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期中的1974年是一個有故事的年份，廈門大學一個新的專業——日語專業在這一年開始招生，這是該校在特殊時期期間創辦的唯一新專業。當時滿目瘡痍的廈大在一大半舊專業都還沒恢複的背景下，卻創辦了一個新專業，也堪稱奇跡了。首屆20名工農兵學員從全國各地被推薦入校，其中有8名現役軍人，都是海軍。
為了我有工作，父親在這一年毅然提前退休，我也在這一年正式“補員”進入廈大，從一個上山下鄉知青變成了廈大外文食堂的炊事員。每每看見食堂櫥窗外的大學生有說有笑，我這個同齡人總是羨慕得流口水，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夜夜都做“大學夢”。我掐指一算，如果沒有特殊時期，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那麽1974年我們雙十中學68屆初中生（三二製）正好大學畢業，可在當時我隻能依靠父親的孤注一擲來為自己謀一個僅能糊口的重體力勞動崗位。
我不僅晚上做夢，白天也做“白日夢”。我注意到當時“教育革命”的一些動態和提法，於是審時度勢，給當時的“廈大外文係革命領導小組”和“駐外文係工人、解放軍毛主席思想宣傳隊”寫了一封信，強烈要求批準我“半工半讀”，並自詡“這是教育革命在新形式下的一種大膽嚐試”。為了改變命運，我一個68屆的初中生在挖空心思拚命掙紮。
我的“革命要求”自然無法實現，但“外文係革命領導小組”給我的回複中充分肯定了我想參與“教育革命”的願望，提出作好本職工作就是對“教育革命”最大的參與，但同時把我安排在日語專業學生團支部，並隔三差五安排我參與日語專業學生的學工、學軍和學農等形形色色的“開門辦學”活動。這真的很奇妙，我帶薪以教職工的身份參與學生的上述活動，這就階段性地逃離食堂繁重的體力勞動，真是如魚得水，感激當時外文係領導吳彥汀、劉珍馨、紀太平等在特殊時期給了苦命的我以最大的人生關照。我也由此乘機偷學了英語和日語，並貪婪地閱讀了所有能抓到手的文學作品，曲線實施“半工半讀”，為日後命運的轉機積累了不可或缺的養分。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我的個案很可能絕無僅有。
我和這個日語班級的同學在相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從未歧視過我這個“編外同學”，特別是那些海軍指戰員更是把我當兄弟一般看待，沒有因為我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炊事員而另眼相看。
記得海軍學員裏有人有照相機，在當時可是稀罕的東東，這讓我留下了下部隊“學軍”的大量軍事鏡頭。那時的大學生學軍絕對的真刀真槍，下連隊同住同吃同站崗，我因此體驗了多月的軍人生活。現在想想，我這個“右派子女”能混入革命隊伍，實際上是好些善良的基層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
我還珍藏有1974年與日語專業海軍同學在廈大校門口的合影，左邊的小方是將軍的兒子，其父是當時東海艦隊的司令，右邊的小臧，當時就是青年海軍軍官。這張照片上我的衣領處依稀可見內裏的海魂衫，這是當時小方送給我的海軍衫。2014年春天，為了紀念廈門大學首屆日語專業學生入校40周年（1974－2014）在福州舉行大聚會，我這個“編外學員”也受到了邀請，活動中我與小方、小臧40年後再度合影一張，背後是永泰青雲山瀑布，那長長的水流不正是我們友誼的寫照？人生能有幾個四十年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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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我有工作，父親在這一年毅然提前退休，我也在這一年正式“補員”進入廈大，從一個上山下鄉知青變成了廈大外文食堂的炊事員。每每看見食堂櫥窗外的大學生有說有笑，我這個同齡人總是羨慕得流口水，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夜夜都做“大學夢”。我掐指一算，如果沒有特殊時期，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那麽1974年我們雙十中學68屆初中生（三二製）正好大學畢業，可在當時我隻能依靠父親的孤注一擲來為自己謀一個僅能糊口的重體力勞動崗位。
我不僅晚上做夢，白天也做“白日夢”。我注意到當時“教育革命”的一些動態和提法，於是審時度勢，給當時的“廈大外文係革命領導小組”和“駐外文係工人、解放軍毛主席思想宣傳隊”寫了一封信，強烈要求批準我“半工半讀”，並自詡“這是教育革命在新形式下的一種大膽嚐試”。為了改變命運，我一個68屆的初中生在挖空心思拚命掙紮。
我的“革命要求”自然無法實現，但“外文係革命領導小組”給我的回複中充分肯定了我想參與“教育革命”的願望，提出作好本職工作就是對“教育革命”最大的參與，但同時把我安排在日語專業學生團支部，並隔三差五安排我參與日語專業學生的學工、學軍和學農等形形色色的“開門辦學”活動。這真的很奇妙，我帶薪以教職工的身份參與學生的上述活動，這就階段性地逃離食堂繁重的體力勞動，真是如魚得水，感激當時外文係領導吳彥汀、劉珍馨、紀太平等在特殊時期給了苦命的我以最大的人生關照。我也由此乘機偷學了英語和日語，並貪婪地閱讀了所有能抓到手的文學作品，曲線實施“半工半讀”，為日後命運的轉機積累了不可或缺的養分。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我的個案很可能絕無僅有。
我和這個日語班級的同學在相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從未歧視過我這個“編外同學”，特別是那些海軍指戰員更是把我當兄弟一般看待，沒有因為我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炊事員而另眼相看。
記得海軍學員裏有人有照相機，在當時可是稀罕的東東，這讓我留下了下部隊“學軍”的大量軍事鏡頭。那時的大學生學軍絕對的真刀真槍，下連隊同住同吃同站崗，我因此體驗了多月的軍人生活。現在想想，我這個“右派子女”能混入革命隊伍，實際上是好些善良的基層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
我還珍藏有1974年與日語專業海軍同學在廈大校門口的合影，左邊的小方是將軍的兒子，其父是當時東海艦隊的司令，右邊的小臧，當時就是青年海軍軍官。這張照片上我的衣領處依稀可見內裏的海魂衫，這是當時小方送給我的海軍衫。2014年春天，為了紀念廈門大學首屆日語專業學生入校40周年（1974－2014）在福州舉行大聚會，我這個“編外學員”也受到了邀請，活動中我與小方、小臧40年後再度合影一張，背後是永泰青雲山瀑布，那長長的水流不正是我們友誼的寫照？人生能有幾個四十年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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