的，國手對弈，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絕非妄語，而像汪與立和卓敬這種上了年紀的老人相對跪坐辯經，還是在萬人矚目的環境下，對生理和心理更是雙重考驗。
不過卓敬的優勢是，他比汪與立更年輕，身體素質更好。
汪與立八十多了，他“才”六十多。
汪與立緩緩開口，聲音已經有些嘶啞：“二程有言，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然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人皆知趨利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前麵的意思很簡單，不用翻譯，唯有汪與立的最後一句話，引用自《朱子近思錄·卷七》第二十六條，原文是：“孟子辯舜、蹠之分，隻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隻是個公與私也。才出義，便以利言也。隻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後續同上）.”
這裏要注意的是，大儒辯經，引用的先賢話語絕不是隨便引用的，不是說覺得哪個應景，就用隨便拽一個，而是在回答得體的同時，都有著更深層次的涵義作為給對手挖坑的陷阱，如果對手水平不夠品不出來，無法在回答時及時避開，那麽下一個回合，這個陷阱就會馬上變成殺招。
汪與立之所以引用朱熹的話，是因為朱熹引用了孟子關於“舜、蹠之分”的話，而為什麽孟子的話很重要，稍後再解釋，先說朱熹這句話的主旨涵義，也就是朱熹把重點放在了“間”上，朱熹認為這個“間”，說明舜、蹠二人相距不遠。
意思是說，孟子對於義與利的關係區分的並不是很遠，一般情況下對於義、利二者的判斷，隻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時存在於人心，因而說天下之常情是俗人的通用標準，而聖人則從不計較利害，也就是在義與利之間不做計較。
換言之，就是巧妙地用朱熹的解釋，繞開了卓敬拿老朱當的這麵擋箭牌。
所以翻譯結束，汪與立是想說，像大明太祖高皇帝這樣的聖人，凡事隻以“當為或不當為”而定，從不想“利”，因而雖然太祖高皇帝說了“利”，但這個“利”其實不能狹隘的理解為利害，隻是他作為皇帝要當為，所以才說。
另一側的觀眾席。
“原來是這個意思。”
經過了曹端的解釋，之前慘敗於他手裏的江南士子，方才恍然大悟，而後愈發慚愧了。
“若非您的講解，我恐怕根本聽不明白師道先生話語裏的深刻含義。”
另一名士子感歎道：“那是自然，也就是師道先生處驚不亂，卓尚書的提問太過凶險，有些小人之心了，畢竟陛下就在旁邊看著，若是稍有不慎，無法完美地繞開太祖高皇帝，給出合理的解釋，恐怕陛下一怒，金華學派都會化為齏粉。”
“師道先生的機鋒非止如此。”
同樣在下麵觀眾席休息的高遜誌冷不丁說道。
“還有別的含義？”這回連徐老都有些驚訝，因為他也僅僅想到了曹端剛才那個維度，沒意識到這裏麵還有更深的涵義，而徐老看著曹端毫不驚訝的樣子，心裏更是升起了幾分異樣的情緒。
曹端是在不懂裝懂，還是他早就看透了，隻願意恰到好處地解釋一層涵義以免顯得自己太過優秀，引來更多地妒忌？
“當然。”
高遜誌資曆夠深、地位夠高，他不在乎這些裝逼就完了。
他淡淡地解釋道：“孟子所說的舜、蹠之分，有個典故想來你們都聽過，也就是孟子說，聞雞而起，孜孜不倦行善的，是舜一類的人；聞雞而起，一刻不停地求利的，是盜蹠一類的人。因而孟子說，二者隻在義利之間。”
這不是什麽生僻的典故，在場學理學的，當然都聽過，所以他們顯得有些費解。
“您的意思是？”
“這是孟子說的。”高遜誌看似說了一句廢話。
“那又怎樣？”
見眾人實在愚鈍，曹端悶聲解釋道：“道統。”
當曹端開口後，方才有聰明人陸續明白了過來。
道統！
這裏便是說，孟子地位提高並非宋儒搞的，而是中唐的韓愈搞“古文運動”為了恢複道統，重視《孟子》一書，主張提高孟子的地位。
韓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思想，原文太長，簡單來排序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死後，道統失傳。
到了北宋，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不同，雖然慶曆新政的時間更短，但範仲淹和歐陽修是有水平的，他們開始急劇地抬高孟子的地位，來統一當時理學誕生前的混亂思潮。
而理學繼承了韓愈的“孟子道統論”，王安石更是將孟子政治地位提高，親手把孟子抬進了配享孔廟的行列。
所以，汪與立給卓敬挖的坑，就是等著卓敬順著他的話反駁孟子的說法，從而把道統論拋出來壓人的同時，再以王安石變法來隱喻今日薑星火主持的永樂新政，後續的殺招，一定是藏在這裏麵的。
當然了，汪與立的殺招到底是什麽，高遜誌和曹端也很難猜出來。
但毫無疑問的是，第一場辯經擂台賽，經過漫長的互相試探、較量，馬上就到了殺招見勝負的時候了。
就在這時隨著天邊的海東青落地，幾名錦衣衛從詔獄裏疾馳而出，隨後慌張地棄了馬，通報之後，直接登樓覲見朱棣。
“陛下不好了！”
前來匯報的錦衣衛百戶舉著手裏的紙條，汗水已經快要把自己浸潤的模糊了，等他登樓見到朱棣的時候，嘴唇都在劇烈的哆嗦著。
