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養女嬰


    應華美協進社邀請,到紐約去講《紅樓夢》。他們提供的是美國大陸航空公司的往返機票。2006年4月12日登機那天,到登機口一看,幾乎全是洋人。坐下來環顧,發現不少洋人全帶著孩子。再細看,呀,那些孩子怎麽差不多全一般大,而且,竟全是中國娃娃。更仔細地看,那些嬰孩應該全是女娃兒。攜帶她們的洋人,有的看上去是兩口子,更多的則是單身的婦女或先生。從他們的肢體語言上,就能看出他們對自己攜帶的女娃非常疼愛,有的緊摟懷中,有的給坐在折疊小椅上的孩子喂水,有的則彎腰扶著小胳臂讓其試步……


    原來,跟我同機的,有一個不小的美國領養中國被遺棄女嬰的團體,他們已經在中國辦理完所有相關手續,正帶著自己選中的愛嬰,返回美國。


    美國人從中國領養女嬰,始於1992年。首批被領回去的,現在已經上中學了。目前這種從中國福利院領養去的棄嬰,據說在美國已經累計達到六萬多名。被領養的棄嬰幾乎全是女娃,有“中國妹妹”?之稱。?


    飛往紐約的航程裏,我一直在琢磨,怎麽那麽巧我揭秘《紅樓夢》,是從書裏的秦可卿入手,而書中第八回末尾,就交代說,秦可卿本是一個小官吏從養生堂裏抱養出來的女嬰。當年的養生堂,相當於現在的福利院,當然,舊時代的養生堂(又叫育嬰堂)黑幕重重,現在的福利院應該是一個健全的民政機構。但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這類機構所收養的棄嬰,總不能長期留存在那裏麵,根據法律法規,辦理相關手續,讓社會上具備一定經濟條件和道德水平的人士從中領養,是中外古今這類機構慣常的行為方式。


    看過英國19世紀作家狄更斯的長篇小說《霧都孤兒》,我們就可以知道,在舊時代,西方的孤兒院(也就是育嬰堂、養生堂)裏的棄童過著怎樣非人的悲慘生活。而他們被領養出去後,多半又會被當作童工驅使盤剝,隻有希冀偶然的運氣,才能終於脫離樊籠,回歸到正常(實際上也就是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那個時代,中國的養生堂也是暗無天日的地方,從那裏抱養出去的孩子,男的往往是被當作學徒,女的往往成為丫頭,命運稍微好些的,也不過是成為小戶人家的養子養女。對於他們的來曆,父母諱莫如深,他們長大後有所疑惑、察覺,都會非常地痛苦。就因為他們“來曆不純”,所以會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特別是婚姻、就業等方麵,遭遇障礙,形成坎坷。


    美國19世紀小說家霍桑的《紅字》,雖然講的不是養生堂的故事,但是書裏的那個女孩珠兒,就因為她“不知其父”,“來曆不明”,也就跟她那至死不說出她父親是誰的母親一樣,每天身上必須掛出屈辱性的紅a字,被示眾、被歧視。這說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血統問題仍是一個能製人於死命的嚴重問題。所以《紅樓夢》第八回末尾的那段交代,說秦可卿是宦囊羞澀的小官吏從養生堂抱出的女嬰,卻僅僅因為跟賈府有些瓜葛,就嫁入到人人一雙富貴眼睛的賈氏家族,成為寧國府三世單傳的貴族公子賈蓉的正妻,確實是有悖那個時代常理的,不僅有悖那時中國的常理,也有悖霍桑、狄更斯筆下描繪過的,以往西方社會的常理。那確實是個值得探究的“症結”。


    飛機上鄰座的一位美籍華人女士,跟我談起美國領養團,她說這些白種美國人會為所領養的“中國妹妹”安排很好的前程,送她們入名校,最後將她們輸入美國主流社會。她估計再過十年,這些女孩中長大成人的,會組成“中國姊妹會”,她們會意識到她們在美國社會裏是一個特殊的族群,她們會返回中國尋根(實際上現在已經有1992年抱養去的回來尋求“我究竟是誰”的答案),會在美中各方麵交流中起到某種特殊的作用。


    飛機開始降落,舷窗外,已呈現出紐瓦克國際機場的鮮明輪廓……?


