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兄弟之爭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奧爾罕·帕慕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六至十歲之間，我跟哥哥沒完沒了地打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揍我揍得越來越凶。我們年紀隻相差十八個月，但是他高壯得多，由於一般認為兄弟倆打架動武是正常甚至健康的事，因此沒有人認為有必要阻止我們。我把挨打視為個人的失敗，將之歸咎於我的軟弱和不協調。最初幾年，哥哥若激怒或貶低我，先出手的人往往是我，而且我半認為自己挨打活該，一般當然也不會去挑戰暴力。假如打架打到最後杯子破了、窗玻璃碎了，搞得我鼻青眼腫、受傷流血，母親最後出麵調停時抱怨的不是我們互相毆打，也不是我挨揍，而是我們把房子搞得一團糟——還有，由於我們無法和平解決糾紛，鄰居又要抱怨我們太吵鬧。
後來我談起這些吵架，母親和哥哥聲稱完全記不起這些事，說我和往常一樣是在編故事，隻是為了找寫作題材，隻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多彩多姿、高潮迭起的人生。他們真心實意的態度讓我最後隻得讚同他們，推斷我像過去一樣，受想像力支配更甚於受現實生活影響。因此讀者閱讀此一章節時應當牢記，我有可能言過其實。但是對畫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東西的真實性，而是它的形狀；對小說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事件的過程，而是其安排；對回憶錄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事實敘述的準確與否，而是前後是否呼應。
因此讀者若留意到我在描寫自己的時候描寫伊斯坦布爾，在描寫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描寫我自己，也就已看出我之所以提起這些幼稚無知、殘酷無情的打架，是為其他事作安排。畢竟，孩子們有某種以暴力表達自己的“自然”傾向，男孩子總是男孩子。我們給自己發明遊戲，特殊規則的共同遊戲。在我們幽暗的房子裏，我們玩捉迷藏、抓手帕、蛇、船長、“跳房子”、“將軍沉船”、“說出城市名”、“九石”、“提心吊膽”、跳棋、西洋棋、桌球（在兒童專用桌上）、台球（在我們的折疊式餐桌上），略舉數例。母親不在家時，我們把報紙揉成一團，在室內踢足球，直到玩得如癡若狂、滿頭大汗，這些遊戲往往演變成武鬥。
我們有整整好幾年時間熱衷於“彈珠賽”，仿效足球世界的戰術與英雄。我們用西洋棋子當做球員，遵循足球規則把它們擺在球場上，模仿我們看過的戰略，技巧越發熟練的同時，這些球賽也越發沸沸揚揚。我們把兩隊西洋棋子（或彈珠）排在被我們用做球場的地毯上，然後遵循打過數百次架後確立的各種規則，朝木工為我們製作的球門柱射門。有時彈珠以當時最了不起的足球員命名，就像人們能輕而易舉地分辨出他們心愛的條紋貓，我們也能一眼認出我們的彈珠。我們模仿當時最了不起的體育評論員基萬茨，為想像中的群眾播報比賽，得分時，我們就像真實比賽中的看台觀眾一樣高喊“進球！”然後模仿群眾的歡呼聲。我們收入足球協會、球員、新聞媒體以及球迷（但絕不包括裁判）的評論，最後，我們也忘了這隻是一場遊戲，於是展開凶狠致命的戰鬥。大部分時間，一開始動手，我便被擊垮。
