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
秦掃六合：統一之路的策略與輝煌 作者：文家村的荒雷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商鞅變法——秦國崛起的關鍵變革》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進行的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變法改革。這場變法貫穿了秦孝公在位期間（公元前 361 年—公元前 338 年），使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事實力增強，加速了秦國封建化的進程，為其日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變法背景
（一）變法風潮湧起
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約公元前 481 年一前 453 年），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發展。鑄鐵技術的進步促使鐵質農具廣泛使用，農作物產量提升；煉鐵、冶銅、製陶等私營手工業興起，齊國的魚鹽、楚國的皮革、魯國的紡織品等物品交流頻繁，新的商業中心不斷增多。然而，舊的生產關係卻成為新生產力的阻礙，社會變革的需求日益迫切。取得政權的地主階級為鞏固和發展自身利益，進一步削弱舊貴族特權，在各諸侯國掀起了程度不同的變法運動，相繼製訂各自的成文法典，如韓國的《刑符》、楚國的《憲令》、魏國的《魏憲》、齊國的《七法》、趙國的《國律》等。其中，魏文侯時李悝製定的《法經》及魏國的成功變法，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楚悼王時吳起變法讓楚國實力大增，楚國北伐陳蔡兩國，擊退韓、趙、魏三國，還進攻秦國，成為諸侯中的強國。
（二）秦國相對落後
商鞅變法前的秦國，與山東六國相比明顯滯後。秦國國內仍保留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等落後習俗，封建化進程緩慢。當時，秦國國內舊貴族勢力強大，自秦躁公去世後，懷公、靈公、簡公、獻公等幾位君主在位期間，均因王位繼承發生過爭鬥。在外交方麵，中原各國鄙視秦國的落後，不邀請秦國參加諸侯會盟；魏國更是憑借強勁的攻伐實力，占領了秦國的河西之地。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秦國國內要求變法的呼聲日益高漲。
公元前 384 年，秦獻公即位，在新興地主階級的支持下進行了初步改革，如“止從死”，廢除人殉製度；“初行為市”，以方便交易；“為戶籍相伍”，即製定什伍的戶籍製度等。這些改革舉措使秦國國力有所提升，君權得到加強，為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的深入改革指明了方向，減少了阻力，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為改變“諸侯卑秦”的局麵，他決心繼續改革，振興秦國。
二、變法過程
（一）變法準備
1. 發布“求賢令”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頒布“招賢令”，向天下公開征聘賢才。他表示，無論是秦國本國之人還是其他六國的賓客，隻要有謀略能使秦國強大，願意任命其為高官，並給予裂土分封。當時，衛公子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在魏國，他年輕時就喜好賞罰的刑名之學，後到魏國做了國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孫痤很欣賞他，臨終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建議魏惠王將魏國國政交予商鞅，還強調若不用商鞅就不要讓他離開魏國，否則會有後患。但魏惠王並未采納公孫痤的建議，也沒有處決商鞅。商鞅得知秦孝公的“求賢令”後，攜帶魏國李悝所著的《法經》由魏入秦。商鞅到秦國後，結交了秦孝公身邊的景監，通過景監求見孝公，並陳說強國之策。秦孝公與商鞅先後三次會麵，商鞅起初以帝道、王道遊說秦孝公，孝公並不感興趣；最後以霸道遊說，孝公深表讚賞。
2. 變法之爭
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準備在秦國推行變法，但擔心國人議論紛紛。於是召集大臣商議，變法遭到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等人的反對。他們認為，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應改變現行製度，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應更換舊的器物，遵循傳統的法令規則更利於國家穩定。商鞅則提出，如果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襲舊有的法令；若能使百姓獲利，就不必遵循舊的禮製。他進一步指出，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禮法製度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王業；春秋五霸的法律製度也有差異，但都成為了霸主。爭辯之後，秦孝公決定支持商鞅，正式在秦國實施變法。
（二）實施變法
1. 頒布“墾草令”
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國頒布《墾草令》，確定了秦國變法的方向。《墾草令》確立了重農抑商的原則，鼓勵開墾土地，發展農業生產，擴大社會總供給。其中包含地稅、商稅、徭役、刑罰等製度，以及取消貴族特權、防止官吏貪汙、壓抑工商、製裁奢侈等二十種措施，體現了商鞅以“農戰”“富國強兵”為核心的治國思想。他通過整飭吏治、強化司法、壓抑特權等方式，運用行政、法律、經濟手段促使更多人開荒種地，專心務農。
2.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 356 年，商鞅主持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包括：
（1）推行“什伍”製，實行“什伍”連坐法，將百姓按照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單位進行編製，相互監督，一家犯法，其他各家若不告發則一同受罰。
（2）獎勵軍功，禁止私鬥。軍功爵製度的實施，激發了民眾從軍殺敵的積極性，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嚴禁私鬥則減少了內耗，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對努力耕織、產量多的人可免除徭役；而對商業活動進行抑製，以保證農業的主導地位。
