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福樓拜於伊斯坦布爾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50年10月，奈瓦爾造訪伊斯坦布爾的七年後，福樓拜來到此地，帶來他的作家攝影師朋友德康，以及他剛在貝魯特染上的梅毒病。他待在此地近五個月，雖然他在從雅典寄給布勒（louis bouillet）的信中說“至少得（在伊斯坦布爾）待上半年”，福樓拜的話，我們卻不必太認真，因為他這個人思念拋在身後的一切。我們從日期旁邊注明“君士坦丁堡”的多封信中清楚得知，自啟程以來，他最思念位於盧昂的家、他的書房、為他的遠行痛哭流涕的母親，他熱切地希望盡快返家。
福樓拜按照奈瓦爾的行程，途經開羅、耶路撒冷和黎巴嫩，來到伊斯坦布爾。和奈瓦爾一樣，他越來越厭倦在這些地方看見的醜惡冷酷、神秘的東方情調——他對自己的幻想已經生厭，現實戰勝了他，這些現實比他的夢想愈發“東方”，因此伊斯坦布爾激不起他的興趣。（他原本計劃待三個月。）事實上，伊斯坦布爾不是他要尋找的東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倫的西安納托利亞之旅。激發拜倫想像力的東方是“土耳其的東方，彎刀、阿爾巴尼亞服飾、柵欄窗戶遙望大海的東方”。但福樓拜則偏愛“貝多因人和沙漠的炎熱東方，紅色非洲的深處，鱷魚、駱駝、長頸鹿”。
在二十九歲作家的東方之旅所到之處，是埃及激發了他的想像力，終其一生亦是如此。在寫給母親及布勒的信中，他自稱目前掛念的是未來以及他想寫的書。（他設想的書當中有一本是名“哈勒貝”的小說，在書中，一個文明的西方人和一個東方蠻夷彼此越來越相像，終而位置對調。）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中，我們清楚見到後來塑造福樓拜神話的種種要素已經固定——拒絕認真看待藝術之外的任何事情，蔑視中產階級的生活、婚姻、經商為生。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他在我度過一輩子的街頭漫步突發奇想，之後將之寫下，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道德原則：“對於世界，對於未來，對於人們將如何評論，對於任何一種製度，甚至對於我從前朝思暮想的文學名聲，我都不在乎。這就是我的為人，我的性格。”（福樓拜致母函，1850年12月15日於伊斯坦布爾。）
我為何如此著眼於西方旅人的想法，他們來訪所做的事，他們寫給母親的信? 部分原因在於我對他們幾個人（奈瓦爾、福樓拜、亞米契斯）多有認同，並且——好比為了畫伊斯坦布爾，我曾得設想自己是尤特裏羅——通過他們的影響以及和他們的輪流辯論，鑄成我的自我認同。還因為伊斯坦布爾本身的作家沒幾個人對他們的城市多加理會。
假意識、幻想或老式思想，無論如何稱呼——我們每個人的腦袋中都有一篇半明半晦的文本，解讀生活中做過的事情。對於每個伊斯坦布爾人而言，這篇文本有大部分是西方觀察者談及我們的方麵。對像我這種跨越兩種文化的伊斯坦布爾人來說，“西方旅人”往往不是真實的人——他可能是我創造的東西，我的想像，甚至於我本身的倒影。但由於無法隻憑借傳統當做我的文本，因此我極感謝外來者能提供我輔助版本，無論是一篇文章、一幅畫還是一部電影。因此每逢覺得欠缺四方眼光，我便成為自己的四方人。
