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複刊，易名《今日東方》，向我約稿。在《今日東方》第二期上，有《曠世大劫難——商務印書館被毀記》，不讀此文則已，讀了此文，我思緒萬千，竟一夜不能入睡。這段史實大家都是知道的：1932年1月28日晚11時許，日本陸戰隊突然進犯上海閘北，我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是為著名的“一·二八事件”。日本轟炸機於次日淩晨從停泊在黃浦江的航空母艦上起飛，先到閘北地區盤旋示威，到天亮後，約10時許，竟特意選中了商務印書館和附近的醫院投彈，商務印書館被六顆炸彈擊中，引發大火，卷起的紙灰飛達數十裏以外，所有庫存圖書和待印書稿全部在劫火中焚毀。而附近的醫院，亦被炸成一片廢墟，所有未及躲避的病人和醫護人員都被炸死。把炸彈有意投向中國最大的文化機構，並投向兩國交兵中最應得到戰火豁免的醫療機構，日本軍國主義那反文明反人類的法西斯氣焰，其窮凶極惡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至今思之，還令人不禁眥裂發豎!
這段史實，於我個人而言，不僅是難以忘懷的國恨，而且也是刻骨銘心的家仇。
我的祖父劉雲門，就在那一天，被日機炸死在醫院裏。他是因中風而住院的，身體已基本上癱瘓，不可能在日機肆虐的一刹那設法躲避。轟炸過後，隻有我姑媽在上海，她急忙趕赴醫院，隻見一片冒著餘火濃煙的廢墟，蒸騰出枯焦熾熱的氣浪，她和若幹也是尋訪親人的男女哭喊著去那廢墟中翻查，希望能找到親人的屍體。也不時有尋訪者忽然發出淒厲的號哭聲——那是終於翻出了尚可辨認的親人遺骸。但我姑媽直翻檢到雙手冒血，硬是沒能找到祖父遺體。後來有轟炸時
僥幸從醫院裏逃出的人士來扶持勸慰我姑媽和另一些痛不欲生的難屬，他們證實，直到飛機的聲音在頭頂喧囂時，他們還以為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向醫院投彈，雖然也進行了一些疏散，但進度緩慢，後來突然有炸彈投向醫院，他們因為恰好不在樓體內，故而能夠逃出。據他們證實，凡在樓裏的，沒有生還的可能，有的病房被炸彈正麵擊中，人體和家具成為齏粉，加以大火燃燒，使尋找遺骸成為不可能之事……姑媽聽了，當場暈死在勸慰者懷裏。
祖父大約出生在1885年，他在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得中最後一屆舉人。那一次中舉的舉人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等候分派一個官職，一是公費留洋，祖父選擇了第二種。他到日本留學，據說曾進過早稻田大學，又進過東京帝大，最後確定的專業是醫療，這也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以為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改變自己民族“東亞病夫”的麵貌。在日本時祖父與廖仲愷、何香凝過從頗密，也見過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思想趨向激進。回國後，祖父先在家鄉(四川安嶽縣)開辟新學，自任體育教師，編製新式體操，還自寫歌詞自譜曲調，帶領學生們邊唱新歌邊做新操，一時轟動鄉裏。後來祖父到北京任京官，是在蒙藏院任僉事(清末是否有這個官職，我生也晚，不甚清楚，但共和後他仍在蒙藏院，職務為僉事，則應無誤)。在清末，他曾與汪精衛、黃複生等合謀在銀錠橋預置炸彈，刺殺攝政王，事敗後汪被捕，還曾有“引頸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語傳世。那次謀刺，祖父以在鼓樓前大街開設的“真光照相館”為掩護，事泄後汪、黃都沒有說出他來，清廷也未偵查出他，他以後對此事也就諱莫如深，但某些最親近的朋友，如李貞白、孫炳文等是知道的。
共和後，孫中山在南方並不能充分施展抱負，而假意擁護共和的袁世凱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其稱帝的野心，祖父心情非常苦悶，曾多次作詩抒發其鬱悶的情思，我在他遺留的極少墨跡中看到幾首，其中一首是：
大江東下國中分，
北南悲歌南尚文。
金粉六朝餘豔氛，
貂冠一代慕浮雲。
未經爨釜魚遊底，
不待燒兵鵲散群。
占有吳山人立馬，
男兒若個願從軍。
可見他很害怕南方一些共和派成為“貂冠一代”，沉溺於“六朝金粉”，表示如果有人能領導北伐，他願投軍從戰。後來袁世凱稱帝失敗，但北方更呈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正式發動國民革命，祖父立即奔赴廣州，投身其中。他先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和共產黨員畢磊過從甚密。後來北伐軍挺進，他以軍醫身份一直在戰地醫院忘我救治傷員，一直跟隨大部隊打到武漢。沒想到1927年發生了國民黨以“清黨”名義殺害共產黨員的事變，祖父的摯友孫炳文和年輕的友人畢磊等都遇害，這使祖父陷入了更大的苦悶，他作成長詩《哀江南》，傾瀉出一腔悲憤。1928年他來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公學”。進入30年代，祖父埋頭整理自己曆年來的著作，從一份他遺留下來的墨跡中，開列著他整理好的著作書目：
