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和伊斯坦布爾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一樣，小時候我對拜占庭沒什麽興趣。這詞兒讓我聯想起詭異、留胡子、穿黑袍的希臘東正教神父，穿越市區的水道橋、聖索菲亞教堂以及老教堂的紅磚牆。對我而言，這些東西是遙遠年代的殘跡，用不著去了解。甚至征服拜占庭的奧斯曼人似乎也非常遙遠。畢竟這些東西已被我們這些人所屬的第一代“新文明”所取代。但即使奧斯曼人聽起來就像科丘描述的那般古怪，至少我們還認得他們的名字。被征服之後不久，他們便不留痕跡地消失了，或者大家是這麽告訴我的。沒有人告訴過我，他們的子孫後代如今在貝尤魯經營鞋店、糕餅鋪和縫紉用品店。他們是家族企業，當我們去布店，我母親想看看窗簾用的錦緞或坐墊套用的絨布時，聽見的背景聲音就是父親、母親和女兒以連珠炮般的希臘話彼此閑聊。之後回到家，我喜歡模仿他們古怪的語言，以及櫃台前的女孩同父母說話時激動的手勢。
從家人對我的模仿所作的回應，我知道希臘人就像城裏的窮人和郊區的居民，不太“高尚”。我想必然跟“征服者”默梅特從他們手中奪走城市有關。慶祝伊斯坦布爾的征服五百周年——有時稱之為“偉大奇跡”——是1953年的事，在我出生後的一年，但我可不認為這項奇跡哪兒特別有趣，除了發行的係列紀念郵票之外。一張郵票展示的是出現在夜裏的船，另一張則展示貝利尼所繪的“征服者”默梅特，第三張則展示魯梅利堡壘的高塔，因此可說這一切猶如一隊遊行行列，展現與征服有關的所有神聖形象。
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東方還是西方，隻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曆史事件。對西方人來說，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東方人來說則是伊斯坦布爾的征服。若幹年後，我的妻子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在考試中使用“征服”一詞，她的美國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義情結”。事實上，她使用這詞不過是因為在土耳其念中學時學的是這種用法。由於她母親有俄國血統，她可說是較同情東正教徒的。也或許她不認為是“陷落”或“征服”，感覺更像是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倒黴人質，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別無選擇。西化運動和土耳其民族主義促使伊斯坦布爾開始慶祝“征服”。20世紀一開始，這座城市僅有半數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臘後裔。在我小時候，城裏較直言的民族主義者所持的觀點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詞的人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他們抱著民族統一的夢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統治這座城市的希臘人回來驅逐占領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們變成次等公民。於是，民族主義者堅持用“征服”一詞。相對而言，奧斯曼人卻願意把他們的城市稱為“君士坦丁堡”。
即使在我的時代，致力於共和國西化的土耳其人也慎防太強調“征服”一詞。總統拜亞爾和首相曼德勒斯兩人皆未出席1953年的五百周年慶典。盡管慶祝活動已計劃多年，最後一刻卻認為此種做法可能冒犯希臘人和土耳其的西方盟國。冷戰時期才剛開始，而身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不希望提醒世界有關征服的事。然而三年後，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謂的“征服熱”，任憑暴民在城內胡作非為，搶奪希臘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財物。不少教堂在暴動期間遭破壞，神甫遭殺害，西方史學家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記事中描述的殘暴因而重演。事實上，土耳其政府和希臘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數族裔當作人質的地緣政治罪，也因此過去50年來離開伊斯坦布爾的希臘人多過1453年以後的50年。
1955年，英國離開塞浦路斯，希臘準備接管整個島的時候，土耳其的一名特務人員，往希臘城市薩羅尼加土耳其國父出生的房子扔了一枚炸彈。土耳其各大報以特刊傳播此一消息後，仇視城內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廣場，燒毀、破壞並洗劫我母親和我曾去貝尤魯逛過的所有商店之後，整個晚上在其他城區幹相同的事情。
一群群暴亂分子極為狂暴，在歐塔廓伊、巴魯克爾、薩瑪提亞（samatya）和費內爾（fener）等希臘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引起極大恐慌。他們不僅焚燒洗劫希臘雜貨店和乳製品店，還破門而入，蹂躪希臘和亞美尼亞婦女。因此，說暴亂分子跟“征服者”默梅特攻陷城市後大肆洗劫的士兵們一樣殘暴，並非毫無道理。後來才發現，這次暴動——恐怖持續兩天，使這座城市比東方主義者的夢魘更像地獄——的組織者有政府支持，他們在政府的縱容下劫掠城市。
因此，當天整個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個非回教徒都冒著被暴民處死的風險。隔天早晨，貝尤魯的商店成了一片廢墟，窗戶被砸碎，門被踢開，商品不是遭掠奪就是被痛快地摧毀。到處撒滿衣服、地毯、布匹、翻覆的冰箱、收音機和洗衣機，街上堆滿破碎的瓷餐具、玩具（最好的玩具店都在貝尤魯）、廚具、當時很時興的魚缸和吊燈所殘留的碎片。在腳踏車、翻覆焚毀的汽車、劈爛的鋼琴、倒在布料滿地的街上凝視天空的殘破假人模特兒當中，有三三兩兩鎮壓暴亂的坦克車，卻來得太遲。
若幹年後，我的家人長篇大論地講述這些暴動，因此細節之生動仿佛我親眼看過。
