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麗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點半了。她走進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馬斯身邊躺下來。他睡著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覺他頭發裏有一股奇怪的氣味；又吸了一口氣，結果還是一樣。她象一條狗上上下下嗅了個遍才確定異物是什麽：一種女人下體的氣味。
六點鍾，鬧鍾響了，帶來了卡列寧最輝煌的時刻。他總是比他們起得早，但不敢攪擾他們，耐心地等待鬧鍾的鈴聲，等待鈴聲賜給他權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腳踩他們以及用鼻子拱他們。偶爾，他們也企圖限製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們任性得多，總是以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告結束。特麗莎後來也明白了，她的確也樂意由卡列寧把她帶進新的一天。對他來說，醒來是絕對令人高興的，發現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時，他總是顯露出一種天真純樸的驚異以及誠心誠意的歡喜。而在她那一方麵，醒得極不情願，醒來時總有一種閉合雙限以阻擋白晝到來的願望。
現在，他立在門廳口凝視著衣帽架，那裏接著他的皮帶和項圈。她給他套上項圈係好皮帶，帶他一起去買東西。她要買點牛奶、黃油、麵包，同往常一樣，還有他早餐用的麵包圈。他貼在她身邊跑著，嘴裏叼著麵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後洋洋自得為之四顧。一到家，他叼著麵包圍躺在臥房門口，等待托馬斯對他的關注，向托馬斯爬過去，衝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麵包圈兒奪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們在屋子裏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鍾之久，卡列寧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麵包圈。
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著這一套早晨的儀禮。托馬斯麵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體管收音機，他正在專心聽著。
這是一個有關捷克移民的節目，一段私人對話的錄音剪輯，由一個打入移民團體後又榮歸布拉格的特務最近竊聽到的。都是些無意義的瞎扯，夾雜著一些攻擊占領當局的粗話，不時還能聽到某位移民罵另一位是低能兒或者騙子。這些正是廣播的要害所在。它不僅證明移民在說蘇聯的壞話（這已經不會使任何捷克人驚訝不安），而且還表明他們在互相罵娘，隨便使用髒字眼。人們乎常可以整日講髒話，在打開收音機聽到某位眾所周知令人肅然的角色在每句話裏也夾一個“他娘的”，他們畢竟會大為失望。
“都是從普羅恰茲卡開的頭。”托馬斯說。
普羅恰茲卡是位四十歲的捷克小說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開批評時政。後來，他成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愛的人物，把那場隨著入侵而告結束的共產主義自由化搞得轟轟烈烈。入侵後不久，報界發起了一場攻擊他的運動，但越玷汙他，人們倒越喜歡他。後來（確切地說是1970年），電台播出了一係列他與某位教授朋友兩年前的私人談話（即1968年春）。他們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發現，教授的住宅已被竊聽，他們每一行動都受到監視。普羅情茲卡喜歡用誇張、過激的話與朋友逗樂，而現在這些過激的話成了每周電台的連續節目。秘密警察製造並導演了這一節目，費盡心機向人們強調普羅恰茲卡取笑朋友們的插料打渾——比如說，對杜布切克。人們一有機會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現在與其說他們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嚇住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被他們十分喜愛的普羅恰茲卡給驚呆了。
托馬斯關了收音機說：“每個國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電台播放錄音的秘密警察，隻可能在布拉格有，絕對史無前例！”
“我知道一個前例，”特麗莎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裏拿出日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聽一聽。’她讀了幾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飯。”
