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內地的普通讀者，一般都讀過《紅樓夢》，甚至是熟讀過。一般也會知道有一部先於《紅樓夢》的《金瓶梅》，卻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仍難以讀到這部書。
我個人也是先讀了《紅樓夢》，才讀到《金瓶梅》的。這兩部巨著，有其相似之處，它們從《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那種為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神佛仙人樹碑立傳的長篇小說格局中突破了出來，將筆墨濃塗重染地奉獻給了“名不見經傳”的“史外”人物，展現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滿了前述那幾本“英雄史詩”裏罕見的關於“飲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畫。人物不再是粗線條的皴染，而是工筆畫似的須眉細勒，而且極為注重人物語言的鋪排，往往通過生猛鮮活的性格語言，使書中人物跳脫紙上，令讀者過目難忘，掩卷如鄰。
但讀過《金瓶梅》後，我一方麵得知《紅樓夢》在藝術技法上深受它的影響，另一方麵，卻又深刻地意識到，這兩部巨著有著重大的區別。那區別主要還不是前者展現的是土財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風貌，而後者主要是表現鍾鳴鼎食、世代簪纓的貴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區別在於，《紅樓夢》的創作者在敘述文本中充滿了焦慮，貫穿著努力從“生活原態”裏升華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書籠罩著濃鬱的悲劇情懷和浪漫色彩。因此，我們雖然在閱讀的過程中會產生若幹解讀上的困惑，但一定會多多少少體味到那文本中所蘊含的獨創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說，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卻全然異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諸如“因果報應”、“惡有惡報”之類的“思想”包裝，但究其實，它卻基本上沒有什麽“形而上”的追求。因此，體現於敘述風格，便是非常之平靜，沒有焦慮和沉重，沒有痛苦和浪漫，要論“現實主義”，它不僅遠比《三國演義》、《水滸傳》“夠格”，也比《紅樓夢》更“嚴格”。讀《金瓶梅》，我們往往會產生出一種驚異，我把這種驚異稱之為“文本驚異”，研究《金瓶梅》的“金學”之盛，不亞於“紅學”，已是成果累累，我也涉獵一些。但依我看來，仔細研究《金瓶梅》這個“文本特點”的，卻還不多。
對於《金瓶梅》，一般人對之感興趣的，毋庸諱言，是裏麵為數不少的性描寫，那確實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紅樓夢》裏也有性描寫，但處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雖粗鄙卻點到為止，並都為塑造人物而設，沒有賣弄招睞之意。《金瓶梅》產生的時代(最早的刻本出現在明萬曆年間)，因為皇帝公開征求春藥，達官貴人更荒淫無恥，“房中術”成為最大的時髦，一時淫風甚熾，影響到民間社會，直達底層，不僅性行為相當地“解放”，戲曲演唱乃至茶肆說書，包括野史小說，直到市俗俚語，在表現性行為上也相當地“沒遮攔”。《金瓶梅》在這方麵的“成就”，放在那樣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獨創性，因此，我以為一般論者(性學專家例外)對此書的色情描寫評價不高，乃至多予詬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把《金瓶梅》裏的性描寫全看作著書人招攬觀者的“噱頭”，那又不對了。《金瓶梅》的構思十分巧妙，它從《水滸傳》裏“武鬆殺嫂”一節衍化出來，西門慶通過王婆拉纖勾引了潘金蓮，潘金蓮用藥毒死了親夫武大，武鬆得知後追殺西門慶，在《水滸傳》裏是武鬆在獅子樓上殺死了西門慶，《金瓶梅》卻告訴我們武鬆是錯殺了他人，並被發配，西門慶把潘金蓮娶進了他家，當了第五房小老婆，於是由此展開了對西門慶這個惡霸的全方位描寫。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僅周旋於六房妻妾之間，還勾引仆婦奶媽，養外遇，宿青樓，乃至於潛入貴婦人臥房盡興淫樂。有人統計，西門慶在書中幾乎與20個女性發生了性關係，在關於西門慶“性史”的生動而細膩的描寫中，《金瓶梅》由此輻射出了關於那個時代的豐富而具體的人際存在與相互傾軋，並且常常有超出曆史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性學意義的人性開掘，顯示出此書作為長篇小說的獨特的美學價值。或許這個價值不是作者有意識向我們提供的，但卻是客觀存在。