魚山叢書種類目魚山劉正雅著譯
文學部附政治經濟
《孔子墨子的國學新知驗今錄》一部共四卷(白話稿已失)
《大道循環說》一卷(文言)
《禮樂論》一卷(文言)
《鬼神論》一卷(白話)
《人類生活論》一部二卷(白話)
《中華現代經濟的農忙》一卷(白話)
《魚山雜著》一卷(詩文集)
理學部
《宇宙大觀》一部共三卷(文言)
《物理新編》一部(白話)
《化學新編》一部(白話)
醫學部
《漢醫匯究》一部共六卷(文言)
工學部
《分析化學》一部共二卷(文言·譯)
《植物分析化學》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製藥化學》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工業藥品製造法》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新藥編》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這些譯著，他在1931年都交給了商務印書館，受到歡迎。商務印書館擬首先出版《人類生活論》，這也是祖父自己最看重的一部著作，集中體現了他那來自個人生命體驗和經曆民族憂患後的深刻思索。本來，這些著作，會以《人類生活論》打頭，在1932年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的。相信這些著作一旦麵世，起碼會有一部分能在中國的文化思想史或出版史上留下痕跡。而且，“上海公學”由於其支持者趙鐵橋遭到暗殺，不得不解散，祖父自己又中風偏癱，經濟上亦陷入了困境，也等待著商務印書館出書獲得生活與治療的費用。萬沒想到，祖父在病榻上所等待到的不是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個人專著樣書，而是日寇轟炸機擲下的炸彈!
祖父所住的醫院被炸成了廢墟，日寇消滅了他的肉體。更令我們後人思之憤然愴然的是，他的全部投往商務印書館而尚未及印製的譯著原稿，也在日寇彈火下化為了灰燼!
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毀滅時，父親是海關的一個職員，他和我姑媽等的悲憤之情久久不能平靜。在嗣後的歲月裏，他們都義無反顧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裏。1934年，母親生下姐姐劉心蓮後，因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個男孩，無論從數量還是品種上，父母都覺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而1937年全麵抗戰後，父親供職地重慶經常有日機去轟炸，為安全計，父親自己留在重慶，讓母親帶著孩子們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區，後又進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嶽。這期間父親當然也時來探望母親和孩子。那時候避孕的辦法不多，1941年年末，母親感覺到自己又懷孕了，父親知道後，堅決要她設法打掉。那時父母都是近四十歲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兒)也已經快八歲，又正當國難時期，經濟拮據，精神焦慮，不想再要多餘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母親為打掉肚子裏的孩子，遍尋偏方，積極服用，但不知怎麽搞的，總是服了那打胎藥後，沒多久便會感覺到仿佛有一雙小手在抓撓她的腸胃，隻有盡情嘔出方能鬆快。急切中她甚至設想過從桌櫃上跳下的惡性墮胎法。後來她感覺實在無法擺脫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便轉而經常撫摩著隆起的肚子，產生出了一種異常珍愛的情感。她把決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訴了父親，據說父親正是在日本飛機的噪音中也表了態：“他們炸出了一個來!一個抗日的小戰士!”就這樣，我於1942年6月4日淩晨，誕生在成都育嬰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父親在我出生後，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擊日寇的侵略。
