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親有過短暫然而尖銳的衝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麵的痛怨。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據說海內外若幹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的，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將近三年前——孩子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
1988年那回，我們見麵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後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內不精確到月。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後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麽大的影響。”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結”(所謂“戀母弑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裏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並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並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他確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著：是的。也許我並不那麽情願，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於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後，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產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悵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並未特別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確是母親，可是我卻並無那一個“最”字橫亙心中。
1942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著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嶽縣——“去逃難”，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
霧都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裏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那時父親在北京的—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後來又常出差，再後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並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地離家獨立生活，家裏，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於太糟糕，冬天不至於凍著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領導們比，實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朋友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麵、吃過高級宴席的人——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製作的四川臘腸、臘肉、鹵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鹹蛋、醪糟、肉鬆、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裏，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製作的這類美味佳肴。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並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裏外不憚煩地製作美味。有了解我家這一情況的人，老早就對我發出過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麽吃得慣啊!”但我那時懵懵懂懂，並不曾去設想過“將來”。生活也許能就那麽延續下去吧?“媽!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於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於天經地義。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給的。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紅果條、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雖不至於沒收，卻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隻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並且那話裏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隻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母親在“飼養”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胡同的機關大院裏，我家廚房裏飄出的氣味，以及母親經常在廚房外晾曬自製臘腸，等等形跡，固然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而各家的郵件，特別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我訂的。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眾電影》、《戲劇報》……乃至於《收獲》與《讀書》。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麽那麽舍得一個幺兒子花這麽多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麽破舊，家裏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其實鄰居們還隻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裏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後，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製片，還有在南池子中蘇友協禮堂對外賣票放映的蘇聯原版片(像《雁南飛》、《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裏看到的)。又由於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為什麽我要把這方麵的投資都算在母親身上?因為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父親忙於他的工作，並且他有他的一個世界，他簡直不怎麽過問我的事。母親全權操辦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麽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育下，我身體很快地早熟，並且我的心態也很快膨脹起來——我愛好文學，但我並不覺得自己隻是個“文學青年”，隻應嚐試著給報刊的“新苗”一類欄目投習作，我便儼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於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在我母親來說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並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裏得到一個好分數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於成都。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裏麵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隻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著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後，都並不能真正悟透。
別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後來證實，那並非是我沒有考好，而是另有緣故，那裏麵包括一個頗為複雜的故事，這裏且不去說。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固然學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師範院校吃飯不要錢，但那裏也有某些不那麽特別要求進步，家庭也不那麽困難的學生，幾乎天天跑回家去，放棄學校的夥食，跟我一個班的一位同學就是如此。
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並且也不曾設想過我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我服從了，心裏卻十分地別扭。
那時，經曆過浮誇的“大躍進”，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裏的夥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親在家雖也漸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父親靠級別終究還有一些食油和黃豆之類的特殊供應，加以母親常能“化腐朽為神奇”，比如說把北方人往住丟棄的魚頭、豬腸製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裏，那飯菜依然堪稱美味佳肴，這樣再回到學校食堂，便更感饑腸難暢。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隻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那雖隻是個專科學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還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入了迷，幾個月後，我也就習慣於在圖書館裏消磨，逢到周末，並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也出現過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跟他們家裏所給的比，還是屬於多的。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就買些伊拉克蜜棗(那是當時市麵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我當然也並不以為自己應當隨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問題在於：北京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麽，為什麽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奉命調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並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後，還經曆了“文革”的動亂，但到頭來，人家北京有根，終究還是“葉落歸根”了。