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這個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漢口同濟醫院出生的那天,這個城市正在下著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雪。當時我的父親正在省裏開會。下午散了會之後,大雪已經封鎖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水果湖附近的農民借了一頭毛驢。他騎著毛驢從水果湖出發。由於嶄新的長江大橋被各種停滯的車輛堵得水泄不通,我父親就牽著毛驢坐輪渡過了江。然後又騎上毛驢穿過從前英國租界哥特風格的建築,來到同濟醫院看我。僅僅也就是因為發生了這麽一個簡單的生活片斷,我就對這個城市沒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長江大橋上十分自然和貼切。我在武漢市蕪雜如迷宮般的大街小巷裏也不會迷路。關鍵時刻屏息靜氣地嗅嗅長江水的氣息,聽聽輪船的汽笛聲,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這個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親騎著毛驢的身影,溫順的毛驢在碎石子馬路上那踏踏的腳步聲,便是我與這個城市永遠的無形交流和無形聯係。


    大毛對武漢市的印象非常混亂,甚至有一點兒厭惡。他認為一個城市有三大城區,而且互相之間都隔著大江大河,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多不方便哪!


    我問:什麽東西多不方便?


    大毛想了想,也沒有作出明確的回答。大毛總是弄不清楚漢口、武昌和漢陽的位置。他經常指鹿為馬。人在漢陽,說這是武昌吧?人在漢口,說這是漢陽吧。同學們經常笑話他,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他的自尊心。男人的自尊心就和小孩子一樣,經常表現在很不關鍵的地方,比如他們就是需要裝出什麽都知道的樣子,其實誰能夠什麽都知道呢。


    武漢市的街道不分東南西北,隨著長江的流向分上上下下。這是大毛與武漢市達不成諒解的巨大矛盾之一。大毛說:我們的城市,中國的許多城市都是方正的,道路都是有東南西北的。你看看北京,人家是首都,天安門城樓正南正北朝向,誰都好辨別。


    大毛氣憤得唾沫飛濺的時候,我還沒有去過北京。幾年之後,我去了北京,站在天安門城樓前,看著長安街,重溫大毛的話,覺得大毛的氣憤是很有道理的。北京的道路就是非常地中規中矩。然而,我總在北京迷路。有一次去朋友家,我迷了路,路上的行人告訴我:你朝東直走,出了胡同再向北,走十來米遠再往東。這明確的指向使我越聽越糊塗,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哪兒是東哪兒是北?我們在北京行路需要太陽的指引,可北京經常沒有太陽。那天就是一個陰天,我就沒有及時地吃上朋友為我準備的好飯萊。而近一些年的迷路是因為空氣汙染太嚴重,現在北京的天空經常被鉛灰色雲氣遮天蔽日。


    在北京遇上迷路而產生的感想我總是希望有機會告訴大毛。可是我和大毛總是在沒有約定的情形下見麵。這種見麵總是突然得使你做不了任何有準備的事和說不了任何有準備的話。


    多年之後,我經常有機會短暫地享受北方城市的冬天,主要是在北京這個城市。北京的冬天的確是像大毛描繪的那樣可以在房間穿毛衣,其實還可以穿襯衣和裙子。享受的結果是一再地加深著武漢冬天的痛苦和經常患感冒。可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除了希望在嚴冬的房間裏暖暖和和,還有許多別的內容。在前麵我說過我站在天安門廣場,東張西望長安街,想告訴大毛說北京的道路的確是很有規矩,尤其是和武漢相比。我的容易迷路我想責任在我,主要是我這個人沒有方向感和路線感。但是我還想說的是,天安門廣場,長安大街,包括故宮,在我第一次見到它們的時候,它們並沒有給我應有的震撼。