從小時候能懂事起，父親就經常給我講祖父的事。他希望我們孩子裏能有人當醫生，因為祖父首先是一個醫生，而且一度是革命軍的軍醫；其次就是鼓勵我們有所著述，能出版個人專著。就我個人而言，我雖然沒能成為一個醫生，卻畢竟成為了一個作家，已經有國內若幹著名的出版社出版過我的著作，但商務印書館跟我約稿，還是第一次，雖然這隻是《今日東方》雜誌裏的一篇文章，但對我個人而言，它的意義很不一般。這證明有些生命的鏈環是炸不斷的，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傳承，更不是把老一輩的著作化為紙灰，就可以截斬的。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我在1981年、1997年兩次應邀訪問了日本。當我踏上日本的地麵時，心情可能比一般訪問者複雜得多。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輩的許多人，曾把日本作為一個理想的地方，以為可以從那裏獲得使自己民族富強的能力。據父親回憶，從日本歸國後的祖父曾常在家裏穿日本和服。但是後來日本卻一步緊逼一步地欺負中國，直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裏，擲下炸彈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譯著，使他未能在中國的那個發展階段留下他本來可能產生出甚至是重大影響的思想文化痕跡。而我這個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飛機不斷轟炸重慶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裏誕生的——如父親所說，是炸出來的——可是我卻也終於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進行所謂的文學訪問。更令人難以解釋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壇後，雖說若幹作品被譯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卻以日本的譯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靈在有一點上尤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難容忍軍國主義，哪怕隻是一點點那樣的“氣味”。無論是試圖為曾經存在過的軍國主義巧為辯護，還是企圖為現在複活的軍國主義聲張助威，都會激起我滿腔的義憤。我也讀過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那個文本或許確實與軍國主義沒什麽直接聯係，但我不能冷靜地“就事論事”，去欣賞那“美麗的文本”，因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這又不能不令我憶念起我那肉體與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軍國主義炸成齏粉的祖父。當我在東京，有人遠遠指給我靖國神社時，我不僅咬牙切齒，而且惡心欲嘔。但是兩次訪問日本，又使我接觸到了很多和我一樣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本文化人，還有從東京到廣島到北海道劄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農民，我曾同他們講到“一·二八事件”，講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滅，講到我這生命與名字的來曆，我從聽者眼睛裏閃動的濕潤的光影裏，獲得的不僅是撫慰，更是一種堅定的誓言：
不能讓那已經發生過的罪惡重演!
這段史實，於我個人而言，不僅是難以忘懷的國恨，而且也是刻骨銘心的家仇。
我的祖父劉雲門，就在那一天，被日機炸死在醫院裏。他是因中風而住院的，身體已基本上癱瘓，不可能在日機肆虐的一刹那設法躲避。轟炸過後，隻有我姑媽在上海，她急忙趕赴醫院，隻見一片冒著餘火濃煙的廢墟，蒸騰出枯焦熾熱的氣浪，她和若幹也是尋訪親人的男女哭喊著去那廢墟中翻查，希望能找到親人的屍體。也不時有尋訪者忽然發出淒厲的號哭聲——那是終於翻出了尚可辨認的親人遺骸。但我姑媽直翻檢到雙手冒血，硬是沒能找到祖父遺體。後來有轟炸時
僥幸從醫院裏逃出的人士來扶持勸慰我姑媽和另一些痛不欲生的難屬，他們證實，直到飛機的聲音在頭頂喧囂時，他們還以為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向醫院投彈，雖然也進行了一些疏散，但進度緩慢，後來突然有炸彈投向醫院，他們因為恰好不在樓體內，故而能夠逃出。據他們證實，凡在樓裏的，沒有生還的可能，有的病房被炸彈正麵擊中，人體和家具成為齏粉，加以大火燃燒，使尋找遺骸成為不可能之事……姑媽聽了，當場暈死在勸慰者懷裏。
