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塵埃落定受審判(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
戰爭就是這麽回事兒：袁騰飛講二戰（下） 作者：袁騰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戰爭中沒有什麽好東西，除了它的結束。
——題記
01.德國反思很徹底
如何處理戰犯
隨著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盡了。
這場史無前例的宏大戰爭與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強淩弱、以暴製暴那麽簡單，這場戰爭具有崇高的正義性。同時，戰敗的德、意、日也不是單純使用暴力，而是有著豐富的理論做基礎：意大利獨裁者墨索裏尼首創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都使之豐富並各自加以發展，深入國民內心。這三個國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國家征服世界，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所以，這場戰爭結束時，該用什麽方式對待那些挑起戰爭的罪犯，是對人類集體智慧的考驗。
歐戰結束時，關於如何處理罪孽深重的納粹分子，在同盟國內部曾引起激烈爭論。蘇聯人認為，所有穿過納粹製服的德國人都應該槍斃，至少應該讓他們到西伯利亞服苦役；至於黨衛軍，活埋也許是個好辦法。甚至連法治傳統悠久的英國，也建議把納粹德國的主要戰犯不經審判就處死。英國政府認為，這些人在策劃發動二戰時，就給自己簽發了有罪判決書並送達了死刑執行令。
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堅持必須舉行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審判。他指出：“如果你們認為戰勝者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麽，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爭論到最後，這位雄辯的法官勝利了，主張進行公開、公平、公正審判的人贏得了勝利。人們相信，以暴製暴是沒有盡頭的，用法律讓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義，以理性鞏固和平，或許更為有效。
根據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討論通過的《關於希特勒分子對其所犯罪行責任問題的宣言》，戰犯“將被解回犯罪地點，由他們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審判”。
1945年2月，德意誌帝國即將崩潰，雅爾塔會議公報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懲辦一切戰爭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歐戰結束後，蘇、美、英三國簽署的《波茨坦會議議定書》中包括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戰犯的條款，曆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隨之誕生。
又在紐倫堡碰頭
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時間，距離二戰結束隻有短短的六個月。當時的德國，納粹雖已戰敗，但民眾尚未從十幾年的精神管製和理論荼毒中清醒過來。許多納粹黨死硬分子隱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動，企圖東山再起。納粹的精神遺毒仍閃爍在德國兒童不服輸的眼神中，隱藏在一些德國民眾的思想意識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普通的德國士兵認為，自己雖然參與了戰爭，但隻是作為一名德國公民履行自己保衛祖國的義務而已，不是犯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證據，辯論是非問題，進行公正判決，更能澄清事實，辨明罪惡。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三組辯護律師相繼走出電梯，魚貫進入精心準備的國際法庭——紐倫堡600號大廳。這裏曾是納粹黨召開黨代表大會的地方，把它作為審判現場大有深意。
紐倫堡是中世紀多位德意誌皇帝誕生和居住的城市，有著濃厚的曆史氣息，同時也是“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直轄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納粹黨企圖借助紐倫堡的曆史傳統，為自己抹上一層虛偽的金色。1933年，希特勒把紐倫堡定為“納粹黨代會會址”，每年都有50萬納粹黨員從德國各地來到紐倫堡，可謂風光無限。臭名昭著的反猶太紐倫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爐的，掀起了種族清洗的腥風血雨。
曾有個笑話，一個孩子介紹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衝鋒隊員，我大哥是黨衛軍，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團，我媽媽是國社黨婦女聯合會成員，而我加入了德國少女同盟。”旁人問：“是這樣呀，那麽你們在這麽多的工作中還能見麵嗎？”孩子回答說：“噢，當然啦，我們每年都能在紐倫堡黨代會上碰頭。”
現在，那些經常參加黨代會的人果然又在紐倫堡碰頭了。不過，他們是作為戰犯，出現在被告席上。在審判席上，四位來自不同戰勝國的法官端坐在那裏。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法官都身穿黑色長袍，而蘇聯的法官身穿褐色軍裝。法庭內，厚重的灰色絲絨窗簾垂下來，遮住了紐倫堡深秋的天際，一排排木頭長凳被漆成深木色。法庭展現在全世界麵前的氣氛，正如傑克遜法官所描述的——憂鬱的莊嚴。
21名納粹德國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聽席上擠滿了人，250名記者在現場飛快地記著筆記，全世界都在注視著這場審判。
隨口吐真言
紐倫堡審判開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幾名納粹高級頭目自殺的自殺、失蹤的失蹤，到了開庭的時間，被同盟國認定的23名戰犯中，剩下21人接受審判。其中有1人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後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開庭後，由首席檢察官、美國大法官傑克遜首先宣讀總起訴書。
傑克遜大法官的法庭陳詞堪稱曆史上最重要的陳詞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陳詞就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他說：“我們力圖審判的這些罪惡，曾是被精心策劃的，是極端惡毒的，是充滿破壞性的，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它們被忽視而不接受審判，更無法容忍他們卷土重來。”
傑克遜宣讀的起訴書中證據確鑿，因為被懷疑攜帶“布爾什維克傳單”，3000名猶太人被集體殺害；他還引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報道，蓋世太保血洗華沙的一個猶太區時，把數不清的猶太人趕到簡陋的小屋子裏和下水道裏，然後實施爆炸。
緊接著，英、法、蘇等國起訴代表陸續發言，起訴書中所羅列的事實，是坐在旁聽席上的人們聞所未聞的，令人不寒而栗。