《金瓶梅》這一書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裏插著梅花”，但絕大多數讀者都認同於這書名裏概括著全書三位女主角的解釋，“金”是潘金蓮，“瓶”是李瓶兒，“梅”是龐春梅。相對而言，李瓶兒可能是更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一位女性，因為在她和西門慶的關係裏，有著超越肉欲的愛情。西門慶這一縱欲狂人，也因在與她的愛情中顯示出了人性中的溫柔、寬容與善意，從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認知內涵。潘金蓮的形象，作為無時無刻不思淫縱欲的一個“性存在”，未免失之於“單純”，但她的性格，卻是刻畫得最活靈活現，凸現紙麵，令人難忘的。龐春梅是在全書後五分之一的篇幅裏，才升為“重頭人物”的，這是一個比潘金蓮和李瓶兒都更複雜的藝術形象，她表麵上有時非常“正經”，骨子裏卻比潘金蓮更加淫蕩無度。她的複仇手段，或直截了當而且殘酷至極，或曲折隱蔽如軟刀子割心。她對西門慶女婿陳經濟的追求，怪異而執著，變態而寬容，折射出那個“世風日下”的市民社會對傳統禮教的公然蔑視與無情“解構”。
《金瓶梅》是以寫西門慶一家的食色生涯為主的，但《金瓶梅》確實又並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說，尤其不能因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為“色情小說”、“淫書”、“黃書”，因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現著西門慶家門外廣泛而雜駁的社會生活。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實是表現明代社會生活的小說，把大運河的南北交匯點一帶的商貿盛況，市廛車輻，滾滾紅塵，描繪得光怪陸離、栩栩如生，特別是書中幾次酣暢淋漓地描寫了清河縣中的燈節盛況，那種世俗生活的“共享繁華”，顯示出一種超越個人悲歡恩怨的人間樂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樣的寓意，善思的讀者或者從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間有多麽多的苦難、陰謀、殘暴、荒淫、墮落、沉淪，畢竟冥冥中還存在著某種推進人世發展的“規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階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汙垢陰穢，個體生命仍應保持對生命的珍視，這珍視裏包括著對俗世生活瑣屑樂趣的主動享有。
《金瓶梅》的描寫空間，越過了一縣一府，直接寫到京都，寫到豪門，寫到宮廷，一直寫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證出，此書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為此書寫作時，已在嘉靖死後，那時嘉靖寵臣嚴嵩及其兒子嚴世蕃已被斥逐誅殺，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們的弄權行為，表現他們如何賣官鬻爵，收賄納凶，豢養鷹犬，魚肉黎民，敗壞世風，製造人禍。據考，書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來影射嚴嵩、嚴世蕃的。其實，書中所寫的那種官場黑暗、稅吏腐敗、官商勾結、淫靡成風，並非隻是“前朝”的“繪影”，也是“如今”的白描，從這一點上來說，《金瓶梅》也是一部“膽大妄為”的“政治小說”，有的論家從這一點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價值。不過，我以為通觀全書，這一因素終究還隻能算是《金瓶梅》這棵大樹上的一個枝丫，就“全樹”而言，市井生活與食色之事，畢竟還是主要的枝葉，並且參差披拂，蔥鬱蓊翳。
回過頭來，我還是要強調《金瓶梅》那令人驚異的文本，為什麽在那個理想暗淡、政治腐敗、特務橫行、法製虛設、拜金如狂、人欲橫流、道德淪喪、人際疏離、炎涼成俗、背叛成風、雅萎俗漲、寡廉鮮恥、萬物標價、無不可售的人文環境裏，此書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義憤填膺、“替天行道”、“複歸正宗”等敘述調式，更不是以理想主義、浪漫情懷、升華哲思、魔幻寓言的敘述方略，而是用一種幾乎是徹底冷靜的“無是無非”的純粹作“壁上觀”的鬆弛而隨意的筆觸，來娓娓地展現一幕幕的人間黑暗和世態奇觀此書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眾說紛紜而尚難歸一。或許此書的成書過程中確有多人多手參與，從其“擬話本”的風格上看，可能也是當時茶肆酒樓說書人的一個時髦的“保留節目”，眾多的參與創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裏加進了一些“訓誡”。但那些牽強附會的生硬“訓誡”完全不能融合於故事與人物，隻是一些“套話”，乃至於顯得“累贅”多餘。為什麽經過“蘭陵笑笑生”歸總刻印，仍不見“起色”這究竟是因為所有參與創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還是因為，就小說創作的內在規律而言，像《紅樓夢》那樣充滿敘述焦慮，洋溢著理想光芒與浪漫情懷固然是一種很好的敘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敘述”，並且是達到七穿八達、玲瓏剔透、生猛鮮活、濃滋厚味的“純客觀敘述”，也是一種在美學上可能具有相當價值的敘述方略呢