    大娃娃心態


    為什麽有那麽多的美國白人組成領養團,到中國福利院裏抱養被遺棄的女嬰到了紐約以後,我還經常跟那邊的人士討論。總的來說,每一位領養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很私密的原因。但是,大體而言,他們有其共同點,就是出於樸素的人道考慮,覺得自己既然有能力,就應該做這種珍惜生命的事情。這跟一般美國人都信奉基督教新教派,持有宗教情懷也有很大關係。20世紀50年代,曾有很多美國人自願領養韓國孤兒,六七十年代,積極抱養越南孤兒又形成一種風氣。現在,盡管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中國生產的衣服和鞋子充斥在美國的各大商場,中國的家用電器也令美國人覺得物美價廉,但是,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嚴重,拋棄女嬰仍是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某些福利院收容的女嬰數量已經相當可觀。而中國本土人士抱養這些女嬰又並不踴躍,於是,一些知道了此種情況的美國人士,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自願組合成了一批批的領養團,來中國抱養被遺棄的女嬰。


    我在赴美途中遭遇美國領養團,其中諸多鏡頭令我久久難忘。比如一位獨身男士還為自己和女嬰購買了頭等艙的座位,進入機艙後立即布置成一個小小的遊樂區,全身心地逗那女嬰咯咯歡笑,他自己也高興得像一個大娃娃。


    大娃娃的作派、心理和情趣,是我接觸許多美國人以後形成的一個總體印象。比如這次赴美“弘紅”――就是弘揚中國的《紅樓夢》――本來就是到華美協進社二樓的演講廳裏去講一番我的《揭秘》,後來卻通知我他們要與哥倫比亞大學合辦,而且要把演講的那一天命名為“劉心武日”。乍得知他們這個決定我真嚇了一跳,畢竟我是中國人,從傳統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我意識裏的積澱都很深,論資排輩也好,論功行賞也好,在哥大舉辦某某某日,怎麽說也不應該輪到我頭上,而且,我若接受下來,豈止是不謙虛,簡直就是狂妄!但到頭來4月15日還是搞成了“劉心武日”。上午我講《秦可卿與賈元春之謎》,下午講《賈寶玉和情榜之謎》,兩講前分別播放中央電視台錄製的《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劉心武撫摸北京》上下集,設台麵展示出售我的若幹著作,散發關於我的創作簡曆和有關我《揭秘紅樓夢》引發大爭論的材料,張貼了一些跟我有關的中英文報道及照片。我發現,美國人的想法很單純,就是我們既然請來了劉心武,手中又有若幹資源,而事前報名訂票的人士又逾百人,何不大家高興一番呢他們並不把“劉心武日”的叫法看得那麽鄭重,融注進那麽多的內涵,就是一群大娃娃,聚在一起度過一個跟劉心武有關的周末,在嘉年華式的活潑氣氛裏,順便地了解到一點關於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和關於一個中國當代作家的相關信息。


    美國式大娃娃的心態,感染了我。出發前,一位友人叮囑我:“你可是負有重大使命啊!”到了美國,我會見了華美協進社的社長、副社?長――?兩位白人女士――以及其分支機構人文學會的雙主席,來自內地的何勇和來自台灣的汪班二位先生。輕鬆交談中,我就明白了,在紐約這個大都會,每個周末都會有無數的文化活動,且不說大都會博物館和林肯中心裏麵,也且不說百老匯長街上的無數劇場和分布在各區的圖書館裏,就是許多小型的文化場所,也有極其豐富多彩的安排。某處可能有關於柬埔寨吳哥窟的研討,另一處可能有某部東歐作品英譯本的首發式。華美協進社本身,也開展著多種介紹中國文化的活動,一樓的展廳裏就正舉辦中國青花瓷精品展。來一個劉心武,講兩場《揭秘紅樓夢》,而且隻是用中文講,不過是一滴雨水,落進浩瀚的大海裏罷了。認真對待是應該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講座看得那麽重要,動輒視為“使命”呢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傳播於周末消閑,“劉心武日”無非是個小小的周末遊戲。進入這樣的心態後,我那天的演講,意態輕鬆,揮灑自如,反而獲得了異常熱烈的反響。