法庭在審判期間還聽取了幸存者的證詞，放映了記錄集中營慘狀的紀錄片。納粹有組織的、殘忍的殺戮令人震驚，法庭中有的人開始落淚了。
傑克遜法官的聲音響徹法庭，起訴書列舉的事實令聽者震驚，法庭展示的證據讓觀者落淚，納粹二號人物戈林的辯解顯得無比蒼白。被同盟國認定的21名戰犯中，這位納粹帝國元帥被認為是罪孽最深重的，他是臭名昭著的納粹秘密警察機構——“蓋世太保”的締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傑克遜大法官洪亮的聲音響徹法庭。
“我沒有罪。”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叫嚷著。戈林否認對他的一切指控，他說自己對於納粹所做的一切無法控製，尤其否認自己是個反猶太主義者，更否認自己參與了這些暴行。
然而，在審判期間，負責與戰犯溝通的艾爾伯特·斯皮爾報告說，在匈牙利猶太人幸存者做完證言之後，他聽見戈林隨口說道：“天哪，怎麽還會剩下猶太人？我以為我們已經清除掉他們了，看來有些人又溜走了。”
展示證據的時候，有一次，蘇聯工作人員把幻燈片放倒了，坦克履帶朝上，炮筒朝下。戈林哈哈大笑，不放過任何一個嘲笑蘇聯人的機會。
戈林這麽做雖然太小兒科，但蘇聯人就沒有該被嘲笑的地方嗎？當然有！紐倫堡審判中，蘇聯人試圖把“卡廷慘案”的責任推在納粹德國頭上，一了百了。這事說來就話長了。
紐倫堡的懸案
1943年3月14日，納粹德國通過柏林電台播發了一條石破天驚的消息，猶如一顆炸雷，震驚了全世界。德軍在蘇聯的斯摩棱斯克地區的卡廷森林發現八個巨大的墓坑，裏麵掩埋著數千具身著波蘭軍官製服、佩戴肩章和獎章的波蘭軍官屍體。死者都是被手槍子彈從腦後打進，從前額穿出而死。從屍體的情況和他們衣兜裏的報紙日期分析，可以斷定這批波蘭軍官是在1940年的春天被蘇聯人有計劃地集體殺害的。
1943年4月14日，應德國當局邀請，波蘭紅十字會派出一個五人小組，到卡廷森林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並寫出《波蘭紅十字會秘密報告》。該報告的調查結論竟和納粹德國的結論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蘇聯政府通過莫斯科電台發表聲明，指責德國是“肮髒的臆想，無恥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殺這一暴行是納粹德國在1941年夏季幹的，德國企圖嫁禍於蘇聯”。
這一樁公案，在紐倫堡又被翻了出來。紐倫堡法庭上爭辯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蘇聯人還是納粹德國在卡廷屠殺了約2.2萬名波蘭軍官及各界精英。當時，斯大林指示蘇聯將軍羅曼·魯丹科向法庭提出訴訟：“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殺波蘭戰俘，這是一項需要為之負主要責任的重大戰爭罪行之一。”當時，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百口莫辯，幾乎成了替罪羊。這項指控終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被美國和英國審判員駁回。納粹頭目戈林和裏賓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蘇聯人在卡廷屠殺了波蘭戰俘，但也未被法庭認定。紐倫堡法庭終於未就誰製造了“卡廷慘案”做出結論，使這一國際懸案更為怪異詭秘。如此殘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幹了也肯定不會承認啊！
然而，人們沒有忘記對這件慘案的追蹤和感懷。華沙公墓裏專設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卡廷慘案紀念碑”，以表達對波蘭人的同情和對“卡廷慘案”的紀念。波蘭人一直努力堅持調查、探求“卡廷慘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了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蘇聯和波蘭組成了由自由曆史學家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卡廷慘案”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才慢慢揭開“卡廷慘案”發生的經過。
正義不會缺席
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蘇聯按照蘇德密約入侵波蘭東部。9月18日，波軍總司令雷茲·西米格威元帥與蘇軍經過10多個小時的談判，達成協議後向波軍發布命令：蘇聯不是交戰國，不要抵抗。波軍絕大多數人執行了這一命令，隨後約有25萬波蘭軍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蘇聯。這批人一到蘇聯立刻成為戰俘，失去了蘇波協議規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給由貝利亞領導的內務部戰俘營。下一步，蘇聯方麵決心消滅這批戰俘中反對蘇德瓜分波蘭的“骨幹”力量。到1939年12月，經蘇聯內務部戰俘局逐個甄別後，大約2.2萬波蘭軍官和教授、律師、醫生、公務員等各界精英被篩選出來。
1940年3月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長）貝利亞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計劃，將這2.2萬波蘭人全部槍決。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領導立即親筆簽字，批準了這項秘密屠殺計劃。於是，“卡廷慘案”發生了。
從1940年4月4日起，波蘭戰俘營內，每天都有人被帶上汽車，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裏的卡廷森林、加裏寧和查格羅夫。槍殺處決從夜晚開始，直到次日淩晨。行刑時，用一台鼓風機發出巨大的響聲以掩蓋槍聲。處決使用的是特地從莫斯科運來的德國造7.65毫米手槍或左輪手槍，這是“蓋世太保”專用的手槍。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後銬住雙手，帶進一個用毛氈封閉的小房間，隨即被從後腦槍殺。屍體隨即從對門搬出，然後下一個受刑人被帶入。被害人的屍體被分別掩埋在卡廷森林、加裏寧和查格羅夫三個地方，每個墓坑都掩埋著重疊達12層的屍體。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向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移交權力時，一起打開了一份印有“永不開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特級絕密檔案。開啟封印看到文件後，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頭發都豎起來了”，“我們無權向波蘭人民隱瞞事實真相，我們當即認為不論後果如何都應該向波蘭方麵通報”。
1992年10月4日，葉利欽派特使到波蘭，將這卷蘇共中央政治局特級絕密檔案的副本交給波蘭。波蘭總統瓦文薩接過密檔，聲音嘶啞地說：“我感到全身顫抖。”密檔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親筆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蘇共（布）中央的決定”。
該誰的罪誰認，你如果不想認，曆史也會幫你認。正義有時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在絞刑架前認罪
