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一個大主角——四合院。
北京還有多少個大體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個部門掌握著精確的數字。現在人們開始認識到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淵潭棲落過幾隻白天鵝，其中一隻被路過的青年工人用汽槍擊斃，曾引起過公眾的廣泛激憤。其實，國內野生天鵝的數字，大大高於明清以來建成的四合院的數字，但直到目前，對於粗暴地對待四合院的行為——毫不吝惜地加以閹割、毀損乃至拆除，除了少數研究古代建築史的專家外，人們似乎大都心平氣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內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國封建文化爛熟階段的產物，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研究封建社會晚期市民社會的家庭結構、生活方式、審美意識、建築藝術、民俗演變、心理沉澱、人際關係以及時代氛圍的絕好資料。從改造北京城的總體趨向上看，拆毀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識地保留下一批尚屬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還應當盡可能恢複其原來的麵貌。如果能選擇一些居民區，不僅保護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護好相應的街道、胡同，使其成為依稀可辨當年北京風貌的“保留區”，則我們那文化素養很高的後人，一定會無限感激我們這一代北京人的。
公元1982年12月12日，其中薛家正舉行婚禮的這個位於北京鍾鼓樓附近的小院，便是一個雖經一定程度毀損，有所變形，然而仍堪稱典型的一個四合院。
所謂四合院，顧名思義，就是由四組房屋以方形組合而成的院落。沒有到過北京四合院的人，顧名思義之餘往往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這樣的院落有什麽稀奇呢？豈不單調、寡味？
其實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頗富於變化，在嚴謹寡淡之中又蘊含著豐富多彩。
即以我們已經邁入並且初步熟悉了的這個院落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規的方位。當然，在東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麵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與它相反而對稱的格局，為了使院內最深處的正房成為冬暖夏涼的北房，南牆上往往要開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後麵必有一個窄長的小院；如果辦不到這點，或隻好以南房為正房，或將挨著院門的一溜北房作為正房，而改變進門以後的院落格局。總之，在東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總顯得比路南的四合院優越。據說當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間的差價，有時會相當驚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離鍾鼓樓不遠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類地方，則往往采取這樣的蓋造法：順著街道胡同的走向設一個大門，進門以後，並不是四合院本身，等於留出一塊“轉身”的地方，然後再按東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蓋出院門朝南的四合院來，這樣，裏麵的房屋便不至於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當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蓋的，這種四合院的價值，在當年不消說要等而下之了。
我們已經邁入其中的這個四合院不僅方位最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稱楷模。如果說整個院落是一個正方形或準正方形，那麽，四合院的院門絕不會開在正麵的當中，它一般都開在其東南角（如果是與其相反而對稱的那種四合院，則開在其西北角）。這院門的位置體現出封建社會中的標準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對內的嚴謹和對外的封閉。院門一般都是“懸山”式的高頂，頂脊兩邊翹出不加雕飾的“鴟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較高，從街麵到院門，一般都設置三至五級的石階，石階終端是有著尺把高厚門檻的大門，雙開厚木門的密合度極高，想透過門縫窺視裏麵，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年門上都鐫刻、漆飾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一類的門聯。門上有門鈸（類似民族樂器中的鈸，故名。鈸鈕上掛著葉形的金屬片，供來客叩擊叫門）。門邊往往有一對小石座，或下方上獅，或整個雕為圓鼓形。
