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南流已經不再是一個小鎮子，舊的街道已經蕩平，城區無限製地擴展，南流成了全地區最大的縣級市。我住在縣二招，心情沉鬱。
一開始誰都找不到，姚紅果在n城，她說到南流找劉國標就行了，劉卻在廣州。張英敏和吳一梅都在玉林，黃文惠的電話始終沒人接。
高中畢業三十年了，離上一次見麵也已過了七年，大家各自活著，活著活著，過去的人就慢慢不見了，過去的事也都沒了影蹤，經過的和沒經過的，也都不知道了，高興的和不高興的，恨的和愛的，也都過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劉國標說的，我們都四十七歲了呢。
連續幾天，我吃完早餐就獨自上街閑逛，我到縣二招對麵，舊電影院旁邊吃米粉，舊電影院門口掛了一個牌子，上書“綜合治理辦公室”。米粉是現蒸的，有很好的鹹卷，軟嫩滑，是南流給我的安慰。
我從公園路到東門口，到沙街，沙街已經被拆得隻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從西河橋繞到老的龍橋街，龍橋街又細又長，有我的小學。是星期天，沒有多少人，舊舞台已經沒有了，我上過課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們都還在。然後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舊址，我三到七歲就住在這裏，四十年過去，它還在，是防疫站的房產，防疫站沒有錢拆了蓋新房，所以它還停在這裏。每次回南流我都來看它，它一年比一年舊，積滿了灰塵，正如一個老人，風燭殘年。房子裏住著人，是防疫站的職工，我對他們說，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這裏。他們說，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舊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龍頭嘩嘩流著水，四十年前它就是這樣流著水，在木盆裏濺著水花，落在我小時候那件白底藍點的衣服上。左邊的一個天井也還在，那上麵有一排房子，是化驗室，那裏麵有一台顯微鏡，張英敏的媽媽整天對著顯微鏡看細菌。右邊是辦公室，沒有住人，堆著舊桌椅，四十年前的一隻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頭，它被綁著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邊聽見羊的嘶叫聲，由高到低，漸漸微弱，我躲在屋子裏，不敢去看。英樹帶著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個情況就跑過來告訴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裏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會動了，山羊沒氣了。晚上食堂吃燉羊肉，香味彌漫了整個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湯，喜氣洋洋。湯麵上漂著幾節甘蔗，用來去膻味。這是我童年時代驚心動魄的事件。
我沿著走廊走過我母親的宿舍，我朝裏張望，黑洞洞的，沒有窗，母親出差，我就一個人睡在這裏，在食堂開半份菜，五分錢，屋簷下掛著臘肉，有我家的一掛，我讓師傅割幾片，放在我的飯盅裏一起蒸。我嘴裏含著臘肉的餘香，走過當年的衝涼房和廁所，這些都沒有了，後門，後門呢？
不再存在的後門無聲地打開，四十年前的陽光照耀在龍眼樹上，我和英樹曾偷過那上麵的龍眼果，他身手敏捷，縱身一躍，就抓著了一串果子。龍眼樹多年前就已不在。張英樹，我女童時代的白馬王子，他比我大三歲，張英敏比我大一歲，他們來自北京，既會講一口地道的南流話，又能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他們家訂有《小朋友》、《紅領巾》、《中國少年報》，我剛識字，他們就讓我看這些南流罕見的雜誌報紙，我穿著張英敏的小花連衣裙照了相，歪著頭，編著兩根小辮子，這張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裏。他們的母親帶我去看電影，我和張英敏手牽著手走在公園路上，心裏長滿了雞蛋花、玉蘭花、萬壽果和紅色的火水豆。
後門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磚之上，放著一盆水，那是張英樹端來的，他在臉盆裏滴了藍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煙一樣。他要在水裏看日食。他蹲在水盆邊等著，也讓我蹲著。他手裏還捏了一塊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煙熏黑的。他抬起頭，用煙玻璃擋著看太陽，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煙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說，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曬熱，他的一隻手碰到了我的臉頰，燃燒的太陽在煙玻璃裏浮動，它的邊緣缺了一小塊。浮動著的還有張英樹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劍眉，麵部棱角分明，身材勻稱挺拔，知識廣泛，伶牙俐齒，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邊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間有無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時光，它凝固在一塊青花瓷片上，右腳縮起，左腳輕輕一踢，瓷片閃著白光呼嘯而去。