紐倫堡審判曆時218天，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閉庭。法庭對納粹德國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處絞刑的有12人：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外長裏賓特洛甫，陸軍元帥凱特爾，中央安全局局長卡爾藤布魯納，納粹黨思想領袖、東方占領區事務部長羅森堡，納粹黨司法領袖、波蘭占領區總督弗朗克，納粹黨立法領袖、內政部長弗利克，反猶刊物《前鋒報》主編施特萊歇爾，陸軍總參謀長、陸軍大將約德爾，衝鋒隊和黨衛軍將軍紹克爾，奧地利總督英誇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絞刑的是馬丁·鮑曼，他在希特勒死後任納粹黨黨務書記。鮑曼作為納粹黨秘書長、希特勒私人秘書，掌握著納粹黨的錢袋，人稱“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權後期，權勢日隆。鮑曼一直以詭計多端著稱，善於內鬥，陷害過很多人，與戈林關係不睦。據說，隆美爾元帥被卷入刺殺希特勒案件，也與他有關。關於鮑曼的死因，有一種說法是，鮑曼在希特勒自殺後離開總理府，遇到蘇軍炮火阻隔，絕望中與希特勒的私人醫生施圖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殺。1972年，他們的遺體在西柏林中央車站鋪設地下管線時被發現。
除了判處絞刑的戰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繼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兩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軍元帥鄧尼茨被判處10年徒刑。
另外，納粹德國第一任內閣副總理巴本，國家銀行總裁、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成員沙赫特，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弗裏切，這三人被宣判無罪，予以釋放。
紐倫堡法庭閉庭後，被告裏賓特洛甫、弗朗克、英誇特、鄧尼茨等六人先後上訴，要求減刑。戈林也上訴，要求改絞刑為槍決。所有上訴均被駁回，一律維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爾上訴，要求改無期徒刑為槍決，也被駁回。
1946年10月16日淩晨，在紐倫堡監獄，開始對被判處絞刑的納粹戰犯執行處決。
此時，戈林又玩花樣。他在行刑前兩小時瞞過看守，吞服氰化鉀自殺身亡。戈林是從哪兒獲得的這種致命毒藥，至今仍無法查明。不管怎麽說，戈林總算不得善終。
最終，有10名納粹甲級戰犯上了絞刑架。這些戰犯上絞刑架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喊希特勒萬歲，就算最狂熱的納粹戰犯也頂多說句：我不該死，我不認罪。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
納粹戰犯弗朗克在上絞刑架的時候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同納粹劃清界限
對德國來說，紐倫堡審判是黑暗曆史的結束，也是同納粹的過去劃清界限的開始。德意誌民族從此開始了對曆史的反思。
納粹黨、黨衛軍、“蓋世太保”都被宣布為犯罪組織。如果你加入過納粹黨黨衛軍，你就屬於犯罪組織成員，即使你現在退出了，曾經也是犯罪組織成員。納粹戰犯大多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而日本戰犯上絞刑架的時候，喊“大日本帝國萬歲”“天皇陛下萬歲”，而且是一個人領頭，大家齊聲三呼萬歲，然後上絞刑架。這就是說，連德國納粹戰犯，臨終的時候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做了懺悔，而日本戰犯就是不認罪。
戰後，美、蘇、英、法四國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蘇聯占領區就是後來的民主德國，英、法、美的占領區就是後來的聯邦德國。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先生是盟軍從集中營裏放出來的。老爺子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魏瑪共和國時期就是德國的政治家，反對納粹。納粹黨一上台，他就進了集中營。這老爺子也真能活，那麽多年居然沒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來之後，他比蘇聯人都恨納粹。
德國的非納粹化到什麽程度呢？在德國，買賣第三帝國時代的紀念品是違法行為。你從德國老兵手裏買了一枚德國的鐵十字勳章，你不是崇拜納粹，就是覺得這勳章特好看。你帶出海關了，算你小子走運，要被人查出來了，你弄不好會被判刑的。國家公職人員如果散布跟納粹有關的言論、在大庭廣眾之下行納粹舉手禮，都要判刑。
可見德國人的悔改意識非常明顯，所以勃蘭特才會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蒙蒙細雨之中，也沒人給他打傘，就直接跪在那兒了。碑上的遇難者不是勃蘭特殺的，他是一個堅定的反納粹戰士。但是，他說，我為德國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懺悔，這些人雖不是我殺的，但是被我的同胞們殺害的，所以我要懺悔。當時世界報刊評論說，勃蘭特跪下去，德國人就站了起來。
所以說，德國的反思非常徹底，很了不起。
02.東京審判得與失
一堂生動的司法正義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號稱“武運長久”的大日本帝國終於像案板上的肉一樣，動彈不得了。日本人欣賞鯉魚的不畏刀俎，他們真的是那樣嗎？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戰犯名單確定，裏麵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國精英”，前首相東條英機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軍到東條家準備抓他的時候，東條照著胸脯上畫好圓圈的位置開了一槍，可是沒打中（心髒畸形呈長條狀）。美軍聽到槍響，衝進屋內，看見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豬堅強”一樣要水喝，喝完還要，痛苦的臉扭曲著，仍在開口：“這麽長時間才死，我真遺憾。大東亞戰爭是正當的、正義的。我對不起我國和大東亞各國所有民族。我不願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審。我等待著曆史的公正裁決。”東條說這些沒用，他還能說話就很招人煩！想弄死自己有那麽難嗎？學學阿南惟幾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爭氣”的家夥！畫好圈瞄準，都打偏了！這足以說明惡魔和普通人一樣也怕死。東條被及時送到醫院救活過來。
自殺時不讓你死，根據你的罪行進行審判，讓你聽到判決才處理你。美國人給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動的司法正義課。
1946年1月19日，經盟國授權，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頒布了《特別通告》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在東京正式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準備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正式起訴。一天後，起訴書被送到全體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開第一次公開會議，開始審理東條英機等戰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檢察官季南宣讀42頁的起訴書，曆數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
