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時，我已七歲。我家住在重慶南岸獅子山附近，居所是海關的一幢宿舍樓。這所兩層的小樓臨坡而建，樓上樓下本有樓梯相通，因為分給了兩家人住，把樓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麵，另一家住下麵。我家的樓層地板與坡上的地麵大體平齊，因此開了一個門，通向坡麵，但門與坡麵之間並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樓的後牆本來與山坡間有好幾米的距離，牆體與山坡間構成一種深溝的形勢，深溝底部有渠水流過，因此在我家那開於後牆的門和坡麵之間，便設置了一座木橋。木橋所通的坡麵，有小小的院落，並有兩間簡陋的茅屋，一間是燒飯的廚房，另一間是放馬桶的廁所。小院一側有籬笆和木門，我家的大門，便是那木門，家人與親友進出，都通過那雙開的木門，因之我家和樓下那家人，並沒有任何共用的門道，也就幾乎從不來往。
那幢小樓結構很簡單，談不上什麽造型，就是長方形的模樣。但我們的二層上麵，有一個頗大的內嵌式陽台，那陽台對我們家來說，用處極大。那時我上麵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從小跟我父母一起過，年齡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劉雲門續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齊時，房子根本不夠用，重慶夏天又特別熱，兄弟們擠在一間屋裏特別難受，因此，哥哥們，還有小叔，在炎夏時往往便到那陽台上鋪涼席睡，我有時也硬往他們一處湊熱鬧，所以在我童年的記憶裏，這陽台是個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陽台的欄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見長江與嘉陵江交匯在一起。山城重慶的剪影，一半為樹叢遮蔽，豁顯的那部分，從陽台上望去，大體上有如一個底邊大於垂直邊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霧中神秘地時隱時現，或在晴陽下如精勾細描的彩畫，入夜則閃爍著萬家燈火，雨中它會消失得無蹤無影……幾十年過去，從陽台望重慶市區的這些印象，仍鮮明地疊印於我的記憶之中。
1949年入夏以後，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已然搖搖欲墜。達官貴人，能搞到飛機票的，全飛台灣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隊，開小差的開小差，潰散的潰散。到接近秋天的時候，重慶實際上已處於半真空狀態。解放軍的到來，隻是早晚的事罷了。那時社會秩序混亂，盜賊橫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門口過往的爛兵遊賊不多，得以保全。但母親彼時的焦慮，使小小年紀的我，也感受到一種非同尋常的氣氛。記得有一天有個人闖進了我家院門，黑袍黑帽，穿得像戲台上的人物一樣，母親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橋上應付他，我縮身在母親腰後，探頭觀望，他們一問一答之間，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稱道士，勸說我母親把我交他帶走，據說天下已然大亂，留下我對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親當然不聽他的鬼話，最後總算把他打發走了。
1949年9月2日，現在我從萬年曆上查出，是個星期四。那天隻有母親、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親每天都要乘“海關劃子”(汽艇)渡江到城裏上班，總要天黑淨了才能回到家裏。那時小叔已經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廣州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去樂山技專上學，小哥哥和姐姐則在城裏巴蜀中學住校。大約是午後，吃完了飯，我一個人又跑到陽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雙臂則趴在陽台護欄上，像往常一樣，眺望江水和江對麵的山城。
江聲浩蕩，還有纖夫們悲愴的號子聲。那是我童年時代耳邊不絕如縷的生命交響，後來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種失重的感覺，夜裏更覺得寂靜得沒有道理，心裏空蕩蕩的。好久以後才懂得北京的安靜方屬正常，重慶那不間斷的江流聲反是一種特例。
不知在陽台上趴伏了幾時，我發現江對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煙，煙柱越來越大，並且擴散開去，漸漸形成了一片烏雲。再過一陣，則可以看見紅色的火舌，似乎在貪婪地往上舔，舔什麽呢難道天上有蜜糖麽我覺得很有趣，便扭頭朝屋裏大喊：“媽!彭娘!火!火!”然而媽媽和彭娘那時不知在忙些什麽，她們根本沒理會。