童年時代這些打架的導火線是由於失敗、捉弄過度和欺騙，但彼此之間的競爭更是火上加油。打這些架不是為了證實誰對誰錯，而是為了證實哪個人更強、技巧更高超、更老練或更聰明，說明我們渴望學習遊戲規則，以及間接地學習世界規範，我們將要在頃刻之間證明我們的敏捷與腦力。這些競爭當中埋藏著文化的陰影，驅使伯父在每回我們去他的公寓時以填字遊戲和數學題目轟炸我們：不同樓層間（每層樓都支持不同的足球隊）半認真的足球賭注，誇大奧斯曼勝仗的教科書，以及當做禮物送給我們的《發現與發明百科全書》之類的書，也都是相同的文化。
母親或許也參與一腳，因為，或許為了讓日常生活好過些，她盡其所能把每件事都變成一項比賽。“誰先穿上睡衣上床去，就給他一個親親。”母親說道。“誰整個冬天沒感冒沒生病，我就買禮物給他。”“誰先吃完晚飯，沒把衣服弄髒，我就最疼他。”這些母親使用的手段旨在讓兩個兒子更“善良”、更安靜、更合作。
但是在我跟哥哥的絕望爭鬥背後，我的英雄們拚命競爭，人人都忙著獲得勝利、出人頭地，無論結果是多麽不可能。因此——就像我們在課堂上舉手，證明自己跟別的劣等生不同——哥哥和我全力以赴地征服、粉碎彼此，以抵禦我們埋藏在內心陰暗角落的恐懼——與伊斯坦布爾的恥辱命運與共的憂傷與悲愴。隨著年齡的增長，伊斯坦布爾人覺得自己的命運與城市的命運相纏在一起，逐漸對這件憂傷的外衣表示歡迎，憂傷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某種滿足，某種深情，幾乎像是幸福。在此之前，他們仍忿忿不平地抗拒命運。
哥哥在學校的表現始終好過我。他知道每個人的住址，能把數字、電話號碼、數學公式像一首秘密曲調一樣記在腦子裏（每回我們一塊兒出門，我老是看櫥窗，看天空，看符合我風格的東西，而他看的則是門牌號碼和公寓名稱）。他喜歡背誦足球規則、比賽結果、世界各地的首都、體育統計，就像四十年來，他喜歡叨念他的學術對手們的缺點，以及他們在引文索引中占的分量多麽少。盡管我對繪畫的興趣有部分出自想和鉛筆和紙張單獨相處的欲望，卻也跟我哥哥對繪畫毫無興趣有關。
但畫了幾個小時後，倘若我仍未找到我要找的快樂，當窗簾厚重、家具過多的房子開始讓黑暗滲入我的靈魂時，我就像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一樣，渴望通往勝利的捷徑，進行一場可能的比賽：我們當時感興趣的任何一種遊戲——彈珠比賽、西洋棋、益智遊戲——我都試圖說服哥哥再玩一次。
他從書中抬起眼來，說：“我看你饞得慌吧？ ”——指的是大半都是我輸的遊戲，而不是隨後的吵架。“戰敗的摔跤手百戰不厭！”他說道，回溯我最近的一次失敗，“我再念一個小時的書，然後我們再玩。”他回去看書。
他的書桌幹幹淨淨、井井有條，我的則是雜亂無章，有如地震現場。
假使我們早年的打架幫助我們掌握處世方式，我們後來的爭執則更加邪惡。過去我們是一同長大的兄弟，母親對我們憂心忡忡，頻頻勸戒，嚐試彌補父親經常不在家的空缺，希望隻要對這些空缺予以否認，即可避免城市的憂傷滲入我們家。但現在的我們開始像兩個單身漢，各自力求領域的劃分。我們多年來為維護和平所建立的規章製度——櫃子的哪個部分屬於誰，哪些書屬於誰，誰坐在開車的父親旁邊、坐多久，睡前由誰關我們臥室的門或熄掉廚房的燈，最新期的《曆史雜誌》寄來時由誰先讀——甚至這些訂好的協議也成了爭論、攻擊、辱罵、威脅的源頭。一句肆無忌憚的話——“那是我的，別碰”或者“小心為妙，否則你會後悔莫及”——便會導致衝突、扭手臂、猛打、狠揍、武力。為了自保，我抓起木頭衣架、火鉗、掃帚，得以當劍使用的任何東西。
從前我們使用現實生活中的遊戲（比方足球賽），拿彈珠模仿，若發生自尊與名譽的問題，我們便打架解決，但我們在乎的是遊戲；現在我們將這個借口拋到一邊，以打架解決直接來自生活的自尊與名譽問題。我們對彼此的弱點了若指掌，於是開始利用這些弱點。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打鬥不再是勃然大怒後演變而成的拳打腳踢，而是狠心策劃的侵略行動。