把戰犯送上絞刑架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定大法官的時候，原本隻有9個國家有資格派出法官。其中隻有一個真正的亞洲國家，那就是中國。為了彰顯這是屬於亞洲人的審判，才又增加了菲律賓和印度的法官，這樣就有11國派出法官。中國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學美國的法學家梅汝璈先生。
“東京審判”曠日持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審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顧往昔，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深深地改變過中國的曆史。我們遍體鱗傷地坐到了審判席上，但審判對我們來說並不習慣。
因此，中國對“東京審判”的初期準備並不細致。以至於原29軍副軍長秦德純在證人席上無詞以對，當法官讓他舉證日軍暴行時，他說：“日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法官讓他談具體點兒，他卻又重複一遍：“日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法官氣得差點兒把他轟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儀倒是表現不錯，他連續八天出庭舉證，將滿洲的“帝王生涯”描繪得有聲有色，淡定的發揮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皇帝”畢竟沒有白當！
審判進行到後期，圍繞對戰犯的量刑問題，法官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遠東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國家在二次大戰中沒有過多遭受日軍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他們因此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有的法官則由於國內刑法廢除了死刑，而不讚同對戰犯處以死刑，還有的則以人道主義為由，反對處死罪大惡極的戰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日軍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使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
鑒於此，梅汝璈主張對日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下，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土肥原賢二等7名主要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話，或許能讓人更深刻地理解什麽是戰爭和曆史：“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對正義的嘲諷
東京審判的被告，最初是28人，但日本前外交大臣鬆岡洋右和前海軍大將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裝瘋，所以最後接受判決的共25人。
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戰犯共有7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鬆井石根、武藤章。
1948年12月23日淩晨，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被絞死在東京巢鴨監獄的死刑架上。臨刑前，他們都大聲高呼：“天皇萬歲！”這樣的結局，對他們7個來說，就像《無間道》演到最後的那句台詞：你挑的！
除了被判絞刑的7人之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16人處以無期徒刑：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島田繁太郎、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對兩人處以有期徒刑：東鄉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從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國也在國內設立了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截至1947年底，各軍事法庭共受理戰犯案件2435件，已判決的318件，不起訴的661件，經國防部核定判處死刑的110件。其中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穀壽夫被判處死刑，綁赴南京中華門外執行槍決。
後來，由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轉向，美國對日本戰犯采取了寬大政策。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滿刑期的戰犯都得到了赦免。
之後，一些戰犯和曾經被清洗的人再次擔任了公職。人稱“昭和之妖”的甲級戰犯岸信介還擔任了首相，他的內閣成員“由大臣到長官，曾經被清洗的人數達到了一半左右”。在回憶錄中，岸信介得意地說：“自民黨是我搞起來的，日本的命運隻能由自民黨來掌握。”這是對正義的嘲諷。由此也可以看出，右翼勢力在日本仍然猖狂。
日本天皇仍逍遙
為什麽日本的反法西斯措施就很不到位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保留了天皇。
二戰後，美國的駐日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五星上將成了日本的“太上皇”，他按照自己的意圖改造日本。
1945年9月底，有人預約求見麥克阿瑟。來人正是裕仁天皇。27日上午，他從皇宮出來，身著燕尾服、條紋褲，戴著禮帽，前往麥克阿瑟官邸。天皇親自出來見人是罕見的，也不能說沒有先例。當年溥儀做“滿洲國皇帝”的時候訪問日本，天皇也去車站迎接過。但這次的心態完全不同，上次是迎接傀儡，這次是看看自己還能不能當傀儡。
裕仁天皇在參謀人員的指引下來到麥克阿瑟的客廳，兩個不熟識的男人碰麵了。麥克阿瑟拿出一支美國香煙遞過去，天皇趕緊雙手接受這份饋贈，麥克阿瑟又上前親自為他點燃。那一刻，他驚奇地看到日本最高統治者的手在顫抖！這位天皇可能畏懼自己將受到的懲罰。
其實，麥克阿瑟早就打算“挾天皇以令日本”，不懲罰天皇，而是借助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來實現美國的利益最大化。他看到天皇的威力大大的，一聲令下，300多萬日本兵全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所以千萬不能處理天皇。
過了一會兒，天皇開口了：“麥克阿瑟將軍，我到您這兒來，是為了接受您所代表的各國的裁決。我對我國在這次戰爭中所做的一切政治、軍事決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動，負全部責任。”這一發言令人震驚。天皇還是有勇氣的，至少他表現出了勇氣，或許他是想探一探麥克阿瑟的底牌。
麥克阿瑟顯然被天皇的“真誠”打動，應該救贖有勇氣的人，他在第一時間就確認這個日本人能合作，而且可以共擔改造日本的艱巨使命。於是，天皇被放過了，他沒有罪。
問題就出來了，日本軍人認為，我是為了天皇打仗，他都沒罪，我們更沒罪，我們不反思。
於是，很多日本戰犯就獲得了赦免。戰後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1928年是駐奉天總領事，參與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很多侵華陰謀都有他的份兒。在東條英機內閣時，他是工商大臣和殖民大臣，因為反對跟英、美開戰而辭職。按說這個人對中國是罪惡滔天，但因為他反對和英、美開戰，所以也什麽事兒沒有，居然還長期擔任首相。