他總是讓她躺在床上，自己獨自去吃早飯，可她不服從。托馬斯工作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四點，而她工作則從下午四點到半夜。如果她不與他一道吃早飯，兩人能一塊兒談話的時間便隻有星期天了。正因為如此，她早上總要跟著他起身寧可以後再去睡覺。
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點鍾她得去佐芬島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眾人向往之地，但隻能容納少許人，想進去的唯一辦法是拉關係。謝天謝地，托馬斯從前一個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後從大學遷來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納。於是，托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麗莎每周便可輕易地得到一張票了。
她走著去的。她恨車上總是擠滿了人，擠得一個挨一個互相仇恨地擁抱，你踩了我的腳，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著粗話。
天下著毛毛細雨，人們撐開傘遮住腦袋匆匆走著。一下子，圓拱形的傘篷互相碰撞，街上擁擠起來。特麗莎前麵的男人都高高把傘舉起給她讓路，女人們卻不肯相讓，人人都直視前方，讓別的女人甘拜下風退縮一旁。這種雨傘的會集是一場力量的考驗。特麗莎開始都讓路，意識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報時，也開始象其他的女人緊抓住傘柄，用力猛撞別人的傘篷。沒有人說“對不起”，大多數時候人們都不說話，盡管有一兩次她也聽到有人罵“肥豬”，或“操你娘！”
老少娘們兒都用傘武裝起來了，年輕一些的更象鐵甲武士。特麗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長杆旗幟的姑娘們，對入侵者進行性報複：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為自己登上了某個科幻小說家創造出來的星球，絕色女郎用美麗的長腿表示著蔑視，這在入侵者國家裏是五六百年來不曾見過的。
她給那些坦克背景前麵的年輕姑娘拍過許多照片，她是多麽欽佩她們！而現在這些同樣的姑娘卻在與她撞擊，惡意昭昭，她們準備用抗擊外國軍隊的頑強精神來反擊一把不願給她們讓路的雨傘。
她來到古城廣場。這裏有梯思教堂嚴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築的不規則長方形，以及巴羅克式的建築。古城的市政廳建於十四世紀，曾一度占據了整個廣場的一側，現在卻一片廢墟已有二十七年。華沙、德累斯頓、柏林、科隆以及布達佩斯，在第二次大戰中都留下了可怕的傷痕。但這些地方的城民們都重建了家園，辛勤地恢複了古老曆史的遺存。布拉格的人民對那些城市的人民懷著一種既尊敬又自卑的複雜心理。古城市政廳舊址隻是戰爭毀滅的唯一標誌了。他們決定保留這片廢墟，是為了使波蘭人或德國人無法指責他們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難少些。在這光榮的廢墟前麵，在戰爭留給今天和永恒的罪惡遺跡麵前，立著一座鋼筋水泥的檢閱台，供某種示威集會用，或方便於共產黨過去或將來召集布拉格的群眾。看著古城市政廳的殘跡，特麗莎突然想起了母親，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災難和人家的醜陋，展示人家的悲慘，亮出別人斷臂的殘膠並強迫全世界都來圍觀。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親。她逃離出來已逾七年的母親世界似乎又卷士重來，前後左右把她團團圍位。正因為如此，那天早上她對托馬斯談起，母親如何在飯桌前邊讀她的秘密日記邊發出狂笑。當一種茶餘飯後的私下交談都拿到電台廣播時，這說明什麽呢？不說明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集中營嗎？
幾乎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用這個詞來表達她對家庭生活的感覺。集中營是一個人們常常日夜擠在一堆的世界。粗野與強暴倒隻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營是個人私生活的完全滅絕。普羅恰茲卡就住在集中營裏，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體供他酒後與朋友閑談。（他的致命錯誤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麗莎與母親佐在一起時，也是在集中營裏。她幾乎從小就知道集中營，既不特別異常也不令人吃驚，倒是個很基本的什麽東西，我們在給定購這裏出生，而且隻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從這裏逃出去。
