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已經停印了好幾年，這是由於我的要求。當時的想法很簡單：這部書本來是一部規模比較大的長篇小說的第一部分，當初（一九四二年）迫於經濟不得不將這一部分先出版，現在就應當暫時停印，等待全書脫稿然後一總再印。但是慚愧得很，荏苒數年，沒有續寫一字，——而且自審精力和時間都未必有可能照原來計劃中的規模把它寫完成了。那麽，在出版社要求出文集的當兒，姑且把它編進去罷。
趁此機會，打算解釋一下這部書何以題了這樣一個好像和內容不發生關係的名兒。因為這是有些讀者曾經來信問過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下一年春天，我到了桂林。我的家很簡單，夫婦二人而已，然而也找不到安頓的地方。在旅館住了半個月，總算找到了一間小房，一榻之外，僅容一方桌；但是，也還是朋友們情讓的。這是一所大樓房的一間下房，大樓房住著三、四家，都在樓上，隻我一家住在樓下，我這小房雖然奇小，我倒也覺得夠用。方桌上擺著油鹽醬醋的瓶瓶罐罐，就在這些瓶瓶罐罐的旁邊，我寫了《劫後拾遺》，又寫了幾十篇雜文，亦寫了《霜葉紅似二月花》。
我的小房外邊就是頗大的一個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時候，天井裏非常熱鬧。樓上經常是兩三位太太，有時亦夾著個把先生，倚欄而縱談賭經，樓下則是三、四位女傭在洗衣弄菜的同時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重要標誌。，交換著各家的新聞，雜以詬誶，樓上樓下，交相應和；因為樓上的是站著發議論，而樓下的是坐著罵山門，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戲稱之為“兩部鼓吹”。
《霜葉紅似二月花》就這樣在“兩部鼓吹”聲中一點一點寫起來了。大約花了兩個半月，剛寫完第一部（即現在的這本書），而條件變化，我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慶；
為沒有書名。
那時候，殘秋向盡，我在桂林已經住了九個月了。為了料理行裝，偶然到某處，看見半林紅葉區別。指出布哈林理論的實質，就在於用折衷主義偷換辯證，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題為《山行》那首七絕來，便反複諷詠這詩的最後一句；於是“靈機”一動，想道：何不把這一句借作我的書名呢？杜牧的詩，已經沒有版權，我借用它二句，不會發生侵犯著作權的法律問題，可是我還是改動了一個字，為什麽要改動一個字呢？也有我的想法。現在先把杜牧的原詩抄在下麵：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第四句，杜牧原來用了個“於”字，我借用此句，卻把“於”字改為“似”字，既然申明此句是借用州人。曾留學日本，後在暨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那麽，擅改一字，大概可免於粗暴之罪；然而我還得把理由說一說。
讓我先來冒險一回，試解釋原詩此句的意義。我以為杜牧此詩雖係寫景而亦抒情，末句雙關，無論就寫景說，或就揉情說，都很新穎，乃前人所未曾設想的境界。這一句（霜葉紅於二月花）正麵的意思我以為是：人家都說二月的花盛極一時，可是我覺得經霜的紅葉卻強於二月的花。但是還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這樣：少年得意的幸運兒雖然像二月的花那樣大紅大紫，氣勢淩人，可是他們經不起風霜，怎及得楓葉經霜之後，比二月的花更紅。這樣，霜葉就比喻雖不得誌但有學問抱負的人，也可以說，杜牧拿它來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於高門世族。他的祖父就是編輯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過唐朝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伯父、堂兄們，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悰做過節度使，也做過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卻不得誌。他少年登科，關心國事，頗有用世之誌，然而夾在那時黨爭之中，做京官備位閑曹，而迫於經濟，（杜牧的父親早死，他這一房並沒多大產業，所以他自說“幼孤貧”，後來他不得靠官俸度日。）不得不屢求外放。中年以後，這位“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人頗有點苦悶，轉而為曠達，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對照。凡是讀過《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來的。這一首《山行》，何時所作，已不可考，但詩境既屬曠達一類，當係中年以後之作，（杜牧四十以後，八年中間，做了四個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歲卒。）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釋，就是根據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點而作了大膽的推論。
但是為什麽我又改“於”為“似”而後用作我的書名呢？
這就要談一談我寫這本書的企圖。
本來打算寫從“五四”到一九二七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想在總的方麵指出這時期革命雖遭挫折，反革命雖暫時占了上風，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後勝利；書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於地主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黨人，可是考驗結果，他們或者消極了，或者投向反動陣營了。如果拿霜葉作比，這些假左派，雖然比真的紅花還要紅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後反革命勢力暫時占了上風的情況來看，他們（反革命）得勢的時期不會太長，正如霜葉，不久還是要凋落。
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這句詩，卻又改了一個字的理由了。
當然，這樣地反用原詩的意義，截取一句作書名，不免有點牽強，但當時急切間想不出更好的書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緊，便姑且用了再說。