明清之際的四合院，一般並不是貴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過《紅樓夢》就知道，貴族的府邸無論其規模、建製、格局都與一般單純的四合院有極大的差別；隻有當賈璉那樣的貴公子要私納尤二姐時，才會在花枝胡同（此胡同今天還在，距鍾鼓樓不過數裏）去找一個四合院暫住。一般說來，四合院是沒有貴族身份的中層官吏、內務府當差的頭麵人物、商人、士紳、業主、名流，以及從平民中湧現的暴發戶和從貴族社會中離析出來的破落戶這類人物居住的地方。有時電影、戲劇和圖畫中把四合院的院門表現為頂上砌有琉璃瓦、門板上裝有“銅釘”（即銅鑄圓碗形門飾）、門上裝的不是門鈸而是狴犴含環，顯然都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臆想。封建社會等級之森嚴，也反映在建築格局的嚴格規定上，即使是貴族府邸，也不能亂用琉璃瓦和亂用門飾。以清朝為例，它的貴族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和公五等，而公又分為鎮國公和輔國公，輔國公又分為“人八分輔國公”和“不入八分輔國公”。什麽是“八分”呢？就是八種特殊的標誌：一、朱輪（所乘騾馬車車輪可漆成紅色）；二、紫韁（所騎馬匹可用紫色韁繩）；三、寶石頂（官帽上可飾以寶石）；四、雙眼花翎（官帽上可飾此種花翎）；五、牛角燈（可用此種燈照明）；六、茶搭子（盛熱水的器物，略同今日之暖瓶，可享用此物）；七、馬坐褥（乘馬時可用此物）；八、門釘（府門上可飾以“銅釘”，而釘數又有細致的規定）。由此可見，並非貴族住宅（至少不是貴族正式住宅）的四合院，其院門上是絕不能飾以銅釘的。
推開四合院的院門以後，是一個門洞，門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影壁既起著遮避視線的作用，又調劑著因門洞之幽暗、單調所形成的過於低沉、鬱悶的氣氛。影壁一般以淺色水磨青磚建成，承接著日光，顯得明淨雅致。影壁上方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式長頂，頂脊兩端也有向上翹起的“鴟吻”。影壁當中一般都有精致的磚雕，或鬆鶴延年，或和合萬福（雕出兩對蝙蝠張翅飛舞），或花開富貴，或劉海戲金蟾……有的不雕圖像而雕題字，簡單的就雕個“福”字，複雜點的一般也不超過四個字，而以兩個字的居多，如“吉祥”、“如意”、“福祿”之類。除了壁心有磚雕，有的四角、底座還有細瑣的雕飾，或回紋草，或蓮花盞，與中心圖案題字相呼應。有的還在影壁右側種上藤蘿或樹木，春夏秋三季，或紫藤花開，或綠蔭如蓋，或秋葉殷紅，使人一進院門便眼目為之一爽。
我們所邁進的這個四合院，如今門洞中堆著若幹雜物，門洞頂上還吊著一對破舊的藤椅——這對藤椅前麵已多次提到，下麵還要提及它的主人；門洞前麵的影壁，中心的磚雕已被毀損，不過影壁右側的一株樗樹還在，而且已經有水桶般粗、三層樓那般高。
在門洞和影壁的東邊，有一道牆，牆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門；那四扇屏門雖是對開的，但每扇又可折疊為對等的兩半，關閉時，便呈現出四塊門板的形象；可以辨認出來，當年門板漆的是豆綠色，而每塊門板上方，各有一個紅油“鬥方”（即呈菱形狀態的正方形），每個“鬥方”上顯然各有一字，四個字構成一個完整的意思——如今已無從稽考。從這道門進去，是一個附屬性的小偏院，現在為荀興旺師傅一家所住，南邊是兩間不大的屋子，北邊是裏院東屋的南牆，東邊則是與別院界開的院牆。當年這個小偏院是供仆役居住的。標準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這樣一個附屬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門，不知為什麽，絕大多數都采取這樣一種輕而薄且一分為四的樣式——也許，是以此顯示出它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並便於仆役應主人召喚而隨時奔出。
從影壁往西，是一個狹長的前院。南邊有一溜房屋，一共是五間，但分成了兩組，靠東的三間裏邊相通，現在為京劇演員澹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兩間，現在住著另外一家——我們下麵還要講到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牆，又把那兩間房屋及前麵的空地隔成了另一個小院，與現在荀興旺師傅家的小院遙相對應。不過，那牆上的門換了一種樣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月洞門（即正圓形的院門；有的四合院則是瓶形門、葫蘆門）。這個小院，當年是為來訪的親友準備的，那兩間南屋，一般都作為客房。而院內的廁所，當年也設在那個小院之中，一般是設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麵是裏院西屋的南牆，西麵則是與鄰院隔開的界牆。