女人們坐在三條成梯形排列的長凳上，擠得那麽緊，不碰著是不行的。特麗莎旁邊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一個勁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臉蛋，從雙肩垂下一對大得難以置信的xx子，身子稍一動，它們就晃蕩個不停。那女人站起來時，特麗莎看見她的屁股也象是兩個大麻袋，與漂亮的臉絲毫接不上邊。
也許這個女人也常常站在鏡子前看自己的身體，如同特麗莎從小就想從那裏窺視自己的靈魂。她一定也懷著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體當作靈魂的顯示。不過，這接著四個皮囊的軀殼反射出來的靈魂，將是多麽駭人可怕嗬。
特麗莎站起來，在噴頭下把自己衝洗幹淨，走到外邊去。天還下著毛毛細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麵一塊啪啪作響的甲板上，一塊幾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讓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見了剛才一直想著的那女人的頭，正在奔騰的江麵上起伏浮動。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帶孩子氣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時，苗條的身貌讓路繪兩套顫抖著的大皮愛，還有皮愛左右兩邊甩出的一穎穎冰涼水殊。
特麗莎進屋去穿衣，站在大鏡子前麵。
不，她的身體沒有什麽可怕的東西，胸前也沒窪什麽大皮愛。事實上，她的rx房很小，母親就常常嘲笑她隻有這樣小的rx房。直到托馬斯來以前，她一直對自己的小rx房心情複雜。大小倒無所謂，隻是乳頭周圍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設計自己的身體的話，她會選擇那種不打眼的乳頭，拱弧線上的乳頭不要挺突，顏色也要同皮膚色混為一體。她想她的乳暈就象原始主義畫家為客人畫的色情畫中的深紅色大目標一樣。
瞧著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長一毫米的話她會是個什麽樣子，要多久她的臉才能變得象別人的一樣？
如果她身體的各個部分有的長大，有的縮小，那麽特麗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還會是自己嗎？她還是特麗莎嗎？
當然，即使特麗莎完全不象特麗莎，體內的靈魂將依然如故，而且會驚訝地注視著身體的每個變化。
那麽，特麗莎與她身體之間有什麽關係呢？她的身體有權利稱自己為特麗莎嗎？如果不可以，這個名字是指誰呢？僅僅是某種非物質和無形的東西嗎？
（特麗莎從兒時起就思考著這些問題。的確，隻有真正嚴肅的問題才是一個孩子能提出的問題，隻有最孩子氣的問題才是真正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換一句話說，正是這些無解的問題限製了人類的可能性，描劃了人類生存的界線。）
特麗莎站在鏡子前麵迷惑不解，看著自己的身體象看一個異物，一個指定是她而非別人的異物。她對此厭惡。這個身體無力成為托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體，它挫傷和欺騙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著他頭發裏其他女人下體的氣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辭退一個傭人那樣來打發自己的身體：僅僅讓靈魂與托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體送到世間去，表現得象其他女性身體一樣，表現在男性身體旁邊。她的身體不能成為托馬斯唯一的身體，那麽在她一生最大的戰役中已經敗北，隻好自個兒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著自己站在廚房裏隨意吃了點午飯，已是三點半了。她給卡列寧套上皮帶，走著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雜誌社解雇以後就在這家旅店的酒吧幹活。那是她從蘇黎世回來後幾個月的事了：他們終究不能原諒她，因為她曾經拍了一個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過朋友找到了這份工作，那裏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飯碗的人，暫時在這裏避避風：會計是一位前神學教授，服務台裏坐著一位大使（他在外國電視裏抗議入侵）。
她又一次為自己的腿擔憂。還在小鎮餐館裏當女招待時，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員腿上都是靜脈曲張，就嚇壞了。這種職業病源是每天端著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沒有那麽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礦泉水拖出來，以後要做的事就隻是站在餐櫃後麵，給顧客上上酒，在餐櫃旁邊的小水槽裏洗洗酒杯。做這一切的時候，卡列寧馴服地躺在她腳旁。