那時，即使我的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威。倘若母親提出應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別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於“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裏聽課。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裏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汙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麽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裏，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老三屆”裏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去插隊或去兵團時頂多16歲。是的，我也曾在心底裏檢討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但現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煉，也堪稱教訓與經驗並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子女，特別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曆程又往往可以從大體上來歸類。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裏，很多青年人參加革命，或是因為家裏窮得沒飯吃，或者是家裏小康或大富，自己卻覺得窒悶，因而主動投入革命，離家奮飛。而“文革”中最大多數的知識青年，他們的離家上山下鄉，是處於一種不管你積極還是消極還是混沌的狀態，總之要隨風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對來說不僅小康而且親情濃烈的家庭裏，在相對來說屬於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父母就很容易因為嬌慣與溺愛子女，而忽略了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於到了該將他們“放飛”的時候，還不能毅然地將他們撒出家去，讓他們張開翅膀，開始相對獨立的人生途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小家庭都麵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際卻並不那麽簡單的問題，結果是出現了很多心性發育滯後的青少年，引發於社會，則呈現出越來越具負麵影響的若幹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社會生態平衡問題與民族素質衍化等一係列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環境中，我才突然覺得，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加深對我母親的某些方麵的理解，會不僅對我自己，對我的兒子，能有新的啟迪，並且將其寫出，也許會對今天的母親們，亦不無參考價值。
母親將我們放飛
其實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寫到過母親，隻是沒有像張潔那樣，專門寫成一本書。我回憶過母親的慈藹，她的寬於待人，她那讓我回憶起來覺得簡直是過了分的誠實，以及她因體胖行動起來總是那樣地遲慢，還有她對《紅樓夢》中人物與細節的如數家珍，她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記日記。她曾在一篇日記裏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全家的頤和園之遊：“歸來時，已萬家燈火矣!”這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極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時11歲)來說，卻經曆了一次情感與詩意的洗禮……
可是在我對母親的回憶裏，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歎，不是因為家貧難養，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衝破牢籠”(我的情緒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固然那時階級鬥爭的弦已越繃越緊，卻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起碼是“適當地靠父母”，比如說希望父母離京時為我“留房”)，而是因為父母一致認為，特別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後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活到自己築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裏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總之，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
在後來的歲月裏，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後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蕩、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父母對放飛後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後，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地安置到偏遠的家鄉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裏往北京我這裏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匯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跡，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孫子”，對我，卻並沒有濃釅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裏，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複。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裏並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將哥哥留在身邊之想。哥哥後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爭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裏，始終廝守不棄。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麵麵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鍾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著手收拾家當，隨父親到了塞外，在那裏經曆了“文革”的洗禮。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幹校，就有某些隨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並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隻好安排。
這樣後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裏，生活條件較為改善。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鍾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隨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幹校……對於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麽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將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隻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這是封建的“嫁夫隨夫”思想嗎?這是“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確實很不簡單。或者，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裏，反倒不是那麽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於我頗有駕輕
就熟之感。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旋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裏讀書，寫一點小文章投寄報紙副刊，掙一點小稿費，還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園等處遊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裏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止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卷進一場浩劫的發端。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麽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後暴怒的“紅衛兵”質問我為什麽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製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於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於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裏麵是一床她為我縫製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內心裏的感情衝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裏，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麽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
當然，在那樣的歲月裏，這是很細微很卑瑣的一件事情，何況很快就進入了“文革”時期，這對母親的不悅，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塵封起來了。
在“文革”過去以後，因為偶然的原因，母親在關於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說過的話，又曾浮到了記憶的上層，於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為受當時社會“語境”的熏陶而順筆寫出?是因為畢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為一床被套“斤斤計較”?還是她對我，說到頭來並沒有最徹底的母愛?