我的視力非常好，至今仍能雙眼都保持著1?5的水平。那時我竟能看清對岸露出來的一些房屋，乃至於房屋外的廊壩。那時山城下部布滿了“吊腳屋”。歪歪斜斜的吊腳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擠我我擠你。我記得，有的“吊腳屋”那插到江岸邊的撐木非常長，有的“吊腳屋”的窗口裏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從窗口伸出長長的晾衣竿，上麵晾的破衣爛衫仿佛軍艦上掛起的“萬國旗”。
嵌在我記憶裏很深的畫麵是，山城腰部的火舌連成了一片，不能說是紅舌頭，而是滾動的紅龍了，火焰上的煙塵也仿佛打翻的墨汁瓶，在藍天這塊大紙上恣意地浸潤開去。可是，雖然在對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腳屋”裏的人，卻全然不知，還在繼續他們原有的活動，一個房子前麵的小壩子上，有個人悠閑地躺在涼椅上，搖著把大蒲扇……
媽媽和彭娘終於在我的大喊聲中來到了陽台，她們朝對岸一望，便知不妙，連說：“造孽啊，造孽!”然而，她們搖著頭離開時，也還沒有驚慌，因為重慶常有火災，她們那時隻不過以為又來了一場較大的火災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燒越邪。幾個小時後，從我家陽台所能望見的那個直角三角形的半個山城，已然幾乎全被火與煙所籠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層燃燒的房屋如何帶著火焰塌下來，使下層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個躺在涼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壩子已堆滿滾下的燃燒物。最慘的是沿江的“吊腳屋”，它們幾乎在一瞬間便帶著火苗跌入了江水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兩艘被飛下的燃燒物引燃，於是其餘的又趕緊駛離。江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螞蟻一樣的逃難人群，我看見當燃燒物飛滾濺落到江邊甚至江水中時，一些“螞蟻”隻好拚命往江水裏湧，最後一些人在江水裏隻露出了蠶種般的黑頭發……後來聽說，有些人不願被烤死，終於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熱!
一個七歲的兒童，親眼目睹了這慘絕人寰的景象，卻並不能明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現在的複述，使用了現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術，努力想回複當時的印象與感受，可是，很難。隻能向讀者保證：確有這樣的一些信息，儲存在了記憶之中。
媽媽和彭娘是怎樣惶急起來的，我不太清楚，總之，當我發現媽媽眼裏有了淚水，並且一貫總是沉著的彭娘也手打顫起來時，我才明白，對岸的大火不僅燒死了無數的“螞蟻”，而且，也危及到爸爸，還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裏剛明白，便“哇”地大哭起來，這是一個七歲兒童唯一采取的擺脫危機感的辦法。
那時家裏沒有電話，無從和爸爸他們聯係，隻好聽天由命。當晚爸爸沒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沒消息。媽媽和彭娘徹夜未睡。對岸的大火在夜空中顯得更加猙獰恐怖。火焰的熱氣順風逼過來，火星也越江飄散，樓下的人家開始朝樓牆上潑水，以防萬一。媽媽和彭娘心有餘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終於酣睡於媽媽懷抱中，她摟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爸爸終於露了麵，後來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災”使無數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學楊素珍的父母便慘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災”究竟是一場由於普通人用火不慎(而當時的消防係統已然癱瘓)，從而釀成的特大火災，還是國民黨政權的殘餘分子蓄意放火以製造恐慌，並以此來銷毀可能落到解放軍手裏的物資據說有人考證出來，是兩種因素交織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軍還沒開進山城，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布成立。我們一家人在那陽台上，圍聚在一個電子管收音機邊，聽到了從北京傳來的現場廣播。朝江對岸望去，滿目瘡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著劫後的餘煙。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軍來到了山城，人們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學裏，人們和解放軍聯歡，一邊唱《團結就是力量》，一邊旋轉著舞動，唱到最後，圓環緊縮，意味著團結無間，並且在當中舉起一個小孩，小孩則揮舞著一麵小小的五星紅旗，我便充當過那被高高舉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無比高興、無比自豪!