她結完帳，把現金收據交給旅館頭頭，已經過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別。服務台後麵的門通向一間小屋，還有一張他可以打個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牆上方貼著他自己和許多人的鑲邊照片，那些人衝著鏡頭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邊上簽寫什麽東西。有些照片附有親筆簽名。這個光榮角裏還陳列著一張照片，那是他自己與麵帶微笑的肯尼迪。
這天晚上，特麗莎走進這間屋子，發現他的交談者並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從未見過此入，那老頭一見她也立即住了嘴。
“沒關係，”大使說，“她是朋友，在她麵前你盡可隨便說話。”然後又對她說，“他兒子今天給判了五年。”
她後來才知道，在入侵開始的那幾天，這老頭的兒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監視著入侵特種兵部隊的某所大樓，看見有些捷克人在那裏進進出出，顯然是為入侵者服務的特務，他和朋友們就跟蹤那些人，查清他們的汽車牌號，把情報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電台和電視台，再由他們警告公眾。在這一過程中，孩子與他的朋友曾徹底搜查過一個叛國賊。
孩子的父親說：“這張片子是唯一罪證，他們亮出來以前，他什麽也不承認。”
他從錢包裏取出一張報紙的剪樣：“這是從1968年的《時報》上剪下來的。”照片是一個小夥子掐著另一個人的喉頭，後麵有圍觀的人群。照片標題是：《懲辦勾結者》。
特麗莎鬆了口氣，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帶著卡列寧回家，步行穿過夜幕下的布拉格，想著她那些拍攝坦克的日子。他們是多麽天真，以為自己拍照是冒著性命為祖國而戰，事實上這些照片卻幫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點半才到家。托馬斯睡著了，頭發散發出女人下體的氣味。
什麽是調情？有人可能會說，調情就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時又不讓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句話說，調情便是允諾無確切保證的性交。
特麗莎站在酒櫃後，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與她調情。她對那些潮水般湧來沒完沒了的奉承話、下流雙關語、低級故事、猥褻要求、笑臉和擠眉弄眼……生氣嗎？一點兒也不。她懷著不可抑製的欲望，要在社會底層暴露自己的身體（那個她想驅逐到大千世界裏的異體）。
托馬斯總是努力使她相信，愛情與做愛是兩回事。她當時拒絕理解這一點，而現在，她周圍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與他們做愛會怎麽樣呢？如果隻以那種稱為調情的、即無保證的允諾形式，她渴望一試。
不要誤會，特麗莎並不希望報複托馬斯，隻是希望為自己的混亂找條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負擔：看待事物太嚴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劇，捕捉不住生理之愛的輕鬆和消遣樂趣。她多麽希望能學會輕鬆！她期望有人幫助她去掉這種不合時代新潮的態度。
對某些女人來說，如果調情隻是她們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慣例；對特麗莎來說，調情則上升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的是告訴她：她是誰，她能做些什麽。她把這一問題變得重要而嚴肅，使之失去了輕鬆，變得有逼迫感，變得費勁，力不勝任。她打破了允諾和不給保證之間的平衡（誰能保持平衡即說明他有調情的精湛技巧）；過分熱情地允諾，卻沒表達清楚這個允諾中包含著她未作保證的另一方麵。換一句話說，她繪每一個人的印象就是她準備接受任何人。男人們感到已被允諾，一旦他們向她要求允諾兌現，卻遭到強烈的反抗。他們對此的唯一解釋隻能是，她是狡詐的，蓄謀害人。
一天，一個約摸十六歲的少年坐在櫃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談話中不時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畫時畫錯了一條線，既不能繼續畫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雙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頭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見你了。”他回答。這時她轉身去侍候別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蘭地。她搖了搖頭。
“我十八歲了！”他抗議。
“把身份證給我看看。”特麗莎說。
“不！”少年回答。
“那麽來點軟飲料？”特麗莎說。
少年一言不發起身就走了。約半個小時之後，他又轉來，動作誇張地找了張凳子坐下，十步之內都能嗅到他口裏的酒氣。“軟飲料拿來！”他命令。