這多沒天理啊！德國是反納粹的鬥士當總理，日本是戰爭罪犯當首相。所以，日本軍國主義的餘毒就沒被肅清。
——題記
01.德國反思很徹底
如何處理戰犯
隨著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盡了。
這場史無前例的宏大戰爭與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強淩弱、以暴製暴那麽簡單，這場戰爭具有崇高的正義性。同時，戰敗的德、意、日也不是單純使用暴力，而是有著豐富的理論做基礎：意大利獨裁者墨索裏尼首創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都使之豐富並各自加以發展，深入國民內心。這三個國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國家征服世界，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所以，這場戰爭結束時，該用什麽方式對待那些挑起戰爭的罪犯，是對人類集體智慧的考驗。
歐戰結束時，關於如何處理罪孽深重的納粹分子，在同盟國內部曾引起激烈爭論。蘇聯人認為，所有穿過納粹製服的德國人都應該槍斃，至少應該讓他們到西伯利亞服苦役；至於黨衛軍，活埋也許是個好辦法。甚至連法治傳統悠久的英國，也建議把納粹德國的主要戰犯不經審判就處死。英國政府認為，這些人在策劃發動二戰時，就給自己簽發了有罪判決書並送達了死刑執行令。
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堅持必須舉行一次公開、公平、公正的審判。他指出：“如果你們認為戰勝者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麽，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爭論到最後，這位雄辯的法官勝利了，主張進行公開、公平、公正審判的人贏得了勝利。人們相信，以暴製暴是沒有盡頭的，用法律讓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義，以理性鞏固和平，或許更為有效。
根據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討論通過的《關於希特勒分子對其所犯罪行責任問題的宣言》，戰犯“將被解回犯罪地點，由他們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審判”。
1945年2月，德意誌帝國即將崩潰，雅爾塔會議公報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懲辦一切戰爭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歐戰結束後，蘇、美、英三國簽署的《波茨坦會議議定書》中包括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戰犯的條款，曆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隨之誕生。
又在紐倫堡碰頭
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時間，距離二戰結束隻有短短的六個月。當時的德國，納粹雖已戰敗，但民眾尚未從十幾年的精神管製和理論荼毒中清醒過來。許多納粹黨死硬分子隱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動，企圖東山再起。納粹的精神遺毒仍閃爍在德國兒童不服輸的眼神中，隱藏在一些德國民眾的思想意識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普通的德國士兵認為，自己雖然參與了戰爭，但隻是作為一名德國公民履行自己保衛祖國的義務而已，不是犯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證據，辯論是非問題，進行公正判決，更能澄清事實，辨明罪惡。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三組辯護律師相繼走出電梯，魚貫進入精心準備的國際法庭——紐倫堡600號大廳。這裏曾是納粹黨召開黨代表大會的地方，把它作為審判現場大有深意。
紐倫堡是中世紀多位德意誌皇帝誕生和居住的城市，有著濃厚的曆史氣息，同時也是“德意誌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直轄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納粹黨企圖借助紐倫堡的曆史傳統，為自己抹上一層虛偽的金色。1933年，希特勒把紐倫堡定為“納粹黨代會會址”，每年都有50萬納粹黨員從德國各地來到紐倫堡，可謂風光無限。臭名昭著的反猶太紐倫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爐的，掀起了種族清洗的腥風血雨。
曾有個笑話，一個孩子介紹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衝鋒隊員，我大哥是黨衛軍，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團，我媽媽是國社黨婦女聯合會成員，而我加入了德國少女同盟。”旁人問：“是這樣呀，那麽你們在這麽多的工作中還能見麵嗎？”孩子回答說：“噢，當然啦，我們每年都能在紐倫堡黨代會上碰頭。”
現在，那些經常參加黨代會的人果然又在紐倫堡碰頭了。不過，他們是作為戰犯，出現在被告席上。在審判席上，四位來自不同戰勝國的法官端坐在那裏。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法官都身穿黑色長袍，而蘇聯的法官身穿褐色軍裝。法庭內，厚重的灰色絲絨窗簾垂下來，遮住了紐倫堡深秋的天際，一排排木頭長凳被漆成深木色。法庭展現在全世界麵前的氣氛，正如傑克遜法官所描述的——憂鬱的莊嚴。
21名納粹德國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聽席上擠滿了人，250名記者在現場飛快地記著筆記，全世界都在注視著這場審判。
隨口吐真言
紐倫堡審判開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幾名納粹高級頭目自殺的自殺、失蹤的失蹤，到了開庭的時間，被同盟國認定的23名戰犯中，剩下21人接受審判。其中有1人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後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開庭後，由首席檢察官、美國大法官傑克遜首先宣讀總起訴書。
傑克遜大法官的法庭陳詞堪稱曆史上最重要的陳詞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陳詞就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他說：“我們力圖審判的這些罪惡，曾是被精心策劃的，是極端惡毒的，是充滿破壞性的，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它們被忽視而不接受審判，更無法容忍他們卷土重來。”
傑克遜宣讀的起訴書中證據確鑿，因為被懷疑攜帶“布爾什維克傳單”，3000名猶太人被集體殺害；他還引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報道，蓋世太保血洗華沙的一個猶太區時，把數不清的猶太人趕到簡陋的小屋子裏和下水道裏，然後實施爆炸。
緊接著，英、法、蘇等國起訴代表陸續發言，起訴書中所羅列的事實，是坐在旁聽席上的人們聞所未聞的，令人不寒而栗。
法庭在審判期間還聽取了幸存者的證詞，放映了記錄集中營慘狀的紀錄片。納粹有組織的、殘忍的殺戮令人震驚，法庭中有的人開始落淚了。
傑克遜法官的聲音響徹法庭，起訴書列舉的事實令聽者震驚，法庭展示的證據讓觀者落淚，納粹二號人物戈林的辯解顯得無比蒼白。被同盟國認定的21名戰犯中，這位納粹帝國元帥被認為是罪孽最深重的，他是臭名昭著的納粹秘密警察機構——“蓋世太保”的締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傑克遜大法官洪亮的聲音響徹法庭。
