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不知道我胸中波濤洶湧，以為我思想通了。
“好。”領導說，“你今年少包一個棉區，你是太累了。再說今年上頭保證不打白條，工作肯定會結束得早一些。”
我氣憤之極。
我說：“我說了我有病。是真話，到時候會送醫院證明來的。”
領導再次從門口折回來，看看我。
領導說：“一定要去北京？”
我當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沒去過北京。不過既然已經拿了北京當杠抬，隻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還是擱著下巴，望著半空中，表示默認。
領導半天不說話，過了半天說話了。
“今年夏季的補休我現在就給你。三個月十二天。我再獎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資獎金誤餐書報費一律照發。去北京玩吧。”
我說：“路費呢？”
“當然自費。”
我委屈極了，說：“自費？”
領導比我更委屈。他說：“咦——”領導挪開一隻椅子沉重地坐下，將文件擺在自己麵前，將茶杯擺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陽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帶著下巴頰上的一道深溝坐在我們領導對麵。由於我們光坐著不說話，時間嗒嗒嗒地飛快後閃。十年前我大學畢業第一天上班，領導找我談話，我們就在這間會議室這麽坐來著。那天我穿著當時最時興的直筒褲，褲縫熨得刀鋒一般挺刮。我剪著學生頭，眼睛清澈見底，一點沒沾染這十年的歲月風塵。我在遞上成績冊的同時還羞怯地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十年前的眉紅令我們領導眉開眼笑。
我扯過一張報紙，認真看報，訥訥念出聲以阻斷曆史的浮現。懷舊永遠是一種有毒的情緒。它除了讓人逃避現實沒別的好處。美好已經屬於過去。現在你該做什麽就做什麽。
領導不無遺憾地“咳”了一聲。作為一個生活閱曆豐富的長者，他傷心地感覺到眉紅這女同誌把純樸遺失在她長大的路上了，找不回來了。
忽然遠處一陣“刺刺”的油鍋炒菜的聲音，接著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進了我們所的窗戶。這種香味立刻調動了我們的聯想：一隻冒青煙的油汪汪的鍋，裏邊爆炒著河南產的那種又尖又紅的幹辣椒。深紅色的醬，綠色的蔥段和黃色的生薑，又倒進了粉紅的嫩肉絲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氣和五彩繽紛聯想的突然襲擊下，我打了一個噴嚏。我們領導也打了一個噴嚏。走廊上和別的辦公室紛紛有人打。有人高聲打了還快活地罵一句武漢粗話以表達心情。我和領導不約而同看了看牆壁上掛的石英鍾。十一點半了。一個上午過去了。隨著又一陣“刺刺”聲，蒜味衝鼻。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時鮮菜。我們領導又要打噴嚏，張口結舌了一番終於沒打出來。我不忍觀看領導失去自製力的模樣但忍不住笑。領導衝著香氣十分惱火地冒出一句：“個婊！”
我大笑。
我們所樓下原本是一道綠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後不久，草坪一夜之間被鋪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簡易門麵，租給個體戶開小餐館。從此，小餐館的油煙伴著菜香靡靡之音一樣腐蝕著我們辦公樓。大家經常此起彼伏地打噴嚏，議論吃喝玩樂，經常拿餐館老板的收入來取笑我所的一級工程師。我們領導為小餐館之事拜訪過許多有關部門，我們領導對別的領導說：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深入改革開放決不是要全民經商。在一個科研單位樓下遍開餐館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國人幹什麽都喜歡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可是，沒有人聽我們領導的肺腑之言。由此我們領導格外厭惡小餐館的氣味，居然也會來句武漢粗話。
這種形勢之下，領導和我都不可能繃臉了。
領導擰開茶杯，一口氣喝下了茶水，呸呸吐著茶葉渣，說：“話又說回來，比起現在社會上的一些現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過分。勞動模範還興國家出錢去療養呢。”
我坦然地看著領導。
領導說：“這樣眉紅，你準備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覺得怪難為情的。
“眉紅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羅。”
我忙說：“當然當然。”
領導的眼睛像拉了開關的電燈一下子熄滅了。他滿臉疲憊之色，端起茶杯拿著文件往外走，邊走邊說：“就這樣吧。”