外院澹台智珠所住的三間南屋，過去是作為外客廳和外書房使用的。民國以後，又常把最東頭的一間隔出來，把門開在門洞中，並在靠近院門處開一個窗戶，由男仆居住，構成“門房”（即傳達室）。
裏院外院之間，自然有牆界開，而當中的院門，則是所謂“垂花門”。它的樣式，一反總院門的呆板嚴肅，而活潑俏麗到輕佻的地步——它的特點，是在“懸山”式的瓦頂之下，飾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兩端的突伸處，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蓮；整個木罩的雕刻、鑲嵌極為精致，而又在不同部分飾以各種明豔暖嫩的油彩，並在可供繪畫處精心繪製出各種花鳥蟲魚、亭台樓閣、瓶爐三事、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藝水平最高、最富文物價值的部分，往往就是這座垂花門。可惜保護完好的高水平垂花門如今所存已經不多，而且仍在不斷淪喪。我們所進到的這個四合院，垂花門盡管彩繪無存、油漆剝落，但大體上還是完好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尚能傳達出昔日的風韻。
垂花門所在的那堵界牆，原來下半截是灰色的水磨磚，上半截是雪白的粉牆，牆脊上還有精致的瓦飾；現在已經麵目全非，不僅牆脊上的瓦飾早被人們拆去當做修造小廚房的材料，整堵牆比當年也矮了一尺還多——70年代初搞“深挖洞”時，砌防空洞的磚頭不夠，居委會下命令讓各院都拆去了一些這類界牆以作補充。講究的四合院，這裏外院的界牆上，往往還嵌著一些透景的變形窗，或扇麵形，或仙桃形，或雙菱連環，或石榴朝天……我們講到的這個四合院，當年也還沒有那麽高級。
垂花門的門板早已無存——據說當年的垂花門一般也不上門板；垂花門兩側原來也有一對石座，今亦無存；垂花門裏側當年有四塊木板構成的影壁（可裝可卸），也早已不知蹤影；進垂花門後原有“抄手遊廊”，即由垂花門裏麵門洞通向東西廂房並最終合抱於北麵正房的門廊——到過頤和園的樂壽堂兩廂，便不難想像其麵貌，當然，它絕不會有那般軒昂華麗——現在除了北麵正房部分的門廊尚屬完整外，其餘部分僅留殘跡，而南麵垂花門兩邊部分連痕跡俱無——“深挖洞”時因燒磚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質部分已全部捐軀於磚窯的灶孔之中。
當年四合院的裏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員的正式住宅。現在張奇林一家所住的高大寬敞的三間北房，是當年封建家長的住處，當中一間是家長接受晚輩晨夕問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親密客人的內客廳，往往又兼全家共同進膳的餐廳；兩邊則是臥室。北房一般絕不止三間，我們所進入的這個四合院就有五間北房；不過另外兩間一在東頭一在西頭，不僅比當中的三間較為低矮凹縮，而且由於已被東西廂房部分遮擋，所以采光也較差勁，這兩間較小較暗的房屋叫“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還向後麵呈l形延伸過去，當年一般是作為封建家長的內書房、“清賞室”（從摩挲古玩到吸食鴉片都可使用）的；講究一點的四合院，兩邊耳房外側又有短垣與外麵斷開，牆上嵌月洞門或瓶形門，門上並有磚雕橫匾，對應地題為“長樂未央，益壽延年”或“西園翰墨，東壁圖書”。現在，東西耳房當然都與張奇林家隔斷，並且居住著互有聯係的一老一少——我們下麵也要描述到他們那獨特的存在。
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為止了。需要補充的，不過是東西耳房一側，往往還設置廚房和儲藏室。有的較氣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後麵尚有小小的花園，最後麵不是以界牆與鄰院隔斷，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牆的作用。我們進入的這個四合院，並沒有罩房，而且與鄰院隔開的界牆，僅與正房相距二尺而已。
當年四合院的東西廂房，是供偏房，即姨太太或子女孫輩居住的。當兒孫輩綿綿孳生，一個四合院已居住不下時，則隻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幾房兒孫，不然，隻能把外院的南屋也統統辟為居室，將就著住了。四合院的所謂“合”，實際上是院內東西南三麵的晚輩，都服從侍奉於北麵的家長這樣的一種含義。它的格局處處體現出一種特定的秩序，安適的情調，排外的意識與封閉性的靜態美。當年裏院有大方磚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塊土地上，有四株朱砂海棠——如今僅存一株，而且已大受損傷；不過，後來補種了一株棗樹，現在倒長得有暖瓶般粗了。在正房的階沿下，當年在石座上有兩隻巨大的陶盆，裏麵種著荷花。沿著“抄手遊廊”，點綴著些盆花，吊著些鳥籠。如今這類畫麵也都消逝殆盡了。
我們已經知道，如今西屋靠北頭的兩間，住著正在為小兒子辦喜事的薛家，南頭那一間呢？門時常鎖著，那位女主人並不每天回來，她另有住處。而東屋北頭的兩間，住著那位說話永遠聒噪誇張的詹麗穎。南頭那間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婦，他們都是工廠的工人，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暫且鎖著屋門。