    這讓我很傷感。因為我小學一年級的第三課就是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第一課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兩課都沒有問題,歲月都讓我慢慢地理解了它們的意義。第三課是實物,它就在那兒,我看到它具體形象的同時,想起的是所有對它的描繪,形容和讚揚。關鍵也不在於那些描繪,形容和讚揚與它有幾分吻合,主要的是它沒有震撼我。迷路不迷路其實足並不重要的,有沒有獲得震撼可就太重要了。對於一個世故的成年人來說,與之相遇沒有震撼就意味著遺忘和拋棄。在故宮裏頭,我的失望和傷感使我悄悄地流下了眼淚。我怎麽能夠忍心遺忘和拋棄我童年時代的情感呢?’至於為什麽不受震撼,我也說不清楚更多的道理來。我隻是覺得對於一個終日與長江廝守的人,故宮的宏大沒有達到驚人的程度。而且那方正的院子和方正的石板地,那銳角的宮牆,它們使我心裏堵得慌。故宮沒有隨意的樹和葳蕤的野草、沒有水,地麵的顏色是灰白的,酷似石灰,而石灰是一種幹渴的沒有生命感覺的物質。石灰的聯想一經出現就烙進了我的經驗裏。千百次,北京居然以石灰的意象在我不經意的時刻閃現。其實我是喜歡北京的。其實我是不喜歡武漢的。這喜歡和不喜歡都能夠說得出無數條理由。可由不得我的是:人實質上還是一頭動物。我呆在北京的時間一長,鼻子就開始流血。我就一天到晚地喝水,到處尋找水果吃。


    我的身體也好像在漸漸地變成石灰,在皸裂,木僵和幹枯。於是,對於長江的想念,對於濕潤的想念,對於流暢的想念,對於一瀉千裏的想念,對於無邊無際的想念,對於信馬由韁的想念便占據了我的整個大腦空間包括夜裏的夢。我的渴望是那種波浪舔砥河岸的本能渴望,無窮無盡,無休無止,無可阻攔。我想再說一遍,我是喜歡北京的,我是不喜歡武漢的。


    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和巨大的矛盾呢?


    在我二十歲的那個嚴酷的油淩日子裏,大卡車還是來了。張司機說馬上就要過年了,我們怎麽能夠把你們丟在縣裏的招待所過年呢?張司機是我們醫學院的司機,但是大卡車是武漢鋼鐵公司的。張司機必須接走被招工到武鋼的知青和帶走武鋼的物資。我們不久就知道了所謂武鋼的物資,就是洪湖某些領導贈送給武鋼某些領導的土特產品,幾箱洪湖的紅心鹽蛋,鬆花皮蛋,洪湖的蓮藕和大青魚,一竹筐烏龜王八和十幾隻老母雞。那天午飯後,我們二十多個知青和這些散發著很大氣味的年貨,一塊兒擠在大卡車的車廂裏,由洪湖縣向武漢市進發。


    平時的正常時間是四個小時到達武漢。那天我們走了十個小時。大卡車在公路上慢慢地爬行,好像它裝載的真的是物資而不是人。我們十個小時沒有吃東西,沒有喝水。張司機停了兩次車,要我們下車解手。我的腳受了傷,上下車極其不方便,再加上我死活也不好意思當著一群男知青的麵走到路邊的樹叢裏去解手。我沒有下車。大毛下車之後給我帶回來一根從樹梢上折斷的冰淩,我小心翼翼地無聲地把它吮吸了。未來的武鋼職工黃凱旋偷了一個皮蛋吃了。其他人都沒有偷。有的知青說不敢。大毛不屑。大毛很鄙視地朝黃凱旋哼了一聲。我覺得我真是沒有看錯大毛,一個正派的青年就是餓死也不能做小偷。因為沒有吃東西和喝水,後來的六個小時就沒有人下車解手。我們真的像要被餓死一樣了。二十多個人東倒西歪,氣息奄奄。對我們最嚴重的威脅還不是饑餓,而是寒冷。盡管卡車上有帆布車篷,我們還是被凍僵了。當難受開始的時候,我們想靠精神力量戰勝困難。大毛向大家提議唱歌。


