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親有過短暫然而尖銳的衝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麵的痛怨。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據說海內外若幹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的,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將近三年前——孩子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


    1988年那回,我們見麵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後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內不精確到月。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後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麽大的影響。”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結”(所謂“戀母弑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裏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並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並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他確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著:是的。也許我並不那麽情願,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於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後,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產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悵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並未特別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確是母親,可是我卻並無那一個“最”字橫亙心中。


    1942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著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嶽縣——“去逃難”,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


    霧都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裏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那時父親在北京的—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後來又常出差,再後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並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地離家獨立生活,家裏,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於太糟糕,冬天不至於凍著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領導們比,實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朋友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麵、吃過高級宴席的人——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製作的四川臘腸、臘肉、鹵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鹹蛋、醪糟、肉鬆、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裏,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製作的這類美味佳肴。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並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裏外不憚煩地製作美味。有了解我家這一情況的人,老早就對我發出過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麽吃得慣啊!”但我那時懵懵懂懂,並不曾去設想過“將來”。生活也許能就那麽延續下去吧?“媽!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於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於天經地義。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給的。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紅果條、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雖不至於沒收,卻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隻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並且那話裏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隻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母親在“飼養”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胡同的機關大院裏,我家廚房裏飄出的氣味,以及母親經常在廚房外晾曬自製臘腸,等等形跡,固然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而各家的郵件,特別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我訂的。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眾電影》、《戲劇報》……乃至於《收獲》與《讀書》。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麽那麽舍得一個幺兒子花這麽多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麽破舊,家裏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其實鄰居們還隻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裏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後,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製片,還有在南池子中蘇友協禮堂對外賣票放映的蘇聯原版片(像《雁南飛》、《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裏看到的)。又由於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為什麽我要把這方麵的投資都算在母親身上?因為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父親忙於他的工作,並且他有他的一個世界,他簡直不怎麽過問我的事。母親全權操辦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麽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育下,我身體很快地早熟,並且我的心態也很快膨脹起來——我愛好文學,但我並不覺得自己隻是個“文學青年”,隻應嚐試著給報刊的“新苗”一類欄目投習作,我便儼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於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在我母親來說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並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裏得到一個好分數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於成都。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裏麵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隻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著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後,都並不能真正悟透。


    別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後來證實,那並非是我沒有考好,而是另有緣故,那裏麵包括一個頗為複雜的故事,這裏且不去說。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固然學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師範院校吃飯不要錢,但那裏也有某些不那麽特別要求進步,家庭也不那麽困難的學生,幾乎天天跑回家去,放棄學校的夥食,跟我一個班的一位同學就是如此。


    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並且也不曾設想過我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我服從了,心裏卻十分地別扭。


    那時,經曆過浮誇的“大躍進”,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裏的夥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親在家雖也漸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父親靠級別終究還有一些食油和黃豆之類的特殊供應,加以母親常能“化腐朽為神奇”,比如說把北方人往住丟棄的魚頭、豬腸製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裏,那飯菜依然堪稱美味佳肴,這樣再回到學校食堂,便更感饑腸難暢。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隻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那雖隻是個專科學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還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入了迷,幾個月後,我也就習慣於在圖書館裏消磨,逢到周末,並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也出現過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跟他們家裏所給的比,還是屬於多的。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就買些伊拉克蜜棗(那是當時市麵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我當然也並不以為自己應當隨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問題在於:北京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麽,為什麽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奉命調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並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後,還經曆了“文革”的動亂,但到頭來,人家北京有根,終究還是“葉落歸根”了。那時,即使我的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威。倘若母親提出應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別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於“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裏聽課。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裏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汙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麽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裏,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老三屆”裏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去插隊或去兵團時頂多16歲。是的,我也曾在心底裏檢討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但現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煉,也堪稱教訓與經驗並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別是母親,對子女,特別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曆程又往往可以從大體上來歸類。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裏,很多青年人參加革命,或是因為家裏窮得沒飯吃,或者是家裏小康或大富,自己卻覺得窒悶,因而主動投入革命,離家奮飛。而“文革”中最大多數的知識青年,他們的離家上山下鄉,是處於一種不管你積極還是消極還是混沌的狀態,總之要隨風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對來說不僅小康而且親情濃烈的家庭裏,在相對來說屬於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父母就很容易因為嬌慣與溺愛子女,而忽略了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於到了該將他們“放飛”的時候,還不能毅然地將他們撒出家去,讓他們張開翅膀,開始相對獨立的人生途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小家庭都麵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際卻並不那麽簡單的問題,結果是出現了很多心性發育滯後的青少年,引發於社會,則呈現出越來越具負麵影響的若幹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社會生態平衡問題與民族素質衍化等一係列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環境中,我才突然覺得,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加深對我母親的某些方麵的理解,會不僅對我自己,對我的兒子,能有新的啟迪,並且將其寫出,也許會對今天的母親們,亦不無參考價值。