我爸爸劉天演本是舊重慶海關的總務主任，可是因為他在解放前夕，將重慶海關的全部財產妥善而完整地保存與維護了下來(“九?二大火災”中也沒有受損)，以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因此，解放後他不僅立即被吸收為重慶海關接收小組的成員，並且以思想進步、為人正派、業務嫻熟為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時，立刻被調任為新海關總署的統計處副處長。這樣，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帶媽媽、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輪船過三峽、夔門至武漢，再乘火車到達北京。從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個年頭了。
那幢小樓結構很簡單，談不上什麽造型，就是長方形的模樣。但我們的二層上麵，有一個頗大的內嵌式陽台，那陽台對我們家來說，用處極大。那時我上麵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從小跟我父母一起過，年齡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劉雲門續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齊時，房子根本不夠用，重慶夏天又特別熱，兄弟們擠在一間屋裏特別難受，因此，哥哥們，還有小叔，在炎夏時往往便到那陽台上鋪涼席睡，我有時也硬往他們一處湊熱鬧，所以在我童年的記憶裏，這陽台是個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陽台的欄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見長江與嘉陵江交匯在一起。山城重慶的剪影，一半為樹叢遮蔽，豁顯的那部分，從陽台上望去，大體上有如一個底邊大於垂直邊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霧中神秘地時隱時現，或在晴陽下如精勾細描的彩畫，入夜則閃爍著萬家燈火，雨中它會消失得無蹤無影……幾十年過去，從陽台望重慶市區的這些印象，仍鮮明地疊印於我的記憶之中。
1949年入夏以後，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已然搖搖欲墜。達官貴人，能搞到飛機票的，全飛台灣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隊，開小差的開小差，潰散的潰散。到接近秋天的時候，重慶實際上已處於半真空狀態。解放軍的到來，隻是早晚的事罷了。那時社會秩序混亂，盜賊橫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門口過往的爛兵遊賊不多，得以保全。但母親彼時的焦慮，使小小年紀的我，也感受到一種非同尋常的氣氛。記得有一天有個人闖進了我家院門，黑袍黑帽，穿得像戲台上的人物一樣，母親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橋上應付他，我縮身在母親腰後，探頭觀望，他們一問一答之間，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稱道士，勸說我母親把我交他帶走，據說天下已然大亂，留下我對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親當然不聽他的鬼話，最後總算把他打發走了。
1949年9月2日，現在我從萬年曆上查出，是個星期四。那天隻有母親、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親每天都要乘“海關劃子”(汽艇)渡江到城裏上班，總要天黑淨了才能回到家裏。那時小叔已經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廣州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去樂山技專上學，小哥哥和姐姐則在城裏巴蜀中學住校。大約是午後，吃完了飯，我一個人又跑到陽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雙臂則趴在陽台護欄上，像往常一樣，眺望江水和江對麵的山城。
江聲浩蕩，還有纖夫們悲愴的號子聲。那是我童年時代耳邊不絕如縷的生命交響，後來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種失重的感覺，夜裏更覺得寂靜得沒有道理，心裏空蕩蕩的。好久以後才懂得北京的安靜方屬正常，重慶那不間斷的江流聲反是一種特例。
不知在陽台上趴伏了幾時，我發現江對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煙，煙柱越來越大，並且擴散開去，漸漸形成了一片烏雲。再過一陣，則可以看見紅色的火舌，似乎在貪婪地往上舔，舔什麽呢難道天上有蜜糖麽我覺得很有趣，便扭頭朝屋裏大喊：“媽!彭娘!火!火!”然而媽媽和彭娘那時不知在忙些什麽，她們根本沒理會。
我的視力非常好，至今仍能雙眼都保持著1?5的水平。那時我竟能看清對岸露出來的一些房屋，乃至於房屋外的廊壩。那時山城下部布滿了“吊腳屋”。歪歪斜斜的吊腳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擠我我擠你。我記得，有的“吊腳屋”那插到江岸邊的撐木非常長，有的“吊腳屋”的窗口裏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從窗口伸出長長的晾衣竿，上麵晾的破衣爛衫仿佛軍艦上掛起的“萬國旗”。