為了獲得一個對今日這個四合院更準確的印象，我得提醒讀者，幾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麵，蓋出了高低、大小、質量不同的小廚房；而所謂“小廚房”，則不過是70年代以來，北京市民對自蓋小屋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它的功用，越到後來，便越超過了廚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斷對其翻蓋和擴展，有的“小屋”已全然並非廚房，麵積竟超過了原有的正屋，但提及時仍說是“小廚房”；因為從規定上說，市民們至今並無在房管部門出租的雜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權利，但在房管部門無力解決市民住房緊張的情勢下，對於北京市民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掀起的這股建造“小廚房”、並在70年代末已基本使各個院落達到飽和程度的風潮，也隻能是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心平氣和地默許。“小廚房”在北京各類合居院落（即“雜院”，包括由大王府、舊官邸改成的多達幾進的“大雜院”和由四合院構成的一般“雜院”）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大大改變了北京舊式院落的社會生態景觀。這是我們在想像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麵貌時，萬萬不能忽略的。
我們所進入的這個四合院，目前除了張奇林家通了自用的自來水管外，其餘各家都還公用一個自來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門外麵的西側。進入冬季以後，為了防止水管凍住，每次放水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安裝水表的旱井）蓋子打開，然後用一個長叉形的扳子，擰開下麵的閥門，然後再放水；接完水後，如果天氣尚暖，可暫不管，以便別家相繼接水；到了傍晚，或天氣甚為寒冷時，則必須“回水”——先用嘴含住放水管管口，用力吹氣，把從管口到井下閥門之間的淤水，統統吹盡（使淤水泄入到旱井中），然後，再關上井下閘門，蓋上井蓋，這樣，任憑天氣再冷，水管也不會上凍了。對於當今這樣用水的成千上萬的北京雜院居民來說，這裏所講述的未免多餘而瑣屑，但是，幾十年後的新一代北京居民們呢？如果我們不把今天人們如何生活的真實細節告知他們，他們能夠自然而然地知道嗎？即如僅僅是60年前的北京，我們可以估計出來當時許多居民是買水吃的，但那賣水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閱到的文字資料實在很少，我們往往需要通過老前輩的口傳，才得以知曉其細節的。當年在北京賣水的大都是山東人，聚居於前門肉市街一帶（那裏的水井多且水質好），除了用小驢拉木質大水車往遠處賣水外，還有用小木推車在近處賣水的。小推車兩邊各掛一隻木桶，前麵還有一副對聯：“一輪明似月，兩腿快如風。”最有趣的是橫批：“借光二哥”。為什麽不寫“借光大哥”呢？因為都是山東人，忌諱“武大郎”。了解了這些細節，當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圖景，便凸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從中所體味到的，絕不僅僅是當年人們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特定的文化發展階段的剖麵觀——是的，我們對“文化”這個詞匯的理解應當超出狹義的規範，實際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細節，便構成一種特定的文化，不僅包括人們的文字著述、藝術創作，而且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乃至社會存在的各個方麵。
現在我們走進了鍾鼓樓附近的這個四合院，我們實際上就是麵對著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會的特定文化景觀。對於這個院落中的這些不同的人們的喜怒哀樂、生死歌哭，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差異、相激相蕩，我們或許一時還不能洞察闡釋、預測導引，然而在盡可能如實而細微的反映中，我們也許能有所領悟，並且至少可以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點不拘一格的斑駁資料。
生活，在這個小院中毫無間斷地流動著。1982年12月12日這一天已經進入了下午。我們已經認識的那些人物遠未展示出他們的全部麵目，而新的人物仍將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世界·生活·人。有待於我們了解和理解的真多啊！