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麵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於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也曾設想，是母親當年一時的幽默，母親誠然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從不拿政治詞語來幽默的人。
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在這種事情上，她與我已是“兩家人”，當然她樂於幫助我，但那確實是“發揚雷鋒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回想起來，
自那以後，結婚以前，我確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換完全由我自己完成，買不到現成的，我便先買布，再送到街道縫紉社去合成。
母親將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於197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父親逝世後，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裏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並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誌，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裏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氣，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幹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適，從二哥家進了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院看過她後，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護士給她紮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隨父親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後，毅然將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後，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們的累贅，在她即將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麵時，她采取了不發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號。
靜夜裏，憶念母親，無端地聯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裏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錢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營造的，是—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隻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麵的痛怨。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據說海內外若幹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的，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將近三年前——孩子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
1988年那回，我們見麵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後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內不精確到月。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後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麽大的影響。”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結”(所謂“戀母弑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裏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並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並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他確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著：是的。也許我並不那麽情願，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於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後，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產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悵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並未特別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確是母親，可是我卻並無那一個“最”字橫亙心中。
1942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著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嶽縣——“去逃難”，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
霧都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裏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那時父親在北京的—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後來又常出差，再後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並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地離家獨立生活，家裏，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於太糟糕，冬天不至於凍著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領導們比，實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朋友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麵、吃過高級宴席的人——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製作的四川臘腸、臘肉、鹵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鹹蛋、醪糟、肉鬆、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裏，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製作的這類美味佳肴。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並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裏外不憚煩地製作美味。有了解我家這一情況的人，老早就對我發出過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麽吃得慣啊!”但我那時懵懵懂懂，並不曾去設想過“將來”。生活也許能就那麽延續下去吧?“媽!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於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於天經地義。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給的。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紅果條、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雖不至於沒收，卻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隻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並且那話裏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隻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母親在“飼養”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胡同的機關大院裏，我家廚房裏飄出的氣味，以及母親經常在廚房外晾曬自製臘腸，等等形跡，固然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而各家的郵件，特別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我訂的。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眾電影》、《戲劇報》……乃至於《收獲》與《讀書》。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麽那麽舍得一個幺兒子花這麽多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麽破舊，家裏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其實鄰居們還隻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裏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後，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製片，還有在南池子中蘇友協禮堂對外賣票放映的蘇聯原版片(像《雁南飛》、《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裏看到的)。又由於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為什麽我要把這方麵的投資都算在母親身上?因為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父親忙於他的工作，並且他有他的一個世界，他簡直不怎麽過問我的事。母親全權操辦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麽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育下，我身體很快地早熟，並且我的心態也很快膨脹起來——我愛好文學，但我並不覺得自己隻是個“文學青年”，隻應嚐試著給報刊的“新苗”一類欄目投習作，我便儼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於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在我母親來說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並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裏得到一個好分數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於成都。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裏麵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隻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著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後，都並不能真正悟透。
別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後來證實，那並非是我沒有考好，而是另有緣故，那裏麵包括一個頗為複雜的故事，這裏且不去說。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固然學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師範院校吃飯不要錢，但那裏也有某些不那麽特別要求進步，家庭也不那麽困難的學生，幾乎天天跑回家去，放棄學校的夥食，跟我一個班的一位同學就是如此。
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並且也不曾設想過我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我服從了，心裏卻十分地別扭。