“怎麽了？慌慌張張成何體統？！”
朱高燧訓斥道。
錦衣衛百戶臉上的笑比哭都難看，他剛要開口，就被朱高燧示意噤聲，來不及解釋什麽手裏的紙條直接被朱高燧奪了過去。
朱高燧匆匆瀏覽一眼，登時麵色大變。
“父皇。”
朱高燧貼在朱棣的耳邊說了幾個字，朱高煦隱約聽到了“火藥”，但朱棣的麵色卻極為沉穩。
出乎朱高燧的意料，朱棣隻是叉著腰輕蔑的笑了笑。
“暴昭的這點伎倆，你就被輕易唬住了？他在真定大營四年，與我們作對了四年，用的同樣的伎倆還少嗎？”
“派人去搜，這棟樓宇和周圍的樓宇，錦衣衛早就提前多少天檢查封鎖好了？地下也扣了數口大甕日夜竊聽，就算有火藥，又怎麽可能在我們腳底下？”
朱棣最後下了結論：“這定是調虎離.”
話音未落，忽然遠處的一間平房民居傳來了“嘭！”地一聲巨響。
回到正題，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話語來回敬汪與立，從立題到立意，可謂是無懈可擊。
而且雖然理學通常主張“古人勝今人”，但荀子這個教出了韓非、李斯兩個徒弟的古人，在儒家體係裏顯然是有點特別的，所以汪與立也不好說荀子就比理學創始人之一、孔孟道統傳人的張載更對，否則《明報》斷章取義一下，明天頭版頭條就成了
——“金華學派掌門人師道先生認為荀子遠勝孔孟”。
聽著台下的一片喝彩之聲，汪與立聞言麵色不變，蒼老的臉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來就沒指望靠著剛才的出招直接秒殺卓敬這種級別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來，或者沒有相對完美的解法，其實才是怪事。
畢竟，義利觀是儒學的核心命題，都被各個學派在上千年的時間裏吵爛了，說句誇張的比喻，正反雙方辯手的答案若是寫在紙上，怕是比鵝湖裏的水都沉。
他靜靜地等待著卓敬的回合發起。
卓敬看著跪坐在當麵的汪與立，輕輕開口說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
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躋身於廟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與吾言：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鄉裏愁歎之聲尚猶未息，百姓常有凍餓之虞，豈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義於天下乎？”
卓敬的反擊，是在說利和欲都是正常該談論的，光說利和欲，而不以禮規範，那麽其實是違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說“何必曰利”是過激的。
而下半段則是拿親身經曆舉例，老朱跟卓敬說過，“老百姓沒吃的，就算有禮義也白扯，教化不了”。
嗯，看得出來，這句話確實是老朱能說得出口的，畢竟他是有切身經曆的，一家人基本都被餓死了，自己也差點餓死，餓死的時候，禮義確實沒法當飯吃，所以老朱樸素的治國理念裏，對於這一點看的很清楚，反複地給身邊的近臣提及，屬實是好心。
然後卓敬又問，如今百姓經常受凍挨餓，歎息聲從未停息，難道是老朱沒有給天下施仁義嗎？
話裏話外拿老朱來當擋箭牌，可謂是跟鐵鉉在濟南拿老朱的牌位來阻止朱棣攻城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這也確實是老朱一貫的治國理念。
此言一出，汪與立頓時臉上一黑，心頭暗道好一個無恥小人，我枉當你是君子。
這怎麽反駁？難道要說老朱是錯的？命不要了？
朱棣自己說老朱錯了不要緊，可你一個外人要敢當著朱棣的麵這麽說，我看你是嫌自己家裏的族譜太厚了。
汪與立陷入了長考。
樓上，朱棣聽了層層轉述的話語，和善的笑了笑。
隻見朱棣向身後的朱高熾問道：“你覺得卓尚書能贏嗎？”
“不好說。”
朱高熾誠實地說道：
“義利之辨儒家從董仲舒開始，便是強調‘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從西漢到北宋，主流的定義都是說要‘重義輕利’，而非絕對忽視‘利’，或者‘義’與‘利’相對立如果汪與立拿之前的說法，避開糾纏，尋本溯源，是有機會扳回來的，如此一來兩個回合的試探算是結束了，汪與立很有可能出殺招，接下來萬一卓尚書接不住，就有可能會輸。”
在儒家傳統的義利觀，也就是漢儒的主要觀點，從《鹽鐵論》（在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禦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的大辯論）以後，就是“義利兩有”，但是“重義輕利”。
也就是說，漢儒既承認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主張對於人們追逐利益的行為通過道德的準繩來評價，同時要求儒士“恥於言利”.漢儒還是相對務實的，不攔著人們搞錢，但是對搞錢不給予高評價。
朱棣微微蹙眉，反問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後，‘義’與‘利’相對立？”
“是。”
“為何？”
“啊這.”