（4）推行嚴刑峻法，強化法律的威懾力，確保變法的順利推行。
3.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 350 年，商鞅建議秦國都城遷至鹹陽（今陝西鹹陽東北），仿效中原各國都城規模建造宮殿。同時，進行第二次變法，內容如下：
（1）廢除井田製，分授土地。承認土地私有製，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一舉措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2）普遍推行縣製，在全國設立四十一縣。由國君直接任免縣令，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管理。
（3）統一度量衡製，頒布標準度量衡器。這有助於規範經濟活動，促進商業的發展，也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管理。
（4）整理軍賦，優化軍事資源配置，提高軍隊的後勤保障能力。
（5）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改變秦國的落後習俗，促進個體小家庭的發展。
三、變法影響
商鞅變法對秦國和後世產生了多方麵的深遠影響。
在秦國國內，經濟上，通過重農抑商、承認土地私有等政策，使秦國的農業生產得到極大發展，糧食產量增加，為國家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製，推行軍功爵製度，打擊了舊貴族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軍事上，獎勵軍功激發了民眾的戰鬥熱情，軍隊戰鬥力迅速增強。秦國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地位顯著提高，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國家。
對後世而言，商鞅變法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其變法中的一些製度和政策對後世的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麵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縣製的推行被後世廣泛采用，成為中國行政區劃的重要基礎；軍功爵製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選官製度；其嚴刑峻法的思想也對後世的法律製度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然而，商鞅變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軍功爵製度過於強調軍功，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他方麵的才能；重農抑商政策在後期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四、主要人物
商鞅（約公元前 395 年－公元前 338 年），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他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軍事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後代。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製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製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他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他統率秦軍收複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鞅通過變法使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但也觸動了舊貴族的利益。秦孝公去世後，商鞅失去了支持，最終被誣謀反，出逃未果後起兵，戰敗被殺，屍身被車裂，全家被誅。盡管商鞅本人遭遇不幸，但他所推行的變法卻並未因此而終止。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在商鞅死後繼續推行，得益於其變法成果已經深入人心，秦國的新興地主階級和廣大民眾從變法中獲得了切實的利益，國家實力顯著增強。商鞅之法已經成為秦國走向強大的基石，具有不可逆轉之勢。
商鞅變法的成功，關鍵在於其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滿足了秦國富國強兵的迫切需求。他以無畏的勇氣和堅定的決心，衝破了舊勢力的重重阻礙，將一係列改革措施堅決貫徹落實。其變法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政治方麵，廢除世卿世祿製，打破了貴族世襲的特權，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通道，使秦國的政治生態煥然一新；推行縣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提高了行政效率。
經濟上，承認土地私有，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保證了國家的糧食供應和經濟基礎。
軍事方麵，獎勵軍功，使秦國士兵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為秦國的對外征戰立下赫赫戰功。
然而，商鞅變法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變法之初，商鞅遭遇了來自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和抵製，變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但他以鐵腕手段和強硬措施確保了變法的推進。
從商鞅變法的興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寶貴的啟示。首先，改革需要順應時代潮流，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其次，改革者要有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敢於麵對困難和挑戰。再者，改革要注重策略和方法，平衡各方利益，減少改革的阻力。最後，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鞏固和發展，形成長效機製，以確保改革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商鞅變法在當時起到了多方麵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 經濟方麵：