“怎麽啦，你醉了！”特麗莎說。
少年指著特麗莎身後牆上接的一塊牌子：嚴禁供應未成年孩子酒精飲料，說：“禁止你們賣酒給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兒喝醉的？”
六點鍾，鬧鍾響了，帶來了卡列寧最輝煌的時刻。他總是比他們起得早，但不敢攪擾他們，耐心地等待鬧鍾的鈴聲，等待鈴聲賜給他權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腳踩他們以及用鼻子拱他們。偶爾，他們也企圖限製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們任性得多，總是以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告結束。特麗莎後來也明白了，她的確也樂意由卡列寧把她帶進新的一天。對他來說，醒來是絕對令人高興的，發現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時，他總是顯露出一種天真純樸的驚異以及誠心誠意的歡喜。而在她那一方麵，醒得極不情願，醒來時總有一種閉合雙限以阻擋白晝到來的願望。
現在，他立在門廳口凝視著衣帽架，那裏接著他的皮帶和項圈。她給他套上項圈係好皮帶，帶他一起去買東西。她要買點牛奶、黃油、麵包，同往常一樣，還有他早餐用的麵包圈。他貼在她身邊跑著，嘴裏叼著麵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後洋洋自得為之四顧。一到家，他叼著麵包圍躺在臥房門口，等待托馬斯對他的關注，向托馬斯爬過去，衝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麵包圈兒奪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們在屋子裏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鍾之久，卡列寧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麵包圈。
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著這一套早晨的儀禮。托馬斯麵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體管收音機，他正在專心聽著。
這是一個有關捷克移民的節目，一段私人對話的錄音剪輯，由一個打入移民團體後又榮歸布拉格的特務最近竊聽到的。都是些無意義的瞎扯，夾雜著一些攻擊占領當局的粗話，不時還能聽到某位移民罵另一位是低能兒或者騙子。這些正是廣播的要害所在。它不僅證明移民在說蘇聯的壞話（這已經不會使任何捷克人驚訝不安），而且還表明他們在互相罵娘，隨便使用髒字眼。人們乎常可以整日講髒話，在打開收音機聽到某位眾所周知令人肅然的角色在每句話裏也夾一個“他娘的”，他們畢竟會大為失望。
“都是從普羅恰茲卡開的頭。”托馬斯說。
普羅恰茲卡是位四十歲的捷克小說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開批評時政。後來，他成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愛的人物，把那場隨著入侵而告結束的共產主義自由化搞得轟轟烈烈。入侵後不久，報界發起了一場攻擊他的運動，但越玷汙他，人們倒越喜歡他。後來（確切地說是1970年），電台播出了一係列他與某位教授朋友兩年前的私人談話（即1968年春）。他們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發現，教授的住宅已被竊聽，他們每一行動都受到監視。普羅情茲卡喜歡用誇張、過激的話與朋友逗樂，而現在這些過激的話成了每周電台的連續節目。秘密警察製造並導演了這一節目，費盡心機向人們強調普羅恰茲卡取笑朋友們的插料打渾——比如說，對杜布切克。人們一有機會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現在與其說他們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嚇住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被他們十分喜愛的普羅恰茲卡給驚呆了。
托馬斯關了收音機說：“每個國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電台播放錄音的秘密警察，隻可能在布拉格有，絕對史無前例！”
“我知道一個前例，”特麗莎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裏拿出日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聽一聽。’她讀了幾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飯。”
他總是讓她躺在床上，自己獨自去吃早飯，可她不服從。托馬斯工作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四點，而她工作則從下午四點到半夜。如果她不與他一道吃早飯，兩人能一塊兒談話的時間便隻有星期天了。正因為如此，她早上總要跟著他起身寧可以後再去睡覺。