    母親將我們放飛


    其實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寫到過母親,隻是沒有像張潔那樣,專門寫成一本書。我回憶過母親的慈藹,她的寬於待人,她那讓我回憶起來覺得簡直是過了分的誠實,以及她因體胖行動起來總是那樣地遲慢,還有她對《紅樓夢》中人物與細節的如數家珍,她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記日記。她曾在一篇日記裏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全家的頤和園之遊:“歸來時,已萬家燈火矣!”這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極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時11歲)來說,卻經曆了一次情感與詩意的洗禮……


    可是在我對母親的回憶裏,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歎,不是因為家貧難養,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衝破牢籠”(我的情緒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固然那時階級鬥爭的弦已越繃越緊,卻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起碼是“適當地靠父母”,比如說希望父母離京時為我“留房”),而是因為父母一致認為,特別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後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活到自己築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裏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總之,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


    在後來的歲月裏,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後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蕩、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父母對放飛後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後,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地安置到偏遠的家鄉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裏往北京我這裏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匯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跡,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孫子”,對我,卻並沒有濃釅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裏,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複。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裏並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將哥哥留在身邊之想。哥哥後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爭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裏,始終廝守不棄。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麵麵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鍾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著手收拾家當,隨父親到了塞外,在那裏經曆了“文革”的洗禮。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幹校,就有某些隨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並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隻好安排。


    這樣後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裏,生活條件較為改善。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鍾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隨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幹校……對於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麽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將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隻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這是封建的“嫁夫隨夫”思想嗎?這是“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確實很不簡單。或者,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裏,反倒不是那麽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於我頗有駕輕


    就熟之感。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旋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裏讀書,寫一點小文章投寄報紙副刊,掙一點小稿費,還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園等處遊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裏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止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卷進一場浩劫的發端。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麽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後暴怒的“紅衛兵”質問我為什麽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製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於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於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裏麵是一床她為我縫製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內心裏的感情衝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裏,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麽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


    當然,在那樣的歲月裏,這是很細微很卑瑣的一件事情,何況很快就進入了“文革”時期,這對母親的不悅,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塵封起來了。


    在“文革”過去以後,因為偶然的原因,母親在關於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說過的話,又曾浮到了記憶的上層,於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為受當時社會“語境”的熏陶而順筆寫出?是因為畢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為一床被套“斤斤計較”?還是她對我,說到頭來並沒有最徹底的母愛?


    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麵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於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也曾設想,是母親當年一時的幽默,母親誠然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從不拿政治詞語來幽默的人。


    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在這種事情上,她與我已是“兩家人”,當然她樂於幫助我,但那確實是“發揚雷鋒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回想起來,


    自那以後,結婚以前,我確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換完全由我自己完成,買不到現成的,我便先買布,再送到街道縫紉社去合成。


    母親將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於197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父親逝世後,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裏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並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誌,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裏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氣,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幹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適,從二哥家進了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院看過她後,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護士給她紮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隨父親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後,毅然將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後,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們的累贅,在她即將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麵時,她采取了不發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號。


    靜夜裏,憶念母親,無端地聯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裏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錢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營造的,是—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隻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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