伊斯坦布爾從未成為寫它、畫它、拍它的西方人的殖民地，因此西方旅人拿我的過去和曆史建造異國美夢並未使我過度不安。事實上，他們的恐懼與夢想讓我覺得有趣——對我而言，就像我們對他們而言具有異國情調——我不僅將他們作為談笑的資料，或通過他們的眼光看城市，還進入他們想像中的完整世界。特別是閱讀19世紀西方旅人的作品——或許因為他們書寫日常事物所用的文字易於理解——使我認識到“我的”城市並不屬於我自己。就像從我熟悉的角度審視天際線（從加拉塔以及我此刻寫下這些文字的奇哈格），通過西方先輩的文字與圖像觀看城市的時候亦是如此：我在這些時刻必須麵對自身對這城市的疑惑以及自己的渺小地位。我往往覺得自己成了那位西方旅人的同伴，跟著他深入生活，計算，衡量，分類，判斷，如此一來往往篡奪了他們的夢想，同時成為西方眼光的被看者與觀看者。來回擺蕩，時而由內、時而由外看城內，感覺好比在街頭漫遊，陷入一連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中，不完全屬於這個地方，卻也不完全是異鄉人。這正是伊斯坦布爾人一百五十年來的感受。
讓我用一個故事加以說明，這個故事是關於福樓拜的陰莖，在伊斯坦布爾期間，這件事成為他關注的問題。在來訪第二天致布勒的信中，這位苦惱的作家承認在貝魯特感染梅毒後陰莖出現的七個下疳已合並成一個。“每天早晚，都要為這悲慘的器官包紮敷藥！”他寫道。他先是認為可能是某個馬龍派教徒傳染給他，或者“也許是一個土耳其小女人。是土耳其人還是基督徒？ ”他問道，接著同樣帶著嘲弄的口吻說，“一大問題！發人深省！這是《兩個世界評論》雜誌想都沒想過的‘東方問題’！”在這前後，他也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決不結婚，但這與他的病無關。
梅毒導致福樓拜頭發迅速脫落，返家時連他自己的母親也認不出他來。盡管與梅毒搏鬥，他卻仍設法造訪妓院。但是當向來帶西方旅人去相同地方的翻譯導遊帶福樓拜去加拉塔某個“肮髒汙穢”、女人“醜陋無比”的地方時，福樓拜表示希望馬上離開。按他的敘述，“老鴇”將自己的女兒獻給他作為調解，福樓拜認為這位十六七歲的女子非常迷人。但女兒拒絕同他一起去，屋子裏的人隻好強迫她——讀者隻好憑空猜測他們是怎麽做到——兩人終於獨處時，女子用意大利語問福樓拜能否讓她看他的器官，確定他沒病。“由於陰莖下部仍有硬結，怕她看見，於是我裝出紳士的樣子，從床上跳下來，大聲說她侮辱了我，說此非紳士之舉，接著我就走了……”福樓拜寫道。
旅行剛開始的時候，開羅醫院某位醫師為來訪的西方醫生以手勢示範如何叫病人拉下褲子露出下疳。福樓拜詳細研究並做筆記，心滿意足地指出——就像他敘述托普卡珀皇宮某侏儒的身高、姿態與裝扮的時候一樣——他又看到另一件東方怪事，另一種肮髒的東方習俗。福樓拜來到東方觀看美妙難忘的奇觀，卻也迫切希望考察各種疾病和古怪的醫療服務。盡管如此，他卻不打算揭露自身的病變或怪癬。薩義德在他精彩的《東方學》當中分析奈瓦爾與福樓拜時，在開羅醫院的序幕上做文章，但他並未提及劇終的妓院；如果假使他這麽做，或許就能避免許多伊斯坦布爾讀者援用他的作品證明民族主義情緒的正當性或表明如果沒有西方，東方將是個好地方。或許薩義德之所以將之省略，是因為伊斯坦布爾不曾成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是他關心的重點。盡管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者後來聲稱梅毒從美洲傳遍全世界，19世紀的西方旅人卻把梅毒稱作“法蘭疾（frengi）”（或“法國人”），因為他們很清楚是法國人將此傳染病帶給其他文明世界。福樓拜造訪伊斯坦布爾的五十年後，出版第一本土耳其辭典的阿爾巴尼亞人沙米（semsettin sami）索性寫道：“‘法蘭疾’傳自歐洲”。但福樓拜在《公認見解辭典》中依然跟他第一次自問如何染上這病看法相同——並未端出又一個東方—西方的笑話，他斷定：這病或多或少傳染給每一個人。