“我沒有罪。”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叫嚷著。戈林否認對他的一切指控，他說自己對於納粹所做的一切無法控製，尤其否認自己是個反猶太主義者，更否認自己參與了這些暴行。
然而，在審判期間，負責與戰犯溝通的艾爾伯特·斯皮爾報告說，在匈牙利猶太人幸存者做完證言之後，他聽見戈林隨口說道：“天哪，怎麽還會剩下猶太人？我以為我們已經清除掉他們了，看來有些人又溜走了。”
展示證據的時候，有一次，蘇聯工作人員把幻燈片放倒了，坦克履帶朝上，炮筒朝下。戈林哈哈大笑，不放過任何一個嘲笑蘇聯人的機會。
戈林這麽做雖然太小兒科，但蘇聯人就沒有該被嘲笑的地方嗎？當然有！紐倫堡審判中，蘇聯人試圖把“卡廷慘案”的責任推在納粹德國頭上，一了百了。這事說來就話長了。
紐倫堡的懸案
1943年3月14日，納粹德國通過柏林電台播發了一條石破天驚的消息，猶如一顆炸雷，震驚了全世界。德軍在蘇聯的斯摩棱斯克地區的卡廷森林發現八個巨大的墓坑，裏麵掩埋著數千具身著波蘭軍官製服、佩戴肩章和獎章的波蘭軍官屍體。死者都是被手槍子彈從腦後打進，從前額穿出而死。從屍體的情況和他們衣兜裏的報紙日期分析，可以斷定這批波蘭軍官是在1940年的春天被蘇聯人有計劃地集體殺害的。
1943年4月14日，應德國當局邀請，波蘭紅十字會派出一個五人小組，到卡廷森林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並寫出《波蘭紅十字會秘密報告》。該報告的調查結論竟和納粹德國的結論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蘇聯政府通過莫斯科電台發表聲明，指責德國是“肮髒的臆想，無恥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殺這一暴行是納粹德國在1941年夏季幹的，德國企圖嫁禍於蘇聯”。
這一樁公案，在紐倫堡又被翻了出來。紐倫堡法庭上爭辯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蘇聯人還是納粹德國在卡廷屠殺了約2.2萬名波蘭軍官及各界精英。當時，斯大林指示蘇聯將軍羅曼·魯丹科向法庭提出訴訟：“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殺波蘭戰俘，這是一項需要為之負主要責任的重大戰爭罪行之一。”當時，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百口莫辯，幾乎成了替罪羊。這項指控終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被美國和英國審判員駁回。納粹頭目戈林和裏賓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蘇聯人在卡廷屠殺了波蘭戰俘，但也未被法庭認定。紐倫堡法庭終於未就誰製造了“卡廷慘案”做出結論，使這一國際懸案更為怪異詭秘。如此殘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幹了也肯定不會承認啊！
然而，人們沒有忘記對這件慘案的追蹤和感懷。華沙公墓裏專設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卡廷慘案紀念碑”，以表達對波蘭人的同情和對“卡廷慘案”的紀念。波蘭人一直努力堅持調查、探求“卡廷慘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了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蘇聯和波蘭組成了由自由曆史學家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卡廷慘案”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才慢慢揭開“卡廷慘案”發生的經過。
正義不會缺席
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蘇聯按照蘇德密約入侵波蘭東部。9月18日，波軍總司令雷茲·西米格威元帥與蘇軍經過10多個小時的談判，達成協議後向波軍發布命令：蘇聯不是交戰國，不要抵抗。波軍絕大多數人執行了這一命令，隨後約有25萬波蘭軍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蘇聯。這批人一到蘇聯立刻成為戰俘，失去了蘇波協議規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給由貝利亞領導的內務部戰俘營。下一步，蘇聯方麵決心消滅這批戰俘中反對蘇德瓜分波蘭的“骨幹”力量。到1939年12月，經蘇聯內務部戰俘局逐個甄別後，大約2.2萬波蘭軍官和教授、律師、醫生、公務員等各界精英被篩選出來。
1940年3月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長）貝利亞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計劃，將這2.2萬波蘭人全部槍決。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領導立即親筆簽字，批準了這項秘密屠殺計劃。於是，“卡廷慘案”發生了。
從1940年4月4日起，波蘭戰俘營內，每天都有人被帶上汽車，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裏的卡廷森林、加裏寧和查格羅夫。槍殺處決從夜晚開始，直到次日淩晨。行刑時，用一台鼓風機發出巨大的響聲以掩蓋槍聲。處決使用的是特地從莫斯科運來的德國造7.65毫米手槍或左輪手槍，這是“蓋世太保”專用的手槍。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後銬住雙手，帶進一個用毛氈封閉的小房間，隨即被從後腦槍殺。屍體隨即從對門搬出，然後下一個受刑人被帶入。被害人的屍體被分別掩埋在卡廷森林、加裏寧和查格羅夫三個地方，每個墓坑都掩埋著重疊達12層的屍體。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向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移交權力時，一起打開了一份印有“永不開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特級絕密檔案。開啟封印看到文件後，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頭發都豎起來了”，“我們無權向波蘭人民隱瞞事實真相，我們當即認為不論後果如何都應該向波蘭方麵通報”。
1992年10月4日，葉利欽派特使到波蘭，將這卷蘇共中央政治局特級絕密檔案的副本交給波蘭。波蘭總統瓦文薩接過密檔，聲音嘶啞地說：“我感到全身顫抖。”密檔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親筆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蘇共（布）中央的決定”。
該誰的罪誰認，你如果不想認，曆史也會幫你認。正義有時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在絞刑架前認罪