還能因為啥？
當然是因為完顏構建炎南渡以後，拋棄父兄，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嶽飛，簽訂了《紹興和議》，宋金兩國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為界，從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來鐵血大宋的三冗問題就被神奇地解決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財政情況極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學家們不需要麵對搞錢的壓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對著“利”指指點點，甚至將“義”與“利”、“天理”與“人欲”徹底對立起來。
至於燕雲、兩河、關陝、中原、山東、淮北等地的漢人百姓，都說了“南自南，北自北”，跟我們有什麽關係？
你陳亮想倡導事功之學，收複中原，那我一定要把你駁倒、駁臭。
哦，忘了說了，辛棄疾那首著名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裏麵的“陳同甫”，就是事功之學也就是實學的代表人物，陳亮。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夢裏想去吧。
所以，漢唐-北宋-南宋，關於“義利觀”的思想脈絡轉變，便已經是一目了然了。
漢唐的主流是“義利兩有，重義輕利”；北宋有張載主張“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不可一概而論”，也有二程主張“和於義乃能利物”；到了南宋朱熹則是極為偏激地主張“君子隻見得義，小人隻見得利”。
而這一切哲學思想的轉變，都是因為時代背景不同而產生的，與時代的經濟條件密不可分。
事實上，當“義利觀”的轉變與時代的經濟條件緊密結合的時候.難道不已經是一種答案了嗎？
等朱高熾給朱棣解釋清楚的時候，汪與立也終於結束了思考。
一滴汗水從他的額頭滑落，墜落在團墊上暈染開來，汪與立的臉色已經有些微微發紅了，老年斑顯得異常刺眼，顯然剛才的思考耗費了他大量的腦力。
事實上，辯經跟圍棋是極為相似的，國手對弈，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絕非妄語，而像汪與立和卓敬這種上了年紀的老人相對跪坐辯經，還是在萬人矚目的環境下，對生理和心理更是雙重考驗。
不過卓敬的優勢是，他比汪與立更年輕，身體素質更好。
汪與立八十多了，他“才”六十多。
汪與立緩緩開口，聲音已經有些嘶啞：“二程有言，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然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人皆知趨利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前麵的意思很簡單，不用翻譯，唯有汪與立的最後一句話，引用自《朱子近思錄·卷七》第二十六條，原文是：“孟子辯舜、蹠之分，隻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隻是個公與私也。才出義，便以利言也。隻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後續同上）.”