祖父大約出生在1885年，他在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得中最後一屆舉人。那一次中舉的舉人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等候分派一個官職，一是公費留洋，祖父選擇了第二種。他到日本留學，據說曾進過早稻田大學，又進過東京帝大，最後確定的專業是醫療，這也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以為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改變自己民族“東亞病夫”的麵貌。在日本時祖父與廖仲愷、何香凝過從頗密，也見過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思想趨向激進。回國後，祖父先在家鄉(四川安嶽縣)開辟新學，自任體育教師，編製新式體操，還自寫歌詞自譜曲調，帶領學生們邊唱新歌邊做新操，一時轟動鄉裏。後來祖父到北京任京官，是在蒙藏院任僉事(清末是否有這個官職，我生也晚，不甚清楚，但共和後他仍在蒙藏院，職務為僉事，則應無誤)。在清末，他曾與汪精衛、黃複生等合謀在銀錠橋預置炸彈，刺殺攝政王，事敗後汪被捕，還曾有“引頸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語傳世。那次謀刺，祖父以在鼓樓前大街開設的“真光照相館”為掩護，事泄後汪、黃都沒有說出他來，清廷也未偵查出他，他以後對此事也就諱莫如深，但某些最親近的朋友，如李貞白、孫炳文等是知道的。
共和後，孫中山在南方並不能充分施展抱負，而假意擁護共和的袁世凱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其稱帝的野心，祖父心情非常苦悶，曾多次作詩抒發其鬱悶的情思，我在他遺留的極少墨跡中看到幾首，其中一首是：
大江東下國中分，
北南悲歌南尚文。
金粉六朝餘豔氛，
貂冠一代慕浮雲。
未經爨釜魚遊底，
不待燒兵鵲散群。
占有吳山人立馬，
男兒若個願從軍。
可見他很害怕南方一些共和派成為“貂冠一代”，沉溺於“六朝金粉”，表示如果有人能領導北伐，他願投軍從戰。後來袁世凱稱帝失敗，但北方更呈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正式發動國民革命，祖父立即奔赴廣州，投身其中。他先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和共產黨員畢磊過從甚密。後來北伐軍挺進，他以軍醫身份一直在戰地醫院忘我救治傷員，一直跟隨大部隊打到武漢。沒想到1927年發生了國民黨以“清黨”名義殺害共產黨員的事變，祖父的摯友孫炳文和年輕的友人畢磊等都遇害，這使祖父陷入了更大的苦悶，他作成長詩《哀江南》，傾瀉出一腔悲憤。1928年他來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公學”。進入30年代，祖父埋頭整理自己曆年來的著作，從一份他遺留下來的墨跡中，開列著他整理好的著作書目：
魚山叢書種類目魚山劉正雅著譯
文學部附政治經濟
《孔子墨子的國學新知驗今錄》一部共四卷(白話稿已失)
《大道循環說》一卷(文言)
《禮樂論》一卷(文言)
《鬼神論》一卷(白話)
《人類生活論》一部二卷(白話)
《中華現代經濟的農忙》一卷(白話)
《魚山雜著》一卷(詩文集)
理學部
《宇宙大觀》一部共三卷(文言)
《物理新編》一部(白話)
《化學新編》一部(白話)
醫學部
《漢醫匯究》一部共六卷(文言)
工學部
《分析化學》一部共二卷(文言·譯)
《植物分析化學》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製藥化學》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工業藥品製造法》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新藥編》一部共一卷(文言·譯)
這些譯著，他在1931年都交給了商務印書館，受到歡迎。商務印書館擬首先出版《人類生活論》，這也是祖父自己最看重的一部著作，集中體現了他那來自個人生命體驗和經曆民族憂患後的深刻思索。本來，這些著作，會以《人類生活論》打頭，在1932年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的。相信這些著作一旦麵世，起碼會有一部分能在中國的文化思想史或出版史上留下痕跡。而且，“上海公學”由於其支持者趙鐵橋遭到暗殺，不得不解散，祖父自己又中風偏癱，經濟上亦陷入了困境，也等待著商務印書館出書獲得生活與治療的費用。萬沒想到，祖父在病榻上所等待到的不是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個人專著樣書，而是日寇轟炸機擲下的炸彈!