    那天中午,接待方引我去一處學生宿舍休息,路經大學綠地,看見一些從新澤西州開車來聽我演講的人士,在草坪上鋪開布巾,席地野餐,以待下午我的第二講,很是感動,也更有返老還童的欣悅。


    夏誌清捧場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弘紅”次日,幾乎美國所有的華文報紙都立即予以報道。《星島日報》的標題用了初號字《劉心武哥大妙語講紅樓》,提要中說:“劉心武在哥大的‘紅樓揭秘’,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他的風趣幽默,妙語連珠,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泰鬥人物夏誌清也特來捧場,更一邊聽一邊連連點頭,講堂內座無虛席,聽眾們都隨著劉心武的‘紅樓夢’在榮國府、寧國府中流連忘返。”


    我第一次見夏誌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數所著名大學演講(講題是中國文學現狀及個人創作曆程),首站正是哥倫比亞大學。那回夏先生沒去聽我演講,也沒參加紐約眾多文化界人士歡迎我的聚會,但是他通過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館單獨晤麵,體現出他那特立獨行的性格。那次我贈他一件民俗工藝品,是江浙一帶小鎮居民掛在大門旁的避邪鏡,用錫製作,雕有很細膩精巧的花紋圖樣,他一見就說:“我最討厭這些個迷信的東西。”我有點窘,他就又說:“你既然拿來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二次赴美,在紐約也是不少的文化界舊友新雨舉辦餐會,歡迎我和妻子曉歌。記得那回來的人甚多,以至餐館包間的玻璃拉門都關不上了。在座的文化泰鬥級人物有唐德剛先生,夏先生卻仍不來“合群”。那次唐先生身子骨顯得十分硬朗,談笑時聲如洪鍾。但這回再赴紐約,要把周汝昌先生囑交的《我與胡適先生》麵呈唐先生時,接待方告訴我,唐先生竟已中風,行動語言不便,我隻好惆悵地把周先生大作和兩冊拙著給華美協進社的何勇先生,煩他轉遞致慰。


    夏誌清先生隻比唐德剛先生小一歲,這回赴美在哥大演講的前一天,紐約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園綠色酒苑小聚,為我洗塵。夏先生攜夫人一起來了,他腰直身健,雙眼放光,完全不像是個85歲的耄耋老翁。他不僅在中國文化方麵造詣很高,英文寫作在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眼中也屬一流,我感覺他已經具有熟練的英語思維,也具有了“美國大娃娃”的特點。席上他稱老妻為“媽媽”,兩個人各點了一樣西餐主菜,菜到後互換一半,孩童般滿足,其樂融融。


    我演講那天上午,夏先生來聽,坐在頭排,正對著講台。講完後我趨前感謝他的支持,他說下午還要來聽,我勸他不必來了,因為所有來聽講的人士,都可以隻選一場來聽,一般聽眾是要購票入場的,一場20美元,有的就隻選上一場,或隻選下一場,兩場全聽,其實還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還是來了,還坐頭排,一直是全神貫注。


    報道說“夏誌清捧場”(用二號字在大標題上方作為導語),我以為並非誇張,這是實際情況。他不但專注地聽我這樣一個沒有教授、研究員、專家、學者身份頭銜的行外晚輩演講,還幾次大聲地發表感想。一次是我講到“雙懸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兩派政治力量的對峙,以及“乘槎待帝孫”所表達出的著書人的政治傾向時,他發出“啊,是這樣!”的感歎。一次是我講到太虛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隱含著賈寶玉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別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時,針對我的層層推理,他高聲讚揚:“精彩!”我最後強調,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懷,沒有把《紅樓夢》寫成一部政治小說,而是通過賈寶玉形象的塑造和對“情榜”的設計,把《紅樓夢》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懷的高度,這時夏老更高聲地呼出了兩個字:“偉大!”我覺得他是認可了我的論點,在讚揚曹雪芹從政治層麵升華到人類終極關懷層麵的寫作高度。


