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2年6月4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育嬰堂街。母親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兒已經8歲。當時家庭生活困窘，母親不想再添累贅，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統統不靈，最後還是隻好把我生了下來。
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父親出於愛國熱情，給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驅逐日寇的意思。
後來母親一度帶我回到老家安嶽縣。我的祖籍是安嶽縣龍台場高石梯，那是一個極其偏僻的村落。盡管後來我不隻一次回過安嶽縣城，並且有一次還回到過龍台場，但始終沒有回到過那個村落。老家安嶽縣永遠能在我心中喚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我記得它的一家理發館中，有著一麵用4排24把蒲扇連綴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輪和繩索構成一種機關，理發師傅給顧客理發時，可以用腳踩得它上下扇風。也許如今它早已被電風扇取代了吧，但故鄉的那種特殊情調，既已儲留心中，卻是任何新奇的東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後來我家定居重慶。我們住在南岸，隔江與重慶城區相望。推開我家房舍的窗戶，長江永無止息地流淌著，對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纖夫那悲壯的號子聲一起一落地飄來，縫綴著大補丁的灰帆時隱時現地浮過……晴天很少，霧氣常來，到了晚上，對岸的萬家燈火仿佛無數隻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無比神秘。
我便在那霧蒙蒙的山城度過了我耽於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親被調往北京工作，我們全家隨往。從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剛到北京，我是一個頑固的“小川佬”。因為錯過了新學期的開始，住家附近隻有一所私立小學願意接收我當插班生。我插進去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說四川話，其實我心裏早就會說北京話了，可就是不好意思開口，弄得老師皺眉、同學取笑。我記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學不知為什麽事同老師頂了嘴，那老師氣惱之下，便把他從我們三年級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級教室，當場宣布了他的降級。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強刺激。我在生活經曆中第一次體驗到了對不公正的事情的義憤。我忍不住對同座的同學說：“幹嗎?!”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說北京話。
那所私立學校從校長到教師概由一個家庭的成員充任，整個學校的氣氛令人難以忍受。不等國家對它實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讓我轉到了另一所公立學校，在那裏我戴上了紅領巾。我是一個平庸的學生，最令我難忘的業績，是有一回學校舉行講故事比賽，我竟被推選為班上的參賽者之一。經過反複預習和試講，我終於在眾目睽睽下登上了賽台，但我剛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靈感與勇氣，結結巴巴地支撐到故事的結尾，在同班同學責備的目光和嘖議中走下了賽台。從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代價，因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後跑去上學，發現旁邊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學時。後來老師告訴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窯坑遊泳，淹死了。老師嚴肅地發表著由此派生出的訓誡，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隻想著那同學上午還活現於我眼前的聲容笑貌。頭天下午上課時，我還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劃出過白道，可是他竟從此消失了。這是我頭一回生動而具體地體驗到死亡的含義。後來我上了中學，直到初中三年級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績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績是不容易的。剛上高一，物理老師第一次提問我，我就答錯了，而且錯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於3市尺記成每1米等於33市尺。物理老師自然給我記了一個2分。後來我比學習其他功課更加賣力地學習物理，但物理老師對我的印象很壞，他教了那麽多年書，連1米等於幾市尺都記不清的學生似乎隻碰上過我這麽一個，這很傷他的自尊心。他再沒有提問過我，但漸漸地他驚訝起來，因為在後來每次的測驗、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試采用的是從蘇聯學來的抽簽式麵試，我抽到的題簽是一道最難的力學題，又要講出道理又要計算準確，我戰戰兢兢然而仔仔細細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師瞪圓了眼睛望著我，他似乎是很不情願地給我記下了一個5分，但最後的學期總評，他還是隻給了我一個4分。這件事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並非聰慧之輩，我會在最簡單的問題上失足，而為了挽回損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當然，另一方麵我又充滿了幻想。我覺得從打破世界舉重紀錄到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導演，從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到發明出一種新型的建築材料，在我來說都無妨一試。生活似乎為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畢業以後出現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麵。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沒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師範專科學校。