北京還有多少個大體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個部門掌握著精確的數字。現在人們開始認識到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性，1980年玉淵潭棲落過幾隻白天鵝，其中一隻被路過的青年工人用汽槍擊斃，曾引起過公眾的廣泛激憤。其實，國內野生天鵝的數字，大大高於明清以來建成的四合院的數字，但直到目前，對於粗暴地對待四合院的行為——毫不吝惜地加以閹割、毀損乃至拆除，除了少數研究古代建築史的專家外，人們似乎大都心平氣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內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國封建文化爛熟階段的產物，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研究封建社會晚期市民社會的家庭結構、生活方式、審美意識、建築藝術、民俗演變、心理沉澱、人際關係以及時代氛圍的絕好資料。從改造北京城的總體趨向上看，拆毀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識地保留下一批尚屬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還應當盡可能恢複其原來的麵貌。如果能選擇一些居民區，不僅保護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護好相應的街道、胡同，使其成為依稀可辨當年北京風貌的“保留區”，則我們那文化素養很高的後人，一定會無限感激我們這一代北京人的。
公元1982年12月12日，其中薛家正舉行婚禮的這個位於北京鍾鼓樓附近的小院，便是一個雖經一定程度毀損，有所變形，然而仍堪稱典型的一個四合院。
所謂四合院，顧名思義，就是由四組房屋以方形組合而成的院落。沒有到過北京四合院的人，顧名思義之餘往往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這樣的院落有什麽稀奇呢？豈不單調、寡味？
其實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頗富於變化，在嚴謹寡淡之中又蘊含著豐富多彩。
即以我們已經邁入並且初步熟悉了的這個院落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規的方位。當然，在東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麵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與它相反而對稱的格局，為了使院內最深處的正房成為冬暖夏涼的北房，南牆上往往要開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後麵必有一個窄長的小院；如果辦不到這點，或隻好以南房為正房，或將挨著院門的一溜北房作為正房，而改變進門以後的院落格局。總之，在東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總顯得比路南的四合院優越。據說當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間的差價，有時會相當驚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離鍾鼓樓不遠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類地方，則往往采取這樣的蓋造法：順著街道胡同的走向設一個大門，進門以後，並不是四合院本身，等於留出一塊“轉身”的地方，然後再按東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蓋出院門朝南的四合院來，這樣，裏麵的房屋便不至於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當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蓋的，這種四合院的價值，在當年不消說要等而下之了。
我們已經邁入其中的這個四合院不僅方位最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稱楷模。如果說整個院落是一個正方形或準正方形，那麽，四合院的院門絕不會開在正麵的當中，它一般都開在其東南角（如果是與其相反而對稱的那種四合院，則開在其西北角）。這院門的位置體現出封建社會中的標準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對內的嚴謹和對外的封閉。院門一般都是“懸山”式的高頂，頂脊兩邊翹出不加雕飾的“鴟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較高，從街麵到院門，一般都設置三至五級的石階，石階終端是有著尺把高厚門檻的大門，雙開厚木門的密合度極高，想透過門縫窺視裏麵，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年門上都鐫刻、漆飾著“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一類的門聯。門上有門鈸（類似民族樂器中的鈸，故名。鈸鈕上掛著葉形的金屬片，供來客叩擊叫門）。門邊往往有一對小石座，或下方上獅，或整個雕為圓鼓形。
