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水果中最有特色或最神秘的一種叫“釋迦”，因為它的外形很像釋迦牟尼佛像的佛螺髻（頭發部位），不過我卻直呼它“番荔枝”，早就見怪不怪了。
從小我家與植物學家曾滄江為鄰，都住在國光三樓，我家17號，他家19號，有幸作了17年(1957－1974)的鄰居，同處一個小院落。曾滄江在院落裏身體力行種了一株奇異的果樹“番荔枝”，結出顆顆灰綠色拳頭大小的果實。每每果熟,曾家都有饋贈,讓小小的我早就有機會鑒賞這樣神秘的水果。當時國家還花了8個美元，從南洋進口了兩株“短穗魚尾葵”，其中一株就由曾滄江親自照料，種在我們的小院落裏，曆時九年，終於樹高八米，並開花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由此開始逐步推開，如今遍布廈門島內島外這種高大秀美的觀賞樹其實都是我們小院落裏那株母樹的子子孫孫。
無論是“番荔枝”，還是“短穗魚尾葵”，都令我有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感覺。因為原來我們家是住在大南十號的花園別墅，從1951年一直住到1957年，後因父親被打成右派，才不得不搬往國光三，雖然失去了花園，卻意外地親近了神秘的番荔枝和魚尾葵，更愉快的是，家父在與曾滄江的聊天裏，不同學科的交融與碰撞很有意思,我總是很喜歡在一旁悄悄聆聽,特別喜歡聽曾滄江講植物界的林林總總，因此而潛移默化,因此而滿心滋潤。
曾滄江比我父親要年輕,按理哥哥和我應稱呼他“曾叔叔”,但我們兄弟卻情不自禁地稱呼他“曾伯伯”，一方麵出於尊敬，另一方麵則因為他的用功和勤奮，頭發早早就花白了。
長大之後，我才漸漸明白，遠親不如近鄰的道理，更難能可貴的是，父親當時是右派,乃“戴罪之身”，且被迫害得雙目失明,而身為青年教師的曾滄江卻毫不忌諱，稱呼我父親為“鄭先”，經常來我們家裏坐坐，談各方麵的信息，給了黑暗中“罪人”很大的寬慰。
曾滄江是一位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漢子，特殊時期時生物係有一位學生曾兆鏘被人殺害，他那悲憤之情溢於言表，至今想起依然曆曆在目。有一年台風,校園裏倒了不少大樹,主要是銀樺,主幹道上倒得橫七豎八的,曾滄江憤憤然,說當初“校園組”種銀樺取代大葉桉，他就告訴他們銀樺根淺，根本抗不住台風。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話根本無人搭理。
1971年我在插隊落戶的時候，不幸患上了急性腎盂腎炎，好轉出院後還有殘留的症狀，很有可能轉為慢性疾病，正是曾滄江及時送來的青草藥使我完全康複，記得那草藥裏有冬青的根。
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曾滄江開始了他大有作為的新時期，《中國植物誌》裏的很多詞條，都是他和何景老教授一起的權威認證。而經過他鍥而不舍的努力，“短穗魚尾葵”在閩南大地完全紮下了根，並茁壯成長，他是我國名副其實的“短穗魚尾葵之父”。
由於操勞過渡，八十年代初曾滄江教授不幸病重在家調養，本來病情已經有了好轉，但因為有一位上門討教的外地學者，他不顧病體而欣然迎候並熱情接待，就在傳道授業的當頭，突然像戰士一樣倒下，英年早逝，實在令人扼腕，雙目失明的家父在學生的攙扶下出席追悼會，忍不住老淚縱橫。所幸的是曾滄江畢竟享有了新時期最初的陽光，他和夫人陳勤娘合作的論文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認可，一雙愛子曾琨章和曾偉章也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重點大學。
我人到中年，悄悄愛上了散文，寫了不少像《大葉桉》、《懷念老樹》、《梅海嶺上》等涉樹的文字，字裏行間影影綽綽，都有曾滄江教授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當年播下的科普啟蒙的種子。有一次我到外地參加大型的茶文化活動，不經意間聽到一種“苦丁茶”的介紹，稱該茶“是1981年5月經廈門大學生物係曾滄江教授鑒定，定名為苦丁茶冬青(ticxkudingcha