我們領導後腦勺都長滿白發了。我記得十年前他有著烏黑油亮的大背頭。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動靜。又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在走廊上院子裏與領導相遇，領導用他那公共場合通用的笑容和我點點頭，好像我們之間從無契約。
我認為超過半個月，一般就不屬於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著氣，忽聽領導在全所的政治學習大會上輕描淡寫地宣布了一項關於我的決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師眉紅將借給本係統某企業工作一個月，某企業按眉紅工資的百分之兩百付我所勞務費。
我莫名其妙，腦袋左轉右轉。說：“也不事先找人談個話。”
群眾又樂了。伸手摸我的頭。說：“小可憐，小老實，被賣錢了還不知道。”
散會後我被辦公室郭主任徑直帶到樓下車庫裏，上了我所新買的一輛桑塔納。
我又一次大聲質問：“怎麽回事？”
郭主任寬容地微笑。等小車發動後他才說：“很簡單。你被借走了。這家企業將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鑒定一批進口棉花的等級。工作時間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個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還是不相信地說：“住宿交通差旅費都由他們負擔？”
郭主任聲色不動地點頭。
我說：“怎麽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這麽傻的企業。”
郭主任仿佛不認識地看了我兩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機的肩，讓他放音樂。我們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畢業於音樂學院。司機放的是克萊德曼的鋼琴曲。據說有個別調皮司機偏放流行歌曲，結果新車來了，郭主任沒把新車派給個別司機。
在叮叮當當的鋼琴聲中，郭主任小聲地在我腦袋側畔說話。“什麽企業傻？他們掛靠我們。以我們的名義給他們辦執照做生意，為他們提供了多少優惠政策？我們有個把人想在北京住幾天，他們還能不幫忙？”
我說：“讓他們劃一筆讚助費過來不就行了？還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說：“你這個人怎麽真有點不清楚！領導要考慮方方麵麵嘛。記住，你從北京回來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記住了嗎？”
我說：“記住了。”
“好。”領導說，“你今年少包一個棉區，你是太累了。再說今年上頭保證不打白條，工作肯定會結束得早一些。”
我氣憤之極。
我說：“我說了我有病。是真話，到時候會送醫院證明來的。”
領導再次從門口折回來，看看我。
領導說：“一定要去北京？”
我當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沒去過北京。不過既然已經拿了北京當杠抬，隻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還是擱著下巴，望著半空中，表示默認。
領導半天不說話，過了半天說話了。
“今年夏季的補休我現在就給你。三個月十二天。我再獎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資獎金誤餐書報費一律照發。去北京玩吧。”
我說：“路費呢？”
“當然自費。”
我委屈極了，說：“自費？”
領導比我更委屈。他說：“咦——”領導挪開一隻椅子沉重地坐下，將文件擺在自己麵前，將茶杯擺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陽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帶著下巴頰上的一道深溝坐在我們領導對麵。由於我們光坐著不說話，時間嗒嗒嗒地飛快後閃。十年前我大學畢業第一天上班，領導找我談話，我們就在這間會議室這麽坐來著。那天我穿著當時最時興的直筒褲，褲縫熨得刀鋒一般挺刮。我剪著學生頭，眼睛清澈見底，一點沒沾染這十年的歲月風塵。我在遞上成績冊的同時還羞怯地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十年前的眉紅令我們領導眉開眼笑。
我扯過一張報紙，認真看報，訥訥念出聲以阻斷曆史的浮現。懷舊永遠是一種有毒的情緒。它除了讓人逃避現實沒別的好處。美好已經屬於過去。現在你該做什麽就做什麽。
領導不無遺憾地“咳”了一聲。作為一個生活閱曆豐富的長者，他傷心地感覺到眉紅這女同誌把純樸遺失在她長大的路上了，找不回來了。
忽然遠處一陣“刺刺”的油鍋炒菜的聲音，接著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進了我們所的窗戶。這種香味立刻調動了我們的聯想：一隻冒青煙的油汪汪的鍋，裏邊爆炒著河南產的那種又尖又紅的幹辣椒。深紅色的醬，綠色的蔥段和黃色的生薑，又倒進了粉紅的嫩肉絲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氣和五彩繽紛聯想的突然襲擊下，我打了一個噴嚏。我們領導也打了一個噴嚏。走廊上和別的辦公室紛紛有人打。有人高聲打了還快活地罵一句武漢粗話以表達心情。我和領導不約而同看了看牆壁上掛的石英鍾。十一點半了。一個上午過去了。隨著又一陣“刺刺”聲，蒜味衝鼻。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時鮮菜。我們領導又要打噴嚏，張口結舌了一番終於沒打出來。我不忍觀看領導失去自製力的模樣但忍不住笑。領導衝著香氣十分惱火地冒出一句：“個婊！”