福樓拜毫無顧忌地承認自己對奇特、可怕、肮髒和古怪之事感到興趣，他在信中詳述“墓園娼妓”（夜間為士兵效勞）、空洞的鸛鳥巢、黑海刮來的西伯利亞寒風以及城裏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許多來訪者一樣，他對墓園特別著迷：他第一個注意到，這些遍布全城的墓碑，就像死者本身在記憶中慢慢消失，亦隨著歲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福樓拜按照奈瓦爾的行程，途經開羅、耶路撒冷和黎巴嫩，來到伊斯坦布爾。和奈瓦爾一樣，他越來越厭倦在這些地方看見的醜惡冷酷、神秘的東方情調——他對自己的幻想已經生厭，現實戰勝了他，這些現實比他的夢想愈發“東方”，因此伊斯坦布爾激不起他的興趣。（他原本計劃待三個月。）事實上，伊斯坦布爾不是他要尋找的東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倫的西安納托利亞之旅。激發拜倫想像力的東方是“土耳其的東方，彎刀、阿爾巴尼亞服飾、柵欄窗戶遙望大海的東方”。但福樓拜則偏愛“貝多因人和沙漠的炎熱東方，紅色非洲的深處，鱷魚、駱駝、長頸鹿”。
在二十九歲作家的東方之旅所到之處，是埃及激發了他的想像力，終其一生亦是如此。在寫給母親及布勒的信中，他自稱目前掛念的是未來以及他想寫的書。（他設想的書當中有一本是名“哈勒貝”的小說，在書中，一個文明的西方人和一個東方蠻夷彼此越來越相像，終而位置對調。）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中，我們清楚見到後來塑造福樓拜神話的種種要素已經固定——拒絕認真看待藝術之外的任何事情，蔑視中產階級的生活、婚姻、經商為生。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他在我度過一輩子的街頭漫步突發奇想，之後將之寫下，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道德原則：“對於世界，對於未來，對於人們將如何評論，對於任何一種製度，甚至對於我從前朝思暮想的文學名聲，我都不在乎。這就是我的為人，我的性格。”（福樓拜致母函，1850年12月15日於伊斯坦布爾。）
我為何如此著眼於西方旅人的想法，他們來訪所做的事，他們寫給母親的信? 部分原因在於我對他們幾個人（奈瓦爾、福樓拜、亞米契斯）多有認同，並且——好比為了畫伊斯坦布爾，我曾得設想自己是尤特裏羅——通過他們的影響以及和他們的輪流辯論，鑄成我的自我認同。還因為伊斯坦布爾本身的作家沒幾個人對他們的城市多加理會。
假意識、幻想或老式思想，無論如何稱呼——我們每個人的腦袋中都有一篇半明半晦的文本，解讀生活中做過的事情。對於每個伊斯坦布爾人而言，這篇文本有大部分是西方觀察者談及我們的方麵。對像我這種跨越兩種文化的伊斯坦布爾人來說，“西方旅人”往往不是真實的人——他可能是我創造的東西，我的想像，甚至於我本身的倒影。但由於無法隻憑借傳統當做我的文本，因此我極感謝外來者能提供我輔助版本，無論是一篇文章、一幅畫還是一部電影。因此每逢覺得欠缺四方眼光，我便成為自己的四方人。
伊斯坦布爾從未成為寫它、畫它、拍它的西方人的殖民地，因此西方旅人拿我的過去和曆史建造異國美夢並未使我過度不安。事實上，他們的恐懼與夢想讓我覺得有趣——對我而言，就像我們對他們而言具有異國情調——我不僅將他們作為談笑的資料，或通過他們的眼光看城市，還進入他們想像中的完整世界。特別是閱讀19世紀西方旅人的作品——或許因為他們書寫日常事物所用的文字易於理解——使我認識到“我的”城市並不屬於我自己。就像從我熟悉的角度審視天際線（從加拉塔以及我此刻寫下這些文字的奇哈格），通過西方先輩的文字與圖像觀看城市的時候亦是如此：我在這些時刻必須麵對自身對這城市的疑惑以及自己的渺小地位。我往往覺得自己成了那位西方旅人的同伴，跟著他深入生活，計算，衡量，分類，判斷，如此一來往往篡奪了他們的夢想，同時成為西方眼光的被看者與觀看者。來回擺蕩，時而由內、時而由外看城內，感覺好比在街頭漫遊，陷入一連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中，不完全屬於這個地方，卻也不完全是異鄉人。這正是伊斯坦布爾人一百五十年來的感受。
