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百年以後，文獻不足，隻剩得若幹斷爛朝報，那時的學者來研究我們這時代，將有怎樣的感想？
大概不外下列兩派罷：盡信書者自然覺得“這一個可敬的時代”，除了少數“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頑不靈，就是蠢如鹿；懷疑論（或疑古）者，也許要覺得這是一個“可悲的時代”，有誇大狂者，有低能兒，有白癡，——自然也有人工的啞子。
這當然是說笑話罷哩，事實上，可征的文獻不至於散佚毀滅到那樣的地步，百年以後——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後的學者一定能夠正確地為我們這時代畫一副真實的麵目，然而在今天，我們同時代的人，隻要見聞有所拘囿，倒會越看越糊塗，結果便會覺得在“盡信書”與懷疑論二者之間是起難自處的了。
對於現實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對於將來也不會失卻信心；可是苦悶大概是難免的罷，這苦悶之味倘有成語可資描繪，我以為可用“啼笑皆非”這四個字。
不用多拉扯，我們隻談談出版現象之一，——文藝書籍的供求情況。
文藝之必須服務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於民族的自由解放，適合於當前抗戰的要求，這在今日是沒有人反對的了，至少公開的反對是不大聽見了。一方麵，擺起儼然的嘴臉，申斥著文藝作家之未能善盡厥職，把社會的人心麻痹的責任歸之於文藝作家，這樣的論調，也聽得過了。另一方麵，“太多的自由”卻正式給予那些製造麻痹的作品，鼓勵著它們的滋長，而“不合抗戰要求”的鞭笞，卻常常落在那些絕不會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來一下刺激的作品的頭上，——這樣的事，實在也見過不少。所謂“寫作的自由”，就表現在這樣的天氣上。
這是“供”“求”情況的一個說明。在這裏我們所看到的故事有甚於“緣木求魚”，簡直是“言不顧行”。
然而供求情況尚有其另一方麵。這卻是直接牽涉到所謂麻痹的人心了。書店老板謂之為“生意經”。書店老板可以給你看確鑿的“統計”，他們的“生意眼”是從“鐵麵無私”的“現實”來的。“色情”的作品有銷路；戴抗戰之羊頭，賣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於推銷。包括清談、扯淡、胡說八道、大言不慚、牛鬼蛇神、風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謂“風字型”的作品，其可銷、能銷與易銷，有時且勝於前二者。獨至於板起麵孔寫來的抗戰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顧者大概僅是些滿腔熱血、傻而窮的青年，而關卡驛站每多留難，則推銷亦屬不易。老板的結論是：將本求利，他說不上有成見，無奈“社會”是喜歡那種調調兒，他有什麽辦法？
當然，這是“現實”，但隻是“現實”的一麵。“社會”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錢而又“精力過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著知識的饑渴，轉側於感情的枯燥，不惜節衣縮食求讀好書的人。因而書店老板的“統計”卻又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隻要真是好書，即使是百分之百嚴肅的抗戰作品，銷路還是有的。
一方麵，抗戰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麵，出版家卻也在找抗戰作品：這是供求情況的第三方麵。換言之，抗戰作品在找讀者，而讀者也在找抗戰作品。
有製造葉子牌、麻將牌、乃至春畫的人；也有製造鋤頭、斧頭、鐮刀、鋸子的人，現社會上充滿了這些矛盾。因此，如果有所謂“製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會上先有麻痹現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產生後也反過來助長麻痹的），而消除社會上的麻痹現象需要政治上的強心針和清瀉劑，文藝作品呢，可比作這針和劑的藥引子。如果一方麵盼望有功於“世道人心”的文藝，而同時又不許文藝作品帶著強心和清瀉的藥品，這何異南轅而北轍？這一個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惱著態度嚴肅的作者，也在苦惱著態度嚴肅的讀者。