明清之際的四合院，一般並不是貴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過《紅樓夢》就知道，貴族的府邸無論其規模、建製、格局都與一般單純的四合院有極大的差別；隻有當賈璉那樣的貴公子要私納尤二姐時，才會在花枝胡同（此胡同今天還在，距鍾鼓樓不過數裏）去找一個四合院暫住。一般說來，四合院是沒有貴族身份的中層官吏、內務府當差的頭麵人物、商人、士紳、業主、名流，以及從平民中湧現的暴發戶和從貴族社會中離析出來的破落戶這類人物居住的地方。有時電影、戲劇和圖畫中把四合院的院門表現為頂上砌有琉璃瓦、門板上裝有“銅釘”（即銅鑄圓碗形門飾）、門上裝的不是門鈸而是狴犴含環，顯然都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臆想。封建社會等級之森嚴，也反映在建築格局的嚴格規定上，即使是貴族府邸，也不能亂用琉璃瓦和亂用門飾。以清朝為例，它的貴族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和公五等，而公又分為鎮國公和輔國公，輔國公又分為“人八分輔國公”和“不入八分輔國公”。什麽是“八分”呢？就是八種特殊的標誌：一、朱輪（所乘騾馬車車輪可漆成紅色）；二、紫韁（所騎馬匹可用紫色韁繩）；三、寶石頂（官帽上可飾以寶石）；四、雙眼花翎（官帽上可飾此種花翎）；五、牛角燈（可用此種燈照明）；六、茶搭子（盛熱水的器物，略同今日之暖瓶，可享用此物）；七、馬坐褥（乘馬時可用此物）；八、門釘（府門上可飾以“銅釘”，而釘數又有細致的規定）。由此可見，並非貴族住宅（至少不是貴族正式住宅）的四合院，其院門上是絕不能飾以銅釘的。
推開四合院的院門以後，是一個門洞，門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影壁既起著遮避視線的作用，又調劑著因門洞之幽暗、單調所形成的過於低沉、鬱悶的氣氛。影壁一般以淺色水磨青磚建成，承接著日光，顯得明淨雅致。影壁上方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式長頂，頂脊兩端也有向上翹起的“鴟吻”。影壁當中一般都有精致的磚雕，或鬆鶴延年，或和合萬福（雕出兩對蝙蝠張翅飛舞），或花開富貴，或劉海戲金蟾……有的不雕圖像而雕題字，簡單的就雕個“福”字，複雜點的一般也不超過四個字，而以兩個字的居多，如“吉祥”、“如意”、“福祿”之類。除了壁心有磚雕，有的四角、底座還有細瑣的雕飾，或回紋草，或蓮花盞，與中心圖案題字相呼應。有的還在影壁右側種上藤蘿或樹木，春夏秋三季，或紫藤花開，或綠蔭如蓋，或秋葉殷紅，使人一進院門便眼目為之一爽。
我們所邁進的這個四合院，如今門洞中堆著若幹雜物，門洞頂上還吊著一對破舊的藤椅——這對藤椅前麵已多次提到，下麵還要提及它的主人；門洞前麵的影壁，中心的磚雕已被毀損，不過影壁右側的一株樗樹還在，而且已經有水桶般粗、三層樓那般高。
在門洞和影壁的東邊，有一道牆，牆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門；那四扇屏門雖是對開的，但每扇又可折疊為對等的兩半，關閉時，便呈現出四塊門板的形象；可以辨認出來，當年門板漆的是豆綠色，而每塊門板上方，各有一個紅油“鬥方”（即呈菱形狀態的正方形），每個“鬥方”上顯然各有一字，四個字構成一個完整的意思——如今已無從稽考。從這道門進去，是一個附屬性的小偏院，現在為荀興旺師傅一家所住，南邊是兩間不大的屋子，北邊是裏院東屋的南牆，東邊則是與別院界開的院牆。當年這個小偏院是供仆役居住的。標準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這樣一個附屬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門，不知為什麽，絕大多數都采取這樣一種輕而薄且一分為四的樣式——也許，是以此顯示出它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並便於仆役應主人召喚而隨時奔出。
從影壁往西，是一個狹長的前院。南邊有一溜房屋，一共是五間，但分成了兩組，靠東的三間裏邊相通，現在為京劇演員澹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兩間，現在住著另外一家——我們下麵還要講到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牆，又把那兩間房屋及前麵的空地隔成了另一個小院，與現在荀興旺師傅家的小院遙相對應。不過，那牆上的門換了一種樣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月洞門（即正圓形的院門；有的四合院則是瓶形門、葫蘆門）。這個小院，當年是為來訪的親友準備的，那兩間南屋，一般都作為客房。而院內的廁所，當年也設在那個小院之中，一般是設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麵是裏院西屋的南牆，西麵則是與鄰院隔開的界牆。