讓我用一個故事加以說明，這個故事是關於福樓拜的陰莖，在伊斯坦布爾期間，這件事成為他關注的問題。在來訪第二天致布勒的信中，這位苦惱的作家承認在貝魯特感染梅毒後陰莖出現的七個下疳已合並成一個。“每天早晚，都要為這悲慘的器官包紮敷藥！”他寫道。他先是認為可能是某個馬龍派教徒傳染給他，或者“也許是一個土耳其小女人。是土耳其人還是基督徒？ ”他問道，接著同樣帶著嘲弄的口吻說，“一大問題！發人深省！這是《兩個世界評論》雜誌想都沒想過的‘東方問題’！”在這前後，他也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決不結婚，但這與他的病無關。
梅毒導致福樓拜頭發迅速脫落，返家時連他自己的母親也認不出他來。盡管與梅毒搏鬥，他卻仍設法造訪妓院。但是當向來帶西方旅人去相同地方的翻譯導遊帶福樓拜去加拉塔某個“肮髒汙穢”、女人“醜陋無比”的地方時，福樓拜表示希望馬上離開。按他的敘述，“老鴇”將自己的女兒獻給他作為調解，福樓拜認為這位十六七歲的女子非常迷人。但女兒拒絕同他一起去，屋子裏的人隻好強迫她——讀者隻好憑空猜測他們是怎麽做到——兩人終於獨處時，女子用意大利語問福樓拜能否讓她看他的器官，確定他沒病。“由於陰莖下部仍有硬結，怕她看見，於是我裝出紳士的樣子，從床上跳下來，大聲說她侮辱了我，說此非紳士之舉，接著我就走了……”福樓拜寫道。
旅行剛開始的時候，開羅醫院某位醫師為來訪的西方醫生以手勢示範如何叫病人拉下褲子露出下疳。福樓拜詳細研究並做筆記，心滿意足地指出——就像他敘述托普卡珀皇宮某侏儒的身高、姿態與裝扮的時候一樣——他又看到另一件東方怪事，另一種肮髒的東方習俗。福樓拜來到東方觀看美妙難忘的奇觀，卻也迫切希望考察各種疾病和古怪的醫療服務。盡管如此，他卻不打算揭露自身的病變或怪癬。薩義德在他精彩的《東方學》當中分析奈瓦爾與福樓拜時，在開羅醫院的序幕上做文章，但他並未提及劇終的妓院；如果假使他這麽做，或許就能避免許多伊斯坦布爾讀者援用他的作品證明民族主義情緒的正當性或表明如果沒有西方，東方將是個好地方。或許薩義德之所以將之省略，是因為伊斯坦布爾不曾成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是他關心的重點。盡管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者後來聲稱梅毒從美洲傳遍全世界，19世紀的西方旅人卻把梅毒稱作“法蘭疾（frengi）”（或“法國人”），因為他們很清楚是法國人將此傳染病帶給其他文明世界。福樓拜造訪伊斯坦布爾的五十年後，出版第一本土耳其辭典的阿爾巴尼亞人沙米（semsettin sami）索性寫道：“‘法蘭疾’傳自歐洲”。但福樓拜在《公認見解辭典》中依然跟他第一次自問如何染上這病看法相同——並未端出又一個東方—西方的笑話，他斷定：這病或多或少傳染給每一個人。
福樓拜毫無顧忌地承認自己對奇特、可怕、肮髒和古怪之事感到興趣，他在信中詳述“墓園娼妓”（夜間為士兵效勞）、空洞的鸛鳥巢、黑海刮來的西伯利亞寒風以及城裏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許多來訪者一樣，他對墓園特別著迷：他第一個注意到，這些遍布全城的墓碑，就像死者本身在記憶中慢慢消失，亦隨著歲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