誰知道此後人事變幻，總沒有時間續寫此書，以至這書名和本書現有的一部分更加聯係不上。年來亦常有人以此見詢，現在趁本書改排新版的機會，特在此簡要地說明其中的經過。倒也沒有聊自解嘲的意圖，不過回憶此書在“兩部鼓吹”聲中寫作的情況，頗堪發笑，而當時的幾位鄰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來，正是“霜葉”，然則保留此書名，在我自己，小小有點紀念彼時彼地之意，似亦未嚐不可。如果我能夠多活幾年，找出時間，續成此書，了此宿逋，那當然更好。不過，我不敢在這裏開支票。
茅盾於北京，1958年4月
趁此機會，打算解釋一下這部書何以題了這樣一個好像和內容不發生關係的名兒。因為這是有些讀者曾經來信問過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下一年春天，我到了桂林。我的家很簡單，夫婦二人而已，然而也找不到安頓的地方。在旅館住了半個月，總算找到了一間小房，一榻之外，僅容一方桌；但是，也還是朋友們情讓的。這是一所大樓房的一間下房，大樓房住著三、四家，都在樓上，隻我一家住在樓下，我這小房雖然奇小，我倒也覺得夠用。方桌上擺著油鹽醬醋的瓶瓶罐罐，就在這些瓶瓶罐罐的旁邊，我寫了《劫後拾遺》，又寫了幾十篇雜文，亦寫了《霜葉紅似二月花》。
我的小房外邊就是頗大的一個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時候，天井裏非常熱鬧。樓上經常是兩三位太太，有時亦夾著個把先生，倚欄而縱談賭經，樓下則是三、四位女傭在洗衣弄菜的同時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重要標誌。，交換著各家的新聞，雜以詬誶，樓上樓下，交相應和；因為樓上的是站著發議論，而樓下的是坐著罵山門，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戲稱之為“兩部鼓吹”。
《霜葉紅似二月花》就這樣在“兩部鼓吹”聲中一點一點寫起來了。大約花了兩個半月，剛寫完第一部（即現在的這本書），而條件變化，我不能在桂林再住下去，不得不赴重慶；
為沒有書名。
那時候，殘秋向盡，我在桂林已經住了九個月了。為了料理行裝，偶然到某處，看見半林紅葉區別。指出布哈林理論的實質，就在於用折衷主義偷換辯證，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題為《山行》那首七絕來，便反複諷詠這詩的最後一句；於是“靈機”一動，想道：何不把這一句借作我的書名呢？杜牧的詩，已經沒有版權，我借用它二句，不會發生侵犯著作權的法律問題，可是我還是改動了一個字，為什麽要改動一個字呢？也有我的想法。現在先把杜牧的原詩抄在下麵：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第四句，杜牧原來用了個“於”字，我借用此句，卻把“於”字改為“似”字，既然申明此句是借用州人。曾留學日本，後在暨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那麽，擅改一字，大概可免於粗暴之罪；然而我還得把理由說一說。
讓我先來冒險一回，試解釋原詩此句的意義。我以為杜牧此詩雖係寫景而亦抒情，末句雙關，無論就寫景說，或就揉情說，都很新穎，乃前人所未曾設想的境界。這一句（霜葉紅於二月花）正麵的意思我以為是：人家都說二月的花盛極一時，可是我覺得經霜的紅葉卻強於二月的花。但是還有暗示的意思，大抵是這樣：少年得意的幸運兒雖然像二月的花那樣大紅大紫，氣勢淩人，可是他們經不起風霜，怎及得楓葉經霜之後，比二月的花更紅。這樣，霜葉就比喻雖不得誌但有學問抱負的人，也可以說，杜牧拿它來比自己的。
杜牧出身於高門世族。他的祖父就是編輯那部有名的《通典》的杜佑，做過唐朝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伯父、堂兄們，也都做了大官（堂兄杜悰做過節度使，也做過宰相），但是杜牧一生卻不得誌。他少年登科，關心國事，頗有用世之誌，然而夾在那時黨爭之中，做京官備位閑曹，而迫於經濟，（杜牧的父親早死，他這一房並沒多大產業，所以他自說“幼孤貧”，後來他不得靠官俸度日。）不得不屢求外放。中年以後，這位“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人頗有點苦悶，轉而為曠達，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對照。凡是讀過《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來的。這一首《山行》，何時所作，已不可考，但詩境既屬曠達一類，當係中年以後之作，（杜牧四十以後，八年中間，做了四個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歲卒。）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釋，就是根據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點而作了大膽的推論。
但是為什麽我又改“於”為“似”而後用作我的書名呢？
這就要談一談我寫這本書的企圖。
本來打算寫從“五四”到一九二七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想在總的方麵指出這時期革命雖遭挫折，反革命雖暫時占了上風，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後勝利；書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於地主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黨人，可是考驗結果，他們或者消極了，或者投向反動陣營了。如果拿霜葉作比，這些假左派，雖然比真的紅花還要紅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後反革命勢力暫時占了上風的情況來看，他們（反革命）得勢的時期不會太長，正如霜葉，不久還是要凋落。
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這句詩，卻又改了一個字的理由了。
當然，這樣地反用原詩的意義，截取一句作書名，不免有點牽強，但當時急切間想不出更好的書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緊，便姑且用了再說。
誰知道此後人事變幻，總沒有時間續寫此書，以至這書名和本書現有的一部分更加聯係不上。年來亦常有人以此見詢，現在趁本書改排新版的機會，特在此簡要地說明其中的經過。倒也沒有聊自解嘲的意圖，不過回憶此書在“兩部鼓吹”聲中寫作的情況，頗堪發笑，而當時的幾位鄰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來，正是“霜葉”，然則保留此書名，在我自己，小小有點紀念彼時彼地之意，似亦未嚐不可。如果我能夠多活幾年，找出時間，續成此書，了此宿逋，那當然更好。不過，我不敢在這裏開支票。
茅盾於北京，195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