- 確立土地私有製：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允許土地買賣，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製，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秦國的農業生產。
- 重農抑商：鼓勵耕織，重農抑商政策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秦國的糧食產量增加，為國家提供了穩定的糧食供應和經濟基礎。
- 統一度量衡：方便了稅收和交換，促進了經濟交流和發展。
2. 政治方麵：
- 打擊瓦解舊製度：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製度，削弱了貴族的勢力，使封建國家機器的職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權製度的建設從此開始。
- 推行縣製：普遍推行縣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管理。
3. 軍事方麵：
- 提高軍隊戰鬥力：獎勵軍功，實行軍功爵製度，極大地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鬥力，使秦國在對外戰爭中占據主動。人們通過在戰場上殺敵立功可以獲得爵位和賞賜，這激勵了民眾積極參軍和奮勇作戰。
4. 綜合國力提升：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多方麵的改革，秦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顯著提升，從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 社會發展：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包括改變社會風俗、加強社會管理等。例如，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等，規範了社會風俗。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其各項措施相互配合，使秦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富國強兵，增強了秦國的實力和競爭力。雖然商鞅變法也存在一些曆史局限性，但其積極作用在當時是非常顯著的，對秦國乃至中國曆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鞅變法雖然已經成為曆史，但它的影響深遠而持久。它不僅為秦國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也為後世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在當今時代，我們仍然需要從商鞅變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斷推進改革創新，以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和民族的偉大複興。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進行的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變法改革。這場變法貫穿了秦孝公在位期間（公元前 361 年—公元前 338 年），使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事實力增強，加速了秦國封建化的進程，為其日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變法背景
（一）變法風潮湧起
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約公元前 481 年一前 453 年），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發展。鑄鐵技術的進步促使鐵質農具廣泛使用，農作物產量提升；煉鐵、冶銅、製陶等私營手工業興起，齊國的魚鹽、楚國的皮革、魯國的紡織品等物品交流頻繁，新的商業中心不斷增多。然而，舊的生產關係卻成為新生產力的阻礙，社會變革的需求日益迫切。取得政權的地主階級為鞏固和發展自身利益，進一步削弱舊貴族特權，在各諸侯國掀起了程度不同的變法運動，相繼製訂各自的成文法典，如韓國的《刑符》、楚國的《憲令》、魏國的《魏憲》、齊國的《七法》、趙國的《國律》等。其中，魏文侯時李悝製定的《法經》及魏國的成功變法，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楚悼王時吳起變法讓楚國實力大增，楚國北伐陳蔡兩國，擊退韓、趙、魏三國，還進攻秦國，成為諸侯中的強國。
（二）秦國相對落後
商鞅變法前的秦國，與山東六國相比明顯滯後。秦國國內仍保留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等落後習俗，封建化進程緩慢。當時，秦國國內舊貴族勢力強大，自秦躁公去世後，懷公、靈公、簡公、獻公等幾位君主在位期間，均因王位繼承發生過爭鬥。在外交方麵，中原各國鄙視秦國的落後，不邀請秦國參加諸侯會盟；魏國更是憑借強勁的攻伐實力，占領了秦國的河西之地。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秦國國內要求變法的呼聲日益高漲。
公元前 384 年，秦獻公即位，在新興地主階級的支持下進行了初步改革，如“止從死”，廢除人殉製度；“初行為市”，以方便交易；“為戶籍相伍”，即製定什伍的戶籍製度等。這些改革舉措使秦國國力有所提升，君權得到加強，為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的深入改革指明了方向，減少了阻力，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為改變“諸侯卑秦”的局麵，他決心繼續改革，振興秦國。
二、變法過程
（一）變法準備