    後來不止一位在場的人士跟我說,夏誌清先生是從來不亂捧人的,甚至於可以說是一貫吝於讚詞,他當眾如此高聲表態,是罕見的。夏先生還對采訪的記者表示,聽了我的兩講後,他會讀我贈他的兩冊《揭秘》,並且,我以為更加重要的是――他說他要“重溫舊夢,惡補《紅樓夢》”。


    到哥大演講,我本來的目的,隻不過是喚起一般美國人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初步興趣,沒想到來聽的專家,尤其是夏老這樣的碩儒,竟給予我如此堅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當然,我隻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讚揚支持,也僅是他個人的一種反應。國內一般人大體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寫成《中國現代小說史》,被譯成中文傳到國內後,產生出巨大的影響。沈從文和張愛玲這兩位被我們一度從文學史中剔除的小說家,他們作品的價值,終於得到了普遍的承認。錢鍾書一度隻被認為是個外文優秀的學者,其寫成於20世紀40年代的長篇小說《圍城》從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學史中也隻字不提,到90年代後則成為了暢銷小說。我知道國內現在仍有一些人對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不以為然,他們可以繼續對夏先生,包括沈從文、張愛玲以及《圍城》不以為然或采取批判的態度,但有一點那是絕大多數人都承認的,就是誰也不能自以為真理獨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態、學閥作風對待別人。


    石破天驚少一門


    我在哥大的講座結束後,邀請方華美協進社人文學會雙主席之一汪班先生作總結發言。汪先生來自台灣,在美國多年,是華美協進社的資深教師,他中、英文都好,能夠雙語教學,而且對中國的琴棋書畫都有研究,在京劇昆曲方麵更是通家,能粉墨登場,唱腔做功,可與專業演員媲美。


    汪班先生說我的兩場四小時演講,可以用四個字概括:石破天驚。對這樣的評價,我是否應該立即謙辭我自己把這樣的讚揚報道出來是否狂妄冷靜下來回想,我覺得就那天演講贏得的反響而言,確實可以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其實用北京土話概括,兩個字就夠:震了!


    這當然會引出反對我赴美揭紅的那些人士的更大反感和憂慮,這豈不是明擺著我把美國那邊的聽眾誤導了嗎我隻好再次告訴大家,那邊的聽眾沒有任何人期待我去引導。對《紅樓夢》原有自己看法的人,他或許會通過聽我的演講,去調整他的思路,或許僅僅是覺得多了一種參照;對《紅樓夢》原來不甚了解的人,他也不會得出“《紅樓夢》就是這樣”的結論,他會產生去聆聽更多種解析的願望。而最根本的是,人們聽後會產生去找《紅樓夢》來讀的衝動,而絕不會出現“啊,那就用不著去讀原著了”的想法。


    總體而言,美國的學術氣氛,是特別歡迎個性化的研究,鼓勵出新,寬容顛覆的。如果你宣布你的觀點“正確”、“穩妥”,是“真理”、“方向”,而且你演講是要“正導”他們,並且充滿對異己“邪說”的批判與“警惕被某人誤導”的勸諭,那麽,他們去聆聽的興趣一定大減。我去後問邀請方:“是誰向你們推薦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強烈反對你的人。”他們說,本來也不清楚中國中央電視台有多少頻道,10頻道是不對國外的,他們看不到,《百家講壇》節目更無從知曉,但我的《揭秘紅樓夢》係列講座,引出的“圍毆”、“口水戰”被廣泛報道,特別是境外一些傳媒不但報道還對這件事予以評論,他們才知道原來我有這麽個《揭秘》係列。反對者竟氣憤到宣布我“不能到電視台去講”、“是對社會文化的混亂”、“擾亂了文學藝術研究的方向”,這就勾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於是設法找到光盤和書,看了才知道我的研究果然很個性化,而且富於趣味性,覺得很適合他們的講座。因為他們舉辦的講座不是針對學界的,是一種向普通美國人推介中國傳統文化的休閑性周末活動。目的也並不是向美國人宣傳“如何正確無誤地理解《紅樓夢》”,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動的演講內容,讓一般美國人知道“中國有個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寫了部偉大的小說《紅樓夢》”。