二00一年冬天，一個陌生女人給我打來電話，她說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是你母親的同事，在昌平搞了一個戒毒所。她說她醫科大學畢業在北醫三院幹了幾年，後來辭職去了海南，現在是做的私營戒毒所。她讓我有空去看看。我始終想不起來她是誰，說的是普通話，聲音似曾相識，又像是完全陌生。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她說你還是沒想起我來吧，那你記得張英樹張英敏嗎？還有呂虹、陳黎明，這幾個跟你年齡不相上下，都是醫院子弟。你肯定記得張英樹，她說。張英樹就像一道閃電，他瞬間照亮了這個女人，我想了起來，她叫曾仰紅，當年衛校畢業，到醫院實習，還帶我和張英敏下圭江河遊過泳。二00四年十月，我和曾仰紅約在王府井見麵。三十年沒見，我一眼就認出了她，除了略胖些，基本容顏未改。她衣著自然，穿著一雙旅遊鞋，沒有任何矯飾，但我相信，她是一個人物，說得上是叱吒風雲。她給我帶了南方的水果，楊桃，大番石榴，芒果，都是南流鎮常見的水果。我們說到了南流鎮，醫院、西門口、縣委會，突然間就說到了張英樹，她說張英樹娶的老婆很犀利的，燙著滿頭小卷。
我沒有說話。我看到過張英樹和他滿頭小卷的妻子，一九九三年冬天，我站在南流縣婦幼保健站的樓頂平台上看到了他們，那是我高中畢業後第一次看到他，我曾去過幾次他家找張英敏，看到過他們年邁的父母，但一次都沒有見到張英樹。很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忘記他，但從來遇不見他。他們家庭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在六七十年代舉步維艱。兄妹倆險些就沒上成高中，英敏留了一級，輾轉來到我們班，英樹沒能在南流城鎮讀高中，後來他到城鎮附近的一個公社高中讀了兩年。
柳阿姨，他們的母親，是我最佩服的女人，永遠堅強樂觀，永遠自尊，她在家講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出門就在北京話裏夾著南流話的某個詞，聽上去很古怪拗口，她就這樣操著南腔北調跟南流鎮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女人，她是怎樣去跟公社下麵的人交涉，讓他的兒子讀上高中的。她一生的英雄業績之一，是改正兄妹倆的家庭出身。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有一天，張英敏鄭重其事地特意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成分，已經改過來了，是中農成分。她說當初她爸爸稀裏糊塗，在部隊，組織上問他是什麽出身，他說不知道，又問他家裏有什麽財產，他說有幾間房子，組織上覺得他既然有幾間房，就算有財產了，於是定了地主成分。她爸爸實在糊塗，不知道這是天大的事情。柳阿姨知道，這件事情不改過來，英敏英樹將永無出頭之日，她隻身一人，長途跋涉，去到江蘇農村老張的老家，疏通各種關係，到底開出了書麵證明。因為有柳阿姨，英敏英樹身心健康，性格完好。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在南流縣婦幼保健站樓頂平台上看到了張英樹，七歲以後我就很少看見他。一九七一年，我十二歲，從沙街搬到醫院宿舍，防疫站、婦幼保健站、醫院三家合並。我常常到張英敏家看書，我從家裏出來，走過操場，穿過舊產科門前的空地，那裏枇杷樹和苦楝樹枝葉映掩，然後到前麵的院子，穿過放著乒乓球桌的過廳，在那棵大芒果樹的右邊，就是張英敏家。她家隻有一間屋子，收拾得很幹淨。我有時會在她家看一整天書，但一整天都看不見英樹。
他會炒菜，我見過很多次，就在他家門口的過道上，放了一隻爐子，他把燒殘的蜂窩煤用火鉗夾出來，再把新的蜂窩煤夾進去，我覺得他的動作很好看。他在燒得冒煙的鐵鑊裏倒上油，吱的一聲響，放上了薑末，嚓啦一下，倒進了切好的菜。他把鑊鏟炒得咣咣響，手勢嫻熟，熱火朝天。我見過他做芥蘭炒臘肉，西紅柿炒雞蛋，炒卷心菜，韭菜炒鴨蛋，每一種菜，它們的香味進入我的五髒六腑，長久地停留在那裏。十二歲，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吃上張英樹做的菜，但我至今也沒有等到機會。他在過道裏炒菜，他專注，英俊，隻有十五歲。
我在平台上看他，那時他應該是三十八歲，他住在醫院的舊留醫部，醫院的宿舍，他在洗衣服，他在水龍頭旁接一桶水拎到洗衣台跟前，他的妻子站在一旁，一幅很家常的圖景，他理著平頭，有些發胖，但仍算得上勻稱。他洗的是被套，夫妻兩人齊心協力，一人擰一頭。我一直看到他們把被子洗完晾好。我沒有想到要去找他，隻有一牆之隔，我下樓，出一個大門，再進另一個大門，最多五分鍾，就能站在他的麵前。張英樹，他還記得我嗎？
我沒有去。