    我們就唱起歌來。而且專門唱高昂鏗鏘的毛主席語錄歌。我們反複唱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後來,難受還是戰勝了革命歌曲。


    黃凱旋就給我們唱黃色歌曲,黃色歌曲倒也引得大家興奮了一陣子。黃凱旋的黃色歌曲是知青特色的,是對革命歌曲加以歪曲和篡改。比如歌劇《洪湖赤衛隊》裏麵的歌曲,黃凱旋就這麽唱:劉隊長,有膽量,悄悄地摸上了韓英的床(悄悄地摸進了後廳堂)。


    等等。然而,最後還是寒冷和饑餓戰勝了一切。在一片懶得說話的沉寂中,有一個瘦小的女知青嗯嗯地哭了起來。對於這種指向明確的哭泣,誰也無法勸慰,因為誰也沒有食物和溫暖給她。我也頂不住了。我主要是凍得不行。我的腳因為扭傷瘀血而血流不暢,已經整個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覺是一種鑽心刮骨的感覺。我咬著牙。我的頭不由自主地沒有規律地晃來晃去,一如風中的蘆葦。語言在這個寒冷和饑餓肆虐的車廂裏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用。這個時候大毛做出了一個驚人舉動。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腳,脫下我的棉鞋,將我的一雙冰疙瘩腳揣進了他穿著軍大衣的懷裏。我飛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說:不!我想這下可糟了!這一下日後肯定會有人對我和大毛的關係議論紛紛了。我著急地再次說不。大毛對我的“不”堅決地搖了搖頭。我用力抽我的腳,抽不動,我的腳被大毛用力握著。不一會兒,大家紛紛效法大毛,自動地分成兩個人一對,互相把腳伸到對方懷裏,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對於。我釋然了。二十歲的我那時候總是異常地謹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對大多數人群的意誌總是盲目的敬畏和服從,通俗意義上正確的東西總是能夠給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腳給我,大毛再一次地堅決搖頭。然後,他把目光掉向了別的地方。


    夜裏十點多鍾,我們的卡車進人漢口。看見漢口的密集燈光,我們歡呼起來。


    大毛說:到了嗎?


    我告訴他:到了漢口,我們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但是,大卡車過長江大橋移動得非常緩慢。武漢也下了油淩。我們掀開了車篷的門,看見大橋上有許多解放軍戰士在敲打橋麵上的冰淩,還有市政的卡車在往橋麵上撒鹽。又用了兩個多小時,我們才到達目的地。大毛的腳凍傷非常嚴重,凍瘡開裂流出黃水。後來的十幾天裏,他對他一雙纏滿了白色紗布的腳沒有辦法,因為沒有足夠寬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發誓說:我將來一定要離開這個鬼城市!


    在大毛的腳能夠穿到鞋子裏麵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車回長春了。


    寒假很短暫,春節過後我們就開了學。大毛沒有按時返校。春暖花開的三月中旬,大毛才姍姍而來。我和大毛同班。我已經是副班長。老師讓我批評大毛,我就是遲遲不批評。我怎麽能夠批評大毛呢?那樣的話我不是太忘恩負義了!


    後來老師就找我談話說:如果你是這樣的當幹部,那就太沒有原則了。


    我說:我又不想當幹部。


    消息傳到大毛耳朵裏,他對我說:其實你沒有這個必要。你完全可以策略一點。


    從那時候起,大毛就顯然地比我成熟和比我有經驗。後來他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麵,任何事情他都處理得比我們要好一些——這是同學們的評價。也就是說大毛總是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大多數人正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目標。開學後不久,傳來全國恢複高考的消息。我們班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想重新參加高考,選擇自己理想的專業和大學,還有自己喜歡的城市。但是高教部有規定說是在校大學生一律不準許參加高考。然而大毛疏通了我們學校的領導關係,參加了高考並且被北京一所理工大學錄齲大毛是我們班的唯一。若幹年之後,我才知道,大毛得以參加高考的原因是他給我們的校長搞到了一輛小轎車的指標。這種事情對於當時的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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