    “石破天驚”隻不過是形容我的演講角度奇特、內容新穎、表達富於刺激性罷了。我隻能用中文演講,因此那天來聽的論身份雖然基本上全是美國籍或綠卡持有者,卻滿場一片黑發黑眼,金發碧眼的美國人隻有寥寥幾位,而且其中一個小夥子還中途悄然退場。這就說明,我的“石破天驚”尚缺一門,那就是外語門。如果我能不依賴翻譯,自己同時用流利的中文和同樣流利的英文把要講的內容生動呈現,那效果才會是滿局的“石破天驚”。華美協進社社長江芷若、副社長賈楠女士都是白人婦女,我寫出的是她們為自己取的漢名。她們能說一點中文,但跟我進行深度交談,就感到困難,也無法閱讀我的兩本《揭秘》。她們表示,華美協進社亟待開辦那樣的講座,就是演講者在中、英文方麵都有相當造詣,能夠兼顧母語為中文和母語為英文的兩種聽眾,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介紹出來。


    像夏誌清先生那樣的學貫中西的學者,後繼有人。原來是台灣、香港地區赴美的學者在美國各大學的東亞係裏占據不少教席,擔任係主任,現在,內地過去的學者漸漸脫穎而出,雙語人才越來越多,有的已成為美國名牌大學的終身教授,擔當係主任的工作也駕輕就熟。內地這邊能過去以雙語推介中國文化的人才,也在逐步湧現。我深知自己僅僅是一個在美國弘揚《紅樓夢》的過渡性人物,仿佛一滴雨水,落入大海,微不足道。真正能使中國文化讓更多美國人,特別是那邊主流族群感到“石破天驚”的演講者,快準備出發吧!


    維基基海灘賞詩


    和l君同往夏威夷一遊,老友梅兄送我們到機場,領登機牌前,他把一個紙袋遞給我,臉上現出頑皮的微笑,囑咐我:“到了那邊再看,在海灘上慢慢看。”


    從紐約先飛洛杉磯,再轉機飛往檀香山,行程要十個小時,飛行中閱讀是最佳消磨方式,我要讀那紙袋裏的東西,l君遞給我一本書,勸我還是遵梅兄之囑,到海灘再探究竟。我就捧讀他給我的那本法國小說《幽靈》,據說在法國是暢銷小說,譯文也頗流利,但我讀來隻覺得是無病呻吟、故弄玄虛,昏昏然,也好,迷迷瞪瞪地,不知不覺,飛機已降落到跑道上。


    夏威夷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樣。我以為那裏很熱,帶了不少恤衫,誰知平均氣溫多在25度上下,時有小陣雨,外套還是少不了的。我以為可以用“天然金沙灘,翻飛銀海鷗”來形容那裏的海濱風光,卻發現原來那是火山島,海灘本來全是被岩漿燒焦過的黑石頭、黑沙子,現在所看到的金色白色沙灘,全是從澳大利亞進口的沙子鋪敷的。因為全境長期禁止捕魚,近海生態特殊,並無海鷗飛翔,所看到的鳥類,大多是鴿子。我以為它已接近南太平洋,熱帶植被中必然多蛇,我最怕的就是蛇,自備了蛇藥,但導遊告訴我們:“這些火山島全無蛇,如果說有,那隻有兩條,一條在動物園裏,一條就在你們眼前――我,地頭蛇啊!”我原以為夏威夷州花必是一種很特殊的熱帶花卉,沒想到卻是北京常見到的木芙蓉,或者叫朱錦牡丹……