外院澹台智珠所住的三間南屋，過去是作為外客廳和外書房使用的。民國以後，又常把最東頭的一間隔出來，把門開在門洞中，並在靠近院門處開一個窗戶，由男仆居住，構成“門房”（即傳達室）。
裏院外院之間，自然有牆界開，而當中的院門，則是所謂“垂花門”。它的樣式，一反總院門的呆板嚴肅，而活潑俏麗到輕佻的地步——它的特點，是在“懸山”式的瓦頂之下，飾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兩端的突伸處，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蓮；整個木罩的雕刻、鑲嵌極為精致，而又在不同部分飾以各種明豔暖嫩的油彩，並在可供繪畫處精心繪製出各種花鳥蟲魚、亭台樓閣、瓶爐三事、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藝水平最高、最富文物價值的部分，往往就是這座垂花門。可惜保護完好的高水平垂花門如今所存已經不多，而且仍在不斷淪喪。我們所進到的這個四合院，垂花門盡管彩繪無存、油漆剝落，但大體上還是完好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尚能傳達出昔日的風韻。
垂花門所在的那堵界牆，原來下半截是灰色的水磨磚，上半截是雪白的粉牆，牆脊上還有精致的瓦飾；現在已經麵目全非，不僅牆脊上的瓦飾早被人們拆去當做修造小廚房的材料，整堵牆比當年也矮了一尺還多——70年代初搞“深挖洞”時，砌防空洞的磚頭不夠，居委會下命令讓各院都拆去了一些這類界牆以作補充。講究的四合院，這裏外院的界牆上，往往還嵌著一些透景的變形窗，或扇麵形，或仙桃形，或雙菱連環，或石榴朝天……我們講到的這個四合院，當年也還沒有那麽高級。
垂花門的門板早已無存——據說當年的垂花門一般也不上門板；垂花門兩側原來也有一對石座，今亦無存；垂花門裏側當年有四塊木板構成的影壁（可裝可卸），也早已不知蹤影；進垂花門後原有“抄手遊廊”，即由垂花門裏麵門洞通向東西廂房並最終合抱於北麵正房的門廊——到過頤和園的樂壽堂兩廂，便不難想像其麵貌，當然，它絕不會有那般軒昂華麗——現在除了北麵正房部分的門廊尚屬完整外，其餘部分僅留殘跡，而南麵垂花門兩邊部分連痕跡俱無——“深挖洞”時因燒磚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質部分已全部捐軀於磚窯的灶孔之中。
當年四合院的裏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員的正式住宅。現在張奇林一家所住的高大寬敞的三間北房，是當年封建家長的住處，當中一間是家長接受晚輩晨夕問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親密客人的內客廳，往往又兼全家共同進膳的餐廳；兩邊則是臥室。北房一般絕不止三間，我們所進入的這個四合院就有五間北房；不過另外兩間一在東頭一在西頭，不僅比當中的三間較為低矮凹縮，而且由於已被東西廂房部分遮擋，所以采光也較差勁，這兩間較小較暗的房屋叫“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還向後麵呈l形延伸過去，當年一般是作為封建家長的內書房、“清賞室”（從摩挲古玩到吸食鴉片都可使用）的；講究一點的四合院，兩邊耳房外側又有短垣與外麵斷開，牆上嵌月洞門或瓶形門，門上並有磚雕橫匾，對應地題為“長樂未央，益壽延年”或“西園翰墨，東壁圖書”。現在，東西耳房當然都與張奇林家隔斷，並且居住著互有聯係的一老一少——我們下麵也要描述到他們那獨特的存在。
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為止了。需要補充的，不過是東西耳房一側，往往還設置廚房和儲藏室。有的較氣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後麵尚有小小的花園，最後麵不是以界牆與鄰院隔斷，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牆的作用。我們進入的這個四合院，並沒有罩房，而且與鄰院隔開的界牆，僅與正房相距二尺而已。
當年四合院的東西廂房，是供偏房，即姨太太或子女孫輩居住的。當兒孫輩綿綿孳生，一個四合院已居住不下時，則隻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幾房兒孫，不然，隻能把外院的南屋也統統辟為居室，將就著住了。四合院的所謂“合”，實際上是院內東西南三麵的晚輩，都服從侍奉於北麵的家長這樣的一種含義。它的格局處處體現出一種特定的秩序，安適的情調，排外的意識與封閉性的靜態美。當年裏院有大方磚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塊土地上，有四株朱砂海棠——如今僅存一株，而且已大受損傷；不過，後來補種了一株棗樹，現在倒長得有暖瓶般粗了。在正房的階沿下，當年在石座上有兩隻巨大的陶盆，裏麵種著荷花。沿著“抄手遊廊”，點綴著些盆花，吊著些鳥籠。如今這類畫麵也都消逝殆盡了。
我們已經知道，如今西屋靠北頭的兩間，住著正在為小兒子辦喜事的薛家，南頭那一間呢？門時常鎖著，那位女主人並不每天回來，她另有住處。而東屋北頭的兩間，住著那位說話永遠聒噪誇張的詹麗穎。南頭那間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婦，他們都是工廠的工人，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暫且鎖著屋門。