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點鍾她得去佐芬島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眾人向往之地，但隻能容納少許人，想進去的唯一辦法是拉關係。謝天謝地，托馬斯從前一個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後從大學遷來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納。於是，托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麗莎每周便可輕易地得到一張票了。
她走著去的。她恨車上總是擠滿了人，擠得一個挨一個互相仇恨地擁抱，你踩了我的腳，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著粗話。
天下著毛毛細雨，人們撐開傘遮住腦袋匆匆走著。一下子，圓拱形的傘篷互相碰撞，街上擁擠起來。特麗莎前麵的男人都高高把傘舉起給她讓路，女人們卻不肯相讓，人人都直視前方，讓別的女人甘拜下風退縮一旁。這種雨傘的會集是一場力量的考驗。特麗莎開始都讓路，意識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報時，也開始象其他的女人緊抓住傘柄，用力猛撞別人的傘篷。沒有人說“對不起”，大多數時候人們都不說話，盡管有一兩次她也聽到有人罵“肥豬”，或“操你娘！”
老少娘們兒都用傘武裝起來了，年輕一些的更象鐵甲武士。特麗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長杆旗幟的姑娘們，對入侵者進行性報複：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為自己登上了某個科幻小說家創造出來的星球，絕色女郎用美麗的長腿表示著蔑視，這在入侵者國家裏是五六百年來不曾見過的。
她給那些坦克背景前麵的年輕姑娘拍過許多照片，她是多麽欽佩她們！而現在這些同樣的姑娘卻在與她撞擊，惡意昭昭，她們準備用抗擊外國軍隊的頑強精神來反擊一把不願給她們讓路的雨傘。
她來到古城廣場。這裏有梯思教堂嚴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築的不規則長方形，以及巴羅克式的建築。古城的市政廳建於十四世紀，曾一度占據了整個廣場的一側，現在卻一片廢墟已有二十七年。華沙、德累斯頓、柏林、科隆以及布達佩斯，在第二次大戰中都留下了可怕的傷痕。但這些地方的城民們都重建了家園，辛勤地恢複了古老曆史的遺存。布拉格的人民對那些城市的人民懷著一種既尊敬又自卑的複雜心理。古城市政廳舊址隻是戰爭毀滅的唯一標誌了。他們決定保留這片廢墟，是為了使波蘭人或德國人無法指責他們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難少些。在這光榮的廢墟前麵，在戰爭留給今天和永恒的罪惡遺跡麵前，立著一座鋼筋水泥的檢閱台，供某種示威集會用，或方便於共產黨過去或將來召集布拉格的群眾。看著古城市政廳的殘跡，特麗莎突然想起了母親，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災難和人家的醜陋，展示人家的悲慘，亮出別人斷臂的殘膠並強迫全世界都來圍觀。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親。她逃離出來已逾七年的母親世界似乎又卷士重來，前後左右把她團團圍位。正因為如此，那天早上她對托馬斯談起，母親如何在飯桌前邊讀她的秘密日記邊發出狂笑。當一種茶餘飯後的私下交談都拿到電台廣播時，這說明什麽呢？不說明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集中營嗎？
幾乎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用這個詞來表達她對家庭生活的感覺。集中營是一個人們常常日夜擠在一堆的世界。粗野與強暴倒隻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營是個人私生活的完全滅絕。普羅恰茲卡就住在集中營裏，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體供他酒後與朋友閑談。（他的致命錯誤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麗莎與母親佐在一起時，也是在集中營裏。她幾乎從小就知道集中營，既不特別異常也不令人吃驚，倒是個很基本的什麽東西，我們在給定購這裏出生，而且隻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從這裏逃出去。
女人們坐在三條成梯形排列的長凳上，擠得那麽緊，不碰著是不行的。特麗莎旁邊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一個勁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臉蛋，從雙肩垂下一對大得難以置信的xx子，身子稍一動，它們就晃蕩個不停。那女人站起來時，特麗莎看見她的屁股也象是兩個大麻袋，與漂亮的臉絲毫接不上邊。