    但夏威夷確有一種令人心醉神迷的風韻。那裏的土著以黑為貴,以胖為美,人們見麵互道“阿羅哈”,無論是柔曼的吉他旋律,還是豪放的草裙舞,都傳遞給你充沛的善意與天真。


    我們下榻的賓館離著名的維基基海灘很近,散步過去,租兩把躺椅、一把遮陽傘,在免費的冰桶裏放兩瓶飲料,一身泳裝,日光浴、海水浴交替進行,真是神仙般快活。我帶去了梅兄給我的紙袋,靠在躺椅上,抽出了裏麵的東西,原來是一冊紐約出版的中文《今周刊》,於是發現,有一整頁刊登著與我有關的古體詩。


    我赴美前,《北京晚報》已經刊載了周汝昌先生的《詩贈心武兄赴美宣演紅學》:“前度英倫盛講紅,又從美土暢芹風。太平洋展朱樓曉,紐約城敷絳帳崇。十四經書華夏重,三千世界性靈通。芳園本是秦人舍,真事難瞞警夢中。”《今周刊》將其刊出,重讀仍很感動。但讓我驚訝和更加感動的,是在周老的詩後麵,《今周刊》一連刊登了四首步周韻的和詩。第一首就是梅兄振才的:“百載探研似火紅,喜看秦學掀旋風。輕搖扇軸千疑釋,綻放百花四海崇。冷對群攻猶磊落,難為自說總圓通。問君可有三春夢,幻入金陵情榜中。”還有劉邦祿先生的:“鍥而不舍探芹紅,當代宗師德可風。十傑文壇登榜首,一番秦論踞高崇。揭穿幻像真容貌,點破玄關障路通。三十六篇紓夢惑,薪傳精髓出其中。”陳奕然先生的和詩則是:“劫後文壇一炮紅,長街輕拂鼓樓風。堅冰打破神碑倒,傳統回歸儒學崇。真事隱身憑揭秘,太虛幻境費窮通。阿瞞夢話能瞞眾,還賴高人點醒中。”羅子覺先生和詩:“忽聞美協藝花紅,紐約重吹講學風。芹老錦心千載耀,劉郎繡口萬僑崇。紅樓夢覺雲煙散,碧血書成警幻通。嗟我息遲無耳福,不慚敬和佩胸中。”


    除了步周老韻的和詩外,還有七首詩也是鼓勵我的,其中周榮先生《聆“紅樓揭秘”感呈劉心武先生》:“別開生麵上層樓,秘揭興衰話石頭。百載繁華皆是夢,一朝零落不勝愁。獨特扇軸論人物,妙析玄機證壑丘。文海千波紅學浪,新帆風滿正爭流。”趙振新先生《無題》:“早有才名動九州,傷痕文學創潮流。紅樓今又開生麵,攀向層樓最上頭。”


    我在演講中說,秦可卿於我來說好比是折扇的扇軸,從她入手,甩開後便可見《紅樓夢》全扇。幾位鼓勵者詩中都引用了此意,實乃知音。


    當然,我深知,這些人士,有的是老友,有的是新識,有的尚未謀麵,都屬於我的“粉絲”,有的更取一特稱叫“柳絲”。人做事需要扶持,出成果需要鼓勵,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人至少需要三個人幫,國內海外皆有我揭秘《紅樓夢》的“柳絲”,是我的福分。但我也知道,恨不得把我“撕成兩半”的人士,也大有人在,國內見識過,海外未遇到,卻未必沒有。對於他們,我要說,難為他們花那麽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那麽強烈的情感來對待我,凡他們抨擊裏的含有學術價值的那些成分,我都會認真考慮,但凡那些屬於造謠誣蔑、人身攻擊的話語,我就隻能是付之一笑,我祝他們健康快樂,不要因為對我生氣而傷身廢事。


    賞完那些詩,朝海上望去,隻見翻卷的海濤裏,衝浪健兒正在靈活而剛強地上下旋躍,就覺得,要向他們學習,做一個永不退縮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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