我在七歲的時候為自己找到的第一個白馬王子，就這樣失掉了。他近在咫尺，但已遠隔千裏萬裏。
一開始誰都找不到，姚紅果在n城，她說到南流找劉國標就行了，劉卻在廣州。張英敏和吳一梅都在玉林，黃文惠的電話始終沒人接。
高中畢業三十年了，離上一次見麵也已過了七年，大家各自活著，活著活著，過去的人就慢慢不見了，過去的事也都沒了影蹤，經過的和沒經過的，也都不知道了，高興的和不高興的，恨的和愛的，也都過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劉國標說的，我們都四十七歲了呢。
連續幾天，我吃完早餐就獨自上街閑逛，我到縣二招對麵，舊電影院旁邊吃米粉，舊電影院門口掛了一個牌子，上書“綜合治理辦公室”。米粉是現蒸的，有很好的鹹卷，軟嫩滑，是南流給我的安慰。
我從公園路到東門口，到沙街，沙街已經被拆得隻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從西河橋繞到老的龍橋街，龍橋街又細又長，有我的小學。是星期天，沒有多少人，舊舞台已經沒有了，我上過課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們都還在。然後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舊址，我三到七歲就住在這裏，四十年過去，它還在，是防疫站的房產，防疫站沒有錢拆了蓋新房，所以它還停在這裏。每次回南流我都來看它，它一年比一年舊，積滿了灰塵，正如一個老人，風燭殘年。房子裏住著人，是防疫站的職工，我對他們說，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這裏。他們說，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舊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龍頭嘩嘩流著水，四十年前它就是這樣流著水，在木盆裏濺著水花，落在我小時候那件白底藍點的衣服上。左邊的一個天井也還在，那上麵有一排房子，是化驗室，那裏麵有一台顯微鏡，張英敏的媽媽整天對著顯微鏡看細菌。右邊是辦公室，沒有住人，堆著舊桌椅，四十年前的一隻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頭，它被綁著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邊聽見羊的嘶叫聲，由高到低，漸漸微弱，我躲在屋子裏，不敢去看。英樹帶著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個情況就跑過來告訴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裏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會動了，山羊沒氣了。晚上食堂吃燉羊肉，香味彌漫了整個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湯，喜氣洋洋。湯麵上漂著幾節甘蔗，用來去膻味。這是我童年時代驚心動魄的事件。
我沿著走廊走過我母親的宿舍，我朝裏張望，黑洞洞的，沒有窗，母親出差，我就一個人睡在這裏，在食堂開半份菜，五分錢，屋簷下掛著臘肉，有我家的一掛，我讓師傅割幾片，放在我的飯盅裏一起蒸。我嘴裏含著臘肉的餘香，走過當年的衝涼房和廁所，這些都沒有了，後門，後門呢？
不再存在的後門無聲地打開，四十年前的陽光照耀在龍眼樹上，我和英樹曾偷過那上麵的龍眼果，他身手敏捷，縱身一躍，就抓著了一串果子。龍眼樹多年前就已不在。張英樹，我女童時代的白馬王子，他比我大三歲，張英敏比我大一歲，他們來自北京，既會講一口地道的南流話，又能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他們家訂有《小朋友》、《紅領巾》、《中國少年報》，我剛識字，他們就讓我看這些南流罕見的雜誌報紙，我穿著張英敏的小花連衣裙照了相，歪著頭，編著兩根小辮子，這張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裏。他們的母親帶我去看電影，我和張英敏手牽著手走在公園路上，心裏長滿了雞蛋花、玉蘭花、萬壽果和紅色的火水豆。
後門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磚之上，放著一盆水，那是張英樹端來的，他在臉盆裏滴了藍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煙一樣。他要在水裏看日食。他蹲在水盆邊等著，也讓我蹲著。他手裏還捏了一塊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煙熏黑的。他抬起頭，用煙玻璃擋著看太陽，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煙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說，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曬熱，他的一隻手碰到了我的臉頰，燃燒的太陽在煙玻璃裏浮動，它的邊緣缺了一小塊。浮動著的還有張英樹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劍眉，麵部棱角分明，身材勻稱挺拔，知識廣泛，伶牙俐齒，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邊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間有無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時光，它凝固在一塊青花瓷片上，右腳縮起，左腳輕輕一踢，瓷片閃著白光呼嘯而去。