一位高中同學，原來是近乎崇拜我的，不僅是因為我學習成績比他好，更因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報》上登出文章，並且高考期間廣播電台所播出的一出兒童快板劇，便是由我改編的，可我竟同他一樣隻考取了北京師專。在到師專報到時我們遇上了，他毫不掩飾、淋漓盡致地當眾傾瀉了他對我的鄙夷——這個強刺激使我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可是我自己並不認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學。我從上師專起開始離開家獨立生活，我漸漸覺得去當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也不錯。我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於北京師專，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學教語文。走上工作崗位以後，自然更明顯地暴露出了我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但有一個優點似乎是誰都承認的——我安心教學工作，備課認真，講授生動，學生們的反應總是不錯。
我上學比同代人早，所以從師專畢業時才19歲。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語文課，隻比我的學生大4歲。現在他們當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現在還能遇上，他們對我執弟子禮，使我很尷尬——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同一代人。
從1961年夏天參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正是我從19歲到24歲的青春歲月。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缺乏社會生活經驗的、性格偏於內向的中學教師，但我覺得自己生活得問心無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實。我讀了不少書——不僅是文學書籍，也有不少哲學、曆史、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僅是學校的幹部、教師和所教的學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學校掃地的工友和冬天來燒鍋爐的臨時工，以及那些處於北京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學生家長——建築工人、三輪車夫、電車售票員、小飯館炸油餅的炊事員、處於並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於以揀廢紙、看守自行車為生的老頭兒老太太。我從他們當中發現了許多令我驚愕的世態人心，更發現了強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階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學校就是那麽大，平日能夠延伸出去的生活領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鍾鼓樓、什刹海一帶。中學教師幾乎沒有出差的機會，參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學校的取經活動，對我來說便是生活當中的一樁大事。但就在那幾年裏，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話說得別人絕聽不出四川口音，還能以極夠味兒的北京土腔同學校裏的工友對話。例如天氣悶熱時，便會說：“這天哪，蓋了蓋兒啦!老爺子煙高粱稈兒啊，邪乎!”語言還在其次，我覺得自己已能體會到“老北京”的種種特殊心境。我沒有忘記祖籍安嶽那些赭色的丘陵，沒有忘記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沒有忘記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寫小說，從構思到落筆都使用北京話便是明證。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襲來時，我在政治上還完全處於懵懂狀態。解放後在此之前的曆次政治活動，我因為年齡小都沒趕上過。1957年“反右”時我剛上高中，隻知道校長和幾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師都被劃成“右派”了，後來陸續不見蹤影。但那時教師搞運動單在一間不讓學生進去的大屋子裏掛大字報、開批判會，所以我和同學們照樣悠遊嬉戲，並不知道那間大屋裏出現了一些什麽場麵。我上師專時黨內有過一次“反右傾”，但我連團員都不是，自然未受觸及。參加工作以後，我才加入了共青團，但1964年以後搞“四清”運動，學校裏雖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參加，我卻一直留在教學崗位上教我的課。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氣勢一下子君臨了我們那所小小的學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為盡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級“小將”大不了幾歲，但已屬天然應受衝擊的教師群中的一員。我也不可能一開始就成為衝擊對象，因為無論當“走資派”，還是當“反動權威”我都不夠資格。我確確實實給嚇壞了——因為幾天之內，“造反”的“小將”就在校園裏打死了好幾個人，有他們認為“該死”的“臭流氓”，也有從校外拉來打死的“反動資本家”，學校的黨員幹部和一些老教師在武鬥中被極其粗暴地踐踏了人格。在那樣一種狂熱和恐怖交織的氣氛中，我內心裏既充斥著對理論的崇拜，又充斥著對實踐的懷疑，我的靈魂被煎熬得好苦。