我們相信，現在有絕對多數（比起那些有錢有閑以消遣及官能刺激為目的之讀者的總數來還是絕對多數的）態度嚴肅的讀者，在渴求確能表現抗戰現實的作品。他們是文藝書籍讀者的絕對多數。這絕對多數的意義，並不表現他們的購買力，也就是並不從書店老板的帳簿上表現出來；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的手裏就轉輾傳觀以至於字跡磨滅，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們手裏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討論，非把它從裏翻轉向外是不過癮的。
這樣的好書必須具備下列諸條件：第一，它不能不講到大多數人所最關心最切身的問題；第二，它不能不揭露大多數人最痛心疾首的現象；第三，它不能隻在問題的邊緣繞圈子，它必須直搗問題的核心；第四，它必須在現實的複雜錯綜中間指出必然的曆史的動向。至於文字技巧倒是第二義的。
這樣條件的一部書，作者和讀者心目中存之亦既多年；時代準備著這樣的書何止十部二十部，時勢培育出堪當這樣責任的作者亦何止三個五個；然而至今，產生這樣書的政治的條件尚未獲得，反顯得這時代的作家們未能善盡厥職。
三年半以前，檢討過“初期”抗戰文藝的成績，一般的意見認為“初期”作品熱情蓬勃而認識不夠深刻，題材範圍尚嫌單調狹隘，未能多方麵展開，作品形式則短小精悍有餘而規模氣魄都覺不夠，這意見是對的。現在過了三年半了，我們回顧這三年又半的時期內，文壇的動向和作品的成就，比起“初期”來，又複如何？長篇巨著之出現，題材範圍之由其重於前方而轉到後方，乃至於采取曆史的題材，這些都是近三年的特點。認識是較為深刻了，感情是較為沉著了，這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但讀者覺得還不夠味，作者自己也何嚐不覺得乏？下筆之時，左顧右盼，生怕被人捉住了那種小偷兒的心情（引用老舍先生語，原文忘了，意義如此，相信沒有弄錯，）哪一個作家不曾經驗過？作家們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的時候，早就料到讀者是不會滿意的。為什麽？因為他知道：被許可反映到他作品中的現實不過是讀者所耳聞目擊者百分之一二，至於在現實的總體中恐怕至多千分之一二；而這百分之一二或千分之一二尚受抽筋拔骨之厄，作者幾乎沒有勇氣承認是自己的產品。舊時鄉下佬捱了板子，還得稱老爺聖明；作家們光吃了幾下板子，還算是萬幸。廚子做菜，如果材料受了限製，即使手段高明，也不會做出叫人滿意的好菜。現在的作家和這樣不幸的廚子是沒有什麽不同的。
但近年來，材料受了限製的廚子們也隻好在剁切上多用功夫了。技巧問題曾被注意研究，甚至成為一種風氣。
作品光有思想而無技巧，當然不行。然而提高技巧隻在下列的條件下方為進步的合理的：新的思想內容已經產生了新的形式，為求內容與形式的一致的完善，於是要求技巧的提高。貧血的女人不能乞靈於脂粉。貧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譬如果想從技巧方麵取得補救，一定也是徒勞的。世紀末的歐洲文學就不免隻是塗抹脂粉的骷髏。當然我們近年來的提高技巧的要求在主觀上不是不要思想內容；我們的提高技巧不同於世紀末的歐洲文壇。我們仿佛是一支軍隊在進攻不可能的時期姑且磨洗武器、操演陣法，所以本意決不是想以技巧掩飾內容的疲乏。在這意義上，提高技巧即使成為風氣，也不一定是要不得的。
可是看近來的情形，這一點本意漸被忘記；至少是被一部分作者忘記了。若幹講述（或研究）寫作方法的文章，把技巧放在第一位；而講到如何鍛煉技巧的時候又往往把技巧當作一個純粹手藝的問題，認為這是可以從思想的修養分離開來，是和生活的體驗各不相關的。這樣的看法，自然會（即使並非有意）引導到“技巧至上”的歧途。有些青年作家往往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就是技巧沒有把握，所以要學習技巧！”這是表示他謙虛。但言外之意，除技巧外，都有點把握了，即思想是有把握的。當然我們可以相信說這話的年青的朋友，思想上方向是正確的，或者隻是思想上有了方向；但光是有了方向或方向正確，而要從紛紜錯綜的現實中得到透視和理解並進而以文學形式表現之，則顯然是太大的奢望。所謂思想有把握，決不是能背幾條公式，死記若幹教條就算有了把握了。有終身以之而尚不能自謂真有把握者。所以強調思想問題，永久是必要的。不幸近年來提高技巧的風起卻把思想問題的重要性衝淡了。
世界的潮流逼著中國不能不前進，我們的文壇不能不負平時代的使命，－—反映現實，喊出人民大眾的要求。我們要爭取最廣大的反映現實的自由，我們要校正技巧主義的傾向。也隻有如此，方能使麻痹人心的色情的消遣的作品不再能作書店老板“生意眼”的對象！