有一回，我想辦法傷害哥哥時，他說：“今天晚上，我會在爸爸媽媽出門看電影時把你打得一塌糊塗！”當天晚上吃飯時，我懇求父母別出門，重複一遍哥哥的威脅，但他們還是走了，就像維和部隊盲目地相信已調解了交戰雙方的爭議。
有時我們獨自待在家中——全力以赴地激烈交戰，揮汗如雨時——門鈴卻響起，就像被鄰居逮到的吵架夫妻，我們停止我們的熱烈娛樂，將這位不速之客的鄰居殷勤地領進屋裏，得體地寒暄一番——“請進，先生，”我們說，“請坐。”——喜孜孜地彼此交換眼色，跟客人說母親馬上就回來。但之後再次獨處時，我們可不像鬧別扭的夫妻趕忙回去吵架，而是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回到我們吃喝玩樂的消遣。有時我被打得很慘，躺在地毯上哭，像個孩子想像參加自己的葬禮，之後我就睡著了。哥哥心地善良的程度並不亞於我，他在書桌前用功一陣子之後，開始為我感到難過。他叫醒我，叫我換衣服睡覺，但他回去做功課時，我仍未更衣上床，而是沉溺於陰暗的自憐中無法自拔。
讓我饞得慌的、後來我所謂的“憂傷”——此種情愫向我訴說著失敗、毀滅和墮落——也使我得以擺脫一切必要的規範，一切必須解決的數學題目，一切必須牢記的卡爾洛夫奇條約條款。挨揍受辱，即是感覺到自由。有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挨揍，就像哥哥說感覺我“饞得慌”。有時候他感覺到了，況且他比我聰明比我壯，因此讓我極力設法挨頓打。
每回挨打後，獨自躺在床上，一股憂鬱情緒攫住我，我罵自己愚笨、有罪、懶惰。“怎麽啦？ ”我內心有個聲音問道。“我是壞家夥。”我答道。一瞬間，這回答給了我奧妙無窮的自由，一個嶄新光明的世界展現在我眼前。倘若我打算盡力做個壞家夥，我便能夠隨時畫畫，把家庭作業拋在腦後，不換衣服睡覺。同時，失敗、損傷、手腳的瘀傷、裂開的嘴唇、流血的鼻子給我一種奇特的安慰：我的遍體鱗傷證明我打不了一場好仗，證明我應當落敗、出醜、一敗塗地。或許我腦子裏這麽想的時候，燦爛的白日夢開始如夏日微風般吹過我腦際，讓我出神地夢想有一天，我要做偉大的事。這些夢想具有某種力量，掩飾了產生這些夢想的暴力以及受傷的自尊心。此刻在我麵前閃閃發亮、許諾快樂新生活的第二個世界，源自我承受的暴力，使我的夢想更明快更逼真。感覺城市的憂傷——“呼愁”進駐我的時候，我偶然發現每當像這樣提筆寫作時，我更加喜歡我做的事情；將世界拋在腦後，同我的憂傷玩耍之時，它的幽暗也開始消退。
後來我談起這些吵架，母親和哥哥聲稱完全記不起這些事，說我和往常一樣是在編故事，隻是為了找寫作題材，隻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多彩多姿、高潮迭起的人生。他們真心實意的態度讓我最後隻得讚同他們，推斷我像過去一樣，受想像力支配更甚於受現實生活影響。因此讀者閱讀此一章節時應當牢記，我有可能言過其實。但是對畫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東西的真實性，而是它的形狀；對小說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事件的過程，而是其安排；對回憶錄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事實敘述的準確與否，而是前後是否呼應。
因此讀者若留意到我在描寫自己的時候描寫伊斯坦布爾，在描寫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描寫我自己，也就已看出我之所以提起這些幼稚無知、殘酷無情的打架，是為其他事作安排。畢竟，孩子們有某種以暴力表達自己的“自然”傾向，男孩子總是男孩子。我們給自己發明遊戲，特殊規則的共同遊戲。在我們幽暗的房子裏，我們玩捉迷藏、抓手帕、蛇、船長、“跳房子”、“將軍沉船”、“說出城市名”、“九石”、“提心吊膽”、跳棋、西洋棋、桌球（在兒童專用桌上）、台球（在我們的折疊式餐桌上），略舉數例。母親不在家時，我們把報紙揉成一團，在室內踢足球，直到玩得如癡若狂、滿頭大汗，這些遊戲往往演變成武鬥。