我們可能更樂於公開地表達對《紅樓夢》的激賞，而吝於表達閱讀《金瓶梅》時所獲得的審美愉悅，這可能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大人文環境有關。其實，拋開其他方麵不論，《金瓶梅》在駕馭人物對話的語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紅樓夢》之上的。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紅語”，如“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千裏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不當家花花的”，“打旋磨兒”、“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裏嫻熟而精當地運用過的。《紅樓夢》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內地，已經獲得了可以說是幾無異議的至高評價，但是《金瓶梅》卻直到20世紀末，才終於能被一般成年讀者正常閱讀，學界也才有可能更加開放地進行研究。我這裏便對學界，當然也兼及一般的讀者，提出這樣一個課題，就是請回答，當一個時代裏的一個作家，他實在無法升華出理想與哲思時，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動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間景象和生命現象，在語言造詣上更達到出神入化的鮮活程度，我們是應當容忍他呢，還是一定要嚴厲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將他的著作“扼殺在搖籃中”
當然，《紅樓夢》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瑰寶。那麽，比《紅樓夢》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為也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也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巨著。而且，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構成的深層機製，以及時代與文學、環境與作家間互製互動的某種複雜而可尋的規律，從而由衷地發出理解與諒解的喟歎!
我個人也是先讀了《紅樓夢》，才讀到《金瓶梅》的。這兩部巨著，有其相似之處，它們從《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那種為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神佛仙人樹碑立傳的長篇小說格局中突破了出來，將筆墨濃塗重染地奉獻給了“名不見經傳”的“史外”人物，展現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滿了前述那幾本“英雄史詩”裏罕見的關於“飲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畫。人物不再是粗線條的皴染，而是工筆畫似的須眉細勒，而且極為注重人物語言的鋪排，往往通過生猛鮮活的性格語言，使書中人物跳脫紙上，令讀者過目難忘，掩卷如鄰。
但讀過《金瓶梅》後，我一方麵得知《紅樓夢》在藝術技法上深受它的影響，另一方麵，卻又深刻地意識到，這兩部巨著有著重大的區別。那區別主要還不是前者展現的是土財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風貌，而後者主要是表現鍾鳴鼎食、世代簪纓的貴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區別在於，《紅樓夢》的創作者在敘述文本中充滿了焦慮，貫穿著努力從“生活原態”裏升華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書籠罩著濃鬱的悲劇情懷和浪漫色彩。因此，我們雖然在閱讀的過程中會產生若幹解讀上的困惑，但一定會多多少少體味到那文本中所蘊含的獨創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說，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卻全然異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諸如“因果報應”、“惡有惡報”之類的“思想”包裝，但究其實，它卻基本上沒有什麽“形而上”的追求。因此，體現於敘述風格，便是非常之平靜，沒有焦慮和沉重，沒有痛苦和浪漫，要論“現實主義”，它不僅遠比《三國演義》、《水滸傳》“夠格”，也比《紅樓夢》更“嚴格”。讀《金瓶梅》，我們往往會產生出一種驚異，我把這種驚異稱之為“文本驚異”，研究《金瓶梅》的“金學”之盛，不亞於“紅學”，已是成果累累，我也涉獵一些。但依我看來，仔細研究《金瓶梅》這個“文本特點”的，卻還不多。
