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了"兒童年"，弄文學的朋友不免要想起兒童文學；想起了兒童文學，第一個撲到我們麵前來的問題當然是怎樣使兒童容易懂得。其實這個問題不但兒童文學的作者應該注意，一般文學的作者都應該注意；又不但文學的作者應該注意，是凡要把文章做出來給別人讀的人們都應該注意。無論我們寫的是什麽，我們都得先問一問：能不能再寫得好懂些？
從事實的證據看來，要文章寫得好懂，和要文章寫得難懂是同樣不容易的。在思想簡單的人們，恐怕寫出文章來別人要嫌淺薄，硬梆梆從字句上去用功夫，想要別人看起來好象難懂，結果卻不是難懂，是不通。近來有所謂神秘派的詩，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同時，也有很多人在那裏高叫"大眾化"或"通俗化"，也有很多刊物在那裏標榜"大眾讀物"，或至少"中間讀物"，結果卻也完全不是那回事。這倒並非因為那些人和刊物沒有誠意這麽做，是因為他們力不從心，要這麽做做不到。
比如文藝青年要求指導家們指示他一些創作的方法，指導家們就給了他一大套"上層建築"或是"經濟機構"。文藝青年將這套名詞背熟了，明知對於自己的創作沒有多大幫助，但覺做起批評來是大有用處的，於是他就先做起批評家來了。實際上是做批評的和受批評的同樣的不很了然；在前者覺得把這套名詞搬弄一番，也就起琳琅可誦，在後者受了幾次這樣的搬弄之後，漸漸弄出一條軌道來，從此按部就班，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於是乎他就一輩子不得超生。
適應著這種傾向而產生的就有在有些雜誌上占著一欄的“新名詞釋義"，乃至新名詞的專門辭典。這種辭典大都以這套新名詞收得越多越新鮮為越可自豪，比如一九三五年一月間鑄造的新名詞，二月間出版的字典已經收進去，那當然就成了那部辭典可以大書特書的一個特色了。但我們的意思，以為一部辭典的價值完全在於它的各個詞的解釋的易懂性。這當中有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凡解釋中所用的詞，都必須是不必再查字典也可以懂得的，否則無論那部辭典所收的條數怎麽多，都不能算是好辭典。譬如我們買到一本文學辭典，翻到了"文學"這個詞，一看定義是：“在社會的下層基礎——經濟——上的作為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的一種。"這在讀過了三年社會學和經濟學的人們看來，原不會覺得怎樣困難，但在普通的讀者，卻就覺得他那本辭典是白買了。但會覺得白買，還算是運氣的，壞就壞在那人象從前士子讀《四書》朱注一般，將白文和注解囫圇地吞在肚裏，便自以為已經懂得！
我們覺得現在所急需的辭典並不是這一種，卻是象《牛津英文辭典》那樣concise的一部用極淺近的釋義來解釋已流行的普通用詞的詞典。因為現在在不算文盲的群眾中，連“發明"和"發見"一類普通用語都還辨別不清的人們還是占著大多數，你用"建築”“機構"一類的字眼去和他們解說，他們是包管不敢明說自己不懂的。
但這裏不是討論辭典的問題。我們覺得這能不能再寫得好懂些的問題，是現在凡從事寫作的人們都得時時向自己問著的，而在理論家和批評家尤其重要。
原因是，無論屬於什麽學問部門的理論都自然要產生一套專門術語出來，所以從藝術學社會學和哲學等等借用術語的文學理論也自然不在例外。但求普遍易懂起見，將這套術語盡量避免或衝淡，卻決不是不可能的事。
至於創作，本來就沒有用術語的必要，那末易懂與否就不完全在這上麵了。據筆者自己的經驗，這是和作品的內容有密切關係的。你拿起筆來覺得有許多話可說，有許多話要說，你當然巴不得別人容易懂得。要不然，你覺得本來沒有多話可說，那你就覺得象抽絲一般在那裏抽，因而總難免要有點支吾，也就難免要叫人難懂。
但風格的關係也很重要。從前的風格論家有一句名言，說“風格就是人"。天生口吃的你不能勉強他說得流利；天生說話嚕蘇的你不能叫他說得斬截。因而所謂"沈博奧衍"的龔自珍斷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樣的"婦孺能解"。不過這也未嚐不可用習慣來矯正。第一要作者先祛除了自私心，把炫博炫奇一類的動機完全去掉，要時時刻刻為讀者著想，時時刻刻抱著一種服務的精神。其次要有勇氣，因為多數人做的文章難懂，是因怕別人嫌他淺薄，其實淺薄不淺薄是內容的關係，和文字的難易全不相幹。你隻要相信得過自己的意思值得發表出來，就盡量向淺近方麵做去好了。最後，就是修辭方麵的注意。尋常都把修辭學當作一種研究怎樣文飾詞句的學問看，甚至曾聽人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玩的一種把戲"，其實是錯誤的。修辭學明明叫我們多用活字，少用死字；活字就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字。愛默生說：“生活就是我們的字典。"關於語法和句法，修辭學也明明叫我們竭力保持日常語言的自然。所以真正的修辭學決不會教我們做難懂的文字，卻教我們做易懂的文字。而凡自知文字有難懂之病的，倒都非曉得一點修辭學不可。
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要文字做得好懂，似乎是大家都存心了的，但是好懂的文字仍舊還不很多，可見得說雖容易，要辦到卻不容易，那末現在把這點意思著重的提一提，也許不算多餘吧。