我們有整整好幾年時間熱衷於“彈珠賽”，仿效足球世界的戰術與英雄。我們用西洋棋子當做球員，遵循足球規則把它們擺在球場上，模仿我們看過的戰略，技巧越發熟練的同時，這些球賽也越發沸沸揚揚。我們把兩隊西洋棋子（或彈珠）排在被我們用做球場的地毯上，然後遵循打過數百次架後確立的各種規則，朝木工為我們製作的球門柱射門。有時彈珠以當時最了不起的足球員命名，就像人們能輕而易舉地分辨出他們心愛的條紋貓，我們也能一眼認出我們的彈珠。我們模仿當時最了不起的體育評論員基萬茨，為想像中的群眾播報比賽，得分時，我們就像真實比賽中的看台觀眾一樣高喊“進球！”然後模仿群眾的歡呼聲。我們收入足球協會、球員、新聞媒體以及球迷（但絕不包括裁判）的評論，最後，我們也忘了這隻是一場遊戲，於是展開凶狠致命的戰鬥。大部分時間，一開始動手，我便被擊垮。
童年時代這些打架的導火線是由於失敗、捉弄過度和欺騙，但彼此之間的競爭更是火上加油。打這些架不是為了證實誰對誰錯，而是為了證實哪個人更強、技巧更高超、更老練或更聰明，說明我們渴望學習遊戲規則，以及間接地學習世界規範，我們將要在頃刻之間證明我們的敏捷與腦力。這些競爭當中埋藏著文化的陰影，驅使伯父在每回我們去他的公寓時以填字遊戲和數學題目轟炸我們：不同樓層間（每層樓都支持不同的足球隊）半認真的足球賭注，誇大奧斯曼勝仗的教科書，以及當做禮物送給我們的《發現與發明百科全書》之類的書，也都是相同的文化。
母親或許也參與一腳，因為，或許為了讓日常生活好過些，她盡其所能把每件事都變成一項比賽。“誰先穿上睡衣上床去，就給他一個親親。”母親說道。“誰整個冬天沒感冒沒生病，我就買禮物給他。”“誰先吃完晚飯，沒把衣服弄髒，我就最疼他。”這些母親使用的手段旨在讓兩個兒子更“善良”、更安靜、更合作。
但是在我跟哥哥的絕望爭鬥背後，我的英雄們拚命競爭，人人都忙著獲得勝利、出人頭地，無論結果是多麽不可能。因此——就像我們在課堂上舉手，證明自己跟別的劣等生不同——哥哥和我全力以赴地征服、粉碎彼此，以抵禦我們埋藏在內心陰暗角落的恐懼——與伊斯坦布爾的恥辱命運與共的憂傷與悲愴。隨著年齡的增長，伊斯坦布爾人覺得自己的命運與城市的命運相纏在一起，逐漸對這件憂傷的外衣表示歡迎，憂傷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某種滿足，某種深情，幾乎像是幸福。在此之前，他們仍忿忿不平地抗拒命運。
哥哥在學校的表現始終好過我。他知道每個人的住址，能把數字、電話號碼、數學公式像一首秘密曲調一樣記在腦子裏（每回我們一塊兒出門，我老是看櫥窗，看天空，看符合我風格的東西，而他看的則是門牌號碼和公寓名稱）。他喜歡背誦足球規則、比賽結果、世界各地的首都、體育統計，就像四十年來，他喜歡叨念他的學術對手們的缺點，以及他們在引文索引中占的分量多麽少。盡管我對繪畫的興趣有部分出自想和鉛筆和紙張單獨相處的欲望，卻也跟我哥哥對繪畫毫無興趣有關。
但畫了幾個小時後，倘若我仍未找到我要找的快樂，當窗簾厚重、家具過多的房子開始讓黑暗滲入我的靈魂時，我就像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一樣，渴望通往勝利的捷徑，進行一場可能的比賽：我們當時感興趣的任何一種遊戲——彈珠比賽、西洋棋、益智遊戲——我都試圖說服哥哥再玩一次。
他從書中抬起眼來，說：“我看你饞得慌吧？ ”——指的是大半都是我輸的遊戲，而不是隨後的吵架。“戰敗的摔跤手百戰不厭！”他說道，回溯我最近的一次失敗，“我再念一個小時的書，然後我們再玩。”他回去看書。
他的書桌幹幹淨淨、井井有條，我的則是雜亂無章，有如地震現場。