為了獲得一個對今日這個四合院更準確的印象，我得提醒讀者，幾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麵，蓋出了高低、大小、質量不同的小廚房；而所謂“小廚房”，則不過是70年代以來，北京市民對自蓋小屋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它的功用，越到後來，便越超過了廚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斷對其翻蓋和擴展，有的“小屋”已全然並非廚房，麵積竟超過了原有的正屋，但提及時仍說是“小廚房”；因為從規定上說，市民們至今並無在房管部門出租的雜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權利，但在房管部門無力解決市民住房緊張的情勢下，對於北京市民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掀起的這股建造“小廚房”、並在70年代末已基本使各個院落達到飽和程度的風潮，也隻能是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心平氣和地默許。“小廚房”在北京各類合居院落（即“雜院”，包括由大王府、舊官邸改成的多達幾進的“大雜院”和由四合院構成的一般“雜院”）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大大改變了北京舊式院落的社會生態景觀。這是我們在想像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麵貌時，萬萬不能忽略的。
我們所進入的這個四合院，目前除了張奇林家通了自用的自來水管外，其餘各家都還公用一個自來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門外麵的西側。進入冬季以後，為了防止水管凍住，每次放水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安裝水表的旱井）蓋子打開，然後用一個長叉形的扳子，擰開下麵的閥門，然後再放水；接完水後，如果天氣尚暖，可暫不管，以便別家相繼接水；到了傍晚，或天氣甚為寒冷時，則必須“回水”——先用嘴含住放水管管口，用力吹氣，把從管口到井下閥門之間的淤水，統統吹盡（使淤水泄入到旱井中），然後，再關上井下閘門，蓋上井蓋，這樣，任憑天氣再冷，水管也不會上凍了。對於當今這樣用水的成千上萬的北京雜院居民來說，這裏所講述的未免多餘而瑣屑，但是，幾十年後的新一代北京居民們呢？如果我們不把今天人們如何生活的真實細節告知他們，他們能夠自然而然地知道嗎？即如僅僅是60年前的北京，我們可以估計出來當時許多居民是買水吃的，但那賣水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閱到的文字資料實在很少，我們往往需要通過老前輩的口傳，才得以知曉其細節的。當年在北京賣水的大都是山東人，聚居於前門肉市街一帶（那裏的水井多且水質好），除了用小驢拉木質大水車往遠處賣水外，還有用小木推車在近處賣水的。小推車兩邊各掛一隻木桶，前麵還有一副對聯：“一輪明似月，兩腿快如風。”最有趣的是橫批：“借光二哥”。為什麽不寫“借光大哥”呢？因為都是山東人，忌諱“武大郎”。了解了這些細節，當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圖景，便凸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從中所體味到的，絕不僅僅是當年人們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特定的文化發展階段的剖麵觀——是的，我們對“文化”這個詞匯的理解應當超出狹義的規範，實際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細節，便構成一種特定的文化，不僅包括人們的文字著述、藝術創作，而且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乃至社會存在的各個方麵。
現在我們走進了鍾鼓樓附近的這個四合院，我們實際上就是麵對著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會的特定文化景觀。對於這個院落中的這些不同的人們的喜怒哀樂、生死歌哭，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差異、相激相蕩，我們或許一時還不能洞察闡釋、預測導引，然而在盡可能如實而細微的反映中，我們也許能有所領悟，並且至少可以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點不拘一格的斑駁資料。
生活，在這個小院中毫無間斷地流動著。1982年12月12日這一天已經進入了下午。我們已經認識的那些人物遠未展示出他們的全部麵目，而新的人物仍將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世界·生活·人。有待於我們了解和理解的真多啊！