後來衝擊波漸漸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的一些“豆腐塊”就刊登在鄧拓的《燕山夜話》旁邊。其中一篇文章認為京劇改革雖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當、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課堂上所講的也被回憶出不少“放毒”的成分，於是出現了揭發我“反動言行”的長篇大字報。後來有一天，“群眾專政小組”便在校門內貼出了大幅告示：當天下午兩點半於操場召開批鬥劉心武的全校大會，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對京劇革命”和惡毒攻擊江青。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飯。胃口不大好，但也還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舊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驚——我何以這樣鎮靜?我沒有萌生自殺這類念頭，隻祈求挨鬥時他們不至於把我打死或致殘——所謂“群專小組”當時完全幹得出這種事。後來我聽見有人敲門，便本能地跳起來打開了門——門外是我教過的一個學生。
這件事至今回憶起來還令我戰栗。敲開我門的那個學生是一個我曾傾注過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親運動一開始便被本單位“遣返回鄉”，並且據說一抵達鄉裏就被打死了。他的母親和我一樣也是中學教師，因為丈夫的問題處境維艱。他本人則被同學們視為“狗崽子”，不僅無資格參加“造反”，有時還要受到詬罵。我曾在他母親情緒最低落時，壯著膽子去他家看望過他母親和他們三個兄弟，在“紅五類”同學辱罵他時，給予過勸阻。但我萬沒想到那天中午是他來敲開了我的門，並且他臉上呈現出一種明白無誤的惡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書寫出來一樣，令我終生難忘——“啊，今天下午要鬥你，你中午呆在這兒幹嗎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話：“看看熱鬧”的意思)……”是我理解錯了嗎?不，原來他後麵還有幾個具有同樣好奇心的“紅五類”，他看來不像是被逼迫著來打頭陣的，因為他的表情鬆弛而生動——我一開門他便望著我得意地假裝咳嗽。我使勁撞上門，倒在躺椅上，我遍體清涼，我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個人悲劇的更大更深的悲劇——心靈沉淪的悲劇。
後來那次批鬥我的會戲劇性地延期了——僅僅是因為“中央首長”發表了一個什麽新的重要講話，必須傾校而出去遊行歡慶。而學校偏又進駐了新的“工宣隊”，據說“工宣隊”的區指揮部看了“群專組”上報的關於我的材料，認為我的“罪行”還不到“全校揪鬥”的程度，我便被從輕發落——派到農村勞動去了。後來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經曆完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就我個人而言，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也沒有多少值得特別慚愧的。我實在隻是個最平常不過的人，經曆著最平常不過的經曆。
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父親出於愛國熱情，給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驅逐日寇的意思。
後來母親一度帶我回到老家安嶽縣。我的祖籍是安嶽縣龍台場高石梯，那是一個極其偏僻的村落。盡管後來我不隻一次回過安嶽縣城，並且有一次還回到過龍台場，但始終沒有回到過那個村落。老家安嶽縣永遠能在我心中喚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我記得它的一家理發館中，有著一麵用4排24把蒲扇連綴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輪和繩索構成一種機關，理發師傅給顧客理發時，可以用腳踩得它上下扇風。也許如今它早已被電風扇取代了吧，但故鄉的那種特殊情調，既已儲留心中，卻是任何新奇的東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後來我家定居重慶。我們住在南岸，隔江與重慶城區相望。推開我家房舍的窗戶，長江永無止息地流淌著，對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纖夫那悲壯的號子聲一起一落地飄來，縫綴著大補丁的灰帆時隱時現地浮過……晴天很少，霧氣常來，到了晚上，對岸的萬家燈火仿佛無數隻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無比神秘。
我便在那霧蒙蒙的山城度過了我耽於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親被調往北京工作，我們全家隨往。從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剛到北京，我是一個頑固的“小川佬”。因為錯過了新學期的開始，住家附近隻有一所私立小學願意接收我當插班生。我插進去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說四川話，其實我心裏早就會說北京話了，可就是不好意思開口，弄得老師皺眉、同學取笑。我記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學不知為什麽事同老師頂了嘴，那老師氣惱之下，便把他從我們三年級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級教室，當場宣布了他的降級。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強刺激。我在生活經曆中第一次體驗到了對不公正的事情的義憤。我忍不住對同座的同學說：“幹嗎?!”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說北京話。