假使我們早年的打架幫助我們掌握處世方式，我們後來的爭執則更加邪惡。過去我們是一同長大的兄弟，母親對我們憂心忡忡，頻頻勸戒，嚐試彌補父親經常不在家的空缺，希望隻要對這些空缺予以否認，即可避免城市的憂傷滲入我們家。但現在的我們開始像兩個單身漢，各自力求領域的劃分。我們多年來為維護和平所建立的規章製度——櫃子的哪個部分屬於誰，哪些書屬於誰，誰坐在開車的父親旁邊、坐多久，睡前由誰關我們臥室的門或熄掉廚房的燈，最新期的《曆史雜誌》寄來時由誰先讀——甚至這些訂好的協議也成了爭論、攻擊、辱罵、威脅的源頭。一句肆無忌憚的話——“那是我的，別碰”或者“小心為妙，否則你會後悔莫及”——便會導致衝突、扭手臂、猛打、狠揍、武力。為了自保，我抓起木頭衣架、火鉗、掃帚，得以當劍使用的任何東西。
從前我們使用現實生活中的遊戲（比方足球賽），拿彈珠模仿，若發生自尊與名譽的問題，我們便打架解決，但我們在乎的是遊戲；現在我們將這個借口拋到一邊，以打架解決直接來自生活的自尊與名譽問題。我們對彼此的弱點了若指掌，於是開始利用這些弱點。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打鬥不再是勃然大怒後演變而成的拳打腳踢，而是狠心策劃的侵略行動。
有一回，我想辦法傷害哥哥時，他說：“今天晚上，我會在爸爸媽媽出門看電影時把你打得一塌糊塗！”當天晚上吃飯時，我懇求父母別出門，重複一遍哥哥的威脅，但他們還是走了，就像維和部隊盲目地相信已調解了交戰雙方的爭議。
有時我們獨自待在家中——全力以赴地激烈交戰，揮汗如雨時——門鈴卻響起，就像被鄰居逮到的吵架夫妻，我們停止我們的熱烈娛樂，將這位不速之客的鄰居殷勤地領進屋裏，得體地寒暄一番——“請進，先生，”我們說，“請坐。”——喜孜孜地彼此交換眼色，跟客人說母親馬上就回來。但之後再次獨處時，我們可不像鬧別扭的夫妻趕忙回去吵架，而是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回到我們吃喝玩樂的消遣。有時我被打得很慘，躺在地毯上哭，像個孩子想像參加自己的葬禮，之後我就睡著了。哥哥心地善良的程度並不亞於我，他在書桌前用功一陣子之後，開始為我感到難過。他叫醒我，叫我換衣服睡覺，但他回去做功課時，我仍未更衣上床，而是沉溺於陰暗的自憐中無法自拔。
讓我饞得慌的、後來我所謂的“憂傷”——此種情愫向我訴說著失敗、毀滅和墮落——也使我得以擺脫一切必要的規範，一切必須解決的數學題目，一切必須牢記的卡爾洛夫奇條約條款。挨揍受辱，即是感覺到自由。有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挨揍，就像哥哥說感覺我“饞得慌”。有時候他感覺到了，況且他比我聰明比我壯，因此讓我極力設法挨頓打。
每回挨打後，獨自躺在床上，一股憂鬱情緒攫住我，我罵自己愚笨、有罪、懶惰。“怎麽啦？ ”我內心有個聲音問道。“我是壞家夥。”我答道。一瞬間，這回答給了我奧妙無窮的自由，一個嶄新光明的世界展現在我眼前。倘若我打算盡力做個壞家夥，我便能夠隨時畫畫，把家庭作業拋在腦後，不換衣服睡覺。同時，失敗、損傷、手腳的瘀傷、裂開的嘴唇、流血的鼻子給我一種奇特的安慰：我的遍體鱗傷證明我打不了一場好仗，證明我應當落敗、出醜、一敗塗地。或許我腦子裏這麽想的時候，燦爛的白日夢開始如夏日微風般吹過我腦際，讓我出神地夢想有一天，我要做偉大的事。這些夢想具有某種力量，掩飾了產生這些夢想的暴力以及受傷的自尊心。此刻在我麵前閃閃發亮、許諾快樂新生活的第二個世界，源自我承受的暴力，使我的夢想更明快更逼真。感覺城市的憂傷——“呼愁”進駐我的時候，我偶然發現每當像這樣提筆寫作時，我更加喜歡我做的事情；將世界拋在腦後，同我的憂傷玩耍之時，它的幽暗也開始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