祖父所住的醫院被炸成了廢墟，日寇消滅了他的肉體。更令我們後人思之憤然愴然的是，他的全部投往商務印書館而尚未及印製的譯著原稿，也在日寇彈火下化為了灰燼!
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毀滅時，父親是海關的一個職員，他和我姑媽等的悲憤之情久久不能平靜。在嗣後的歲月裏，他們都義無反顧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裏。1934年，母親生下姐姐劉心蓮後，因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個男孩，無論從數量還是品種上，父母都覺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而1937年全麵抗戰後，父親供職地重慶經常有日機去轟炸，為安全計，父親自己留在重慶，讓母親帶著孩子們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區，後又進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嶽。這期間父親當然也時來探望母親和孩子。那時候避孕的辦法不多，1941年年末，母親感覺到自己又懷孕了，父親知道後，堅決要她設法打掉。那時父母都是近四十歲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兒)也已經快八歲，又正當國難時期，經濟拮據，精神焦慮，不想再要多餘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母親為打掉肚子裏的孩子，遍尋偏方，積極服用，但不知怎麽搞的，總是服了那打胎藥後，沒多久便會感覺到仿佛有一雙小手在抓撓她的腸胃，隻有盡情嘔出方能鬆快。急切中她甚至設想過從桌櫃上跳下的惡性墮胎法。後來她感覺實在無法擺脫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便轉而經常撫摩著隆起的肚子，產生出了一種異常珍愛的情感。她把決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訴了父親，據說父親正是在日本飛機的噪音中也表了態：“他們炸出了一個來!一個抗日的小戰士!”就這樣，我於1942年6月4日淩晨，誕生在成都育嬰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父親在我出生後，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擊日寇的侵略。
從小時候能懂事起，父親就經常給我講祖父的事。他希望我們孩子裏能有人當醫生，因為祖父首先是一個醫生，而且一度是革命軍的軍醫；其次就是鼓勵我們有所著述，能出版個人專著。就我個人而言，我雖然沒能成為一個醫生，卻畢竟成為了一個作家，已經有國內若幹著名的出版社出版過我的著作，但商務印書館跟我約稿，還是第一次，雖然這隻是《今日東方》雜誌裏的一篇文章，但對我個人而言，它的意義很不一般。這證明有些生命的鏈環是炸不斷的，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傳承，更不是把老一輩的著作化為紙灰，就可以截斬的。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後，我在1981年、1997年兩次應邀訪問了日本。當我踏上日本的地麵時，心情可能比一般訪問者複雜得多。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輩的許多人，曾把日本作為一個理想的地方，以為可以從那裏獲得使自己民族富強的能力。據父親回憶，從日本歸國後的祖父曾常在家裏穿日本和服。但是後來日本卻一步緊逼一步地欺負中國，直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裏，擲下炸彈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譯著，使他未能在中國的那個發展階段留下他本來可能產生出甚至是重大影響的思想文化痕跡。而我這個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飛機不斷轟炸重慶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裏誕生的——如父親所說，是炸出來的——可是我卻也終於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進行所謂的文學訪問。更令人難以解釋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壇後，雖說若幹作品被譯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卻以日本的譯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靈在有一點上尤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難容忍軍國主義，哪怕隻是一點點那樣的“氣味”。無論是試圖為曾經存在過的軍國主義巧為辯護，還是企圖為現在複活的軍國主義聲張助威，都會激起我滿腔的義憤。我也讀過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那個文本或許確實與軍國主義沒什麽直接聯係，但我不能冷靜地“就事論事”，去欣賞那“美麗的文本”，因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這又不能不令我憶念起我那肉體與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軍國主義炸成齏粉的祖父。當我在東京，有人遠遠指給我靖國神社時，我不僅咬牙切齒，而且惡心欲嘔。但是兩次訪問日本，又使我接觸到了很多和我一樣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本文化人，還有從東京到廣島到北海道劄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農民，我曾同他們講到“一·二八事件”，講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滅，講到我這生命與名字的來曆，我從聽者眼睛裏閃動的濕潤的光影裏，獲得的不僅是撫慰，更是一種堅定的誓言：
不能讓那已經發生過的罪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