基督徒家庭清理他們的商店和家園時，我的家人回想起我伯父和祖母從一扇窗奔往下一扇窗，愈來愈恐慌地看著憤怒的暴民在我們街上走來走去，砸碎商店玻璃，咒罵希臘人、基督徒、有錢人。不時有人群聚集在我們的公寓外頭，但正好我哥哥才剛培養了一個愛好，迷戀上阿拉丁的店出售的土耳其小國旗（或許是想利用當時風靡全國的高漲民族主義情操吧），他在我伯父的“道奇”車上掛了一麵旗，我們認為，憤怒的暴民因為它才沒把車弄翻，甚至還放了窗戶一馬。
從家人對我的模仿所作的回應，我知道希臘人就像城裏的窮人和郊區的居民，不太“高尚”。我想必然跟“征服者”默梅特從他們手中奪走城市有關。慶祝伊斯坦布爾的征服五百周年——有時稱之為“偉大奇跡”——是1953年的事，在我出生後的一年，但我可不認為這項奇跡哪兒特別有趣，除了發行的係列紀念郵票之外。一張郵票展示的是出現在夜裏的船，另一張則展示貝利尼所繪的“征服者”默梅特，第三張則展示魯梅利堡壘的高塔，因此可說這一切猶如一隊遊行行列，展現與征服有關的所有神聖形象。
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東方還是西方，隻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曆史事件。對西方人來說，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東方人來說則是伊斯坦布爾的征服。若幹年後，我的妻子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在考試中使用“征服”一詞，她的美國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義情結”。事實上，她使用這詞不過是因為在土耳其念中學時學的是這種用法。由於她母親有俄國血統，她可說是較同情東正教徒的。也或許她不認為是“陷落”或“征服”，感覺更像是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倒黴人質，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別無選擇。西化運動和土耳其民族主義促使伊斯坦布爾開始慶祝“征服”。20世紀一開始，這座城市僅有半數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臘後裔。在我小時候，城裏較直言的民族主義者所持的觀點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詞的人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他們抱著民族統一的夢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統治這座城市的希臘人回來驅逐占領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們變成次等公民。於是，民族主義者堅持用“征服”一詞。相對而言，奧斯曼人卻願意把他們的城市稱為“君士坦丁堡”。
即使在我的時代，致力於共和國西化的土耳其人也慎防太強調“征服”一詞。總統拜亞爾和首相曼德勒斯兩人皆未出席1953年的五百周年慶典。盡管慶祝活動已計劃多年，最後一刻卻認為此種做法可能冒犯希臘人和土耳其的西方盟國。冷戰時期才剛開始，而身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不希望提醒世界有關征服的事。然而三年後，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謂的“征服熱”，任憑暴民在城內胡作非為，搶奪希臘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財物。不少教堂在暴動期間遭破壞，神甫遭殺害，西方史學家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記事中描述的殘暴因而重演。事實上，土耳其政府和希臘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數族裔當作人質的地緣政治罪，也因此過去50年來離開伊斯坦布爾的希臘人多過1453年以後的50年。
1955年，英國離開塞浦路斯，希臘準備接管整個島的時候，土耳其的一名特務人員，往希臘城市薩羅尼加土耳其國父出生的房子扔了一枚炸彈。土耳其各大報以特刊傳播此一消息後，仇視城內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廣場，燒毀、破壞並洗劫我母親和我曾去貝尤魯逛過的所有商店之後，整個晚上在其他城區幹相同的事情。
一群群暴亂分子極為狂暴，在歐塔廓伊、巴魯克爾、薩瑪提亞（samatya）和費內爾（fener）等希臘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引起極大恐慌。他們不僅焚燒洗劫希臘雜貨店和乳製品店，還破門而入，蹂躪希臘和亞美尼亞婦女。因此，說暴亂分子跟“征服者”默梅特攻陷城市後大肆洗劫的士兵們一樣殘暴，並非毫無道理。後來才發現，這次暴動——恐怖持續兩天，使這座城市比東方主義者的夢魘更像地獄——的組織者有政府支持，他們在政府的縱容下劫掠城市。
因此，當天整個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個非回教徒都冒著被暴民處死的風險。隔天早晨，貝尤魯的商店成了一片廢墟，窗戶被砸碎，門被踢開，商品不是遭掠奪就是被痛快地摧毀。到處撒滿衣服、地毯、布匹、翻覆的冰箱、收音機和洗衣機，街上堆滿破碎的瓷餐具、玩具（最好的玩具店都在貝尤魯）、廚具、當時很時興的魚缸和吊燈所殘留的碎片。在腳踏車、翻覆焚毀的汽車、劈爛的鋼琴、倒在布料滿地的街上凝視天空的殘破假人模特兒當中，有三三兩兩鎮壓暴亂的坦克車，卻來得太遲。
若幹年後，我的家人長篇大論地講述這些暴動，因此細節之生動仿佛我親眼看過。
基督徒家庭清理他們的商店和家園時，我的家人回想起我伯父和祖母從一扇窗奔往下一扇窗，愈來愈恐慌地看著憤怒的暴民在我們街上走來走去，砸碎商店玻璃，咒罵希臘人、基督徒、有錢人。不時有人群聚集在我們的公寓外頭，但正好我哥哥才剛培養了一個愛好，迷戀上阿拉丁的店出售的土耳其小國旗（或許是想利用當時風靡全國的高漲民族主義情操吧），他在我伯父的“道奇”車上掛了一麵旗，我們認為，憤怒的暴民因為它才沒把車弄翻，甚至還放了窗戶一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