嵌在我記憶裏很深的畫麵是，山城腰部的火舌連成了一片，不能說是紅舌頭，而是滾動的紅龍了，火焰上的煙塵也仿佛打翻的墨汁瓶，在藍天這塊大紙上恣意地浸潤開去。可是，雖然在對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腳屋”裏的人，卻全然不知，還在繼續他們原有的活動，一個房子前麵的小壩子上，有個人悠閑地躺在涼椅上，搖著把大蒲扇……
媽媽和彭娘終於在我的大喊聲中來到了陽台，她們朝對岸一望，便知不妙，連說：“造孽啊，造孽!”然而，她們搖著頭離開時，也還沒有驚慌，因為重慶常有火災，她們那時隻不過以為又來了一場較大的火災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燒越邪。幾個小時後，從我家陽台所能望見的那個直角三角形的半個山城，已然幾乎全被火與煙所籠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層燃燒的房屋如何帶著火焰塌下來，使下層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個躺在涼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壩子已堆滿滾下的燃燒物。最慘的是沿江的“吊腳屋”，它們幾乎在一瞬間便帶著火苗跌入了江水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兩艘被飛下的燃燒物引燃，於是其餘的又趕緊駛離。江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螞蟻一樣的逃難人群，我看見當燃燒物飛滾濺落到江邊甚至江水中時，一些“螞蟻”隻好拚命往江水裏湧，最後一些人在江水裏隻露出了蠶種般的黑頭發……後來聽說，有些人不願被烤死，終於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熱!
一個七歲的兒童，親眼目睹了這慘絕人寰的景象，卻並不能明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現在的複述，使用了現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術，努力想回複當時的印象與感受，可是，很難。隻能向讀者保證：確有這樣的一些信息，儲存在了記憶之中。
媽媽和彭娘是怎樣惶急起來的，我不太清楚，總之，當我發現媽媽眼裏有了淚水，並且一貫總是沉著的彭娘也手打顫起來時，我才明白，對岸的大火不僅燒死了無數的“螞蟻”，而且，也危及到爸爸，還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裏剛明白，便“哇”地大哭起來，這是一個七歲兒童唯一采取的擺脫危機感的辦法。
那時家裏沒有電話，無從和爸爸他們聯係，隻好聽天由命。當晚爸爸沒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沒消息。媽媽和彭娘徹夜未睡。對岸的大火在夜空中顯得更加猙獰恐怖。火焰的熱氣順風逼過來，火星也越江飄散，樓下的人家開始朝樓牆上潑水，以防萬一。媽媽和彭娘心有餘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終於酣睡於媽媽懷抱中，她摟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爸爸終於露了麵，後來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災”使無數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學楊素珍的父母便慘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災”究竟是一場由於普通人用火不慎(而當時的消防係統已然癱瘓)，從而釀成的特大火災，還是國民黨政權的殘餘分子蓄意放火以製造恐慌，並以此來銷毀可能落到解放軍手裏的物資據說有人考證出來，是兩種因素交織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軍還沒開進山城，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布成立。我們一家人在那陽台上，圍聚在一個電子管收音機邊，聽到了從北京傳來的現場廣播。朝江對岸望去，滿目瘡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著劫後的餘煙。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軍來到了山城，人們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學裏，人們和解放軍聯歡，一邊唱《團結就是力量》，一邊旋轉著舞動，唱到最後，圓環緊縮，意味著團結無間，並且在當中舉起一個小孩，小孩則揮舞著一麵小小的五星紅旗，我便充當過那被高高舉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無比高興、無比自豪!
我爸爸劉天演本是舊重慶海關的總務主任，可是因為他在解放前夕，將重慶海關的全部財產妥善而完整地保存與維護了下來(“九?二大火災”中也沒有受損)，以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因此，解放後他不僅立即被吸收為重慶海關接收小組的成員，並且以思想進步、為人正派、業務嫻熟為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時，立刻被調任為新海關總署的統計處副處長。這樣，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帶媽媽、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輪船過三峽、夔門至武漢，再乘火車到達北京。從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個年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