對於《金瓶梅》，一般人對之感興趣的，毋庸諱言，是裏麵為數不少的性描寫，那確實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紅樓夢》裏也有性描寫，但處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雖粗鄙卻點到為止，並都為塑造人物而設，沒有賣弄招睞之意。《金瓶梅》產生的時代(最早的刻本出現在明萬曆年間)，因為皇帝公開征求春藥，達官貴人更荒淫無恥，“房中術”成為最大的時髦，一時淫風甚熾，影響到民間社會，直達底層，不僅性行為相當地“解放”，戲曲演唱乃至茶肆說書，包括野史小說，直到市俗俚語，在表現性行為上也相當地“沒遮攔”。《金瓶梅》在這方麵的“成就”，放在那樣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獨創性，因此，我以為一般論者(性學專家例外)對此書的色情描寫評價不高，乃至多予詬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把《金瓶梅》裏的性描寫全看作著書人招攬觀者的“噱頭”，那又不對了。《金瓶梅》的構思十分巧妙，它從《水滸傳》裏“武鬆殺嫂”一節衍化出來，西門慶通過王婆拉纖勾引了潘金蓮，潘金蓮用藥毒死了親夫武大，武鬆得知後追殺西門慶，在《水滸傳》裏是武鬆在獅子樓上殺死了西門慶，《金瓶梅》卻告訴我們武鬆是錯殺了他人，並被發配，西門慶把潘金蓮娶進了他家，當了第五房小老婆，於是由此展開了對西門慶這個惡霸的全方位描寫。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僅周旋於六房妻妾之間，還勾引仆婦奶媽，養外遇，宿青樓，乃至於潛入貴婦人臥房盡興淫樂。有人統計，西門慶在書中幾乎與20個女性發生了性關係，在關於西門慶“性史”的生動而細膩的描寫中，《金瓶梅》由此輻射出了關於那個時代的豐富而具體的人際存在與相互傾軋，並且常常有超出曆史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性學意義的人性開掘，顯示出此書作為長篇小說的獨特的美學價值。或許這個價值不是作者有意識向我們提供的，但卻是客觀存在。
《金瓶梅》這一書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裏插著梅花”，但絕大多數讀者都認同於這書名裏概括著全書三位女主角的解釋，“金”是潘金蓮，“瓶”是李瓶兒，“梅”是龐春梅。相對而言，李瓶兒可能是更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一位女性，因為在她和西門慶的關係裏，有著超越肉欲的愛情。西門慶這一縱欲狂人，也因在與她的愛情中顯示出了人性中的溫柔、寬容與善意，從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認知內涵。潘金蓮的形象，作為無時無刻不思淫縱欲的一個“性存在”，未免失之於“單純”，但她的性格，卻是刻畫得最活靈活現，凸現紙麵，令人難忘的。龐春梅是在全書後五分之一的篇幅裏，才升為“重頭人物”的，這是一個比潘金蓮和李瓶兒都更複雜的藝術形象，她表麵上有時非常“正經”，骨子裏卻比潘金蓮更加淫蕩無度。她的複仇手段，或直截了當而且殘酷至極，或曲折隱蔽如軟刀子割心。她對西門慶女婿陳經濟的追求，怪異而執著，變態而寬容，折射出那個“世風日下”的市民社會對傳統禮教的公然蔑視與無情“解構”。
《金瓶梅》是以寫西門慶一家的食色生涯為主的，但《金瓶梅》確實又並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說，尤其不能因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為“色情小說”、“淫書”、“黃書”，因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現著西門慶家門外廣泛而雜駁的社會生活。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實是表現明代社會生活的小說，把大運河的南北交匯點一帶的商貿盛況，市廛車輻，滾滾紅塵，描繪得光怪陸離、栩栩如生，特別是書中幾次酣暢淋漓地描寫了清河縣中的燈節盛況，那種世俗生活的“共享繁華”，顯示出一種超越個人悲歡恩怨的人間樂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樣的寓意，善思的讀者或者從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間有多麽多的苦難、陰謀、殘暴、荒淫、墮落、沉淪，畢竟冥冥中還存在著某種推進人世發展的“規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階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汙垢陰穢，個體生命仍應保持對生命的珍視，這珍視裏包括著對俗世生活瑣屑樂趣的主動享有。