也許這個女人也常常站在鏡子前看自己的身體，如同特麗莎從小就想從那裏窺視自己的靈魂。她一定也懷著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體當作靈魂的顯示。不過，這接著四個皮囊的軀殼反射出來的靈魂，將是多麽駭人可怕嗬。
特麗莎站起來，在噴頭下把自己衝洗幹淨，走到外邊去。天還下著毛毛細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麵一塊啪啪作響的甲板上，一塊幾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讓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見了剛才一直想著的那女人的頭，正在奔騰的江麵上起伏浮動。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帶孩子氣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時，苗條的身貌讓路繪兩套顫抖著的大皮愛，還有皮愛左右兩邊甩出的一穎穎冰涼水殊。
特麗莎進屋去穿衣，站在大鏡子前麵。
不，她的身體沒有什麽可怕的東西，胸前也沒窪什麽大皮愛。事實上，她的rx房很小，母親就常常嘲笑她隻有這樣小的rx房。直到托馬斯來以前，她一直對自己的小rx房心情複雜。大小倒無所謂，隻是乳頭周圍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設計自己的身體的話，她會選擇那種不打眼的乳頭，拱弧線上的乳頭不要挺突，顏色也要同皮膚色混為一體。她想她的乳暈就象原始主義畫家為客人畫的色情畫中的深紅色大目標一樣。
瞧著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長一毫米的話她會是個什麽樣子，要多久她的臉才能變得象別人的一樣？
如果她身體的各個部分有的長大，有的縮小，那麽特麗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還會是自己嗎？她還是特麗莎嗎？
當然，即使特麗莎完全不象特麗莎，體內的靈魂將依然如故，而且會驚訝地注視著身體的每個變化。
那麽，特麗莎與她身體之間有什麽關係呢？她的身體有權利稱自己為特麗莎嗎？如果不可以，這個名字是指誰呢？僅僅是某種非物質和無形的東西嗎？
（特麗莎從兒時起就思考著這些問題。的確，隻有真正嚴肅的問題才是一個孩子能提出的問題，隻有最孩子氣的問題才是真正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換一句話說，正是這些無解的問題限製了人類的可能性，描劃了人類生存的界線。）
特麗莎站在鏡子前麵迷惑不解，看著自己的身體象看一個異物，一個指定是她而非別人的異物。她對此厭惡。這個身體無力成為托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體，它挫傷和欺騙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著他頭發裏其他女人下體的氣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辭退一個傭人那樣來打發自己的身體：僅僅讓靈魂與托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體送到世間去，表現得象其他女性身體一樣，表現在男性身體旁邊。她的身體不能成為托馬斯唯一的身體，那麽在她一生最大的戰役中已經敗北，隻好自個兒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著自己站在廚房裏隨意吃了點午飯，已是三點半了。她給卡列寧套上皮帶，走著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雜誌社解雇以後就在這家旅店的酒吧幹活。那是她從蘇黎世回來後幾個月的事了：他們終究不能原諒她，因為她曾經拍了一個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過朋友找到了這份工作，那裏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飯碗的人，暫時在這裏避避風：會計是一位前神學教授，服務台裏坐著一位大使（他在外國電視裏抗議入侵）。
她又一次為自己的腿擔憂。還在小鎮餐館裏當女招待時，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員腿上都是靜脈曲張，就嚇壞了。這種職業病源是每天端著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沒有那麽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礦泉水拖出來，以後要做的事就隻是站在餐櫃後麵，給顧客上上酒，在餐櫃旁邊的小水槽裏洗洗酒杯。做這一切的時候，卡列寧馴服地躺在她腳旁。
她結完帳，把現金收據交給旅館頭頭，已經過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別。服務台後麵的門通向一間小屋，還有一張他可以打個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牆上方貼著他自己和許多人的鑲邊照片，那些人衝著鏡頭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邊上簽寫什麽東西。有些照片附有親筆簽名。這個光榮角裏還陳列著一張照片，那是他自己與麵帶微笑的肯尼迪。