大概不外下列兩派罷：盡信書者自然覺得“這一個可敬的時代”，除了少數“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頑不靈，就是蠢如鹿；懷疑論（或疑古）者，也許要覺得這是一個“可悲的時代”，有誇大狂者，有低能兒，有白癡，——自然也有人工的啞子。
這當然是說笑話罷哩，事實上，可征的文獻不至於散佚毀滅到那樣的地步，百年以後——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後的學者一定能夠正確地為我們這時代畫一副真實的麵目，然而在今天，我們同時代的人，隻要見聞有所拘囿，倒會越看越糊塗，結果便會覺得在“盡信書”與懷疑論二者之間是起難自處的了。
對於現實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對於將來也不會失卻信心；可是苦悶大概是難免的罷，這苦悶之味倘有成語可資描繪，我以為可用“啼笑皆非”這四個字。
不用多拉扯，我們隻談談出版現象之一，——文藝書籍的供求情況。
文藝之必須服務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於民族的自由解放，適合於當前抗戰的要求，這在今日是沒有人反對的了，至少公開的反對是不大聽見了。一方麵，擺起儼然的嘴臉，申斥著文藝作家之未能善盡厥職，把社會的人心麻痹的責任歸之於文藝作家，這樣的論調，也聽得過了。另一方麵，“太多的自由”卻正式給予那些製造麻痹的作品，鼓勵著它們的滋長，而“不合抗戰要求”的鞭笞，卻常常落在那些絕不會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來一下刺激的作品的頭上，——這樣的事，實在也見過不少。所謂“寫作的自由”，就表現在這樣的天氣上。
這是“供”“求”情況的一個說明。在這裏我們所看到的故事有甚於“緣木求魚”，簡直是“言不顧行”。
然而供求情況尚有其另一方麵。這卻是直接牽涉到所謂麻痹的人心了。書店老板謂之為“生意經”。書店老板可以給你看確鑿的“統計”，他們的“生意眼”是從“鐵麵無私”的“現實”來的。“色情”的作品有銷路；戴抗戰之羊頭，賣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於推銷。包括清談、扯淡、胡說八道、大言不慚、牛鬼蛇神、風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謂“風字型”的作品，其可銷、能銷與易銷，有時且勝於前二者。獨至於板起麵孔寫來的抗戰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顧者大概僅是些滿腔熱血、傻而窮的青年，而關卡驛站每多留難，則推銷亦屬不易。老板的結論是：將本求利，他說不上有成見，無奈“社會”是喜歡那種調調兒，他有什麽辦法？
當然，這是“現實”，但隻是“現實”的一麵。“社會”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錢而又“精力過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著知識的饑渴，轉側於感情的枯燥，不惜節衣縮食求讀好書的人。因而書店老板的“統計”卻又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隻要真是好書，即使是百分之百嚴肅的抗戰作品，銷路還是有的。
一方麵，抗戰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麵，出版家卻也在找抗戰作品：這是供求情況的第三方麵。換言之，抗戰作品在找讀者，而讀者也在找抗戰作品。
有製造葉子牌、麻將牌、乃至春畫的人；也有製造鋤頭、斧頭、鐮刀、鋸子的人，現社會上充滿了這些矛盾。因此，如果有所謂“製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會上先有麻痹現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產生後也反過來助長麻痹的），而消除社會上的麻痹現象需要政治上的強心針和清瀉劑，文藝作品呢，可比作這針和劑的藥引子。如果一方麵盼望有功於“世道人心”的文藝，而同時又不許文藝作品帶著強心和清瀉的藥品，這何異南轅而北轍？這一個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惱著態度嚴肅的作者，也在苦惱著態度嚴肅的讀者。