紐倫堡審判曆時218天，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閉庭。法庭對納粹德國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處絞刑的有12人：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外長裏賓特洛甫，陸軍元帥凱特爾，中央安全局局長卡爾藤布魯納，納粹黨思想領袖、東方占領區事務部長羅森堡，納粹黨司法領袖、波蘭占領區總督弗朗克，納粹黨立法領袖、內政部長弗利克，反猶刊物《前鋒報》主編施特萊歇爾，陸軍總參謀長、陸軍大將約德爾，衝鋒隊和黨衛軍將軍紹克爾，奧地利總督英誇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絞刑的是馬丁·鮑曼，他在希特勒死後任納粹黨黨務書記。鮑曼作為納粹黨秘書長、希特勒私人秘書，掌握著納粹黨的錢袋，人稱“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權後期，權勢日隆。鮑曼一直以詭計多端著稱，善於內鬥，陷害過很多人，與戈林關係不睦。據說，隆美爾元帥被卷入刺殺希特勒案件，也與他有關。關於鮑曼的死因，有一種說法是，鮑曼在希特勒自殺後離開總理府，遇到蘇軍炮火阻隔，絕望中與希特勒的私人醫生施圖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殺。1972年，他們的遺體在西柏林中央車站鋪設地下管線時被發現。
除了判處絞刑的戰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繼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兩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軍元帥鄧尼茨被判處10年徒刑。
另外，納粹德國第一任內閣副總理巴本，國家銀行總裁、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成員沙赫特，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弗裏切，這三人被宣判無罪，予以釋放。
紐倫堡法庭閉庭後，被告裏賓特洛甫、弗朗克、英誇特、鄧尼茨等六人先後上訴，要求減刑。戈林也上訴，要求改絞刑為槍決。所有上訴均被駁回，一律維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爾上訴，要求改無期徒刑為槍決，也被駁回。
1946年10月16日淩晨，在紐倫堡監獄，開始對被判處絞刑的納粹戰犯執行處決。
此時，戈林又玩花樣。他在行刑前兩小時瞞過看守，吞服氰化鉀自殺身亡。戈林是從哪兒獲得的這種致命毒藥，至今仍無法查明。不管怎麽說，戈林總算不得善終。
最終，有10名納粹甲級戰犯上了絞刑架。這些戰犯上絞刑架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喊希特勒萬歲，就算最狂熱的納粹戰犯也頂多說句：我不該死，我不認罪。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
納粹戰犯弗朗克在上絞刑架的時候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同納粹劃清界限
對德國來說，紐倫堡審判是黑暗曆史的結束，也是同納粹的過去劃清界限的開始。德意誌民族從此開始了對曆史的反思。
納粹黨、黨衛軍、“蓋世太保”都被宣布為犯罪組織。如果你加入過納粹黨黨衛軍，你就屬於犯罪組織成員，即使你現在退出了，曾經也是犯罪組織成員。納粹戰犯大多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而日本戰犯上絞刑架的時候，喊“大日本帝國萬歲”“天皇陛下萬歲”，而且是一個人領頭，大家齊聲三呼萬歲，然後上絞刑架。這就是說，連德國納粹戰犯，臨終的時候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做了懺悔，而日本戰犯就是不認罪。
戰後，美、蘇、英、法四國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蘇聯占領區就是後來的民主德國，英、法、美的占領區就是後來的聯邦德國。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先生是盟軍從集中營裏放出來的。老爺子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魏瑪共和國時期就是德國的政治家，反對納粹。納粹黨一上台，他就進了集中營。這老爺子也真能活，那麽多年居然沒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來之後，他比蘇聯人都恨納粹。
德國的非納粹化到什麽程度呢？在德國，買賣第三帝國時代的紀念品是違法行為。你從德國老兵手裏買了一枚德國的鐵十字勳章，你不是崇拜納粹，就是覺得這勳章特好看。你帶出海關了，算你小子走運，要被人查出來了，你弄不好會被判刑的。國家公職人員如果散布跟納粹有關的言論、在大庭廣眾之下行納粹舉手禮，都要判刑。
可見德國人的悔改意識非常明顯，所以勃蘭特才會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給大屠殺紀念碑下跪。蒙蒙細雨之中，也沒人給他打傘，就直接跪在那兒了。碑上的遇難者不是勃蘭特殺的，他是一個堅定的反納粹戰士。但是，他說，我為德國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懺悔，這些人雖不是我殺的，但是被我的同胞們殺害的，所以我要懺悔。當時世界報刊評論說，勃蘭特跪下去，德國人就站了起來。
所以說，德國的反思非常徹底，很了不起。
02.東京審判得與失
一堂生動的司法正義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號稱“武運長久”的大日本帝國終於像案板上的肉一樣，動彈不得了。日本人欣賞鯉魚的不畏刀俎，他們真的是那樣嗎？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戰犯名單確定，裏麵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國精英”，前首相東條英機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軍到東條家準備抓他的時候，東條照著胸脯上畫好圓圈的位置開了一槍，可是沒打中（心髒畸形呈長條狀）。美軍聽到槍響，衝進屋內，看見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豬堅強”一樣要水喝，喝完還要，痛苦的臉扭曲著，仍在開口：“這麽長時間才死，我真遺憾。大東亞戰爭是正當的、正義的。我對不起我國和大東亞各國所有民族。我不願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審。我等待著曆史的公正裁決。”東條說這些沒用，他還能說話就很招人煩！想弄死自己有那麽難嗎？學學阿南惟幾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爭氣”的家夥！畫好圈瞄準，都打偏了！這足以說明惡魔和普通人一樣也怕死。東條被及時送到醫院救活過來。
自殺時不讓你死，根據你的罪行進行審判，讓你聽到判決才處理你。美國人給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動的司法正義課。
1946年1月19日，經盟國授權，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頒布了《特別通告》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在東京正式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準備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正式起訴。一天後，起訴書被送到全體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開第一次公開會議，開始審理東條英機等戰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檢察官季南宣讀42頁的起訴書，曆數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
把戰犯送上絞刑架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定大法官的時候，原本隻有9個國家有資格派出法官。其中隻有一個真正的亞洲國家，那就是中國。為了彰顯這是屬於亞洲人的審判，才又增加了菲律賓和印度的法官，這樣就有11國派出法官。中國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學美國的法學家梅汝璈先生。