我大笑。
我們所樓下原本是一道綠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後不久，草坪一夜之間被鋪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簡易門麵，租給個體戶開小餐館。從此，小餐館的油煙伴著菜香靡靡之音一樣腐蝕著我們辦公樓。大家經常此起彼伏地打噴嚏，議論吃喝玩樂，經常拿餐館老板的收入來取笑我所的一級工程師。我們領導為小餐館之事拜訪過許多有關部門，我們領導對別的領導說：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深入改革開放決不是要全民經商。在一個科研單位樓下遍開餐館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國人幹什麽都喜歡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可是，沒有人聽我們領導的肺腑之言。由此我們領導格外厭惡小餐館的氣味，居然也會來句武漢粗話。
這種形勢之下，領導和我都不可能繃臉了。
領導擰開茶杯，一口氣喝下了茶水，呸呸吐著茶葉渣，說：“話又說回來，比起現在社會上的一些現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過分。勞動模範還興國家出錢去療養呢。”
我坦然地看著領導。
領導說：“這樣眉紅，你準備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覺得怪難為情的。
“眉紅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羅。”
我忙說：“當然當然。”
領導的眼睛像拉了開關的電燈一下子熄滅了。他滿臉疲憊之色，端起茶杯拿著文件往外走，邊走邊說：“就這樣吧。”
我們領導後腦勺都長滿白發了。我記得十年前他有著烏黑油亮的大背頭。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動靜。又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在走廊上院子裏與領導相遇，領導用他那公共場合通用的笑容和我點點頭，好像我們之間從無契約。
我認為超過半個月，一般就不屬於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著氣，忽聽領導在全所的政治學習大會上輕描淡寫地宣布了一項關於我的決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師眉紅將借給本係統某企業工作一個月，某企業按眉紅工資的百分之兩百付我所勞務費。
我莫名其妙，腦袋左轉右轉。說：“也不事先找人談個話。”
群眾又樂了。伸手摸我的頭。說：“小可憐，小老實，被賣錢了還不知道。”
散會後我被辦公室郭主任徑直帶到樓下車庫裏，上了我所新買的一輛桑塔納。
我又一次大聲質問：“怎麽回事？”
郭主任寬容地微笑。等小車發動後他才說：“很簡單。你被借走了。這家企業將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鑒定一批進口棉花的等級。工作時間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個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還是不相信地說：“住宿交通差旅費都由他們負擔？”
郭主任聲色不動地點頭。
我說：“怎麽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這麽傻的企業。”
郭主任仿佛不認識地看了我兩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機的肩，讓他放音樂。我們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畢業於音樂學院。司機放的是克萊德曼的鋼琴曲。據說有個別調皮司機偏放流行歌曲，結果新車來了，郭主任沒把新車派給個別司機。
在叮叮當當的鋼琴聲中，郭主任小聲地在我腦袋側畔說話。“什麽企業傻？他們掛靠我們。以我們的名義給他們辦執照做生意，為他們提供了多少優惠政策？我們有個把人想在北京住幾天，他們還能不幫忙？”
我說：“讓他們劃一筆讚助費過來不就行了？還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說：“你這個人怎麽真有點不清楚！領導要考慮方方麵麵嘛。記住，你從北京回來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記住了嗎？”
我說：“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