我們相信，現在有絕對多數（比起那些有錢有閑以消遣及官能刺激為目的之讀者的總數來還是絕對多數的）態度嚴肅的讀者，在渴求確能表現抗戰現實的作品。他們是文藝書籍讀者的絕對多數。這絕對多數的意義，並不表現他們的購買力，也就是並不從書店老板的帳簿上表現出來；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的手裏就轉輾傳觀以至於字跡磨滅，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們手裏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討論，非把它從裏翻轉向外是不過癮的。
這樣的好書必須具備下列諸條件：第一，它不能不講到大多數人所最關心最切身的問題；第二，它不能不揭露大多數人最痛心疾首的現象；第三，它不能隻在問題的邊緣繞圈子，它必須直搗問題的核心；第四，它必須在現實的複雜錯綜中間指出必然的曆史的動向。至於文字技巧倒是第二義的。
這樣條件的一部書，作者和讀者心目中存之亦既多年；時代準備著這樣的書何止十部二十部，時勢培育出堪當這樣責任的作者亦何止三個五個；然而至今，產生這樣書的政治的條件尚未獲得，反顯得這時代的作家們未能善盡厥職。
三年半以前，檢討過“初期”抗戰文藝的成績，一般的意見認為“初期”作品熱情蓬勃而認識不夠深刻，題材範圍尚嫌單調狹隘，未能多方麵展開，作品形式則短小精悍有餘而規模氣魄都覺不夠，這意見是對的。現在過了三年半了，我們回顧這三年又半的時期內，文壇的動向和作品的成就，比起“初期”來，又複如何？長篇巨著之出現，題材範圍之由其重於前方而轉到後方，乃至於采取曆史的題材，這些都是近三年的特點。認識是較為深刻了，感情是較為沉著了，這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但讀者覺得還不夠味，作者自己也何嚐不覺得乏？下筆之時，左顧右盼，生怕被人捉住了那種小偷兒的心情（引用老舍先生語，原文忘了，意義如此，相信沒有弄錯，）哪一個作家不曾經驗過？作家們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的時候，早就料到讀者是不會滿意的。為什麽？因為他知道：被許可反映到他作品中的現實不過是讀者所耳聞目擊者百分之一二，至於在現實的總體中恐怕至多千分之一二；而這百分之一二或千分之一二尚受抽筋拔骨之厄，作者幾乎沒有勇氣承認是自己的產品。舊時鄉下佬捱了板子，還得稱老爺聖明；作家們光吃了幾下板子，還算是萬幸。廚子做菜，如果材料受了限製，即使手段高明，也不會做出叫人滿意的好菜。現在的作家和這樣不幸的廚子是沒有什麽不同的。
但近年來，材料受了限製的廚子們也隻好在剁切上多用功夫了。技巧問題曾被注意研究，甚至成為一種風氣。
作品光有思想而無技巧，當然不行。然而提高技巧隻在下列的條件下方為進步的合理的：新的思想內容已經產生了新的形式，為求內容與形式的一致的完善，於是要求技巧的提高。貧血的女人不能乞靈於脂粉。貧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譬如果想從技巧方麵取得補救，一定也是徒勞的。世紀末的歐洲文學就不免隻是塗抹脂粉的骷髏。當然我們近年來的提高技巧的要求在主觀上不是不要思想內容；我們的提高技巧不同於世紀末的歐洲文壇。我們仿佛是一支軍隊在進攻不可能的時期姑且磨洗武器、操演陣法，所以本意決不是想以技巧掩飾內容的疲乏。在這意義上，提高技巧即使成為風氣，也不一定是要不得的。
可是看近來的情形，這一點本意漸被忘記；至少是被一部分作者忘記了。若幹講述（或研究）寫作方法的文章，把技巧放在第一位；而講到如何鍛煉技巧的時候又往往把技巧當作一個純粹手藝的問題，認為這是可以從思想的修養分離開來，是和生活的體驗各不相關的。這樣的看法，自然會（即使並非有意）引導到“技巧至上”的歧途。有些青年作家往往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就是技巧沒有把握，所以要學習技巧！”這是表示他謙虛。但言外之意，除技巧外，都有點把握了，即思想是有把握的。當然我們可以相信說這話的年青的朋友，思想上方向是正確的，或者隻是思想上有了方向；但光是有了方向或方向正確，而要從紛紜錯綜的現實中得到透視和理解並進而以文學形式表現之，則顯然是太大的奢望。所謂思想有把握，決不是能背幾條公式，死記若幹教條就算有了把握了。有終身以之而尚不能自謂真有把握者。所以強調思想問題，永久是必要的。不幸近年來提高技巧的風起卻把思想問題的重要性衝淡了。
世界的潮流逼著中國不能不前進，我們的文壇不能不負平時代的使命，－—反映現實，喊出人民大眾的要求。我們要爭取最廣大的反映現實的自由，我們要校正技巧主義的傾向。也隻有如此，方能使麻痹人心的色情的消遣的作品不再能作書店老板“生意眼”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