這天晚上，特麗莎走進這間屋子，發現他的交談者並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從未見過此入，那老頭一見她也立即住了嘴。
“沒關係，”大使說，“她是朋友，在她麵前你盡可隨便說話。”然後又對她說，“他兒子今天給判了五年。”
她後來才知道，在入侵開始的那幾天，這老頭的兒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監視著入侵特種兵部隊的某所大樓，看見有些捷克人在那裏進進出出，顯然是為入侵者服務的特務，他和朋友們就跟蹤那些人，查清他們的汽車牌號，把情報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電台和電視台，再由他們警告公眾。在這一過程中，孩子與他的朋友曾徹底搜查過一個叛國賊。
孩子的父親說：“這張片子是唯一罪證，他們亮出來以前，他什麽也不承認。”
他從錢包裏取出一張報紙的剪樣：“這是從1968年的《時報》上剪下來的。”照片是一個小夥子掐著另一個人的喉頭，後麵有圍觀的人群。照片標題是：《懲辦勾結者》。
特麗莎鬆了口氣，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帶著卡列寧回家，步行穿過夜幕下的布拉格，想著她那些拍攝坦克的日子。他們是多麽天真，以為自己拍照是冒著性命為祖國而戰，事實上這些照片卻幫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點半才到家。托馬斯睡著了，頭發散發出女人下體的氣味。
什麽是調情？有人可能會說，調情就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時又不讓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句話說，調情便是允諾無確切保證的性交。
特麗莎站在酒櫃後，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與她調情。她對那些潮水般湧來沒完沒了的奉承話、下流雙關語、低級故事、猥褻要求、笑臉和擠眉弄眼……生氣嗎？一點兒也不。她懷著不可抑製的欲望，要在社會底層暴露自己的身體（那個她想驅逐到大千世界裏的異體）。
托馬斯總是努力使她相信，愛情與做愛是兩回事。她當時拒絕理解這一點，而現在，她周圍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與他們做愛會怎麽樣呢？如果隻以那種稱為調情的、即無保證的允諾形式，她渴望一試。
不要誤會，特麗莎並不希望報複托馬斯，隻是希望為自己的混亂找條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負擔：看待事物太嚴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劇，捕捉不住生理之愛的輕鬆和消遣樂趣。她多麽希望能學會輕鬆！她期望有人幫助她去掉這種不合時代新潮的態度。
對某些女人來說，如果調情隻是她們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慣例；對特麗莎來說，調情則上升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的是告訴她：她是誰，她能做些什麽。她把這一問題變得重要而嚴肅，使之失去了輕鬆，變得有逼迫感，變得費勁，力不勝任。她打破了允諾和不給保證之間的平衡（誰能保持平衡即說明他有調情的精湛技巧）；過分熱情地允諾，卻沒表達清楚這個允諾中包含著她未作保證的另一方麵。換一句話說，她繪每一個人的印象就是她準備接受任何人。男人們感到已被允諾，一旦他們向她要求允諾兌現，卻遭到強烈的反抗。他們對此的唯一解釋隻能是，她是狡詐的，蓄謀害人。
一天，一個約摸十六歲的少年坐在櫃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談話中不時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畫時畫錯了一條線，既不能繼續畫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雙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頭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見你了。”他回答。這時她轉身去侍候別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蘭地。她搖了搖頭。
“我十八歲了！”他抗議。
“把身份證給我看看。”特麗莎說。
“不！”少年回答。
“那麽來點軟飲料？”特麗莎說。
少年一言不發起身就走了。約半個小時之後，他又轉來，動作誇張地找了張凳子坐下，十步之內都能嗅到他口裏的酒氣。“軟飲料拿來！”他命令。
“怎麽啦，你醉了！”特麗莎說。
少年指著特麗莎身後牆上接的一塊牌子：嚴禁供應未成年孩子酒精飲料，說：“禁止你們賣酒給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兒喝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