我們希望以後每個作家都把求文字好懂認作他的目標之一，也希望每個批評家都把這點作為他的評價標準的一部分。
從事實的證據看來，要文章寫得好懂，和要文章寫得難懂是同樣不容易的。在思想簡單的人們，恐怕寫出文章來別人要嫌淺薄，硬梆梆從字句上去用功夫，想要別人看起來好象難懂，結果卻不是難懂，是不通。近來有所謂神秘派的詩，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同時，也有很多人在那裏高叫"大眾化"或"通俗化"，也有很多刊物在那裏標榜"大眾讀物"，或至少"中間讀物"，結果卻也完全不是那回事。這倒並非因為那些人和刊物沒有誠意這麽做，是因為他們力不從心，要這麽做做不到。
比如文藝青年要求指導家們指示他一些創作的方法，指導家們就給了他一大套"上層建築"或是"經濟機構"。文藝青年將這套名詞背熟了，明知對於自己的創作沒有多大幫助，但覺做起批評來是大有用處的，於是他就先做起批評家來了。實際上是做批評的和受批評的同樣的不很了然；在前者覺得把這套名詞搬弄一番，也就起琳琅可誦，在後者受了幾次這樣的搬弄之後，漸漸弄出一條軌道來，從此按部就班，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於是乎他就一輩子不得超生。
適應著這種傾向而產生的就有在有些雜誌上占著一欄的“新名詞釋義"，乃至新名詞的專門辭典。這種辭典大都以這套新名詞收得越多越新鮮為越可自豪，比如一九三五年一月間鑄造的新名詞，二月間出版的字典已經收進去，那當然就成了那部辭典可以大書特書的一個特色了。但我們的意思，以為一部辭典的價值完全在於它的各個詞的解釋的易懂性。這當中有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凡解釋中所用的詞，都必須是不必再查字典也可以懂得的，否則無論那部辭典所收的條數怎麽多，都不能算是好辭典。譬如我們買到一本文學辭典，翻到了"文學"這個詞，一看定義是：“在社會的下層基礎——經濟——上的作為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的一種。"這在讀過了三年社會學和經濟學的人們看來，原不會覺得怎樣困難，但在普通的讀者，卻就覺得他那本辭典是白買了。但會覺得白買，還算是運氣的，壞就壞在那人象從前士子讀《四書》朱注一般，將白文和注解囫圇地吞在肚裏，便自以為已經懂得！
我們覺得現在所急需的辭典並不是這一種，卻是象《牛津英文辭典》那樣concise的一部用極淺近的釋義來解釋已流行的普通用詞的詞典。因為現在在不算文盲的群眾中，連“發明"和"發見"一類普通用語都還辨別不清的人們還是占著大多數，你用"建築”“機構"一類的字眼去和他們解說，他們是包管不敢明說自己不懂的。
但這裏不是討論辭典的問題。我們覺得這能不能再寫得好懂些的問題，是現在凡從事寫作的人們都得時時向自己問著的，而在理論家和批評家尤其重要。
原因是，無論屬於什麽學問部門的理論都自然要產生一套專門術語出來，所以從藝術學社會學和哲學等等借用術語的文學理論也自然不在例外。但求普遍易懂起見，將這套術語盡量避免或衝淡，卻決不是不可能的事。
至於創作，本來就沒有用術語的必要，那末易懂與否就不完全在這上麵了。據筆者自己的經驗，這是和作品的內容有密切關係的。你拿起筆來覺得有許多話可說，有許多話要說，你當然巴不得別人容易懂得。要不然，你覺得本來沒有多話可說，那你就覺得象抽絲一般在那裏抽，因而總難免要有點支吾，也就難免要叫人難懂。
但風格的關係也很重要。從前的風格論家有一句名言，說“風格就是人"。天生口吃的你不能勉強他說得流利；天生說話嚕蘇的你不能叫他說得斬截。因而所謂"沈博奧衍"的龔自珍斷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樣的"婦孺能解"。不過這也未嚐不可用習慣來矯正。第一要作者先祛除了自私心，把炫博炫奇一類的動機完全去掉，要時時刻刻為讀者著想，時時刻刻抱著一種服務的精神。其次要有勇氣，因為多數人做的文章難懂，是因怕別人嫌他淺薄，其實淺薄不淺薄是內容的關係，和文字的難易全不相幹。你隻要相信得過自己的意思值得發表出來，就盡量向淺近方麵做去好了。最後，就是修辭方麵的注意。尋常都把修辭學當作一種研究怎樣文飾詞句的學問看，甚至曾聽人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玩的一種把戲"，其實是錯誤的。修辭學明明叫我們多用活字，少用死字；活字就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字。愛默生說：“生活就是我們的字典。"關於語法和句法，修辭學也明明叫我們竭力保持日常語言的自然。所以真正的修辭學決不會教我們做難懂的文字，卻教我們做易懂的文字。而凡自知文字有難懂之病的，倒都非曉得一點修辭學不可。
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要文字做得好懂，似乎是大家都存心了的，但是好懂的文字仍舊還不很多，可見得說雖容易，要辦到卻不容易，那末現在把這點意思著重的提一提，也許不算多餘吧。
我們希望以後每個作家都把求文字好懂認作他的目標之一，也希望每個批評家都把這點作為他的評價標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