二00一年冬天，一個陌生女人給我打來電話，她說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是你母親的同事，在昌平搞了一個戒毒所。她說她醫科大學畢業在北醫三院幹了幾年，後來辭職去了海南，現在是做的私營戒毒所。她讓我有空去看看。我始終想不起來她是誰，說的是普通話，聲音似曾相識，又像是完全陌生。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她說你還是沒想起我來吧，那你記得張英樹張英敏嗎？還有呂虹、陳黎明，這幾個跟你年齡不相上下，都是醫院子弟。你肯定記得張英樹，她說。張英樹就像一道閃電，他瞬間照亮了這個女人，我想了起來，她叫曾仰紅，當年衛校畢業，到醫院實習，還帶我和張英敏下圭江河遊過泳。二00四年十月，我和曾仰紅約在王府井見麵。三十年沒見，我一眼就認出了她，除了略胖些，基本容顏未改。她衣著自然，穿著一雙旅遊鞋，沒有任何矯飾，但我相信，她是一個人物，說得上是叱吒風雲。她給我帶了南方的水果，楊桃，大番石榴，芒果，都是南流鎮常見的水果。我們說到了南流鎮，醫院、西門口、縣委會，突然間就說到了張英樹，她說張英樹娶的老婆很犀利的，燙著滿頭小卷。
我沒有說話。我看到過張英樹和他滿頭小卷的妻子，一九九三年冬天，我站在南流縣婦幼保健站的樓頂平台上看到了他們，那是我高中畢業後第一次看到他，我曾去過幾次他家找張英敏，看到過他們年邁的父母，但一次都沒有見到張英樹。很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忘記他，但從來遇不見他。他們家庭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在六七十年代舉步維艱。兄妹倆險些就沒上成高中，英敏留了一級，輾轉來到我們班，英樹沒能在南流城鎮讀高中，後來他到城鎮附近的一個公社高中讀了兩年。
柳阿姨，他們的母親，是我最佩服的女人，永遠堅強樂觀，永遠自尊，她在家講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出門就在北京話裏夾著南流話的某個詞，聽上去很古怪拗口，她就這樣操著南腔北調跟南流鎮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女人，她是怎樣去跟公社下麵的人交涉，讓他的兒子讀上高中的。她一生的英雄業績之一，是改正兄妹倆的家庭出身。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有一天，張英敏鄭重其事地特意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成分，已經改過來了，是中農成分。她說當初她爸爸稀裏糊塗，在部隊，組織上問他是什麽出身，他說不知道，又問他家裏有什麽財產，他說有幾間房子，組織上覺得他既然有幾間房，就算有財產了，於是定了地主成分。她爸爸實在糊塗，不知道這是天大的事情。柳阿姨知道，這件事情不改過來，英敏英樹將永無出頭之日，她隻身一人，長途跋涉，去到江蘇農村老張的老家，疏通各種關係，到底開出了書麵證明。因為有柳阿姨，英敏英樹身心健康，性格完好。
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在南流縣婦幼保健站樓頂平台上看到了張英樹，七歲以後我就很少看見他。一九七一年，我十二歲，從沙街搬到醫院宿舍，防疫站、婦幼保健站、醫院三家合並。我常常到張英敏家看書，我從家裏出來，走過操場，穿過舊產科門前的空地，那裏枇杷樹和苦楝樹枝葉映掩，然後到前麵的院子，穿過放著乒乓球桌的過廳，在那棵大芒果樹的右邊，就是張英敏家。她家隻有一間屋子，收拾得很幹淨。我有時會在她家看一整天書，但一整天都看不見英樹。
他會炒菜，我見過很多次，就在他家門口的過道上，放了一隻爐子，他把燒殘的蜂窩煤用火鉗夾出來，再把新的蜂窩煤夾進去，我覺得他的動作很好看。他在燒得冒煙的鐵鑊裏倒上油，吱的一聲響，放上了薑末，嚓啦一下，倒進了切好的菜。他把鑊鏟炒得咣咣響，手勢嫻熟，熱火朝天。我見過他做芥蘭炒臘肉，西紅柿炒雞蛋，炒卷心菜，韭菜炒鴨蛋，每一種菜，它們的香味進入我的五髒六腑，長久地停留在那裏。十二歲，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吃上張英樹做的菜，但我至今也沒有等到機會。他在過道裏炒菜，他專注，英俊，隻有十五歲。
我在平台上看他，那時他應該是三十八歲，他住在醫院的舊留醫部，醫院的宿舍，他在洗衣服，他在水龍頭旁接一桶水拎到洗衣台跟前，他的妻子站在一旁，一幅很家常的圖景，他理著平頭，有些發胖，但仍算得上勻稱。他洗的是被套，夫妻兩人齊心協力，一人擰一頭。我一直看到他們把被子洗完晾好。我沒有想到要去找他，隻有一牆之隔，我下樓，出一個大門，再進另一個大門，最多五分鍾，就能站在他的麵前。張英樹，他還記得我嗎？
我沒有去。
我在七歲的時候為自己找到的第一個白馬王子，就這樣失掉了。他近在咫尺，但已遠隔千裏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