“東京審判”曠日持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審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顧往昔，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深深地改變過中國的曆史。我們遍體鱗傷地坐到了審判席上，但審判對我們來說並不習慣。
因此，中國對“東京審判”的初期準備並不細致。以至於原29軍副軍長秦德純在證人席上無詞以對，當法官讓他舉證日軍暴行時，他說：“日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法官讓他談具體點兒，他卻又重複一遍：“日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法官氣得差點兒把他轟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儀倒是表現不錯，他連續八天出庭舉證，將滿洲的“帝王生涯”描繪得有聲有色，淡定的發揮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皇帝”畢竟沒有白當！
審判進行到後期，圍繞對戰犯的量刑問題，法官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遠東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國家在二次大戰中沒有過多遭受日軍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他們因此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有的法官則由於國內刑法廢除了死刑，而不讚同對戰犯處以死刑，還有的則以人道主義為由，反對處死罪大惡極的戰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日軍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使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
鑒於此，梅汝璈主張對日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下，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土肥原賢二等7名主要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話，或許能讓人更深刻地理解什麽是戰爭和曆史：“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對正義的嘲諷
東京審判的被告，最初是28人，但日本前外交大臣鬆岡洋右和前海軍大將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裝瘋，所以最後接受判決的共25人。
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戰犯共有7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鬆井石根、武藤章。
1948年12月23日淩晨，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被絞死在東京巢鴨監獄的死刑架上。臨刑前，他們都大聲高呼：“天皇萬歲！”這樣的結局，對他們7個來說，就像《無間道》演到最後的那句台詞：你挑的！
除了被判絞刑的7人之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16人處以無期徒刑：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島田繁太郎、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對兩人處以有期徒刑：東鄉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從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國也在國內設立了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截至1947年底，各軍事法庭共受理戰犯案件2435件，已判決的318件，不起訴的661件，經國防部核定判處死刑的110件。其中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穀壽夫被判處死刑，綁赴南京中華門外執行槍決。
後來，由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轉向，美國對日本戰犯采取了寬大政策。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滿刑期的戰犯都得到了赦免。
之後，一些戰犯和曾經被清洗的人再次擔任了公職。人稱“昭和之妖”的甲級戰犯岸信介還擔任了首相，他的內閣成員“由大臣到長官，曾經被清洗的人數達到了一半左右”。在回憶錄中，岸信介得意地說：“自民黨是我搞起來的，日本的命運隻能由自民黨來掌握。”這是對正義的嘲諷。由此也可以看出，右翼勢力在日本仍然猖狂。
日本天皇仍逍遙
為什麽日本的反法西斯措施就很不到位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保留了天皇。
二戰後，美國的駐日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五星上將成了日本的“太上皇”，他按照自己的意圖改造日本。
1945年9月底，有人預約求見麥克阿瑟。來人正是裕仁天皇。27日上午，他從皇宮出來，身著燕尾服、條紋褲，戴著禮帽，前往麥克阿瑟官邸。天皇親自出來見人是罕見的，也不能說沒有先例。當年溥儀做“滿洲國皇帝”的時候訪問日本，天皇也去車站迎接過。但這次的心態完全不同，上次是迎接傀儡，這次是看看自己還能不能當傀儡。
裕仁天皇在參謀人員的指引下來到麥克阿瑟的客廳，兩個不熟識的男人碰麵了。麥克阿瑟拿出一支美國香煙遞過去，天皇趕緊雙手接受這份饋贈，麥克阿瑟又上前親自為他點燃。那一刻，他驚奇地看到日本最高統治者的手在顫抖！這位天皇可能畏懼自己將受到的懲罰。
其實，麥克阿瑟早就打算“挾天皇以令日本”，不懲罰天皇，而是借助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來實現美國的利益最大化。他看到天皇的威力大大的，一聲令下，300多萬日本兵全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所以千萬不能處理天皇。
過了一會兒，天皇開口了：“麥克阿瑟將軍，我到您這兒來，是為了接受您所代表的各國的裁決。我對我國在這次戰爭中所做的一切政治、軍事決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動，負全部責任。”這一發言令人震驚。天皇還是有勇氣的，至少他表現出了勇氣，或許他是想探一探麥克阿瑟的底牌。
麥克阿瑟顯然被天皇的“真誠”打動，應該救贖有勇氣的人，他在第一時間就確認這個日本人能合作，而且可以共擔改造日本的艱巨使命。於是，天皇被放過了，他沒有罪。
問題就出來了，日本軍人認為，我是為了天皇打仗，他都沒罪，我們更沒罪，我們不反思。
於是，很多日本戰犯就獲得了赦免。戰後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1928年是駐奉天總領事，參與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很多侵華陰謀都有他的份兒。在東條英機內閣時，他是工商大臣和殖民大臣，因為反對跟英、美開戰而辭職。按說這個人對中國是罪惡滔天，但因為他反對和英、美開戰，所以也什麽事兒沒有，居然還長期擔任首相。
這多沒天理啊！德國是反納粹的鬥士當總理，日本是戰爭罪犯當首相。所以，日本軍國主義的餘毒就沒被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