1. 發布“求賢令”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頒布“招賢令”，向天下公開征聘賢才。他表示，無論是秦國本國之人還是其他六國的賓客，隻要有謀略能使秦國強大，願意任命其為高官，並給予裂土分封。當時，衛公子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在魏國，他年輕時就喜好賞罰的刑名之學，後到魏國做了國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孫痤很欣賞他，臨終前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建議魏惠王將魏國國政交予商鞅，還強調若不用商鞅就不要讓他離開魏國，否則會有後患。但魏惠王並未采納公孫痤的建議，也沒有處決商鞅。商鞅得知秦孝公的“求賢令”後，攜帶魏國李悝所著的《法經》由魏入秦。商鞅到秦國後，結交了秦孝公身邊的景監，通過景監求見孝公，並陳說強國之策。秦孝公與商鞅先後三次會麵，商鞅起初以帝道、王道遊說秦孝公，孝公並不感興趣；最後以霸道遊說，孝公深表讚賞。
2. 變法之爭
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準備在秦國推行變法，但擔心國人議論紛紛。於是召集大臣商議，變法遭到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等人的反對。他們認為，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應改變現行製度，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應更換舊的器物，遵循傳統的法令規則更利於國家穩定。商鞅則提出，如果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襲舊有的法令；若能使百姓獲利，就不必遵循舊的禮製。他進一步指出，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禮法製度各不相同，但都成就了王業；春秋五霸的法律製度也有差異，但都成為了霸主。爭辯之後，秦孝公決定支持商鞅，正式在秦國實施變法。
（二）實施變法
1. 頒布“墾草令”
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國頒布《墾草令》，確定了秦國變法的方向。《墾草令》確立了重農抑商的原則，鼓勵開墾土地，發展農業生產，擴大社會總供給。其中包含地稅、商稅、徭役、刑罰等製度，以及取消貴族特權、防止官吏貪汙、壓抑工商、製裁奢侈等二十種措施，體現了商鞅以“農戰”“富國強兵”為核心的治國思想。他通過整飭吏治、強化司法、壓抑特權等方式，運用行政、法律、經濟手段促使更多人開荒種地，專心務農。
2.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 356 年，商鞅主持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包括：
（1）推行“什伍”製，實行“什伍”連坐法，將百姓按照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單位進行編製，相互監督，一家犯法，其他各家若不告發則一同受罰。
（2）獎勵軍功，禁止私鬥。軍功爵製度的實施，激發了民眾從軍殺敵的積極性，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嚴禁私鬥則減少了內耗，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對努力耕織、產量多的人可免除徭役；而對商業活動進行抑製，以保證農業的主導地位。
（4）推行嚴刑峻法，強化法律的威懾力，確保變法的順利推行。
3.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 350 年，商鞅建議秦國都城遷至鹹陽（今陝西鹹陽東北），仿效中原各國都城規模建造宮殿。同時，進行第二次變法，內容如下：
（1）廢除井田製，分授土地。承認土地私有製，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一舉措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2）普遍推行縣製，在全國設立四十一縣。由國君直接任免縣令，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管理。
（3）統一度量衡製，頒布標準度量衡器。這有助於規範經濟活動，促進商業的發展，也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管理。
（4）整理軍賦，優化軍事資源配置，提高軍隊的後勤保障能力。
（5）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改變秦國的落後習俗，促進個體小家庭的發展。
三、變法影響
商鞅變法對秦國和後世產生了多方麵的深遠影響。
在秦國國內，經濟上，通過重農抑商、承認土地私有等政策，使秦國的農業生產得到極大發展，糧食產量增加，為國家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製，推行軍功爵製度，打擊了舊貴族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軍事上，獎勵軍功激發了民眾的戰鬥熱情，軍隊戰鬥力迅速增強。秦國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地位顯著提高，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國家。
對後世而言，商鞅變法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其變法中的一些製度和政策對後世的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麵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縣製的推行被後世廣泛采用，成為中國行政區劃的重要基礎；軍功爵製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選官製度；其嚴刑峻法的思想也對後世的法律製度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然而，商鞅變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軍功爵製度過於強調軍功，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他方麵的才能；重農抑商政策在後期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四、主要人物