那所私立學校從校長到教師概由一個家庭的成員充任，整個學校的氣氛令人難以忍受。不等國家對它實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讓我轉到了另一所公立學校，在那裏我戴上了紅領巾。我是一個平庸的學生，最令我難忘的業績，是有一回學校舉行講故事比賽，我竟被推選為班上的參賽者之一。經過反複預習和試講，我終於在眾目睽睽下登上了賽台，但我剛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靈感與勇氣，結結巴巴地支撐到故事的結尾，在同班同學責備的目光和嘖議中走下了賽台。從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代價，因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後跑去上學，發現旁邊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學時。後來老師告訴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窯坑遊泳，淹死了。老師嚴肅地發表著由此派生出的訓誡，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隻想著那同學上午還活現於我眼前的聲容笑貌。頭天下午上課時，我還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劃出過白道，可是他竟從此消失了。這是我頭一回生動而具體地體驗到死亡的含義。後來我上了中學，直到初中三年級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績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績是不容易的。剛上高一，物理老師第一次提問我，我就答錯了，而且錯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於3市尺記成每1米等於33市尺。物理老師自然給我記了一個2分。後來我比學習其他功課更加賣力地學習物理，但物理老師對我的印象很壞，他教了那麽多年書，連1米等於幾市尺都記不清的學生似乎隻碰上過我這麽一個，這很傷他的自尊心。他再沒有提問過我，但漸漸地他驚訝起來，因為在後來每次的測驗、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試采用的是從蘇聯學來的抽簽式麵試，我抽到的題簽是一道最難的力學題，又要講出道理又要計算準確，我戰戰兢兢然而仔仔細細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師瞪圓了眼睛望著我，他似乎是很不情願地給我記下了一個5分，但最後的學期總評，他還是隻給了我一個4分。這件事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並非聰慧之輩，我會在最簡單的問題上失足，而為了挽回損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當然，另一方麵我又充滿了幻想。我覺得從打破世界舉重紀錄到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導演，從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到發明出一種新型的建築材料，在我來說都無妨一試。生活似乎為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畢業以後出現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麵。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沒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師範專科學校。
一位高中同學，原來是近乎崇拜我的，不僅是因為我學習成績比他好，更因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報》上登出文章，並且高考期間廣播電台所播出的一出兒童快板劇，便是由我改編的，可我竟同他一樣隻考取了北京師專。在到師專報到時我們遇上了，他毫不掩飾、淋漓盡致地當眾傾瀉了他對我的鄙夷——這個強刺激使我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可是我自己並不認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學。我從上師專起開始離開家獨立生活，我漸漸覺得去當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也不錯。我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於北京師專，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學教語文。走上工作崗位以後，自然更明顯地暴露出了我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但有一個優點似乎是誰都承認的——我安心教學工作，備課認真，講授生動，學生們的反應總是不錯。
我上學比同代人早，所以從師專畢業時才19歲。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語文課，隻比我的學生大4歲。現在他們當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現在還能遇上，他們對我執弟子禮，使我很尷尬——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同一代人。
從1961年夏天參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正是我從19歲到24歲的青春歲月。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缺乏社會生活經驗的、性格偏於內向的中學教師，但我覺得自己生活得問心無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實。我讀了不少書——不僅是文學書籍，也有不少哲學、曆史、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僅是學校的幹部、教師和所教的學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學校掃地的工友和冬天來燒鍋爐的臨時工，以及那些處於北京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學生家長——建築工人、三輪車夫、電車售票員、小飯館炸油餅的炊事員、處於並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於以揀廢紙、看守自行車為生的老頭兒老太太。