這裏要注意的是，大儒辯經，引用的先賢話語絕不是隨便引用的，不是說覺得哪個應景，就用隨便拽一個，而是在回答得體的同時，都有著更深層次的涵義作為給對手挖坑的陷阱，如果對手水平不夠品不出來，無法在回答時及時避開，那麽下一個回合，這個陷阱就會馬上變成殺招。
汪與立之所以引用朱熹的話，是因為朱熹引用了孟子關於“舜、蹠之分”的話，而為什麽孟子的話很重要，稍後再解釋，先說朱熹這句話的主旨涵義，也就是朱熹把重點放在了“間”上，朱熹認為這個“間”，說明舜、蹠二人相距不遠。
意思是說，孟子對於義與利的關係區分的並不是很遠，一般情況下對於義、利二者的判斷，隻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時存在於人心，因而說天下之常情是俗人的通用標準，而聖人則從不計較利害，也就是在義與利之間不做計較。
換言之，就是巧妙地用朱熹的解釋，繞開了卓敬拿老朱當的這麵擋箭牌。
所以翻譯結束，汪與立是想說，像大明太祖高皇帝這樣的聖人，凡事隻以“當為或不當為”而定，從不想“利”，因而雖然太祖高皇帝說了“利”，但這個“利”其實不能狹隘的理解為利害，隻是他作為皇帝要當為，所以才說。
另一側的觀眾席。
“原來是這個意思。”
經過了曹端的解釋，之前慘敗於他手裏的江南士子，方才恍然大悟，而後愈發慚愧了。
“若非您的講解，我恐怕根本聽不明白師道先生話語裏的深刻含義。”
另一名士子感歎道：“那是自然，也就是師道先生處驚不亂，卓尚書的提問太過凶險，有些小人之心了，畢竟陛下就在旁邊看著，若是稍有不慎，無法完美地繞開太祖高皇帝，給出合理的解釋，恐怕陛下一怒，金華學派都會化為齏粉。”
“師道先生的機鋒非止如此。”
同樣在下麵觀眾席休息的高遜誌冷不丁說道。
“還有別的含義？”這回連徐老都有些驚訝，因為他也僅僅想到了曹端剛才那個維度，沒意識到這裏麵還有更深的涵義，而徐老看著曹端毫不驚訝的樣子，心裏更是升起了幾分異樣的情緒。
曹端是在不懂裝懂，還是他早就看透了，隻願意恰到好處地解釋一層涵義以免顯得自己太過優秀，引來更多地妒忌？
“當然。”
高遜誌資曆夠深、地位夠高，他不在乎這些裝逼就完了。
他淡淡地解釋道：“孟子所說的舜、蹠之分，有個典故想來你們都聽過，也就是孟子說，聞雞而起，孜孜不倦行善的，是舜一類的人；聞雞而起，一刻不停地求利的，是盜蹠一類的人。因而孟子說，二者隻在義利之間。”
這不是什麽生僻的典故，在場學理學的，當然都聽過，所以他們顯得有些費解。
“您的意思是？”
“這是孟子說的。”高遜誌看似說了一句廢話。
“那又怎樣？”
見眾人實在愚鈍，曹端悶聲解釋道：“道統。”
當曹端開口後，方才有聰明人陸續明白了過來。
道統！
這裏便是說，孟子地位提高並非宋儒搞的，而是中唐的韓愈搞“古文運動”為了恢複道統，重視《孟子》一書，主張提高孟子的地位。
韓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思想，原文太長，簡單來排序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死後，道統失傳。
到了北宋，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不同，雖然慶曆新政的時間更短，但範仲淹和歐陽修是有水平的，他們開始急劇地抬高孟子的地位，來統一當時理學誕生前的混亂思潮。
而理學繼承了韓愈的“孟子道統論”，王安石更是將孟子政治地位提高，親手把孟子抬進了配享孔廟的行列。
所以，汪與立給卓敬挖的坑，就是等著卓敬順著他的話反駁孟子的說法，從而把道統論拋出來壓人的同時，再以王安石變法來隱喻今日薑星火主持的永樂新政，後續的殺招，一定是藏在這裏麵的。
當然了，汪與立的殺招到底是什麽，高遜誌和曹端也很難猜出來。
但毫無疑問的是，第一場辯經擂台賽，經過漫長的互相試探、較量，馬上就到了殺招見勝負的時候了。
就在這時隨著天邊的海東青落地，幾名錦衣衛從詔獄裏疾馳而出，隨後慌張地棄了馬，通報之後，直接登樓覲見朱棣。
“陛下不好了！”
前來匯報的錦衣衛百戶舉著手裏的紙條，汗水已經快要把自己浸潤的模糊了，等他登樓見到朱棣的時候，嘴唇都在劇烈的哆嗦著。
“怎麽了？慌慌張張成何體統？！”
朱高燧訓斥道。
錦衣衛百戶臉上的笑比哭都難看，他剛要開口，就被朱高燧示意噤聲，來不及解釋什麽手裏的紙條直接被朱高燧奪了過去。
朱高燧匆匆瀏覽一眼，登時麵色大變。
“父皇。”
朱高燧貼在朱棣的耳邊說了幾個字，朱高煦隱約聽到了“火藥”，但朱棣的麵色卻極為沉穩。
出乎朱高燧的意料，朱棣隻是叉著腰輕蔑的笑了笑。
“暴昭的這點伎倆，你就被輕易唬住了？他在真定大營四年，與我們作對了四年，用的同樣的伎倆還少嗎？”
“派人去搜，這棟樓宇和周圍的樓宇，錦衣衛早就提前多少天檢查封鎖好了？地下也扣了數口大甕日夜竊聽，就算有火藥，又怎麽可能在我們腳底下？”
朱棣最後下了結論：“這定是調虎離.”
話音未落，忽然遠處的一間平房民居傳來了“嘭！”地一聲巨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