tg)”我忍不住霍地站起身來，一時激動，眼睛都有些濕潤了，其時曾滄江教授已經去世20多年了，我感慨不已，思考著關於生命的寬度和長度的命題……
從小我家與植物學家曾滄江為鄰，都住在國光三樓，我家17號，他家19號，有幸作了17年(1957－1974)的鄰居，同處一個小院落。曾滄江在院落裏身體力行種了一株奇異的果樹“番荔枝”，結出顆顆灰綠色拳頭大小的果實。每每果熟,曾家都有饋贈,讓小小的我早就有機會鑒賞這樣神秘的水果。當時國家還花了8個美元，從南洋進口了兩株“短穗魚尾葵”，其中一株就由曾滄江親自照料，種在我們的小院落裏，曆時九年，終於樹高八米，並開花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由此開始逐步推開，如今遍布廈門島內島外這種高大秀美的觀賞樹其實都是我們小院落裏那株母樹的子子孫孫。
無論是“番荔枝”，還是“短穗魚尾葵”，都令我有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感覺。因為原來我們家是住在大南十號的花園別墅，從1951年一直住到1957年，後因父親被打成右派，才不得不搬往國光三，雖然失去了花園，卻意外地親近了神秘的番荔枝和魚尾葵，更愉快的是，家父在與曾滄江的聊天裏，不同學科的交融與碰撞很有意思,我總是很喜歡在一旁悄悄聆聽,特別喜歡聽曾滄江講植物界的林林總總，因此而潛移默化,因此而滿心滋潤。
曾滄江比我父親要年輕,按理哥哥和我應稱呼他“曾叔叔”,但我們兄弟卻情不自禁地稱呼他“曾伯伯”，一方麵出於尊敬，另一方麵則因為他的用功和勤奮，頭發早早就花白了。
長大之後，我才漸漸明白，遠親不如近鄰的道理，更難能可貴的是，父親當時是右派,乃“戴罪之身”，且被迫害得雙目失明,而身為青年教師的曾滄江卻毫不忌諱，稱呼我父親為“鄭先”，經常來我們家裏坐坐，談各方麵的信息，給了黑暗中“罪人”很大的寬慰。
曾滄江是一位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漢子，特殊時期時生物係有一位學生曾兆鏘被人殺害，他那悲憤之情溢於言表，至今想起依然曆曆在目。有一年台風,校園裏倒了不少大樹,主要是銀樺,主幹道上倒得橫七豎八的,曾滄江憤憤然,說當初“校園組”種銀樺取代大葉桉，他就告訴他們銀樺根淺，根本抗不住台風。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話根本無人搭理。
1971年我在插隊落戶的時候，不幸患上了急性腎盂腎炎，好轉出院後還有殘留的症狀，很有可能轉為慢性疾病，正是曾滄江及時送來的青草藥使我完全康複，記得那草藥裏有冬青的根。
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曾滄江開始了他大有作為的新時期，《中國植物誌》裏的很多詞條，都是他和何景老教授一起的權威認證。而經過他鍥而不舍的努力，“短穗魚尾葵”在閩南大地完全紮下了根，並茁壯成長，他是我國名副其實的“短穗魚尾葵之父”。
由於操勞過渡，八十年代初曾滄江教授不幸病重在家調養，本來病情已經有了好轉，但因為有一位上門討教的外地學者，他不顧病體而欣然迎候並熱情接待，就在傳道授業的當頭，突然像戰士一樣倒下，英年早逝，實在令人扼腕，雙目失明的家父在學生的攙扶下出席追悼會，忍不住老淚縱橫。所幸的是曾滄江畢竟享有了新時期最初的陽光，他和夫人陳勤娘合作的論文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認可，一雙愛子曾琨章和曾偉章也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重點大學。
我人到中年，悄悄愛上了散文，寫了不少像《大葉桉》、《懷念老樹》、《梅海嶺上》等涉樹的文字，字裏行間影影綽綽，都有曾滄江教授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當年播下的科普啟蒙的種子。有一次我到外地參加大型的茶文化活動，不經意間聽到一種“苦丁茶”的介紹，稱該茶“是1981年5月經廈門大學生物係曾滄江教授鑒定，定名為苦丁茶冬青(ticxkudingcha
tg)”我忍不住霍地站起身來，一時激動，眼睛都有些濕潤了，其時曾滄江教授已經去世20多年了，我感慨不已，思考著關於生命的寬度和長度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