那時，經曆過浮誇的“大躍進”，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裏的夥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親在家雖也漸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父親靠級別終究還有一些食油和黃豆之類的特殊供應，加以母親常能“化腐朽為神奇”，比如說把北方人往住丟棄的魚頭、豬腸製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裏，那飯菜依然堪稱美味佳肴，這樣再回到學校食堂，便更感饑腸難暢。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隻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那雖隻是個專科學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還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入了迷，幾個月後，我也就習慣於在圖書館裏消磨，逢到周末，並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也出現過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跟他們家裏所給的比，還是屬於多的。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就買些伊拉克蜜棗(那是當時市麵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我當然也並不以為自己應當隨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問題在於：北京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麽，為什麽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奉命調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並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後，還經曆了“文革”的動亂，但到頭來，人家北京有根，終究還是“葉落歸根”了。那時，即使我的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威。倘若母親提出應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別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於“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裏聽課。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裏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汙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麽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裏，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老三屆”裏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去插隊或去兵團時頂多16歲。是的，我也曾在心底裏檢討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但現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煉，也堪稱教訓與經驗並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子女，特別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曆程又往往可以從大體上來歸類。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裏，很多青年人參加革命，或是因為家裏窮得沒飯吃，或者是家裏小康或大富，自己卻覺得窒悶，因而主動投入革命，離家奮飛。而“文革”中最大多數的知識青年，他們的離家上山下鄉，是處於一種不管你積極還是消極還是混沌的狀態，總之要隨風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對來說不僅小康而且親情濃烈的家庭裏，在相對來說屬於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父母就很容易因為嬌慣與溺愛子女，而忽略了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於到了該將他們“放飛”的時候，還不能毅然地將他們撒出家去，讓他們張開翅膀，開始相對獨立的人生途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小家庭都麵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際卻並不那麽簡單的問題，結果是出現了很多心性發育滯後的青少年，引發於社會，則呈現出越來越具負麵影響的若幹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社會生態平衡問題與民族素質衍化等一係列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環境中，我才突然覺得，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加深對我母親的某些方麵的理解，會不僅對我自己，對我的兒子，能有新的啟迪，並且將其寫出，也許會對今天的母親們，亦不無參考價值。
母親將我們放飛
其實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寫到過母親，隻是沒有像張潔那樣，專門寫成一本書。我回憶過母親的慈藹，她的寬於待人，她那讓我回憶起來覺得簡直是過了分的誠實，以及她因體胖行動起來總是那樣地遲慢，還有她對《紅樓夢》中人物與細節的如數家珍，她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記日記。她曾在一篇日記裏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全家的頤和園之遊：“歸來時，已萬家燈火矣!”這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極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時11歲)來說，卻經曆了一次情感與詩意的洗禮……
可是在我對母親的回憶裏，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歎，不是因為家貧難養，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衝破牢籠”(我的情緒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固然那時階級鬥爭的弦已越繃越緊，卻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起碼是“適當地靠父母”，比如說希望父母離京時為我“留房”)，而是因為父母一致認為，特別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後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活到自己築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裏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總之，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
在後來的歲月裏，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後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蕩、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父母對放飛後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後，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地安置到偏遠的家鄉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裏往北京我這裏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匯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跡，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孫子”，對我，卻並沒有濃釅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裏，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複。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裏並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將哥哥留在身邊之想。哥哥後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爭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裏，始終廝守不棄。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麵麵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鍾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著手收拾家當，隨父親到了塞外，在那裏經曆了“文革”的洗禮。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幹校，就有某些隨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並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隻好安排。
這樣後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裏，生活條件較為改善。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鍾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隨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幹校……對於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麽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將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隻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這是封建的“嫁夫隨夫”思想嗎?這是“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確實很不簡單。或者，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裏，反倒不是那麽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於我頗有駕輕
就熟之感。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旋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裏讀書，寫一點小文章投寄報紙副刊，掙一點小稿費，還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園等處遊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裏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止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卷進一場浩劫的發端。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麽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後暴怒的“紅衛兵”質問我為什麽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製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於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於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裏麵是一床她為我縫製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內心裏的感情衝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裏，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麽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
當然，在那樣的歲月裏，這是很細微很卑瑣的一件事情，何況很快就進入了“文革”時期，這對母親的不悅，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塵封起來了。
在“文革”過去以後，因為偶然的原因，母親在關於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說過的話，又曾浮到了記憶的上層，於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為受當時社會“語境”的熏陶而順筆寫出?是因為畢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為一床被套“斤斤計較”?還是她對我，說到頭來並沒有最徹底的母愛?
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麵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於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也曾設想，是母親當年一時的幽默，母親誠然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從不拿政治詞語來幽默的人。
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在這種事情上，她與我已是“兩家人”，當然她樂於幫助我，但那確實是“發揚雷鋒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回想起來，
自那以後，結婚以前，我確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換完全由我自己完成，買不到現成的，我便先買布，再送到街道縫紉社去合成。
母親將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於197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父親逝世後，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裏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並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誌，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裏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氣，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幹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適，從二哥家進了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院看過她後，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護士給她紮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隨父親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後，毅然將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後，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們的累贅，在她即將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麵時，她采取了不發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號。
靜夜裏，憶念母親，無端地聯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裏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錢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營造的，是—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隻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