商鞅（約公元前 395 年－公元前 338 年），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他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軍事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後代。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製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製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他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他統率秦軍收複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鞅通過變法使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但也觸動了舊貴族的利益。秦孝公去世後，商鞅失去了支持，最終被誣謀反，出逃未果後起兵，戰敗被殺，屍身被車裂，全家被誅。盡管商鞅本人遭遇不幸，但他所推行的變法卻並未因此而終止。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在商鞅死後繼續推行，得益於其變法成果已經深入人心，秦國的新興地主階級和廣大民眾從變法中獲得了切實的利益，國家實力顯著增強。商鞅之法已經成為秦國走向強大的基石，具有不可逆轉之勢。
商鞅變法的成功，關鍵在於其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滿足了秦國富國強兵的迫切需求。他以無畏的勇氣和堅定的決心，衝破了舊勢力的重重阻礙，將一係列改革措施堅決貫徹落實。其變法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政治方麵，廢除世卿世祿製，打破了貴族世襲的特權，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通道，使秦國的政治生態煥然一新；推行縣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提高了行政效率。
經濟上，承認土地私有，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保證了國家的糧食供應和經濟基礎。
軍事方麵，獎勵軍功，使秦國士兵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為秦國的對外征戰立下赫赫戰功。
然而，商鞅變法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變法之初，商鞅遭遇了來自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和抵製，變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但他以鐵腕手段和強硬措施確保了變法的推進。
從商鞅變法的興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寶貴的啟示。首先，改革需要順應時代潮流，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其次，改革者要有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敢於麵對困難和挑戰。再者，改革要注重策略和方法，平衡各方利益，減少改革的阻力。最後，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鞏固和發展，形成長效機製，以確保改革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商鞅變法在當時起到了多方麵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 經濟方麵：
- 確立土地私有製：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允許土地買賣，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製，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秦國的農業生產。
- 重農抑商：鼓勵耕織，重農抑商政策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秦國的糧食產量增加，為國家提供了穩定的糧食供應和經濟基礎。
- 統一度量衡：方便了稅收和交換，促進了經濟交流和發展。
2. 政治方麵：
- 打擊瓦解舊製度：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製度，削弱了貴族的勢力，使封建國家機器的職能更加健全，中央集權製度的建設從此開始。
- 推行縣製：普遍推行縣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管理。
3. 軍事方麵：
- 提高軍隊戰鬥力：獎勵軍功，實行軍功爵製度，極大地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鬥力，使秦國在對外戰爭中占據主動。人們通過在戰場上殺敵立功可以獲得爵位和賞賜，這激勵了民眾積極參軍和奮勇作戰。
4. 綜合國力提升：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多方麵的改革，秦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顯著提升，從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 社會發展：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包括改變社會風俗、加強社會管理等。例如，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等，規範了社會風俗。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其各項措施相互配合，使秦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富國強兵，增強了秦國的實力和競爭力。雖然商鞅變法也存在一些曆史局限性，但其積極作用在當時是非常顯著的，對秦國乃至中國曆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鞅變法雖然已經成為曆史，但它的影響深遠而持久。它不僅為秦國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也為後世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在當今時代，我們仍然需要從商鞅變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斷推進改革創新，以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和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