我從他們當中發現了許多令我驚愕的世態人心，更發現了強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階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學校就是那麽大，平日能夠延伸出去的生活領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鍾鼓樓、什刹海一帶。中學教師幾乎沒有出差的機會，參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學校的取經活動，對我來說便是生活當中的一樁大事。但就在那幾年裏，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話說得別人絕聽不出四川口音，還能以極夠味兒的北京土腔同學校裏的工友對話。例如天氣悶熱時，便會說：“這天哪，蓋了蓋兒啦!老爺子煙高粱稈兒啊，邪乎!”語言還在其次，我覺得自己已能體會到“老北京”的種種特殊心境。我沒有忘記祖籍安嶽那些赭色的丘陵，沒有忘記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沒有忘記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寫小說，從構思到落筆都使用北京話便是明證。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襲來時，我在政治上還完全處於懵懂狀態。解放後在此之前的曆次政治活動，我因為年齡小都沒趕上過。1957年“反右”時我剛上高中，隻知道校長和幾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師都被劃成“右派”了，後來陸續不見蹤影。但那時教師搞運動單在一間不讓學生進去的大屋子裏掛大字報、開批判會，所以我和同學們照樣悠遊嬉戲，並不知道那間大屋裏出現了一些什麽場麵。我上師專時黨內有過一次“反右傾”，但我連團員都不是，自然未受觸及。參加工作以後，我才加入了共青團，但1964年以後搞“四清”運動，學校裏雖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參加，我卻一直留在教學崗位上教我的課。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氣勢一下子君臨了我們那所小小的學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為盡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級“小將”大不了幾歲，但已屬天然應受衝擊的教師群中的一員。我也不可能一開始就成為衝擊對象，因為無論當“走資派”，還是當“反動權威”我都不夠資格。我確確實實給嚇壞了——因為幾天之內，“造反”的“小將”就在校園裏打死了好幾個人，有他們認為“該死”的“臭流氓”，也有從校外拉來打死的“反動資本家”，學校的黨員幹部和一些老教師在武鬥中被極其粗暴地踐踏了人格。在那樣一種狂熱和恐怖交織的氣氛中，我內心裏既充斥著對理論的崇拜，又充斥著對實踐的懷疑，我的靈魂被煎熬得好苦。
後來衝擊波漸漸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的一些“豆腐塊”就刊登在鄧拓的《燕山夜話》旁邊。其中一篇文章認為京劇改革雖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當、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課堂上所講的也被回憶出不少“放毒”的成分，於是出現了揭發我“反動言行”的長篇大字報。後來有一天，“群眾專政小組”便在校門內貼出了大幅告示：當天下午兩點半於操場召開批鬥劉心武的全校大會，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對京劇革命”和惡毒攻擊江青。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飯。胃口不大好，但也還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舊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驚——我何以這樣鎮靜?我沒有萌生自殺這類念頭，隻祈求挨鬥時他們不至於把我打死或致殘——所謂“群專小組”當時完全幹得出這種事。後來我聽見有人敲門，便本能地跳起來打開了門——門外是我教過的一個學生。
這件事至今回憶起來還令我戰栗。敲開我門的那個學生是一個我曾傾注過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親運動一開始便被本單位“遣返回鄉”，並且據說一抵達鄉裏就被打死了。他的母親和我一樣也是中學教師，因為丈夫的問題處境維艱。他本人則被同學們視為“狗崽子”，不僅無資格參加“造反”，有時還要受到詬罵。我曾在他母親情緒最低落時，壯著膽子去他家看望過他母親和他們三個兄弟，在“紅五類”同學辱罵他時，給予過勸阻。但我萬沒想到那天中午是他來敲開了我的門，並且他臉上呈現出一種明白無誤的惡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書寫出來一樣，令我終生難忘——“啊，今天下午要鬥你，你中午呆在這兒幹嗎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話：“看看熱鬧”的意思)……”是我理解錯了嗎?不，原來他後麵還有幾個具有同樣好奇心的“紅五類”，他看來不像是被逼迫著來打頭陣的，因為他的表情鬆弛而生動——我一開門他便望著我得意地假裝咳嗽。我使勁撞上門，倒在躺椅上，我遍體清涼，我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個人悲劇的更大更深的悲劇——心靈沉淪的悲劇。
後來那次批鬥我的會戲劇性地延期了——僅僅是因為“中央首長”發表了一個什麽新的重要講話，必須傾校而出去遊行歡慶。而學校偏又進駐了新的“工宣隊”，據說“工宣隊”的區指揮部看了“群專組”上報的關於我的材料，認為我的“罪行”還不到“全校揪鬥”的程度，我便被從輕發落——派到農村勞動去了。後來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經曆完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就我個人而言，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也沒有多少值得特別慚愧的。我實在隻是個最平常不過的人，經曆著最平常不過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