《金瓶梅》的描寫空間，越過了一縣一府，直接寫到京都，寫到豪門，寫到宮廷，一直寫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證出，此書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為此書寫作時，已在嘉靖死後，那時嘉靖寵臣嚴嵩及其兒子嚴世蕃已被斥逐誅殺，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們的弄權行為，表現他們如何賣官鬻爵，收賄納凶，豢養鷹犬，魚肉黎民，敗壞世風，製造人禍。據考，書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來影射嚴嵩、嚴世蕃的。其實，書中所寫的那種官場黑暗、稅吏腐敗、官商勾結、淫靡成風，並非隻是“前朝”的“繪影”，也是“如今”的白描，從這一點上來說，《金瓶梅》也是一部“膽大妄為”的“政治小說”，有的論家從這一點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價值。不過，我以為通觀全書，這一因素終究還隻能算是《金瓶梅》這棵大樹上的一個枝丫，就“全樹”而言，市井生活與食色之事，畢竟還是主要的枝葉，並且參差披拂，蔥鬱蓊翳。
回過頭來，我還是要強調《金瓶梅》那令人驚異的文本，為什麽在那個理想暗淡、政治腐敗、特務橫行、法製虛設、拜金如狂、人欲橫流、道德淪喪、人際疏離、炎涼成俗、背叛成風、雅萎俗漲、寡廉鮮恥、萬物標價、無不可售的人文環境裏，此書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義憤填膺、“替天行道”、“複歸正宗”等敘述調式，更不是以理想主義、浪漫情懷、升華哲思、魔幻寓言的敘述方略，而是用一種幾乎是徹底冷靜的“無是無非”的純粹作“壁上觀”的鬆弛而隨意的筆觸，來娓娓地展現一幕幕的人間黑暗和世態奇觀此書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眾說紛紜而尚難歸一。或許此書的成書過程中確有多人多手參與，從其“擬話本”的風格上看，可能也是當時茶肆酒樓說書人的一個時髦的“保留節目”，眾多的參與創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裏加進了一些“訓誡”。但那些牽強附會的生硬“訓誡”完全不能融合於故事與人物，隻是一些“套話”，乃至於顯得“累贅”多餘。為什麽經過“蘭陵笑笑生”歸總刻印，仍不見“起色”這究竟是因為所有參與創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還是因為，就小說創作的內在規律而言，像《紅樓夢》那樣充滿敘述焦慮，洋溢著理想光芒與浪漫情懷固然是一種很好的敘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敘述”，並且是達到七穿八達、玲瓏剔透、生猛鮮活、濃滋厚味的“純客觀敘述”，也是一種在美學上可能具有相當價值的敘述方略呢
我們可能更樂於公開地表達對《紅樓夢》的激賞，而吝於表達閱讀《金瓶梅》時所獲得的審美愉悅，這可能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大人文環境有關。其實，拋開其他方麵不論，《金瓶梅》在駕馭人物對話的語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紅樓夢》之上的。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紅語”，如“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千裏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不當家花花的”，“打旋磨兒”、“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裏嫻熟而精當地運用過的。《紅樓夢》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內地，已經獲得了可以說是幾無異議的至高評價，但是《金瓶梅》卻直到20世紀末，才終於能被一般成年讀者正常閱讀，學界也才有可能更加開放地進行研究。我這裏便對學界，當然也兼及一般的讀者，提出這樣一個課題，就是請回答，當一個時代裏的一個作家，他實在無法升華出理想與哲思時，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動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間景象和生命現象，在語言造詣上更達到出神入化的鮮活程度，我們是應當容忍他呢，還是一定要嚴厲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將他的著作“扼殺在搖籃中”
當然，《紅樓夢》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瑰寶。那麽，比《紅樓夢》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為也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也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巨著。而且，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構成的深層機製，以及時代與文學、環境與作家間互製互動的某種複雜而可尋的規律，從而由衷地發出理解與諒解的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